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军礼

一、明代军礼的制定

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布衣，备历艰难，深悉蒙元积弊，认为治天下当立纲纪，国之纲纪即为礼法，礼法立则上下安[1]。吴元年即开始设官制、定律令、制定各项礼仪制度。[2]洪武元年闰七月，明太祖诏定军礼。[3]

其实早在洪武元年之前，相关军礼诸仪已在军中实行，只是没有形成定制。如至正二十六年八月攻伐张士诚前，朱元璋即先告祭大江之神。吴元年十月，太祖命将攻取中原、福建、广西等地，“上亲祭上下神祇于北门之七里山”[4]；十一月，命汤和、廖永忠合讨方国珍，祭海上诸神。[5]洪武元年二月，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师往济南随大将军徐达北伐，诏令中书左丞相李善长致祭江河淮济之神。[6]这些用兵前的致祭相关神祇，应视为明代军礼制度形成之前的早期样态，其具体的祭祀仪式惜无文献详载，尚不能窥其全貌，但其属“兵行告祭”之礼，当无疑问。

洪武元年闰七月所定军礼，是针对当时的战争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而制定的，主要对皇帝和大将涉兵仪式进行了规定。洪武三年又诏定了“大射礼”，四年完善了“受降仪”。朱元璋对礼乐法度甚为用心，“夙夜不忘，振举污俗，其更参订，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庶协朕志”[7]，他认为：“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阅人既多，历事亦熟，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己长者，甚相远矣”[8]，要求其后“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9]，如此则“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因此，明前中期的其他几个皇帝大多因循太祖朝制度，很少也不敢有所变动。后世世宗（嘉靖）的“大礼议”，表面形式上来看，是“继统”与“继嗣”之争，但其实质是“阁权”与“皇权”之争。世宗在长达二十年的“大礼议”活动中，诏定了很多具体仪礼的仪式。但是对于军礼，世宗一朝虽有涉及，却无多大增益。虽然如此，却开始了此前未有的对太祖法令制度的改革，这在世宗之前各朝是绝无仅有也是绝对不敢想象之事。世宗的礼制改革，为其后隆庆诏定大阅军礼在行动和理论上做好了铺垫，大阅礼的诏定也就顺理成章了。[10]至隆庆三年议定了“大阅礼”，明代军礼始制定完毕。

二、明代军礼的内容

（一）明代军礼的分类

明代军礼主要分为亲征、遣将、大射、大阅四种。这四种军礼皆由皇帝出席并以皇帝为中心而施行。

《明实录》记载显示，洪武元年闰七月诏定的军礼可以类归为“亲征”和“命将”两种形式[11]。洪武三年九月修成的《明集礼》，其军礼内容有三：“曰亲征，曰遣将，曰大射”。《明集礼》除了将元年诏定的亲征和命将礼辑入外，增加了其时刚刚于洪武三年五月诏定的大射礼[12]，它体现了明初尤其是洪武朝对军礼的认识。军礼的实质在于其“征伐大权也”[13]，如果从这种认识来看，明初这种将军礼分为“亲征”“遣将”和“大射礼”三类当是合适的。“亲征”和“遣将”乃是征伐大权之集中体现，“大射礼”是日常军事训练施行之礼，是征伐大权日常生活之显现。与“大射礼”属同一性质的“大阅礼”，类属军礼当无疑问，“大阅之礼以习武事而戒不虞也”[14]，扬耀威武，以镇邪小。唯“救日伐鼓”列入军礼似有不妥，明人文献中，大多将“日月食救护”归为祥异类。《明史》编撰者也深知其理，因此底气不足婉转言曰“而救日伐鼓之制，亦以类附焉”[15]。

（二）明代军礼的内容

明代洪武元年闰七月诏定的军礼主要有“皇帝亲征告祭天地庙社仪”、“祃祭仪”、“祭所过山川仪”、“凯还告祭庙社仪”、“遣将出师授节钺礼仪”、“遣将告祭庙社仪”、“祭武成王庙仪”、“祃祭军牙六纛仪”、“大将奏凯仪”、“论功行赏仪”等项内容[16]。洪武三年的《明集礼》对“亲征”、“命将”条，又进行了细化，并且对“大射礼”的仪注做了规定。隆庆三年又诏定“大阅礼”。军礼的制定及仪注的设定，为的是实行军礼时能够有所依据。军礼的制定，必然也牵涉到军礼用乐的制定与规范，军礼的实施也是军礼用乐的实践过程。下依据《明集礼》和相关材料，对明代军礼的内容和军礼的实施情况做出研讨。

对于“亲征礼”，《明集礼》所述甚详[17]，当是远宗周意，近采唐宋。类、宜、造、軷皆为先秦之礼，其实早在汉代，时人也已不知其具体行施仪式。至唐《开元礼》归纳先代各礼，整齐风俗，杂采礼典，丰简裁繁，重新制定了类、宜、告、祭之礼，但与古礼也已大不相同。明代天子亲征，“类于上帝”，“类”亦祭名。天子亲征乃国之大事，国有大事，须祭天告知。有事则告，因此祭日无定。祭祀方法比依“郊天”之礼，燎祭告祭上天，类祭实质是祭天之礼，但是祭祀的目的和告辞则与郊祀不同，因此归类于郊天之礼，名曰“类于上帝”。《明集礼》之“类于上帝仪注”曰：“前期择日祭告天地，服武弁，乘革辂，备六军，以牲犊币帛，作乐，行三献之礼。”[18]其仪与郊祀礼同。明代，洪武元年定郊祀礼，元年冬至日皇帝亲祀上帝于圜丘，二年夏至祀地祇于方丘，十年改为合祀，嘉靖九年恢复合祀天地制度。其仪注大致为：誓戒、视牲、燔柴、奠玉帛、进俎、三献礼、望燎。

“造于太庙”礼，“造”为“至”意。按周礼，出师前，必至庙迁主，车载以行；返必告祭，还主于庙。历代亲征皆有告庙礼。明代皇帝诏定亲征仪为：“前期择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辂，备六军，祭告太庙，每庙用牲币，行三献之礼，其仪皆同时享。”[19]明代时享仪为：斋戒、省牲、安神、三献礼、饮福、彻豆、辞神、望燎。

“宜于太社”，社主阴，主杀戮。周礼，征伐杀戮，宜社；军行，则载社以行；军归，献于社。明代宜社礼为，“前期择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辂，备六军，以牲犊币帛，作乐，行三献之礼”[20]；凯还则陈俘，奏凯于社，仪同春秋社稷礼。其仪：省牲、迎神、奉俎、三献礼、饮福、彻豆、送神、望瘗。

“祃祭”，祭军神也，为祷战神黄帝（也有说蚩尤）之礼。汉唐祀黄帝，宋祀蚩尤。宋真宗咸平四年定祃祭仪，设军牙六纛神位，祭用刚日，牲用太牢币。明设旗纛神祠，祭仪为：斋戒、省牲、迎神、三献礼、饮福、彻豆、送神、望燎。

“祭所过山川”，明制“凡所过山川有司具牲制币，皇帝服武弁行一献礼”[21]，其仪式为：斋戒、省牲、迎神、酌献、饮福、彻豆、送神、望瘗。

“奏凯献俘”，师胜还京奏凯乐，献俘于庙社。明制：“皇帝率诸将以凯乐俘馘陈于庙社门外，伺告祭礼毕，以俘馘付刑部，协律郎导乐以退，其告祭宗庙社稷，行三献礼，仪同于出师。”[22]

“宣露布礼”源于魏，隋定制，唐宋因袭之。明制：“亲征凯还，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午门楼上，以露布诏天下，百官具朝服听诏。”[23]其仪同“开读诏赦”，大致为三严、用宝、迎诏书、宣读、行礼等仪节。

“论功”，明制：“亲征凯还，中书省移文大都督府，兵部具诸将功绩，吏部具勋爵职名，礼部、户部具赏格，中书集六部论定功赏，奏取圣裁。至日皇帝服衮冕，御奉天殿，百官朝服，侍宣制，大赉，诏告天下。”[24]

类于上帝、造于太庙、宜于太社、祃祭、祭所过山川、奏凯献俘、宣露布、论功，均为皇帝御驾亲征时所要行之具体礼节。朝廷也会因时事之不同，对其中的某些仪节隆降有差。天子亲征所行诸礼，主要彰显的是朝廷“奉天讨逆”，向世人百姓显示出作战的正义性。这些礼仪的实行具有很强烈的社会政治意义。

“遣将”又称“命将”，在于“讨有罪，除民害”。洪武元年所定遣将礼具体仪节有：遣将出师授节钺礼仪、遣将告祭庙社仪、祭武成王庙仪、祃祭军牙六纛仪、大将奏凯仪、论功行赏仪；《明集礼》中的遣将礼主要包括授节钺、造庙、宜社、告武成王庙、祃祭牙纛、奏凯、献俘、宣露布、论功。两次对军礼的规定，内容基本相同。洪武元年缺少献俘和宣露布礼。《明集礼》对其进行了完善。和天子亲征礼相比较，遣将无祭天仪式，但是多出了告武成王庙仪（见下表）。

表1：洪武元年军礼与《明集礼》军礼内容比较表

天子命将出征必有仪，所谓授之权柄是也。授节钺为授大将以专“攻戮杀伐”之权。《明实录》所记洪武元年军礼和《明集礼》所载军礼均有授节钺的正式仪注，但是在《明实录》和正史及笔记小说中均无授节钺之记载，虽然《皇明经世文编》所辑明人文稿中有节钺之说，但其意多作为权力或军权之引申意，对皇帝遣将出征仪式中授节钺之事皆无言说。明代遣将授节钺礼仪是否真正得到实行，目前材料尚不足以得到有效的证实。但是不排除授节钺仪式已经成为命将礼的一个常规仪式，或者说必须要进行的无须说明的仪节过程，与遣将概念合二为一，无须重新做注。再者，既然洪武初期制度有规定，当应该或者至少应在制礼初期有所实行，否则该条不会在明洪武元年闰七月诏定的军礼之后，再次出现在洪武三年编订的《明集礼》中。

《明集礼》所载“授节钺”仪注为：前期设定各次位。是日初严，仪仗就位，和声郎陈乐于丹墀。次严，文武百官就位，大将军就位，“大将军所部将士及鼓吹皆候于午门外”。

授节钺之后为告祭庙社仪，其与遣官奏告庙社礼同。一般命大将以牲币行一献礼告祭。师还则陈凯乐、俘馘于庙社门外，祭太庙社稷，告以战况。其仪与出师祭告仪同。前期也有遣将告武成王庙仪，其仪主要有前期斋戒、省牲、陈设，正祭分奠币、进熟、酌献、饮福受胙、望燎等仪节。

出师前必祃祭军牙六纛神祇，其仪为：前期斋戒、省牲、陈设，正祭分奠币行礼、三献礼（大将初献，次将亚献，终献不进熟）、饮福受胙、望燎等仪节。

出征途中，要告祭所过山川。告祭山川仪或由领军总兵官派人行祭，或者由朝廷专遣特使告祭。告祭地点或者在征伐途中所过之处，或者在京师遥祭。

战争胜利，大将要献捷、宣露布、奏凯、献俘、论功行赏。宣露布、献俘和奏凯常在一起举行。宣露布、献俘礼仪注为前期露布奏闻，前一日摆设备礼；正日宣露布，行献俘礼。《明史》载：“永乐四年定，凡捷，兵部官以露布奏闻，大将在军则进露布官行礼，次日行开读礼，第三日行庆贺礼，余如前仪。”[26]大将奏凯仪注：前一日摆设位次，是日设仪仗，百官朝服，奏乐，皇帝出如常仪，行礼奏凯乐。

论功行赏仪由前期准备陈设、三严皇帝外办、行赏正仪、翌日进表称谢等几个环节组成。

从皇帝决定用兵到命将仪式，再到战争归来的奏凯献捷、献俘、论功行赏、大将上表谢恩，这一系列的遣将军礼形式才算是完成。由于时间或者其他情况的变化，这些礼仪中有些仪节也可能省略，但是主要的、关系战争的祭告相关神祇和彰显“王战正义”及君臣关系的仪节，一般不会省略。祭告神祇，一方面“惟祈神佑”，一方面对出兵将士也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和鼓舞。宣露布一般为出战大将亲制，报至兵部，兵部上奏皇帝，皇帝诏令兵部及相关各部定宣露布仪。露布一般两种，或是献俘，或是献捷。宣露布、献俘礼必告庙社，目的在于昭天宪，以振天威，以镇邪小。论功行赏仪彰显的是君臣关系。大将军功再大，也是因为圣略渊深，明见万里之外，皇帝天威烜赫，上下神祇护佑。天子升赏爵显，大将怎敢安然受之，因此必具表谢恩。

明代遣将军礼的施行，与明代军制的变化有着密切之关系。明前期开疆拓土，其军制特点为，兵将分离，相互牵制。皇帝任命将领，兵部行文，卫所出兵。事后，将回兵部缴印，军归原卫所值戍。因此尤为重视命将仪。中期以后，明代国家安全政策有所调整，改变了明洪武、永乐时期的以攻代守之方略，在全国边地重镇分设总兵官，总兵官负责辖防区域的安全和保卫职责，战略方针由攻转守。边区有战事，一般由该区域总兵官负责剿灭征战。除非敌军大举犯境，朝廷一般不再另遣将领。因此遣将前的一些仪节，比如遣将告郊庙、祃祭等便不举行。战后的献露布、献捷、献俘礼，却尤显突出。

大射礼乃古礼，唐类为军礼，《宋史》列于嘉礼。明洪武三年五月诏定大射礼，并将其编入《明集礼》之《军礼篇》。除《明集礼》外，《明会典》也对大射礼作了记载，但是今存其他明代文献却鲜有提及行大射礼之仪的。明代大射礼的诏定与朱元璋的治国理想有关。朱元璋曾言：“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明初在全国建立卫所，令卫所将士屯田，且耕且守。射礼正是为了让兵士百姓不忘武备，日常加强技战技能练习，以备不虞。大射礼更主要的意义是一种象征，是朝廷提倡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体现。惜由于军事制度的变化，明时的军卫制度和先秦时期的民军制完全不同，因此从现有材料来看，大射礼在明代中后期似未得到很好的执行。明嘉靖二十二年正月，礼科给事中陈棐请行大阅大射礼，言大射仪式“既不应古谊，且与今政体不便”[27]，请先举大阅礼。皇帝下诏皆罢之不行。可见，至少在世宗前后大射礼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大射礼虽然少见文献记载，但是同属射礼的其他礼仪在明代却有了很大的发展。明初朱元璋认为古射礼久废，弧矢之事专习于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于是颁仪式于天下，令太学生及天下郡县学生员皆习射礼。此种射仪，是仿大射之仪而有所降杀。[28]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子，诏“命学校生员兼习射与书数之法。射遇朔望习于射圃，树鹄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主射，揖让升降，皆有节文，中者饮之以爵”[29]。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丙寅，诏命国子监辟射圃，赐诸生弓矢。[30]建国之初诏定的大射礼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文士多未解弧矢之事”的问题，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文人习武”也符合朱元璋的“天下英才文武全才”之理想。

洪武晚年，射礼已经行于天下郡县乡学，国子监也专辟有射圃，此时文人对弧矢之事也已熟悉。可以说洪武初期设定大射礼的直接目的已经实现。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国初诸将皆久历战阵，而这些将士的第二代子弟多数则“安享父兄俸禄，纵酒嗜音乐歌舞游戏”，明代实行编户制度及世袭制度，一旦有警，使之袭职，“挟弓矢上马，尚且不能”，安能为国效力哉？洪武二十七年，单寿袭其父职任扬州卫指挥，率兵于泰州捕寇，“猝与寇遇，众军并力迎敌，寿惧而走，且麾众使退，遂致败事”，太祖认为“此由其素不练习故尔”，故此诏令曰：“自今武官子弟宜于闲暇时令习弓马。当承袭者五军阅试其骑射，娴习者方许（承袭），否则，虽授职止给半俸，候三年复试之。不能者谪为军。著为令。”[31]武将子弟习射也已有了明确的规定，但至成化九年时，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少好转。其年四月，皇帝亲阅骑射于西苑，结果非常糟糕，参加的诸公、侯、伯、都督、都指挥、指挥、坐营把总等官，“中三矢者仅四人，中二矢者二十三人，中一矢者九十九人，余皆全不能中，间又有止发一二矢者，甚至驰骤失节，不能开弓发矢及堕弓于地者”。皇帝大怒训斥道：“此皆尔等不严训练之过！”“使此辈总统部伍，安能递教军士？”[32]国家在武学考试中专设了骑射项目。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南京兵部尚书王恕等以南京武学考试，请降赏格给答策、中箭得中者。皇帝下旨曰：“策可观，又骑射能中至五六箭者，赏钞百贯；策可观并骑射能中，至五六步射中至四者，各半之。学官及教射之人亦如例给赏。”[33]

明代的射柳之仪，也应该算是射礼的一种。洪武二十四年五月辛卯，皇帝端午宴群臣于奉天门后，“上幸龙光山，阅公侯子弟及将校射柳，中者赏彩帛”[34]。《明史》言永乐年间有击球射柳之制，看来射柳之仪当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前即已有之。击球射柳仪已近嘉礼，成祖时至少在永乐十一年、十三年有两次举行击球射柳之仪。

明代大阅礼议定于隆庆三年，其前永乐、宣德、正统、正德、嘉靖均有大阅之事，但是大阅并无固定仪制，随意性较强。

永乐年间的大阅，多在亲征途中，目的在于战前习熟行阵。永乐二十年五月十一日，皇帝大阅后晓谕诸将曰：

可知此次大阅目的在于战前演习，以防与寇猝遇。五天后明成祖针对这次大阅专门言道：“古帝王闲暇无事尚不忘讲武，况今用兵之际，岂可虚时费日，不事讲习？”[36]目的在于通过大阅，使兵将不虚耗时日。古帝王讲武乃是其理论依据，战前演习才是其眼前目的所在。战前行大阅，诸事皆显仓促，似没有什么固定的仪式，有可能只是日常训练的翻版，只不过主持练兵习阵的是皇帝本人，暗合古礼阅武之意。

宣德四年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皇帝阅武于峪口。正统十三年，刑科给事中鲍辉在给皇帝的奏言中提及英宗皇帝曾经在近郊大阅之事[37]。成化三年二月皇帝命马昂等大阅壮勇一十五万人[38]。正德元年三月命张伟等操练东官厅新选官军，以待三月之后大阅。[39]正德年间，京营戎务分春秋二阅，年终则行大阅。[40]嘉靖十五年四月初十，皇帝同意了兵部、工部所言营建殿堂、提督讲武之事，“每岁仲冬大阅外，其春夏秋仲月望日，该部请旨，会官严加校阅弓马、兵书，开具等第奏行。该部纪录，果弓马熟闲、通晓兵略者，即遇缺推补，否则不得升叙。上从之”[41]。

隆庆二年之前的大阅一般由皇帝遣中官司礼太监代为阅视[42]，至隆庆三年大阅才改为皇帝亲行阅视[43]。隆庆诏定大阅礼首先是由张居正提出的，但是也遭到了一些官吏的反对。幸有兵部尚书霍冀等大力支持。隆庆二年九月，兵部尚书霍冀等议覆大学士张居正所陈饬武备事宜，言“大阅之礼，宣宗尝行之兔儿山，英宗尝行之北郊，又尝行之西苑，成宪具在。今皇上圣性英资，同符列祖，当戎务废弛之秋，正四方改观易听之会，伏望自隆庆三年为始，于季冬农毕之后，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以甄别将官，验其教练之多寡以黜陟之；次第以考校军士，视其技艺之高下以为赏赉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以后间岁一举，如此不惟京营卒伍可变弱以为强，即边塞诸军亦望风而思奋矣”[44]。隆庆皇帝深知其时之弊端，曾言曰：“朕惟国家设立京营，以养战士。平时则讲军实，遇警则壮国威。盖以居重驭轻，安内攘外，为万世计也。越我皇考，又更新戎政，申饬宏规，专命文武大臣为之总督协理，其制大备。夫何迩年以来，法令寖弛，蠹弊丛生，士马消耗，器甲彫敝，将多怯敌，兵无选锋。朕甚虑之。夫列屯坐食之兵非益寡，而春秋掺练之期非甚疏也，则何以废坏如是？无乃任事之臣不能明宣朕意，而以空文塞责与？”[45]正因为皇帝也看到了当时之法令废弛，将多怯敌、器甲凋敞、兵无选锋之状况，霍冀等人的覆议才迅即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大阅既有祖宗成宪，允宜修举，兵部宜与戎政官先期整饬，俟明年八月内来闻，余悉如议，务实行之。”[46]隆庆三年六月，张居正针对反对者的声音又深入探讨了皇帝亲行大阅礼的意义。他认为“京营戎务废弛日久，往岁虽屡经言官建白，厘革整饬，迄今数十余年，竟无成效”，“国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亲临阅视，不足以振积弱之气而励将士之心”，“何况兹礼一举，不惟京营生气，而边海之区咸知朝廷锐意武事，喁喁然亦思所以自效矣。故臣等以为大阅决不可罢，伏惟皇上断然行之。以后仍照旧例三岁一举，容臣等题请差司礼监官会同阅视，申饬赏罚，不敢数烦圣驾，庶典礼明，而臣等亦获免于烦渎之咎矣”[47]。皇帝同意了张居正及兵部官员的提议，决定于隆庆三年大阅于京营教场。

大阅礼日期诏定后，相关各部即开始了准备工作。兵部和礼部分别议定大阅军伍秩序，具体仪礼程序及大阅赏格报知皇帝钦定。隆庆三年六月二十八，兵部议覆大阅事宜。八月初三日礼部上大阅礼仪注，言及仪制时说：“大阅之礼，古昔所重。在成周之世，职列夏官。自汉唐以来，事载国史。迨我宣、英二圣，相继举行。成宪昭然，遗烈未远。兹遇皇上焕启神谟，光修令典，建熙朝之盛事，垂后世之法程，一切仪章俱当详慎。但稽之前代，则制度互有不同；考之先朝，则礼文亦多未备。臣等谨略参古制，兼酌时宜，议拟上请。”[48]可知明代大阅礼隆庆前礼文无备，至隆庆三年八月，礼部“略参古制，兼酌时宜”，制成仪文，由皇帝同意后，列为成宪，备之礼部，以后参照行之。此前张居正给皇帝的奏文中，也言及大阅礼是时由礼臣考订仪注，科道条画事宜，屡次上章奏给皇帝后制定而成的。[49]

隆庆三年八月，大阅礼制定后，九月即得到了施行。下结合《明实录》及相关史料将明隆庆三年九月大阅礼实行的情况梳理如下：

隆庆三年九月二十日，皇帝具常服，以亲行大阅礼告祭于内殿，用告词，行四拜礼，其仪如出郊礼。司礼监于将台上设御幄，总督戎政等官镇远侯顾寰等督率将领官兵预先肃清教场内外。皇帝诏命陈景行守备承天门，杜继宗、吕调阳守卫京城九门及皇城五门；命吴继爵、张鋐、王本固、刘自强等分阅千把总以下及军士武艺，命向程、刘尧卿、王圻、苏士润等人监射。这是大阅礼之前的相关准备活动和各官卫护任务。

九月二十一日一大早，诏命英国公张溶于教场祭祀旗纛之神。总督戎政镇远侯顾寰、协理侍郎王之诰从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共挑选骑兵二千，委派官员四名于长安左门外伺候，其余兵将各列于本营。凡参加大阅的官员着大红便服、关领护从，牙牌悬带，俱诣教场伺候。是日免朝。先是皇帝驾临教场行宫：

皇帝诣行宫稍事休息，一切仪式准备完毕，接下来便是皇帝登台仪：

三大营共战兵十枝、车六十枝，各下行阵方营。隆庆大阅礼分为两部分内容，一为阅阵，一为阅射，两项内容同一天完成。先进行阅阵：

紧接着为阅射：

大阅仪式完成之后，将台下举号旗，总协戎政官镇远侯顾寰及大小将领俱诣将台下，北向序立。皇帝谕总督戎政镇远侯顾寰、协理侍郎王之诰等官及将士曰：“诘戎讲武，保治弘图，训练有方，国威乃壮，尔等其勉之。”[54]接下来为传制仪：

皇帝暂于行宫少憩，待扈从各官至教场阅武门内排序站好，准备好伺候送驾仪。皇帝出行宫乘车辇，中军举号炮三，各营鼓吹齐鸣，卤簿及马战兵导从如来仪，钲鼓响器与大乐相应振作。奏《武成之曲》，其词曰：“吾皇阅武成，简戎旅，壮帝京，龙旗照耀虎豹营，六师云拥甲胄明。威灵广播，蛮夷震惊，稽首颂升平，四海澄清。”[55]总协戎政镇远侯顾寰以下官候驾至，跪，叩头，退。马战兵至长安左门外止，卤簿大乐至午门外止。上还，仍诣内殿参谒如前仪。[56]

九月二十二日，镇远侯顾寰等率将佐上表谢恩，文武百官行庆贺礼。具体仪式为：

兵部上大阅将领及侯、伯、锦衣卫官中射多寡等第，皇帝各赏罚有差。至此，大阅礼活动才真正完成。可见大阅礼分为前期准备、皇帝告祭内殿、行仪日遣官祭旗纛、阅阵、阅射、上表谢恩庆贺等仪礼内容。隆庆之后万历九年也举行了大阅礼，其仪注基本依隆庆三年例行，惟不用诸门戒严，仅依照行郊坛例，令武清伯李伟守卫。[57]大阅日遣临淮侯李言恭祭旗纛之神，万历皇帝亲阅营阵并校阅诸将佐马步射，命吴继爵、毛登分阅官军，以彰武伯杨炳总协戎政，翌日诸将谢恩，百官行庆贺礼，赏有功诸将等有差。[58]

三、明代亲征礼与遣将礼的实践

明代军礼按照官书记载应分为亲征礼、遣将礼、大阅礼和大射礼。亲征礼和遣将礼为战时之军礼，大阅礼和大射礼为日常军事训练或者具有军事训练性质的军礼。由于现存明代文献对大射礼记载甚少，大阅礼在上文已有涉猎，因此本节主要以亲征礼和遣将礼为研究对象，探讨有明一代军礼的实施情况。

（一）亲征礼的实践

有明一代，战事频仍，皇帝亲征之事时有发生。考《实录》知，明天子亲征有太宗、宣宗、英宗、武宗四朝史实存在。永乐时，为了平定北方，安定京城，永乐皇帝朱棣五犁虏庭；宣德时汉庶人朱高煦反，皇帝朱瞻基引兵亲征擒获反逆；宣德三年，朱瞻基再次率兵亲征兀良哈；英宗皇帝宠信王振，亲征致己巳之变，失陷北虏；正德十四年宁王反，明武宗亲征宸濠。

明朝皇帝亲征，皆有亲征礼。行施军礼更多是彰显帝王之威权、出师攻伐之正当性，正所谓“肃振武威，用彰天讨”。太宗朝五次亲征分别为：永乐八年征本雅失里汗，班师击败阿鲁台；永乐十二年亲征瓦剌；二十年征阿鲁台；二十一年再征阿鲁台；二十二年三征阿鲁台。每次亲征均行天子亲征礼。

永乐八年二月初一，永乐帝以亲征胡虏诏告天下，初七日以亲征胡虏軷于承天门，遣官祭祀太岁、旗纛等神，十一日，使皇太子祭社稷。沿途初九日于龙虎台遣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居庸山川，十六日遣朱焯祭宣府山川城隍，二十三日遣官祭所过名山大川，五月初二日，祭饮马河山川，十六日命薛禄祭斡难河山川。七月班师，十七日至北京受朝贺，十六日大宴，二十九论功行赏；八月十三，命行在礼部集僧、道于庆寿寺、白云观，建斋醮三昼夜，荐亡北征军士；十月初四日，由北京返还京师，先期于奉天殿丹陛设坛告祭天地，遣官祭告北京山川、城隍、旗纛诸神，沿途所经陵寝神祠，皆行祭礼；十一月十二，车驾返京师，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孝陵、承天门及京都祀典、旗纛诸神，行朝贺礼大宴群臣。[59]

永乐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天子亲征漠北，命皇太子以出师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十七日軷祭于承天门，另遣官致祭太岁、旗纛及所过山川之神；五月初三，遣礼部尚书吕震祭禽胡山山川之神。六月初九日班师，十二日大军至黑山峪，敕皇太子以班师告祭天地、宗庙、社稷；七月二十二日，遣官祭宣府山川；八月初一日，车驾至京师，群臣上表贺；初二日大宴群臣，命礼部会文武大臣论功行赏。[60]

永乐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太宗以亲征告祭天地、宗庙、社稷，第二天又軷祭于承天门，遣官告祭旗纛、太岁、风云雷雨等神。车驾发北京，遣官告祭居庸山川。五月大阅，永乐亲制《平虏三曲》，教将士歌之以自励。六月十六日，遣工部尚书李庆祭开平山川，班师返京。九月初二，遣太常寺官祭居庸山川。初八日上乘法驾入京城，亲告天地、宗庙、社稷，百官庆贺。十五日大宴随征将士。[61]

永乐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太宗皇帝亲征阿鲁台，躬祭天地、宗庙、社稷。二十四日軷祭承天门及旗纛等神，车驾发北京，遣太常寺官祭居庸山川。十月二十三，下诏班师。十一月初四，车驾至居庸关。初七至京师，太宗陈卤簿，谒告、天地、宗庙、社稷，文武群臣上表庆贺。[62]

永乐二十二年，太宗皇帝最后一次北征。四月初三，命皇太子亲征代告天地、宗庙、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初八遣太常寺官祭告居庸山川。五月二十三日，驻跸清平镇，宴随征文武大臣，命内侍歌太祖皇帝御制词五章。二十五日，车驾次威远川，大宴文武大臣，自制词五章，命内侍歌之。七月初七，太宗皇帝车驾至清水源，道旁有石崖，高数十丈，帝命杨荣、金幼孜刻石纪之曰：“使后世知朕亲征过此也！”十五日，旋师。七月十八，上崩于榆木川。[63]

观永乐帝五次北征，皆行亲征礼。出征前，先期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出征日軷祭于承天门（最后一次无軷祭仪），遣官祭祀旗纛太岁山川，沿途祭祀所过山川，班师则行朝贺礼、大宴礼、论功行赏仪，并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永乐皇帝五次亲征所行军礼如下表：

表2：永乐皇帝亲征军礼内容表

《明实录》所载永乐朝亲征礼与《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元年闰七月所诏定的亲征军礼，略有不同。洪武元年亲征军礼主要有：出征告祭天地宗庙大社，行祃祭祭祀旗纛，祭所过山川，凯还告庙社。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永乐朝亲征礼增加了軷祭及凯还之后的庆贺与大宴礼。与《明集礼》相比，永乐朝亲征仪缺宣露布军礼。永乐亲征是按照《明集礼》所记载的亲征仪注稍有调整而行。

永乐之后，明宣宗也有两次率军亲征记载：征朱高煦、征兀良哈。宣德元年八月初一汉王高煦反，初十宣宗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社稷、百神，遂率师亲征。遣礼部官告所过山川。擒获高煦后，于八月二十三日，遣官赍敕谕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祝曰：“比因高煦谋为不轨，以祖宗付畀之重，率师讨之，仰荷眷祐，事已平定，将以二十四日班师。谨告。”并遣礼部官前告所过山川。九月初六，回至京师，宣宗亲告天地、宗庙、社稷，初七日文武群臣上表行庆贺礼，宣宗遂止曰：“此国家之不幸也，何以贺？”[64]宣德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宣宗以巡边告太庙。九月初九日亲制诗歌慰劳三军，将士皆叩首抃舞，九月十五下诏班师，二十四至京师，谒告太庙，二十五文武群臣上表贺平胡。[65]

英宗亲征败陷虏庭。英宗亲征乃有明一代难以启齿之事，因此《实录》和其同时代史料皆曲笔或简略提及，关于亲征军礼之事，不详。但《明史》言道，永乐、宣德、正统间军礼率遵洪武元年亲征军礼，其说当有所出。

正德亲征之事在正德十四年。其年六月十四日，宁王宸濠反。七月十三，武宗决定亲征。八月初七日，皇帝遣定国公徐光祚祭太社太稷，遣新宁伯谭祐、驸马都尉蔡震祭告天地、太庙，告之上将南征。八月二十日，礼部上大驾亲征祭告礼仪和亲征颁诏仪注。二十二日，亲征师发。二十五日，遣太保武定侯郭勋祭太岁风云雷雨山川之神。八月二十九，大军至涿州，王守仁平宸濠之奏已至，上决意南幸，留守仁之疏不下。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初三，礼部上献俘礼仪。初八，大军还京，文武百官迎至于正阳桥南。“是日大耀军容，俘诸从逆者及家属数千人，陈辇道东西，陆完、钱宁等亦皆裸体反按，以白帜标姓名于首，死者悬首于竿，亦标以白帜，凡数里不绝。上戎服乘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乃入。诸俘者，自东安门踰大内而出，弥望皆白，识者讶其非美观云”。当日以亲征凯旋，武宗命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蔡震、武定侯郭勋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十一日，皇帝亲祀天地于南郊，初献时，呕血于地，不能终礼。第二天在奉天殿行庆成礼，免宴。[66]

宣宗亲征礼仪和永乐时相同，正德亲征军礼稍有变化。正德帝亲征前一天，礼部曾上大驾亲征祭告礼仪，[67]因时间较紧，武宗令各处祭祀俱遣官行礼。另礼部也拟定了亲征颁诏仪注：

武宗朝亲征和亲征颁诏仪由于其前已多年不行，未有故事可考，其仪注的推出应是礼部官在依据礼部旧注和则例，结合《明集礼》和《明会典》而重新校订的。正如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礼部尚书毛澄等在给皇帝的奏疏时所言：

这是亲征凯还之后的礼仪，皇帝随后作出指示曰：“宸濠，朕自有处置，余如所拟！”从宣德三年宣宗巡行北疆到正德十五年，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九十三年，其仪无从稽考，也属正常。正德之后，亲征礼再无实行。事实上从永乐后亲征仪式中便已经有了变化，比如洪武、永乐朝的亲征前的軷祭仪式在永乐之后便已经消失了，因其仪文不备，此后一直至清末軷祭仪礼再未出现。

（二）遣将礼的实践

明初太祖皇帝曾言：“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兵无节制，则将不任，将非其人，则兵必败，是以两军之间，决生死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良将。”[70]又言：“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祸乱，安生民，故命将出师必在得人。”[71]可见太祖皇帝对“命将”一事的重视。太祖用兵常不拘古法，手下战将如云，但皆能尽其长也。朱元璋知人善任，因此遣将出兵往往能攻城掠地，元末诸雄皆被其遣将击败，并将蒙元逐往漠北。

朱元璋在长期的征战中，对祭祀仪式非常重视。太祖曾编《存心录》言曰：“祭祀为国之大事，怠则无以交神明。”[72]朱元璋曾亲自为遣将出征告祭神灵，以求得诸神的佑护。吴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北取中原，命胡廷瑞、何文辉进伐福建，命戴德等取广西，出征日，朱元璋亲祀上下神祇于北门之七里山。洪武元年二月十六日，命康茂才从徐达征伐中原，遣李善长祭祀江河淮济之神。洪武四年正月初三，朱元璋亲祀上下神祇，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分道出师告伐明昇。[73]洪武四年四月初八，朱元璋遣朱亮祖为征虏右副将军率兵伐蜀，天子亲祀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城隍、旗纛诸神，告之用师之意。[74]洪武六年正月初十，命徐达、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练兵防边。朱元璋亲祭告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钟山等神。[75]洪武三十年九月二十六，太祖以杨文佩为征虏前将军，取代平羌将军齐让征戍西南，行前遣官祭告岳镇海渎之神。[76]

洪武元年闰七月制定的军礼，遣将出征应有告祭武成王礼，但《明实录》和其他相关文献均无载，这可能与朱元璋的认识态度有关系。朱元璋认为：“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77]明初因立国之初，诸事繁杂，诏定军礼是根据儒生们考据前代旧礼，撰修而成的，朱元璋并不十分满意，但是初期之制礼作乐主要在形式的完备，以彰显新朝的天命神授之正当性。等诸事顺畅之后，太祖即在初期制定的各礼基础上对诸礼进行了重新的修订，洪武十年改定合祀天地即为其改制之重要体现。

太祖初年制定的遣将告祭武成王礼，并没有真正实行。初期本应遣官祭告上下神祇，但是朱元璋却亲自告祭，将遣将祭告仪提升为天子躬祭，天子告祭当然不用祀武成王庙，这一方面说明太祖对明初各地军事行动的重视，另一方面表明朱元璋对初期制定的军礼不甚满意，因此在实际的实施中打了折扣。《明太祖实录》记录遣官祭祀武成王庙只有一次，是在洪武二年的二月初三日，也只是日常的祭祀，不属遣将出征前的告祭。[78]到了洪武二十年七月，朱元璋干脆在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祀武成王之时，将武成王王号去除，罢其旧庙，停止专祀太公，将其从祀于帝王庙。[79]>将武成王祭祀降杀还有一个原因，即此时天下太平，诸武将战功卓著，太祖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而逐渐降低武臣勋爵的政治地位，以儒生文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依赖的主体。朱元璋言曰：

明建国初期重武轻文之风，被太祖皇帝一句“自轻天下无全才”之言改变了。不专立武学，不专祀武庙，也显示了武将地位的下降，文人统治的开始。

朱元璋停止武成王祀五十六年后的明正统七年，英宗在大明门右侧新建五军都督府，由于原五军都督府之中府西北有庙专祀武成王以下十三人，新建五府时便将该庙移建于后府，并于七年戊午日专祀武成王太公望于后军都督府。[81]中军都督府中有武成王庙，说明虽然太祖有止武成王庙专祀之言，但由于武成王为士卒兵将的保护神，在军队系统中并没有完全废黜武成王庙。况且太祖并没有将武成王祀列为淫祀，只是将武成王降专祀为从祀于帝王庙。五府之中仅中军都督府有武成王庙，说明多数地方都严格执行了太祖皇帝的诏令。

明世宗皇帝时，祭享武成王庙得到了皇帝的允许。嘉靖十五年四月兵部言：“古今言兵者，以太公吕望为宗，请仿唐制立武成王庙，以汉唐以来名将如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尉缭子、黄石公、张良、韩信、李广、赵充国、诸葛亮、邓禹、冯异、关羽、张飞、李靖、李、郭子仪、曹彬、韩世忠、岳飞，本朝之徐达、常遇春、张玉、汤和配享。每岁春秋致祭，庶典制不阙，武教有所兴起。”[82]皇帝同意了兵部的建议。

上述遣将仪式为太祖出征时之军礼，除此之外太祖时遣将出征仪式尚包括师还之奏凯仪式、献俘礼仪式及受降仪式。明洪武三年六月李文忠北征大捷，俘故元诸孙买的里八剌等。杨宪等请以买的里八剌献俘于庙。太祖曰：“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83]遂不行献俘礼。但仍于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分别祭告天地和大庙。同年十一月徐达李文忠还师，上亲劳于江上，诸臣上表行庆贺礼，告郊庙，命大都督府兵部录上诸将功绩、吏部定勋爵、户部备赏物、礼部定礼仪、翰林院撰制诰以封功臣。[84]洪武五年十二月初四，征南副将军周德兴班师还京，诏论功行赏。论功行赏次日，受赏将领上表谢恩。

洪武朝制定的军礼以及对军礼的实践，为其后各朝的遣将征戍奠定了制度上的保证和行为上的规范。尤其是在明前中期的几代皇帝，均严格遵循太祖朝的制度和律令，不敢有所变动。永乐四年秋七月初一，讨伐安南，朱棣遣官告祭岳镇海渎之神。七月初四，命朱能、沐晟、张辅、李彬、陈旭为将军。七月十六日，朱能等率师启行，祭大江诸神。[85]十月初九，张辅等率师发凭祥度坡垒关，并望祭安南境内山川。[86]永乐五年五月十五日，朱棣因“征南将士冲冒炎暑，虑生疾病”，特遣使臣“奉香帛，遍祀岳镇海渎及安南山川、城隍之神祈福”[87]。五月底，张辅等平安南奏捷，六月初一，朝廷以安南平昭告天下。宣德二年八月，薛禄还京师献所俘获虏寇人畜。皇帝嘉劳之，命行在礼部、兵部录其功次高下，定赏格。[88]三年四月二十二，宣宗命行在礼部兵部议升赏四川总兵官都督陈怀等，因其献捷报俘获松潘蛮夷。[89]

成化间尝有荆襄、建州大捷，皆有献俘和论功行赏仪。论功功行赏仪在成化年间已经形成了制度。成化间各地兵事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因此军礼的实施便成为了常事。较前朝相比，论功升赏仪式可能有所简化。但行赏的多少厚薄，爵禄的品秩高低均有成制。成化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太子太保抚宁侯朱永向皇帝自陈道：“昔尝将兵南征荆襄，北伐胡虏，屡获克捷，当时与臣同功者，进爵至再、至三，而臣仅加一级，乞申议之。”[90]宪宗皇帝于是下诏让兵部参酌合议，兵科给事中驳其奏言曰：“论功行赏，具有成宪。况永前功已录，历时已久，今复奏扰，有违成命。”[91]兵部请皇帝圣裁，皇帝恩许其一子世袭锦衣卫百户，并岁加永禄米六十石。

明中后期戎事更多，凡用兵则必有军礼。下仅举万历间事为例。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李成梁遣官献捷，万历皇帝赏献捷官，次日，万历皇帝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称贺，十八日，皇帝论功升赏李成梁等。[92]六年二月二十六，辽东大捷，皇帝赏报捷人，以大捷升赏李成梁等。[93]九年二月二十一，辽东大捷，上遣官祭告郊、庙，文武百官各称贺。[94]十年三月十八，李成梁击败虏酋速把亥，“上喜命宣捷祭告如常仪”[95]。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李成梁破阿台、阿海，督臣周咏以捷闻[96]。同年闰二月初六，行宣捷礼。皇上亲临皇极门，百官百官称贺，遣官祭南北郊、太庙[97]。同年十二月二十七，辽东李成梁伏兵歼逞仰二奴，斩获一千五百有奇，“督臣张佳胤以闻，兵部请荐告郊庙，宣示中外，以昭殊烈。上是之”[98]。十三年三月大捷以闻。十八年四月初六，因辽东李成梁大捷，皇帝行宣捷礼，百官称贺，遣官祭郊庙。[99]二十八年十二月，李化龙槛送逆酋杨应龙妻子族党等行献俘礼，礼部择日告庙宣捷，上御门受贺。[100]二十六日，献播俘，皇帝御午门楼受俘，遣官告祭郊庙，逆酋党羽各论磔斩戍遣。[101]

观明代遣将礼，前期祭告上下神祇，或遣官或皇帝亲祭，表现了国家对战事的重视。祭告神祇也具有誓师的意义。战争胜利后，领兵官必宣露布或献捷奏闻天子，宣捷奏章一般有领兵官亲自撰写，其他官员原则上不能代劳。[102]明代献捷礼分为大、中、小捷三等。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直隶廵按王象恒针对辽东战事吃紧所上奏言曰：“各军且令各守城堡，固守一月者当大捷，守半月者当中捷，守五日者当小捷。”[103]天启六年正月，刑科都给事中陆文献疏陈方略曰：“守关以久近为差，守三日当小捷，守五日当中捷，守十日当大捷，望风欲溃者杀无赦。”[104]《东省防倭议》载曰：“今宜先定至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当小捷，六日当中捷，十日当大捷。”[105]《礼部志稿》也载：“凡各处奏捷，鸿胪寺于早朝将差来人役引至御前宣读捷音。隆庆六年，令择吉宣捷，至日不奏事，次日行庆贺礼。万历八年定，凡大捷于常朝期宣奏捷音。是日，百官各具吉服，宣捷之后，鸿胪寺官致词，行五拜三叩头礼。本日早，即遣官荐告郊庙，行翰林院撰文、太常寺办祭品。中捷以下止宣捷，不行祭告庆贺礼。”[106]《明史》也言，大捷日有宣捷礼，该日不奏事，百官具朝服上庆贺礼，并遣官告祭庙社。中捷、小捷仅举行宣捷礼，不告祭庙社，不行庆贺礼。[107]大中小捷具体的标准惜无文献记载。但是《明实录》载，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初一，兵部尚书上给皇帝的题本说，云南巡抚和巡按御史各自报平猛奉二贼捷，其报捷人员，按照循例，应予升赏，但是“擒斩止三百五十余级，即以三倍计之，仅及小捷”[108]。说明明代小捷标准斩获敌兵须千余人。这仅是从俘获和斩首敌军方面而言，从上述守城大中小捷标准来看，明代宣捷标准当是全方位的，攻城掠地、擒获物品等也应有定数。一般情况下，战后诸礼程序为，先宣露布，再献捷，最后献俘。万历二十年十月十七日，擒宁贼哱承恩，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兵部右侍郎叶梦熊遣官具露布以闻。[109]十一月十二日，上御皇极门宣宁夏擒获哱承恩等捷礼。礼毕上憩暖阁。稍后上御五凤楼，鸿胪寺官奏献俘，刑部引俘见，毕，百官称贺，论功升赏有加，遣官以宁夏捷音祭告郊庙。[110]

四、明代军礼的特点

观明代军礼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明代军礼的制定与其社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明代初制军礼时，全国尚没有完全统一。战争仍然是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朱元璋一方面加紧制定国家运行需要的各种制度，一方面遣将四出征战，开疆拓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建立郊庙祭祀是为了彰显新朝的正统和合法性。制定军礼，则是为了巩固天子在整个军队系统中的统帅地位。朱元璋于洪武元年闰七月诏定的军礼主要涉及天子亲征和遣将出征两方面，毕竟这是当时新立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洪武三年制定大射礼并将其列入《明集礼》，以期能成为例令，行之天下，这与当时朱元璋对卫所制度的期望和其寓兵于农的治理国家的理想相一致。大射礼实践虽史载不明，但是在这种统治理想下形成的各级射礼却结合明初对各级学校的建立和推广，而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及大明王朝的角角落落。永乐皇帝时即有大阅，但却只是非常时期之仪。其后各代皇帝虽然有大阅行为存在，但多数仍以太祖皇帝所定军礼内容为标准，并没有将大阅礼定位为国家之军礼。直至隆庆时期，兵事废弛，军将懈怠，皇帝为励士气、振军威，将原来由内宫司礼监派员主持的京营阅武提升为皇帝亲阅，此后成为习例。

第二，明代军礼以皇帝为中心，彰显的是天子的威仪和皇帝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地位。无论是明初的洪武元年军礼，还是《明集礼》《明会典》所载军礼、以及隆庆年新增的大阅礼，能成为国家礼典（或者被朝廷认可）、国家成例的军礼皆为有皇帝参与之礼。从明初的亲征、遣将到大射、大阅，无不如此。其中大阅礼尤为值得注意。在隆庆三年之前，多朝虽有阅武行为，但一方面因为礼仪制度不完备，朝有异文，不相统一；一方面参加人员、行礼时间及周期无有定制，虽有个别皇帝亲身参与，但皇帝本身并没有认识到大阅行为的重要意义。再者社会条件也没有完全成熟。隆庆三年，皇帝欲振武，内阁诸臣及兵部和边地守戍诸将之推动，使得大阅礼终成为皇帝亲行之礼，在国家礼典中列为军礼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事了。大阅礼成为军礼，载入《明会典》，是由于有两个主要条件的实现：皇帝亲行；仪注完备。仪注是礼的外在表现，只有通过完备的仪式，才能被社会所熟悉和认知；军礼，主要体现的是皇权至上和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政治统治秩序，彰显的是皇帝的威仪和其所代表的国家。皇帝亲行，才能被社会认可和重视。皇帝也通过军礼的实行，加强对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控制。

第三，明代军礼承袭的是唐宋军礼，并间采周礼之意而成的。下仅以《明集礼》所载之亲征和遣将礼为例，结合《大唐开元礼》、宋朝《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对唐、宋、明三代军礼在内容和主要仪节上进行比较（见下表）：

表3：唐、宋、明三代军礼内容比较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代亲征礼主要依据的是《大唐开元礼》，其仪与唐礼相同。和开元礼相比较，明亲征礼仅无“劳军将”之仪。另外又从宋礼中采撷其意，新制定了“论功行赏”仪。明代遣将仪主要因袭的是宋礼。两相比较，明遣将礼和宋《政和五礼新仪》仪节相同，明礼仅在宋礼的基础上加入了“论功仪”内容。

第四，从明代军礼的行为来看，主要有祭告和耀武、赏功三种方式。军礼祭告虽然和吉礼祭祀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因祭祀的目的不同，其具体仪节可能也有所变化。例如在亲征告祭诸仪中，虽同为祭祀天地宗庙社稷，但由于祭祀的人员不同，其意义也不同。军礼祭告更多的意义在于誓师，“惟明神实图利之”，以誓神之辞禁约兵将。宣露布、献俘、献捷主要功能在于耀武，所谓“师有功则凯歌”者也。论功行赏则是这些主要军事仪节完成的最后一项，包括论功行赏、上表谢恩、皇帝大宴功臣等等仪节，目的在于激励将士。

明代军礼的实行，大多仪节有乐相须为用。礼乐一体，乐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军礼的实践，也是明代军礼用乐的实践。国家对军礼的规范，决定了这些军礼用乐一次次地响彻于帝国之坛庙社稷、皇城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