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环境与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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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长江中下游的早期环境与农业开发

就农业的起源而言,长江流域有可能早于黄河流域。考古工作者曾先后两次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1万年以前的古栽培稻谷,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古栽培稻。根据稻谷特征所显示的迹象,可以推定其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1)。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稻作文化已有相当规模,遗址第四层在四百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稻秆、稻根、稻叶、稻谷等的堆积,厚度在20—100厘米不等。出土谷粒有籼稻和粳稻两种,其中籼稻,经原浙江农业大学游修龄教授鉴定,属人工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水稻。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其中第一期文化遗址中便出土有154件(2)。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大致也在1万年前,在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和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中,科研人员提取到了具有驯化特征的粟类淀粉粒,时间在距今11000—9500年。但粟作最直接的实物证据目前还只能追溯到距今7000多年的河北磁山遗址,这里出土了少量粟的遗存。

然而直到西汉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处在开发的初期阶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综述当时各地经济情况时写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3)此时的黄河流域则早已成为秦汉帝国的经济重心。《史记·货殖列传》评价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东虽未获得关中般的盛誉,但也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梁、宋“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4)。这些都是人口稠密、农业发达的地带。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水平在农业起源初期并不低于北方的旱作农业,但此后的发展进程却非常缓慢,这里的自然环境对早期农业发展的抑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