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辽东移民政策的陆续出台与辽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代辽东，通常指辽东边墙以南辽东都司直接控制地区，清朝入关以后，又以盛京或奉天而取代之，但习惯上仍称辽东。明代辽东都司人口不多，从《辽东志》和《全辽志》的记载来看，总数不到40万人，如果加上难以统计的人口，也不过50万人左右。努尔哈赤南下，辽东有数十万人外逃，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清朝从周边地区不断掠夺人口，辽东人口总数增加很多，但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清廷随之迁往北京。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搬迁是举国性的，一个完整的国家、完整的国家机器和其几乎全部的臣民从辽东迁往中原，人们习惯称这次大移民为“从龙入关”。据日本人《鞑靼漂流记》记载：顺治元年（1644）十月，十多名日本漂流人被押送北京，在路上走了35天。“在这三十五天当中，往北京搬家的鞑靼人，络绎不绝”。[1]顺治三年（1646）二月，朝鲜冬至使从北京返回，其在写给国王的报告中说：“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2]这次移民，从顺治元年（1644）八月开始，到顺治三年（1646）二月还没有结束，估计经过这次大移民后，留在辽东的人口已不足3万人。[3]

从历史上看，辽河流域南部一直是东北生产条件最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繁荣，文化结构与中原最为接近的地区。中原人口向北迁移，北方人口向南运动，往往相会于辽东，因此，辽东是中原经营东北的基地，向北推进的桥头堡。顺治初年，辽东人口迁移入关，目的在于控制京畿和稳定全国，当此目的达到以后，经营东北只是迟早的事情。顺治六年（1649），除桂王控制的西南和郑氏集团控制的东南沿海外，清朝已基本控制了全国，京畿、直隶、山东等地的社会秩序迅速恢复，这样就把经营东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六年（1649）正月，朝廷发布上谕：“关外辽人，有先年入关在各省居住者，离坟墓，别乡井，历年已久，殊可悯念。著出示晓谕，凡系辽人，各写籍贯姓名，赴户部投递，听候察收，有愿入满洲旗内者，即入旗内；欲依亲戚居处者，听归亲戚。内有通晓文理，堪任民牧者，准送礼部考选。有素善骑射堪为将领者，准送兵部试用。有人材壮健愿入行伍者，给与粮饷，照满洲一例恩养。其有愿还故乡者听。若安土重迁，不愿来京报名者，亦从其便。”[4]允许辽人返回故乡，开发辽东。顺治八年（1651），朝廷的政策进一步放宽，允许外省人口迁移至辽东居住。据《清朝通志》记载：“时山海关外荒地特多，（顺治）八年，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5]顺治十年（1653）九月，经满汉大臣会议议决：“将辽东为省，先以辽阳城为府，设知府一员、知县二员，招募人民前去收养开垦。若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薄，武授百总。若数外多招者，每一百名加一级。”“辽东地方广阔，田地最多，招去官民，任意耕种，俱照开荒之例，给与牛种。”[6]用授予官职等特别优惠的政策鼓励民众迁往辽东居住。三个政策陆续出台后，各省人口开始向辽东移动，如浙江义乌人陈达德于顺治十一年（1654）“招徕民户一百四十家”，为表彰其功绩，朝廷特任命陈达德代理辽阳知县。[7]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得以开垦，辽东经济慢慢恢复起来。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三个重要的指标：其一是人口的增加，其二是土地的开垦，其三是州县的设置。下面让我们分别看看辽东移民政策实施以后，如上三个指标的变化。

首先，辽东移民政策实施后的人口变化。今天，每当我们提到清初辽东人口的时候，往往说移民政策实施之前“无有一民”，“无有一民”不是说之前这里没有人，而是没有民人，只有少量的旗人。辽东移民政策实施以后，移民陆续进入，人口显著增加，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多。康熙中期以前，辽东人口还相当稀少，移民政策实施八年后的顺治十八年（1661），奉天府尹张尚贤在奏疏中说：“盛京形势，自兴京至山海关，东西千余里，开原至金州，南北亦千余里……合河东河西之边海以观之，黄沙满目，一望荒凉。”“河东河西之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8]康熙九年（1670）三月，朝鲜使臣鼎重自北京返回，路经辽东，回国报告说：“山海关外，则有同无人之境矣。”[9]康熙十八年（1679）秋，杨镳就任辽阳知州，“目击心怆”，“平原旷野，可井而赋，可沟而涂，今一望苍莽，风烈气肃，树木少植，三春罕间关之和，炎夏无荫庇之影，百里村落，茅茨石垒”。[10]康熙二十一年（1682）高士奇随康熙皇帝东巡，经过抚顺时看到“旧堡败垒蓁莽中，居人十余家，与鬼伥为邻。惟一古刹，塑像狰狞，未经焚毁，炉香厨火，亦甚荒凉，过之黯惨，时闻惊风，虎尾欲竖”。[11]

移民政策实施以后，辽东社会进入二元体制时代。所谓二元体制就是人分两类，即旗人和民人，旗人归旗署管理，民人归民署管理。八旗制度是清朝统治的基础，虽然“三年比丁”，定期进行人口统计，但具体数字属“机密”，外传的很少。至于州县管理的民人，康熙七年（1668）“始行编审户口”，每五年统计一次，但只有丁数，而没有口数。据《盛京通志》记载：康熙七年（1668）奉天有丁16643人，直到雍正十二年（1734），才有丁47476人。[12]总数不大，增长速度也不快。

乾隆五年（1740），朝廷改变州县民人统计方式，规定丁口同时奏报。今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档案中，可以找到乾隆年间大部分年份的奉天府《奏报民数谷数折》，其缺失年份可以用台湾出版的《宫中档乾隆朝奏折》补足，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从乾隆六年（1741）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奉天地区几乎每年的民人数字。据笔者统计，从乾隆六年（1741）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除没有人口数据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外，50多年里，奉天的人口数字基本每年都在增长，乾隆六年（1741）奉天民人口数是377454人，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增长到849704人。移民进入辽东，有的加入八旗，成为旗人，有的归入州县，成为民人。如果民人口数与旗人口数相差不多的话，估计到乾隆末年，辽东地区的总人口有17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早已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其次，移民政策实施后土地数量的变化。随着移民的进入，土地开垦数量不断增加。康熙十八年十二月（1680），为安排新满洲，清朝政府对奉天的土地进行了全面丈量，“东自抚顺起，西至宁远州老君屯，南自盖平县拦石起，北至开原县，除马厂羊草等甸地外，实丈出（旗地）五百四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五晌，……民地八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五晌”。[13]康熙十九年（1680），盛京户部侍郎塞赫等奏报：勘察过未垦荒地荒甸共有11547600余晌，内除皇庄、喂马打草地22400余晌外，仍有11525200余晌荒地荒甸。康熙二十年（1681），奉天对土地进行了统计，这年共有旗地2492046亩，民地382150亩，半个多世纪以后的雍正十二年（1734），共有旗地16006812亩，雍正五年（1727），共有民地2595368亩，增长了5倍多。进入乾隆年间，奉天地区的荒地大部分得到开发，旗民之间争地的矛盾已经逐渐显露出来。

最后，旗署和民署逐步建立起来。人口的增多，土地的开垦，把社会管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先是旗署建立起来，民署随之设置。就旗署而言，最早设置的是盛京、兴京、牛庄、凤凰城驻防，它们基本是清朝入关前设置的；另外开原、铁岭、复州、岫岩、金州、义州、广宁等城守，它们都是清朝入关以后设置的。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最后一批城守设置完毕，奉天地区共有八旗驻防城24座，其中盛京将军直辖盛京、兴京、抚顺、辽阳、盖平、牛庄、开原和铁岭等城；熊岳副都统管辖凤凰城、复州、岫岩、金州等城；锦州副都统管辖锦州、宁远等城。就民署而言，顺治十年（1653）设置辽阳府，辖辽阳县、海城县二县。顺治十四年（1657），改辽阳府为奉天府，辽阳县为辽阳州。康熙元年（1662），增设锦州府，辖锦县；康熙三年（1664），增设承德、盖平、铁岭、开原、广宁、宁远等州县。雍正五年（1727），增设复州、永吉州、长宁县；雍正十二年（1734），增设复州和义州。至此，奉天地区共设置15个州县。

顺治年间颁布移民政策，经过近百年的社会整合，辽东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并逐渐走向繁荣，从而为农副产品的输出和海上贸易的活跃提供了前提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