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曹魏三祖与清商乐
曹魏在乐舞艺术发展上的贡献，是对清商乐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乐府诗集·清南商曲辞一》卷四十四说：
清商乐是九代之遗声，“九代”当指自周秦以至汉魏六朝，它的最早源头却是相和三调，即平调、清调、瑟调。魏氏三祖所作的贡献，在于以新声，即新兴的歌舞渗入雅乐舞，使清商乐以新的面貌出现，获得了人们的钟爱。王僧虔在上表中说清商乐是以“新哇”、“谣俗”为特色：
这也正像张衡《西京赋》所写的：
对于雅乐舞来说，清商女乐实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秘舞，但是这种民间新哇的淫俗歌舞却有着“流宕天涯”，“排斥典正”的不可阻挡之势而进入宫廷。“今之清商，实由铜雀”（王僧虔语）。是说魏晋以来盛极一时的清商乐舞，实是从曹魏建造铜雀台，为铜雀伎提供了最豪华的表演清商乐舞的场所。曹魏的歌舞伎人为此台得名为铜雀技，优秀的歌舞伎人高超的技艺也把新兴的清商乐舞推上更高的艺术境界。
铜雀台建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三国志考证》卷五引《邺中记》：“铜雀台因城为基，址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邺城是曹操破袁绍后以此为都城，于城西北隅筑三台，名为铜雀、金凤、冰井，并于城内筑宫殿、衙署、苑囿等。铜雀台遗址尚存，现在河北临漳县三台村，地面尚存铜雀、金凤两台遗址。
曹氏三祖为铜雀伎创作了大量的三调歌辞，构成了“铜雀歌舞”，铜雀伎人即是他们所创制的相和三调曲辞的歌舞者。
相和歌所用的伴奏乐器，据《古今乐录》载：“凡相和，其器有笙、笛、节歌、琴、瑟、琵琶、筝七种。”相和歌的平调曲所用乐器，稍有差异，“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筝、琵琶七种，歌弦六部。”
《乐府诗集》所载魏武帝曹操写的相和歌平调曲，有《短歌行》二首，各有六解，今录其一首：
“解”在相和歌和相和大曲中是歌唱段落之间的乐曲过门，伴以舞蹈。歌唱的节奏一般较慢，而“解”的节奏一般是加快，是歌唱之间以舞蹈来穿插变化的部分。
武帝的相和平调曲辞还有《苦寒行》二首六解。相和清调曲辞有《塘上行》五解。《秋胡行》四解。相和清调曲所用乐器是：“其器有笙、笛（下声弄、高弄、游弄）、箎节、琴、瑟、筝、琵琶八种。歌弦四弦”（《古今乐录》）。相和瑟调曲辞有《善哉行》一首七解，一首六解；《却东西门行》；相和大曲瑟调曲辞《步出夏门行》四解。相和瑟调曲的伴奏乐器是：“其器有笙、笛、节、琴、瑟、筝、琵琶七种，歌弦六部。”
相和大曲是在相和歌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宋书·乐志》记载了相和大曲留传的曲目、作者及大曲的歌舞结构演出形式：
相和大曲是一种歌舞并重的表演形式，这种形式在汉代已经形成。在歌曲部分之前，有一段乐曲的引子，称为“艳”段，是开头的一段舞蹈曲；有的“艳”附有歌辞，是开头的一段歌舞，一般是抒情的慢板节奏（“艳”也有在歌曲的中间出现的）。“艳”段之后，是一段段的歌唱，在歌唱的段与段之间有“解”，是比较短的舞蹈曲（过门），一般是歌唱节奏稍慢，“解”曲（过门）节奏较快，是歌唱段落之间，以轻松的舞蹈曲，缓解一下，再继续歌唱。相和大曲最后的结束乐段，名为“趋”或“乱”，“趋”是形容迅急奔放的舞蹈步法；“乱”是形容结束乐段众音交响的气势，使相和大曲歌舞在高潮中结束。
武帝的《碣石》，《步出厦门行》就是前有艳，后有趋的相和大曲形式：
《步出夏门行》瑟调
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河逆寒三解）
武帝所作的相和曲辞尚有《气出唱》、《精列》、《度关山》、《薤露》、《蒿里》、《对酒》等。其中的《蒿里》是曹操揭露当时社会现状悲惨景象的名篇，诗中有“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以相和歌的形式写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抒情诗歌，鲁迅说过：“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4]如曹操抒发他的政治怀抱：“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或抒发老当益壮的情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或倾吐对大自然壮观景象的感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曹操真可算得上是建安文坛的主帅，起了“收束汉音，振发魏响”[5]的作用。
在曹操的诗风影响下，其长子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赅。”[6]谥号文帝的曹丕也善于创作三调歌辞，相和平调曲有《短歌行》一首六解，《猛虎行》一首，《燕歌行》三首，一、三首为七解，第二首为六解。《乐府解题》说：“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广题》说：“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在无数的思妇曲中，曹丕以情思悱恻的风调写出的“秋风”、“别日”二曲是引人注目的。《燕歌行》第一曲“秋风”七解：
文帝写的清曲有《秋胡行》一首。瑟调曲有《善哉行》四首，《丹霞蔽日行》一首，《折杨柳行》一首，《饮马长城窟行》一首，《上留田行》一首，《大墙上蒿行》一首，《艳歌何尝行》一首，《煌煌京洛行》一首。《月重轮行》一首，计有15曲之多。其中的《折杨柳行》、《绝歌何尝行》、《煌煌京洛行》属于歌舞大曲。如《艳歌何尝行》就是前有“艳”（舞曲引子），中有“解”（舞曲过门），后有“趋”（载歌载舞的高潮，节奏加快），是相和大曲的典型格式，如下：
《艳歌何尝行》
，往来王侯长者游。（三解）
迫日暮，殊不久留。（五解）
文帝的另一首瑟调曲《煌煌京洛行》也是相和歌舞大曲，其内容是对古人成败的评比，《乐府解题》曰：“‘夭夭园桃，无子空长’，言虚美者多败。”
曹丕的相和歌辞，五言体尤为流畅，他在《善哉行》中写道：“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五音纷繁会，拊者激微吟。”另外，他的四言曲也情思婉丽。他继续写道：“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妍姿巧笑，和媚心肠。知音识曲，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流郑激楚，度宫中商。感心动耳，绮丽难忘。”
魏氏三祖最后一位是魏明帝曹睿，他写的相和歌平调曲有《长歌行》一首，《短歌行》一首，《燕歌行》一首，《苦寒行》一首。瑟调曲有《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一首，《月重轮行》一首，《櫂歌行》一首，共九首。其中的《步出夏门行》是相和大曲歌舞。此曲结构另有翻新，两段解曲在前，艳段居中，趋段在后。如下：
《步出夏门行》
在魏氏三祖以外，曹植也写了多首相和曲辞。曹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才大思丽，他写的平调曲存《吁嗟篇》一首。清调曲《予章行》一首，《蒲生行浮萍篇》一首。瑟调曲《当来日大难》一首，《丹霞蔽日行》一首，《野田黄雀行》二首，《门有万里客行》一首，《泰山梁甫行》一首，《怨歌行》二首。《怨诗行》二首，前一首是“晋乐所奏”，后一首是“本辞”。比较如下：
《怨诗行》
上曲，晋乐所奏。《文选》卷二三《七哀诗》：
以上二首基本相同。下一首“本辞”应是曹植的原作，上一首“晋乐所奏”应是合于管弦演唱的编排，全曲分为七解，四句一解，共28句。而“本辞”仅有16句。由此可知演出形式对原作有了一定的加工处理。
曹植的另一首瑟调相和大曲《野田黄雀行》是他的早期所作，其情调从容不迫，如论者所言：“其作五色相宜，八音朗畅”。其诗如下：
建安时代（公元196—219年）以曹氏为中心集合了众多的文人才上，使邺都文坛光芒万丈。而吴、蜀之地，本是古代文士之乡，这时期却反寂寂无闻。曹氏父子对相和歌、相和大曲的大量创作，使铜雀歌舞盛极一时，从此，作为华夏正声并代有新作的清商乐风行大江南北，对南北朝乐舞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