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书写非洲史[1]
卡特琳娜·戈克里-维德罗维奇[2]
李洪峰 张黎 译
【内容提要】英语非洲史学起步要比法语非洲史学早一代人。本文分析了这一差距的历史根源和此后出现的各个学派：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达喀尔学派。1980～2000年撰写的学位论文数量庞大，虽然大多数并未发表。这些论文通常叙述事实，但所含信息丰富。法国的非洲研究者对“非洲中心论”和不利于研究的某些“权威”的“世袭制”持保留态度。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40年来，非洲历史主要是由非洲历史学家书写的。所以，对于他们著述的怀疑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存在巨大的物质困难，但非洲当代史学家的价值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关键词】非洲 法语非洲史 英语非洲史
非洲史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多元。由于时间和知识所限，本文的研究对象仅包括以法语和英语出版的非洲（尤其是西非）历史文献。我们知道，英语非洲史要领先于法语非洲史一代人，如今英语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远超法语。尽管如此，二者的发展历程并无大异。
由于非洲史的起源已经广为人知，本文将先对其进行简要回顾，然后分析其发展过程，尤其是其蓬勃发展的现状。
起始阶段
非洲史的起步离不开前殖民主义者。直到二战时期，非洲社会还是被认为“没有历史”的，因为它没有书面历史，而这种看法是由于专家们将亲历历史和书写历史混为一谈，因此后来被证明不是完全正确的。每个民族都是有历史的，非洲社会的历史与其他大陆的社会历史一样复杂曲折。但当时主流做法是将这些“没有历史的民族”[3]留给历史学家以外的学者研究，首先是人种学家（尤其是在殖民时期），然后是人类学家，他们更关注普遍的社会事实，但长期陷于传统性（被认为不可更动的和一成不变的）和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殖民的和西方的）的二元论困境当中。当时，非洲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自己的人种学家[一个罕见的例子是后来成为肯尼亚总统的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他于1938年出版了关于基库尤人的博士论文[4]]，社会学家也非常少[第一位是研究法语国家的哈里斯·莫迈尔-弗泰（Harris Memel-Foté），他于1986年完成了一篇出色的国家博士[5]论文，主题为“科特迪瓦潟湖社会奴隶制”][6]。
然而，英语圈首先打破了这一界限。从1947年（印度独立年）开始，英国人设立了两个非洲史教席。一个在伦敦，由前任殖民官员罗兰·奥利弗（Roland Oliver）[7]执教，他后来出任著名的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院长，这个学院培养了第一代非洲青年历史学家。同年在西非黄金海岸勒贡大学（成立于1948年）开设的另一个非洲史教席更为重要。任此职的是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费奇（John Fage），他后来在伯明翰大学创立了一个著名的非洲历史中心。
这两个研究中心发挥了奠基作用，成为培养第一代非洲裔历史学家的摇篮。他们在各自国家独立之前就开始撰写甚至是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了答辩。这些非洲历史研究的奠基人受教于英国学校，深受著名的“牛津剑桥”传统的影响，他们的著作兼具经典风和创新性，经典风是因为他们使用了正统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则是因为他们融入了对自己国家的深刻认知。第一位是尼日利亚传教士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他所著的《约鲁巴人史》出版于20世纪初。紧随其后，非洲史奠基者们与他们的英国老师们一样是非洲史的先驱，有几位如今仍然健在，培养出了现今英语非洲的主要历史学家。后者成立了伊巴丹学派，以平等的资格与获得同样英国博士学位的英国历史学家们一起工作了多年，比如1940年在伦敦获得博士学位（Dike，1956）的尼日利亚学者肯尼斯·迪克（Keneth Dike）。英国学者迈克尔·克劳德（Michael Crowder）曾长期与尼日利亚学者阿德·阿贾伊（Ade Ajayi）密切合作，阿贾伊就职于伊巴丹大学，后来担任副校长，致力于研究约鲁巴史和传教士活动（Ajayi，1965；Ajayi，Smith，1971）。此外，还有研究埃格巴人（Egba）的萨布里·布巴库（Saburi Biobaku，1957）以及在伊费大学研究达荷美人和达荷美王国的I.A.阿肯卓宾（I.A.Akinjogbin，1967）。本文仅提及较有名的一部分人。
非洲国家独立伊始，英国在尼日利亚和加纳留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大学体系。当时最有名的学者是阿杜·博亨（Adu Boahen），他写了很多史学名著（Boahen，1964、1975；Boahen，Webster，1967）。另外还有加纳历史学家克瓦姆·阿辛（Kwame Arhin，1979）。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冈比亚学者弗罗伦斯·马奥尼（Florence Mahoney，1963），她是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女性。东非当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但是罗德西亚人种研究学院和坎帕拉学院都是比较活跃的非洲—英国研究中心。达累斯萨拉姆学派集中体现了东非历史学家的努力成果。这个学派还集中了来自乌干达和肯尼亚的历史学家、政治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反殖民主义者，例如1972年因震惊世人的《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而一举成名的圭亚那学者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同年，该书被翻译成法语（Et l'Europe sous-développa l'Afrique）。另外还有包括大卫·伯明翰（David Birmingham）在内的很多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肯尼亚学者奥戈特（Bethwell Allan Ogot）是东非史学先驱和大师，他在乌干达的麦克雷雷学院开始研习历史，也曾与罗兰·奥利弗（Roland Olivier）共事。肯尼亚政治学学者阿里·马兹鲁伊（Ali Mazrui）则是一位非洲伊斯兰问题研究专家。
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非洲历史研究的先驱们几乎都已完成博士论文，这些论文成为最早的非洲历史学著作。我当时作为法国的年轻历史学者孜孜不倦地研读这些著作。当时法语的非洲历史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并且成果几乎都是出自法国人之手，而这些法国人并非专业的历史学家，其中大部分人是前海外殖民地官员，非洲独立后才开始转向历史研究，其中资料员罗贝尔·科纳万（Robert Cornevin）是最早的那批人之一。
当时，最早一批法语国家历史学者所完成的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论文只有两篇，作者都是塞内加尔人。一位是阿卜杜拉耶·莱（Abdoulaye Ly），这是一位法国大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者，其博士学位论文（1958）主题是当时鲜有人涉足的18世纪黑奴贸易，他激进的思想从论文主题中就可见一斑。另一位是谢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他虽然最有名，在法国却不受欢迎。最初，巴黎的大学认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958）具有攻击性，拒绝让其通过答辩，直到1960年才给了他一个非常一般的评语予以通过。这是因为迪奥普大胆地指出，埃及确实位于非洲大陆，它不仅仅是白人和地中海国家。虽然这一观点如今已经得到认可，但当时在法国的埃及学家中引起了极大震动，1974年甚至还在开罗举行研讨会进行辩论，最终的结果类似一次外交上的所罗门审判（报告全文发表在《非洲通史》第二卷）。
《非洲通史》是一部八卷本的巨著，主要由来自非洲的历史学家撰写，历时近4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4～1999年）。它体现了最早这几代非洲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及其与西方历史学家的合作。虽然近30年来非洲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这本著作仍然具有很大价值。但遗憾的是，它未能被广泛传播，甚至几乎不为人所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放在互联网上，不久前还出版了光盘版。上文提到的很多非洲历史学家都担任了其中一卷的主编。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编写第九卷的新项目，计划对前八卷内容进行更新，并特别关注散居海外的非洲裔历史学家。编委会所做的工作，以及由刚果（金）裔法国历史学家埃里卡·姆博科罗（Elikia Mbokolo）主持的泛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数次会议（的黎波里，2009；亚的斯亚贝巴，2013；里约热内卢，2014/2015）预示着当代非洲研究复兴的光明前景。
法语国家在这方面落后很多。独立之初唯一的大学——达喀尔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时仅是附属于波尔多大学的一个学院，直到1958年才具有大学地位。而桑戈尔总统还希望它作为法国大学存在。当时该校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是法国人。1962年，索邦大学才设立两个非洲历史教席。最早担任这两个教职的都是前殖民官员：一位是前总督德尚（Deschamps，他最初是马达加斯加专家），负责讲授当代历史；另一位是讲授中古时期非洲伊斯兰教的罗贝尔·莫尼（Robert Mauny），他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1961）。当时唯一能够指导学生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学家是亨利·布伦斯威格（Henri Brunschwig）[因为在达喀尔和在法国一样，导师需要具有国家博士学位，这有别于大学博士（Ph.D），非洲英语国家的历史学者只需拥有大学博士学位即可与其英国同事平等共事]。他从1961年开始担任高等研究学院的研究主管。相对于严格意义上的非洲历史，布伦斯威格最初是殖民史专家。
在非洲，历史研究虽然起步晚，然而发展迅速。布基纳法索学者约瑟夫·基-泽博（Joseph Ki-Zerbo）是第一位获得历史教师资格的法语非洲人，后来曾任教育部监察员。他出版了杰作《黑非洲历史》（1972），这是一部历经十年文献搜集而写成的鸿篇巨制，深受年鉴学派影响。费尔南·布罗代尔为此书作序。
同时，在民众方面，英国记者巴兹尔·戴维逊（Basil Davidson）和法国地理学家让·徐雷-卡纳尔（Jean Suret-Canale）这两个欧洲人在非洲独立前夕编写了优秀的科普著作。他们新颖的特色深刻影响了当时不太关注殖民历史教材的非洲年轻历史学家们。1962年，戴维逊于1959年出版的《重新发现旧非洲：非洲被遗忘的过去》（Old Africa Rediscovered：The Story of Africa's Forgotten Past）在法国以《白人之前的非洲》（L'Afrique avant les Blancs）为书名出版。徐雷-卡纳尔（1958）先于前者一年出版了《西部黑非洲和中部黑非洲》（Afrique noire occidentale et centrale）一书的第一卷，以“地理、文明、历史”为副标题。他们让包括非洲人和其他民族在内的世人认识到非洲历史不仅在殖民统治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内容丰富。他们凭着坚定的意志（他们在二战时是年轻勇敢的抵抗运动成员）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流派一起对热爱历史的非洲人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这些热爱历史的志趣相投的非洲人集中于一家名为《非洲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的优秀期刊。塞内加尔人阿里乌纳·迪奥普（Alioune Diop）领导的一群非洲—安的列斯学者于1947年在巴黎创办了该期刊。阿里乌纳·迪奥普也是1956年在索邦大学举行的第一届黑人作家与艺术家国际大会的创始人。虽然杂志主要是文学性的，但也刊登了英语和法语非洲学者（期刊初期是英法双语版的）所撰写的大量历史文章（Coquery-Vidrovitch，1992）。
中间一代
非洲人书写非洲历史的开端并没有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糟糕。接下来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非洲历史学家在欧洲和越来越多的非洲大学里接受教育。关于他们，此处不再赘述。非洲大学尤其是法语非洲国家大学，极度缺乏本土教师。他们大批在英语非洲国家接受培训（有时还无法接受足够的教育）。法语非洲国家的教师在专门的法语大学接受培训，但学校极少。本部分有关内容请参考笔者以前的文章（Coquery-Vidrovitch，1997，2006，2010）；关于法国非洲主义史学，请参考Sophie Dulucq（2009）。
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专业的非洲学生不管是在本土的英语、法语大学里（独立后，每个国家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大学），还是在他们就读的法国大学中，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撰写了大量硕博士学位论文，有成百上千份。我们可以通过非洲、法国对此进行统计的研究而有所了解。在英国肯定同样如此，也需要进行统计。此外，一些文集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是法国L'Harmattan[8]出版社出版的对法语大学历史系的两卷调查结果；另一方面是对一些当时指导非洲学生的法国教师所指导论文的统计，尤其是伊夫·皮尔森（Yves Person，他所有的学生几乎都是非洲人）[9]，继他之后的克洛德-艾莲娜·佩罗（Claude-Hélène Perrot）、卡特琳娜·戈克里-维德罗维奇、让·德韦思（Jean Devisse）、让·布莱格（Jean Boulègue）和在艾克斯任教的让-路易·米埃日（Jean-Louis Miège）。
非洲学生的论文都很有意义，因为这是他们通过查阅档案和田野调查及其他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如考古学）完成的个人研究成果。最大的遗憾是，由于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未发表，所以常常被忽视。这一缺陷导致人们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30年或40年以来，非洲历史是由非洲学者书写的（他们还在继续书写）。显然，这些非洲学者以前的老师们了解其成果，并能加以引用和利用，但是他们几乎是唯一意识到这一宝贵财富的人。幸运的是，这些原稿通常被系统地保存了下来，可以在达喀尔大学、巴黎一大（非洲世界研究中心）或者巴黎狄德罗大学（巴黎七大）历史系（“发展中的社会：跨学科研究”实验室）查阅到。再者，在非洲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珍贵资料，塞古·杜尔担任总统时要求所有的毕业论文必须在科纳克里大学存档，因此那里保存有几百份论文，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大部分是关于口述史料的，这在今天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这些论文大部分都是从未发表过的专题论文，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古代非洲历史和殖民前的非洲历史，大部分以口述史料为基础，如今其中的一部分史料可能已经被遗忘；另一类关于殖民统治时期的非洲经济、社会史，甚至包括政治和军事史。这些手稿，再加上由巴黎Karthala出版社和L' Harmattan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少有的高水平博士学位论文（前者出版的数量极少，后者出版的数量要多得多），共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至少一代人以来，非洲历史大多是由非洲历史学者用非洲人的视角书写的。虽然其书写通常在描述事实，过于偏重叙事，欠缺思考性，但信息新颖并且数量丰富。在这些丰富的资料面前，法国和英国非洲历史学者的著作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今只有非洲裔美国人和散居海外的非洲人的著作能与之相提并论。
尽管与英语国家相比，法语国家的历史研究成果相对有限，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所大学（达喀尔大学、瓦加杜古大学、尼亚美大学、科托努大学等）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博士论文，其中部分已经出版[10]。法语国家历史教学继承了约瑟夫·基-泽博（1972）的不凡成就，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博巴卡尔·巴雷（Boubacar Barry）发起的历史研究教学的创意。博巴卡尔·巴雷是在达喀尔大学任教的几内亚学者，1971年完成大学博士论文答辩，1988年率先提出了“达喀尔学派”一词，并为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实早在就职于谢克·安塔·迪奥普大学之前，他在1972年出版的关于瓦罗王国[11]（Waalo）史的著作（2012年被翻译成英语）中就已经流露出这一想法了。而奠定其国际学术地位的主要是他关于15～19世纪塞内冈比亚历史的研究（Barry，1988，英译本于1997年出版）。
西方国家持有居高临下的怀疑态度，长期忽视这些日积月累的新成果，而不去真正地理解这些研究所表达的内容。法国的“非洲学学者”尤其对“非洲中心论者”（Afrocentristes）的一些观点（而其实他们有时正是其中一分子）持高度保留态度。但事实上，这些观点更多地关系到“非洲中心性”（法语为afrocentricité），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在英语中大家都使用“afrocentrism”这一个词来表达两种不同的思想，因此造成了很多误解[12]。然而，虽然曾遭到大部分法国“非洲学学者”集体排斥，“底层研究”诉求和对“后殖民研究”的思考如今得以发展起来，它们至少使人们懂得关注“他人”想法的意义和摆脱人种偏见的必要性。
尽管如此，在1980～2000年这一过渡时期，我们看到这一代人中有一部分人没有赶上好时代，是被牺牲了。他们中有的人走出非洲，游历世界，了解到非洲历史研究的发展。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年轻博士中有一些优秀人才。但另外，由于各地在整体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加之当时非洲国家的大学急于让教师们尽快上岗，而后者尚不具备大学教学能力和资质，导致很多人接受的教育不完整。教师几乎不经任何筛选就很快被录用，他们为自己的职称、社会地位的晋升和薪酬感到骄傲，有时候不愿意将位置让给年青一代，尽管年轻人接受过更好的教育，且更富有创新精神。很多人沉浸在周围因循守旧、不利于研究的氛围中，不仅未能激发历史研究的活力，反而毫无建树。毕业于20世纪70～90年代的教师们所培养出来的研究人员数量少得让人震惊，造成了代际空白。这一情况在一些法语非洲国家大学尤为严重，因为这些大学深受法国式官场风的影响，推崇资历。此外，大学机构调整计划也无法解决问题。图书馆形同虚设，在薪酬极其微薄后，里面的工作人员或是敷衍逃避或是能力缺乏。再者，庇护制（Clientelism）的传统缺陷出现在大学，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只要没有遇到阻力就会存在。如今这些问题虽然仍未消除，但有些正在接近解决。知识全球化的新形势使这些问题越来越难以被容忍。
现状
如今再对非洲学者的史学研究成果持怀疑态度已经不合时宜。物质上的巨大困难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此处不再赘述。尽管如此，当下这一代的非洲历史学者的价值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也就是说，他们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历史学者没什么不同。显然，如同在法国，虽然当代非洲历史学者中有一些相当墨守成规甚至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即“非洲中心论”，但非洲国家大环境并不比法国的民族叙事更糟糕！至少两者情况类似。正如到处都有严谨的历史学者，也有坚持偏见的学者一样。历史学派，或者说在非洲的非洲历史学流派，如今已经名列前茅了，其中有好几个原因。
我们能获得最多知识的地方通常是自己所在的地区。但是，当代非洲历史学者意识到非洲和其他地区之间长期积累的差距，所以对非洲的关注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学者，几乎将全部研究都集中于非洲。虽然他们的工作通常是国别研究，而不是区域研究或主题研究，但现在已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此外，非洲学者拥有其他大陆大部分研究非洲的历史学者所欠缺的研究工具——语言（除了美国外，因为那里进行非洲研究的前提是必须至少学过一种非洲语言）。一个非洲年轻人通常会说他的母语和其他几种语言，非洲大学生都会使用一门殖民者语言作为学习工具。除此之外，法语国家的年轻学者和法国学者一样必须通晓英语。学者们掌握的语言越多，就越能了解不同的研究学派。从这一点来看，十几年来，非洲真正经历的科学革命是信息全球化。虽然图书馆几乎没什么读者，但是非洲的文献在迅速增多。非洲在英语文献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有些图书馆所有资源都是在线的，并且可免费获得。法语非洲国家的进步也不容忽视，虽然通常大学无法为学生提供信息设备，但有“非正式”渠道。网吧数量激增，价格非常有吸引力，比在西方国家要低得多。唯一的障碍仍然还是电力问题，因为大城市停电频繁，但是，手机的快速普及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非洲的教学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3G（现在是4G）手机，它们几乎是万能的。因此，信息手段的全球化打开了世界，对非洲而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展，所有高水平学者都在使用这一信息技术。
伴随着技术革命的是非洲研究的国际网络，即遍布全世界的散居学者群体。仅就历史学者而言，这些说法语、英语或者葡萄牙语的学者中有部分人如今就职于美国或加拿大的大学。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史前建筑学），法国大学对于接受非洲的历史学家[13]尤为审慎，因此著名的法语非洲国家历史学家中有几位越过大西洋去了美洲：塞内加尔学者中有马马杜·迪乌夫（Mamadou Diouf）以及他的同胞、哲学家苏勒伊马纳·巴希尔·迪亚涅（Souleïmane Bachir Diagn）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穆罕默德·姆博基（Mohamed Mbodj）去了纽约北部大学，社会学家阿卜杜拉耶·盖耶（Abdoulaye Gueye）去了多伦多大学，历史学家伊斯亚卡·孟德（Issiaka Mande）去了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刚果（金）学者瓦朗丁·姆丁贝（Valentin Mudimbe）就职于杜克大学，还有迪迪埃·贡铎拉（Didier Gondola）和夏尔·希蒙加（Charles Tschimanga）在其他美国大学等。至于在美国工作的英语非洲国家历史学家多不胜数。也有一些法语非洲国家的历史学家执教于德国[如马里历史学家马马杜·迪亚瓦拉（Mamadou Diawara）]、瑞典甚至中国。在此提到的这些历史学家都属于上文所提到的“迷惘的一代”人中的一部分，鉴于1980～1990年存在的巨大困难，如果他们还想继续进行历史研究，就不得不移民，但此前他们已在本国大学里度过了相当长的职业生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们并没有与本国失去联系。相反，如今得益于科技进步，相互间联系增多，不仅在非洲工作的历史学家去国外越来越频繁，在国外的历史学家也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分享知识，由此催生了当下非洲研究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热潮。但在法国，人们对此知之甚少。
有三个例子可以用于佐证。第一个例子是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CODESRA）的作用。这是一个人文科学研究的国家间机构，成立已有一代人的时间，且发展迅速。其总部位于达喀尔，主要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也有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并且提供非洲语言（尤其是斯瓦希里语）的翻译。作为一家研究机构，它建立了广泛的非洲合作网络，每年更新工作主题，其出版的著作体现了研究成果。除定期将最新出版物的全文上传至网络（用谷歌搜索“Codesria著作完整版”），也会上传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文章和专题论文以引领讨论。
第二个例子是《非洲发展》（Africa Development）杂志，这是一份内容非常丰富的双语季刊。
第三个例子是另一家规模较小的期刊，接手了Africa Zamani，专注于历史研究，收录了非洲历史学家协会（AHA）定期举办的泛非大会的优秀成果。杂志从2001年到2002年（第9期和第10期）开始提供在线电子版，虽然近期有所延误，但是目前已经更新到2009年（第17期）。
总之，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非洲（不仅仅是在国家层面）学者们的研究在蓬勃发展。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学者绝大多数是在非洲工作的非洲人。《非洲发展》编委会具有泛非特质，20位成员（其中4位是说法语的）来自包括北非国家在内的非洲各国，此外还有7名非洲以外的专家（2名散居海外的非洲人、2名美国人、2名瑞典人和1名荷兰人）。与其他地区的期刊一样，该刊的研究主题涉及各种当代问题。近几期的专刊体现了：“第四代非洲学者”（第34卷，2008年第1期）、“第12次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大会论文精选”（第35卷，2010年第4期）、“非洲公共领域：概念、历史、声音和过程”（第37卷，2012年第1期）。其他期刊也定期出版，特别是在南非，40多年来，特别是自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后10年以来，定期出版的杂志有：《非洲洞见》（Africa Insight）、南非非洲研究所主办的《以知识促发展》（Development through Knowledge）（第42卷，2012年）以及《南非历史杂志》（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南非历史杂志》是一家更为国际化的期刊，也是当今顶级期刊之一。
与此同时，散居海外的非洲历史学者队伍也在迅速发展。有鉴于此，这些成就使学界不能再继续用西方学界的悲观主义态度看待非洲历史研究。非洲历史思想不仅存在，而且充满活力，成果丰硕。英语国家散居海外学者的作用尤为突出，这归功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分校的托因·法洛拉（Toyin Falola）教授的不懈努力。法洛拉教授是尼日利亚人，是一位完全按照伊巴丹学派的正统精神培养出来的杰出历史学家。他1953年出生在伊巴丹，1976年获得伊费（IFE）大学博士学位（Ph.D.）。其职业生涯始于小学教师，然后到伊巴丹大学的讲师，再成为拉各斯大学的教授。在去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之前，风华正茂的他曾于1981年在剑桥大学就读。他毕生致力于促进非洲大陆英语国家历史学者的研究活动，每年都会在他所在的大学围绕一个重要的主题举办大型研讨会，邀请所有相关学者参加。会议经费全部用来邀请来自非洲大陆的学者，其他参会人员则通过自己所在的研究所解决经费问题。每年至少有100位学者参加研讨会，其中有知名学者、年轻学者、博士生和博士后。所有活动都由当地研究生和学者团队精心组织，并提供发表机会。研讨会可以让人了解正在进行的大部分研究，尤其是西非的研究。研讨会成果引人注目。美国学术界和法国学术界一样墨守成规，对这样产生出来的大批量资料通常都比较挑剔，却忽略了它们的非凡意义。研讨会发表的文献介绍了在非洲的非洲学者、散居海外的非洲学者、美国的非洲学者以及其他地区的历史学者们的交流成果。通过研读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对英语非洲历史研究正在国际学术界取得的显著地位有所认知。国际学界应该潜心研究这些著作，而不是对它们的数量感到大惊小怪。这些文献非常重要，通常是由相关领域公认的专家进行引介。
在此列举一些文献以供参考。2002年以来，法洛拉教授主持出版了几十本合著，涉及各时期不同主题。其主题不仅仅关于尼日利亚，还非常多元，包括：城市（Falola，Salm，2005；Salm，Falola，2005）、女性（Falola，Fwatshak，2011；Falola，House-Soremekun，2011；Falola，Amponsah，2012）、经济（Falola，Jalloh，2002）、伊斯兰教和基督教（Kalu，Wariboko，Falola，2010a，2009）、奴隶制和奴隶贸易（Falola，Roberts，2008；Lovejoy，Falola，2003）、移民（Falola，Afolabi，2007）、文化（Falola，2001；Salm，Falola，2002；Falola，Agwuele，2009；Falola，Ngom，2009）、全球化（Mbah，Falola，2012；Falola，Brownell，2011；Jalloh，Falola，2008）、环境（House-Soremekun，Falola，2011；Falola，Brownell，2012）等。其中几部著作是以尼日利亚为主题的（Falola，1998），还有一部两卷本的尼日利亚史，以及一部以尼日利亚为背景的精彩自传（Falola，2004）。这些主题性著作的贡献值得进一步研究。除此之外，还经常有一些方法论的思考（Falola，1993；Falola，Jennings，2003；Falola，Paddock，2008）。鉴于法洛拉教授的贡献，2011年有学者出版了一本专门向他致敬的著作（Alao，Taiwo，2011）。
此外，我们还需要提到非洲历史学家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74年，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际历史学会（CISH/ICHS）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得以重振。国际历史学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促进非洲历史学家与全球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该协会每五年在不同的城市举行会议。2000年，首个非洲历史学家代表团参会，会议专门为非洲的历史学家团队组织了圆桌会议。此后，每次有十几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历史学者以不同的方式参加大会（奥斯陆，2000年；悉尼，2005年；阿姆斯特丹，2010年；中国济南，2015年），这个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很有意义。国际历史学会为南半球国家有经费困难的历史学家们专门设立了资助。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塞内加尔籍历史学家伊布拉伊玛·提乌布（Ibrahima Thioub）参加了2005年举行的首次圆桌会议，并在2010年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由莱比锡大学召集的全球史国际大会（ENIUGH）于2014年在巴黎乌尔姆街召开，此次大会仍特别关注来自非洲的历史学家。
如今散居海外的英语国家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最新的一部优秀作品的主题是非洲奴隶制，作者是尼日利亚人学者乌戈·恩沃柯基（G.Ugo Nwokeji，2010），多伦多大学博士，2003年开始在伯克利大学任教。
非洲社会奴隶制历史这一主题十几年前在非洲大陆还是一个禁忌话题，但在达喀尔主持国际研究的伊布拉伊玛·提乌布教授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米利娅姆·柯蒂斯（Myriam Cottias）的共同努力下，相关研究在法语国家取得了巨大进展。非洲学者在西非各国（贝宁、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开展了研究，并在一些优秀的著作中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如菲力克斯·伊洛克（Félix Iroko，2003）、安德烈·萨里夫（André Salifou，2006）、莫里斯·巴泽摩（Maurice Bazemo，2007）、伊布拉伊玛·提乌布（2005、2008）、里乌奥·桑索纳（Livio Sansone）、爱丽泽·索莫尼（Elisée Soumonni）、博巴尔卡·巴雷（Boubacar Barry，2010）。此外，如今非洲历史学家也关注自己的历史学研究（Kimba，2004；Ekanza，Kiéthéga，Thioub，2007，2002）。
然而要指出的是，除了喀麦隆学者、散居海外的刚果（布）学者和刚果（金）学者外，赤道非洲的其他法语国家的历史学者相对落后，发表作品非常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战乱和独裁远甚于西非国家。1958～1975年，一些著名专家曾在刚果（金）任教，如比利时的扬·范西纳（Jan Vansina）、伯努瓦·凡哈根（Benoît Verhaegen）和波兰专家（如今是加拿大籍）伯格米尔·朱希维基（Bogumil Jewsiwicki）。他们促进了“基桑加尼学派”的繁荣，因此刚果（金）早几代历史学家得以接受扎实的教育。刚果（金）的历史学者们如今仍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其艰辛程度超乎现象。
结语
历史的重写或是历史的书写，是大势所趋。并不是说这种书写一定要跟以前彻底不同。学者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学者流动性提高，一部分国际性的非洲历史学者并不觉得他们和别人有什么不同（至少是他们的外国同事），也不认为他们书写的历史与其他历史有本质区别。但是，他们得以掌握非洲历史的重写，是因为不需要依靠别人或者别人的观点来书写非洲历史。他们知道他们人数最为众多，而且至少和其他人一样，甚至更能胜任这一工作。因此，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书写历史。他们非常重视能够在达喀尔、瓦加杜古、洛美、伊巴丹、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越来越频繁地举行的非洲历史学者会议上，在非洲学者之间，去讨论非洲历史。他们大多数人一方面很热情，另一方面也持怀疑态度，拒绝接受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家长制视角。
这正是法洛拉教授组织的会议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他善于将非洲大陆内外的学者团结在一起，并且为非洲人提供非洲所缺乏的资源。我们也知道这些资源仍然不足，问题最严重的是高等教育，这使未来非洲历史人才的更替面临重重困难，至少在研究方面，因为历史研究越来越国际化。也有一些非洲学者糊弄国际机构，后者为他们提供待遇优厚的闲差，但此类情况越来越少。他们也善于抓住国内的机遇，比如可以利用办公室或者信息设备的话，即便他们属于反对派，也会与政府合作。为了自身发展，他们更喜欢与相对中立的机构合作，比如非政府组织，或者与瑞典、丹麦的机构合作，甚至是国际高校法语联合会（AUF）和非洲联盟。充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是全世界所有资金不足的科研机构的常见做法。在资源如此短缺的情况下，非洲学者们仍然取得了不凡成就。虽然已经精疲力竭，但是他们仍在工作，仍在出成果。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做到这一点。优秀的非洲学者们让他们的西方同行感到敬佩，因为西方学者们通常无法做到他们这样。
然而还要指出的是，法语非洲国家学者出版的著作比英语非洲国家学者少。只有在查阅他们目前的研究时才能看到他们的贡献，而这些研究通常都是未出版的。这方面，达喀尔大学历史系网站（http：//www.histoire-ucad.org/archives/）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该网站在线提供已经通过答辩的硕博士论文和一些图书馆所没有的著作。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独立时期曾经有几家）成立出版社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这样一来，非洲学者们的著作可以在当地出版发行，成本远远低于从法国进口。
最后，对于非洲的非洲历史研究成果的质量，我们无须感到悲观，更何况非洲大陆内部、国际学术交流会和研讨会越来越多，并且这些会议信息也越来越多地可以通过网络查询。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大部分法国读者在这方面的无知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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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发表于法国期刊《第三世界杂志》（Revue Tiers Monde）2013年第4期。
[2]卡特琳娜·戈克里-维德罗维奇（Catherine Coquery-Vidrovitch），法国历史学家、非洲研究专家，巴黎第七大学荣退教授。李洪峰，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是法国外交、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张黎，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法国外交、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3]该词出自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的作品People without History（1982）的标题，为反讽用语。
[4]该作品于1960年被译成法语（肯雅塔，1973）。
[5]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曾是大学最高学位，区别于大学第三阶段博士文凭，攻读该学位的通常是在职大学教师。国家博士学位研读时间较长，难度较大。1988年，法国取消了国家博士学位，以论文指导资格认定（HDR）取而代之。——译者注
[6]2007年该论文才得以发表。
[7]罗兰·奥利弗不曾担任殖民官员。本人在与卡特琳娜的私人信函中问及这一点，她承认自己的记忆可能有误。——李安山注
[8]详见L'Harmattan出版社出版的巴黎第七大学“发展中的社会：跨学科研究”实验室的《黑非洲》杂志（Mandé，Rajaonah，2008；Chanson-Jabeur，Coquery-Vidrovitch，1995，2003；Coquery-Vidrovitch，Goerg，Tenoux，1998；Coquery-Vidrovitch，Goerg，Tshimanga，2001）。
[9]据伊夫·皮尔森所言，2013年6月20日和21日为其举行的研讨会已在网上进行了统计。参见Coquery-Vidrovitch，Chanson-Jabeur，Goerg（2002）。
[10]详见戈克里-维德罗维奇对1980年前的非洲国家博士论文（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的研究（2009：25-51）。
[11]塞内加尔古王国。——译者注
[12]虽然出现了“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一词，但是使用的次数不多。
[13]在这方面，法国为刚果（金）裔学者埃里卡·姆博科罗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工作感到自豪，实际上，他在30多年前就已拥有法国国籍，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法国，并且即将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