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园铺楼上的搏斗

在李鸣珂牺牲半个月之后，中共四川省委再一次遭到惨重损失，几乎可以说是遭到了灭顶之灾。

这次灾祸是因内部有人告密而引起的。

这天是5月5日，农历立夏日。

清晨，从长江上吹来一阵阵带着凉意的河风。重庆城南边的储奇门码头河滩上，山货帮与药材帮的船工号子声，早已响成了一片。

岸坡上有一排依傍地势、以竹木捆绑穿斗而成的简易棚户，被人们称作“吊脚楼”。一个个子不高，但仪表堂堂的年轻人，从一处吊脚楼内走出来，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蓝布长衫在晨风中摆动着，衬出他那病弱的身体更显单薄。

他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这天上午，他和省委常委的几个同志要开一个会，研究5月份的工作。5月，被革命者们称作“红五月”，从“五一”到“五卅”，革命纪念日一个接着一个，革命者们总要在这些时候组织一些活动，以展示自己的力量，唤起群众的觉悟。

然而，这一个“红五月”形势却极为恶劣。在刘愿庵代表省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就谈道：

此次叛党分子勾结刘湘向党进攻……牺牲同志有军委书记李鸣珂、兵委书记张小灵、军委交通邓文书、兵委委员龚佐新……计一个月来，因共案入狱者将达百人。许多同志是被密缉而不能活动。被破坏机关有兵委机关、警联机关、江北特支机关……省委各部机关多少都发生了问题。……刘湘组织了四百名侦缉队，由叛党分子率领，分布在大街小巷四出捉人，一个月来几乎每天都有同志被捕事件。现在工作同志，群众工作同志，大半失了活动力。因为干部被捕太多，所有工作同志更不能不多在外面跑，因此继续被捕更多。现在大都在冒险挣扎着，随时随地每个工作同志都有被捕的危险。

鉴于如此严峻的现实，刘愿庵在报告中坦率地说明：原准备组织的总罢工，“‘五一’恐怕是没有可能”，“省委原定在‘五一’节后召集代表大会，因为毫无准备，在四月中又不断的遭白色恐怖的袭击，‘五一’节后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刘愿庵和他的战友们仍然毫无畏惧之意，为了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即使有天大的风险，他们也要“冒险挣扎着”继续战斗。

沿倾圮的城墙往西，进了城门，再往北上坡，穿过几条小巷，刘愿庵来到了浩池街。

这条街其实只是一条小巷，不过街面比一般小巷稍宽一些。街两边挤着些高低参差的破旧民房。住户中历来有不少人家经营小吃，使得此地成了有名的“好吃街”。据说早年入夜时这里小吃摊点遍布，亮油壶齐燃，很是热闹。因而“好吃街”之名广为人知，但当局嫌此名不雅，以街内原有一大池而更其名为浩池街。

刘愿庵来到这条街上一家名叫裕发祥的酱园铺，同正在整理货柜的店伙计打过招呼，径自走到里面去上了楼——原来，这里是地下省委出资开设的一处秘密机关，经营此店的就是已经牺牲的李鸣珂烈士的哥哥李祥如，一个纯朴老实的农民。

当刘愿庵心事重重地走进酱园铺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身后有一双狠毒的眼睛在盯着他。

那人蹲在街对面一家小吃摊旁边，缩着脖子，慢腾腾地吃着早点，以一棵树为掩护，偷偷监视着裕发祥酱园铺。

当他确信刘愿庵已走进了酱园铺后，便起身离开了这个地方，匆匆穿过几条小巷，来到大街上。

一望见街中心站岗的警察，那人又变得犹豫起来。这时，一个挎着竹篮叫卖泸州黄粑的少年来到他面前，他急忙招呼道：

“崽儿，过来！”

他在怀里摸了一阵，伸手递给那少年几个小钱，手心里还有一样东西——是叠成一团的纸条。

“去，给我交给那个警察！”

少年有些犹疑，那人着急道：

“你快去，这些是赏钱！”

少年畏怯地走到警察面前，递上了那张纸条。警察恶狠狠地瞪了少年一眼，满怀狐疑地展开纸条，只见上面是先已写好的一行文字：

浩池街三十九号裕发祥有共党集会

“哪个给你的？”警察厉声问道。

“是那边那个人……”少年回头看去，那人已不见了。

这个告密者叫陈茂华，是中共四川省委地下机关的秘书处交通科主任兼会计科主任。

那时候，中共地下组织虽说也有某处某科的设置，其实往往只是一个名称，并无真正的工作机关。工作人员们常常是两三人、三四人假扮作一个家庭，租佃民房住在一起。为避免组织遭到破坏，党内禁止发生横的关系。工作联系一般通过交通员进行，同志间很少来往——在这种状况下，一个人若无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是很容易消沉、颓丧甚至动摇、变节的。

陈茂华本来也是一个积极肯干的地下机关干部，颇受组织上重视——从他所担任的职务即可看出。但是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没有人发现他的思想何时已发生了变化。

他对这种紧张、艰险、穷困的生活，已经感到了厌倦。

李鸣珂被捕后，刘愿庵指示陈茂华将一笔组织上好不容易才筹集到而一直舍不得动用的钱款，迅速送交给城防司令郭勋祺的妻弟徐春芳，以作营救李鸣珂所用。

刘愿庵交待任务时的口气是十万火急，可是陈茂华接受任务后却一点不急——他认定李鸣珂难于救出，与其把这笔钱白白送给那些军官去挥霍，倒不如分给地下机关的兄弟们改善生活。

当然他没有敢向刘愿庵说出这些想法。

等陈茂华不慌不忙地吃过午饭，去找到徐春芳时，徐春芳顿足道：

“啷个不早点拿来！李鸣珂刚才遭军部提走了！”

关进了二十一军军部，就失去了营救的可能。

闻讯后痛心至极的刘愿庵，对陈茂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震怒中，刘愿庵一反平时对同志温良谦和的态度，言辞十分激烈，并当即代表省委决定：给陈茂华以严重警告处分……

谁也想不到这就埋下了杀机。

陈茂华不但毫无自责自疚之心，反而耿耿于怀，产生了极强的报复情绪。

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他便写出了那张告密字条。

出卖同志，有人是为了保命；有人是为了请赏；而陈茂华此举，则仅仅是为了让使自己不愉快的人遭罪，以换取自己的心理平衡。

那岗警不敢怠慢，马上将字条交到了驻在附近金马寺的第六区警察所。不一会儿，警察所长便召集了几个警察往浩池街走去。据二十一军特委会后来所写的总结报告称：

前几次密告，皆未得确据，他们前去并不料到真有其事。

因此，几个警察都没有带枪，只以为又是去走一下过场，一路上无精打采地打着呵欠。身材粗壮的王巡官还边走边发牢骚说：

“莫又是逗起闹啊！前几回也是无头字条，整老子们冤枉……”

可叹的是，年轻的共产党人自身犯了缺乏警惕的错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开会，居然既不派人放哨望风，也不做好应变准备！以致发现敌情时措手不及……

警察一行漫不经心走进裕发祥，老板娘神色惶然地迈动小脚迎了上来。

警察所长四下看了看，例行公事地拖着声音问：

“楼上来得有啥子人？”

“没得！没得啥子人……是几个谈生意的……”

老板娘的语无伦次，使警察所长顿时警觉起来，他把手一挥：

“上楼！”

警察们脚步咚咚冲上了楼，撞开了房门。

屋里屋外的人都愣住了。

屋中围桌坐着四个年轻男子，桌上摊着些书本、纸张，确是一副开会的样子！

正在作记录的地下省委秘书长邹进贤，30出头，戴副铜边眼镜，见势不妙，一把抓起面前的记录纸揉成一团，同时瞪圆了眼镜后的眼睛吼道：

“你们来做啥子？”

一个眼尖的警察早已扑来要夺他手中的纸团，其他警察也纷纷上前抓人、抢东西……

刘愿庵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过来，顾不得多想，抓起身下的木凳高喊：

“打呀！”

他将木凳猛砸向一个正要抓桌上文件的警察，那警察慌忙闪开，撞到后面一个警察身上。刘愿庵伸手去抓文件，王巡官从一旁扑来，紧紧抓住他那只手。他另一只手抡起木凳向王巡官砸去，王巡官接住木凳，狠狠一推，刘愿庵一个踉跄，跌倒在屋角，头撞在墙上，木凳砸在身上，眼前直冒金星……

小楼上地板咚咚乱响，灰尘飞扬……

刘愿庵被王巡官压在地上痛殴。他无法还击，只有挣扎着奋力喊道：

“快跑！你们快跑！”

混战中，只听一个警察惊呼：

“有一个跳窗子跑了！”

楼梯又一阵震响，是邹进贤趁乱打倒两个警察奔逃下楼去了。27岁的地下省委工委书记程攸生死死拖住一个要去追赶邹进贤的警察。两人扭打着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邹进贤跑出酱园铺。门口围着看热闹的人们急忙闪开一条道，纷纷朝他喊：

“快跑！快点！……”

虽然他在搏斗中眼镜被打掉了，看不清脚下的道路，仍凭着本能向前猛跑。他居然跌跌撞撞地跑过了响水桥，跑过了污水沟上那些高低不平的石板，来到了地势平坦的大街上。突然，一幢房屋前伸出的台阶将他绊倒了，他重重地向前扑去……

在这次浩池街事件中，地下省委除组织局代理主任游少彬一人跳窗逃脱外，主要领导全部被捕，并遭杀害。在随后建立的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沉痛地做了如下的汇报：

使党受损失最厉害的要算最近这一次了，两个月来牺牲的负责同志有十五六人，干部七八人，破坏党部有省委、江巴、中区、北区、涪陵、丰都、彭水、万县、宜宾、蓬溪、顺庆等十县的组织，损失最大的是省委（全部常委牺牲完）……

在这次事件中，除去跳窗脱险的游少彬外，还有另一个本应到会却因故未能按时到会的共产党人也侥幸脱险，他是当时的共青团四川省委秘书长梁佐华。半个世纪后，梁佐华老人感慨万千地回忆：

特别是浩池街事件，刘愿庵和几个同志牺牲时，我们党、团省委地下机关的同志都哭了！这个印象最深，永世不忘。这次浩池街开会，我临时得到通知，赶去参加，走到开会地点附近，交通阻断，许多群众围观，纷纷议论“共产党抓走了……”我走近一看，正是我要去的地方，还有军警把守。我看出事了，我神色不动，马上回来，采取应变措施。当时规定，党团省委开常委会，互派代表（书记或秘书长任一人）参加，我因临时得到通知，去迟了一步，否则，我也被捕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