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荻秋险落敌手
这年10月底，在川西平原的广汉县城，爆发了四川共产党人在“左倾”冒险的“立三路线”指导下组织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广汉兵变。这次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委员和起义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曹健民，就是后来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的曹荻秋。
据曹荻秋回忆：
广汉暴动遭失败，我被通缉，从成都逃往重庆，与省委取得联系，党分配我任重庆市委工作。因叛徒认识我者颇多，环境恶劣，经省委考虑又调我任江北县委工作。历时仅两个月，县委机关又遭破坏，县委被捕，我侥幸脱险……
曹荻秋所讲的这次江北县委（应为江北特支）被破坏事件，是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犯下的又一桩罪行。
那天是1931年1月14日，再过几天就进入腊月了。天寒地冻，彤云低垂。
二十一军特委会得到报告，说是在江北廖家台有共产党人召集失业工人开会，当即派出侦缉员胡宗荣、黄宛芗二人前去认捕共产党。胡、黄二人挎上手枪，顶着寒风，从城北洪崖洞坡下嘉陵江边盐码头，坐对河划子（渡江小船）渡过枯水季节的嘉陵江，然后各喊上一乘滑杆，一路上耀武扬威地呵斥着轿夫，脚不沾地驰赴廖家台。
胡、黄二人都是刚叛变不久的叛徒，急于向新主子邀功，因此不觉辛苦，只觉兴奋。
胡宗荣，曾任大溪沟重庆工业中学团支部负责人，中共重庆中城区委常委。叛党后，在反共宣言中恶毒咒骂共产党“外受苏俄国际之麻醉，内则捣乱于国家”，“杀人放火，奸淫估霸”等。为获取敌人的信任，他不惜作出自辱人格的“沉痛忏悔书”。
黄宛芗，又名黄善清，宜宾人，在原中共宜宾县委书记邹云芳叛变后，因过去同邹云芳来往密切，党组织对他进行了审查，并告诫其与邹划清界限。可他不但不以邹为戒，反而认为连县委书记都反共了，共产党肯定没有前途了，于是，他也一头栽进了叛徒窝中。叛变后，他也写了“沉痛忏悔”的《反共宣言》，并大言不惭地号召：
现在还留系在该党的同志们，我深望你们毅然退出，自拔归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两个叛徒为了“成佛”，并非“放下屠刀”，而是向昔日的革命战友举起了屠刀。
黄宛芗因叛变前在江北参加过地下工作，曹雪樵（曹荻秋化名）奉派到江北后，就是通过他与江北地下组织接上头的，而江北地下组织的一个负责人曾学思又是由他介绍加入的共产党，因此他对这次行动的成功很有信心。
赶到廖家台后，两人叫上几个团防士兵，如临大敌般扑向那家据报有共产党人聚会的小茶馆，谁知聚会者早已散去。他们在茶客中凶神恶煞地盘问搜寻了一番，一无所获。最后，总算在街上抓到一个黄宛芗认识的少年杨国兴，黄宛芗把杨国兴拖到街边，气势汹汹地说：
“杨崽儿，老子晓得你是共党的交通，快点说曹雪樵和曾学思在哪里，不然没得你好的！”
拖着鼻涕的杨国兴一边惶惑地摇头否认着，一边拼命想要挣脱开。胡宗荣将他拉过去，狞笑道：
“你娃娃嘴硬么？”
胡宗荣猛地给了他一记耳光，将他狠狠地打倒在地。黄宛芗又上前重重踢了一脚……
后来，在他们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因以善言劝导，使其觉悟共党祸国殃民之罪恶，杨即认承为交通不讳，并供出曾学思罗积成为特区负责人，并由伊领导缉获铁机工人领袖罗积成一名……
走在去抓捕罗积成的路上，黄宛芗有些酸溜溜地对胡宗荣道：
“哼，曾学思那龟儿子居然当起江北特区的书记来了，他龟儿入共产党都是老子介绍的，去年6月才入的……”
“哪个叫你脱离了呢？”胡宗荣讥讽道，“你要不走，在共党里头也怕是一品官喽。”
“共党的官，呸，你做啥子也不当了，要跑起出来？……”
抓到罗积成后，见他只是个没有文化的失业工人，他和杨国兴都确实不知曹雪樵和曾学思的住处，平时只是在江北开心茶社接头。胡宗荣正着急，黄宛芗却说：
“莫慌，我还有一个人……”
原来，黄宛芗有个弟弟黄克忠，在城防司令部当兵。当黄宛芗还在江北区参加地下工作时，曾要他帮忙跑过交通，做了些送通知交信函之类的事，知道一点原地下机关的地址。
于是，胡、黄一行赶往江北萧家拐城防部驻地，找到黄克忠后，把情况一说，黄克忠便带起他们去岳家沟，找到他还记得的一处地下党机关。在那小屋楼上搜查，居然搜出油印机一架，文件多种，还有党员名册、通讯处及一大束传单纸张。
胡、黄二人大喜，盘问房主，说是房客中是有个曹先生，有个曾先生，但是都出门了。
只有一个留守在屋里的女青年曾培君，据称是曾学思的妻子，但她矢口否认这里是共党机关，更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胡、黄二人仍不由分说，将她一并抓走。
一行人顺大路来到遥对朝天门的江北嘴觐阳码头，准备坐船过江进城。这时正有一艘从对岸驶来的划子靠了岸，一群乘客刚刚在下船。
黄宛芗一眼看到乘客中有一个手里拿着两本书的青年，正低着头从木船跳板上跳到满是鹅卵石的河滩上。这时曾培君也看见了，不顾一切地对着那人高喊：
“快点跑！侦缉队来了……”
黄宛芗狠狠给了曾培君一拳，急忙冲上去，兴奋地大叫一声：
“曾学思，算老子今天运气好！”
那青年骤然一惊，脸色煞白，手上的书也掉到了河滩上……
半年前，曾学思由黄宛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说是入了党有许多好处。半年后，又是这个黄宛芗将他抓捕，劝他背叛共产党，说是到特委会当侦缉员更有好处。
曾学思被捕后，马上叛变，并招供说：
“我本来没有做啥子工作，是曹雪樵来逼到我学做负责工作，才十几天……曹雪樵先是住在炮厂，后来住旅馆，没有说是哪里……曾培君不是我的女人，是共产党派来掩护机关的。”他还供出了几个他所知道的党员名字。
在狱中，他又连呈好几份悔过书，向反动当局保证“决不再参加反动工作”，不久由亲友找到一家叫聚义祥记的店铺具状保释。
19岁的曾培君，倒比曾学思这样的男人更有骨气，曾学思不承认她是他的妻子，她却一口咬定自己是前年与曾学思结婚的——在那个年代，一个未婚姑娘不顾自己的名声作这样的承认，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她说是因家庭困难，特从宜宾来渝觅夫寄钱回家。对住处搜出的东西，她说是前一天有人交来寄放的包袱，只以为是书，也没打开看过。在审讯官逼问下，她倔强地回答：
“我只晓得挣钱养家，不晓得啥子党不党！”
曾学思叛变出狱后，也加入了特委会。罗积成与杨国兴被判处徒刑十一个月，不屈的曾培君被判刑二年零四月。
这一案件，大概要算是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在1931年遭到二十一军特委会破坏的第一个大案。
不久，在重庆下游的川东重镇涪陵，中共地下组织又遭到二十一军特委会一次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