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郡县治，天下安，基层社会治理一直是历代的“国之大计”，是事关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早在西周武王灭殷商之际，武王就向殷商遗老箕子请教治国之道，《洪范》对此有明确记载：“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1)意思是说上天繁衍了下界的臣民，我不知道上天安民乐业的常道是什么，特此请教。箕子以“洪范九畴”授之：“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2)“洪范九畴”是“从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谈论治理国家的九项大法，是王者治国的纲领”(3)。为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西周还创立了采风观政制度，通过派专人到民间搜集诗曲歌谣、叙事传说等方式调查民意，进而了解基层社会的民风善恶，体察为政得失。汉武帝遵循汉代传统，下诏策问古今治道，意在“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4)，一方面以此选拔人才，另一方面获取治理之策，于是有了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对。延至科举兴起，“问政”内容经常出现在考题之中，成为选拔未来官员的考察内容。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登上帝位后首开科试，会试策问的内容是：“夫礼乐，治之本也，其创制可得而闻乎？政令，治之具也，其立法可得而论乎？学校所以正俗也，家塾、党庠、术序、国学，何以臻其效乎？农桑所以养民也，限田、均田、口分、世业，何以定其制乎？设官所以莅政也，任法之与任人，孰为经国之远谋乎？取士所以任官也，选举之于资格，孰为铨曹之要法乎？盐铁，国之大利也，何以除奸而去弊乎？漕运，国之大计也，何以足国而裕民乎？”(5)策问内容几乎覆盖了当时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400多年后，清道光帝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殿试策问中既考问教化风俗，又考问民间备荒和弭盗保甲(6)，以求举子应对之策。综观科举考试的内容，多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息息相关，真实地反映了统治集团的关注所在。

而基层小民百姓，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与官府的关系呢？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一首《击壤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一幅自得其乐的世外桃源景象。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在前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民几乎不与官府打交道，这一点广为人知，并且也是不争的事实。除非卷入诉讼和刑事案件，否则他从不会踏入县衙门半步。……同样，承担国家赋税的土地所有者，也很少亲自到县城去交纳赋税；在购买土地时，也很少直接从衙门办理一纸地契。相反，村民们通常求助于他们自己或邻近社群的非官方代理人来处理这些事务。”(7)这一结论尽管有点绝对，但还是点明了普通小民与官方的基本关系。

那么，统治集团对基层社会如此关注，而基层民众对统治集团的关注并不热心，似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基层社会治理如何实现？何况基层社会治理还要考虑如下国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各地自然禀赋差异很大，民风民俗和语言千差万别，且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基本是有效的，那么，传统中国是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的？其社会治理机制到底是怎样运作的？其中有什么可以总结的规律或经验？这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