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初见杨沫

我从书上认识杨沫同志，已经有许多年了，原先是读她的文章，这两年是编她的文章。

但我直到去冬她来广州之前，尚未见过她。为了商谈她的作品，1981年12月25日，她到了广州。

在同杨大姐相处的几个月中，我认识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表里如一，言行如一，热情，赤诚，豁达，坚强的老共产党人！

初见她，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没有冬天的地方”

在飞机降落之前，我还无法把我脑中的两个杨沫——一个通过作品想象的还放射着青春的热情和光彩的杨沫；一个根据无情的岁月流水账推测出来的年迈的杨沫——统一起来。

一架银灰色的大客机，比预定时间迟了半个小时，在白云机场的停机坪上停稳了。旅客络绎走下舷梯，去迎接的人向停机坪张望着。

“杨老太太。”谌容最先看到杨沫，高兴地低喊了一声。

认得杨沫的同志，都在招手。她看到了，也向大家招手。

呵，这就是杨沫。我想。

她缓缓向我们走来。我看清了她的身影，我看清了她的笑容。就在这一刻，脑海中那两个杨沫神奇地统一起来了。

她穿一件鸭绒风雪大衣，颔下露出红毛线衣的高领，戴一顶式样新颖的线织小帽；神情爽朗，迈着硬朗的脚步，微笑着向我们走来，没有一点老态龙钟的样子。握手、问候、谈笑，一下子她就同大家融合了。她声音响亮，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说说笑笑，没有一点名作家的矜持，更没有一点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架子”；只使人感到一位可亲、开朗甚至有点天真的老大姐走到大家中间来了。她的步武，她的神态，她的声音，都有一种旺盛的活力。岁月毕竟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她发胖了，红润的面颊上隐隐现出了几点老年斑。

她是一个生趣盎然的人。一坐上车子，她就对窗外飞过的景物赞不绝口，问不绝口。

“树叶都没落，多好！”

“到处都是青绿绿的，和北方可真不同。”

“还有花，这是什么花？”她指着机场道旁的大红花问着。

“大红花，又叫扶桑。”一位同志告诉她。

“这是什么树，怎么像似没有树皮呢？”她又问。

“这叫千层木，”我说，“做材料不行，却是有名的观赏树。”

“杨沫同志，你怎么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呢，什么都问。”好逗杨沫开心的谌容打趣道，“别叫人家笑话，咱北京来的都是土包子。”

“哎呀，可不是嘛？我倒真像进了大观园了。”杨沫兴高采烈地挥挥手。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

车子向前飞驶。街景不断变化。

“这是什么树，怎么还开花呢？”杨沫甘愿当刘姥姥，还是要问。

“紫荆。”我说。

“是紫荆吗？”

“这同北方常见的紫荆不同。这是紫荆的一个品类吧。”我解释道，“有人叫它洋紫荆。还有一种树，长得和它十分相像，叫红花羊蹄甲。”

“呵，真好。你们这里真好。冬天还有这么多花……呵，不对，我说错了，现在不是冬天，我到了没有冬天的地方了嘛。”

没有冬天的地方，也有没有冬天的生命吗？望着杨沫，我想是有的。

到了迎宾馆，有同志和我打趣，提起我的摄影“技术”。杨沫听到他们唤我的名字，忙转过身说：

“原来你就是小范呀！刚才我还在想，怎么我的责任编辑不露面呢？”

在机场，大家只顾互相问候，没有一一介绍。

“还小？都四十七岁啦！”我说。

“四十七怎么样？四十七也还是小范。”杨沫笑着嗔道，“连我还说自己不能老呢。”

三年前，杨沫在叙述自己的生平时写道，“我虽然被称为‘老人’了，但却有一颗年轻、炽热的心，依然跳动在胸中——因为它需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尽力。所以，我永远也不能老！”

为了使杨沫休息一下，迎接她的人在她的房间里稍坐了一会，都起身向她告辞。这时，我从手提袋里拿出刚编完的稿子说：

“杨大姐，稿子改动了一些地方。放下来，等你有精神时翻一翻。”

“<口欧>，稿子带来了，太好了。”杨大姐高兴地接过稿子。

谌容望望我开玩笑说：“你也不怕把人家杨大姐累着，抓得这么紧，催得这么急。”

“不是我急，我想杨大姐比我还急。”

“那可是真的。”杨大姐翻翻稿子，“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可贵的了。”

在我同她相处的日子里，我有一个感觉：杨大姐对自己的东西，什么都不吝啬，她唯一吝惜的是时间。她生活很有规律；一早起来，伏案写作；午休后，散散步就开始读书。如果有什么事使她不得不荒废几天时间，她是很心疼的。

“我愿意同你们在一起”

杨沫同志在中青年面前，从来不以老前辈自居。我听她说过许多次这句话：“我愿意同你们在一起。”

刚到广州那一天，大家在迎宾馆谈起近年来文艺的发展，她看着谌容和几位中年作家说：

“我要向你们学习，向中青年作家学习。这是真心话，并非为表明我杨沫谦虚。不少中青年作者，这些年个人遭遇坎坷，生活道路曲折，接触现实生活面广，亲身感受深，思索多，自然思想比较解放。这一点我就不如你们。当然中青年也有片面性，但是老年人何尝没有片面性呢？要我写现实题材的小说，我就不如你们。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抗日战争前后那段生活。”

类似的话，我陪她到珠海、深圳访问时，也听她同当地的中青年作者说过。杨沫从不用老气横秋、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后辈。她的谦虚和平等待人，我相信给所有接触过她的人，都会留下难忘的印象。

1980年12月《花城》总第七期发表了她的《不是日记的日记》。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广大读者负责，理所当然地应发表它的续篇《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在编发《不是日记的日记》时，因为刊物篇幅所限，同时也为了使这篇报告文学主题更突出一些，我们删了几万字，对此，她没有不高兴。她到广州的当天晚上，我去迎宾馆看她，给她送些稿纸，并同她谈起《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一稿的修改问题。

“稿子我已经看过了。我觉得改动的地方大都改得很好，确实改得很好。”她很坦率地说，“要同您商量的是，我想再增加些内容，主要是为了增加些文学色彩，你看好吗？”

当然好。为了润色这篇报告文学，她又花了很大精力。她不是那种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改动的“大作家”。在写作上，她不怕推翻自己，她的稿子都是经过一改再改反复改的。当我知道她写《东方欲晓》的过程时，我被她那种勇于否定自己，严于要求自己的精神震惊了。

我原来只知道《东方欲晓》第二部已有初稿，正在修改。后来我看到她正经营的这部稿子中有铅印的长条，问她，才知道《东方欲晓》在粉碎“四人帮”后，已交人民出版社出版，几十万字的稿子已排出条样。就在这时，她感觉到这部书的写作，受到了“四人帮”那一套文艺理论的干扰，如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不能当作品主人公等等，因此没有着力去写人物的命运，图解政治概念的倾向比较严重，就这样，这部即将出版的书，被她坚决收回修改。这哪里是修改，事实上是重写！在重写《东方欲晓》第二部时，她也是几经构思，几经推翻。每次我到从化看她，她就把新的构思谈给我听，把重新写的稿子拿给我看。她真心实意地听取我的意见，虽然我是一个不高明的编辑。我深知那一页页作废的稿纸，对她意味着什么，毕竟她是六十七岁的人了，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她何必这么认真、这么虚心呢，她又何必把本可以出版的书收回来，再花几年工夫重写呢。几年，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可不是一个短的时间。

在杨沫身上没有一丝“大作家”的孤傲；她平易近人，喜欢同大家在一起。有人说杨沫喜欢热闹，其实是她那颗心还年青。

一次，谌容、戴厚英、南丁等几位作家，想看看广州人坐茶楼的风情，领略一下饮茶的风味，还想以此为题材写写散文，我们就商定第二天早晨到惠如楼饮茶。我以老广州自居，先向他们谈了些茶楼逸事和广州人饮茶的个中三昧。我还很玄乎地说：

“广州人饮茶讲究一个‘早’字，天不亮就得上茶楼。”

“要多早？”谌容有点大丈夫气概，从来是不怕吓的。

“多早？早晨四点钟起床。”

“我当有多早呢。”谌容满不在意地笑了笑。

“可能叫不到车，得跑路去，从三元里温泉别墅到惠如楼，是很远的。”我故意把“困难”说大些。

“哼，跑路怕啥。”这个谌容是难不倒的。她想了想，竟忽然提议，“明天早上，咱们把杨老太太也拉上，按你讲的路线，我们不是刚好从迎宾馆经过吗！”

“不要，不要。”我急忙说，“天太早，事先又没同她打招呼。”

“你别担心，”谌容瞧瞧我，“杨老太太对什么都感兴趣，到时我去叫她，她一定会去的。”

12月29日一早，我陪谌容、戴厚英、叶蔚林、南丁等同志搭车到解放北路，然后向惠如楼走去。经过迎宾馆，谌容、戴厚英真的进去叫醒了杨沫，杨沫也真的答应去。谌容走出来说：

“杨大姐要我们先去‘占位’，她马上穿衣，漱洗，等一下叫我们来个人带她。”

谌容得意地看着我，我却暗暗笑了。因为她的“占位”一词，分明是从我这里“借去”的，我曾夸张地说过，广州人饮茶，天不亮就去“占位”，如要为亲友占几个位，就得把手提袋、手帕、帽子、围巾等等全用上。

到了惠如楼，从底楼到三楼，确已是座无虚席。谌容他们有些着急，我却向她们一摊手笑笑，意思是：怎么样，本人言之不谬吧！

无奈，我只好拿出证件，找经理说明来意，经理很客气，给我们找了一个雅座的小间，安排大家坐下后，我去把杨大姐请了来。

要了一些糯米鸡、马蹄糕、蛋挞之类的点心，杨大姐虽然很少吃，却同大家一样兴奋。谌容，戴厚英很想和同桌的茶客交谈，苦于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熟练地讲广州话。叶蔚林虽是广东人，但他生长在客家语系的地区，又长期不在广东工作，所以广州话不纯熟。我虽在广东有近三十年的“居龄”，并常以“老广州”自命，如当“翻译”，只可以将广州话译成普通话，却不能将普通话译成广州话。出于作家对了解人的职业性的兴趣，谌容和戴厚英催我问同桌的一位茶客：“你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我就用生硬的广州话问道：“你在边渡做呀？做乜嘶哇？”她们也跟着用这两句生硬的广州话，同旁边的人搭讪，惹得全桌都笑起来。原来和我们同桌的是一个家族，为首的长者是香港消防队的职员，他同几个后生都会讲普通话。他说他原籍东北，满族人。杨大姐向他问起香港下层人民的生活情况，他说像他这种“打工”的，在香港日子并不好过。在大家随便交谈中，谌容，戴厚英居然学会了几句广州话，而且说得挺像样，反过来又来嘲笑我。我虽然佩服她们的语言才能，却强调她们的第一句广州话是跟我学的，因此在学习广州话方面，她们不能忘记我这个“启蒙老师”。

桌上气氛很活跃。当那位香港同胞和他的亲属们知道我们是些什么人的时候，都惊异起来。有的说读过《青春之歌》，有的说读过《人到中年》，为今天见到作者感到幸运。是的，这次偶然的相聚，也许将在这个家族的历史上，留下难忘的一页。

饮罢茶，走到楼底，我指着满厅的人说：“这一层坐的大都是搬运工人和其他体力劳动者。”谌容说：“刚才你把我们安排到这里就更好了。”杨大姐附和道：“是嘛，我们坐在小房间里，接触的人就少了。”

回到宾馆，看到任仲夷同志留的字条，杨大姐对任仲夷同志的来访表示感谢。宾馆有关负责人婉言向杨大姐说，以后她想到哪里去，请打个招呼，宾馆可以安排。杨大姐风趣地说：“以后我出去要向你们打招呼，纪律嘛。不过不麻烦你们单独为我安排什么活动了，我喜欢同大伙在一起，同一帮年轻人在一起。”

早在春节前，杨大姐就说除夕到我家包饺子，吃团年饭，然后一同去逛花市。旧年三十，有的同志要她到别处活动，她坚持不去，最后还是到我家来了。杨大姐是个很随和的人。她从来没有为生活的事同别人争执过，而这一次，她很执拗；我看到了她性格的另一方面。

“青春是美好的”

1981年12月31日，在广东省委举办的迎接新年晚会上，任仲夷同志握着杨沫同志的手说：“希望您再写几部《青春之歌》，希望您再写几部《青春之歌》。”

任仲夷同志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的希望是真切的。我想，当他握着《青春之歌》作者的手时，心头也许掠过了“一二·九”的风云。

任仲夷同志两次到从化探望杨沫，都谈到《青春之歌》。杨沫过去不认识任仲夷，这次她到广东得到任仲夷同志如此关心，可见《青春之歌》在任仲夷这一代老同志心上激起的火花是何等炽烈。

有一次，任仲夷同志向杨大姐提起一个熟人——郑依平同志。郑依平同志原是哈尔滨市委书记，和任仲夷同志共事多年，前几年病故了。在读《青春之歌》时，他向任仲夷同志谈起过杨沫。

后来杨大姐告诉我，她同老郑相识的经过。

1933年旧历除夕，她这个失学失业彷徨无路的女青年，生活突然有了转机——她去找在联华电影公司当小演员的小妹妹白杨共度除夕，在公寓里同十几个东北流亡青年聚会了。这里面有地下党员，有党的外围组织“剧联”的成员。从此，她开始读马列主义的书，她渴望过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生活，渴望做一个民族解放的战士，渴望参加共产党。当时，党中央正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下。白区的党遭到严重破坏。不久，她的那些革命朋友，有的被捕了，有的牺牲了，有的不见踪影了。白杨也离开了北京，白杨有一位朋友在监狱里。

杨沫常到监狱里去探望白杨的朋友。她同党失掉了联系，她想到监狱里找党。生活很困苦，她只能自己蒸些馍馍送给监狱里的朋友。她常把铅笔芯包在馍馍里，为监狱里的人传递消息，郑依平和那位朋友同监，看到过杨沫，并为这个穷困的一心追求进步的女孩子所感动。他先于那位友人出狱，临出狱前，他要求那位友人介绍他和杨沫认识。那位友人为他俩约定暗号，就这样老郑同杨沫在北海公园接上了头。老郑一定是通过《青春之歌》又想到了几十年前的往事，因此，他同任仲夷同志常常谈起《青春之歌》，谈起他的青春，当然也要谈到杨沫。

《青春之歌》对保存着“一二·九”记忆的人，是如此叩击心弦，对另一代人又如何呢？

刚过元旦，我陪作家贺青去探望杨沫，贺青诚挚地满怀感激地对杨大姐说：“您写的《青春之歌》，教育了一代人，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后来我同杨大姐在珠海遇到诗人杨石，杨石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今，杨石和贺青都是省委的负责同志。

我常想，《青春之歌》使多少人的心同杨沫的心相通了。《青春之歌》教育了一代革命青年，无论他们处在幸福或痛苦中，处在顺境或逆境中，《青春之歌》都启迪他们的革命情操，点燃他们的革命激情。

杨大姐一到广州就题字送给我一本《杨沫散文选》和单行本的《不是日记的日记》。后来又送给我一本新版的《青春之歌》。抚摸着这本书，泪水不禁滴落下来。因为《青春之歌》在我心头唤起的是一种别样的感情，别样的思绪。我第一次读《青春之歌》是1958年，那年我二十四岁。这是人生中多么美好的年华，但我却背着沉重的罪名，在海南岛劳动。那时候，劳动之余，我唯一可以谈心的朋友就是书。一个场休日，我跑到离农场二十多公里的谭文市，买了一本刚出版的《青春之歌》。从此，这本书成了我朝夕与共的朋友。一次，我的脚在劳动中受了伤，脚底肌肉发炎，皮内化脓，又因脚底皮厚，脓水不能流出，胀痛得如火烧一般。同我邻床住的一个广西籍的十几岁的小工人，到防风林带挖草药给我敷，没有效果。我躺在床上，有时读读还散发着油墨味的《青春之歌》，有时透过草棚的窗口望着慢慢向防风林带沉下去的落日，让书中的故事和往事的回忆把我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忘却眼下的痛苦。后来，一位好心的下放干部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场部卫生所“留医”。当时，我随身带的物品中，主要的就是这部《青春之歌》和一部苏联小说《勇敢》。

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条件下，医生给我开了刀。我独自躺在一间十分简陋的茅屋里，翻阅着《青春之歌》，我的心同林道静，卢嘉川、林红、江华们一起奔走呼号。但当我想到我是被排除在他们的战斗行列之外的人，泪水便顺着鬓角，一滴滴落了下来。海南的天气多变，平地一声雷，窗外剑麻上的阳光顿时化成闪亮的雨珠。我感到枕头湿了，在一种揪心的痛苦中，我步入梦里去追赶林道静们的足迹。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是雷声、雨声，还是人声把我惊醒了。我睁开眼，卫生所唯一的护士正站在我的床头，她嗔怪地望着我说：

“睡得那么死，也不看看你的脚！”

原来伤口上爬满了蚂蚁，我的脚黑乎乎的变成了蚂蚁窝。我不知这该怪我，还是该怪医生、护士，只好歉意地笑了笑。

“都疼哭了，也不喊叫一声，弄得蚂蚁在伤口上造窝。”护士还在埋怨。

“我有什么好哭的！”我从来是倔强的。

“没哭，看看这枕头。”她拉了一下我的枕头，拿起了《青春之歌》，若有所思地翻动着，“呵，刚才你在看书。我也正找这本书，借给我看看好吗？”

她把书借去了。从此，她对我的态度温和了。好像通过这本书，她感觉到我这个被臆造的大墙隔在墙外的人，和同志们的心是相通的。

《青春之歌》在我最艰难的时刻，激励着我，并推倒了我和许多同志之间的那道无形而厚重的墙。

杨大姐对我很好，但我之所以感到杨大姐特别亲切，主要还不是在这几个月的相处中她对我的关心与教育，而是这些年来，在我生命最黯淡的时光里，她使我相信——“青春是美好的”！

我同贺青同志谈过，《青春之歌》不单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它将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一代又一代的革命青年。

说件趣事。一天，我陪杨大姐到深圳访问，车到关卡停下听候检查。当年轻的海关人员和边防战士知道走下车来的慈祥老人就是《青春之歌》的作者时，都争先上来同杨沫握手；他们还把不在值勤岗位上的同伴招来同杨沫相见，好像不如此就有点对不住同伴。他们中许多人都说自己读过《青春之歌》，眼睛里闪动着幸福的光彩。我看着，很受感动，我想一个人写过这样一本书，正如奥斯特洛夫斯基写过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样，就是将来站在马克思面前，心也是安宁的。

我的读小学的小女儿，最近在读《青春之歌》。我在里间屋写东西，听到她在客厅里同她的小同学的一段对话：

“你看的是什么书？这么厚呀！”同学问。

“这是杨奶奶写的书，可好看了。”小女儿说。

“谁是杨奶奶呀？”

“谁是杨奶奶你都不知道？！就是写《青春之歌》的杨奶奶嘛！”小女儿也说不清，但竟有人不知道杨奶奶，却使她感到奇怪。“我认识杨奶奶，我见过杨奶奶，我还同杨奶奶一起照过相哪！”

“呵……”小同学惊异的声音。

“等我看完，就借给你看……”小女儿友好的声音。

杨沫在1978年写的题为《青春是美好的》的散文中说：“《青春之歌》是她投身革命生涯的‘血’。”这本凝聚着作者心血的书，将会一代又一代传下去，并将鼓舞一代又一代人像她在同一篇散文中说的那样，“为祖国、为人民、为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兄弟，为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下去——不停息地战斗下去！”

《青春之歌》在“四人帮”横行时，被当作大毒草，受到二百多个大小报刊的批判，但这无损它的光彩。

《青春之歌》已印行五百万册，并被译成许多文字，流传于世界。

“我是林道静又不是林道静”

福楼拜曾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郭沫若套用福楼拜的话也说过：“蔡文姬就是我！”

杨沫没有说过：“林道静就是我！”

但读者往往喜欢把作品的主人公同作者本人联系起来，特别是像《青春之歌》这类包含有作者某些经历的作品。

关于小说人物林道静和现实生活人物杨沫的关系，大家一直有许多猜测。连搞文学的同志，本知道小说是虚构出来的，也不能排除心头这个“谜”。

同杨大姐刚一接触，从她那热情中蕴含着倔强的性格，从她那坦荡的胸怀，从她那对革命火样的爱和对理想的热烈追求，我直觉地感到：林道静就是她！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知道这种直感是不对的，起码是不准确的。

杨大姐向我详细地讲述过她的身世、经历和创作《青春之歌》的前前后后。她笑着对我说：“林道静是我又不是我。”

有几次，广东一些作家与文学青年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她说：“肯定讲，小说中的林道静身上，有我的某些生活影子，但不能说林道静就是我。我可以这样说，林道静是我又不是我。林道静不是一个臆造的人物，如果我没有在小说描写的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生活过，如果我没有感受过林道静感受的苦闷、追求和欢乐，我当然写不出一个特定的林道静，但林道静不是生活中一个原原本本的真人。”

我知道，杨大姐是深深爱着林道静的。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她1966年开始写的《青春之歌》续篇，被迫中辍，为此，她是非常痛心的。

我知道，在修改《东方欲晓》中，杨沫花大心血去构思的就是一个沿着林道静的道路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继续前进的女主人公。

我知道，没有一个追求革命、热爱革命的杨沫，绝写不出一个追求革命、热爱革命的林道静。

论籍贯，杨沫是湖南省湘阴县东三里人，但她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她的一生只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年不是在北京度过的。她对故乡的印象，只有从慈祥的老祖母和善良而不幸早逝的嫂嫂的叙述中留下的记忆，山巍巍，水清清，土地绿油油，弯曲的汨罗江缓缓地流着……一岁时，母亲带她回过一次故乡，再一次回故乡，她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

1914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五日），杨沫诞生在北平一个大学校长和前清举人的家里。应该说，这个家是书香门第。但这个书香门第里的“大小姐”，少年时期的生活却是悲惨的。她父亲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父亲以办教育为名，募了大批捐款，以后就花天酒地起来，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幼年的杨沫，无人照管，得不到爱与温暖。她成天跟街头拾煤渣的孩子一起玩。数九寒天，穿着露脚后跟的破鞋烂袜，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脓血，浑身长满虱子。在她少年的生活中，只有老祖母和早逝的一个嫂嫂，给她留下了一些温馨的记忆。她以后的遭遇确有些同小说中的林道静相似的地方。十七岁时，母亲要她嫁给一个小官僚，为了反抗母亲的威逼，她毅然从家庭出走了。她到北戴河投靠在那里教书的兄嫂。由于受到兄嫂的冷遇和求职无望，她悲愤地整日在北戴河的大海边徘徊。她无数次地望着大海发问：天地这么大，怎么竟没有一个十七岁的少女的栖身之地呢？她也曾想跳进大海，让波涛卷走她年轻的生命，对这个丑恶的世界发出一声沉痛的控诉。她到农村小学教过书。1933年除夕，她认识了一群进步青年，世界第一次在她眼前变得开阔起来。在这一群进步青年中，就有《青春之歌》中白莉萍式的人物刘丽影。刘丽影当时是电影明星，与白杨同住一间房，刘丽影后来像白莉萍一样堕落了。杨沫同林道静一样，在1933年到1936年间，满怀热情地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满怀热情地追求革命。她当过小学教师、家庭教师、书店店员，职业很不稳定，并且经常失业，生活很困苦，但她这个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像林道静一样，愿意尽一切力量为党工作。党组织被破坏了，她同党失掉了一切联系。她到监狱去探望被捕的同志，到监狱去找党！这种革命热情，又同林道静多么相似！1936年，她第二次到香河县农村教书，同党恢复了联系。组织派她到北平去同地下组织接头。同年，她入了党。她的这段经历，也不难使我们联想起《青春之歌》的一些情节。

小说毕竟是小说，林道静是个虚构的人物，但她又是真实的。

所以，当我们提出那个常识范围内的问题而杨大姐又不好拒绝回答时，她总是宽厚地笑笑说：“怎么说呢？只能说林道静是我又不是我。”

后来，我从杨大姐这句平淡的话中悟出了一个大道理：创作绝对不能脱离生活。

在初次同杨大姐的相见中，杨大姐给我的教益很多，我的感受也很多，杨大姐为人、为文，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1982年9月28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