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血影憧憧：艾琳·拉姆森浴室惨案 上

他将玻璃吸管伸进一个个瓶子，分别吸取了几滴液体，最后把盛着不同溶液的试管往桌上一摆……“你来得正是时候，华生，”他说，“如果这张试纸保持蓝色不变，那么一切安好，但如果它变红了，就意味着有人送了命。”

——阿瑟·柯南·道尔《海军协定》（The Naval Treaty，1893）

后院里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声音，每个周末的例行公事又开始了。他们家位于加州北部，按照村野小屋风格装潢，丈夫喜欢把清扫出来的垃圾拢成一堆，点燃焚烧，如此这般，已经三年了。

这天是1933年5月30日，星期二。火焰咝咝作响，吞噬掉大堆杂物垃圾：修剪下来的花草、吃剩的洋蓟、死掉的蜗牛、废纸、破帆布，甚至还有牛排骨——反正，凡是大卫·拉姆森觉得应该化为灰烬的东西，就绝留不到下午。刺鼻的气味越来越重，就像心不在焉的厨师把肉烤焦了，不过艾琳·拉姆森没有抱怨。这样的火焰可以安抚她丈夫要求规整的强迫焦虑。

住在斯坦福大学声名在外的教职工区是种荣誉。这是个富裕的社区，位于帕洛阿尔托，往北走30英里[1]就是旧金山。作为如今硅谷核心地带的高科技中心，这座城市总能吸引有钱的人、有学识的人，以及有野心的人，而在20世纪30年代也是如此。拉姆森一家的小屋就依偎在教授专家们的那些豪宅之间，四周环绕着高大挺拔的加州栎和开着花的桉树。20世纪30年代，斯坦福大学已然蜚声国际，名头是“能够负担得起昂贵私立教育的未来学者的圣殿”，而与此同时，大多数美国人正在艰难地熬过经济大萧条的第四年，即人们所谓的“至困一年”。

拉姆森的小屋有着西班牙式的红色屋顶和爬满常春藤的灰色泥墙，和同在萨尔瓦铁拉街上的那些高门大院相比，实在很不起眼。小屋距离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气派的三层宅邸只有10分钟的路程。前总统夫人卢·亨利对建筑很感兴趣，1919年，她参与设计了这座5000平方英尺[2]的小楼，并融入了当时流行的欧洲庄园风格。20年代，她又监督修建了7幢单层别墅，供大学里的年轻教职工选购，价格从4000美元至7000美元不等，拉姆森的家即这其中的一幢。

胡佛总统在选举中被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D. 罗斯福击败后，便脱袍去职，回到他位于加州的庄园居住。很多美国人将经济大萧条归咎于胡佛，因为1929年，共和党人胡佛当选总统仅7个月后，就发生了股市崩盘，从而引发了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到了1933年，被称为“胡佛村”的棚户区在美国各地遍地开花，救济站承担着让数百万贫困人口果腹的重担，而胡佛则带着政治污点回到了帕洛阿尔托。尽管前总统那将近两英亩[3]的大宅占尽风头，但拉姆森的小屋舒适宜居，正适合小家庭过日子。大卫·拉姆森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把他的花园好好收拾一番，一丝不苟，颇为自豪。

1933年，帕洛阿尔托的人们要比其他地方的同胞幸运得多。自1929年起，美国就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大萧条摧毁了无数家庭——当时，失业人口多达15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5%。不过，在帕洛阿尔托，大多数人的日子还是蒸蒸日上，或者说至少能维持住以往的生活水平。

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学者们仍然照常授课、做研究。捐赠基金缩减了，学术界和体育界却欣欣向荣，不断发展。这座城市依赖着大学教职工的消费才得以运转维系——大家确实没少花钱。

垃圾堆冒出了滚滚黑烟。这天早晨，天朗气清——正是北加州常见的那种天气：天空透亮，一碧如洗，风和日暖。与它同在湾区的北边邻居旧金山不同，帕洛阿尔托被圣克鲁斯山脉挡住了凉爽的夏雾。

院子里的垃圾慢慢烧焦了。在这堆废墟里，有一块无害金属，在余烬的焖烧下也没有熔化。再过几个小时，它将成为至关重要的线索，但此刻，它仍然是大卫·拉姆森烧掉的废弃物之一。

早上九点钟左右，艾琳·索普·拉姆森松开自己的一头棕发，轻轻地分成几绺，然后编成两条长辫。她裹上棉质睡衣，凝视着小小主卧梳妆台上的镜子。艾琳天生丽质，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发色浓郁，巧克力色的眼睛惹人爱怜。不过，她最吸引人的还是她的才智。她拥有斯坦福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在20世纪30年代，这可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尤其就女性而言。艾琳参加了很多校园组织，她是女生联谊会的风云人物，是女性新闻联合会的骨干成员，还是斯坦福半岛女性俱乐部的主席。

艾琳参与过《斯坦福大学年鉴》（1926年四卷本）以及校报《斯坦福日报》的编辑工作，同时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写手。作为已经毕业的校友，她曾撰写长篇特写，内容涉及斯坦福巨额捐赠基金的故事，以及年鉴出版的来龙去脉。她的文风流畅动人，显然很热爱新闻报道工作。

“只消水平移动短短几英里，高度就能从海平面攀升到山顶，每片区域都有大量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艾琳曾将斯坦福比作禁猎区。

她尤为迷恋北加州迷人的乡村风光，于是数年前从密苏里州搬来这里定居。这些环境变化常常出现在她的作品中。

在编撰年鉴的过程中，艾琳与大卫·拉姆森相遇了。大卫很有魅力，主编的杂志《斯坦福密林》深受读者喜爱。他们志趣相投，而且都是活跃于斯坦福校园社团的高才生。到了毕业的时候，艾琳已经被英俊作家拉姆森迷住了，没过几年就嫁给了他。

婚后五年，大卫31岁。他身材匀称，没有发胖，眼睛是深棕色的；深褐色的头发自然卷曲，十分浓密，只是前额发际线开始有了后撤的迹象。大卫·拉姆森总是一副凝神沉思的模样——好奇心重的女人或许会觉得这挺“迷人”。他的眼角有些下垂，但年幼的女儿总能惹得他狡黠微笑，进而开怀大笑。大卫长于交际，胜友如云，大家都挺喜欢他们夫妇俩，艾琳对此也很满足。

1933年，大卫供职于大名鼎鼎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担任销售经理。此前他曾在学校里任教，教了一年广告学——他是颇有抱负的作家。艾琳则出任基督教女青年会行政秘书助理一职——这更像一份工作，而非信仰召唤。对拥有两个学位的艾琳来说，这一职位并没有给她太多学以致用的空间。尽管她觉得怀才不遇，束手束脚，但辞职失业更不能接受。

“她手里得有事做，不能闲着，她不想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大卫跟朋友解释道。

拉姆森夫妇新潮、时髦，二人都来自颇有声望的家庭。大卫的两个姐姐和母亲住在附近的库比蒂诺，其中一位是知名内科医生，她亲自接诊，经验丰富。两个姐姐有几位朋友是帕洛阿尔托最富有的人物——比如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化学家、冶金工程师、新闻学教授、律师，等等。社交名媛露易丝·邓巴也是她们最亲近的密友之一——这位女士乃是前总统胡佛的侄女，在名门贵族之间左右逢源。

艾琳凝视着镜子，像大部分女性那样，检视着脸上的细纹。这一年，她28岁，膝下有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她给这个一头黑色鬈发的小姑娘取名艾琳·吉纳维芙，小名贝贝。艾琳捋平发辫，交叠盘绕，然后用发卡在两侧固定——她每天早上都会这样梳头。前一天是周末，假日最后的夜晚真是累人极了。她和大卫已经连续三四天在各种社交活动中穿梭赶场，疲惫不堪。星期五，他们去了奥姆斯比家；星期日，他们在斯温斯家打了几把桥牌；前一天晚上，他们又到好朋友拉尔夫·韦斯利·莱特夫妇家里，一起吃甜点聊天。拉姆森夫妇很喜欢串门做客，呼朋唤友，和这些知识分子一道脑力激荡，彼此开些机智的高级玩笑逗乐解闷。

“他们当时挺开心的。”莱特博士事后回忆道。

然而，拉姆森夫妇兴致高昂的社交活动，或许的确引发了不良后果。前一晚，他们在莱特夫妇家一边品尝甜点，一边聊天，一连聊了几个小时，直到深夜十一点左右才回到自己家里。而这时，艾琳已经觉得胃疼了。这可能要归咎于莱特太太准备的柠檬派和橙汁，她自己也不太确定。大卫极尽体贴之能事，提出要睡在里屋女儿的房间，这样就不会打扰到她。这些年来，艾琳需要独自休息时，他都是这样做的。当天晚上，两岁的贝贝在大卫母亲家过夜——事后说起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大卫提醒艾琳，说他转天早上会照常清理院子，还把工作服、浴衣、睡衣和拖鞋从柜子里拿了出来——这样他早上就能直接到院子里去，不用弄出响动了。艾琳缩在被子里，闭上了眼睛。不过，没睡多久。

凌晨三点钟左右，胃又疼起来了，艾琳喊了丈夫。房子不大，所以她没必要放声大叫。大卫穿着睡衣进了卧室，他轻轻地抚摩她的后背，安慰着她，建议她吃点东西试试。

艾琳听见他到厨房里取了些什么。不一会儿，大卫拿给她一杯加了水的柠檬汁，然后又折回厨房，端来了热好的番茄汤和烤好的奶酪面包。通常，吃些温热的食物就能让她平静下来，安然入睡，不过，这天晚上她没什么食欲，所以只吃了一点面包，喝了几口汤。

艾琳重新睡下，大卫也回到了女儿的房间。贝贝不在，屋子里寂静一片，静得叫人不安。静默无声的房子仿佛得到了片刻喘息，毕竟整个冬天，这里都充斥着小娃娃因严重的鼻窦感染而无休无止的啼哭声。艾琳这几个月过得筋疲力尽——她整夜整夜地待在女儿的房间里，和保姆一起哄着生病的孩子入睡。是大卫提出把贝贝送走的，也是他给保姆放了假，这样小两口就能独处了。孩子送去了婆婆家，艾琳总算重获安宁——尽管有些消化不良。

早上九点，大卫又来到了卧室门口。他没穿衬衫，胸前汗涔涔的，脸上也湿漉漉的——他已经花了几个小时清理完院子、焚烧过垃圾了。

艾琳仍然觉得很不舒服，但大卫已经料到了这一点。隔壁浴室的水管正汩汩地往浴缸里注水——泡澡的热水准备好了。大卫还做好了早餐：托盘上搁着一碗麦丝卷、一盒奶油，还有泡波斯敦用的热水。波斯敦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咖啡替代品，由谷物和糖制成，不含咖啡因。

大卫领着艾琳走过卧室左边短短的走廊，进入浴室。这间小浴室里的大部分——墙壁、水具、浴缸周围的瓷砖——都是明亮的白色。两个人共处一室，这里就显得很局促了。于是大卫小心翼翼地护着妻子，绕过了盥洗盆——艾琳的脚踝一丝力气也使不上。

艾琳甩掉羊毛衬里的拖鞋，脱下睡衣，顺手挂在门背后。大卫扶着她跨进浴缸，里面的温水一下子就溢满了。艾琳的体重只有115磅[4]，即便是健康情况最好的时候，也仍然称得上“纤弱”。当天早上，她的胃仍然很不舒服，所以希望多泡一会儿能好起来——她只是想放松放松，没打算洗头发，甚至连肥皂也不想用。

艾琳泡进水中，状态稳定，大卫转身离开，随手带上了门。不过，因为卡住了厚厚的垫子，浴室的门留了一条小缝。她扶着扶手，站起身来，浴缸里的水位落下去一半——该开始一天的活动了。门铃响了，不过她似乎没注意到。

突然，浴室里漆黑一片，灯光全无。她可能闭上了眼睛——只闭了一小会儿，但感官上非常骇人，仿佛浓重的墨水浸瞎了她的眼睛。

她觉得喘不过气，后脑一阵疼痛，痛感从一边耳朵蔓延到另一边。她倒了下去。

瓷质浴缸冰凉冰凉的，艾琳倚在浴缸边上，半个身子搭在外面，双臂向下垂着。她的头歪向下方的瓷砖，不久之前才盘好的深色发辫松开了，顺着她的左臂垂到了地板上；发梢有点分叉。她的一只手耷拉在浴缸外面瓷砖上的一只拖鞋上。

浴室里到处都是血，就连天花板上也溅上了，但她看不见了。艾琳浑身瘫软，生命一点点地流逝。红色液体从她的后脑溢出，迅速淌进浴缸中，犹如一条条殷红的触手在清水中蜿蜒。水慢慢地变成了粉红色。血迹依着浴缸的一侧漂浮。几分钟之后，血浸透了她的头发，顺着棕色的发丝流淌铺展，浸染了整个浴室。

艾琳·拉姆森的惨死，势必会比她原本平凡安宁的生活更能激起人们的兴趣。她的交际圈和婚姻情况也将为那些渴望花边新闻的媒体和政治嗅觉灵敏的检察官提供素材。艾琳的大多数朋友都不曾发现，她亲切优雅的微笑背后，隐藏着可怕的秘密。不过，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她嫁的那个男人杀过人，他对此早已坦承过。要不了多久，全美国的报纸就会把“凶手”的帽子扣到大卫·拉姆森头上，指控他谋杀了艾琳。但这些容我们稍后再叙。再过几分钟，艾琳·索普·拉姆森就会在温暖的洗澡水中，孤零零地死去。

在过去的三年里，大卫·拉姆森一直是人们心目中友好而可靠的邻居。他每个周末在院子里例行清理，半是干活儿，半是社交。友邻们隔着篱笆围墙，一边修剪着繁茂的果树——柑橘树、苹果树、梨树、枇杷树、无花果树，一边聊着彼此的同事和学生。

“我当时在锄地，”他事后回忆道，“我想锄掉黑莓藤蔓附近的杂草，好给它浇水。”

那天早上，大卫打算修剪后院里的洋蓟——很多男主人都会选择在假期里干干杂活儿，修剪洋蓟没什么不同寻常。他略略吃过早餐，喝了咖啡，七点钟左右就溜达到了院子里。拉姆森一家就要到山里去度假了。他们计划在夏天离开帕洛阿尔托，并且把房子租出去，所以在这之前得好好收拾一番，有许多活儿得干。邻居们看到大卫在修剪下来的枝叶、杂草之间走来走去。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他停下手里的活儿，跟海伦·文森特聊了聊给车子打蜡的事。

“我当时还打趣说，他竟然可以一心多用呢，”文森特回忆道，“一边日光浴一边打理院子什么的。”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拉姆森家的房产经纪人茱莉亚·普莱斯走进了大卫的后院。对此她解释说，有两位旧金山客户有意在夏天租住拉姆森家的房子，所以她前来拜访。大卫有些惊讶，因为这次拜访不是事先约好的。艾琳当时在浴室，想必没有听到门铃响。

“他说我最好到前门去，”普莱斯说，“他再过去迎接我们。”

普莱斯和文森特看到大卫披上衬衫，穿过后门廊，进了屋，于是房产经纪人就领着客户绕到前门去了。不到四分钟，屋里响起了警报声，也可能是尖叫声。

“我真的难以形容，”普莱斯对警察说，“那个叫声……像是疯了……”

“天哪！天哪！我太太被人杀死了！”大卫尖叫着冲出了房门。

茱莉亚·普莱斯和客户站在门廊上，瞪着大卫。只见他尖叫着，衬衫上沾着粉红色的斑点，手上、脸上淌着水。后来的事全都模糊一片，分辨不清了，大卫只记得自己拿着睡衣去了浴室。

“我先是看到满地的血，然后才看见艾琳倒在浴缸边，”大卫说，“她的头骨都裂开了。”

他搂着妻子惊声尖叫，衬衫蹭上了血迹。艾琳没有反应，他便把她放下，沿着走廊冲出屋子，沿途留下沾了血的足迹。艾琳则再次沉入浴缸，身体搭在浴缸边上。

“那天早上的事我几乎忘光了，只记得一点，”大卫说，“我的头脑就像按快门似的，拍下几个场景，它们全是孤立的，彼此之间一片空白。”

他央求房产经纪人进屋来。

“报警！快报警！抓凶手！”大卫叫道。

这之后，他又冲回浴室，抱起妻子，瞪大眼睛疯狂地哭喊。据一位邻居说，近百米之外的地方都能听见大卫的哭声。

“我所记得的细节都不太重要，”大卫回忆道，“我记得有个朋友劝我起身离开，让我把我太太放下。”

他后来得知，邻居布朗太太见他跪在妻子的遗体旁大哭，于是把他搀到了女儿的房间，免得他崩溃晕倒。这一幕在他的脑海中久久萦绕不去。

“满屋子的面孔都是模糊的，只有一位邻居的面孔是清晰的，因为同情和惊恐扭曲着。”大卫说。

他请布朗太太给他当医生的姐姐打电话……并且报警。十点十分，帕洛阿尔托警察局局长和几名警察赶到，冲进了屋里。狭小的房子里面挤了十几个人。警察局长看到布朗太太拿着一条沾着血的毛巾，便责备她破坏了重要的法庭证据。

“她当时正蹲在那儿擦地板，”警察局长霍华德·辛克说，“我就叫她立刻住手，不要再擦拭血迹了。因为要取证，一切都得保持原样。”

八名警察领命，很快就开始轮流审问大卫。摄影师拍下了现场照片：全身赤裸的艾琳·拉姆森瘫倒在浴缸里，一半身体搭在浴缸边；此时距离她遇害已经过了近两个小时。前来围观的陌生人窃窃私语。验尸官发现艾琳的后脑有几处撕裂伤和挫伤。一名调查人员把手伸进浴缸，试了试距离遗体几英寸处的水温，表示还是温的。医生们检查了遗体的僵硬情况（通常，人死后约两个小时会出现尸僵），发现她的头仍然可以转动。后来的尸检得出的结论是：艾琳是在跨入浴缸后的某个时刻遇害的，死亡时间约在一个小时前。

“究竟是谁干的？”大卫哭喊道，“没有人跟艾琳有仇啊！”

在调查人员看来，这幢房子简直像个噩梦。艾琳的血被沾蹭得到处都是，几乎遍及各个角落。法医、殡仪馆的人、警察、一众邻居，还有大卫和房产经纪人，都曾多次进入现场。浴室里有大摊的血泊，走廊上有溅落的血点，通往两间卧室的路上沾有带血的足迹，浴室的所有墙面上都有数不清的血迹，门把手上被抹蹭上了污迹。即便是经验老到的侦探，想重建案发现场也颇为艰难。

警察们盯着浴室的地板，认为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似乎不大可能流这么多血。医生们猜测，艾琳体内的血液流失了一半，约2/3加仑[5]。现场的部分血液被浴缸里的水稀释了，有些是直接从她身体中喷出的动脉血，并且没有与其他液体混合。

两个小时之后，艾琳被抬上担架，送往前门，一路上又滴落了不少血液。邻居们惊愕不已：对这样一名从踏入斯坦福校园起就备受尊重的杰出女性而言，她死得太惨烈，太突然了。艾琳的死很快带来了复杂的影响，特别是对她的丈夫。大卫回答问题的时候，警察局长就盯着他观察。

“警察来了，看了10分钟就指控我谋杀了自己的妻子，”大卫说，“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就把我关进了圣何塞的监狱。”

艾琳死后不到12个小时，媒体就兴高采烈地抓住了这条大新闻。当地报纸《圣克鲁兹新闻报》的订阅用户们读到了一篇标题惊悚（并且篇幅冗长）的报道：“帕洛阿尔托杰出女性血溅浴缸，后脑遭人开瓢现场血腥恐怖。”当天晚上，美国数百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

“治安官威廉·艾米格表示，死者系被人谋杀，”文中写道，“尚未发现大卫·拉姆森有杀害妻子的动机……”

大卫似乎也赞成治安官的说法：有人（或许是强盗）闯进了他家，趁他妻子洗澡时杀害了她，因为看上去也没有别的可能了。相当多的美国人读过这些报道，并且狂热地催促媒体挖掘更多消息。一年前，在新泽西州霍普维尔，绑匪公然入室，绑架了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20个月大的小儿子，并勒索赎金。联邦探员大张旗鼓地调查搜捕了两个月，孩子却还是被残忍撕票，陈尸于离自家不远的树林中。

在林德伯格绑架案中，联邦探员追踪的线索可以说千头万绪，新的细节每一披露就引发媒体的狂热报道，蹭热度卖出的报纸更是多达数百万份。然而，到了1933年春天，新消息越来越少，读者们迫切地渴望新的刺激。于是，报纸编辑们敏锐地将头条留给了“知名学者化身杀妻凶手的秘密”。文章中的情节千回百转，读者们渴望着更多细节，尤其是那些伪装成事实的下流八卦。

艾琳遇害后两天，一篇题为“神秘男子现身，破案难度陡增”的头条报道刊出。一名大学生称，曾见到一名衣衫褴褛的陌生男子在那幢爬满藤蔓的小屋附近闲逛。这名目击者说，在艾琳遇害的那个星期二清晨，这个陌生人就在她家附近。警方认为目击者的证词不可信，因为他们已经认定大卫·拉姆森就是凶手。拉姆森夫妇的朋友并不相信警方的指控。与此同时，令人不安的谣言甚嚣尘上，称凶手逍遥法外，仍在斯坦福大学教职工的高级住宅区里游荡。

至于大卫·拉姆森在加州圣何塞监狱里的情况，圣克拉拉县治安官威廉·艾米格是这样描述的：“暂时客居。”他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起诉”，但在调查人员忙着整理证据时，他的确被“扣”在了监狱里。警方很清楚他们是在与时间赛跑，因为拉姆森的律师已经开始利用媒体施压，宣称警方非法拘捕。

大卫·拉姆森穿着棕色粗花呢三件套西装，坐在牢房里的一张旧木桌前，手里拿着纸和笔。这牢房距离他家不到20英里。大卫就着油灯涂涂写写，看上去更像一位学者，而非囚犯。墙上贴着艾琳和贝贝的照片。大卫的牢房位于三楼，这层楼只有这一间屋子。他看了看手上的金质结婚戒指。牢房只有15平方英尺，他就在这逼仄的空间里来回踱步，为审讯发愁。他常常会望着那配有巨大门闩的铁门出神。墙壁是由石头和钢铁砌成的，高楼里的回声几乎令人崩溃。大卫缩在小床上，想着女儿贝贝；她现在由他姐姐玛格丽特照顾。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都坚定地相信他是无辜的。

大卫·拉姆森坐在桌前，回想着自己原本顺风顺水的生活。1925年，他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之后，很快就被斯坦福旗下的学术类出版社聘用——这份工作颇具前途，事业成功大有希望。三年后，他与艾琳·索普结婚，转年又买下了教职工社区里的一幢小房子；一年之后，他们的女儿贝贝降生了。社会交往、家庭活动、名利双收的工作……大卫为自己精心安排了按部就班、幸福愉快的生活。不过，像所有夫妇一样，艾琳和大卫的婚姻也存在着问题。他对此守口如瓶。

在等待审判期间，圣何塞监狱里的这间牢房就是他的家了。他可以抓住窗户上的栏杆，望着外面的街道，也可以看着艾琳的照片，怀念她还在世的日子。他没什么情绪，或许也并不悲伤，因为眼下他最忧心的是自己的人生。他的辩护团队——其中不乏加州的天才律师——来探望他，安慰他说，他们会邀请最好的专家，找出检方调查人员现有证据链中的薄弱环节，从而救他出去。

“我们都没想过，除了宣判无罪之外，还会有别的结果。”大卫说。

在拉姆森家的狭小浴室里，一名肤色黝黑的女士正俯卧着。她的头伸到盥洗盆下方，脸贴着地板，两膝抵着白色浴缸的边缘，胳膊撑着地板，保持身体稳定。

这一天是6月20日，距离艾琳·拉姆森遇害已过去了几个星期。爱德华·奥斯卡·海因里希（朋友们叫他奥斯卡）正站在门廊上，观察着他的“模特”。这位模特是他助手的妻子，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答应扮演这令人不快的尸体角色，供专家们拍摄照片。她慢慢站起身来，准备换下一个姿势。奥斯卡扶了扶他的小圆框眼镜，一边瞥着墙壁上的红褐色斑点，一边草草记下笔记。还不到一个星期，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造访拉姆森家了。

“玻璃之下的浴室门上，喷溅血迹非常多，”他飞快地写道，“门框上的血迹向南向上飞溅，反向可倒推回同一个出血点。”

在奥斯卡身边，有个身穿深色三件套西装的时髦人物正来回溜达。他就是帕洛阿尔托的犯罪学家乔治·A.韦伯。奥斯卡能感受到他的目光，但仍旧拍下了琼·韦伯的另一张照片：头向下垂着，双臂搭在浴缸边上，即艾琳·拉姆森的遗体被发现时的姿势。

奥斯卡·海因里希读过欧洲调查人员写的书，以研究尸体受外力影响时血液流失的情况。他也在早先的一些案例中反复实践过自己的技术，并且在1925年加州的一起谋杀案审判中引入血溅形态分析结果作为证据——可能属全国首例。与某些在法庭上信口开河、夸夸其谈的“专家”不同，奥斯卡·海因里希受过专业训练，精通包括生物学、化学在内的法庭科学。1933年的美国，在血溅形态分析领域，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

大卫·拉姆森案属于典型的犯罪现场处理失当。帕洛阿尔托警方无力澄清谣言——大卫·拉姆森与某位作家有染，与女儿的保姆关系微妙，因为性事不和与艾琳长期争吵、分居。当地警方不具备专注于事实的能力，所以才像没头苍蝇似的乱追乱撞了两个星期。而在案发当天，许多重要的法庭证据都在混乱中消失了。

法证专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犯罪现场，保存证据。但当时，一大群人进进出出，把大卫·拉姆森家的现场破坏殆尽。奥斯卡打算求助于他的好友——奥古斯特·沃尔默、图书馆资料研究员约翰·博因顿·凯瑟。奥古斯特·沃尔默曾任伯克利警察局局长，如今是一名大学教授。在过去许多起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奥斯卡都询问过沃尔默的意见，因为他拥有出色的调查思维，并且坚信拥有知识、受过培训的警察能胜过最狡猾的罪犯。奥斯卡乐于和他一起办案。

“他是个一丝不苟的小个子。”有记者这样写道。作为犯罪学家，奥斯卡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能收集到十分隐蔽的取证线索，在实验室中研究比对、抽丝剥茧，并且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庭做证，重现犯罪过程。在很多陷入胶着的审讯中，奥斯卡都是检察官的救星。1910年，他建立了美国第一所私人实验室，也是美国最早的取证实验室。1919年，另一家专门研究毒理学的机构在纽约设立，不过奥斯卡的实验室设备齐全，检测涉及司法鉴定的各个领域，堪称现实中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秘藏。

20年来，奥斯卡·海因里希经手的那些神奇案件一直占据着美国报刊的显眼位置。有些犯罪嫌疑人甚至一在案卷上看到他的名字，就直接供认了罪行。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兴奋地称他为历史上最著名的调查员——前不见古人的伟大侦探。

“这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秘密基地！”一名记者在参观了位于北加州伯克利的奥斯卡实验室之后如是感叹。

“我可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奥斯卡摇着头反驳道，“福尔摩斯总是凭直觉行事，但‘直觉’在我的实验室里没有一席之地。”

工作了几个小时之后，奥斯卡终于把聚集在拉姆森家外面的记者叫了过来。他很少向记者透露细节，因为他不信任媒体，不过，公众要求了解案件进展。

“我找到了一些足以支撑我继续调查这起案件的证据，”奥斯卡解释道，“在这个案子里，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浴室，详细重建不成问题。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些被检察官和辩护人都忽略掉的重要线索。”

一日将尽时，奥斯卡所需的物证都已收集完毕。他坚信自己的假设是正确的，嫌疑人就在附近，他可以用几根绳子和浴室墙壁上那几百滴已经干燥的血迹来证明这一点。通过血迹的高度、角度，以及喷溅的轨迹，可以推断出施力的角度。而艾琳的每一个动作也导致了特有的血溅形态。绳子、量角器、计算器和艾琳的血，将揭示凶案的真相。

“标记位置。”他转过身对助手乔治·韦伯说道。

到1933年，奥斯卡·海因里希协助侦破的暴力犯罪案件已经数不胜数，其中大多诡异离奇、令人费解。在过去的十年里，奥斯卡的工作及成就有目共睹，“破获不可能的案件”声名日盛，这让许多警察和陪审员对奥斯卡的出色能力心悦诚服、信任不疑。然而盛名之下，他的履历也并非完美无瑕。在一些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奥斯卡出现了严重误判，出庭时偶尔流露出的超然高傲，也妨碍了他实践自己所秉承的有罪必究的信念。在当时，用法庭科学来处理案件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奥斯卡也一直在与那些认为他的技术“未经证实”“不可信”“靠不住”的观念作斗争。

奥斯卡确信，他实验室中那些最先进的取证工具可以使艾琳的死因真相大白。一个人的生命掌握在他的手中，这种重担在肩的滋味，他已经体验过很多很多次了。回顾他跌宕起伏的职业生涯——庭审时的失误、业内的激烈斗争，奥斯卡或许会痛苦地意识到，事无绝对。

不过，在分析这桩浴室惨案的结论之前，让我们权且事说从头——不是艾琳的生平，而是奥斯卡的故事。这个故事从充斥着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的童年开始。这些事件开启并塑造了奥斯卡70多年的传奇人生，且他所有工作都难逃其影响。

[1] 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编者注

[2] 1平方英尺约等于0.0929平方米，5000平方英尺约相当于464.5平方米。——编者注

[3] 1英亩相当于4046.8平方米。——编者注

[4] 英美制单位，1磅约合0.4536千克，115磅约合52.16千克。——编者注

[5] 1美加仑约等于3.785升，2/3加仑约为2.5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