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研究旨趣
本书题为“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齐梁皇室成员的佛教信仰。主要包括由他们主导的佛教政策以及相关制度，由他们组织发起的译经、抄经、讲经法会，寺塔建设，造像，斋会等奉法活动。二是齐梁皇室成员的撰述。这些撰述作品不仅包括他们自己的诗文创作，还包括他们组织编撰的各类“内外”图籍（佛教一方称佛教典籍为“内典”，而称传统儒家与道教等典籍为“外典”），组织的诗文唱和、文人雅集乃至“文学”集团，甚至还包括他们主导或影响下形成的文学风气，等等。所以，本书所讨论的话题并不限于齐梁皇室，也会涉他们的旁支、妃嫔、姻亲、臣僚等。在时代上，本书主要讨论的虽然是齐梁时期，但并不仅限于齐、梁，向上会溯及晋宋，向下则会延至后梁与陈。也就是说，本书虽名为“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但实际上是以佛教文献为基础，讨论南朝佛教与南朝文学等课题。
与作为刘宋外戚的父祖辈相比，大部分齐梁皇室成员不仅身份有了重大转变，而且还经历了从武到文的转型，这个文化转型，至梁初已基本完成，尤以齐武帝萧赜、梁武帝萧衍以及齐豫章王萧嶷三人之子最为典型。南北朝文学史上所提及的最具规模的“文学集团”，均由齐武帝与梁武帝的儿子们组织起来。而且，齐梁皇室成员中，不仅文士数量大大增加，他们对“文士”的身份也颇为认同，如萧纲在东宫时，就“尝与邵陵王（萧纶）数诸萧文士”(1)。此外，参与编撰大型佛教类书《法宝联璧》的兰陵萧氏就有八人，已远超王、谢（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分别有五人、三人参与）。而在信仰上，周一良先生认为有一部分齐梁皇室也有一个从道教到佛教的转变，萧衍家族就是其例。(2)关于梁武帝《舍道事佛诏》之真伪，中外学者颇有争议(3)，从道门领袖陶弘景被迫皈依佛法一事来看，梁武帝其时对道教确实有一些打压措施。(4)可以说，齐梁皇室或者说兰陵萧氏在南朝的政治史、佛教史以及文学史上都有其独特的位置，因此历来是南北朝文学、史学乃至哲学研究的热点话题。文学方面，曹道衡先生很早就关注这一话题，并完成经典专著《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5)杜志强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将这一话题进一步深化。(6)历史与佛教方面，更是不胜枚举，这里也不逐一罗列。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齐梁文化研究丛书》，共计八册，涉及文学、史学、文化等方面，可以视作齐梁萧氏研究的集成之作。笔者也有幸参与该丛书之编写，深知其优长与不足。这套丛书每一本书的撰者皆学有所长，为一时之选，然而在佛教方面稍为薄弱，因此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 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南朝文献大多佚失，现存的文献大都经过一两次甚至多次的整理或加工，当然这些文献的辑录、整理者的贡献绝不容抹杀。但是还要考虑到，这些整理者，或出于主观认识和时代的局限，或出于现实目的的考虑，或由于客观条件和能力的限制，并没有保存文献的原貌，或删削，或隐晦，或窜改。这种特殊的文献存录方式，直接决定了南朝文献研究、文学研究甚至史学研究的研究方法、面貌与格局，更何况在几乎没有新出文献的情况下，在几代学者接踵继武的辛勤耕耘之后，传统的文献与文学研究几乎难以为继。对于这种窘境，有些学者退出这一领域，有些则开始反思。
近年来，林晓光对此的探索颇具方法论意义，通过对现存同题（类）文献的排查、勘比，他敏锐地观察到现存六朝文学文献，经由《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保存的六朝文学文本多经过删节、缩略甚至必要的改写，这种存录方式，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六朝文学的原貌。《论〈艺文类聚〉存录方式造成的六朝文学变貌》等文(7)，都是在这种研究视角下所作的有益探索。笔者也注意到《南齐书·五行志》与《南史·沈顗传》所载之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的两首七言诗残句，因为都是靠正史才得以保存，故其本身就经过官方的多次阐释，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也都经历了一个从“诗”到“谶”的被建构过程。而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梁简文帝萧纲、陈后主陈叔宝、周宣帝宇文赟、隋文帝杨坚以及隋炀帝杨广等帝王的诗歌，都有类似境遇。现存南北朝帝王诗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正史《五行志》以及相关纪传得以保存，而且是以“诗妖”或“诗谶”的形态存世，这种存录诗歌的方式，当然也值得研究者们注意。(8)
其实，何止文学文本，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文献亦是如此。释僧祐、释道宣等僧人出于弘教、护法目的而编撰的《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广弘明集》等佛教文献，在总体篇目上经过仔细筛选，即使是编入的诸篇章也存在故意删节的情况；而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护持佛法的高僧、贤王、高士，还是仇视佛道的帝王、道士，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刻意加工、修饰的痕迹。(9)因而，我们就须格外关注这些佛教文献的整理者和辑录者，对他们编撰的佛教文献也要多一份审视：既不能盲目相信，也不能随意否认其研究价值；即便有些记载与史实有明显的出入或错误，也不应直接摒弃或者做价值判断，而是进一步区分是无意之失还是有意为之；如果是后者，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其“意”在何处。
近年来，受“历史书写”“史料批判”以及文本生成等研究方法的影响，在目前的中古文史研究领域，对于各类史料、诗文等文本的分析，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笔者认为中古时期的佛教文献也值得而且也应该这样深度分析，不能简单地拿来就用。更何况除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佛教文献以及《高僧传》、《续高僧传》等少数佛教史传之外，《大藏经》中的大部分文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读。笔者无意也无力构建一种新的理论，只是希望学界能用解读传统史料的理念与方法去处理佛教文献，既要动态地看其文本的变化，还要深度分析其年代、层次、史源，并发掘文献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
当然，还要尽可能选用早期写刻本大藏经，免受晚期刻本藏经改动底本之困扰。以笔者曾讨论过的《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例，由于先唐别集佚失严重，目前仅有少数几家别集尚存旧集面貌(10)，这两部书遂成为后代辑佚汉唐佛教诗与文的重要源头之一，但明清人所据的本子基本是明万历十四年（1586）吴惟明合刻本（因有汪道昆序而被称为“汪刻本”）。然吴刻本经常妄加增删、擅改标题与正文，这些妄改其实并无版本依据，大多是吴氏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妄改，根据笔者校勘的结果来看，这些妄改的内容大部分是错的。至于《广弘明集》中的诗歌，吴刻本基本上全据冯惟讷《古诗纪》改动《广弘明集》底本，导致吴刻本《广弘明集》之诗歌文本实际上已非原貌。(11)而明清以来辑佚、整理刊刻六朝诗文者如梅鼎祚、张燮、张溥、严可均、逯钦立等人也基本沿袭吴刻本之误。甚至目前绝大部分涉及两书内容的先唐别集整理本，也基本沿用此本：以明辑本为底本的整理本，多以吴刻本作为参校本；而重辑本，基本上也多以吴刻本作为底本。(12)
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吴刻本乃首次单独刊刻，较之于藏经本而言，更为通行易得。加之此后的径山藏（即嘉兴藏）据以刊刻入藏，后来的四库本、金陵刻经处本以及日本内阁文库本等均据以抄、刻，且此本后又被收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流传甚广。(13)近二十年来，近十种早期刊本藏经不断影印出版或公布，日本古写一切经也有部分在陆续公布。因此，不管是佛教研究者，还是文史研究者，都不应该再去用晚期刻本藏经，也不应该满足于CBETA（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检索出来的文本及其校勘记，尤其是关键文字以及有异文之处，尽量去查找、核对早期写刻本大藏经。因为，在广校诸本的基础之上，往往能发现一些重要的问题，池丽梅、定源等人对《续高僧传》、《高僧传》的讨论(14)，就是很好的例子。
研究者的知识储备、研究理念、立场或者说立足点，直接关系到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虽然笔者接受的主要是中古文学和文献学方面的学术训练，但对于南北朝隋唐时期（主要是南朝与唐初）的佛道、政治以及职官制度有浓厚的兴趣，读博期间也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史源辨析、职官制度、墓志录文与考证等相关方面的学术训练。因此，笔者希望不拘泥于学科的限制，以佛教文献为基础，以齐梁皇室为主要线索，去讨论齐梁时期的佛教、佛教影响下的士人的思想变迁与诗文创作以及图籍编撰等涉及多领域的综合研究。既有佛教史研究的内容，如前五章（第四章第二、三节除外）；也有文学研究的内容，如第四章第二节与第八章、第十章；还有一些是比较传统的文献学的讨论，如第四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七章。另外，还有一些可以算是以文献为基础的综合研究，如第九章。因为齐梁萧氏人物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将萧氏的人物、谱系、爵位及其传承情况最大程度地呈现出来，就显得很有必要。鉴于此，本书主要利用史传、别集、总集、佛教文献以及新出萧氏墓志等文献，制作成兰陵萧氏谱系和封爵表，是为附录二“南北朝隋唐兰陵萧氏谱”和附录三“齐梁宗室封爵表”，希望可以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辅助工具。当然，随着新出萧氏墓志的公布，个别萧氏谱系的复原工作还可以持续深入。
另外，本书也关注南朝时期的佛教义理、戒律、仪式等话题，但这些毕竟是佛教研究中的难点，也是本书的薄弱环节。即便如此，有些重要的话题还必须要去触及，如第九章关于《神灭论》的讨论。梁初关于《神灭论》的讨论，是梁初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史、佛教史上的重要话题，本章作为衔接本书齐、梁部分的重要章节，因此不可或缺。虽然是思想史的重要话题，但本章的讨论仍然是基于文献梳理的讨论，首先考证可能并不存在此前学者普遍接受的“问答体”与“非问答体”两个版本的《神灭论》，然后进一步确定时间、还原事件的缘起与过程及其影响，而对于《神灭论》论难双方讨论的话语、引用的论据，则讨论不多。
将各章以“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这一主题有机地整合起来，虽自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仍不免有些割裂之嫌，可能有人会觉得稍显混乱甚至不伦不类（因为这毕竟既不单纯是文献学研究，也不单纯是文学研究和佛教史研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笔者的一个尝试，试图用以佛教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方式，对现有的南朝佛教史与文学史的研究模式有所突破。
(1) 《梁书》卷三五《萧子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11页。
(2) 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选自《周一良集》卷一《魏晋南北朝史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5-428页。关于萧衍即位前后的奉道，陈国符也有论述，参《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5-226页。
(3) 福井康顺译注《正论》时即怀疑此诏有可能是伪诏，见《国译一切经》（护教部·四），东京：大东出版社，1939年，第250页下。此后，内藤龙雄与太田悌藏先后撰文论证其伪，参内藤龙雄《梁の武帝の舍道の非史实性》，《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57年第5卷第2号；太田悌藏《梁武帝舍道奉佛について疑う》，《结城令闻教授颂寿纪念论文集》，东京：东京大藏出版社，1964年，第417-431页。诹访义纯则坚持将此诏系于天监三年，《梁武帝佛教关系事迹年谱考》（一），《佛教史学研究》1983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中国南朝仏教史の研究》，东京：法藏馆，1997年，第11-78页。另有：熊清元《梁武帝天监三年“舍事李老道法”事证伪》，《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赵以武《关于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及其原因》，《嘉应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刘林魁《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学术探索》2007年第5期；丁红旗《梁武帝天监三年“舍道归佛”辨》，《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谭洁《梁武帝天监三年发菩提心“舍道”真伪考辨》，《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柏俊才新近撰文，认为萧衍舍道事佛在大同七年，参柏俊才《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原因及其他》，《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另可参陈志远《梁武帝崇佛的远景与近观》，《上海书评》2020.6.25.
(4) 王家葵认为陶弘景天监十年结束流亡生涯，归茅山途中朝拜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摄戒”，以道门领袖的身份皈依佛法，参王家葵《陶弘景丛考》，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25-32页。
(5) 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6) 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
(7) 林晓光《论〈艺文类聚〉存录方式造成的六朝文学变貌》，《文学遗产》2014年第3期；《从“兮”字的脱落看汉晋赋史的文体变异》，《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8) 李猛、曹旭《诗谶入史——正史所载南北朝帝王诗谶的文学文献学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2期。
(9) 详见李猛《唐初佛教护法文献之编撰及其价值省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待刊稿。
(10)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凡例十三》：“先唐旧集传世者，仅嵇康、阮籍、陆云、陶渊明、鲍照、江淹六家。旧集残存者，仅蔡邕、谢朓、萧统、何逊、阴铿、庾信等六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11) 详细论述，可参李猛《〈广弘明集〉卷三〇所载诗文及其价值》，待刊稿。
(12) 据笔者的排查，仅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涉及《弘明集》、《广弘明集》之文时以影印碛砂藏作为底本，另张富春《支遁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以明辑本为底本，但以《中华大藏经》、《大正新修大正藏》作为参校本并吸收其校勘记，其余无旧本传世的诸种别集整理本所用均为吴刻本。
(13)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9-44页。
(14) 池丽梅：《〈続高僧伝〉研究序说：刊本大藏経本を中心として》，《鹤见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纪要》（18），2013，第203-258页；池丽梅《续高僧传的文本演变——七至十三世纪》，《汉语佛学评论》第4辑，2014年，第224-268页。定源《日本古写经〈高僧传〉》之文本系统——以兴圣寺本为中心》，《域外汉藉研究集刊》第十八辑，2019年，第27-67页；《续藏经本〈名僧传抄〉录文疏失举正》，《古典文献研究》第十八辑上卷，2015年，第260-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