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在冷战的背景下，针对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敌对封锁政策、周边国家对新中国心存疑虑的现实，经过对国际局势的权衡利弊和对中国近代以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在这一外交政策和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西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平等外交关系，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并站稳了脚跟。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前夕，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捷报频传，国民党政府迅速垮台、行将就木，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权也随之被打倒。但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还遗留许多“污泥浊水”，急需打扫干净。这些“污泥浊水”，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与旧中国签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条约和协定，通过这些条约和协定，帝国主义国家逼迫旧中国割地赔款。对这些“污泥浊水”必须彻底清除，以免后患。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主张。这就是，在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建交的问题上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及其影响打扫干净，不给它们留下活动的余地。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同斯大林派到西柏坡的代表米高扬谈话，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指出：“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毛泽东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毛泽东还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随国民党迁往广州，而是试图与中共接触，但美国提出承认中共政权的前提条件中有重要的一条，就是“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这实际上就是要新政权承认历史上中国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中国继续接受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
对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1952年4月，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一次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给予了阐述。他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一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
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密切相关的，是“另起炉灶”的方针的提出。
1949年1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中提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予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它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它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往来，其所属武官同。”
尽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但是，毛泽东更为强调的是，任何国家在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都不进行正式的外交往来，表明了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决心。
根据这一原则，1949年4月，中共中央致电已占领南京的邓小平、刘伯承等人：对于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这样做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同旧中国历届政府所奉行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外交划清界限；同时也表明，新生的中国将要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另行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所签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表公告，宣布愿意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同日，外交部长周恩来把上述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国政府。周恩来在公函中说：“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新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世界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新中国外交开始以崭新面貌登上世界外交舞台。
“一边倒”与中苏结盟
1949年6月30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的一个结论是：“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毛泽东指出：“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很显然，中国要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发来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这对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11月上旬，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
毛泽东访苏是有备而去的。一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备了“薄礼”。其中包括一些蔬菜和水果：山东胶东和济南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鸭梨、雪梨，天津和山东萝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橘等。二是就两党两国所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并签署两国间有关条约和协定。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去莫斯科的列车，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国外访问。几天前，公安部刚刚侦破一起国民党特务刺探毛泽东访苏情报的案件。这着实让公安部门出了把冷汗，也让人为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担心。但毛泽东的性格，只要是他想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访苏是他早就想做的事，他不会因为这点小插曲就中断行程。
经过10天的旅行，12月16日中午12点，专列抵达莫斯科。当晚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两人一见面，就热烈拥抱起来。斯大林毫不掩饰地称赞毛泽东，说毛泽东比他想象中更年轻、更健壮；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寒暄过后，中苏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第一次会谈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希望苏联废除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消苏联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等方面一切在华的特殊权益，与新中国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体现完全平等的条约。但斯大林却指出，1945年条约的签订，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对这个条约的任何改变都会给美、英两国以攻击苏联的口实。会谈陷入僵局。而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废除旧条约，恰恰是毛泽东来苏联的一个主要目的。目的难以达成，毛泽东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或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这样，会谈就暂告一段落。
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苏联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当毛泽东再次询问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还是认为周恩来不来莫斯科为宜”。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意与新中国另订新约。
12月下旬，东欧等国代表团在斯大林寿辰庆祝活动结束后纷纷回国，唯独毛泽东留了下来。斯大林几乎每天都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却始终不谈签约的事，也不同毛泽东见面。这使毛泽东大为不满。
然而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在国际上，缅甸、印度及英国等国准备承认或同新中国建交，中国“朋友”越来越多的新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考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同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这一谣传搞得苏联方面很被动。斯大林终于沉下心来，考虑与中国签订新约问题，并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这时已是1950年1月初了。1月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苏联方面的情况，并明确提出周恩来“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
1950年1月23日，来莫斯科后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这也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后第三次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对于修改条约非常积极，实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毛泽东在给国内刘少奇的通报中就说“工作是颇为顺利的”。为了使新的条约区别旧约，中方提议可在原来基础上加上“互助”二字，苏方也接受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达成。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签字完毕后，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但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他这一次破例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应邀出席盛宴。当斯大林步入宴会厅，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拥抱时，整个大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现了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为即将回国的毛泽东饯行。次日，毛泽东登上回国的专列。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毛泽东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少有的经历。对于签订条约，毛泽东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后来，随着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也随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贯彻到与各国的交往关系中，“一边倒”外交逐渐成为历史。
以崭新姿态登上国际舞台
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史。周恩来说：“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开始站立起来，独立自主办外交。随着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至1949年底，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除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因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议的影响推迟与中国建交，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50年1月18日同中国建交外），分别都与中国建立了新型的平等外交关系。
按照一般国际惯例，只要两国政府互致承认电文，就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但新中国面对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国民党集团在美国支持下，还盘踞着台湾和霸占着联合国内的中国席位。因此，外国同中国建交要遵循几条原则：一、必须同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三、通过谈判证实它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并将该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存在问题，对其他国家就需要通过谈判来加以确定。因此，195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回国途中，当谈到最近有十多个国家先后承认新中国时，就指出：“要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首先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然后才能谈判到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按照这一原则，1950年前后，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积极谋求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缅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的“胞波”（兄弟）友谊源远流长。1949年12月，缅甸华商商会等48个团体联合发表热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通电，称：许多年来，缅甸侨胞就一直期望着一个独立、自由、幸福、强盛的新祖国的诞生。现在，我们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鉴于国内及缅甸的形势，原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涂允檀率大使馆全体馆员也电呈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表示与国民党集团脱离关系，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1949年12月16日，缅甸外长伊·蒙电告周恩来，称缅甸联府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缅甸联府期望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交换使节。同时还表示，缅甸政府愿意解除逃入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解决中缅边境居民之间的冲突，保障在缅甸华侨的权益等。12月18日和21日，周恩来复电表示：在缅甸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之后，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两国外交关系。28日，缅甸政府宣布同中国国民党集团断绝关系，并派原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吴辟以临时代办身份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1950年4月26日，吴辟到达北京，随即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进行谈判。由于缅方接受中方的建交原则，谈判顺利结束，双方商定6月8日建交。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表示了十分友好的感情。抗战期间曾偕医疗队来解放区服务的印度医生艾德尔（即安德华）电贺毛泽东主席，称：你的光荣胜利，不仅要改变中国的面目，连整个世界的面目都要改变。印度西孟加拉邦职工大会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庆祝新中国的成立，要求印度国大党政府承认新中国。
但印度政府却在犹豫中。印度政府犹豫的原因，一是看到国民党集团“迁都”广州，虽已失败，但较量尚未结束。二是内部意见分歧。当时印度驻原国民党政府大使潘尼迦向尼赫鲁建议早日承认新中国，但一部分人主张暂缓时日。他们对新中国还抱有疑虑和不满。当时上海一家杂志批评尼赫鲁，说他“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叛徒，是破坏人民解放运动进展的恶棍，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然而，作为政治家的尼赫鲁本人却认为不值得小题大做。他承认“中国政府是强固的”。他说：“不管我喜欢与否，不管它的结构和我们相同与否，我们都将承认它。”
经过争论，在尼赫鲁的推动下，最终还是主张早日承认新中国的一派占了上风。1949年12月30日，印度宣布与国民党集团断绝一切关系，承认新中国。1950年3月，尼赫鲁针对这一问题说：“这不是一个赞成或不赞成的问题。这是一个对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承认、鉴别和对待的问题。”
1950年2月13日，印度政府派出的代表雁谒森到达北京，中印两国就正式建交问题开始谈判，并迅速商定于4月1日建交。这样，印度虽是继缅甸之后第二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谈判代表先抵北京，诸事顺利，却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在欧洲，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和中欧的瑞士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其政策与美国有很大不同，他们主张或倾向和平中立政策，不愿卷入大国纷争，重视对东方的进出口贸易，认为同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根据这一实际，周恩来指出：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可以根据这两条，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1950年1月14日，瑞典外交大臣奥斯丁·恩顿电告周恩来，决定承认新中国并任命留在上海的伊凡·高罗士为临时代办，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2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复电恩顿表示接受。谈判从3月9日开始，5月6日结束，双方确定9日同时宣布建交。由于瑞典政府迅速接受了中方的建交原则，这样，瑞典就超过首先承认中国的英国、挪威、丹麦和芬兰，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国家。中国首任驻瑞典大使耿飚呈递给瑞典国王的国书，除了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外长的签名外，还盖有国玺印记。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国书的特别之处。6月12日，毛泽东在接受瑞典首任驻华大使阿马斯顿递交国书时对两国建交高度评价说：“中瑞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经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巩固，而且将有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与瑞典建交谈判的同时，中国与丹麦的谈判也在进行中。两国谈判也与3月9日开始，5月8日结束。两国决定宣布5月11日建交并互派使节。
1949年6月，美国曾向瑞士政府发出“过早地承认亚洲的一个共产党政权是不适宜的”的警告。但瑞士政府为了体现其中立国的姿态，同时取得中国这一大市场，并“估计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将持续较长时间，因此早承认比晚承认好”。基于此，瑞士加快了与中国建交的步伐。经过谈判，1950年9月14日，两国同时发表了建交消息。
当然，也有的国家同新中国建交，并未经过谈判程序。1950年1月11日，印尼联邦共和国总理兼外长穆罕默德·哈达函告周恩来，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已经成立。3月28日，周恩来复函哈达，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与印尼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4月13日，哈达电告周恩来，印尼政府诚恳地同意中国政府关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见，并欢迎互换外交使节。由于印度尼西亚是新独立国家，同国民党集团没有外交关系，无须经过谈判程序，中国同印尼遂于4月13日建交。1950年1月13日，芬兰外长恩开尔电告周恩来：“芬兰于当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对中国的前途致以最诚挚的祝愿。”1月16日，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和感谢。同样，由于芬兰同国民党集团没有外交关系，又没有参加联合国，不存在在联合国对中国席位如何表态的问题，所以也没有经过谈判程序，只是由双方驻苏使节共同商定在1950年10月28日建交。
在1950年一年中，先后有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芬兰和瑞士等七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并与中国建立新型的平等外交关系，中国结束了“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