第1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篇》：茫茫神州 路在何方

中国有着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和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令人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在盛世辉煌中变得骄傲自大，变成了一个故步自封的迟暮老人。而此时西方却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技术日益进步，市场持续兴旺。资本主义把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大生产力像魔术般地呼唤出来，喷发涌流。落后必然挨打，文明衰落必然导致民族危亡。当清朝统治者仍沉浸在昔日辉煌所造就的“天朝上国”梦之中，等待着“万国来仪”，不料等来的却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亡国灭种之灾。

亡国灭种的危机

早在15世纪，急于寻找海外原料和市场的西方国家就积极向外扩张，中国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经过长期试探，他们终于找到了鸦片贸易这个突破口。罪恶的鸦片贸易，不仅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且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因此，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上书道光皇帝，大声疾呼：如果不禁止鸦片输入，“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1839年6月，受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将收缴英、美等国的2万多箱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

但英国不愿让这好不容易出现的发财机会丧失。1840年，英国以清政府禁烟为借口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争打响后，中国很快便一败涂地，被迫签订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接踵而来的是漫漫长夜，列强蜂拥而至，他们对中国发动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向中国勒索了大量的领土、赔款和特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从此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步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屈辱时代。

在近代，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清政府在历次战争中均遭惨败。每次侵华战争，都是对中国领土的强行侵占。据统计，从1840年到1919年的八十年间，中国与列强签订了900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凭借这些不平等条约，列强侵吞了大片中国领土，在中国强占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并且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列强的蹂躏下，中国丧失了很多领土和主权。

通过侵略战争，列强还对中国实施政治控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包括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当时西方列强的公使，不是普通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他们可以直接向清政府发号施令。此外，列强还通过享有领事裁判权、海关管理权和对外交涉等特权，操纵中国的内政与外交，践踏中国的主权。

西方列强发动的每次侵华战争，都对中国进行强盗式的经济勒索和掠夺。其中《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战争赔款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而日本仅通过《马关条约》就勒索到赔款2.3亿两白银，加上掠夺的大量舰船、武器和物资，折合日元5.1亿元，相当于日本全国四年半的财政收入。正是凭借这笔巨款，日本迅速成为世界强国。

外国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从1865年起开始入超，而且逆差数额越来越大。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中国的手工纺织业特别是在五口通商地区，受到沉重打击。《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列强又加快在中国开设银行，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投资设厂，以资本输出的方式掠夺中国，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列强侵略下，一个独立自主、领土完整的中国被弄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一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中国被弄得国弱民穷，民不聊生。

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西方列强还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所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洗劫并焚毁了中国皇家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圆明园。这座经营了一百多年、综合中西建筑风格、聚集古今艺术精品而成的宫殿和园林，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后变成一片废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侵略者再次占领北京，使中国又一次遭受浩劫，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惨遭毁坏或抢劫。

在西方殖民者看来，中国是一个尚未开化的愚昧之地。于是，他们还披着“慈善”的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文化渗透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压价购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诉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

此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以科学考察等方式，到中国进行地质勘探，其实是妄图霸占中国的自然资源，或者以考古的名义探访古迹，将中国文物盗运到国外。著名的敦煌文献，就被西方汉学家斯坦因、伯希和以欺骗的方式带到英国和法国。如今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欧美著名博物馆，均收藏了为数众多的中国文物。

总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这个曾经有着灿烂辉煌历史、长期居于世界文明发展先进行列的民族，转瞬之间便坠入了“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危难境地，备受老牌及新兴列强的欺凌。

然而，伴随西方列强入侵而兴起的，是中国人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觉醒，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孜孜以求，展开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抗争，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

“师夷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中出现在大门口的陌生人，给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船坚炮利。面对这种差距，清政府统治集团中出现了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思想家，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徐继畬等人物。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既主张坚决抵抗外国侵略，又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已留心外国的情况，派人采访西事，翻译西书，购买西报，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使人们获得了不少有关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史地等方面的知识。

魏源同林则徐一样，苦心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他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中外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西方的著作，全方位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科技，乃至宗教、文化、教育、风土等各种情况，不少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科技资料也汇聚书中。在这部著作中，魏源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反映作者在了解世界情况和更新观念上的巨大突破，开创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但可惜的是，魏源寄托了救国图强梦想的《海国图志》并未引起太多的社会关注，只印了千册左右。甚至有人无法接受书中对蛮夷的“赞美”之词，因而主张将其付之一炬。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海国图志》一书却在同样被打开国门的日本大行其道，对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许多日本人的案头爱书。这种反差，无疑注定了中日两国后来的国力和命运。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廷再遭重创，太平天国运动又风起云涌。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秩序，清政府统治集团中一些思想开明、具有变革意识的官僚主张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图自强。这批人在中央以奕訢、桂良、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他们以自强、求富为口号，掀起了一场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新式陆海军、发展近代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

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军械所。这是清末最早的新式兵工厂，也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近代企业。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又在南京建成金陵机器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马尾船政局。1867年，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局。随着军工企业的发展，民用企业也开始出现。1873年，上海成立轮船招商局。1878年，唐山成立开平矿务局。同年，上海建成机器织布局。由此逐渐形成了煤铁矿务的开采和冶炼、纺织工业、电线电报、轮船航运等四大洋务民用工业体系。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于1861年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总理洋务的中央机关。为培养翻译人员，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1863年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为适应洋务日益扩展的需要，培养新式人才，1872年派遣第一批幼童留美学习。1876年，福建船政学堂也派遣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海军。1875年，清政府开始筹建南洋、北洋海军。

以上一系列求强求富的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的国力有所增强，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景象。但由于洋务派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其目的是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移植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实现自强求富。因而，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严重的腐朽性和对西方列强的依赖性。这在根本上制约了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清朝官场的腐败风气也极大地侵蚀着洋务运动。1894年，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的资产总值6749万元，其中官办企业资产占到70%。官办企业把官僚习气带入企业，使这些企业效率低下。更严重的是，北洋海军也不能幸免，大量经费被挪用去为慈禧修建颐和园。而日本则明确以超过北洋海军为目标，大力扩军备战。为此，明治天皇甚至从皇宫开支中拨出专款作为海防补助费，并亲自发起捐款建造军舰。

1894年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一梦想的破灭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实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单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自强求富的。

太平天国与义和团

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在近代中国，农民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忍受的压迫深重，因此反帝反封建的意识敏感，态度坚决，行动直接。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太平天国起义。这次农民起义历时十余年，席卷大半个中国，建立了以南京为首都的政权，与清政府形成对峙局面。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农民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一种反应，是外国侵略和封建腐朽统治交相为恶，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利用特权加紧了经济掠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而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又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使农民不堪重负，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和发动的。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曾多次大败清军，并击败英、美等国“洋枪队”。但由于太平天国拒绝承认《南京条约》，明确宣布禁绝鸦片贸易，这使西方侵略者在大失所望后转而帮助清王朝。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扼杀下惨遭镇压。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虽然是因为敌人力量的强大，但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也有很大关系。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不可能提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和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洪秀全曾将西方基督教思想与中国农民的传统梦想相结合，制定和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反映了农民千百年来的强烈愿望，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这种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空想，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无法实施。此后，洪仁玕又制定了《资政新篇》，试图发展资本主义，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但同样无法实现。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虽然具有强烈的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单纯的农民战争是无法完成反侵略反封建双重历史任务的。

1900年前后，一场农民运动又一次大规模席卷华北，这就是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在帝国主义强行侵夺中国沿海港湾，深入内地掠夺路矿资源和权益，掀起瓜分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爆发的，是近代中国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高潮，是长期以来此起彼伏的遍及全国的群众反洋教斗争的总会合。

义和团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后来在民族矛盾加深的形势下，转而支持清廷抵抗西方，口号改为“扶清灭洋”。义和团英勇地抗击了八国联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但义和团运动最终还是在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义和团的失败，显然与丧失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警觉有关。尤其是清政府对它的政策由“剿灭”改为“招抚”时，义和团落入了被利用、被控制的圈套，以致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当然，还因为其身上兼有反抗侵略的进步性和维护封建传统的落后性。他们对于西方的一切都抱持着一种敌意，相反却盲目迷信传统。他们深信可以把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各路神仙佛祖、英雄好汉都请入凡尘，附在身上，那样便能刀枪不入，抵挡洋枪洋炮。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告诉人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仅凭农民阶级自身的革命斗争，是不可能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农民阶级只有与其他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形成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19世纪中叶，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随着外商在华投资设厂和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企业，民族资产阶级逐步成长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受到外来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由于他们是在封建社会的土壤里脱胎并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在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体系里成长起来的，因此与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们既带有革命性，又带有软弱性。这种双重性，使他们终究不能担当起并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

在甲午战争中，一个蕞尔小国居然打败了天朝上国，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自此更是一落千丈，成为新老列强人见人欺的对象。此时，一批在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立即发动在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此后，随着一系列报刊、学会、学堂和政治团体的创立和思想观念的传播，逐步形成了变法的社会舆论。

如何才能改变被列强瓜分的命运？维新派认为仅仅“师夷长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需要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的全方位改革，特别是应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现君主立宪。这是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政体的一次勇敢尝试，也说明维新派对“改革”和“开放”的认识超过了洋务派，显示出更为开阔的思想眼界。

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命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开始。在103天的时间里，光绪发出了110多条诏令，涉及科举、工业、商业、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试图全面革新。但这一系列新举措触犯到封建守旧分子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与百般阻挠，加上光绪手中并不掌握实权，最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宫廷政变，将光绪软禁在瀛台，并杀害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等“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企图通过改良实现君主立宪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行不通。谭嗣同临刑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诗句，成了这场缺乏群众基础的改革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

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形成几乎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也曾经抱有改良的幻想，1894年他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多项改革建议，但并未被采纳。残酷的现实很快使他觉醒，从此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办兴中会，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制定为兴中会誓词。1905年又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写进同盟会纲领，并由此构建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在纷繁复杂的中国近代社会问题中，提纲挈领地选取了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作为革命奋斗的宗旨。

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孙中山不断奔走于海内外华人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筹划组织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革命党人并没有灰心丧气、退缩放弃，而是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更加激发了不怕牺牲的革命意志。正是在这些革命先烈们前赴后继、舍生取义的精神感召下，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革除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创立了在中国从未有过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开创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

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敢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没有科学革命理论作为指导，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3个月便夭折了。辛亥革命以向旧的反动势力妥协而告终，革命果实落入帝国主义所扶植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两大革命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仅靠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可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须由具有彻底性的更加先进的革命阶级来领导。茫茫神州，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