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一辉对进化论思想的吸纳与改造

1859年达尔文（Charles R.Darwin，1809～1882年）出版《物种起源》以后，进化论迅速成为风靡欧洲的重要思想理论。恩格斯赞誉进化论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美国学者霍夫斯塔特（Robert Hofstadter，1915～1990年）则强调了进化论对人类思想产生的重大影响：“科学上的许多发现都比进化论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但仅就思考方式和信仰方式这两个方面来说，没有任何一种发现比进化论带来的冲击还要大。”[19]由上述评价可知，通常所说的“进化论”包含两大范畴，即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解释自然界中生物起源、发展、变化的生物进化论，以及将之应用于人类，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进化论，又称“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地球上的物种，随着环境的变迁，有一个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自然选择是促使生物不断进化的动力。在生物种类繁多、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必然会形成生存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局面，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衍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则会被淘汰。这一关于物种起源的理论不仅刷新了生物学的理论范式，更极大地冲击了基督教关于“上帝造人”的创世说，促使欧洲人从根本上思考人类的起源问题。到了19世纪后半期，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进一步拓展了生物进化论，由此建立起以“进化”为核心概念，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哲学体系，以“社会进化论”之名在欧洲广为流传。斯宾塞认为，进化不仅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普遍法则。社会就如同生物有机体一样，遵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生存竞争所产生的自然淘汰。然而，仅仅用自然界进化的法则解释人类社会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人，虽然也是生物性的自然存在（自然体），但究其本质是社会性存在，人类社会的组织原理极其复杂，与自然界的生物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此必须严格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理之间的边界，才能够正确认识自然界与人类本身。[20]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进化论的非科学性被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因之走向式微。

进化论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的时期正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如饥似渴吸收西洋文化的时代，因而得以以“科学真理”的身份迅速传入日本。进化论进入日本的时间，学界公认是在明治初期的十年。1877年6月，美国动物学家莫斯（Edward S.Morse，1838～1952年）受聘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动物学教授，首次系统地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介绍到了日本。次年，美国哲学家、美术史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Fenollosa，1853～1908年）赴日，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教授，从哲学角度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由此，进化论正式进入日本。日本知识界始而出版西方进化论的相关译著，继而开始撰写日本人自己的进化论，进而以进化论为理论武器观察社会现象、探索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21]因此，进化论成为贯穿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的一条重要线索，对其进行研究和梳理历来是明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围绕明治时代的进化论思想做了大量的探讨，有以松本三之介、船山信一、宫川透为代表的综合研究，[22]也有聚焦某一思想家的进化论或是与进化论有关的历史事件的研究，[23]北一辉思想与进化论，尤其是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关联或很少被论及，或仅做了大致的概观。我国学者的研究有的解析加藤弘之的进化论思想，[24]有的探讨进化论在日本近代启蒙思想中的正反两方面作用，[25]还有的关注日本对近代中国进化主义思潮译介的中介性作用，[26]近年出现的关于明治时期日本进化论思想研究的综合性论著也未将北一辉纳入研究视野。[2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北一辉研究热潮中，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北一辉思想与进化论的理论关联。美国研究者G.M.威尔逊在其专著中指出，“很明显，北一辉是19世纪欧洲（思想）的继子。……在北一辉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将国家把握为有机体和对进化论的倾倒，充分显示出实证主义对明治时期思想的巨大影响”，[28]但在其后的分析中，威尔逊则主要是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视角，考察北一辉的“纯粹社会主义批判”。日本学者冈本幸治十分重视进化论在北一辉思想体系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他细致比较了北一辉进化论思想与其进化论理论的来源之一——东京高等学校教授丘浅次郎著《进化论讲话》（东京开成馆，1899～1925年多次出版，1912年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中文译本）之异同，揭示出北一辉进化论思想的独到之处。[29]滝村隆一以进化论为视角分析批判北一辉“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特质。[30]本节在吸收已有先行研究和史料的基础上，结合2007年出版的、北一辉亲笔批注修改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31]分析北一辉对进化论思想的吸纳与改造，以及对其内外认识形成的理论影响。

北一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进化论，又何以会被其吸引呢？根据日本学者松本健一的考察，早在佐渡中学时代，北一辉就已经开始接触进化论了。佐渡中学教师长谷川清曾在博物课上使用过丘浅次郎编著的动物学教科书，这是北一辉与进化论的首次相遇。[32]然而，中学时代的北一辉因治疗眼疾频繁缺课，不仅学习成绩大受影响，佐渡中学的课程学习也并未对其思想形成发挥过实质性的作用，因此他发表于《佐渡新闻》的文章几乎见不到进化论的影子。北一辉正式展开对进化论的探索应始于1904年。1904年夏，北一辉移居东京，开始独立的人生之旅，在东京期间，敏感多思的青年北一辉成了图书馆和大学的常客。这一时期，北一辉的二弟北昤吉正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根据北昤吉回忆：“哥哥抱着极大好感旁听了早稻田大学最具人气的浮田和民博士和有贺博士的讲座，但是他对许多讲义都感觉不满。因此，他离开我搬去了丰中清水町的公寓，开始去上野的图书馆（读书）。数月之内完成了2000多页读书笔记，（不仅）精力绝伦，读书能力、理解能力和批判能力也令人惊叹。（其所阅读的范围）与公法相关的有有贺、穗积、井上、一木、美浓部诸博士的论著，经济学方面的有金井延、田岛锦次、桑田熊藏等当时所谓新经济学倾向的论著，社会主义的作品有以安部矶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诸人的论著，进化论则是丘博士的作品，思想相关的有井上（哲）博士和樋口勘次郎的论著，其余还痴迷地阅读了眼花缭乱、数不胜数的大量译著。”[33]除上述丘浅次郎的著作外，北一辉阅读过的进化论相关作品还包括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1858～1916年）的《进化论》（角田柳作译，东京开拓社，1899年出版），[34]以及德国生物学家、社会进化论者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年）[35]等的作品。

青年北一辉不顾眼疾忘我学习，他在寻找什么？在上京前完成的“日俄三论文”之终篇《切、所谓非战论者》中，北一辉展望了今后的思想课题——“吾人对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态度将于他日再详加披露”，[36]表明北一辉探索的目标是寻找能够充分论证他心目中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关联的理论武器。在“日俄三论文”中，北一辉一方面热情讴歌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则坚定地表明了自身的“社会主义立场”：“吾人明确宣告，社会主义乃吾人之主张，系吾人之一切。”[37]然而，同时代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如幸德秋水等在日俄是否应该开战的问题上均采取反战立场。幸德秋水不仅在《万朝报》《社会主义》《日本人》等刊物上接连发表非战论，1903年7月更是出版了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神髓》，尖锐地刻画出“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帝国主义=战争主义”的二元图式，将两者的关系以二者择一的方式问题化：

当今世界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和平主义与战争主义之争，足以支配国民命运之大方针唯此二者，一切政治方针亦唯此二者。[38]

进而幸德秋水又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视角出发，将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批判与对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而赋予社会主义和平论消灭剥削压迫、解放人类的社会科学终极意义。

社会主义不仅不承认现存的国家权力，更加全力排斥军备和战争。军备和战争是当今所谓的“国家”维护资本家制度的坚城铁壁，人类的多数因此被迫做出巨大牺牲。……一旦战争爆发，数以亿计的财产和数以千计的生命化为灰烬，国家社会的创伤长久难以愈合，所得者唯少数军人之功名与投机者之利益，而人类所受之灾难罪恶岂有甚于此乎？[39]

倘若没有地主资本家阶级，没有贸易市场的竞争，财富生产丰饶，分配公平，人人各得其生，则世界万邦何需扩充军备，发动战争？……（因此实现了上述理想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伟大的世界和平。[40]

幸德秋水的著作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到11月便已再版了六次，此种盛况无疑对北一辉构成了强烈的思想刺激，他在“日俄三论文”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批判社会主义者的非战论，罔顾帝国主义时代弱肉强食的现实，是陷日本国民于死地的谬论。[41]然而仅仅从现实出发，缺乏认识论意义上的“升华”，便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幸德秋水等的“社会主义和平论”，痛感此点的北一辉因此明确了思想建构的课题。经过在东京的“猛烈自学”，北一辉终于找到了“进化论”这一建构思想的理论武器，从而完成了其代表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简称《国体论》）。

《国体论》一开篇，北一辉便亮出了其写作宗旨：

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的不是精细的分科式研究，也不是以罗列材料来丰富史实，而是统一所有学科的综合分析。……本书要做的努力，正是在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法理学、政治学等所有社会科学，以及生物学、哲学等学科综合知识的基础之上，建构社会民主主义。[42]

在北一辉看来，使在“所有学科的综合分析”之上“建构社会民主主义”得以可能的，正是社会进化论这一19世纪的“科学真理”：

本书……是对人类社会这一生物种属之进化所做的说明。正如达尔文之后本杰明·基德《社会进化论》以进化论视角解说人类社会令世人惊叹，笔者亦（采取同样方法而）深感自负。[43]

众所周知，早在19世纪末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便已传入日本，涌现出了安部矶雄、幸德秋水、片山潜、堺利彦、木下尚江等一批社会主义者，1901年成立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该党党纲明确提出消灭阶级，土地及生产资料国有化等社会主义纲领，很快被明治政府禁止。1903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等成立平民社，并出版周刊《平民新闻》，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和平主义。1904年两人合译《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在《平民新闻》上发表，1906年他们二人重译的《共产党宣言》问世，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日文译本，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传播的开始。在上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日本传播中，北一辉如何定位他要打造的“社会主义”呢？对此，北一辉做了如下说明：

笔者对在巨大的外力压迫下苦斗不懈的日本现今之社会党抱有极大同情，但是是否因此就对他们的主张怀有敬意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他们（日本社会党）多数是基于感情和独断采取行动，其所主张者皆为外来思想之直译，尤以法国革命时代之个人主义为根本。[44]

笔者之社会主义实非“马克思之社会主义”，笔者之民主主义亦非“卢梭之个人主义”。[45]

北一辉断然将自身的“纯正社会主义”与宣扬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卢梭，以及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做了明确区分，并武断地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立场归之于这两者而加以否定。15年后在修订《国体论》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批判，并表明了自身的“国家社会主义”立场：

尽管他们（日本社会主义者）攻击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是否定国家，而国家乃是社会存在之前提，因此否定国家无异于否定社会自身，此自杀论法表明他们的根本思想仍停留在法国革命时期的个人主义革命思想阶段。[46]

在此基础上，北一辉援引社会进化论展开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北一辉认为，进化论不仅是支配自然界生物，同时也是统摄人类这一“生物种属”生存演化的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达尔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前者，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其运用于后者。生物进化论在揭示自然界的发展历程方面着重于说明生物界从古至今的演变，社会进化论的革命性意义则在于以社会进化论阐释人类社会的变化不仅要说明过去，更可以，也必须科学地展望未来。[47]在这一“目的论”的视角下，北一辉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图式勾画为：个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有机体国家）—世界主义。个人主义的时代亦即私有制的时代，表现为历史上的古代君主制国家和中世贵族制国家，国家主权和财富掌握在单个特权者（君主）或少数特权集团（贵族）手中，多数民众则对特权者或集团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整个社会分化为“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两大对立集团，北一辉称其为“阶级国家”时代。在进化论的视野中，任何国家形态均非万古不变的静止存在，正如古代个体间的生存竞争使斗争中的“强者”——君主和贵族成为国家的“主权者”，到了近代，长期处于“无权”地位的多数民众逐渐觉醒，并通过阶级斗争从君主和贵族手中夺回权利和自由，从而演化成以国家为实在人格和主权归属的“公民国家”。“公民国家”不存在阶级对抗，是以君主和国民为“机关”（分子）的有机体结构，北一辉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48]接着北一辉以进化论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有机体国家通过一系列帝国主义的兼并战争（同化作用）和自我保存的自卫战争（同化作用）淘汰弱者，最终“进化”至“联邦（国家）间竞争全然灭绝之人类一国的黄金乡”，即北一辉所说的“世界主义”。[49]

上述对人类历史发展及未来展望所做的进化论解释，对于北一辉对外认识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关注。

第一，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之动力机制的认识。生存竞争、适者生存是19世纪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基本理论框架，对此，北一辉深信不疑。

生物进化论是一切科学哲学的基础，而生物进化论的根本原理在于生存竞争说，因此社会主义者绝不可能置身此学说之外是毫无疑义的。……吾人坚信，社会主义若与生存竞争说背道而驰，则不过是非科学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以树立人类这一生物种属社会之进化为理想的主义，因此当然不可违背生存竞争说这一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进化之根本原理。[50]

但是，北一辉的进化论理解也绝非照搬西方，他在吸收欧洲进化论理论框架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批判和改造。

然而今日科学者所谓之生物进化论……却是极度矛盾混乱的理论，即（他们）以个人主义的独断思想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51]

吾人之社会主义立足于……以社会之生存进化为目的、以社会为竞争单位的生存竞争之事实。[52]

“以社会为竞争单位的生存竞争之事实”无疑指以日俄战争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争霸战，北一辉称之为进化过程中的“同化作用”，是推动“社会之生存进化”不可缺少的环节。众所周知，以斯宾塞为代表的欧洲社会进化论者从19世纪欧洲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现实出发，主要以社会中的个体行动为对象展开论述，在他们看来，“生存竞争”“自然淘汰”都是发生在个体间的现象，“生存竞争”中的胜者和败者归根结底都是个体，这一个体竞争的哲学在欧洲起到了推动社会变化、赋予社会秩序和阶级秩序的调整以合理性的历史作用，而在国际关系方面，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斯宾塞往往从保护个体权利的角度反对国家间的战争。[53]与之相反，成长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北一辉从一开始就对个人主义思想充满敌视，他认为，人类与动物（北一辉蔑称为“兽类”）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是“单细胞生物”，因此动物界的生存竞争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人类这样的高等生物在两性繁殖的基础上产生多样化的社会关系，进而以有机体社会组织为单位展开生存竞争，在20世纪的人类现实中，最有力、最高级的社会组织莫过于国家，因此国家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才是理解生存斗争、解释社会进化的根本思想。[54]这一国家主义的生存竞争说无疑构成了北一辉帝国主义战争观的重要理论基础，终其一生，北一辉都主张国家间的战争是推动人类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机制，战争的结果是小国被吞并，大国不断扩张领土，人类社会的“进化”得以推进。

国家竞争以征服吞并的形式促进社会进化。……因此，吾人强烈主张帝国主义是历史上社会进化最为有力的历史阶段。[55]

过度强调“国家主义”的另一个结果，令标榜“社会主义”的北一辉走上了疏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虽然生在德国，但却是没有国家只有社会的犹太人，因而其主义首先是在没有国家，只有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而社会组织若求之我日本则唯有国家而已，因此社会主义之于日本便是国家主义。[56]

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北一辉曾经抱有匡扶社会正义之志，《国体论》第一章便是论述“社会主义的经济正义”，他认为：经济上不平等造成穷人对富人的人身依附，社会主义国家整体上也有退化成大资产者私有的危险。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土地和生产资料国有基础上统一管理社会财富，满足全体国民的经济需求。[57]然而这种同情劳动阶级、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未能走向无产阶级的解放，相反被回收到国家主义当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理想，形成了美化日本侵略扩张的“国际无产者”理论。

英国是横跨全球的大富豪，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只有几个零星小岛、在国际社会中居于无产者地位的日本，为何不能以正义的名义享有剥夺（英俄之）垄断而开战的权利？欧美的社会主义者肯定国内无产阶级斗争，却将国际无产者斗争视为侵略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上岂非自相矛盾？……既然他们主张国内无产阶级应当组织起来，准备以武力和流血牺牲打破不义的现状，那么他们也应该无条件承认国际无产者日本充实陆海军武装力量，以战争手段匡扶国际正义的合理行为。如果这种行为也被算作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日本将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欢呼声中戴上黄金的王冠。[58]

第二，与生存竞争说相结合的国家有机体论。北一辉将生存竞争的基本单位由个体转换成国家，因此他必然要对“国家”的结构和特点做出理论说明，回应这一理论课题的便是他的“纯正社会主义”论。北一辉批判欧洲社会主义的谬误在于落入了“个人主义”的陷阱，没有认识到“个人主义”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扬弃了“个人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纯正社会主义”。北一辉进而指出，“国家”并非人为制造的统治工具，而是“具有实在人格的生物有机体”。

人类这一高等生物在生殖目的下……形成男女、亲子、兄弟等个体，同时（这些个体）也是……更大的个体社会之一分子。今日倡导之真理社会有机体说、国家有机体说便是基于此点而产生的。[59]

人是基于自身的天性形成政治组织、开展共同生活的动物。因而所谓国家之外非神则兽，意思是人的存在只有在社会当中才得以成立，这一今日之科学结论早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史的绪论中就已经被书写了。[60]

将“国家”视为自然形成的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组织，完全曲解了“国家”形成的历史根源，同时也混淆了“国家”与“社会”两者的根本区别。《国体论》中北一辉将“国家”定义为“地理上被限定的社会”，[61]即二者仅在空间范围上有大小之分，到了《国体论》修订版，北一辉则将“国家”升级为“永久存在之社会”，[62]表明其认识的进一步固化。国家有机体论通常包括以下几层哲学含义：①国家是一个整体；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③整体决定部分的性质；④离开整体不可能理解部分；⑤各部分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存。[63]因此，国家有机体论在政治上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至上主义倾向，主张国家是个体权利和义务的来源及归属，例如北一辉以日本为例表达的上述见解。

日本国民和日本天皇绝非通过订结宪法规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两大对立阶级。……日本天皇和日本国民的权利义务均为对大日本帝国的权利和义务。[64]

这一国家垄断国民权利、义务的“有机体国家”观为日后北一辉集权主义式的“国家总体战”政治纲领埋下了理论伏笔。

第三，进化论的动态视角对北一辉天皇观的影响。进化论的认识论特点在于对万事万物以“变化”的视角加以审视，从而形成人类历史不是静止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历史哲学。北一辉思想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将进化论的认识论应用于分析日本历史，从而揭示天皇存在的历史性。从进化论的视角出发，北一辉指出日本的国体绝非千年同一，天皇也非古今不变。明治维新以前，天皇占有土地和人民，是统治权的主体和利益归属之所在，国家和国民是天皇统治下的“物格”存在；随着明治维新后“国体”的进化，国家转变为具有自身目的和利益的“实在人格”，成为主权的归属，天皇和国民则变成服务于国家目的的机关和分子。[65]北一辉所做的历史解释，目的在于以进化论方法说明明治维新后建立的近代国家为有机体国家（即北一辉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人类进化图式中通往“世界主义”的必由之路，符合进化论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对于天皇存在的动态解释也极大地冲击了明治政府炮制的“国体论”意识形态，具有“偶像破坏”的历史功能，因此日本研究者宫本盛太郎称北一辉的思想挣脱了“天皇信仰的束缚”。[66]这一思想突破的结果令北一辉对天皇采取了“为我所用”的功能主义态度，为其制定“国家改造”大纲的夺权路线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北一辉以社会进化论、国家有机体说论证帝国主义战争的合理性，貌似“科学”，实则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众所周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战争还是近代国际社会所认可的主权国家行为，即只要主权国家履行一定的宣战手续，战争便有了合法性和正当性，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和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便是依据这一法则的现实演绎。[67]北一辉是在这两场战争的熏陶之下成长的一代人，因而大力推崇战争哲学，可谓帝国主义的“时代之子”。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潮流转变为否认主权国家使用战争手段，和北一辉的战争主张格格不入，他引以为“科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很快走向了衰落。尽管如此，在沉迷于近代“武力之福音”的日本社会，北一辉的蛊惑依然拥有广大信众，其“国家改造”的战略设想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出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