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洞察——我的学术研究之路[1]（代序）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从1982年1月留校任教，从事教学研究到现在，一晃就过去了35年。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做了大量田野调查，收集了很多资料，也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许多书。这些年来，我自己也在琢磨，想把自己从教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总结总结，以期在今后的教学与科研中方向更加明确。我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主题。
一 都市研究
我是学考古学的，转向现代社会的研究，与顾定国（G.E.Gulding）教授有关。在我们跟顾定国从事人类学研究的那个时候，很多的研究内容都是超前的。顾定国的一个老师是Aidan Southall，这位老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在美国写了第一本都市人类学著作（Urban Anthropology：Cross Cultural Studies of Urbanization），后来《美国人类学家》还专门为他做过一次专访。他就带了一批博士，全部是做都市研究的，顾定国做的是香港都市族群研究。旧金山大学的Bernard Wang也是做都市研究的，如硅谷IT行业的人类学研究。所以族群也好，都市也好，都是顾定国带来的。当时他给我们开课，我们搞项目，也办都市人类学学习班。我们的第一个合作课题就是做乡村都市化研究，后来是族群研究的课题，这都和顾定国有一定的关系。这一类研究当时在国内还很少，所以我们算是异类。做都市人类学研究，在中山大学包括我们本系的老师都很少，除了我们几个年轻老师比较认真地来参与这个研究，其他老师都不关注这个，他们认为人类学研究者不搞都市研究，而是要搞一些比较偏僻的研究。后来我们搞族群研究其实也是这样，大家不认同，他们认为不应该叫族群，叫民族就行了。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的一些做法很超前，在当时，不要说在整个学术界得到支持，就连系内也只有很少的人来跟着一起做。
我1993年去美国的时候搜集了很多都市研究的书，回国后写了一些关于都市和族群的文章，并编写了《现代都市人类学》一书作为教材。到美国以后，我把有关项目的资料都整理了，而且决定读博士，但不知在美国读好还是在中国读好。在美国读有便利条件，当时北亚利桑那大学给了我一个offer，但是在国外读博士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当时年龄有点大了，所以还是决定不在美国读博士。其实北亚利桑那大学有一个很好的人类学系，这所大学最著名的就是民族考古研究。当时我还想继承梁钊韬先生的衣钵，去做民族考古学研究。回国读书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系里老师派别多、矛盾多，我无门无派，倒也落得个清静，谁都不来拉拢我。另外，还没有回国时我就想到博士论文要写什么了。当时庄孔韶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离太平洋路德大学很近，所以我们有机会见面。当时他在写《银翅》。他说：“你是否看到过葛学溥在广东凤凰村做的研究？那你就再做个追踪研究算了。”
我是在快回国的时候开始看葛学溥的《华南的乡村生活》这本书，并开始翻译的。回国以后我去寻访凤凰村，这个研究就这样开始了。当然回国我就准备考博士，顺便把博士研究的田野点也定好了。这些都是1993年从美国回来后的事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副教授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就是《凤凰村的变迁》。
我们开始做乡村都市化研究，大家应该看我编的《中国乡村都市化》。我发过一系列文章，《中国乡村未来变迁的方向》可以说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为什么我讲都市化是中国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呢？我当时讲了几点道理。第一个是因为中国乡村人口的密度太大，耕地面积太小，因为我们是精耕细作的农业国家，我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人口过密化乡村发展的文章。我把黄宗智的“内卷化”概念再往前推了一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人口密度很高、土地面积很小的地方，你再怎么经营，再怎么提高效率，总是有限的。我想最多就是解决温饱问题，要想再往前就不行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结论。而且我说精耕细作的农业方式的存在也是中国一直处于农业社会的一个根本原因。在文章里我从汉代农业谈起，一直谈到现代，我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的写作思路。所以我就说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方式，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因为不伤筋动骨人就不能彻底改变这种生计方式，就很难真的让乡村有所发展。那么乡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当时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要走一条乡村都市化的道路。所谓乡村都市化，现在也可以叫梯级都市化，就是靠分层来完成，而不是按照人口学家所说的全部靠农村人口的迁移来完成。我们算了一下，当时整个中国的城市化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还不到20%，要达到工业化国家60%的程度，等于要转移好几个亿的人口出来。不说太多了，就5个亿的人口吧。5个亿的人口，按照100万人口一个城市来计算，就是500个城市，中国有容纳500个100万人口城市的地方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想一下，中国可能吗？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中国的梯级都市化。而且中国现在有很多大城市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像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城市已经不能再大了，再大就真的不方便了。现在在北京上班是极不方便的，如果你住在五环以外，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要花三个小时，这还没有把堵车时间算进去。梯级都市化就是我们当时提出的想法，当时这个想法太超前，所以很多人不能接受。当时我们也没想到这些小城镇能发展成现在的规模，只看到小城镇的问题。例如，污染严重、土地使用效率低等。但是2000年以后，我们又开始做乡村都市化项目（后来出版了《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珠江三角洲的透视》），很多人对我们的态度完全变了，他们很支持我们做这样的研究，他们太需要我们这样的研究了。所以等于我们的这个研究超前了十年，如果我们能在当时主流的话语里起作用的话，中国都市化会发展得更快、更好一些。后来这些小城镇发展得很好，中山、东莞都是范例。当时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些小城镇发展到一定程度，自身就会要求来改变自己的环境。没有人愿意住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我想这是人性的基本要求吧。因为都市化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而地域之间又有差别，所以当时想做不同都市化的比较，于是我们选择了福建、广东、云南和西藏做比较研究。
在都市研究中，我将许多乡村的主题带入，如都市宗族研究、都市民间信仰研究、乡城移民研究以及城中村的研究，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发起了对城市中少数民族的研究。这些都有相关的论著出版。
二 农民工研究
其实围绕乡村都市化，后来分解出好多小的课题，这些都跟乡村都市化相关。比如农民工的研究成为一条线，城中村的研究成为一条线，然后工业社区的研究又成为一条线，特区研究又成为一条线，所以慢慢就开始往深化发展。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深入探讨，但是因为个人的精力转移了，后来没有往这方面走。所以我觉得提出了整个中国未来的走向——乡村都市化，今天来看是正确的。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很快，其实就是按照现在这种分层的都市化模式来发展的。其实当时我就提出了五个层次的都市化，这当然是有条件的。这种自然村的社区化、行政村的集镇化、集镇的城镇化、城镇的都市化、县城的大都市化，就是乡村都市化。其中很多是连带出来的研究。
随着乡村的都市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来到珠三角。我们去调查，下面的人马上会讲到农民工的问题。当时农民工还不完全是做工，有许多是长期在珠三角居住的“代耕农”，是来这边种地的所谓“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珠三角跟温州、长三角以及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是耕地面积相对比较多，因为它是平原，还有围海造的田。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量的人口外迁，所以它的耕地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多，这也是珠三角比长三角发展快的原因。围海造田以后，有个很漫长的开垦过程，先种适合咸水的农作物，后来种柑橘，再后来种香蕉，慢慢地开始种粮食，种水稻。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在工厂里打工、在建筑工地做工。我们就开始介入这些方面的研究。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没想到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以后影响非常大，后来国外的很多教授做农民工研究时都受我的影响，出了一本又一本的英文著作。所以农民工的研究也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当然后来很多人开始做农民工的研究后，我自己又转移了研究方向。
我觉得自己做农民工研究有几个贡献。第一个是我最早对农民工进行分类研究，还对农民工的分布做了研究。第二个是我首次提出“二元社区”的概念：外来人和本地人生活在同一空间，但实际上他们在不同的社区。第三个是我提出一个“钟摆理论”：户籍制度没有改变，政策没有改变，所以农民工总是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流动。第四个是我提出了农民工输出地的“农民工打工经济”，这是指农民工以外出务工的收入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这是我所界定的“打工经济”的概念，在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大量的地方，农民工都以打工为生。第五个是我提出农民工的流动与转型。很多研究农民工的学者，都把农民工当作一个整体，看成从事低层次工作的人群。通过在攸县的调查，我发现，农民工的流动速度很快。农民工可以分成四大类型：一类是“劳工型”，纯粹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一类是“技术型”，有一技之长；一类是“业主型”，掌握了一定的劳动资本，如开出租车、挖掘机等；最后一类是“经营型”，开始雇用其他人经营自己的企业。在攸县调查的结果是，“劳工型”农民工仅占农民工总数的19%。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又在转变，这就值得进一步研究了。因为现在农村所有的农业税费已取消，种地还有补贴，许多农民工可能会回到家乡创业。
我国搞西部开发、沿海开发，因此我做过一个项目叫“非东西的发展”。我去调查时，当地人自己讲中部地区不是“东西”，我就报了个这样的项目，因为这样的话题很容易被接受。其实这也是江西、湖南、安徽这些地方的人自己说的，他们说：“东部开发没有赶上，西部开发轮不上。”所以我就来了个“不是东西的发展”这样一个项目，“不是东西”也不太好，所以我用了个“非”字，“非东西的发展”。仔细一想，这个题目很吸引人的眼球，大家很容易接受，这种项目就很容易申请成功。我们刚才提到的“打工经济”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农民工的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比较研究”，也是我发起的。
以上是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其实做这个研究是当时做乡村都市化研究的“副产品”。当时参加国际会议，结果我的文章成为一个焦点，整个会议都在讨论我的这篇文章。这个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当时是1989年，6月以后少有国际会议，那是在国内举行的唯一的一次国际会议。40个代表参加，20个国外的，20个国内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全部到会，会议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个国际会议，政府就觉得很重要，媒体是带着任务来采访的，所以我们会议上的稿子全部被一抢而空。我的论文当时被两个杂志拿走了，一个是《社会科学战线》，一个是《社会学研究》，在当时都是顶级刊物。
另外，有意思的是“散工”研究。人们关注农民工，往往关注在企业中的工人，对于城市中大量非正式雇用的人很少关注。因为这个人群从事的行业各种各样，很难概括，所以我用了“散工”这个词。这个题目，因为我是开拓者，所以发文章、申请项目都很顺利，那本《“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中国东南沿海散工研究》还得了奖。
三 乡村研究
我以凤凰村作为基点的乡村研究，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在此之前，我做的是都市研究，都市和乡村有很多联系点，这跟人类学的很多传统就联系上了。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像是人类学家了，因为在乡村，马上就跟民间信仰、宗族、婚姻家庭这些很传统的人类学话题联系上了。其实我对人类学方面的很多了解就是通过对凤凰村的研究开始的。一个村落看起来小，但是当涉及我刚才讲的方方面面时，会让人觉得很庞杂，写到某一方面的时候，需要把全部的资料都找来阅读。我做研究还是比较传统的，无论做哪一个方面的研究，都要把这方面能找到的资料都找来。凤凰村在潮汕地区，当时我就把关于潮汕研究的材料都找来了，从历史的、档案的，到现今的出版物，包括地方性的文史资料都有，所以现在我的书架上这些东西特别全。这样的做法也与当年梁钊韬先生训练我们时候的习惯有关。他说：“你要做哪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资料一定要全部找来，要尽可能地穷尽。”所以我当时做凤凰村的研究做得也非常苦，每写一章都很苦。例如我要写“宗族”一章，看了很多材料，有关宗族的资料的来龙去脉、有关宗族的讨论，所有这些东西，都搞清楚了，我才开始动笔写。后来收集凤凰村宗族的文章，我又编了一本书，叫《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就是个“副产品”。
1.民间信仰
通过对凤凰村的研究，我加深了对民间信仰的理解并有了新的认识。所以在《凤凰村的变迁》中关于民间信仰的一章里我就讲过，我对民间信仰的认识以前没那么深，但是通过对凤凰村的研究，我发现民间信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信这个的人跟不信这个的人对这个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我对这个就很难理解。如果大家去看我这本书，会发现我在前面讲了个故事，希望大家看后可以发表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看法。另外一个认识是通过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会了解很多民间的神，每一个神的来龙去脉都要搞清楚。我们作为研究者，不能当地人讲什么就信什么，而要研究当地人为什么这样讲。除了看书本的知识外，还要去看当地人怎么实践，看他们怎样打卦，怎样问神。当地人展演这些仪式时语速很快，我们是听不清楚的，必须去问他们。他们念念有词，其实就在于你怎样问，这个有点像殷墟卜辞，正面问一次，反面问一次，通过这些我才知道原来卜卦中胜卦不一定都是好卦，因为有的时候否定也是好的。所以光有书本的知识还不行，还要去探讨、实践。研究民间信仰很辛苦，因为向当地做仪式的人问，人家不太愿意讲给你听，他会说“讲出来就不灵了”。你只能说自己遇上什么事情了，向他请教，向他学习，这样人家才愿意跟你讲。你要是问他，为什么要那样讲，他是不会给你讲的，他会说：“讲出来就不灵了，我白忙活了。”这些东西都要在一个实践的过程中做研究，才会成功。所以我把那些中国神仙辞典、民间信仰辞典买了一大堆，因为许多地方的神、鬼不容易查到。例如潮汕地区的神、鬼很多，这就需要一个一个地去查。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通过做研究会发现，区域之间的差异太大了，一个镇跟一个镇，同样一个神，可能名字都不一样。里面摆的神，看雕塑的样子是差不多的，但是名字可能不一样，如有的叫“妈祖”，有的叫“金花娘娘”等。民间信仰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做这个研究相当难，因为涉及的面很广。例如说，关于戏剧起源的研究就有很多。而且每个地方的戏都不一样，有专门唱给神听的，有专门唱给鬼听的，有专门唱给人听的，体系也很复杂，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研究。例如，可以从文学方面来研究，可以从仪式方面来研究，可以从文化遗产方面来研究，也可以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方面来研究。凤凰村民间信仰的研究对我有个很大的促进，这就是读了很多书，也看了很多这样的东西。通过这些研究，我后来去研究别的地方就比较容易入手了，因为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台湾做的仪式特别多，例如打醮仪式；你到潮汕一看，就会发现游神赛会非常普遍。
多次田野调查后你就会发现，虽然是同一个方向的研究，但是每一次调查都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例如我前面说的那个游神赛会。在潮州发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很兴奋，因为我们过去觉得中国的村落是一盘散沙，以为村落与村落之间没有太多联系，其实这种游神赛会就是一种整合机制。过去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只想到一个经济交换的问题，提出一个“标准市场”理论。但是实际上从这个游神赛会可以发现，中国乡村之间进行联系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宗教信仰，或者说是民间信仰，它成为连接村落跟村落之间的很重要的东西。后来我发现，原来整个珠三角有很多地方都有游神赛会，而且这种游神还不一样，很有意思。它就是抬着神，在自己的地界上绕一遍。而且不是按照现在的行政边界，而是按照以前他们认为的神的边界、神所管的范围来游神，有点像巡境。而且，游神赛会最重要的一点是每个村不在同一天举行，而是轮流举行，非常有序。为什么讲乡村整合呢？因为这牵涉到乡村的秩序怎样建立起来的问题，这跟前面讲的游神赛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庄英章讨论过这个事，他说这些很重要，需要关注。村里人只演给村里人看，那多没意思，也需要有亲戚朋友来看。还有就是中国人喜欢展示，搞这个活动，要展示给别人看。再有一个，通过这样的研究，还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在里面。例如，会发现各种宗族的东西、村与村的关系、权力机制等。所以这个游神赛会是整合乡村的一种机制。为什么它会整合得这么好呢？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还是从民间信仰的角度，都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研究中会发现这些活动可以和祭祀圈、标准集市理论来对话。这样的一个乡村整合机制，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乡村是一盘散沙的观点。
2.婚姻与家庭
另外，我还研究婚姻与家庭。在《凤凰村的变迁》中，我专门写了一章——“凤凰村的‘轮伙头’与老人赡养”。当时我为什么要写这一章呢？因为我想通过我的研究和人口学家对话。人口学家总觉得现在中国的老年问题很严重，我就告诉他们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有一套赡养老人的很好的方法。我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虽然会进入老年社会，但不一定有老年问题，因为中国有这套传统的方法，中国传统的伦理发挥着作用，即子女必须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还有一套很重要的赡养老人的模式。所以我当时就专门写了这一章。麻国庆在《家与中国社会结构》中也讲，把大家庭分化成小的家庭，另外有很多方式可以联合起来，书中“分中有合，合中有继，继中有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做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东西，我在做打工者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农民工的输出又使得小家庭重新变成大家庭。本来已经分化的小家庭，为什么能够整合起来呢？这是因为中间层次的人出去打工，留下子女和老人，为了生活便利就可能合并成一个家庭，这是家庭结构的一个变化。这也是人类学者应该发现的，其他学科的人就不一定讲这些东西。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会带来孩子抚养方式的变化、教育方式的变化。其实所谓“留守儿童”的问题，是个不成问题的话题，它只是反映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就拿凤凰村来说，“轮伙头”非常普遍。因为这种方式既避免了同一个大家庭中的矛盾，同时也解决了赡养老人的问题，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所以我特别讲到这一点。当你去看《凤凰村的变迁》的时候，会发现我写的每一章都有自己的心得在里面。“轮伙头”是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的凤凰村很独特的一个现象。
通过对凤凰村的研究，我也开始注意农村的教育问题。教育体系的变化对农村的冲击很大。我过去没有仔细考虑科举制度的变化对农村会有多大的冲击。对凤凰村的研究使我注意到这方面：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的改变，实际上使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举是过去士绅阶层在乡村进行活动的动力来源。教育的变化对中国社会有根本性的影响，这方面也是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基于科举制度，或者说跟科举制度紧密相连的。这也和传统社会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排序有关。传统社会为什么“农”能排在前面？就是因为过去“农”可以成为“士”，“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这个道理，通过科举制度能实现阶级的流动、人才的流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了，这对乡村权力结构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一个人过去不管做官做得多大，读书读得多好，他最后总会回到乡村来，即便这些做官的人被贬而回到乡下，他说话还是有分量的，这就是所谓的“士绅阶级”。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情况就是这样的。很多人研究私塾，研究教育的起源，而研究教育本身的制度对乡村的影响的人却很少。
3.乡村权力结构
对乡村整体的研究，又催生了另一个项目，就是乡村权力结构的研究。所以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可以催生新的项目。乡土社会的科举制被废除后，尤其是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发展后，乡村精英的大量外流已经对乡村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乡村怎样治理呢？在研究中我发现，乡村没有士绅阶级以后，复员军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乡村的中坚力量。我们阅读《银翅》，就会发现书中有关于复员军人重要作用的叙述，《银翅》里有专门讲“夹心层”的内容，讲的就是乡村的复员军人问题。所以在现代乡村社会，复员军人成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这与他们自己有个军人的网络是分不开的，而且政府每年都要组织军人的活动，例如八一建军节、国庆节等节日的活动。去做调查的时候，我发现村支书、村主任这一类村干部几乎无一例外都当过兵。所以我就想对权力结构的变化做一个研究。这与从乡村出来上了大学的人再也不会回到乡村有关系，在乡村里只有当过兵的人才会回来，而这些人又是乡村里唯一见过世面的。见过世面的人相对来说胆子也大一些，他们的想法也多一点，办法也多一点，这也是这些人能够成为村干部的主要原因。另外这些复员军人至少可以讲普通话，容易和上层沟通，这也很重要。
4.生计方式
调查中我还发现一些农业经营的问题。随着人多地少这种现象的增加，精耕细作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在凤凰村，精耕细作简直发展到了顶点。由于人口密度很大，人均只有三分地，为了生活，必须精耕细作，农业的产量也很高。以前村里人自己说，“文革”的时候“种田如绣花”。像绣花一样种田，真可谓精耕细作，也可以说是绝对的精耕细作，这句话就是很好的体现。这样的耕作方式决定了农民同时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就中国农村看，多种经营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农闲的时候农民就干点别的，农忙的时候就全力以赴地在地里干活。这种多种经营决定了要有交换，要有市场。要有市场，也就否定了过去讲的中国农村市场经济不发达的言论。实际上中国农村市场经济向来都很发达，这种经济就是依赖于家家户户的。所以从乡村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一种生产的传统决定了它会跟哪些方面有联系。因为这种精耕细作有两条路，一条是多种经营，另一条就是移民。过去为什么会有侨乡？为什么有很多人到海外去？这也跟生计方式有关，例如，过去凤凰村很多人都在东南亚工作。所以从对一个村落的研究，可以引发很多学术生长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东西。当时我就发现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有点写不完了，写得很艰难。在写的过程中发现越写分叉越多，展开下去，有越来越多的东西要写。后来遇到一个加拿大的朋友，他说，写博士学位论文写到了500页还没写完，他的导师一看，就把论文砍到400多页的地方，说：“这个就是你的论文了，不要往下写了。”我说：“看样子我也必须要砍到这里了。”不要看人类学的研究点很小，其实每一个方面展开来，都会发现领域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大，可以从这些研究里面生长出来很多新的课题，我那个“阶梯式的移民”的提法也是在这里想到的。我发现凤凰村的很多村民要到珠三角去打工，另外也有很多外地人又被吸收到了凤凰村，这就出现了“梯级移民”。我们通过一个研究，可以和很多其他研究联系起来，就可以升华出很多新的研究点，所以博士学位论文很多都是这样慢慢地不断发散来进行的。
我没有对我发表的关于乡村研究的论文做统计，而关于村落的著作则超过10部。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岭南地区，后来扩大到湖南、四川，前几年又跟随乔健先生到山西，开展了“黄土文明·介休范例”项目的研究。
四 族群研究
我自己还有一个族群研究的方向。后来我把相关的族群研究的文章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个专集，在“后记”中对族群研究做了一个回顾，发现有很多新的东西。“族群”这个学术概念，在中国从开始出现到被接受，再到成为一个热点，经历了一个过程。所以20世纪80年代顾定国在这里上课讲族群研究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接受，以为是外国人发音有问题，把民族讲成族群了。换言之，大家都以为他讲的族群就是民族，反正外国人讲普通话就是这样。但事实上，他用英文写出来“ethnicity”和“ethnic group”，也就是“族群性”和“族群”的时候，大家就很清楚了，这是跟“民族”不同的概念。那个时候顾定国就问我：到底翻译成什么词好呢？我开始也比较犹豫，不知道翻译成什么，因为我开始觉得“族群”有点像我们说的“民系”，后来又觉得“民系”也不好，“民系”是罗香林先生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并没有被学界普遍接受；“族群”也有点像我们所讲的“什么人”，但是翻译成“什么人”也容易被人家误解；也有点像“民族”的概念，但也不完全是。后来也有人翻译成“种群”，我说：“那更不行了，因为种群也有种族的概念在里面。”当时有好多种翻译的考虑，如马戎老师就一直把“族群”翻译成“民族”。后来我们参考台湾和其他地方的译法，觉得把它翻译成“族群”比较好。所以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我加了一个关于怎么翻译“族群”的注释，把英文都囊括进去了。直到1993年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看到大量的文章，翻了大量的书以后，才开始明白族群是怎么回事，我才理解族群。它和民族有相似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就是“民族”是一个法定的名词，必须通过一套法定的程序才能成为一个民族，而族群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族群”是一个学术概念，“民族”是一个法定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政治概念，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不能随便什么都叫“民族”，一定要经过民族识别，经过国务院的批准。那么族群呢？只要你认同这个群体就可以了。我1994年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叫《岭南的族群与文化：新的综合》。这个演讲稿当时发表在台湾，这是我关于族群的第一篇文章。
1994年下半年我主要做两方面的研究，一个是凤凰村的研究，另外我申请了一个“澳门族群与澳省文化关系研究”的项目。那时，也是偶尔在报纸上面看到澳门有个澳门基金会征集澳门研究的课题，我就申报了一个题目，结果就被批准了。那可以说是内地的学者第一次到境外去做研究，所以很开心。澳门很像乡村社会，人特别热情，所以我对澳门的印象特别好。我给这些不认识的人打电话，找他们谈，然后他们就说在什么地方、什么餐厅见面，然后他们就会请我吃饭。而且你要资料，他们都是免费提供的，这也与他们当时特别需要做澳门研究的人和对研究澳门很重视有关。当时我的第一个研究生就是去澳门做的研究，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粤澳族群与文化关系》。我写了几篇有关澳门族群的文章，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澳门回归以后，我又找研究生去做了回归以后澳门族群研究的项目。
1994年我去了趟台湾，就跟李亦园、庄英章先生他们熟了。熟了以后，知道李亦园是一个基金会的理事长，所以我就申请了一个课题。课题的题目叫作“‘汉’的重新思考：岭南族群互动研究”，我们展开了对广东三大民系的研究，这也是关于族群的研究。当时我的思路是：汉族是由多元的、多样的族群构成的，从对岭南的不同族群的分析来看“汉”是怎样形成的应该很有意义。所以后来我和科大卫有那么多对话，有那么多讨论，主要是因为他很赞同我的观点。萧凤霞也很赞成我的观点，我的这个课题也很顺利地得到了基金会的支持。
我在美国还认识了一位著名的学者——许倬云先生。我对许倬云先生有个专访。为了对他进行访谈，我把他的主要著作读了一遍。读这些著作对我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自认为专访的文章写得还不错，大家也可以看看。我建议大家读下许先生的著作，包括他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我觉得他的一些看法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他对历史整体的看法，用人类学的、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态度，我是很赞成的。大家看看那个访谈录，我觉得对大家会有启发。因为当时看许先生的书对我现在的认识有很深刻的影响，后来对珠江流域这些大区域的研究，也受到了他的启发。所以在对一个学者进行访谈时，必须先了解他的著作，通过对许先生的访谈，我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理解加深了很多。
在做“‘汉’的重新思考：岭南族群互动研究”这个课题时我也有很多思考。汉就是由罗香林先生所讲的许多民系组成的，而这种民系是怎样形成的？其实就是汉族跟本地的土著文化综合而来的，这是我的核心观点。当时有很多人跟着我做研究，参加过我这个课题的大概有好几十个人。
后来我还跟黄淑娉老师一起合作，申请了一个岭南基金的课题，叫作“岭南文化的研究”，其实这也是一个族群的研究。后来黄先生主编了《广东的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这部研究广东族群与文化的书。
1998年我去哈佛大学后，对族群研究有了更深的认识。那年运气也好，第一次申请基金就成功了，其实哈佛大学燕京基金也不是很容易得的，一年全国才资助12个人。在人类学界，第一本关于族群性研究的书是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写这本书的那个教授也是哈佛大学的，哈佛大学还编了一本族群词典，对研究族群很有帮助，我的族群研究也是从那里开始才有大的进展的。
五 应用研究
我在哈佛大学还认识了世界银行集团（以下简称“世行”）的专家。哈佛大学有天然的优势，一些基金会在哈佛大学旁边设有办公室，要见那些人比较容易。所以在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学待着，真的有很多好处，你能见到很多平常难以见到的人，建立起来的网络就不一样。
在哈佛大学的经历对我后来回国研究也很重要，通过认识世行的人，我们做了许多社会评价的培训、社会评价的项目、应用评价的项目。所以有的时候是很偶然的机缘，不经意间跟人家聊天，人家知道你在中国是做人类学研究的，就可能有一些项目出现。例如，有一次，一个加拿大的朋友突然打给我一个电话，他说江西有一个社会评估的项目，问我做不做。我当时什么也没想，说没问题，就带着我们系的一帮研究生去做了。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我把世行网上面的标准、主要的政策打印出来，先把这些吃透，再写报告。所以后来那个世行专家评价说，这是他在中国看到的最好的社会评价报告。这样我在圈子里就有了声望，就打开了局面。我第一次写的社会评价报告，就被他评价为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报告。这位专家是代表总部来说话的，有了这样的评价，后来一些国内的项目负责人都来邀请我。我做项目做的最多的时候一年有八九项。我那几年当系主任，幸亏有这些钱，所有接待的费用，包括头一两年给老师发奖金的钱都是从这里支出的，还有学生实习、出版著作的费用也都从我个人课题里面出。
上次讲应用研究的时候也讲过，有一些项目我还是做得很有独到之处的。教育部有一个西部基础项目，这个项目是由世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支持的。教育部开始是请某知名大学做的，该大学也很重视该项目，由大学校长带队，带了一帮教授去做，结果写的报告被骂得一塌糊涂。因为社会评价报告是要挂到网上去的，要被所有的人，包括NGO（非政府组织）来监督的，这个报告被很多NGO攻击。据说世行的副总裁对北京分行的行长讲：“这个项目做不好的话，你就不要干了。”结果这个分行行长就把搞社会评价的官员叫来说：“如果我不干了，你们肯定也没得干了。”在这样一种压力之下，他们请我来主持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结项时是我到北京去汇报的。当时教育部的官员也很紧张，参加会议的有英国国际发展部的、世界银行的、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的相关人员，结果我的汇报一次就过了。那么为什么我的项目就能过，某大学做的报告就不能过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收集资料到县就止步了，我们收集资料从开始便直接到村里去。而且当时在这样一种压力下，我们在选点的时候不选汽车可以直接到的地方。我想一定要到步行才能去的地方调查，选了一些很偏僻的村落。后来汇报时我把那些照片一放，那些外国人和专家很震撼。破烂的校舍，砖头临时搭成的排灶，甚至还有女孩没穿裤子，那人家就很震撼了，足以说明西部的贫困了，他们认为这样的项目当然是值得资助的。某大学在这个项目上失败，是因为在县上收集的资料基本上是这样的：入学率100%，危房率为零，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了。但是要知道，西部是NGO最多的地方，他们知道中国西部的基础教育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写入学率100%、危房率为零这样的报告，大家不攻击你才怪。我们的报告挂上网，没有一个NGO攻击，都说我们的报告写得好，项目也一次性过了。这也是人类学家所长，我们知道哪些地方是政府检查的盲点，是政府统计的盲点，这些我们很清楚。另外，为了让评审专家和官员接受我的报告，我特别强调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不平衡：一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二是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三是性别发展的不平衡。这对于理解中国西部的贫困、教育的落后是很有说服力的。
在长期做应用性研究后，我也总结出一套应用性研究的方法。我的《参与式社会评估：在倾听中求得决策》这本书的“前言”，也就是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过的《应用人类学与中国实践》，是我做应用研究的一个实践、一个总结。我写完这本书以后，就基本上不再做这类项目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做世行专家。写完这些书，我觉得我个人的应用性研究就画上一个句号了。我现在只是偶尔做应用性研究，参与一些政府的项目。我在研究中发现，人类学学者能够把人类学的研究经验和应用相结合，其他专业的学者却未必有这样的优势，包括我现在做政府的项目，就是这样的。
所以以后大家不要着急去做应用性研究，只要有很好的学术训练、理论基础、社会经验，做应用性研究就可以做得很好。我现在有好几个学生做应用性研究做得很好，他们有比较好的研究基础，否则的话，没有一点研究经验和基础，很容易闹笑话。说实话，有些东西还是要多体验，体验很重要，只有体验了，才会知道怎么去做这些事情。
六 余论
高考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没有高考很难预料我的人生会怎样。
人们常说我们这代人“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我经历过饥饿的时代，每天吃的是红薯、南瓜及其他杂粮，所以今天见到这些东西仍然没有食欲。我们这一代也没有受过完整的基础教育，我在“文革”中完成了基础教育，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小学。初中读的是农业中学，学校有果园、耕地、鸡场，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做农活。高中才进了市三中，认真读了一年书，后来就“学工”“学农”，分到了电工专业班。1974年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落户，其间到公社基建队干过，到公社农机厂干过，到公社创业队干过，大部分时间在生产队里干活，成了多面手。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借了一整套中学课本，完整地看了一遍。中学时大部分课本没有教完，物理教了两本，化学教了一本，历史、地理完全没有教过，所以实际上是全部自学完中学课程的（那时不知道高考有文理科之分）。正式考试之前去大姐任教的中学参加了模拟考试，没想到在3000多人参加的模拟考试中取得了文科第一、理科第六的成绩。这既增加了我的信心，也促使我决定报考文科。1978年春天，我按第一志愿被录取到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1月留校任教至今。没有想到广东会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我目睹了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变化。同时，我利用专业之便跑遍了全国的省区市（包括港澳台地区），也去过英、美、德、日的大学做访问学者。所有这些经历成为我一生的财富。我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说过，我的学术基础薄弱，外语和国学的根底都不怎么样，但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弥补了不足。
最后再说说近来的活动。
前年辞去了所有的行政职务，有比较多的时间专心于学术。目前组建团队开展了三个方向的研究。一是“移民与城市化”，集中在城市中的移民身上，提出“城市转型”的概念，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地域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变。已经召开了四届学术会议。二是“互联网人类学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过去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出版了一本研究虚拟社区的著作，现在与腾讯公司合作，搞了一个互联网田野调查基金，每年开一次学术会议，今年是第三届。三是去年组建了“南岭走廊研究论坛”，参与单位超过20家，吸引了来自湖南、广西、广东和江西等的感兴趣的学者。论坛秘书处设在贺州学院，设立了南岭走廊研究基金。我们计划通过走廊的研究，把移民、互联网、城市化与交通串联起来。希望能够出点成果，留点有价值的东西。
以此纪念恢复高考制度40年。
2017年9月5日
修改于马丁堂
[1] 本文为纪念恢复高考制度40年而作，原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