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功德林里

——他生活在新中国的监狱里。这里的铁栅曾使他虚惊一场。不过他很快就发现：铁栅是军阀时代的产物，梅花才是功德林的主题。

16. 庙宇+监狱=梅花、梧桐、清净+电光形胡同、八角楼、恐怖

北京德胜门外，原有一个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去年，被改建为一座监狱。这座监狱是以效法日本改良司法的名目修建的，所以监狱的构造取型于日本（日本的监狱又是以德国为模式的）。在监狱的大门口，守卫线以内，竖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十三行碑记，记叙着建造这座监狱的经过。民国四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才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建造。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模范监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功德林直属国家公安部管辖，称作北京战犯管理处。管理处处长就是漳河训练班的姚科长。

功德林是一个占地近百亩，有丈余高围墙的大院。大门进去，是一个广场，广场上原有一个绞架，此间尚存插放木桩的深深的洞穴。大门南面，有三幢房子，前两幢是二层楼房，第三幢是平房客厅，厅内有沙发、地毯。三幢房屋之间，有两个花园，在后幢花园里，有一株名贵的梅花。开花时节，树叶淡绿，花瓣粉红，甚是雅艳。大门东面，是成排的平房。监狱的中心是电光形的八条胡同。胡同的交叉口，是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八角楼，一个哨兵站在楼上，便可看见各条胡同的情形。八角楼脚，又有几个小八角楼，小八角楼的大门，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铁栅。再朝后走，有南北对称的两排平房，平房之间是一个运动场。后院则是一块二十多亩的熟土，当中有一口井。院内四周尽是梧桐，环境尤为清静。

邱行湘刚刚走到光线暗淡的八角楼下，他就神色不对了。在黄埔村里的半年，在井陉河边的十个月，他看惯了山光水色，听熟了鸟语虫鸣，尽管共产党也设有岗哨，可是那站在四合院门口的岗哨很快就退到村口，而最后干脆从村口退到垭口。所以在邱行湘的意识里，差不多把共产党的监狱和老百姓的村庄的概念等同起来了。现在陡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高高的围墙、重重的铁栅、深深的胡同……

是的，邱行湘在这里怕得有理。在那电光形多条胡同里，还散发着血腥；在那株梅花树根底下，还渗透着尸水。段祺瑞在这里对共产党人拉起绞索，蒋介石在这里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新旧军阀把文明消灭得干干净净却把野蛮保存得完完整整。功德林胡同里面的气氛，已经阴森到这种程度：一个不是犯人的人，如果在这里连住几天，这个人会在一瞬间惊恐地扪心自问：你究竟是不是犯人？这种气氛对于真正的犯人邱行湘来说，自然是倍觉胆战心惊了。

他不能不思索共产党带他进功德林的理由，倘若他认为共产党是不无道理的话，他就自认晦气了。思索的目标并不难找——他几乎是带有预感性地想起，去年年底，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办战争罪犯的命令，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国民党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属实行屠杀人民、施放毒气、破坏建筑、毁坏物资等罪恶行为者，皆以战犯论罪。今年年初，中共发言人又发表了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国民党战犯的声明。邱行湘心里明白，按照解放军总部的规定，从这个命令下达之日起，他的身份就是战犯了。那么，共产党如何惩办国民党战犯呢？他的历史知识告诉他，在旧时代的政治斗争中，胜利者是不会轻易地饶恕一个敌人的，政治永远比军事更残酷，更漫长。他感到他过去估计中应受到的惩戒，有可能是将要承受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他这样想时，除了诅咒自己的命运以外，丝毫找不到诅咒共产党的理由。他倒是想通了：改朝换代就是这么一回事，一些人走运，一些人倒霉。若是国民党军事得势，就会像曾经得势时的所作所为一样，蒋介石会“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贵州息烽监狱、重庆中美合作所会繁荣兴旺，经久不衰。陈诚也是个快刀斩乱麻的人物，邱行湘清楚，早在20年代，陈诚就系统地看过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后来，也研究过程灏、朱熹、张江陵等人的学说，他常常对邱行湘说，“要学商鞅治秦、乱世用重典”。

现在，邱行湘垂着头，慢慢走进小八角楼。他望着楼台前的柏树，心里顿生一丝脱俗之情：这功德林不正是一座佛家庙宇么，母亲不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么，他但愿在这里每日举目梵宫僧寮，每时满耳木鱼清磬，虽不能像孙传芳部下们那样重振人生，能像孙传芳晚年在天津紫竹林当隐士那样心身两净，亦得聊以自慰了。

邱行湘站在胡同入口，抬头望了望上方——他不知道这里的胡同，过去曾按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依次编名，他只看见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块脸盆大小的圆形黑底白字木牌，分别挂在胡同大门上方的灰色墙壁上。

是的，这座为北洋军阀所建造的第二模范监狱，现在正为人民政府第一次利用。在那八角楼下的胡同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7. 戊字胡同内，邱行湘大胆地进行了一次试探

先让我们跟在邱行湘的后面，走进戊字胡同里去看看吧。

铁栅打开了——打开以后，就不再关上。新中国的空气流进旧时代的胡同，气流的清浊形成胶着状态，邱行湘立即承受着两种刺激的夹击：恐怖的心境与恐怖的环境。虽然前者不完全是由后者引起的，但是作为旧中国的缩影，作为包括国民党战犯在内的反动统治阶层给人类留下的遗产，我们还是保留一点儿历史的镜头吧：在六十多米长的胡同走廊旁，柏树周身蒙着大大小小的蜘蛛网；一间三十来平方米的牢房里，只有一个一张脸大小的通气孔，光线昏暗，空气潮湿；在房内的左角，安放着一个木制的大马桶。桶里的粪便早已干涸，长着毛绒般的白色的东西……每当阳光从通气孔照射进来，牢房里便蒸发着一种腐尸的气味。

这间牢房目前是不能住人的。

邱行湘住的房间虽然经过打扫，但是依然存在着扫不出去的恐怖。而他居然能够在这间牢房里，安然地进入他在功德林的第一个梦乡，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一次试探：当他看见在他们的身后，跟进功德林来的共产党人都是他熟悉的面孔的时候，他那紧绷绷的神经立即松弛了一半。那文质彬彬的姚处长，几乎是没有脾气的人。邱行湘忘不了黄埔村头、井陉河畔，姚处长与他的一次又一次的谈话，甚至在他红眉毛绿眼睛的时候，姚处长也习惯于静女般的微微一笑，以至于邱行湘曾经暗自纳闷，为什么共产党在战场上是那样顽强，而在战场下是这样软弱。当然，中国人是尊重自我修养道德的，也许正因为姚处长的苦口婆心不可相负，才最后促成了邱行湘提笔写交罪性的《自传》的决心。而那农民模样的蒋所长，仿佛只有农民的心计。邱行湘忘不了他那山羊胡须，更忘不了在井陉村庄的四合院里，当他亲手为战俘们包好煮好肉饺子的时候，邱行湘发现他躲在灶台后啃掺有野菜的窝窝头。也许正因为邱行湘在给黄剑夫写策反信后受到华北政府保卫部盛情款待时想起了灶台后的一幕，他才主动提出来再给九十四军第五师两个副师长写信。现在，连自黄埔村就开始为国民党战俘煮饭的炊事员、煮小米饭的专家老晁也进功德林来了。邱行湘在陌生的环境中目睹着熟悉的身影，虽置身于胡同之中，却心附于那株梅树之上。但是，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共产党人会不会因为获得政权而脸色由红转青，甚至长出一对獠牙来呢？当蒋所长走进戊字胡同时，邱行湘大胆地进行了一次试探。他像过去那样捋了捋蒋老头的胡子，蒋老头也像过去那样歪着头憨笑一番。憨笑之余，蒋所长另外增加了一个动作——他拍拍邱行湘的肩膀，努起嘴唇说：“我们对你们不审不判，不作刑事起诉。听见了没有？”邱行湘听见了，从耳朵一直听到心里。身为犯人，不受审判，不被起诉——对于此时的邱行湘来说，还有什么欲望能大于此呢？

胡同两壁的中间，是一个三角形的地带。从下朝上看，可以看见天空的一角；从上朝下看，可以看见土地的一块——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改造这里开始，改造着一个龌龊的世界。

就在北京的街头还充塞着破烂的旧式茅厕的时候，这里的卫生设备已经达到现代化的程度。新建了洗澡间（有盆塘、有淋浴）、洗衣间、公共厕所（有抽水马桶）。牢房里上有天花板，下有水泥地，中间安了窗。由于人们都可以理解的缘故，这里的窗户安的不是玻璃，而是高丽纸。这种高丽纸用桐油浸过，既透明又挡风。房内靠壁处安有床铺，分单铺和通铺，都是木板搭成的，有一尺多高。铺上垫着褥子，褥子之上是床单，被子和枕头都是新制的。每间屋子还配有一张饭桌，桌下有几张木凳……以后有不少战犯称功德林为家，除了另外的含义之外，这里的中国小康之家的格局，正是家之所指。

要是人们稍稍留意一下时事，就不能不惊叹中国共产党的更为细腻的匠心。就在功德林的高墙内已见缕缕阳光的同时，高墙外又洒下阵阵春雨。194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国民党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发言人张治中将军的一项声明。

……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同中共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书面修正意见四十余处，被中共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中共最大让步之一例；

……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邱行湘走进百丈胡同，走出五里云烟。张岚峰更是捷足先登，在以胡同为新生的跑道上面，遥遥领先。殊不知他的新的生活刚刚开始，生命就进入了终点。那是初春的一个早晨，张岚峰与邱行湘等人在寝室里吃饭，因为馒头蒸得特别好，张岚峰一时兴起，打赌似的连吃几个。他在送餐具走出房门的时候，突然倒地，不省人事。管理处速派小车送他去公安部医院（即北京复兴医院）急救，奈何张岚峰患高血压，血管破裂，抢救无效。

张岚峰较迟地意识到历史的逻辑，这并不是他人生的不幸，可是他较早地遵循了自然的规律，这不能不是他终身的憾事。

18. 甲字胡同内，文强向共产党的“典狱官”传授监狱管理办法

当我们走进甲字胡同的时候，先认识一位正在苦读诗书的战犯吧。

他便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

这位湖南籍的黄埔四期生，是淮海战役中被俘的。被俘时，他自称上尉书记官，当解放军军官手里捏着他的相片，问他认不认识“剿总”指挥部里那位瘦高个、鼻梁突出的副参谋长时，他才尴尬地嘀咕道：“你们既然知道我是谁，还问什么！”文强从战场上下来，被押送到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高级组。前不久，他离开济南，被五位解放军押送到北京。这是一位见广识多、智力发达的人。他初入功德林的时候，也虚惊过一场。不过不是因为胡同门口的铁栅，而是因为发给他的那个印有“审”字的三角形符号。他以高级参谋的智慧，对“审”字作过肯定的判断：审=公审=枪毙。随后他由先前所在的胡同转入标有“甲”字的胡同，他又以军统头目的警觉，对“甲”字作过唯一的解释：甲=甲级战犯=枪毙。现在，当他知道“审”字仅仅意味着对他的历史有待审查、“甲”字仅仅表明胡同的编号时，他又开始致力于文学，特别是诗赋的思索了。

就在这年除夕之夜，蒋大胡子走进甲字胡同，走到文强的跟前，问他：“想不想家？”文强答曰：“我大陆上没有家。”蒋大胡子又问他：“想不想看书？”文强答曰：“想看。”蒋大胡子从身后拿出一本《斯大林选集》，翻开扉页问文强道：“这个大胡子是谁？”“马克思。”又翻一页道：“这个大胡子是谁？”“恩格斯。”再翻一页道：“这个小胡子是谁？”“列宁。”蒋大胡子惊叹道：“你们文化真棒，不看书都知道！”蒋大胡子像想到了什么，突然将话题一转，“呃，你知道国民党监狱有什么规矩没有？”

文强曾在1931年北伐之后，被武汉政府派往重庆，了解四川军阀对中央（蒋介石）的态度。到重庆不久，有在川军任职的与文强黄埔四期同学的人认出了他，四川军阀刘湘即将文强逮捕，关在巴县县政府监狱。文强在巴县听过典狱官宣布的监规；又在1933年，参观过湖南模范监狱，了解过监狱章程，所以由他来回答蒋大胡子的问题，是件现成事。可是，文强迟迟不敢启口——他实在难以理解，共产党还有什么需要求教国民党的！

文强先以为蒋大胡子在故意戏弄他，而后根据蒋大胡子关于“大、小胡子是谁”的问话所表露出来的朴实与憨厚判断，共产党的“典狱官”不懂得惩罚，果真是实有其事。于是他传授道，第一，犯人之间不得谩骂，违章者扣饭数日；第二，犯人之间不得斗殴，违章者罚款若干……另外，文强又告诉蒋大胡子，国民党时期，某些监狱吸取西方世界的监狱管理办法，强迫犯人“习艺”，也就是说，规定犯人参加劳动，学一门手艺，诸如缝纫、印刷、木工之类，以后出去能有谋生的手段。最后，文强提醒蒋大胡子，共产党要管理好监狱，必须找好“囚头”。他说，犯人管理犯人，这是从中国古代一直到清朝流传下来的规矩，但是旧时代的囚头最厉害。他引经据典，以清代文人方苞的《狱中杂记》加以说明，又现身说法，以自己在巴县监狱中，因囚头伸手要钱，他只有一块大洋，实在无法相让，而被囚头拳打脚踢，并抓起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按在牢房中间的尿缸里一事作为例证，强调找好“囚头”对监狱管理的重要意义。蒋大胡子听得很认真，认为重要的地方，还叫文强重复一次。他以众多的错别字和大量的“甲骨文”，庄重地记录了一个国民党战犯随意的谈话。

事隔不久，功德林各条胡同的房间里，都贴上了一张八开大小的纸张，上面油印着十几行文字。

文强仰面之前，不觉暗暗得意，待他过目之后，不觉暗暗惊奇。共产党的监狱章程竟是这样的：第一，犯人之间不得谩骂，违章者自我批评；第二，犯人之间不得斗殴，违章者书面检讨……

也是事隔不久，功德林八角楼的台阶周围，摆满了二三十架旧式织布机，胡同里面的空房间，也搬进了石磨、缝纫机、卷烟机、制造棕绳的木架子……

文强坐在织布机旁，不由得一丝窃喜：唧唧复唧唧，一日复一日，铁栅之下，竟有这般诗情画意。可是不久他被安排到后院种蔬菜，于是又顿生满腹疑惑：不是学一门手艺好去谋生么？共产党究竟要我去当牛郎还是织女？

19. 乙字胡同内，康泽和董益三不时交头接耳，伏案“交代”

在乙字胡同的一间房屋内，我们可以看见两个埋头伏案的战犯。若不是不时交头接耳，他们仿佛坐在那里考状元。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人们对军统特务的恐惧，也许是从他的神态开始的。一对巨眼，两道剑眉，本来应该生出一派豪气，可是一配到康泽的圆形的脸盘上，等他抬起头来，便令人想起饿狼下山觅食的样子。康泽是在四十四岁生日之后不几天被俘的。他在樊城的司令部背后一间大厅里大摆酒席，请樊城的一个女名角为他献“万寿”词的时候，解放军进攻老河口的枪声使他的盛筵提前散了场。被俘之前，他在坑道中间部位，头顶钢盔，盘着双腿，闭着双目，像老僧入定席地而坐

树有根，水有源。康泽之所以成为蒋介石身边的一条最凶恶的猎犬，有着他的历史的根源。早在黄埔三期，他就是军校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以百倍的仇视，与左派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抗衡。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时，在莫斯科继续进行着的两派斗争中，他又是“三反”（反共、反左、反苏）的头目。几乎从那些时候起，康泽的自称为“铁石”的反革命决心，就暗暗被蒋介石赏识，最终成为黄埔学生中蒋介石的最大亲信。

另一个是国民党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少将处长董益三。这是一个经历比较复杂的人。1927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在武昌荆门同乡会参加中国共产党，上山打过游击，流过血，出过汗。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两年后被保释出狱。由于李立三路线破坏了武汉组织，他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后经武汉中学同学余洒度（黄埔二期生）和军校六期同学刘牢一（原名刘子奎）介绍，到《北方日报》任报社副经理（《北方日报》原由阎锡山办，后由复兴社高干余洒度接手，刘牢一为总编辑，最后由复兴社组织接管），以后又先后到浙江省警官学校任政治指导员、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任主任。至此，他的人生完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走向死心塌地的反革命道路。抗战胜利后，董益三被送到美国留学，时康泽因受蒋经国排挤，到美国考察，董益三在华盛顿一家公寓与康泽相识。一九四七年董益三回国后，任国防部少将专员（闲职）。当康泽升任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员，向郑介民要第二处处长时，郑介绍了董，康泽十分高兴，握着董益三的手说：“我们现在同事，将来也同事。”

康泽不能不算有先见之明，他与董益三同在襄樊战役被俘，现在又同在一条胡同里。

康泽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能一举升到国民党中央常委的核心地位，这对于大多数国民党人来说，要算一个不解之谜。论门第，康泽并不是朱门后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四川山沟里吃红苕长大的”。论资历，他仅仅是黄埔第三期学生。康泽平日不大说话，对他不认识的人，几乎永远不予理睬。当然对他的军统系的人，他可以做到有问必答。监狱生活也许是单调的，董益三此时的解谜之询，问得正是时候。

康泽告诉董益三，他在苏联留学期间，有一次同学聚餐，席间，有人问傅学文为什么要与邵力子（当时的国民党驻苏联大使）结婚，傅回答说：“我准备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以后刺杀蒋介石。”康泽坐在席角，假装没听见傅学文的话，他请傅将刚才的话写在纸条上递给他看。这张纸条由康泽的手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最终成为康泽在国民党中央地位的保险金，这仅仅是一说。不久，康泽回答军统系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我们刚才在甲字胡同里认识的那位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的与董益三相同的问话时，谜底就不同了。康泽承认在国民党江西五次“围剿”共产党期间，蒋介石为培养“别动队”（即武装特务）而兴办的庐山星子训练班，是他起家的源头。他告诉文强，在筹建训练班时，蒋介石要蒋复生（黄埔一期生）和他分别拟制一份筹建计划。蒋复生的面面俱到，洋洋万言，被蒋介石斥为“大而不当”；而康泽的一条一款，骨架文章，被蒋介石誉为“切实可行”。于是，蒋介石用康不用蒋，很快委任他三青团组织处长的职位。这就是第二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康泽不管用心再深，也斗不过蒋介石的儿子。这一点他本人也是清楚的，所以经张治中对康泽略加暗示，康泽就立即让出了三青团组织处长的宝座。最后不得不远离皇上与太子，独自在襄樊的营帐里解解闷气。

真正能在人的价值观念上，充分信任康泽的，倒是中国共产党人。襄樊战役结束后，刘伯承将军会见了康泽，陈毅将军会见了董益三。共产党人诚挚地希望国民党人写出有价值的材料，使其在天平的另一头，和人生的价值保持平衡。

然而康泽在若无其事的外表的遮掩下，内心是七上八下的。因为不甘心在权力斗争中被蒋经国击败，他对蒋介石有了二心；因为不甘心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他又不愿做蒋介石的贰臣。所以他虽然天天提笔，却是篇篇皮毛，不是写写国民党上层怎样钩心斗角，就是写写国民党如何“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此时他交代的唯一的比较具体的罪恶，仅仅是这样一件事：红军长征以后，江西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某次打死了一名国民党别动队员。别动队立即倾巢而出，抓住了一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然后把这个共产党员的心脏挖出来，放在盘中，去奠祭他们的那个弟兄。

相比之下，康泽的助手董益三的笔下，就要有血有肉些，他既交代了他直接掌握的军统的组织与训练，又交代了他间接掌握的军统电讯密码的侦译。当然，董益三的交代都是零星的。完完整整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代出来的人，目下还没有。

但是，完完整整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保留下来的人，隔壁的丙字胡同里，倒出现一个。

20. 丙字胡同内，黄维的一切，都像他那颗小黑痣那样固定

这个人叫黄维。他是江西贵溪人，先后毕业于黄埔一期和陆大九期，他是即行制的上司，又是康泽的老师（黄维在黄埔三期任区队长，康泽是他那个区队的学生），而且在各自战败以后，他们都集中在井陉河畔。邱行湘在村南，黄维在村西，康泽和董益三在村后的窑洞。虽相距不到半里地，却未见过面。训练班迁至北京时，邱行湘和康泽、董益三等人不在一辆卡车上，黄维则是坐火车进京，所以现在虽是一壁之遥，仍旧互不知晓。

对于邱行湘来说，最不知晓的是黄维出任十二兵团司令的背景。那是国民党成立十二兵团时，根据当时情形，准备由胡琏当兵团司令，因为十二兵团的两大主力——十八军和十四军，胡琏都待过很久。适逢由于指挥上的问题，胡琏多次拒不执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命令，并且白、胡均向蒋介石告状，最后闹到胡琏扬言要辞职的地步。在此种情形下，蒋介石打电话问陈诚（时陈诚患胃溃疡在上海养病），十二兵团司令何人合适。陈诚答曰：非黄不可。于是蒋介石立即召见黄维。胡琏被任命为十二兵团副司令，心里虽不痛快，却也不得不服，因为黄维是他的老上司：在陈诚登龙发祥的十一师里，黄维任旅长时，胡琏任营长；黄维任师长时，胡琏任旅长。黄维当时任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此校于1947年9月开始筹备，由美国方面提出开办此校，仿美国西点军校体制，培养海、陆、空三军干部。学校设备均由美国提供，美国顾问已经到职。永久性校址定于北京，临时性校址放在汉口。但是当时国民党教育部拿不出这个学校的教授班子；空军海军又不愿意让这个学校取代自己的学校；最重要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使国民党战场达到崩溃的边缘。所以尽管黄维苦心经营，当时连一个学生也没有招进来）。就黄维本意而言，他愿意办学而不愿意带兵。这倒不是黄维怕死，他是从维护“党国”的长远利益着眼的。所以他由汉口飞抵南京后，当面向蒋介石表示：“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有困难。”蒋介石却说：“打仗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把共产党消灭，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你不能从你个人来考虑。”黄维提出条件说：“打完了这一仗，我还是回去办学校。十二兵团我去过渡一下，兵团司令仍应给胡琏。”蒋介石同意了。于是、黄维以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的身份，兼任十二兵团司令，开往徐淮战场。他指望几个月就可以返回学校，殊不料学校来不及等他回来，就匆匆迁去台湾，而他最终走进一所真正的学校里——只不过他不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而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这位眼大眉重，嘴上蓄着短短的胡子，脸的右边长着一颗小黑痣的“学生”，看样子就不大寻常。刘伯承、陈毅两将军1948年12月12日给他的投降令，应该是他的入学证，结果被他撕得粉碎。被俘以后，收容所给他的登记簿，应该是他的报名册，他却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愿交出来。他写的是“方正馨，江西弋阳人，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进入功德林以后，他的一切都像他那颗小黑痣那样固定，唯有浓黑的胡须越长越多。若不是病魔缠身，真可以扮出一个丹凤眼、卧蚕眉，颜如重枣，留五绺长髯的三国名将关羽来。

黄维一身患五种结核：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附睾结核、精囊结核。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对于黄维来说，功德林目前不是他的学校，而是他的医院。在一间周围有花草的房屋，里面安放着单人钢丝床。黄维静静地躺在上面，每天享用着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小灶病号饭。如果黄维真能静静地多躺几分钟，那么他此时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坏。可是，他依旧是不大寻常。每当大小便时，都是功德林管理员进来抱他，而他一见共产党人的袖子接触了他的皮肤，他就猛一用力，或挺，或扭，直到从管理员手里掉在地上为止。他不怕痛，因为他习惯这样。

由于心理上的缘故，一旦自己是行为的发出者，疼痛可以成为一种享受。若是自己成为行动的承受者，那么疼痛的滋味就难尝了。黄维居然尝过一次。不过那是稍后一点儿，黄维参加编组学习时的事情了。

继井陉河畔的训练班迁入北京功德林后，河北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也迁入北京。教导团的战犯兵分两路，一路去广安门解放军官教导大队（救济院旧址），一路来功德林战犯管理处。

现在走进胡同里的有：国民党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国民党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国民党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梁培璜……

军人过惯了集体生活，功德林现在开始编组学习。在戊字胡同里，管理处任命邱行湘为学习组长。在甲字胡同里，管理处任命董益三为学习组长。

学习——理解自己的敌人的东西，对于国民党战犯来说，几乎是比战争更令人恐怖的事情。在跨越心理的鸿沟的攻坚战中，会不会出现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