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校美育舞蹈

尽管中国古老的乐教可以说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美育”，“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人类最早的乐教思想，而中国现代“美育”及其舞蹈美育的兴起则由外来教育思想的影响。开端于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对“美育”的强调和国家救亡和富强紧密相联，这使得民国时期的学校舞蹈美育呈现一种独特的状态。

图10 20年代东亚体育专门学校的舞蹈

一、教育改革的背景

中国现代舞蹈美育的诞生与近代教育改革、“体育”和“乐歌”教育兴起有着紧密的联系。

自乾嘉以后，清代的统治者树理学为儒学正宗，致使人们“非朱子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对中国人在肉体与精神领域进行囚禁。戴震等人提出“理即人情”，肯定“理存乎欲”，主张“因性施教”，提倡教育与学术研究中的“性灵”和“通变”，突破了理学教育的精神锁链。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进步的教育思想家们以科举改革为杠杆，建立新学，主张中体西用，注重培养实用性的人才。至19世纪末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改良教育运动，成为新时代教育的推动力量。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掀起的改良教育运动的理论基点就是：以教育为救亡图存，兴国富民的根本前提与主要手段。

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近代学校制度的设想：儿童7岁入学，小学学习8年，普通课程除了文史、算术、舆地、物理之外，还有歌乐课程。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还进一步提出，根据人的发展及成熟的特点，在不同的阶段，教育应有不同的侧重面。如婴幼儿的教育重点是“养体”、“乐魂”、“开知”；小学院则“德为先”、“体为主”、“智次之”……这是在我国近代第一次提出歌乐教育的主张，并将“养体”、“乐魂”与“开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教育家严复也于1895年3月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一文指出，国家的盛衰强弱基于国民是否具备三大要素，“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力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因此，他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国民素质问题，“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也即强调体育、智育、德育三合一的教育。[25]

图11 《新舞术》中的“角舞”1922年

据李静《近代乐歌与体育》一文考，近代体育课是在教会学校和清政府设置的军工军校中诞生的。为了重新找回清政府的强大，晚清政府先后创建了许多军事学校和以学习制造武器装备为目的的兵工学校，如福建船政学堂（1866）、天津水师学堂（1880）、天津武备学堂（1885）、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湖北武备学堂（1895）、南京陆军学堂（1895）等，在课程设置上有很强的军事色彩，其中包括从军队操练演化而来的体育课。[26]《近代乐歌与体育》一文认为，日本近代“军国民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即在国民教育中注重加强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内容，将学校视为制造国民的场所，因此，将军人的教育在学校扩充。同时影响中国教育的还有近代西方的体育教育，例如，1897年梁启超曾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曾介绍西方国家教育幼童“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27]

由于认识到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中国人体弱导致国家的软弱，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奏定学堂章程”中，体育课进入了大、中、小学的主要课程。例如，《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

中国现代学堂乐歌和舞蹈教育是直接受到日本的影响，进而受到西方舞蹈教育的影响。清末新式学堂中聘请的日本教师已有数百名，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也学习日本，以体操舞蹈化和游戏化为主体。[29]

1906年3月25日，《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提出了教育的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点教育宗旨中亦包含“尚武”一条。又在“尚武”部分指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于音乐一科，则恭辑国朝之武功战事，演为诗歌，其后先死绥诸臣，尤宜鼓吹扢扬，以励其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30]知识界不仅要改变男人不能负重兵役，体弱“挨打”的状况，也要改变妇女不能孕育健壮的儿童的状况，为了培养健康的母亲，体操课程也成为女子教育的重要课程进入女校教育，并很快地兴盛起来。

自然，现代乐歌教育主要是伴随新式学堂建立而发展。1897年，南洋公学设立附属小学。20世纪最初的几年间，新式学堂纷纷建立，1904年全国的新式学堂已经有4222所，学生约有26万人。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于是，兴起于隋朝，发展于唐宋，完善于明清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此废除。从1904年到1914年，全国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到32438所，1912年学堂学生人数则增加到约300万人。

“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经清政府批准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规定了美育内容。但是该学制没有实施。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经法令正式实行的学制。该学制共20个文件，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宗旨、修业年限、课程设置、教学要求等等。其中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把课程分为完全学科（必修）和随意科目。”[31]

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制定的《学务纲要》指出：“至于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秦汉以前，庠序之中，人无不习。今外国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均设有唱歌音乐一门，并另设专门音乐学堂，深合古意。惟中国古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俟将来设法考求，再行增补。”[32]

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在“尊孔”部分，提出：“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33]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为寻救国之策，中国留日学生数剧增，至1906年最多达13000多人。梁启超逃亡日本后，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鼓吹教育中确立音乐教育的地位。他说：“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阙者。”[34]沈心工、萧友梅、高寿田、冯亚雄、李叔同等一批到达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立志于音乐教育，以求救国兴邦。

在日本学堂乐歌影响下，在20世纪初期中国新式学校的音乐课程中，开始传唱中国教育家原创歌曲。这些新式的学堂乐歌多是用日本和欧美曲调填入中文歌词。学堂乐歌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沈心工（1870～1947，名庆鸿，字叔逵）与李叔同（1880～1942原名文涛，字叔同）。被誉为“学堂乐歌”之父的沈心工于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学，由于认识到学堂乐歌这一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学校教育、政治宣传和人民日常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美育形式对中国崛起的意义，便在日本组织中了中国留学生的“音乐讲习会”，研究中国乐歌的创作。1903年2月，沈心工回国执教南洋附小，率先在学校里设置“唱歌”课，成为中国小学设立“唱歌”课的开端，对应中国近代教育中“军国民教育”的主张，沈心工创作了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学堂乐歌《体操——兵操》——后来更名为《男儿第一志气高》，在国内广为传唱。

这首诞生于上海的中国的第一首学堂乐歌，反映了新式学堂中现代文明的气息，也反映了学校培养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头脑的新式教育的目标追求。沈心工的创举迅速在全社会普及开来。沈心工执教南洋小学24年，一生作有乐歌180余首。先后编辑、翻译出版了多部歌集。李叔同在1905年留日期间即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音乐小杂志》，并于1905年发表《国学唱歌集》，受到广泛欢迎。他创作的三部合唱曲《春游》被认为是当时艺术水平较高，也是最早的合唱歌曲。他填词的《春景》、《西湖》、《送别》等歌，为青年学生所喜爱。其中《送别》传唱至今：

学堂乐歌的广泛影响在于其思想内容对于学生和广大青少年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人生观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1.表达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富国强兵”、以抵御列强欺凌的爱国主义要求和精神；2.积极宣传和推行“军国民教育”；3.积极拥护推翻帝制，欢呼民主共和新政的建立和胜利；4.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反封建”民主精神；5.鼓吹学习新文化、推动“移风易俗”的民主思想和新风；6.向青少年进行勤学苦练的思想教育和热爱生活的教育；7.鼓吹忠君、尊孔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等。[35]

总之，在以强国富民为目标的教育改革运动中，伴随着体育与歌乐教育不断受到重视和发展，和其紧密相联的舞蹈美育的新局面渐渐得以形成。学堂乐歌虽然有着不少历史局限，但是，作为一次重要的审美启蒙运动，作为教育改革的成果和美育新思想的艺术实践，为民国时期校园音乐舞蹈教育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实践的基础。

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新思想及其美育思想，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及其艺术教育的思想基石。

1912年4月，蔡元培发表了《对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五育”的教育思想。他提出了“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与旧式教育有本质差异的教育方针，即：公民道德、实利主义、军国民、世界观及美育并重、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其中，美育教育是一种创新事业，以实现“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养成“健全人格”即为：（1）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役社会国家之本；（2）人生所必须之知识、技能；（3）强健活泼之体格；（4）优美和乐之感情。“共和精神”则为：（1）发挥平民主义，使人人知民治为立国之本根；（2）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使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同年7月，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国民政府的全国临时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善其道德。并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如《教育宗旨》、《教育系统》、《大学校令》、《小学校令》等，从法律上保证了新的教育精神和教育制度的建立。[36]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年8月，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他从哲学、心理学角度，论述了宗教与美育之关系的历史演变，指出了“以美育代宗教”是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历史必然。[37]他主张“纯粹之美育”，强调“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蔡元培所倡导的“美育”，不仅是对中国乐教传统的积极因素的继承，更是以西方近代审美艺术教育为价值核心，从而共同辅助完成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近代资产阶级的道德人格塑造的理想。

“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使蔡元培的美育具有鲜明的思想与战斗精神。他指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引起无知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38]因此，他认为应该要求：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的课程不得宣传教义，举行祈祷仪式；传教士不得参加教育事业。因为，在宗教的专制下，审美总不是自由的，而“美育应该绝对的自由，以调养人的感情”。在美育的实践中，他尤其重视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造。同时指出，“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39]

蔡元培认为美育应该调动所有美的手段，自然也包括舞蹈。他在《艺术的起原》一文中曾经赞美了舞蹈运动的美育作用。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不仅促进了整个中国教育领域对封建教育的改革，同时，也在教育改革中，促进了舞蹈艺术教育的发展。

图12 《新舞术》中的“雁舞”1922年

以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出版开始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和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中国新文化启蒙得到进一步开展。陈独秀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的教育主张。并提出教育第一必须贯穿现实主义，用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教育来取代复古迷信的“理想主义”教育；第二必须贯穿惟民主义，用民主主义的教育来取代专制主义的教育；第三必须贯穿职业主义，用职业教育来取代空洞的伦理说教；第四必须贯穿兽性主义，重视意志、斗志、体魄、本能等方面的训练。即“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以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自文”。这四大“主义”即包括了科学、民主、技术、体育与美育等全面教育。“五四”新文学运动，对封建的伦理纲常名教进行了坚决的揭露与无情地批判，力图使青年们从传统教育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注重对人的发现，注重教育中的个性化发展，对中华民族的教育尤其是审美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赞同杜威的教育主张，在中国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以及大众教育。并且在教育中积极推进美育教育。他主张：“敲碎儿童的地狱，创造儿童的乐园”。“解放儿童的创造力”。他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提出生活教育的方式是“教学做合一”。

以平民教育为矢志追求事业的晏阳初（1890—1990）也提倡“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文艺教育在教育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1919年归国的留美硕士陈鹤琴（1892—1982）主张“活的教育”，要求尊重儿童天性和个性。在其《家庭教育》中描写了儿童的七个心理特点：“小孩子好游戏的；小孩子好模仿的；小孩子好奇的；小孩子喜欢成功的；小孩子喜欢野外生活的；小孩子合群的；小孩子喜欢称赞的”。[41]因为好游戏、好玩是小孩子的天性，陈鹤琴总结出五种儿童发展期的游戏，即：身体游戏、社交游戏、语言游戏、手的游戏和人生观的游戏。通过游戏，发展儿童个性与培养对社会有用人才，而这些游戏多与舞蹈相关，多为舞蹈教育所长。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与“五四”新文化启蒙教育思想大多是受了西方的影响。就理念方面来说，“五四”时期西方教育家杜威与罗素先后来中国访问，他们的思想契合了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发展的要求，并使教育与社会实际生活需要相联系。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与“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反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合流，都对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中国学堂体育课中的舞蹈教育与学堂歌舞兴起亦与此背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舞蹈教材

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直接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教育，教育部将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将与舞蹈美育相关的唱歌与体操等课程明确纳入教育法规。据章咸、张媛、张正江等学者在其研究成果中介绍，民国政府教育部1912年9月28日公布的《小学校令》规定小学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缝纫课。1912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学课程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1915年7月31日，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令》规定国民学校的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数、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缝纫课。1914年8月28日，教育部《饬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提出修身国文教育乐歌等科应行采用方针文》规定“乐歌科采用方针”为：“以陶冶性灵、激励志气为主，凡中国词曲之近于柔靡者，一律禁止谱入乐歌，以杜微渐。”[42]1922年11月1日，《学校系统改革案》（又称“新学制”或“壬戌学制”、“六三三学制”）的颁发，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改革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所分的十二科目中，艺术体育科目占了重要的比例。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都是独立的科目。在初级中学的课程标准纲要所分的六科中，亦有艺术科（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科（生理、卫生、体育）。艺术科与体操等无须课外预习并无作业。在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纲要中，公共必修课中有音乐课，专业选修课分文、理、及艺术科目，其中艺术科目包括图画、手工、音乐、体育、家事等。

在民国初期，舞蹈教育被纳入了学校体育课程。与此同时，培养教师的学校亦相继建立。李天民、余国芳的《中国舞蹈史》曾经记载道：

该书还介绍道：“民国八年，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于上海开办体育干事专门学校，其舞蹈为课程的重要项目。此校培养各地的体育干事，当时基督教会的学生数已经超过二十一万人，舞蹈教育也随着他们的足迹而遍布全国。其他学校如两江师范女子体育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东南体育专科学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在推行舞蹈，培育人才上亦多贡献。”[44]

学校舞蹈教学内容大多为外来的舞蹈文化。当时邓肯的自由舞蹈，达尔克罗兹的韵律体操，还有拉班的现代与动作教育舞蹈的方法，都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中国。外国土风舞、儿童游戏舞、欧美交谊舞，新编儿童歌舞、体操训练、健身舞、模仿动物舞以及各种舞蹈步伐都被纳入教学内容，并且有一些为儿童与学堂教育编撰的舞蹈教材出台。通过下列具有代表性的教材教本，我们可以了解到民国时期学校舞蹈教育课程教学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

图13 20年代爱国女校体育科的舞蹈

民国时期较早出现的一部舞蹈教材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由王季梁、孙掞编译的《舞蹈游戏》。这本译自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发表在1913年4月的书，在例言中明言：本书所编之次序，适合于学校教授，循序渐进，以便记忆，兼可供教师学生之参考。可见当时游戏舞蹈已进入学校教授课程，社会已有教材需求。同时，该书开篇也明言，本书所选之舞蹈法为欧美各国到处风行、妇孺皆知，近年更推行于日本各学校中，曾经彼国教育大学考验，均称为最有益之运动，“故译之以饷我国同志以予学校教育不无小补。”[45]这部名为《舞蹈游戏》的教材，其实是欧洲各国通行的“对舞”、“方舞”、“圆舞”和“环舞”。其内容都是最初源于欧洲民间舞蹈，经过宫廷雅化成为宫廷舞蹈，后成为现代舞厅舞蹈的那些舞式。当时经过欧洲体育家考验，认为可以让学生在户外演习，并取得其他运动不能达到的功效。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日本也很通行，因此，较多地受到中国教育领域的重视，因此这类的教材多是从日本的同类教材的译本或改编本。

从这本书的“舞蹈一般之注意”中，要求“高尚的人格”，“姿势优美”，“重心于足尖一部”，“飘飘凌云”，“身体须正直”等，可见，中国最初学校的舞蹈教育，接受的是西方的古典舞蹈风格的教育。

到了1922年以后，舞蹈美育似乎在校园更广泛地普及，曾有多部舞蹈教材出现，内容也更加丰富。例如，1922年12月，由上海新民图书馆史弟公司出版的《舞蹈术》，到了1927年9月就发行了第五版。作者张英谷于1917年就学上海爱国女校，体育专科两年毕业，后又进入上海女青年会学习——在那里教学以舞蹈为重，教授都为欧美名师。毕业后受聘上海爱国女校。同时，一身兼“爱国”、“东亚”、“启秀”三校教员。张英谷的教材内容主要是游戏舞、优秀舞和土风舞等三种。关于三种舞蹈的教育功能，该书阐明如下：

《舞蹈术》一书，黄炎培为其题词：“优美高尚。”教授游戏舞十种：《德国儿童舞》、《春游舞》、《儿童游戏舞》、《我见你》、《洗衣舞》、《群儿戏舞》、《扫地舞》、《打钟舞》、《跳绳舞》、《上山舞》等。

图14 天津耀华学校学生表演《春日可爱舞》 民国时期

教授土风舞二十八种：《儿童舞》（甲）、《儿童舞》（乙）、《接龙舞》、《鸡斗舞》、《跑马舞》、《波兰土风舞》、《小钻舞》、《交际舞》、《瑞典土风舞》、《匈牙利土风舞》、《欢迎舞》、《老人舞》、《松鼠穿洞》、《拍掌舞》、《敲脚舞》、《排列舞》、《对舞》、《木鞋舞》、《六人舞》、《循环舞》、《蝴蝶舞》、《云花舞》、《苏伊士舞》、《交谊舞》、《雅舞》、《鸳鸯舞》、《丝巾舞》、《彩圈舞》等。教授优秀舞八种：《芙蓉花舞》、《蜻蜓舞》、《罂粟花舞》、《对舞》、《英国水手舞》、《春日之花》、《雀舞》、《凤舞》等。

有识之士对舞蹈教育开展的认识是与国家强盛、女性解放、破除旧俗紧密联系的。这种联系在周剑云为《舞蹈术》所作一序，对张英谷的努力赞赏中充分反映出来。

张英谷叹女界之积弱，一生矢志体育，并且改变了人们对社交的看法。

图15 天津耀华中学学生表演《春天快乐舞》 民国时期

即便如此，对交际舞仍存有看法和怀疑，也通过周君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

因为张女士的书，专限于学校舞蹈，用以活泼身体，养成优美之品行，仍与提倡体育之旨不悖。对于社交舞，固无一语道及，亦无一次参与，因而和其所见，不谋而合。周君的这一序言，足以代表当时人们对舞蹈的种种看法。

到了1921年的后期，校园舞蹈美育得到了发展，学校舞蹈的教学内容亦有所改变。如1929年5月，从孙绣君、吕淑安编纂的，上海国光印书局出版的《新舞术》中收入的舞蹈可见一斑。本书收入的舞蹈有20支：《落花舞》、《梅花舞》、《儿童舞》、《壮士舞》、《角舞》、《情舞》、《自然舞》、《八段舞》、《燕青舞》、《蝶恋舞》、《月明舞》、《康健舞》、《双人舞》、《雁舞》、《怀抱舞》、《随意舞》、《欢乐舞》、《思亲舞》、《蝴蝶舞》、《对花舞》。书中教授的舞蹈较多地和生活贴近。也比较贴切地表现了作者在自序中所表达的对艺术的认知：“人生是情感的，非理智的。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而艺术足以支配人类的情感；所谓生命是艺术，艺术就是生命，我们生活应当艺术化。”[50]

认识到舞蹈的表情达意功能，民国学校舞蹈美育还注重对儿童进行“表情”能力的训练。1925年，张容秀编的《小学表情歌舞》便是这类教材。书中收录的三十多种儿童歌舞，基本上均是《儿童自然舞》、《自由神仙舞》之类，在适合儿童表演的舞蹈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身体表现的能力。从作者介绍来看，张容秀任教于上海爱国女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启秀女校，可见当时学校舞蹈美育普及，而教师并不充分。而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该书题词：“真善美”，又可见教育界对舞蹈美育的支持。

1923年，上海勤奋书局出版的中小学教师及体育学校适用的“体育丛书”中有《舞蹈新教本》。说明当时学校舞蹈的课程设置情况，亦说明舞蹈在体育中的位置。还说明体育“救国强国”在国人心中的位置。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张伯岑为“体育丛书”所写的序言中说：

著者蒋佩英先后曾任国立暨南学校，省立无锡师范，及上海爱国女学体育科教员。这本体育课程中的舞蹈亦以三大类38个舞蹈组成。第一类是“健身舞”；第二类是“土风舞”；第三类舞为优秀舞。舞蹈内容的变化不仅表现为对生活的贴近，对自然界的观察，可喜的还有中国特色的舞蹈教学内容的切入，例如：《茉莉花舞》、《欢乐舞》、《采茶舞》、《观音舞》等都来自中国本土文化。这些舞蹈由手足的基本位置与舞蹈步伐组成。关于手足的位置，基本上是沿袭芭蕾舞的五个基本位置，只是要求上不像职业舞者那样足尖180度外开和规范，顺其自然而已。关于步伐，主要采用的有三十种：“足尖步”（Step by Toes）、“足踵步”（Step by Heels）、“矮步”（Low Step）、“踵趾步”（Step by Heels and Toes）、“急踏步”（Step of Hast Tramping）、“跑跳步”（Step Hop）、“踏踢步”（Step Throw）、“踏点步”（Step Point）、“滑步”（Slipping Step）、“交换步”（Change Step）、“均衡步”（Balance Step）、“飞蹬步”（Arabs-que）、“卜加步”（Polka Step）、“所蒂斯步”（Sehottische Step）、“抹袖加步”（Marurkr）、“交点步”（Point，Point Pas de Bourre）、“旋转步”（Gig Step）、“位置步”（Set Step）、“鞠躬”（to Bow Step）、“随步”（Following Step）、“反箭步”（Back Lunge Standing）、“水手步”（Sailor Step）、“踢毽步”（Kick Shuttlecocks Step）、“单足旋转步”（Step by One Foot Turn-ing）、“交叉回旋步”（Interseeting and Turning Step）、“苏格兰跳步”（Scotland Step）、“华士步”（Waltz Step）、“打步”（Boating Step）、“摇篮步”（Rock Step）、“回旋腾步”（Turning and Flying Step）等等。显然，这些步伐的名称都是来自欧洲舞蹈的舞步的名称，有的是音译，例如：卜加步“Polka Step”（现译：波尔卡）、华士步“Waltz Step”（现译：华尔兹）；有的是意译，例如：飞蹬步（Arabsque）（现音译：阿拉佩斯克）、均衡步“Balance Step”（现音译：巴朗赛）。从舞蹈教材整体来看，主要是根据西方流传的校园舞蹈编著。

1935年11月，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冯柳溪也编著了一本供中小学校和师范学校的用书《舞蹈教材》。蔡元培题字曰：“动的美术”；赵正平题字曰：“就道德言是中和化就行动言是神迁化”；钱玄同题字曰：“天真烂漫”。这本教材的舞蹈动作与步伐相对蒋佩英书中的舞蹈要简单。主要是经过整理的欧洲民间舞蹈。如：对位舞、方舞、圆舞（包括环舞）等。

图16 天津耀华学校学生表演《金鸡报晓舞》 民国时期

此书值得注意的是，在教材中简要地介绍了中西舞蹈教育的历史与传统。并且从性质及用途上对舞蹈进行了分类。该书和高少是编译的《学校舞蹈教材》一样将舞蹈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宗教舞蹈（原书英文注：Aesthetics dance）；第二种是演剧舞蹈（原书英文注：Stage dance）；第三种是社交舞蹈（原书英文注：Social dance）；第四种是学校舞蹈（原书英文注：School dance）。应该说，这种舞蹈的分类还是比较有道理的。[52]

1933年5月，由上海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高少是编译的《学校舞蹈教材》的介绍语有几个信息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我国学校对于体育已经开始给予相当的重视；二是体育中的舞蹈因教材的缺乏而教学比较杂乱；三是由于教学教材不当，任意杂取舞台舞蹈，社交舞蹈等，来教学小学儿童，引发舞蹈教育中的一些问题，人们往往怪罪于舞蹈，并由此因噎废食；四是这本教材中包括舞蹈的常识，如舞蹈的历史、舞蹈的分类、舞蹈的具体教学实践，并且插图简明易解；五是（很重要地），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舞蹈课程已经有了统一的课程标准。“且书中所取舞蹈，和小学课程标准中的土风舞，形意舞甚为符合，取作小学校舞蹈教材，定可补救已往的许多流弊。”[53]

针对学校舞蹈教育存在的问题，这本教材按照年级来划分舞蹈教学的内容。如：A小学一年以上适用的舞蹈：《环舞》、《优秀舞》、《轮舞》、《集中舞》、《回文舞》；B小学二年以上适用的舞蹈：《品字舞》、《美丽舞》、《丝带舞》、《穿花舞》、《柳摇舞》、《鞋匠舞》；C小学三年以上适用的舞蹈：《快乐舞》、《跳跃舞》、《参商舞》、《欢乐舞》、《牛舞》、《交错舞》、《拍手舞》；D小学四年以上适用的舞蹈：《金刚石舞》、《五权舞》、《双星舞》、《运动舞》（包括《跑步舞》、《掷铁球舞》、《立定跳远舞》、《掷标枪舞》、《急行跳高舞》、《掷铁饼舞》、《替换赛跑舞》）、《登山前进舞》；E小学五年以上适用的舞蹈：《好朋友舞》、《转轮舞》、《乡土舞》、《进行舞》、《体操舞》、《自由舞》；F小学六年以上适用的舞：《踏步舞》、《洗衣舞》、《变形舞》、《希望舞》、《古巴舞》等等。

这本教材对“学校的舞蹈史”亦有关注，原书作者日本人峰阳识简述了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舞蹈价值的热心鼓吹，到近代斐斯泰洛齐、哥支摩支和约翰等教育家对体操教育的推崇，以及以瑞典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对现代舞蹈教育的重视和大力推展。[54]

可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学校体育的兴起是起于古希腊、罗马，而不是历史比其悠久得多的中国，亦可见当时学校舞蹈主要借鉴于欧美学校舞蹈教育的模式，并且大多是通过翻译日本学者的舞蹈教材。从中，中国体育舞蹈教育界不仅学习了舞蹈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了解到世界学校舞蹈教育历史；也正确认识了舞蹈的体育与教育的本质与价值。

图17 天津耀华学校学生表演体育舞蹈 民国时期

三、新学堂歌舞

在民国初期的审美教育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乐舞教育家是黎锦晖，他的新学堂歌舞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美育新思想的实践，也是对此前学堂乐歌的延续与创新。

黎锦晖（1891—1967），字均荃。在长沙岳麓山优级师范学堂就学期间就开始进入新兴乐歌教育领域。1919年，“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在“北京大学音乐团”的基础上改建成当时中国最大的新型音乐社团，由蔡元培任会长。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指导下，音乐研究会设立中乐与西乐两部；中乐部又分古乐、雅乐、通乐三类。通乐是以地区划分组别，湖南地区称为“潇湘乐组”，黎锦晖担任该组的组长。在这个社团中，他一方面获得了民族民间音乐深造的机会，一方面接受了进步教育理念的影响。

那一时期，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普遍存在崇洋的思想，以西乐为正宗，唱中国歌曲往往成为笑料。通行的做法是，用外国的音乐和歌曲的曲调填上中国的歌词。而黎锦晖坚持儿童必须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从而被撤销了作为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的委员资格。

1920年黎锦晖发表了处女作，《老虎叫门》“（老虎唱）小孩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小孩儿唱）不开不开不能开，母亲没回来，谁来也不能开”。歌曲不胫而走，妇孺皆知。另外，歌舞表演曲《三个小宝贝》也为后来“儿童歌舞剧”体裁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1921年春天，应中华书局之邀，黎锦晖编写小学国语课本，担任中华书局国语部部长。接着创立了“国语专科学校”，黎锦晖任教务主任兼教员（第二年始任校长）。翌年又附设一所小学，作为实验基地，进行初等教育改革，国语宣传以及儿童文艺创作。同期，组建了“明月音乐会”正式开始活动，表演音乐作品和儿童歌舞剧。组织了“上海实验剧社”开展新剧表演，采用女性扮演女角，因为在当时突破了封建禁忌，引起社会巨大的震动。

图18 黎锦晖 《春天的快乐》 明月歌舞团表演 1924年

在那一时期，黎锦晖主持的改革，其一，中华书局添设国语文学部。很快出版了一批《儿童文学与丛书》。1922年创办《小朋友》周刊，发行一千多期。连续几百期连载黎锦晖的《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小小画家》、《最后的胜利》等十二部儿童歌舞剧本，适应了中小学师生的需要。同时出版了幼儿适用的《小弟弟》、《小妹妹》两种旬刊和常识画册。征集了好几万首儿歌，编印了《歌谣》。第二年“一日一书”，一年内又出版了三百六十一本书。其二，举办大规模的暑期讲习班推广国语，黎锦晖结识了大量的教育工作者，征集了许多地方的民歌，也介绍了大量的民族乐曲和新创的儿童歌舞，打下了后来歌舞流行的基础。其三，实验新教育法，扩大课外音乐活动，尤其是文艺表演。[55]

在这一时期，对于舞蹈美育贡献与影响较大的是“儿童歌曲的革新运动”。黎锦晖创造了多种类型的“歌舞表演曲”，出版了二十八种单行本。主要的做法是：（1）配合舞蹈动作的表演唱。如《寒衣曲》中母亲边唱边做寒衣。（2）表情对唱，配以生活化的舞姿。如《好朋友来了》中，小朋友陆续敲门进来，用对唱对舞表示朋友相见时的礼节和欢乐的情绪。（3）对唱配合双人舞，把较长的过门作为舞曲。如《蝴蝶姑娘》中姑娘和蝴蝶边问边跳，或边答边跳。而有的歌是歌时不舞，舞时不歌。（4）编队歌舞，有领唱，齐唱；阵列不断地变化。如《吹泡泡》，一人领唱领舞，多人列队齐唱齐舞，按照音乐的段落变化队形。借吹泡泡的游戏，引出人类利用自然现象的动态，借以抒发儿童愉快的心情。[56]

整个20年代，可以说是黎锦晖音乐创作的黄金时代。他的十二部儿童歌舞剧相继问世：《麻雀与小孩》（1921）；《葡萄仙子》（1922）；《月明之夜》、《长恨歌》（1923）；《三蝴蝶》、《春天的快乐》（1924）；《神仙妹妹》、《七姐妹游花园》（1925）；《最后的胜利》、《小小画家》（1926）；《小羊救母》、《小达利之死》（1927）。24部歌舞表演曲有：《老虎叫门》、《三个小宝宝》（1920）；《可怜的秋香》、《因为你》、《好朋友来了》（1921）；《寒衣曲》、《夜深了》（1922）；《好妹妹》、《小鹦哥》、《问问鸡》、《新年乐》（1923）；《欢乐之歌》、《谁和我玩》（1924）；《努力》、《胜利》（1925）；《空中音乐》、《你的花儿》（1926）；《钟声》（1927）；《谢谢你们》、《吹泡泡》、《蝴蝶姑娘》（1928）；《小小画眉鸟》、《墙里墙外》、《天上小姑娘》（1929）。

黎锦晖将音乐分成修身、爱国、益智、畅怀四类，亦是他对歌舞在教育中的作用与功能实现的追求。在题材的选择中，黎锦晖将“爱”视为核心地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社会，都将“爱”的情感生动地表现出来。

作为教育家，黎锦晖深谙儿童的特点，无论是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还是教育的方法和途径，都十分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例如：神话题材、对大自然的表现、对动物的模拟、欢快的节奏、清新的旋律，都深深吸引儿童，他创造的儿童歌舞剧，更是受到儿童们的喜爱，并且十分有价值。正如他自己所言：“可以训练儿童们一种美的语言、动作与姿态，可以养成儿童们守秩序与尊重艺术的好习惯”；歌舞剧的化妆、服饰和布景等都需要儿童亲自动手设计、制作。通过实践，可以“锻炼他们思想清楚或处世敏捷的才能”以及“将来处理大事的才干”；提倡歌舞剧，不仅可以在学校内造成“和谐甜美的境界”，而且“对于社会教育，有极大的帮助”。[57]而朱应鹏1930年7月27日发表在《申报》上《关于舞会的话》，对黎锦晖的歌舞剧教育所作的肯定，也可以看成黎锦晖艺术教育的重要特点。即：一是注意现在的思想；二是表现人体的活泼、健康与美丽；三是注重感情教育，特别是爱的教育。

在新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黎锦晖本着继承民族乐舞传统，中西合璧，雅俗同堂，改进俗乐、创造平民音乐的思想，凭借自身深厚的民间音乐素养和汉语言学的功底，创作了反映科学民主精神的儿童歌舞，在社会广泛流传，对中国舞蹈教育在全民运动中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也为乐舞课程成为学校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