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国交通优势与秦的统一

考察秦文化的特征，可以发现其中具有某些利于交通发展的传统因素。

秦人早期习于游徙生活，与此相关，传说中秦先祖事迹多以致力于交通活动著称于世。“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孟戏、中衍亦才技不凡，“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而“蜚廉善走”，“以材力事殷纣”。其后造父更是交通史上著名的人物，《史记·秦本纪》：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27]

造父又成为天际星名[28]，而后来居于犬丘的非子，则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为周孝王“主马与汧渭之间”，以“马大蕃息”深受信用。秦人立国，也直接与一次重要的交通活动有关，即“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史记·秦本纪》）。

《诗·秦风》中数见体现秦人“有车马之好”（《毛传》）的诗句。所谓“有车邻邻，有马白颠”（《车邻》），“驷驖孔阜，六辔在手”，“游于北园，四马既闲”（《驷驖》），以及“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是中，騧骊是骖”（《小戎》）等，都表现出秦人对车马出行的专好。[29]

图序-1 秦都咸阳三号宫殿遗址壁画驷车图（东壁第四间中段）

《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时四方诸祠，唯地处关中者有车马之祭，谓“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驹四”。雍有四畤，“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汉文帝十三年（前167），以“方内艾安，民人靡疾，间者比年登”，于是“增诸神祠”，“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唯关西诸畤不同，“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这一祭祀方式，应是继承了秦人的传统。

献物用车马，意义并不在于“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而实际上是“且因秦故祠”（《汉书·郊祀志下》匡衡语），沿袭统一前秦国本土的制度，西汉一仍其旧，表现出对秦地传统风习的尊重。秦人祭祀天帝时奉献车马或车马模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其传统观念中对于交通的重视。

《华阳国志·蜀志》记蜀地风习，说到“工商致结驷连骑”，“归女有百两之从车”，并指出“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认为这种讲究车骑队列规模的习尚，是受秦风影响所致。作为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壁画资料的秦都咸阳三号宫殿遗址发现的秦宫壁画中，残存表现车马仪仗的图象。[30]秦宫廷装饰以车马出行作为画面主题，可谓开汉代风气之先。

秦国僻处西北，居于山河环护的四塞之内，必须在交往中取得主动，方能接受中原文化的积极影响，并不断张大国势，逐步东进。

据说蜀卢帝攻秦，曾至于雍（《华阳国志·蜀志》）。又有关于蜀王曾猎褒谷，遇秦惠文王的历史记载[31]。《水经注·沔水》引来敏《本蜀论》：“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32]可见秦岭川陕古道的最初开通，曾经秦人和蜀人共同努力。至于战国时期，有关秦国势的论述已见“栈道千里，通于蜀汉”语（《战国策·秦策三》《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秦人对蜀道的经营为世人瞩目。由于秦人修筑通往巴蜀的栈道，显著改善了秦岭巴山道路的通行条件。秦军循栈道据有巴蜀，取得这一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改变了与东方强国的实力对比，形成了对主要敌国楚国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对于最终实现统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33]

春秋时期，秦晋之间的黄河水面曾架设临时的浮桥。秦后子鍼“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左传·昭公元年》）。《尔雅·释水》郭璞注：造舟，“比舩为桥”。邢昺疏：“言造舟者，比舩于水，加版于上，即今之浮桥。”[34]黄河历史上第一座常设的浮桥，也是秦国修建，即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初作河桥”（《史记·秦本纪》）。《燕丹子》卷上记述：燕太子丹质于秦，欲求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所谓“机发之桥”的故事得以流传，似乎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秦国桥梁建造技术的水平。

秦国交通发展的又一突出例证，是车辆制作技术的进步。

中国早期车辆均为单辕。单辕车须系驾二头或四头牲畜，双辕车则可系驾一头牲畜。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l03出土2件牛车模型，牛一牡一牝，两车车辆形制相同，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及轴、舆等车具朽痕，可以看到车辕为2根。[35]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产生的实物资料。双辕车的出现，体现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两件牛车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为一牡一牝，还可以说明秦国民间运输生产资料的普及程度。独轮车这种对于交通道路条件要求甚低的使用轻巧灵便的新车型，很可能也是秦人最早使用。

图序-2 凤翔战国秦墓出土双辕牛车模型

秦人除了拥有双辕车等先进车型的发明权而外，投入经济生活的运车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秦景公三十六年（前541），秦后子鍼适晋，“其车千乘”（《左传·昭公元年》）。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穰侯免相，出关就封邑时，“辎车千乘有余”（《史记·穰侯列传》）。当时还曾“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动员了官府运输力量。往往集中数逾千乘的运输车辆的大规模的交通活动，可以说明秦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和运输力量的雄厚。

秦国还充分利用水路运输条件发展航运。《石鼓文·霝雨》：

□□，舫舟囱逮。

□□自，徒驭汤汤。

隹舟以（行），或阴或阳。

极深以，□于水一方。

郭沫若以为“追叙由汧源出发攻戎救周时事”。“舫舟，竝船也。囱读为悤遽之悤。”，“当是蒲谷之蒲之本字”。“郑樵谓极即楫字，案乃假借为楫。”，“疑是□之古文，象形”。[36]可见秦人很早就沿境内河流从事水上运输。《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述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的所谓“泛舟之役”，杜预《集解》：“从渭水运入河、汾。”[37]这是史籍所载规模空前的运输活动。《战国策·楚策一》记载张仪说楚王时，也说到秦国的水上航运能力：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

辩士游说，虽多夸饰之辞，然而应当是以一定的事实基础为依据的。秦国较早就可以“水通粮”，确实曾经是列国以为国力强盛而“不可与战”的重要因素之一（《战国策·赵策一》）。

“泛舟之役”而外，秦史上另一次大规模粮运的记载，是秦昭襄王十二年（前295）“予楚粟五万石”一事（《史记·秦本纪》）。按照汉代运粮车辆的载重指标每车25石计[38]，运送5万石粮食需组织多达2000辆运车的浩荡车队。

《商君书·垦令》有“送粮无取僦”语，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效律》也规定：“上节（即）发委输，百姓或之县就（僦）及移输者，以律论之。”可见秦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营运以取僦值的私营运输活动，而政府对其严加限制，可以反映“上发委输”这种运输形式的组织管理高度集中又极其严密的特点。秦国运输组织的这一形式，对整个秦汉时期都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持久影响。

秦国运输组织以法律形式保证其集中程度和运行效率的特点，带有浓重的军事化的色彩，其形成，显然与战争频仍的历史背景有关。

秦国善于“远攻”（《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较早创大军团长距离远征的历史记录。秦穆公谋取郑国，即派遣大军“径数国千里而袭人”（《史记·秦本纪》）。秦军还曾远至宋、楚等国境内作战。秦统一战争中，调动数以十万计的大军连年出击，无疑也需要凭借强大的运输力量保证后勤供给。以秦灭楚的战役为例，秦军出动兵力达60万，以秦汉时通例折算，每天士卒口粮就多达66667石[39]，若无法由当地征集，以车载25石计，则需要2667辆运车转送，如若运程超过4日，则每日军粮都需万辆以上的辎重车队承运。这一数字尚不包括军马的食料刍藁。然而楚地战事持续长达“岁余”（《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军运数额之巨可以想见。显然，秦国优越于其他各国的交通条件，是能够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

秦国国君大多不避尘露之苦，以频繁的出行作为主要政务内容之一。除所谓“勤劳本事”，“临察四方”（《史记·秦始皇本纪》）而外，迁都于咸阳之后，以距上帝之畤及宗庙所在雍城之遥远，也不得不往复辛苦奔波。秦王行迹超逾关中地区者，除前述惠文王于褒谷会蜀王外，在统一战争期间，史籍中又可见如下记载：

秦惠文王

（1）九年，“与魏王会应”。（《史记·秦本纪》）

（2）十二年，“会龙门”。（《史记·六国年表》）

（3）“（更元）五年，王游之北河。”（《史记·秦本纪》）

（4）“（更元）十二年，王与梁王会临晋。”（《史记·秦本纪》）

（5）“魏襄王七年，秦王来见于蒲坂关。”（《水经注·河水四》引《汲冢竹书纪年》）

秦武王

（1）“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史记·秦本纪》）

（2）“三年，与韩襄王会临晋外。”（《史记·秦本纪》）

秦昭襄王

（1）“三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史记·秦本纪》）

（2）十七年，“王之宜阳”。（《史记·秦本纪》）

（3）“二十年，王之汉中。”（《史记·秦本纪》）

（4）二十年，“又之上郡、北河”。（《史记·秦本纪》）

（5）二十二年，“与楚王会宛”。（《史记·秦本纪》）

（6）二十二年，“与赵王会中阳”。（《史记·秦本纪》）

（7）二十三年，“王与魏王会宜阳”。（《史记·秦本纪》）

（8）二十三年，“与韩王会新城”。（《史记·秦本纪》）

（9）“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史记·秦本纪》）

（10）二十四年，与楚王“又会穰”。（《史记·秦本纪》）

（11）二十五年，“与韩王会新城”。（《史记·秦本纪》）

（12）二十五年，“与魏王会新明邑”。（《史记·秦本纪》）

（13）二十八年，与赵惠文王“会黾池”。（《史记·六国年表》）

（14）二十九年，“王与楚王会襄陵”。（《史记·秦本纪》）

（15）四十六年，“王之南郑”。（《史记·六国年表》）

（16）四十七年，“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秦王政

（1）“十三年，桓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王之河南。”（《史记·秦始皇本纪》）

（2）“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史记·秦始皇本纪》）

（3）“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史记·秦始皇本纪》）[40]

他们通过这种出游方式，除进行必要的外交活动外，往往亲自视察部队，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台刻石所谓“东抚东土，以省卒士”（《史记·秦始皇本纪》）。[41]此外，有时还亲临前线组织指挥战役行动，为统一事业的实现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秦人正是于“破西戎，有其地”之后，得以“东雄诸侯”的（《汉书·地理志下》）。大约正当战国时期，波斯人、希伯来人已经称中国为“赛尼”“希尼”，以后又出现西语“支那”（China）之称。这应当都是“秦”的音译。由于秦人与西北方向各部族的频繁交往，使得域外诸侯称中国为“秦”。[42]秦国与西部各族交好，也保证了对东方各国的战争的胜利进行。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作为“择日类书籍”，作为“选择通书”，是“珍贵的古代数术资料”。[43]“当日应是一种家喻户晓的选择书”[44]，许多学者因此看作反映战国晚期秦、楚中下层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45]其中许多内容可以反映当时人们对于交通的观念。总计423支简中，简文直接涉及出行归返者达151支，占35.7%。在各项卜问内容中，与“行”有关者显然数量最多。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出行已经占据重要地位。简文又可见有关“远行”“长行”“久行”等行归宜忌的文字，以及所谓“去其邦”的内容，这似乎可以说明长距离以至穿越国境的交通活动已经相当普遍。《日书》作为社会中下层人所使用的数术书，而内容多见“制车”“乘车”“乘车马”等文句，可以说明当时作为主要陆运工具的车辆已经比较普及。[46]

睡虎地《日书》分甲、乙二种。两种《日书》开头几节有这样的对应关系：甲种的《除》，乙种无题；甲种的《秦除》，乙种称《徐（除）》；甲种的《稷辰》，乙种名《秦》。李学勤据此指出：“每种《日书》都包括两套建除，一套显然是秦人的建除，一套应属楚人，《稷辰》则专出于秦。”[47]分析对比这两套建除中有关“行”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楚人行忌显然远较秦人繁密。一般公认“秦俗多忌讳之禁”（贾谊：《过秦论》），而《日书》行忌则楚俗偏多，推想这应当也与秦国交通事业的发展较其他各国先进有关。

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的年代为战国晚期的木板地图，可以提供重要的交通史料。图中往往明确绘出交通道路，有些还标记道里数字，如“去谷口可五里”，“宛到口廿五里”等，图中关隘称“闭”，用特殊形象符号表示，共计6处，由此也可以了解秦交通管理制度的严格。[48]

图序-3 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标示道路与关隘的木板地图（M1.12A）

由于交通条件比较完备，交通技术比较先进，运输力量比较雄厚，使得秦国军队可以适应长期远征的艰难条件，不断得到充足的兵员、物资的补充，因而军力强盛，百战不疲。此外，秦国交通的发展，有利于秦人向东西南北全方位地接受和吸取其他地区文化的积极因素，使秦文化具有较为开放的富于进取性的特点，于是“地无四方，民无异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李斯：《谏逐客书》）。秦人交通建设的优势，无疑也是秦国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连年东进，在秦始皇一代终于完成统一大业的基本因素之一。[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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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殷稼《秦安大地湾一期遗址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77级学生毕业论文选集》（社会科学部分）。

[2] 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3] 浙江省文管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4]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1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

[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0页。

[8] 参看王子今《“度九山”：夏禹传说的农耕开发史解读》，《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息壤”神话与早期夏史》，《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

[9] 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262～263页。

[10]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

[11] 顾颉刚：《周道与周行》，《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第121～124页；杨升南：《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的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12] 《国语·周语中》：“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周礼·秋官司寇·野庐氏》：“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郑玄注：“宿息，庐之属，宾客所宿及昼止者也，井共饮食，树为蕃蔽。”《国语·周语中》：“（周制）立鄙食以守路。”韦昭注：“鄙，四鄙也。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也。”

[13]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1964，第179页。

[14] 吴大焱等：《陕西武功县出土驹父盖》，《文物》1976年第5期；唐兰：《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文物》1976年第6期；李学勤：《兮甲盘与驹父——论西周末年周朝与淮夷的关系》，《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15] 参看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中国书店，1990；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

[16] 王子今：《穆天子神话和早期中西交通》，《学习时报》2001年6月11日。

[17] 《国语·晋语四》：“襄王避昭叔之难，居于郑地汜。使来告难。”“（晋文公）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国语集解》，第350～351页）《左传·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

[18] 《荀子·荣辱》：“巨涂则让，小涂则殆。”唐人杨倞注：“谓行于道涂，大道并行则让之，小道可单行则后之。”

[19]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称之为“南阳太行道”，《张仪列传》称之为“屯留之道”。

[20] 参看史念海《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王子今《论战国晚期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的原因》，《中州学刊》2006年第4期。

[21] 《墨子·鲁问》：“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同一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作：“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

[22] 殷涤非等：《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黄盛璋：《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

[23] 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

[24] 〔苏〕C.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25] 《战国策·赵策一》说到“雒阳乘轩车苏秦”开始游历生活的艰苦情形：“家贫亲老，无罢车驽马，桑轮蓬箧，羸幐，负书担橐，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

[26] 据马非百《秦集史·丞相表》，中华书局，1982。

[27] 《史记·赵世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28] 《晋书·天文志上》：“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星亡，马大贵。”

[29] 司马贞《索隐》：“禺，一音寓，寄也。寄龙形于木，寓马亦然。一音偶，亦谓偶其形于木也。”木禺应同木偶，实即木制模型。《汉书·郊祀志上》则作“木寓龙一驷，木寓车马一驷”。

[30] 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地区文管会：《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31] 《汉唐地理书钞》辑《蜀王本纪》：“蜀王徙万余人传猎褒谷，卒见秦惠王。”《华阳国志·蜀志》：“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阚骃《十三州志》：“昔蜀王从卒数千，出猎于褒谷，秦惠王亦畋于山中。”（从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第47页）

[32] 《艺文类聚》卷九四引《蜀王本纪》、《史记·留侯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及阚骃《十三州志》略同。而《汉唐地理书钞》辑《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述异记》等，则谓秦献五美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

[33] 参看王子今《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34] 《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朝邑县）河桥，本秦后子鍼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之道。”

[35] 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

[36]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82，第46～48、73页。

[37] 《史记·秦本纪》：“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所谓“船漕车转”，即取水陆联运形式。

[38] 《九章算术·均输》中有关“均输粟”的算题，所列条件有“一车载二十五斛”。根据居延汉简中有关粮运的简文，可知这一数额是符合汉代运输生产的实际的。

[39] 居延汉简所见戍卒口粮标准，一般每人每月为三石三斗三升少。云梦睡虎地秦简《传食律》：“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与此相近。《汉书·赵充国传》：“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则日近三斗五升，或包括战马食料。

[40] 秦王政亲至楚地新占领区的这次出行，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对于当时楚地的战争背景有所记录。简文写道：“廿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解释说，“兴，指军兴，征发军队”。“昌文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曾与昌平君同时为秦臣，参预攻嫪毐。”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第13页。

[41] 参看王子今《秦国君远行史迹考述》，《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42]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50～51、54页。也有人认为“支那”为“荆”的对音，“支那”一称由来于楚国的对外影响。参看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43]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第4、423页。

[44] 曾宪通：《〈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序》，文津出版社，1994，第5页。

[45] 参看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日书》研读班（导师：林剑鸣）《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博》1986年第5期。

[46] 参看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秦楚行忌比较》，《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睡虎地秦简〈日书〉所反映的秦楚交通状况》，《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1号，兰台出版社，1993；《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行归宜忌》，《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

[47] 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48]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王子今：《秦人经营的陇山通路》，《文博》1990年第5期。

[49] 参看王子今《秦国交通的发展与秦的统一》，《史林》1989年第4期；《秦始皇嬴政的统一事业》，《秦汉史论——何清谷教授八十华诞庆祝文集》，三秦出版社，2009；《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