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北窖村音乐会的活态传承及其意义

（一）北窖村音乐会的特性及功能性传承意义

北窖村音乐会属于冀中音乐会的范畴，但北窖村音乐会除了拥有所有冀中音乐会的共性以外，还有其独特的个性。想要了解北窖村音乐会的特性，就要明白其生发的内在动力与内涵。

上文提到音乐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坚持不盈利。这一点北窖村音乐会身上也能够显现出来。北窖村音乐会会首王大力多次提到音乐会是一件好事，是教人好的。笔者试探性地问他为什么不通过音乐会去挣钱，他讲道：“不接。因为我们得保持它原始的东西。我们现在会里面这些乐器，不夹杂别的乐器，怎么传下来的我们怎么学。就保证一个原始，不去考虑别的。况且这个东西女的不能学，从来没有传过女的。因为这个敬神女的没有。从古至今，女的没有。不像现在这社会，男女都去。进香可以去，但是办佛事，哪有女的啊？咱们还是很严格地按照佛教的。”

为何会有这种不盈利的行为？用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来看这似乎无法理解。但明白了音乐会是建立在深厚的民间信仰基础之上以后，这种行为就不难理解。“中国民间信仰的内容与形式是什么？回答应该是：多民族的‘万灵崇拜’与‘多神崇拜’。”[31]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神灵以及外来的各种宗教都被纳入了这个“万灵与多神崇拜”的体系。因此，佛教作为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各种类神灵并列为被中国人当做可以左右他们精神生活的力量。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北窖村音乐会以佛教的名义又可以去祭祀龙神等神灵。

没有了民间信仰，音乐会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意义。现在北窖村音乐会的日渐衰落正是与当地民间信仰以及传统价值观的缺失息息相关。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着紧密的亲缘关系，它是由地缘、血缘和文化圈三个层面构成的网状结构。与城市人独立、小范围的生活习惯和环境不同，每一个农村人一出生就生活在这个巨大的网状结构中，遵守着这个圈子里多年来约定俗成的礼俗。正是地缘、血缘和文化圈三个层面保障了民间礼俗的诞生、发展和延续，而这种亲缘关系的维系正是依赖中国2000多年来的农耕文化。[32]2006年以前北窖村的发展有赖于煤矿的开采。虽然也形成了村中几大姓的格局，似乎拥有普通乡村的亲缘地缘关系，但人口的流动性与移民的大量聚集，注定了北窖村自始即不拥有普通乡村那样强烈紧密的人际关系。相对来讲，北窖村最大的村民凝合力为经济利益。因此才会产生煤窑兴则村兴，煤窑衰则村衰的现象。既然北窖村的亲缘关系并不若普通乡村那般紧密，其礼俗的式微也就显得比普通乡村更易。再加上地处京畿，改革开放后，城市文化就更加强烈地冲击着这本不坚固的礼俗，使得当地人的观念急剧改变。当2006年煤窑关闭之后巨大的经济落差使得村民人心惶惶，村民的流散使得音乐会等依附于传统民间信仰的村民文化组织涣散。上述种种导致了北窖村音乐会的难以为继。

北窖村音乐会的特性与其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更加说明了其与民间信仰之间的联系。那么北窖村音乐会所依附的民间信仰又是什么呢？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音乐会担负着与神灵沟通的职责，代表着全村对神灵的敬畏与重视。经过几次采访，笔者才对“公会”这一词语逐渐有了清晰的定位。音乐会并不仅仅是从属于老会，它还是老会行政管理手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大力多次强调了音乐会的教化功能，“这东西它是教人好的，它不是教人坏的。”这种教化功能正是来源于民间信仰，虽然王大力本人在访谈中并不明确佛道为两种不同的宗教，同时涉及了佛道的多种概念形式，如其表述在“文革”前，音乐会演奏者都身穿道袍出会上事，却因为传自护国寺的和尚自认是佛教正统，不收女徒等。据王大力说：“原来这村有一和尚，他20世纪60年代上北京智化寺了。他在这村可待年头不少，此人放焰口，就是说一上桥他就念，不是说全上去，就是吹的上去。还得听着他念什么，我们才能吹什么。我们一吹他就唱。现在哪儿有啊。”笔者询问其是否知晓音乐会所传承曲目的最早来源，他给出了如下推测：“据听说哈，唐朝不是有取经的吗？有唐僧这么个人，四川人，实际上他们去了6个人。死了俩，路上病死了1个，到了3个，落在那里俩，最后他回来了。这东西是这么来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佛教、就是印度佛教。”种种现象证明，虽然并不正规使用某一种宗教的仪式，王大力却始终认为音乐会继承了佛教正统，代表着神灵教化、净化村民的意识、灵魂，保佑着整个村庄。音乐会的教化功能就对村落显得尤为重要——它是老会管理手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音乐会及其依附的民间信仰所拥有的教化功能，使得传统道德观念深深根植于乡民心中，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北窖村音乐会的教化功能是其表层的功能，从内涵来看，其担负着祈福保安、超度亡灵的作用。

虽然北窖村音乐会自认为继承了佛教正统，但其所祭拜的却并不是佛，而是龙神以及历史上北窖大庙的诸神。这也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乡村的一种现象，那就是多神崇拜。这种现象在龙神庙也能看到，一个主神为龙神的神庙，道士进驻，同时供佛像、观音等。现在北窖村的春节盘街，在历史上实际是对其村里大庙的祭祀。但其村的大庙破败已久，村里人也都不记得其过去的主神为何。其依附的主要民间信仰神灵缺失，也是致其衰落的原因。

在接触论题之初，由于煤窑在当地的决定性意义，笔者曾预设北窖村音乐会所依附的民间信仰正是窑神。北窖村历史上盛产煤矿为音乐会造就不同寻常的氛围背景。第一章提到北窖村历史上曾为京西重要的产煤基地。《北京煤炭史苑》中一篇关于房山运煤高线的文章提到了北窖村位于沱清线上，是整个线路中运载量第二大的站台。1930年，灾荒以及房山高线的建成使得产煤村里运送煤矿的劳力纷纷失去工作机会，难以糊口。这些难民因为生活难以为继，联合起来与高线公司谈判，最终逼迫高线公司开了粥厂救济周边的失业工人，这就是27村吃高线的事件，北窖村也在这个行列里。[33]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得知北窖村矿产丰富，在高线建成之前那里的人大多依靠煤业吃饭，一旦煤业的经济链有所变动，对于北窖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北窖村音乐会的产生发展过程必然与煤矿的兴衰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为公会，经济支持来源于老会，也就是历史上的里甲。而老会的经济来源必然与煤矿有关，既然是依附于民间信仰，那么北窖村音乐会是否祭拜煤矿的保护神窑神呢？

“房山腊月十八祭窑神……是日在窑口祭祀，摆一张供桌、桌上供一头整猪，必须是纯黑色、个大、肉厚的，若窑主为回民，则供一整牛。开始后，众人上香、叩头、祷告，祈求窑神爷崔义保佑煤窑安全。之后燃放鞭炮，最后由窑主端一盘子灯花，下窑燃放。这一过程中，任何人不准堵窑口，忌讳女人与妻子坐月子的男人参与祭祀。”[34]这是京煤集团的退休职工在其著作中对房山祭煤窑的描述，其中并没有涉及有关音乐的部分。而在北窖村是否也是这样的祭祀过程，音乐会是否参与其中呢？笔者多次询问音乐会会首、会众以及普通北窖村民，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祭窑神与音乐会没有任何联系。王大力谈到祭煤窑，不无鄙夷地说：“那是地下的，我们不管那个，我们管天上的。”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料说明起码在口述史可以涉及的范围内，无论是北窖村还是周边地区，祭窑神的仪式均没有音乐及音乐会的参与。但即使是会首王大力也不能否认煤矿对音乐会的经济支持。

一般音乐会所祭祀的对象往往是事关自身经济命脉的行业神，那么北窖村音乐会真的与曾经作为当地经济支柱的煤炭业毫无联系吗？北窖村作为一个煤矿产地最为繁华的时期是明清及20世纪初民营小窑时期，1949年以来，北窖村的煤炭产业或收归国有或关闭，逐渐走上了衰退的道路，并且由于体制的改变，煤炭的产量已与村民的生活不再那样息息相关。上述情况以及破四旧等对民间信仰的破坏行为，使得煤炭的行业神——窑神，失去了其在北窖村祭拜的意义。而村里老人所能回忆的最早岁月也正是这一时期。因此，虽然村中众人否认北窖村音乐会与煤窑的关系，但笔者认为，在民间小窑众多的年代，北窖村民依靠煤炭吃饭者众多，而小煤窑的安全防范措施又极为落后，矿工人身安全堪忧。因此，北窖村音乐会在其煤窑兴盛时期应该不可能与祭窑神完全脱离关系。或许我们可以推测，北窖村的音乐会及其他会社以前的祭祀主神正是窑神。

历史上的北窖村音乐会祭祀主神由于史料的缺失，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从现在音乐会的状况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对音乐会这样的民间乐社的决定性意义。会首王大力表示：“我们得保持他原始的东西。我们现在会里面这些乐器，不夹杂别的乐器，怎么传下来的我们怎么学。就保证一个原始，不去考虑别的。加东西等于坏了这个了。”话虽这样说，但他却指导在2010年春节盘街的过程中演奏了流行音乐。可见盘街时，由于民间信仰的缺失，其已经开始考虑娱人的因素。但这样的尝试也仅从2010年开始，并不是历史上惯有的行为。虽然他自称在庙会时绝不会演奏流行音乐，还是会原汁原味地演奏传统曲目，因其为龙神所演，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为神奏乐”的观念在无形中指导着北窖村音乐会的行为，保证着其传统曲目与历史上的一致性。

（二）音乐会的出会活动

明确了北窖村音乐会存在的内因，我们再来看北窖村音乐会当今可考的会社活动。据老人说，北窖村音乐会历史上最多时每年有4个固定日子的活动，分别是农历大年初一的盘街出会、正月十五元宵节的灯花会、农历二月二的黑龙观龙神庙会龙抬头祭龙王以及七月十五中元节的坐乐演出。另外，每当村里有老人去世时，只要请音乐会，音乐会都会无偿相送。但现在音乐会保留的固定活动只剩下大年初一的盘街与二月二龙抬头祭龙王。祭龙王的活动还要由乡里组织才会前往，2010年与2011年的二月二由于时值两会期间不得举行集会活动，因此佛子庄乡政府没有组织庙会，北窖村音乐会也就没有前往。正月十五的灯花会在2006年时试图恢复，由于不慎出现了火灾，再加上村里窘迫的经济承担不起灯花会一次十几万的开销，因此灯花会的恢复也就被无限期搁浅了。

村里的活动出会前，由老会（村委会）下拜帖，拜帖写明出会日期，如正月初一至初三出会，请帖上写：“拜请音乐会师傅们于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出会，北窖村老会同拜。”每次出会均有请帖。笔者拜访过的几位音乐会成员家中均在显著位置将拜帖挂于墙上。

大年初一的盘街走会，是祈祷新年风调雨顺的活动。根据房山文化干事刘小阳所撰写的资料显示，历史上的出会过程是这样的：出会日早晨七点钟，由一名狮子会会员边沿街走边打锣，称“叫齐锣”，是通知四档会的会员到村里的大庙集中，准备出会。四档会的会员都到齐后，全体会员在大庙场内站成两排等候，老会（也就是村长）手挥方形蓝色令字旗，四会的会头也手持本会的方形蓝色令字旗，旗上写着狮子会、吵子会、大鼓会、音乐会的会名。另外狮子会特有一面长方形大旗称韦驮旗，旗上画有一条神龙。

此时，由老会在庙正殿前祭拜：上香，行三拜、九叩大礼。接着狮子会会头行礼：上香、三拜、九叩。然后是吵子会、大鼓会、音乐会会头依次行礼，仪式相同。礼毕焚烧黄纸。老会讲话：“各位师傅们，大家春节好！（手持令字蓝旗给大家拱手作揖）给大家拜年了！为了今年风调雨顺平平安安，为给新年增添喜悦气氛，我们这四档会今天盘街，请大家注意安全，把节目表演好，让我们村的村民都高兴起来，现在我宣布走会开始！”随着话音结束，四会的几十面锣鼓同时敲响，几十面彩旗迎风飘扬。出会时，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赶来瞧会，人山人海。

在老会的带领下，最先出演的是狮子会的黄狮、青狮，老会举着蓝色令旗边挥舞边作揖，向乡亲们问好；黄狮、青狮在各会队伍中间穿行表演，称调会，也称调整队形，在会头蓝旗的指挥下，黄狮、青狮不住点头，以示向参加出会的会员拜年了。

调会毕，正式起会，狮子会的大锣敲响，称鸣锣开道，四档会排成长龙，气势恢宏。

音乐会在出会时排在第四位，前有狮子会、吵子会、大鼓会。出会又称盘街，盘街时，本村民俗：村民们在走会的街中心摆膳桌，膳桌为一张八仙桌，桌四周摆板凳，桌上摆三样点心、旱烟、一壶茶、几只茶杯。摆膳桌其寓意为一敬天地，祈求上天降福，保佑五谷丰登；二是敬过路的神灵，祈求神灵保佑村民平安吉祥；三是敬会，敬会的目的是让四会献会，献会是四档花会要在膳桌前表演节目，膳桌最多时达十余桌。

走会的会员们在膳桌旁坐下，喝茶、吸烟，但不吃点心，因为三样点心是敬神的。

休息后开始献会。献会时，先由狮子会表演，称撂会，然后依次为吵子会、大鼓会、音乐会表演，四会一般共表演40分钟。

献会时，音乐会全体会员围桌而坐，鼓手坐上方，管子手与鼓手对坐。先打鼓，后吹曲。先打鼓是因为音乐会是本村古老的花会，且是全村的“公会”，据说大鼓又称和平鼓，打的每一声鼓都是一句祝福的福音，祝福全年风调雨顺，祝福全村百姓平平安安。演奏时，长箫深沉幽咽，短笛超拔洪亮，银锣绵润清纯。激越处噌噌吰吰，舒缓处缠绵舒缓，令人陶醉而心驰。[35]

笔者从2009年6月至2010年底，共5次前往北窖村、1次前往佛子庄乡龙神庙进行调查。关于春节出会的仪式过程，音乐会老人王庆怀、高长明、吕庆仁也给我们进行了描述，大体与上述情况相同。但老人们都说现在这几个会都衰败了，以前的时候一个会就几十人，场面十分壮观、庄严和热闹。两道会众的中间是神走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够踏入。现在四个会的集合、请神、接会都变成了在大队操场进行，而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路线比较长，因为现在上窖已经没有人居住。据说在以前的路线上是要祭拜山神和水神的，但现在已经略去。所谓的山神只是一块石头，水神也只是一潭小水池。会首王大力说以前摆桌子的多，初一盘街都要到大半夜，现在少了，一般四五个钟头也就够了。收会时依然是老会带领会首送神。

2010年2月14日，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一，笔者跟随记录了北窖村音乐会盘街。当天的天气比较寒冷，天阴同时有风，天气条件十分不理想。早上九时左右，随着“叫齐锣”的响起，四个会的会众逐渐聚集到了村委会操场上了。这四档花会成员均身着统一的传统对襟服装，但每个会的服装颜色均不相同。狮子会身穿黄色间蓝色服装，吵子会穿红色服装，大鼓会穿黄色服装，音乐会穿蓝色服装。

十点正式起会，仪式过程与上述基本一致。但在仪式过程中，有几个摄影爱好者对出会的过程进行拍摄。显然他们对仪式并不了解，堂而皇之地进入两道中间的空道，也就是会众们所说的神灵走的地方进行拍摄，也并没有人进行阻止。这些人可能带来的宣传效果以及背后的利益也许造成了这样的纵容，可见某些古老的仪式在不自觉中也在慢慢地改变着性质。

从四个会的精神面貌来看，狮子会由于刚刚评上“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显得耀武扬威，而吵子会、大鼓会则十分的整齐肃穆，尤其是大鼓会，可以说是非常整齐。反观音乐会则是显得有些杂乱，甚至有一些程序都有出错的地方，而表演的又大多是会首王大力自己改编的现代曲目，如《十五的月亮》等。这些现代曲目由于没有好的编配和不熟练，演得极为生涩，甚至出现了某些旋律错误的地方。上次访问时，王大力师傅提到他正在考虑音乐会的发展，并且选择了演奏现代曲目这一方向。

与笔者调查不同的是，四个会盘街时在过桥的地方，狮子会都会进行表演，做出各种动作。不知道是否天气寒冷，来看盘街的村里人并不多，只是在盘街进行到自家门口附近时，人们会出来看一下，并没有什么人跟着走。盘街显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各个会都有些年轻人，但从他们的言谈中看，凑热闹的性质更多。一个大鼓会的孩子对另一个孩子讲，他原本是打镲的，但因为天太冷就要求改打旗了，但还是很冷，不太想走。另外，在我准备离开，到王大力师傅家道别时，王大力的夫人也提到他们15岁的儿子在去年跟着走了一圈以后今年说什么也不去了。

下午一点左右盘街完毕，四档会回到大队操场，老会再次上香，盘街仪式正式结束，会众也就散去了。从笔者查阅文献得到的、听到的以及亲眼所见，可以见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春节盘街走会的范围越来越小，参与者（各会会员、摆桌请会者以及围观人员）越来越少。随着2012年北窖村整体搬迁，村民们也都住进了交通更为便捷的楼房，离开了村子，盘街活动再也没有举办过。

房山的二月二龙神庙会是依托着佛子庄乡黑龙关龙神庙形成的。建于元朝至正十四年（1354）的龙神庙，距今有约660年的历史，传说求雨非常灵验。清雍正帝御笔赐匾“甘泽普应”；乾隆帝赐联“御四海济苍生功能配社，驾六龙享庶物德可参天”。按当地的习俗，每年阴历二月初二，都要在龙神庙举办庙会，附近乡镇村庄的数万名百姓都要来这里为龙神烧香，以此感谢龙王保佑风调雨顺。《明实录》中记载了明朝祭拜房山龙潭。而这龙潭的位置正是龙神庙所在地。《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五》载：“癸酉，遣官祭山川、城隍及房山县龙潭等神。时天久不雨，房山民言其县北七十里有龙潭沥。宋元以来，祷雨辄应，故遣官祭之。”[36]通过这条史料也可以看出，此地拥有悠久历史，同时也是历代官府祭祀之地。

笔者于2009年夏季初次接触北窖村音乐会，而2010年及2011年由于农历二月二正值两会期间，政府明令禁止大型集会，于是乡政府并没有组织庙会，仅有龙神庙现任道长刘至诚自己组织的道教仪式，北窖村音乐会及其他社会并没有参与庙会。最近一次北窖村音乐会二月二出会为2008年，为乡政府组织。这年的庙会非常盛大，“今年，佛子庄乡举办的第二届民俗花会是和龙神庙会一起举办的。2008年的酬龙节活动，和往年不同，早在半个月前，佛子庄乡政府就开始策划这项活动，为了把庙会办得更热闹，今年的庙会活动，不但有乡内东班各庄的叉会和号称音乐活化石的佛子庄乡的银音会的乐手们等12档民间花会的表演，还特意聘请了京城的著名叫卖大王臧鸿作主持，天桥老艺人宝三的第三代传人‘付氏中幡表演艺术团’以及丰台‘聚义同善’的小车会、朝阳区‘众友同乐’舞狮队参加了表演。为把庙会办得更好，佛子庄乡政府还邀请了河北梆子剧团，演唱精彩的《窦娥冤》《大登殿》等传统剧目。”[37]上文中号称音乐活化石的佛子庄乡银音会即为北窖村、庞各庄、上瑛水音乐会。

音乐会首王大力介绍说以往的龙神庙会只有12道会，并没有其他的活动。这12道会分别是北窖村、庞各庄村、上瑛水村的四档会，均为音乐会、大鼓会、狮子会、吵子会。其余两村的音乐会均学艺自北窖村音乐会。虽然王大力说二月二庙会为音乐会出会的每年必行活动，但高长明老人及吕庆仁老人对此都有着不同的说法。高长明老人说无论是1949年前后，去不去龙神庙会完全看乡里组织不组织，并不是每年都去，不给报酬，但管饭。而80年代入会的吕庆仁老人则说只去过一次龙神庙会，当然，这里有吕老身体原因，但从这个几率还是可以看出，音乐会并非每年前往。

北窖村音乐会会为音乐会会员家人送灵，有时村民来请，也会为村民葬礼服务。这种活动也是义务进行。据吕庆仁老人说，已有3年音乐会未为葬礼出会。会首王大力对此的解释为音乐会会员众多，现在外出打工者众多，已无法凑齐人员。但是我们知道，葬礼作为传统中国礼仪的一种，都有着礼乐相须以为用的特性，如果没有音乐会奏乐，北窖村当地的葬礼又是怎样进行的呢？笔者对吕庆仁老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用一种很无奈的口气说道：“那能怎么办，拉出去埋了呗。”当我提出他地葬礼均用乐这一事实，为何北窖村不太用乐，他对我说：“按理说是要用乐，但现在一个是此地没有钱啊，人们经济上不宽裕。而且现在也不像以前了，人们都不在乎了。按说那么着（用乐）才正式点。”

这样的状况似乎与经济情况有关，但追根究底还是因为民间信仰的缺失。另一方面也与北窖村音乐会的义务性质有关系。这一点笔者采访的每一个人都提到了，只要村里人请，他们人齐全的话就会应。得到的报酬也无非是一点烟和几十块钱的维修乐器的钱。这样，音乐会成员没有积极性也是必然的。据会首王大力说：“本会成员家里要是死了人；我们就给他送到陵上；要是村里有人请；我们就给他送到村口就算完了。”

这两种会已多年未出，尤其是中元节出会，就连已70多岁高龄的高长明老人也未曾见过，也就是说起码有60多年没有进行了。80多岁的吕庆仁老人及王庆怀老人对笔者提起了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音乐会的活动。吕老对笔者说：“最早的时候，七月十五音乐会就在大庙的西炕上奏一宿。”中元节为鬼节，因此音乐会此时的奏乐应为超度亡灵。

元宵节灯花会在“文革”时期之前还在举行，会首王大力提到2009年北窖村村委会试图恢复这一传统，但是纸扎的花灯引起了火灾。另外，灯花会的巨大投入也使得其恢复遥遥无期。

从上述北窖村音乐会活动的历史发展来看，破四旧时期民间信仰的缺失以及环境放松后经济的窘迫无疑是北窖村音乐会不能得以良好发展，甚至每况愈下的两个重要原因。

（三）北窖村音乐会用乐与历史上鼓吹乐的接通与意义

北窖村音乐会用乐为鼓吹乐的笙管乐队形式。鼓吹乐始于西域胡乐的传入，汉朝开始用于军乐，最初使用鼓、钲、箫、笳等乐器。其不同于传统华乐的乐队组合被称为“胡汉杂陈”。汉魏以后，鼓吹乐渐渐开始进入除吉礼用乐以外的凶嘉军宾以及卤簿用乐。直到唐代才成立了管理鼓吹乐的机构——鼓吹署。鼓吹署与太乐署同属太常寺，太乐署掌管吉礼，用雅乐，也就是金石之乐；鼓吹署则掌管凶嘉军宾及卤簿之礼，乐用鼓吹。鼓吹乐的早期形式是以笙管乐组合为标志的。金元时期唢呐的传入打破了以筚篥为主奏乐器的乐队组合，与筚篥（管子）一起承担了鼓吹乐主奏乐器的职责，形成了以此两种乐器为主的多种组合。有时唢呐主奏，有时管子主奏，有时两种乐器并用，但这两种乐器并不具有性质上的区别。在之后发展中，唢呐由于其音量与形制上的优势，逐渐成为了鼓吹乐的主流。但笙管组合保存了最为古老的鼓吹乐样态。宋时“本品鼓吹”的出现，使得鼓吹乐具有了标志身份的作用，更进一步促进了鼓吹乐的传播，使得鼓吹乐成为了宫廷到地方上下相通的国家礼乐主要形式。

何为本品鼓吹？“卤簿之礼，是为宫廷皇室和各部衙门高官出行时的仪仗之用，在其中有专门的卤簿乐。卤簿乐由太常寺中的鼓吹署承担，高官显贵依制有自己的本品鼓吹。”[38]由此看出，本品鼓吹是卤簿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唐开元礼》只记载四品以上官员的卤簿，但后世四品以下官员也依制拥有吹鼓手，如县级官员即拥有6名吹鼓手。卤簿乐为礼乐，其最为重要的性质是一种功能性用乐，而并非审美性用乐。本品鼓吹正如先秦时期的编钟编磬一样，象征身分地位，可以说本品鼓吹所使用的乐器不仅仅是乐器，同时也是礼器。明代王磐《朝天子·咏喇叭》载：“喇叭，锁那，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您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地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可见唢呐——也就是鼓吹乐的代名词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内涵。这样的一种性质，使得鼓吹乐的地位大增。本品鼓吹以及地方官员拥有吹鼓手的出现，也是地方官府用乐普遍性的一个佐证。明清以来，鼓吹乐因其特殊地位被世俗大众接衍，下移到民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这种现象有绝妙的解释：“鼓吹，本军乐也。非统军之官不用。今则文官用之，士庶用之，僧道用之，鼓吹乐，遍及国中。”[39]

而使用和继承鼓吹乐的正是乐户这一群体。乐户遍及各地，为各官府提供礼乐与俗乐服务。[40]可以看到，历史上鼓吹乐处于一个由官属乐人掌握的官方礼乐的严格范围之内，因良民不得以奏乐为生，祭祀又被国家掌握，并不能被民间使用。如果说由乐户后人组成的音乐班社继承历史上的鼓吹乐还在情理之中的话，音乐会这样全由业余人员组成的民间音乐组织能够演奏鼓吹乐似乎显得名不正言不顺。那么鼓吹乐是怎样传到他们手里的呢？

在上文中，笔者梳理了佛教音声在中国的发展，提到了佛教使用俗乐曲牌这一现象。而到了明永乐时期，佛教仪式已经极其普遍，对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国家礼仪用乐均由官署乐人承载，普通民众难以掌握、效仿，所以成套、完善的佛教仪式及其用乐就成为了民众供奉民间信仰时的效仿对象。这一点，我们从北窖村音乐会的来源就可以看出。佛教音声对于民间礼俗的上行下效，尤其是对于冀中音乐会的出现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那么为什么永乐钦赐歌曲是声乐形式，而北窖村音乐会以及大量现存的佛教音声形式却是器乐形式鼓吹乐呢？在永乐歌曲诞生之前，佛教就由于适应环境的原因开始使用俗乐，[41]但当时南北曲牌的歌词世俗痕迹浓重，这种世俗内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僧尼所接受的。此外，佛教音声形式要与佛教仪式仪轨相结合为之，许多仪式场合也不便于使用声乐形式。[42]因此，填写佛教用语以及器乐化成为了寺院使用俗乐的途径，可见俗曲的器乐化是一个早已有之的现象。而鼓吹乐作为官员的卤簿用乐，被赋予了一种庄重高贵的代表性涵义。因此，佛曲器乐化采用鼓吹乐形式可以理解，并且是当时一种出于严肃性的选择。

如果说北窖村音乐会的超度仪式，也就是凶礼仪式是从佛道的超度仪式和用乐效仿得来，那么他们所使用的祭祀仪式，也就是吉礼仪式与用乐又是从何效仿而来才会有那样一致的形式呢？

这就要分两个层面来进行探讨，首先是制度层面。虽然现在音乐会所承载的音乐并非主流，似乎是民间音乐，但是它们却并不是简单的民间音乐，而是承载了历史上的国家礼仪及其用乐。民间信仰的广泛存在使得民间对于吉礼祭祀有着需求，而国家所祭祀的范围又不足以涵盖这些民间信仰，使得民间自发形成了一些专门侍奉这些不在国家祭祀范围内神灵的组织。在这些人心目中，他们所祭祀的神灵地位是不低于国家祭祀神的。那么，对于这些神灵的供养，自然也就不能少于国家祭祀。于是，这些民间会社开始模仿国家祭祀的仪式过程，国为民用。而乐与礼又紧密不可分割，于是这些民间会社自然不会忘记学习这些礼乐。那么这一时期能够让位于乡村一级老百姓看到的吉礼又有什么呢？那就是小祀中的一部分仪式。

小祀属于吉礼的范围，上文提到一般情况下吉礼用乐为雅乐，也就是华夏正声乐队组合。《太常续考》记载了小祀的祭祀范围：“小祀曰：后妃嫔、太子王妃、公主及夫人，曰三皇、曰先医、曰五祀、曰司火、曰都城隍、曰东岳、曰京仓、曰启圣公、曰汉寿亭侯、曰文丞相、曰姚少师、曰北极佑圣真君、曰金阙玉阙真君、曰司牲。”[43]到了清朝，群祀，也就是小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提到“先医、关帝、火神、北极佑圣真君、东岳、都城隍、黑龙潭、玉泉山等庙；炮神、司土、司工、窑神、仓神、门神、贤良祠、昭忠祠、双忠祠、定南武壮王孔有徳、果毅公谥宏毅额宜都、果毅公谥恪僖遏必隆、大学士忠达公谥文襄图海、定南将军承恩公谥勤襄佟图赖、安北将军承恩公谥忠勇佟国纲、内大臣承恩公谥端纯佟国维、内大臣承恩公谥恪僖哈什屯、尚书承恩公谥敏果米思翰、承恩公谥庄慤李荣保等祠为群祀”。[44]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都城隍、先医、司火乃至窑神等国家小祀祭祀范围内的神灵恰恰广泛分布于各地方，形成了严密的网状结构。这些就是老百姓所能见到的吉礼了。根据《太常续考》的记载，这些小祀的祭祀用乐均乐用教坊，而教坊我们知道是担当俗乐的机构，早在宋朝时期教坊就已经承担了一部分礼乐职能，教坊大乐的形成即为此标志，而教坊大乐正是使用鼓吹乐的形式。[45]

小祀乐用教坊与永乐钦赐歌曲均为明朝之事。而北窖村音乐会的历史也似乎可以追溯到明代。它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元朝规定除去乐户以外的良家子弟，是不得用乐的。[46]明代取消了这一规定，又规定了许多遍布于各地的小祀种类，使得这些想要照搬国家吉礼的民间会社有了模仿的条件。但仪式易学，却没有专人给他们奏乐。

向何人习乐，成为了这类民间会社面临的一大重要问题。掌握礼乐的有两类人，一是府县教坊里的乐户；由于小祀乐用教坊，所以原本习演俗乐鼓吹的乐户同时成为了吉礼祭祀的参与者，而原本用于俗乐和卤簿的乐曲也成为了吉礼用乐。二是佛寺道观中的僧人道士，经过了永乐钦赐歌曲，俗乐被填以佛道信仰的唱词赐予佛道。并且在赐曲的过程中，仅标明曲牌名而未写曲谱，负责教乐的人在一地所能留教的时间很短，而钦赐歌曲有2000余首，不可能在这一短短时段内全部教会。因此可见，永乐钦赐歌曲所使用的曲牌必是僧道本就熟知或当地有人掌握的。而能够掌握这些俗乐曲牌的人会是谁呢？必然是府县教坊里承载40大曲、3000小令的乐籍中人。这样，两种仪式两种来源的用乐有了重合，归根结底，老百姓能够看到的仪式用乐均为府县教坊掌握的俗乐鼓吹。因此，民间会社想要习礼乐，只能跟府县教坊乐人或僧道学习。既然如此，为何音乐会大多最早是从僧道习得？笔者猜想，一方面乐籍中人身分极其低贱，尤其是女乐更为青楼中人，正派人不屑于接触，相对来说，佛道的身分就要高贵正统得多；另一方面，府县教坊承担小祀用乐的乐人一般居于州府或县衙，而音乐会社多隶属于乡村，佛道云游四方，居于乡村寺庙的也不在少数。因此，从地理上来讲，村民也更易接触僧道。

总的来说，民间礼俗用乐对国家礼乐的接衍来源于三个层面。一是俗曲填词赐予佛道，后经过器乐化传于民间；二是小祀乐用教坊对民间礼俗用乐的影响；三是卤簿用乐的品级制度使得鼓吹乐这种形式因其所代表的阶级而显尊贵并为民间效仿。从上文对音乐会的定义可以看出，他们主要掌握两种仪式：一是祭祀自己信仰神的吉礼；二是超度亡人的凶礼。吉礼为国家礼仪，民众可见的小祀，乐用教坊；凶礼为佛道掌握，成为了他们为生的一种方式。民间会社缘起动力为祭祀当地的民间信仰神，但他们并不能将上述两种礼仪分开并意识到它们为两种性质。这两种仪式使用来源相同的乐曲，使得民间会社一旦掌握了这些乐曲，必然同时承担在乡村中常为使用的两种仪式，北窖村音乐会也是如此。

明白了这些音乐会成立的共同心理以及模仿模板的一致性，就可以理解为何他们之间存在如此之多的共同点，也可以明白音乐会这种形式在整个传统音乐网络中是处于怎样的地位。他们与乐户所承载的传统音乐文化主流内容一致，与僧道一样成为了承载传统礼仪用乐的一群非主流人群。由于乐籍中人、佛道、音乐会中人所使用的用乐场合相仿，曲目均为乐籍中人传播，所以他们所承载的音乐从本质上来讲并无不同。只是佛道与音乐会社因其用途的单一性及严肃性使其承载音乐多年来保持不变的性质。上述的这些特性我们都可以从北窖村音乐会身上找到。因此，北窖村音乐会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案的意义，而是我们当代音乐学者可以窥视传统音乐文化大网的一个独特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