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格桑花姿姿势势

从张掖城区驱车两个半小时，然后弃车，爬上一道缓坡，用彩色藏文刻在石碑上的“马蹄寺”三字出现了。

愿意的话，停下来，转一转经轮。对面是祁连山，山顶的皑皑积雪此刻看得最清楚。马蹄寺挂在左边的石壁上，需要继续上坡。虽然深陷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合围的黑河冲积川地，毕竟海拔也有2400多米，这会儿节奏放慢点儿好。坡道两边，格桑花姿姿势势，在缺水少雨的西北高寒腹地，头顶八片纤秀的花瓣，浅粉、玫红、酱紫、橘黄……一枝一枝，一簇一簇，从意想不到的角落又一次冒了出来。

第一次看见这花，是在楼下邻居家的院墙上。小区落成不久，因为涉外，外国人以及台湾、香港人不少。他们是英格兰人，一大家子，夫妻俩加上三个大男孩，还有保姆，体形都很健硕，看起来更像北欧人。健硕的女主人经常穿着白色长袍在庭院里走动，影影绰绰间，我总把他们当作印巴人。或许是有在印巴生活的经历吧？没有问过，碰面只是微笑。他们的英伦特点其实很典型，比如安静的性格，比如对园艺的热爱。对园艺的热爱，使他们即便在北京这样一个雨水少沾、风沙肆虐的城市暂居，也不忘种花植草。庭院像一枚狭长的书签，栽在盆里、挂在墙上的，便是这种花草。在北京，它们叫波斯菊。波斯菊蓬蓬勃勃，又纤纤柔柔，从仲夏一直开到初秋。初秋之后，我看见他们家的庭院里曾种过另一种枝叶和花都十分细小的草本植物。

花有千姿百态，各花入各眼。比如土生土长的“老北京”，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已经被改造的一代二代移民，有了露天阳台或者院子之后，首先种的总归是月季之类。各种各类各颜各色的月季，构成了北京的花草背景。如果是在风清气朗的日子，又恰好是月季盛开的日子，你就会看到全天下的月季似乎都被栽到了北京城，单瓣的、双瓣的，大棵的、小枝的，有香味的、无香味的，杂交的、纯种的，应有尽有，饱满、生动以至完美。此时此刻，仿佛所有的辛劳、疲倦、不适，所有的怀旧、比较、不满，都可以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是眼前这北京的好。北京的好，当然不止这一条。我在北京三四环边上住了二十多年，眼瞅着人多了、楼高了、路堵了，间或有外地朋友特别是那些一直住在山清水秀地方的朋友会调笑，问，住在北京到底有什么好？北京的不好显而易见，可以枚举，比如房价高、交通拥堵。但北京的好更好，比如冬天有暖气夏天干爽，比如开放包容，等等，难以言尽。只冬天有暖气这一条，江南的朋友就艳羡不已。四季分明的江南，一进三九，大家只能生扛着挨过潮湿寒冷的冬天，那种阴冷的滋味可真是刻骨铭心。北京的四季里，最令人挂怀的还是老舍先生曾经怀恋和吟咏过的“北平的秋”。北京秋季的好，也与植物有关，比如银杏，比如秋菊，比如火柿子。天安门城楼旁边的太庙劳动文化宫，以前每年秋天都举办菊展，熙熙攘攘，去看的人不少。比起菊花，我更爱银杏。三里屯东五街的银杏大道，在我的眼里，真是比巴黎的枫丹白露还要美。银杏的美是高贵的美，精致的造型，灿烂的颜色，美得如此洋气，却不娇气，银杏比杨槐好养。有了银杏的北京，整整一秋，都散发着诗意。在这样的季节，在北京，再加上枝头挂着的那些火红的柿子，不需要去什么香山后海，随时随地，都可以入画。

比较起来，波斯菊是北京庭院的外来户，不常见。因此，第一次在英国人的庭院里看见时，我想一定是它们的主人把乡愁种到了北京，温湿的西欧才是它的故乡。它们的模样看起来即便不是长在“牛奶和蜜之所”，也应该长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波斯菊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也是洋妞在北京。所以，很长时间里，我都没有把它们与格桑花，与高寒联系在一起。虽然，格桑花在我的记忆里，像唐古拉山，像青藏高原，像珠穆朗玛峰，仿佛比传说还要久远。

使劲想了想，第一次接触格桑花，应该是很小的时候。从一个双卡录音机里，听到藏歌《格桑花》。“格桑拉，祝我们大家幸福哟，祝我们大家吉祥，格桑拉……格桑拉，今天我们在一起，手捧洁白的哈达，格桑拉……”一遍一遍，循环地唱，自此，记住了。格桑花，又名格桑梅朵，是藏语和藏文化地区的本地叫法，长期以来一直寄托着藏族人民期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格桑花名气大，大概也与“美好”之寓意有关。

格桑花究竟是不是波斯菊？为什么又叫波斯菊？争议不少。手头有广东科技出版社2018年6月刚刚出版的《中国植物（西北分册）》，从头翻到尾，既没看见“格桑花”字样，也没看见与波斯菊相关的图样。无奈，只能借助互联网，用“百度百科”搜索，在“格桑花”的词条下，图片很多，大致都是眼前这花的模样。“这是一种生在高原上的花朵，从植物学特征上讲，菊科紫菀属植物和拉萨至昌都常见的栽培植物翠菊，都符合格桑花的特征。”按这个解释，格桑花是个集合，即便在高原上，也还存在着大于一种的格桑花。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波斯菊的叫法？或者说是先有格桑花后有波斯菊，还是先有波斯菊后有格桑花？往下翻，看到一段补充，大意是说波斯菊植株要比格桑花高一点，只在七八月份开，也属于格桑花的一种。这就对了。波斯菊，大抵是青藏高原以外的叫法，它不只长在高原，在平原地带，在亚洲，在欧美，都是庭院草坪的主角。至于在西南、西北高寒地带，大概因为生长期拉长，实际开花时间比平原地带要更长一些。这是我的估猜，也不知道对不对。

不过，在干旱得滴水不存，连人畜吃水都要到十几里外的山上去驴拉肩驮的临夏东乡族自治县布塄沟村，几枝玫红色的格桑花——在西北还是叫它格桑花吧，突然从落成不久的食品加工厂的大门边上冒出来，至少是我，吃了一大惊。

布塄沟村是个自然村，它的有名是因为它的贫困。它的贫困主要源于干旱缺水，土质又差，属于湿陷性黄土，分子空间大，松软，一下雨立刻塌方，滴水难存，因此这样的绝望之地，又被称为“地球裸露的肋骨”。自然环境恶劣到令人绝望的布塄沟村，今年夏天，我们去的时候，赶上劈头盖脸的大暴雨，以为可以舔舔舌头解解渴，结果，立刻发生大规模坍塌，道路切断，住房被泥石流掩埋。新的更深的绝望来了。

没雨没得喝，有雨还塌方，如果不是村前的三座古老的拱北作证，说破天，我也不能相信这里是唐蕃古道，也即古丝绸之路。一千多年前，正是沿着村前这条黄土路，唐皇室送文成公主入藏的车马，进入青海藏区。“从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出发，沿渭水北岸越过陕甘两省界山——陇山到达秦州（今甘肃天水），溯渭水继续西行翻越鸟鼠山到临州（甘肃临洮），从临洮西北行，经河州（甘肃临夏）进入青海境内。”这是如今能够查找到的关于文成公主入藏路线比较权威的一种说法。史书记载，文成公主从长安走的时候，带了大量的医药、农业、佛教等方面的实物和书籍作为陪嫁。路途遥远，整个行程艰难、漫长、走走停停。各种谷物和芜菁种子，沿途分送给当地的百姓，书籍和知识也分散传播。沧海桑田，这些植物的种子，和书籍知识一样走得很远，慢慢地，以他乡为故乡。

一千三百多年来，布塄沟村前的这条古道，不曾断过人气，慢慢地形成了村落和人烟。人类向来逐水草而居，人们愿意在此居住并能流传有序，可以想见，从前，这里起码是水源充足适合人居住的。水源何时断了，不得而知。村前的那条古道，现在修得有点规模了，据说再过两年柏油马路就可以畅通。自来水开始入户。经济贫困，老乡家里却比想象的要整洁，特别是着装，男男女女穿得都不邋遢，也常常让人忘了他们实际生活的贫困。在东乡族和保安族人家做客，女主人端来漂着油花的奶茶。据说，当年文成公主的行囊里携带有君山银针，高原上喝奶茶的习惯，也是文成公主入藏后慢慢养成。

村庄的四周，漫山遍野，触目都是十五到二十公分的黄土浮土。今年雨水偏多，向阳的山坳里长出了一丛一丛的绿色，是各种荆棘和小灌木，格桑花夹在其中。看来，人类对于美的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是本能。

距离布塄沟村不足两百里的地方，就是马家窑。前溯五千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临夏马家窑产生了世界艺术史上登峰造极的彩陶文化。艺术是生活图景的折射。在我眼里，马家窑出土的彩陶上，最神奇美妙的图纹莫过于蛙纹和水波纹。青蛙水陆两栖，生活在水中或近水的地方。水波纹更不用说了。这两种图纹在彩陶器皿上大量出现，说明五千年前，临夏这一带还是水草丰茂，“听取蛙声一片”的水泽之地。蛙纹，也有说寄寓了先民对于生殖图腾的崇拜。今天，人类已经无法创造出马家窑彩陶这样无拘无束的艺术了。

美和文明都是相对而言。高原环境里的格桑花，冲击力源于其与粗粝的环境相冲突的楚楚可怜。漂亮的姑娘是不是生在江南？美丽的花朵是不是都长在肥美的土壤里？眼见为实。江南水土虽好，但风华绝代的江南女子却并不多见。相反，北方由于民族成分多样化，美女的出现率反而高。这也合乎生物学进化规律：单一物种，最终都会减产、衰退，人种进化同此理。民间流传的盛出美人的地方，比如陕西米脂、山西大同以及中原某些地方，历史上都属于南北中外民族交往频繁地带。做过都城的城市，比如杭州、南京、西安、洛阳、大同、北京，容易出美女，也是因为聚集了众多人种的缘故。

没想到，在民族成分多样化的西北，不仅姑娘长得好看，花儿也生得美。土壤贫瘠的大西北，花儿不开则已，一开竟是花魁之姿，比如牡丹。西北人家的房前屋后喜欢种牡丹。牡丹是花魁，被誉为国色天香。玫瑰也是花王，娇滴滴的玫瑰在甘肃和新疆竟成了经济作物，许多地方大面积的种植，或观赏，或食用，或萃取香精花油。若干年前，有朋友从新疆带回玫瑰干花，说可以食用。觉得特别意外，玫瑰难道不是生在富贵温柔乡吗？植物确实远比我们预料的坚强。这瓶玫瑰干花一直放在桌上，直到今天。

说起花儿，想起花儿。后面这个花儿，是西北特有的民歌。西北民歌，知名度高的，除了“信天游”，就是“花儿”。“信天游”和“花儿”都发源于沟川交通不便之所。男人和女人隔着山，隔着沟，扯开嗓子对话，所以调门通常很高，歌词也热辣，大约时间和自然环境都不允许一叹三回慢悠悠地抒情。其中，“信天游”主要流播区域在陕北，所以称陕北信天游。“花儿”则再往西往北，发源地是甘肃临夏，在甘、青、宁三省各族都流行，且有流派，比如河湟花儿、青海花儿，等等。不管划成多少流派，作为民歌的“花儿”，在歌词里都把美丽的少女比作花儿。所以，民歌花儿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少年”。对了，前苏联有首民歌就叫《花儿与少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抒情方式竟能如此相似。

“红嘴鸦落给了一（呀）河滩，咕噜雁落在了草滩；拔草的尕妹妹坐（耶）塄坎，活像是才开的牡丹。”牡丹，是花儿里露面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花儿唱得好的女性，民间也称其为牡丹，白牡丹、黑牡丹……总之，到了牡丹，就是极致了，就是女神了。

第一次听到真切的“花儿”，是在柯杨先生的民间文学课堂上。民间文学界大咖柯杨先生，当时正是盛年，刚刚做中文系主任，风度极好，口才也极好。授课的诸多先生中，来蹭柯先生的课的外系学生最多。如今想来，柯先生可真是个妙人儿，极为儒雅，却又天真可亲，各种唱曲戏词烂熟于心，课堂上会随口吟唱。柯先生漫的“花儿”，是学院派对“花儿”的整理。对，西北人管唱“花儿”叫“漫花儿”。我听过的真正野味儿的“花儿”，也是三十年前在兰州读书时。三十年前的兰州很安静，沿黄河有一条长长的情人道。情侣没见几个，反倒是团团伙伙的青年学生一有空就去黄河边，捡捡石头，看看黄河里漂流的羊皮筏子。黄河石有特点，至今，我的书架上还留着一块。到了晚上，连羊皮筏子也少见了，中山桥上大半天都见不到一辆汽车。这个时候，整个城市都睡着了。突然，从对面的白塔山上传出一声高亢的男声，那个劲儿既放松，又粗暴，毫不怯场，悠悠闲闲地完成这一场独唱。临到末了，歌词一句也没听懂。唱歌的人长什么样，在干什么，黄河对面黑漆漆，看不见。隔着黄河，我们是完全被声音本身吸引。现在因为工作关系听过各种“花儿”，从技术上讲，肯定是现在听到的更漂亮，但场景不对了，饭桌上也好，舞台上也好，本来都不是花儿的原生地，所以，这些“花儿”都没有让我的听觉恢复到从前的满足。生在土里的“花儿”大约要回到土里，才更像样。

关于格桑花到底是不是波斯菊的争议还在继续。有人说，波斯菊不是格桑花，波斯菊又名大波斯菊、秋英，学名Cosmos，希腊文原意有宇宙、和谐、秩序、名誉、善行等正面意义。原产美洲墨西哥，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通常高1～2米。欧洲是它的第二故乡，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船员们采下种子，带回欧洲栽种，由于它长得美，又容易栽培，很快地从花园伸向郊野、山林，在欧洲大陆落地生根。英国人务实，藤本植物和草本植物好种，也好看，是庭院里的主角。这个逻辑，我信。

那它什么时候到达青藏高原？爆料者说，波斯菊进藏，与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有关系。这个张大人1906年受光绪皇帝任命，以副都统之身领驻藏帮办大臣之任入藏。当时，西藏各地政令多出，危机重重。张荫棠是实干家，入藏后严厉查办腐败的吏治兵制，极力进行整顿，并亲自起草上奏了“治藏十九条”。他的思想和做法得到了朝廷和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僧俗民众的赞赏。相传张荫棠爱花成癖，进藏时带来了一包波斯菊种子，分别赠送给了当时的权贵和僧人，撒播在寺院和僧俗官员的庭院中。这种花生命力极强，自踏上这片高天阔土，就迅速传遍西藏各地。西藏人因此称之为“张大人花”。

这个花的寓意，与格桑花一样，都有美好之意。这大概也是容易混淆的原因。真正的格桑花也叫翠菊，与波斯菊不同，是重瓣花。

从古至今，植物在流传中，早已渗进了彼此的根脉，哪里还分得出原初的基因。叫格桑花，还是叫波斯菊，还是叫大波斯菊，现在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美丽且生命力极强的花，会在高原上安下自己的家，能从东海岸一直走到西海岸。

2015年春天，时隔二十多年，在北京再见面时，82岁的柯杨先生依然长身玉立，谈笑风生，说着说着，竟然又漫起了“花儿”。这晚的记忆永久地保留在视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