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疆域与边疆[1]
周平
国家疆域问题在今天被提出来进行讨论，与边疆问题的突出直接相关。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边疆问题日渐突出，利益边疆、战略边疆、高边疆等新形态边疆日渐凸显，不仅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并且已经对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边疆问题总是与疆域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不论从什么角度去界定边疆，都无法回避边疆不过是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这个本质性问题。国家的疆域既是界定边疆的前提，也是全面讨论边疆问题的基础或理论预设。可是，疆域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疆域有不同的内涵、特点和表现形态。本文从全球化时代的角度，分析和讨论疆域与边疆的形式和特点，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一 疆域与边疆皆是变动的存在
在疆域及边疆的研究中，所有关于疆域及边疆的议题都是在国家的框架下设置或展开的。离开了国家这个前提和主题，就无所谓疆域及边疆。时下论及国家时，往往以当前的一般国家形态为标准或典型，所以，主权、领土、政府、人民等现代国家的基本条件被视为界定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然而，现代国家乃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才逐步出现并发展成为主导性的国家形态的。事实上，民族国家不过是人类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国家在此之前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发展，并形成了不同的形态。而且，民族国家也终将被新的国家形态或政治形式所取代。[2]
国家不过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种政治形式，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最为有效的政治形式，其本质特征是建立起一个以暴力为支撑的公共权力体系（即国家权力），并运用这个公共权力体系按地域进行管理或统治。在这样的政治形式持续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该权力管辖范围内的居民逐渐被凝聚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不论是作为政治形式还是作为政治共同体，国家都必须占据或控制一定的地理空间，并以此作为国家形成和存在的前提。因此，国家既是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形式，也是政治共同体，还是政治地理空间单位。
国家所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就是国家的疆域。国家都必须占据或控制一定的地理范围，当然，国家占据或控制地理范围的方式千差万别。某个地理空间范围，一旦被国家以某种方式占据或控制，从而成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支撑条件，它就成为国家的疆域。
作为基础性的条件，疆域对国家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影响是根本性的。纵观人类的国家历史，国家疆域的范围决定着国家的体量、体现着国家的实力；国家的疆域决定着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着国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国家的安全；国家疆域的地理范围及与其他国家相对来说的地位，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在国际竞争中的影响力；国家疆域的范围、特点以及承载的资源，又决定着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地缘政治形势。总之，疆域是影响国家发展[3]的根本性因素。就国家强盛或衰亡来说，疆域及与之相关的因素，是无法回避的。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开疆拓土的行为。
在国家疆域的范围内，如果边缘性部分与核心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并且在国家发展或整体利益格局中的地位与核心区明显不同，国家需要采取专门的政策或措施加以统治或治理，这个边缘性的区域就往往被界定为“边疆”。汉语中的“边疆”一词，以及英语中的“frontier”一词，指的都是这样的区域。边疆的形成、存在和界定，都以国家的疆域为前提。离开国家的疆域，就无法对边疆进行有效的说明或讨论。
边疆并非纯客观的存在，它是在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与核心区存在客观差异的基础上，国家从统治或治理的角度界定的，因而渗透着相当多的主观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疆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突出的构建性，是客观基础上主观构建的产物。
也正因如此，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边疆，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将疆域的边缘性部分界定为边疆的必要。一个国家如果疆域范围较小，或者疆域的边缘性部分与核心区之间在文化、人口构成、经济发展以及在国家中的战略地位等方面都没有明显异质性，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将疆域的边缘部分界定为边疆。
国家的疆域及边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都是变动着的存在。首先，人类在地理空间中的活动范围是不断变化着的。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地理空间中的活动范围会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国家占据或控制地理空间的方式和范围，以及国家的边疆的界定等，都会随之而变化。其次，国家自身、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治理的方式，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国家占据或控制地理空间范围的方式、能力等都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人类活动范围和国家自身的变化，是导致国家的疆域及边疆发展变化的根本性原因。
从国家疆域的角度来看，在全球化时代形成之前，疆域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十分突出和典型，需要也值得在研究国家疆域时高度关注。
一是国家主权的确立和疆域的主权化。国家应当拥有主权的观点，最早是由法国的思想家让·博丹提出，随后荷兰的思想家格劳秀斯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了全面论证。不过，国家主权原则的最终确立，是在王朝国家时代由1648年10月签订的《西荷和约》所确认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实现的。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将主权作为国家的基本条件，并通过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巩固了国家主权原则，进而建立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体制。国家主权体制的确立，对国家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4]而在国家主权确立以后，国家的疆域就转变成为主权管辖的范围，从而实现了国家疆域的主权化。这样一个由国家主权管辖的范围，便是国家的领土。而这样的领土又是由主权国家通过条约确定的边界围合而成的。因此，领土与边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边界既是国家主权的体现，也是国家间领土主权的分界线。在国家疆域主权化以后，领土便成为国家疆域的基本形态。在许多情况下，领土甚至被作为国家疆域的代名词使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甚至反过来用“领土”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主权体制确立以前的国家疆域。
二是海权论的提出和海洋疆域受到重视。自国家产生之日起，国家的疆域皆是在陆地上确定的，都是陆地疆域。虽然许多国家也通过海军对某些海域或海上通道进行控制，却没有形成稳定的和成规模的对海洋的控制。可是，这样的状况随着海权时代的到来而彻底地改变了。1890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在美国出版，明确提出了“海权”概念：“自有史以来，海权都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要称霸世界，并在国内达到最大限度的繁荣与安全，控制海权为首要之务。”“海军占据优势，不仅能够确保海上交通线，还能够保持通过战争而确立的优势地位。”[5]该书出版后很快风靡世界，引起了世界大国对海权的重视，从而将国家疆域史推进到了海权时代。因此，该书也被西方知识界誉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6本著作之一。在世界大国高度重视海权并极力建立强大海军来实现和维持海权的背景下，国家的海洋疆域受到了高度重视，从而使海洋疆域成为重要的疆域形态。美国的崛起便与对海洋疆域的开拓直接相关。“如果有什么事件标志着美国崛起成为一个主要强国，那就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6]但是，美西战争不仅以马汉的海权论为基础，而且实现了美国拓展海洋疆域的目的。
三是制空权理论提出的空中疆域的形成。海权的凸显和海洋疆域的形成，虽然拓展了国家疆域的范围和形态，但毕竟都是在地球的表面上实现的。随着飞行器的发明和飞行技术的提高，人类的活动逐渐拓展到空中，制空权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1921年，杜黑长期研究空军战略理论的成果《制空权》一书问世。该书以“制空权”为核心，从战略高度论述了有关空军建设和作战的许多问题，阐述了制空权是赢得一切战争的前提、独立的空中作战是未来战争战略行动的主要样式以及空军应当成为国家军事力量的主体等重要观点。它不仅是一部专门论述空军战略理论的著名军事著作，也是地缘政治理论中制空权理论的代表作。它在凸显此前有所争论的制空权问题的同时，凸显了国家对“空中领土”的主权管辖问题，从而引起了国家对空中疆域的重视和空中疆域观念的确立。“尽管杜黑的理论更多地侧重于军事，而且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边疆问题，特别是对空中边疆的问题仍有一定的影响。”[7]
不论是海洋疆域还是空中疆域，都是在拓展国家原有疆域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的疆域形态形成以后，相对于原有的疆域来说，它们都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都属于国家的边疆。因此，国家的海洋疆域通常以“海洋边疆”的问题来加以描述和分析，而国家的空中疆域则是以“空中边疆”的问题来加以讨论。
二 全球化时代疆域与边疆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出现了迅猛发展和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使得人类生活在全球的范围内展开成为必然。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足以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相提并论。”[8]于是，用以描述这种变化的“全球化”一词广泛流传。“全球化”形成、充分显现并发挥影响的历史时段，就是全球化时代。
虽然全球化特征的充分凸显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但体现全球化的这些因素或特征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恰恰相反，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机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其中，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带动各国经济增长，加深国际经济联系，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从而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等方面，功不可没。”[9]此外，联合国对全球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在1994年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联合国对全球化的模铸作用是无法否定的。“到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相当明显。”[10]正是因为这些机制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全球化才会在世界两极对垒瓦解后出现迅速的爆发。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仍然是支撑和协调21世纪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主要支柱”。[11]因此，如果把今天的全球化看作一个时代的话，那么，这个时代应该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启的全球化时代，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这样的影响还将进一步加深。从国家的疆域和边疆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一方面，它对国家的行为及活动方式造成了深刻影响，进而影响到国家对地理空间的控制方式；另一方面，在国家控制地理空间的方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现实的疆域和边疆的形态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不仅传统的疆域和边疆形态有所调整，而且形成了全新的疆域和边疆形态。
从国家占有或控制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时代国家自身和国家行为方式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具有突出的意义。
一是国家的利益已经大大超越其领土范围，并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全球化在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凸显全球利益的同时，各个国家的利益之间的联系日渐密切。尽管某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利益联系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有的甚至不能相提并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并不局限于领土范围，不仅与其他国家紧密联系，甚至会遍及全球。据此，有人甚至将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称为“无国界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自古以来形成并在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出现以后不断巩固的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国家必须在领土范围之外去谋求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进而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活动方式。
二是超主权的国际规则的作用日渐显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国家在主权至上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神圣性逐渐被消解。创始于王朝国家末期的国家主权原则随着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确立而得到巩固，但国家主权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确立，大体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主权原则发展到了顶点，国家主权的至上性和神圣性得到普遍认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甚至是以民族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的国际规则不仅被广泛认可，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籍日裔学者大前研一甚至断言：“从经济活动的真实流动角度讲，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作为今天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中的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12]一些政治学家也认为：民族国家“现在已经过时，正在被人们废弃，并且将被废止”。[13]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主权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尊严，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已经大不如前。
三是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不断拓展人类活动范围的背景下，国家利用新科技革命成果去控制更大地理空间的能力日趋突出。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席卷全球的科技革命接踵而至。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天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大潮尚未完全退去，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又扑面而来。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在内的高新科学技术，在21世纪持续发展。新科技革命的成果转化为产业的速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引发了新的产业革命。这一系列的巨大变革，不仅在拓展人类活动的领域和范围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促进了军事科学技术的巨大飞跃。同时，这样的科学技术成果又被许多国家运用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服务于国家对新地理空间范围的控制。
四是在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以后，随着国家拥挤现象的出现，国家间的政治地理空间关系趋向于复杂和紧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持续多年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冲击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迅速瓦解，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急剧增加。今天全世界194个主权国家中的绝大部分是在二战后建立或获得独立的。如此众多的国家在地球这个有限的地理空间内追求无限的发展，于是便导致了“国家拥挤”，而且这样的拥挤现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显示其影响力。每个国家都占据或控制着一定的地理空间，拥有自己的领土，国家的数量在较短的时期迅速增加，在改变了此前的政治地理空间关系的同时，这些国家对领土主权的伸张和拓展疆域冲动的勃兴而引起了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国家间政治地理空间关系的紧张，从而使国家间的政治地理空间关系更为复杂，也更为脆弱。
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在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并且往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在这些因素单独或共同作用下，国家占据或控制地理空间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超主权的控制，即国家在自己主权管辖范围之外的其他地理空间进行不具主权管辖性质的占有或控制，以实现或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超主权的控制并不具有主权的性质，却是凭借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而实现的，因而也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控制大致有三种情形：其一，对尚未属于具体的主权管辖区域的占据或控制，如对地球公地的控制。海洋沿岸国对邻近海域中毗连区[14]、专属经济区[15]和大陆架[16]的管辖也属此列。相关国家对这些区域并不拥有主权，却享有排他性的利益。此外，一些国家对国际海底和北极某些区域的控制也已现端倪。其二，对已经属于具体主权管辖区域的控制，即对他国领土的控制。在国家利益超越于领土的情况下，当国家的利益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聚积的条件下，如果某个或某些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军事或地缘政治上的优势所形成的影响力而形成对该区域的实际控制，就会形成对其他国家主权管辖区域的变相控制。这样的控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占领或势力范围，不仅没有剥夺所涉国家的主权，没有侵犯相关国家的领土主权，也许还得到了主权国的认可、默许甚至欢迎，是一个主权之上的权力形态。其三，对并不存在主权归属的太空的控制。1982年，美国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丹尼尔·格雷厄姆领导的小组提交的《“高边疆”研究报告》，将太空视为人类即将全面涉足的全球“公地”或“宇宙公海”，并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开拓和利用宇宙空间的总构想。基于这个构想，美国逐渐构建了以控制和利用太空或在太空中谋求优势为目的的“高边疆”战略，并一步步加以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太空能力的国家也在开展太空活动的同时，围绕对太空的控制与反控制展开激烈的博弈。一场在太空中开展的“圈地运动”正在悄然进行。随着此类博弈的加剧，太空也逐渐被视为新的疆域形态。
随着国家对地理空间占据或控制方式的改变，一些新的疆域及边疆形态也逐渐浮出水面，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而丰富了传统的疆域或边疆形态。首先，利益疆域或利益边疆日渐凸显。“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使用了‘利益边疆’概念”，[17]并将这些理论逐渐付诸实践。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利益边疆’的存在已是事实，并成为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和制订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点”。[18]其次，战略疆域及战略边疆的理论已经付诸实践，并出现了现实的战略边疆。战略边疆通常被看作“一国国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可控制的地理与空间区域，它是国家实力、战略意志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投射范围”。[19]美国“重返亚太”或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为了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边疆。再次，“高边疆”已经从概念或理论逐渐转变为现实。在许多国家对太空疆域或太空边疆感到可望而不可即的时候，美国已经通过远超其他国家的太空能力而逐渐实现了对太空一定范围的实际控制，将“高边疆”逐步做实。最后，海洋疆域及海洋边疆具有了新的内涵。一些海洋大国已经不满足于12海里的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正在通过其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实现对某些海域的实际控制，或将其作为自家的战略空间，排斥其他势力的介入。
三 国家的疆域扩张及边疆战争
全球化展开为一个内涵越来越丰富的过程。处于这个过程中的国家，其占据和控制地理空间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这就不仅导致新的疆域及边疆形态日渐凸显，同时唤起了国家拓展疆域的新冲动，从而使各种拓展疆域的进程日渐加快。国家的疆域拓展都发生于边疆，因此，国家疆域拓展基本上表现为对边疆的拓展。随着一些国家拓展疆域行动的持续进行，以及一些国家争取和维护自己领土主权斗争的持续，国家间的边疆争夺日渐凸显并呈加剧趋势。
国家的边疆扩张及国家间的边疆争夺的根源在于，疆域尤其是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进一步凸显。国家的疆域及边疆的状况不仅影响着国家的现实发展，而且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一是国家在发展中普遍呈现一种“边缘—核心”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核心区域乃国之根本，不仅是国家建立的根基，也是国家积聚力量的基本条件，决定着国家的存续和发展。而边缘地带则是国家核心区域的外围地带，拱卫国家的核心区域，为国家核心区域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条件和安全保障，支撑着国家的发展。[20]国家实力的形成和发展，是由“边缘”与“核心”二者共同成就的。也正因如此，历史上的国家和今天的国家都具有拓展疆域的冲动。这是一种基于国家竞争成败和存续考虑的冲动，因而是根深蒂固的。
二是在全球化时代，边疆的意义得到进一步凸显。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家疆域和边疆形态日渐多样化，不同形态的边疆给国家发展带来的实际利益也越来越突出和多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的边疆拓展和国家间的边疆争夺进一步加剧。这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边疆意义进一步凸显，促成了国家间的边疆争夺；而边疆争夺的加剧，又进一步凸显了边疆的意义。而且，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边疆尤其是新形态边疆对国家发展的意义还将进一步凸显。这也正是一些国家努力拓展边疆的根源所在。
三是边疆尤其是新形态边疆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具有根本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在两极格局解体后不仅日渐紧密，而且影响越来越突出。就具体国家而言，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及其获得的利益，皆以其对该国际体系的影响力为前提。可是，这样的地位和影响力又与其控制的疆域或边疆直接相关，由此就进一步凸显了国家的疆域及边疆拓展对国家战略地位和战略空间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国家的战略地位和战略空间，皆以其疆域为物理支撑。
边疆对国家的影响日渐凸显，直接挑动了国家疆域及边疆拓展的敏感神经。于是，国家的疆域及边疆拓展呈现一种不断加剧的趋势。随着相关国家的疆域及边疆拓展的加剧，国家间的边疆争夺就不可避免，不仅在疆域及边疆的各种形态上全方位地展开，并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间的边疆争夺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
一是陆地边疆的争夺。从总体上看，陆地边疆的争夺在今天已经不是十分突出了，不仅具有领土争端的国家的数量较之于二战前大大减少，而且其剧烈程度也有所降低，甚至呈现出某种较为平和的态势。但是，陆地边疆的争夺仍然在继续，全球目前仍有国家间的领土争端近百起。这些领土争端中的相当一大部分，属于边疆争夺的范畴。诚然，这些边疆争夺中的相当大部分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并且牵涉民族分布、民族感情和居民跨国界居住等问题，涉及相关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但是，一些争端的存在和加剧，与相关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及战略边疆直接相关。
二是海洋岛礁的争夺。海洋岛礁的争夺是当前边疆争夺的典型形式。在19世纪末海权论提出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一些大国便纷纷拓展自己的海洋边疆。全球化时代，海洋的经济、资源和战略意义更加突出。尤其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后，国家拥有了岛礁便能拥有领海主权，以及毗邻区、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性权利，进而还能获得更大范围海洋的战略控制权，拥有广大的海洋边疆，还能在扩大自己国家的安全空间的同时压缩相关国家的安全空间。因此，海洋岛礁争夺的实质是海洋边疆的争夺和战略边疆的争夺。今天中国南海的岛礁争端，就是中国维护自己的海洋边疆与其他一些国家非法侵占中国海洋边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三是利益边疆的争夺。“利益边疆”的概念及利益边疆的战略形成于20世纪末期，这并非偶然。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国家利益超越领土边界不仅成为必然，而且国家利益在领土外（其他国家的领土上）的积聚也呈增加和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局限于领土的范围内。当某个国家利用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实力和影响力，形成对这一利益区域的影响或控制的时候，这个区域便成为该国的利益边疆。利益边疆的形成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国家利益在领土外某个地域的聚积，另一个是国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一区域的利益。然而，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有某个国家的利益聚积，并不排除其他国家利益在此区域内聚积的可能性。于是，当不同国家对某个利益聚积的区域的控制权展开争夺时，利益边疆的争夺随即形成。事实上，这样的争夺总是不时地在特定的区域上演。
四是战略边疆的争夺。在国家的利益边疆已经存在及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须在一个更加广大的地理空间内展开的时候，国家安全的概念和范围就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进而会形成国家的安全空间。在国家运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维护自己安全空间的时候，战略边疆也随之出现，并被看作“一国国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可控制的地理与空间区域，它是国家实力、战略意志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投射范围”。[21]国家的战略边疆以利益边疆为基础，并围绕利益边疆构建，但依凭的是国家的军事实力。而一个国家确立或构建自己战略边疆的行动，如果对其他国家的战略空间形成排挤或压缩，战略边疆的争夺便随之形成。美国“重返亚太”，目的就在于巩固自己在太平洋的战略边疆，遏制中国的崛起，进而维护美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及由它主导的国际秩序。其实，美国的所有战略部署，都是在界定其“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利益来部署军事力量的。
五是高边疆的争夺。随着人类开发和利用太空的程度不断加深，太空对人类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取得对太空的控制权就意味着获得了对其他国家的巨大战略优势，获得了巨大的战略空间。自从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高边疆战略并觊觎太空的控制权以后，美国获取太空控制权的步伐一天也没有停止。随着太空技术的不断发展，美国不断发明和创造新的航天工具和太空武器，企图取得太空控制权的步伐越来越快，进而将它作为巩固其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优势的有力手段，由此便引起了对这块“全球最后公地”的争夺，把国家对边疆的争夺从地球引向太空，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高边疆争夺。
国家间的边疆争夺皆以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为基础，或直接施加军事威慑，表现为国家间围绕边疆而进行的直接角力。这样的边疆争夺，实质上是国家间的边疆战争。所谓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有组织地相互使用暴力的集体行为，常常表现为国家间或组织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解决争端的过程。今天正发生在陆地和海洋上的边疆争夺，相关国家或者直接使用军事手段，形成兵戎相见的军事对抗；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形成直接的军事对峙，并致使直接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在国家间此种直接冲突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以及国家间在石油、能源、货币领域发生的冲突被描述为石油战争、能源战争、货币战争的背景下，国家间的边疆争夺也完全可以描述或界定为边疆战争。
在人类生活的地球上，可资利用的地理空间是有限的。尽管人类也会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去拓展地球之外的地理空间，但这样的拓展也是十分有限的。相反，人类还需要通过国家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理，这样的过程还会长期持续。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发展的无限性已经充分地体现出来，国家拓展边疆的冲动日渐强烈。因此，国家间的边疆战争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将会愈演愈烈，并对地区局势、地缘政治形势和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地区局势的紧张，都与这样的边疆战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 中国传统的观念面临严峻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开启的20世纪中叶，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基本完成，开始以民族国家的身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在全球化于20世纪末期全面深化并取得巨大进展的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全面展开的现代化也快速推进。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的。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传统的疆域观念和边疆架构的不适应也日渐凸显，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中国传统的疆域和边疆架构，是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形成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夏——建立始，中国的疆域就出现了。秦统一六国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后，随着国家疆域的统一和进一步巩固，王朝国家为了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便以王朝中央所在地为核心，运用先秦存在的“一点四方”和“五服”“九服”观念，将疆域边缘的地区划分为“边郡”，并通过对疆域的谋划而逐步实现对疆域的自觉。随后的汉代，在承袭秦制的同时，也承袭了秦的疆域谋划，并将富有文化内涵的“夷狄”观念与之结合。东汉班固提出“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主张，不仅将疆域划分为“内诸夏”和“外夷狄”，也提出了如下治理之策：“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22]这样的划分，明确将地处疆域边缘地带的“夷狄”划分出来，采取特殊的方式加以治理，从而在形成了明确的边疆观念和边疆治理方略的同时，体现了当时的疆域自觉和疆域谋划，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疆域观念和边疆架构的演进历程。
王朝国家自秦以后的各个朝代，大多在扩大疆域和边疆的同时坚守了上述疆域观念和边疆架构。这样一种以“内诸夏而外夷狄”为价值底蕴的疆域观念和边疆架构，由于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23]的贵华贱夷观念和戒备心理，因而总是对“先王封疆之外”[24]的边疆采取“守在四夷”[25]的边疆治理方略。对于地处疆域边缘的四夷之地，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叛则讨之，服则怀之”。[26]在这样的疆域谋划和边疆架构中，疆域中的核心区处于至上地位，而疆域的边缘部分即边疆则处于完全的从属地位，服从于和服务于核心区的治理和发展。因此，王朝国家并没有明确划定疆域或边疆的外部界限，并总是根据国家实力的大小而确定疆域的拓展或收缩；海洋边疆长期未被纳入疆域的谋划中，即便在海洋活动已经开启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优势时，也未建立起海洋疆域或海洋边疆的观念和政策；而在面临边疆危机的时候，王朝国家常常以让渡或割让边疆土地为代价而换取王朝的其他利益。
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中国国家发展史上划时代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27]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随着主权的独立，传统的国家疆域转变为主权管辖的领土，边疆也成为领土的边缘性区域。[28]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其他民族国家一样，新兴的民族国家高度重视国家的主权，尤其是强调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安全。但是，受制于有限的国力和长期在封闭环境中搞建设，传统的疆域观念和边疆架构并未彻底改变。重视核心区轻视甚至忽视边缘区、重视陆地疆域轻视海洋边疆的倾向仍然相当明显。
传统的疆域观念和边疆架构，虽然也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民族国家构建完成后按民族国家的要求对疆域和边疆架构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但并未使传统的疆域观念和边疆架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样的疆域观念和边疆架构，既没有根据全球化时代疆域和边疆形态的变化来构建疆域构想，也没有将领土范围内的边疆与核心区的发展结合起来，海疆的地位和维护更是十分滞后。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而中国现代化的加速期与全球化在20世纪末期的迅速深化基本是重合的。现代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全面推进并取得成效，促成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迅速地融入世界，中国的发展深受世界形势影响的同时深刻影响着世界。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传统的疆域观念和边疆架构就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也越来越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双重挑战。
从外部形势来看，今天的中国在快速崛起的同时，融入世界的进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国外时会发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早已将疆域拓展到领土之外。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新的边疆争夺已经如火如荼。我国南海岛礁中的大部分也已经被其他国家占据。美国“重返亚太”和日本谋求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使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
从内部形势来看，在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以及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以后，我国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正朝着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我国已经由全面建设时期向全面发展时期转变。[29]国家的全面发展将国家疆域中边疆部分的意义进一步凸显出来：一方面，陆地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对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同时影响着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战略的实现；另一方面，海洋边疆的意义进一步突出，直接关系着国家崛起的真正实现和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实现。从总体上看，边疆在国家发展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是发挥促进作用还是成为滞后因素，关键是看能否进行有效的治理，由此也就把边疆治理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了出来。
在传统的疆域观念和边疆架构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的情况下，突破传统思维和观念的束缚，进行国家疆域观念和边疆架构的创新，构建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疆域观念和理论，搭建与中国的地位和发展相适应的疆域架构，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第一，要构建完整的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在国家疆域观念的变化已经从自在变成自觉和自为的今天，新的国家疆域观念构建离不开严密的理论论证。因此，构建完整的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疆域理论及边疆理论都不过是国家理论的组成部分或重要内容，只有在一定的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才能构建完整的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而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形态是王朝国家，不像西方那样经过城邦国家、罗马帝国、王朝国家、民族国家等诸多的形态，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也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所以缺乏丰富的国家理论。与疆域相关的主权、领土、边界等核心概念，也是西方国家理论的产物。所以，今天要构建适应中国发展的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需要在全面把握现代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对疆域的本质、形态和变迁进行充分的论证，进而形成既与世界主流的国家理论和疆域理论相衔接，又能有效服务于中国崛起的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
第二，要构建完整的疆域构想和边疆架构。作为一个迅速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疆域构想及相应的边疆架构。在国家疆域问题上，过去我们接受了来自西方的主权、领土、边界和条约等观念与海权、陆权、制空权等概念，今天西方又提出利益边疆、战略边疆、高边疆的概念。在中国正在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确立全球视野，根据今天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变化的形势，构建包括主权性疆域、超主权疆域在内的疆域构想和相应的边疆架构，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方面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实现合作共赢，拓展中国的安全空间和发展空间，在一个更加广大的范围内谋划和维护国家利益。
第三，实现边疆治理体系和方式的现代化。国家疆域的巩固集中表现为边疆的巩固，具体又包括陆地边疆、海洋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和高边疆的巩固。而边疆的巩固是有效治理的结果。领土范围内的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的情况，尤其如此。作为边疆范围广大的国家，边疆治理在我国国家治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国家努力构建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通过强有力的治理促进国家发展的背景下，构建完善的边疆治理体系并全面加强边疆治理，尤其是加强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的治理，不仅尤为重要而且显得十分迫切。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科学的顶层设计的前提下有效地推进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的治理，同时构建起稳固的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
[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研究”（11&ZD122）研究成果。
[2] 关于民族国家及国家形态演变的分析和论述，可参见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和《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分别载于《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和2010年第3期。
[3] 本文所用“国家发展”是笔者为了描述和分析国家政治单位的整体进步状态而构建的一个概念，指国家通过有效的内部和外部治理来稳定政权、增加社会财富、提升公共利益、建立必要的安全保障以及获得较好的外部环境和产生国际影响力而达成的整体性进步。关于此概念的论述，可参见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
[4]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论及国际政治局势时将过去三个世纪中产生影响的原则概括为三条：一是“领土原则：国家拥有确定的边界，这些边界划定并确立国家的统治范围”；二是“主权原则：国家及其代表拥有采取行动和实行统治的主权”；三是“合法性原则：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国际协议与国际法的对象，但是国际协议与国家法要产生效力，则必须得到各个国家的同意”。参见〔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5]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949-199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pp.13-26.
[6] 〔美〕E.B.波特主编《海上实力》，马炳忠等译，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366页。
[7] 于沛等：《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8] 〔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第5页。
[9] 徐蓝：《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
[10]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11] 徐蓝：《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
[12] Kenichi Ohmae，The End of Nation State：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11.
[13] 〔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刘晓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页。
[14] 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33条规定：“沿海国可在毗连其领海称为毗连区的区域内，行使为下列事项所必要的管制：（a）防止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犯其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b）惩治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犯上述法律和规章的行为。”“毗连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得超过24海里。”
[15]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6条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有：（a）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不论为生物或非生物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以及关于在该区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风力生产能等其他活动的主权权利；（b）本公约有关条款规定的对下列事项的管辖权：（i）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ii）海洋科学研究；（iii）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c）本公约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16]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第77条规定：“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这里“所指的权利是专属性的，即：如果沿海国不勘探大陆架或开发其自然资源，任何人未经沿海国明示同意，均不得从事这种活动”。
[17] 于沛：《从地理边疆到“利益边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18] 于沛：《从地理边疆到“利益边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19] 陈迎春：《战略边疆：助推中国和平发展的切入点》，《世界地理研究》2011年第6期。
[20] 关于国家发展中的“边缘—核心”结构，可参见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
[21] 陈迎春：《战略边疆：助推中国和平发展的切入点》，《世界地理研究》2011年第6期。
[22] 《汉书》卷94下《匈奴传·赞》。
[23] 《晋书》卷56《江统传》。
[24] 唐代鸾台侍郎狄仁杰在上疏中说道：“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25] 《汉书》卷94下《匈奴传》，颜师古注引《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26] 《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资治通鉴》卷56，建宁二年七月。
[27] 关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分析和论述，可参见周平《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及《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第五章第二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28] 关于中国边疆的发展和演变，可参见周平《国家视阈里的中国边疆观念》，《政治学研究》2012第2期。
[29] 参见周平《中国的崛起与边疆架构创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