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杨曾文[1]

黄崑威是我多年前在苏州结识的朋友，山东人，与我同乡。2010年研究生毕业于苏州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以《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际经〉思想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从2013年10月就职于陕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儒释道三教关系、佛教与民族关系的研究，多有成果。

笔者在参加各地举办的学术会议时与他常有见面的机会，他对我照顾有加。前些年他告诉我说申请到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北朝时期的佛教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最近他告诉我，课题已经完成并顺利结项，将以《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佛教与社会》为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希望我为之写篇序。

笔者多年从事中国历史和佛教史的研究，深知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一个由多个兄弟民族经过长期集聚、会通和融合而形成的崇尚统一和道德文明的国家。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融合和大发展，继春秋战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时期以后，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迎来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承继五帝三代华夏民族形成和初步发展之后，在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广泛发展交流中促成了中原与周边各民族的融合，在文化上促成了齐鲁、三秦、燕赵、荆楚等地域文化的会通融合，形成了以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为代表的学派，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比，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显著不同之点在于：一是历经秦汉已与法、道诸家密切结合的儒家在社会思想文化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在这次民族融合中儒家（思想、儒者）实际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自公元前后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已在南北朝普及，在社会各个领域影响日益增大，在这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中与儒家相辅相成，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西晋后期，伴随朝廷的腐败和社会的动乱，原来生活在经济滞后边远地区的所谓“五胡”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在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六国”，晋皇室被迫南迁建立东晋，从此中国进入南北分裂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内地和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除了各族血缘的自然结合之外，还要适应并接受经过长期历史过程形成的社会制度、文化形态、道德礼仪、宗教信仰以及与农耕生产相应的生活习俗等，这些构成了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在：参与建立“十六国”和北朝的民族在制度上实现了封建化，实行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国家体制；接受以儒家为支配，以佛教、道教为辅助的文化形态；采取与以农耕为主，畜牧、渔猎为辅的经济相应的生活方式。于是，北方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得到迅速的发展，以致在北朝后期综合实力已超过南朝，最终竟由统一北方的隋朝结束南北分裂，再一次实现中国的统一。

那么，佛教在这一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之中到底发挥过什么影响，起过什么作用？这是个值得学术界重视和应当投入力量进行深入考察研究的问题，也是值得社会广大读者关注的历史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以往学术界没有关心和研究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以往从事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特别是从事佛教历史研究的学者对这方面已经做出过值得世人瞩目的成绩，在发表的相关论文、专著中皆有反映。但是，应当看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专题研究不多，将历史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文化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也有待加强。

黄崑威鉴于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情况，立题侧重对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即十六国与北朝的佛教和社会进行专题考察研究，最后将成果整理成书，虽然极少涉及南方，但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作者在五年多的辛苦研究过程中，广泛搜集各种相关文献资料、考古出土文物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在整体把握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源流的情况下，综合考察和探讨十六国与北朝社会流行的佛教传播情况、内迁的少数民族与华夏传统文化、社会体制结构之间的深层次互动表现及其实际影响，旨在揭示这次民族大融合、文化融汇的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在这当中，对佛教在促进北方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融汇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所涉及的佛教中国化、佛儒关系、政教关系等问题做了重点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结论。

应当说，这是对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社会历史、民族大融合大发展和佛教研究的新成果，是应予肯定和赞扬的。

笔者年过八十，有病缠身，近来视力显著衰退，但难却旧友求序之请，谨提笔写了以上文字以为序，并作为对本书即将问世的祝贺。

2020年10月17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

[1] 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