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稿
论曾巩古文醇厚严密、简淡明洁所蕴涵的文学美感
熊礼汇[1]
摘要：在唐宋古文大家中，曾文以醇厚严密、简淡明洁著称，这既决定了曾巩的文风走向，也带来了他古文特有的文学美感。本文按文体门类分别论述曾巩书牍古文、目录序、集序、送序、杂记作品的基本写法和文学美感。论书牍，分上书、与书两类言之。言上书，又细分为干谒进见、感恩致意、陈情请调和言事“慰勉”执政之被谗而去者四项，逐项言说其写法及美感特质。论目录序等，既注意到其作为说理文的写作特点和美感价值，也充分考虑到作者特有的艺术趣味和习惯做法，如谓其惯于引经据古以说理，导源千里以说理，纡徐往复以说理，一意数层以说理，平心静气以说理，爱用长句、问句、反诘句句式以说理等。论杂记中的亭台楼堂、观门佛殿记时，则在言及以论为记基本写法的同时，注意到他有意吸纳和采用多类文字为记的特点。谓其有以考证文字为记者，有以说理文字为记者，有以抒怀文字为记者，有以传论文字为记者，有以非议文字为记者，有以描叙文字为记者。论及救灾、治湖等记事文时，则从叙事、议论入手探析诸记“一篇之中兼有二美”的写作模式，以及各自的美感特征。
关键词：曾巩古文 唐宋古文 唐代文风
曾巩（1019—1083）为唐、宋著名古文家。他能跻身“八大家”之列而得到历代学者的首肯，不但在于眉山父子纵横一世而他能抗手孤行、独步一时；还在于其文风走向虽出于欧门纡徐婉曲一路而说理之详备、敷文之醇茂，欧公亦有所不能；还在于他虽同王安石一样深于经学、为文精悍却能“简奥而不晦”；[2]还在于他为文既有学韩学欧的一面，更有超越唐宋、步武两汉、“自负要似刘向，不知韩愈为何如尔”的一面，[3]且所作古文多为不愧匡、刘者。曾巩古文在唐宋八大家中独树一帜，考察其古文的特色及成因，似应注意两个人对他的影响，一是欧阳修，一是刘向。前者于其文风有矫正、引导的作用，后者于其文风形成有提供矩矱、范式的作用。而最能反映曾文文风特征的古文，应为其书牍（不可上书、与书）、目录序、杂记（不可学记）之作。故本文主要以这几类古文为研究对象，浅论其醇厚严密、简淡明洁之艺术风貌所蕴涵的文学美感。
一 书牍古文的基本写法和美感魅力
书牍属于应用文类。出于其告语性质，在诸多文体中，论内容的无所不包、表现形式的自由灵活、风格的多种多样，以及语言的不拘雅俗，书牍是很突出的。因而其文学美感形成的因素较多，成长的空间较大。书牍实为书和尺牍的合称。书与尺牍的最大区别，是篇幅的长短，书长而尺牍很短。书牍题目虽有上某某书、答某某书、谢某某书、寄某某书、与某某书、付某某等，实则按接受对象身份、地位而分，仅有上书、与书两类。一般致书于上司、前辈者为上书，致书于同僚、同辈、下属、晚辈者皆可称为与书。像曾巩《寄欧阳舍人书》《谢杜相公书》《与杜相公书》《答范资政书》《与抚州知州书》，虽无上书名，实为上书。《答王深甫论扬雄书》，《答袁陟书》，实为与书。上书接受对象特殊，地位崇高、影响巨大，而投书者多为后进在士，所言之事又为非言不可者。故唐宋古文家作上书，必精心构思，刻意经营，要将事理说得清楚明白，且出言得体，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如果要找一种足以彰显古文家写作功力和风格特征的文体，上书无疑可以入选。[4]唐宋古文家作上书，大概都会用到一种修辞策略，就是自占地步，但各人的行文方式、话语风格及其带来的美感却不一样。
子固的上书按致书目的分，可分为用于干谒、进见者，用于感恩致意者，用于陈情请调者，用于言事或“慰勉”执政之被谗而去者，四者写法及美感特征均有差异。
用于干谒、进见之上书，可以《与抚州知州书》《上范资政书》《上杜相公书》为代表。三书都是通过说理自占地步，且自树立处甚高，但表述方式和行文风格不大一样。《与抚州知州书》，是曾巩年轻时的作品，明显带有效法韩愈文风的痕迹。书中“具道其本末，而为进见之资”，实谓其书写策略，即通过详说“士”“心有所独得者”的“同”和“不同”，来说自己进见知州的理由。作者实以“心有独得”的士人自居，以占地步。“具道本末”则学韩文极力张扬个性的手法，将其优长之处夸张、形容到极点。句法亦学韩文，既用极尽形容之能事的超长句式，铺陈其优长处，云：“其心有所独得者，放之天地而有余，敛之秋毫之端而不遗；望之不见其前，蹑之不见其后；……天下吾赖，万世吾师，而不为大；天下吾违，万世吾异，而不为贬也。”又连用两反诘句，谓“其然也”，“岂剪剪然而为洁、悻悻然而为谅哉？岂沾沾者所能动其意哉”。正说反说，真有点语直气盛，咄咄逼人。显出青年曾巩意气激昂的一面，其文其人之特点，亦即此书美感之所在。但书中说理只说到“进焉而见其邦之大人”一层，至于进见所为何事则未明言，使得后人揣摩不一。且谓“其文迂蹇，不甚精爽”。[5]诚为其弊。《上范资政书》《上杜相公书》，致书对象，一为由参知政事罢为郴州知州的范仲淹，一为罢相出知兖州，自兖州以太子少师退休的杜衍。二书均是通过说理自占地步，不过其说理亦为高抬对方而设，又与“自叙其所愿与所志”和道“其忻慕之志”密切相关。前书主要通过引经，说自古以来为人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甚难，而为称颂范公乃数百年“天下豪杰不世出之材”中，“而造于道尤可谓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谓详且博者”张本。更为后言“愿闻议论之详，而观所以应于万事者无穷”，奠定“自叙其所愿与所志”的基础。如张伯行所言：“此书以为（范）公之应事，本于《易》之变化，而欲亲炙门下，以承其教。其于学问之意，盖惓惓焉，与投书献启以干王公大人者，相去远矣。”[6]显然其立意之新、立意之高具有的醇厚之美，离不开文章布局的自占地步，和行文的环环相扣，法度严谨。后书主要通过道古，历数舜及汉、唐名相事迹，而谓杜衍乃唐后“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真知宰相体者”，以高抬对方；通过陈述自己对古今“良宰相”的景仰之思，以道进见之意，而显出自占地步之高。道古虽一一说来，行文却简淡明白；言杜公为相，则细言其事，委曲道来，而结以三感叹句：“呜呼！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真知宰相体者，非阁下其谁哉！使充其所树立，功德可胜道哉！虽不充其志，岂愧于二帝三代、汉唐之为宰相者哉！”钦仰之意，溢乎言表，以至过言其事。而言敢于上书以明“忻慕之志”，也是曲折说来。既谓观今贤杰之士角立并出而“叹其盛”，观阁下改革政事而“爱其明”，观贤杰“不合而散逐消藏”而“恨其道之难行”。又谓“以叹其盛、爱其明、恨其道之难行之心，岂须臾忘其人哉”。又谓相距千里、相隔千载“尚慕而欲见之，况同其时，过其门墙也欤”。又谓“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一层一层，纡徐道来，说得进拜势在必然。作者所占地步虽高，却语从心出，诚意逊气可掬。
用于感恩致意的上书，可以《谢杜相公书》《与杜相公书》《答范资政书》《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寄欧阳舍人书》为代表。庆历七年（1047），曾巩陪父前往汴京，不意途经南京（今商丘）时，父因病而殁。当时曾巩虽未入仕，但其文名已声闻朝野，故退居南京的杜衍对其施以援手，帮助他克服因父病、殁遇到的种种困难。二书谢恩，皆由此而发。千古之下，读者亦为作者感恩之心和杜公施恩善举所表现的人性美而动容。而感恩不但叙其事，还说出施恩者善举的意义（如谓其“爱育天下之人才，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推而行之，不以进退”），抒发感恩者的至诚之情。而谓“明公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且谓“巩之所以报于明公者，亦惟天下之义”，显然是兼为颂扬杜公功德、表达谢恩之心高占地步。《答范资政书》，因得范仲淹“赐手书及绢等”所作之感谢信。写法亦如前二书，即先简叙其事，再致谢意。叙事特别强调自己的学行不济，和与对方仅有一面之交，而“拜别期年之间，相去数千里之远，不意阁下犹记其人”，以见其关照的难得。致谢则极言其关照意义之大，谓“盖阁下乐得天下之贤材，异于世俗之常见”，具有激发世人改变浇薄世风的作用，所谓“于衰薄之中，为有激于天下”者。当然，这样说也是兼为颂扬对方功德和感恩致谢高占地步。曾巩第二次应礼部试前，曾以书（即《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及杂文、时务策两编上呈欧公，欧公激赏不已，为之延誉。应试落第而归，欧公又作《送曾巩秀才序》加以勉励。谢书一般会有两方面的内容，记叙事和致谢，形成美感的重要因素即为叙事之事和致谢之情。此书叙事处有二，一为开篇所云“某之获幸于左右，非有一日之素，宾客之谈，卒然自进于门下，而执事不以众人待之。坐而与之言，……受赐甚大，且感且喜”；一为篇后所云“执事每曰：‘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及行之日，又赠序引，不以规而以赏识其愚，又叹嗟其去”。两处叙事或言欧公“未尝不以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于当今之世者，使巩熏蒸渐渍”，或言自己“敢不自力于进修哉！日夜克苦，不敢有愧于古人之道，是亦为报之心也”，均能高占地步，但最具美感魅力的，是作者以门生弟子身份向欧公说的心里话。这心里话主要不是指他落第后的自责，所谓“诚其材资召取之如此故也”，而是他引以“自慰”的言辞，即篇中所云他归乡道中所见引发的“自感”。“自感”拿自己种种优越生活条件和千百难民逃难的悲惨境遇相比，不但说到一路“有鞍马仆使代劳”“可力求箪食瓢饮”以解饥渴，“比此民绰绰有余裕”，还特别说到虽落第，“而尚获收齿于大贤之门”。两相比较，当然“足以自慰”。前人对这段文字的安排，有两种看法。何焯以为全书“语太繁絮，患在不能峻洁”，[7]除嫌其语冗，似于此段可有与否存质疑之意；张伯行则谓“师生道义之爱，娓娓动人。中间写道中所见，忽然生出烟波，笔墨之妙，何其淋漓尽致也”。[8]张氏以为此书美感，既来自呈双向形态的“师生道义之爱”，也来自言说思路的变化，即“中间写道中所见，忽然生出烟波”，还来自叙说的“娓娓动人”“淋漓尽致”。张氏看到了书中淋漓尽致写出道中所见感受，能显现曾巩落第心态平和的真实性，能表现曾巩感谢欧公知遇之恩的真诚性，而片片真意真情从赤心流出，质性醇厚，语语动人，大有利于凸显师生之爱、师生之情和这种本于道义的情感之美，因而其说可取。《寄欧阳舍人书》，乃曾巩谢欧公为先祖（致尧）作《神道碑铭》之恩而作。此书为曾文写法纡徐百折、逐层牵引、笔致深曲之代表作，前人称为“南丰第一得意书”（浦起龙语），或谓“应为南丰集中第一”（林云铭语），“在南丰集中，应推为千年绝调”（过珙语），“实为南丰集中有数文字”（林纾语）。此书文学美感至少有四，一是作者感慨呜咽之气所蕴含的感恩之情的真切美；二是说作者为“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方能用“公而是”的态度作好碑铭的识见美；三是纡徐曲折、层累言之的艺术美；四是行文思路、用语句式的独特性带来的婉曲达意的力量美。谢书涉及三个人物，即欧公、先祖和作者。如何处理三者关系，在谢恩前提下，使三者各得其所，都能处于应有的思想高度，此为曾巩构思的核心问题。难得的是，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采用高占地步的书写策略，即通过阐说欧公撰写碑铭的特点（即以“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的身份取一“公而是”的写作态度），借助“水涨船高”效应，使大家都能处于相应的高度。且用纡徐百折、逐层牵引的手法（林纾说是“偏不作一串说”）落到欧公身上，再出以感慨议论，而尽写恩之意。谢书从志铭与史文体要“义”（内容、功用）的同异说起，强调的是“古之人有功德才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论“警劝之道”，则与史相近。继而说到世风衰薄，“铭始不实”，故“传者盖少”，原因在于“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接着自为问答：“孰为其人而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然后论证其说，详言“畜道德”“能文章”两者缺一不可的道理。至此似可言及欧公，行文却又荡开一笔，极言此类高人之难遇。真是逐层牵引，为欧公高占地步蓄势。蓄势愈厚，欧公其人其文，自然难得，于己之恩愈显其重，无以为报。这些自是谢书应有之意。由此出发，对先祖的褒扬和对欧公的感恩，所占地步亦随之升高。本来，前言志铭功用，已隐谓其先祖为一“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此处极言欧公难遇，“而先祖言行之卓卓，幸遇而得铭”，自然其铭必为千秋信史，必为“世之学者”读而感激涕零者。可见高抬欧公，也自自然然为褒扬先祖德行占了地步。与此相关，作者的感恩境界也随之跃升，由感慨以至呜咽，诉说“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何以图之”，进一步说到欧公善待曾巩祖孙，会带来多种良好的社会影响（书中所谓“数美”），实将一人一家之事上升到关乎世道人心的层面作论。看为感恩而发，实将褒扬祖德、提升感恩之举的意义都蕴涵其中。至于行文思路、用语句式最突出的特点，是惯于从比较角度论事说理，爱用对言句式达意，爱用疑问、反诘句式达意，爱用排比、容量很大的长句以及语意层层推进的句式（常用“……况……况……”联缀成句）。这些应是曾文行文纡徐曲折、简淡明洁的表现方法之一。
用于陈情请调的上书，当以《福州上执政书》为代表。巩上书执政，请调入京奉养老母，时“巩年六十，老母八十有八”，但书写策略并不像李密《陈情表》那样，主要以抒发侍养老母的真情、悲情来打动执政者。上书虽也言及母子远隔之苦，谓“此白首之母子，所以义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仍从理性层面而言。而主要是通过引《诗》释《诗》，详说“先王之世，待天下士”的特点；通过叙说自己一年来除寇治旱的经历，以道其治绩。说前者是为了阐明“上之所以接下，未尝不恐失其养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养父母之心，未尝不以告也”的大义，证明他的“以将（奉养）母之心告于吾君吾相”，合乎大义；说后者是为了介绍自己出知福州的治绩，和“方地数千里，既无一事，系官于此，又已弥年”的现况，说明内调正逢其时。总之，此书主要是用大义之理和治政之事说服上司。所谓陈情，主要是陈述情势。故此书之美感，主要不在于情，而在于理和事。准确地说，在于引《诗》释《诗》道古以高占地步；行文纡徐往复，充溢温柔敦厚之气，显出作者性情的醇厚蔼然；又叙事简淡明洁，结以“则可以将母之心告于吾君吾相”，“回抱上文（引《诗》所言大义），不照应而有照应之妙”。[9]篇末从有无两面申言请调如愿之意义，言有，谓“则仁治之行，……后世之士，且将赖此”云云，自为直说明言；言无，谓“其无《北山》之怨、《鸨羽》之讥、《陟岵》之叹”。后者纳《诗》名于句中，以道不能如愿之遗憾，联系前言以《诗》义为立论基础，此数句似乎别有韵味，有一种难言之美。
用于言事或“慰勉”执政之被谗而去者的上书，可以《上蔡学士书》《上欧蔡书》为代表。《上蔡学士书》，篇末言及“书所作通论杂文一编以献”，“愿赐观览”，并向蔡襄呈王安石“所为文一编”，愿将其人“进之于朝廷”，似属进见、干谒之作。而上书时当庆历新政将败之时，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扇构党论，制造谣言，蒙蔽仁宗及天下舆论，使得以范仲淹为首的新政施行者岌岌可危。而曾巩上书知谏院蔡襄，建议恢复谏官“朝夕上下议”的职责，实乃要求谏院在政局纷乱之时，主持正义，以正仁宗及天下之视听。故此书又可称为言事之作。其文风则属柔婉一路，行文以议论为主，而持论平和而不锐利，用语柔顺而不激抗。书从“东汉之末”的“圣贤之道往往而不行”，说到“今日两府、谏官之所陈，上已尽白（清楚明白）而信邪，抑未然邪”，以概言谏官履行职责的重要。继而说“古之制”，论证谏官履行职责的重要。再说到今日谏官不能尽职尽责的弊病，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使谏官侍臣复其职而已”。为了强调这一建议的重要，篇末又用唐宋作比，谓“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则前数百年之弊无不除也，否则，后数百年之患，将又兴也，可不为深念乎”。此书的柔婉，不但来自议论的层累言之，还来自议论中言事的周密细致，和出语多用疑问句式和反诘句式。《上欧蔡书》，意在劝慰欧、蔡二公以道自任，勿以一不合而止。作者以后学白衣之身，慰勉当朝被谗去官之大贤人，行文自宜采用他所惯用的纡徐曲折、层累言之和自占地步的方法和策略。书从“少读《唐书》及《贞观政要》见魏郑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无不议论谏诤”，恨不能生同其时，亲见其事以歌颂推说的遗憾说起，说到欧、蔡二公得为谏官忠于职守，无所畏惧的事迹。且谓其所为能“致今日之治居贞观之上，令巩小者得歌颂推说，以饱足其心；大者得出于其间，吐片言半辞，以托名于千万世”。其颂扬所言实为上言遗憾内容之扩充，于此亦可见行文的纡徐和结构的严密。与颂扬形成巨大落差的是接下来对“二公相次出，两府亦更改”的叙说，一则将政敌的欺诬攻击无所不用其极、无所忌惮形容尽致，一则直言作者的“感愤痛切，废食与寝，不知所为”。见出二公遭遇的不公，和作者的义愤填膺。然后以孔、孟为例，详说君子于道，“不以必得之难而废其肆力”，愿二公以道自任，勿“以一不合而止”。并谓“此非巩之望，乃天下之望”，“是亦为天下计，不独为二公发也”。本来，以孔、孟作比即已抬高二公，作者出言获得了极大的主动权，而“非巩之望”云云，更是为其所言希冀之意和慰勉举动高占地步。此书叙事委婉缠绵，曲曲折折，而又照应得好。大局布置严密，局部行文自由，叙写周全，抒怀充分，既有浩浩之势，又有悠然之味。总言其美，当以情义之醇厚、恳切，行文之纡徐、缠绵，叙议之周密、详赡为特色。
曾巩与书对象多为身份、地位与之相近者，故行文径遂直陈者多。如《与孙司封书》开篇即说孔宗旦预言侬智高必反及其死节事，叙议兼用，希望为其平反，将其事迹“载之天下视听，显扬褒大其人”。书中既谓宗旦“使独有此一善（指料侬必反，且书告守将陈珙），固不可不旌”，又说“使宗旦初无一言，但贼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不赏”，又说当时宗旦非独书告陈珙，凡为使于广东、西者皆历告之，而今“必不肯复言宗旦尝告我也”，还言其“喜学《易》”、“好议论”的习好，及“先以其亲遁”以证“其有先知之效”。其叙事几乎“句句字字呜咽涕洟”（茅坤语），议论则不掩光焰，纵然反复驰骤，却不同于上书的纡徐往复，委婉道来。此书可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媲美，不但美在孔宗旦被淹没的功臣事迹，美在作者为蒙冤功臣声张正义的情怀，还美在叙事的简淡明洁和剖析事理的卓有见识。他如《与王介甫第二书》，开篇针对介甫所言，直谓“足下无怪其如此也”。下谓“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谓“岂非左右者之误而不为无害也哉？则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谓“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语带锋芒，皆直言奉上。《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实为驳论。也是入篇即列出对方观点，谓“巩思之恐皆不然”，再逐条加以辩驳。其他与书亦然。一般说，作与书较之作上书，各方面的自由度都大一些。曾巩与书虽少有刻意经营者，但叙事说理的详赡周匝、行文的层次分明和自然照应，和诸多表现力强、情感色彩较浓的句式，却同样存在于与书中，因而两者也有相似的艺术美。
二 目录序、集序和送序“文各有体”的文体价值
历代古文家都重视古文的文体特征，有自己的文体观念。“文各有体”，强调的是在古文写作和鉴赏中，充分注意和尊重文体固有体式、功用、内容、写法、风格和语言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这一看法在明代十分流行。北宋时期，则欧、苏等文体变通意识较强，所作古文变体者多；曾、王文体意识较强，写作、鉴赏都持“文各有体”之论。可以说，曾巩的目录序，文集序、赠送序，其基本写法和美感特质，都缘于其“文各有体”的文体价值。现分而言之。
（一）目录序的写法和美感特质
曾巩曾在史馆校勘古籍多年，每校一古籍，必以“臣”或“臣等”身份作一目录序。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录序是曾巩创造的一种古文文体。这一文体最早的雏形，应是西汉刘向校阅皇家藏书向皇帝写的报告。当时称为上叙或称叙、后序，如《上战国策叙》《上关尹子》《上晏子》《孙卿子后叙》等。因《上战国策叙》落款有谓“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故又称为“校书录”或叙录。曾巩目录序也被称为校书序，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即谓“曾巩校书序云”。曾巩的目录序和刘向的叙录一样，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介绍所校书籍的作者、篇目、版本、编校等基本情况，一是对书中思想内容特别是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的评论和对其存在价值的评估。前者如实叙述，后者以议论为主，为序之主体（或径称其为序）。持论总的原则一如刘向，以儒学为本，具体看法则有同有异，以超越者居多。其写作范式多为开篇一段交代编校整理情况（也有篇后补充相关情况的），继而来“一段大议论”。这一范式打破了“宋人叙古人集及古人所著书，多以考订次第为一篇之文而已”的惯例，[10]形成了曾巩式的目录序古文体式。曾巩目录序，既以“一段大议论”为主体，自为学者撰写的学术散文。自然识见之新颖、独特、深刻，及人之所不能言，和相应的表达艺术，为其重要的美感质素。
曾巩目录序今存十一篇，可分为《战国策目录序》及南北朝史书目录序和刘向等人著述之目录序两大类。史书目录序实为断代史之专论，反映曾巩的历史观和他对相关时期重要史实的看法；个人著述目录序，则针对作者立意、取材等方面的得失作论，两者皆以识见胜。如《战国策目录序》，前驳刘向“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实乃一语中的；中谓“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言之透辟，可谓“将古今治乱升降之故，说得明白切当”（孙琮语）。后说邪说“放而绝之”之术，当使其说明于天下，使人知其不可从、不可用，而不是“灭其籍”、废去书。亦我高论。《南齐书目录序》，论修史关键在于所托得其人（与其谓作志铭公与是须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为之同一思路），谓“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并具体提出“良史”“明”“道”“智”“文”四方面的要求。章学诚亦谓“古人序论史事，无若曾氏此篇之要领者，先儒谓其可括十七史之统序，不止《南齐》一书而作”。[11]刘向著述目录序，如《新序目录序》，指出刘向《新序》“不能无失”，“要在慎取之而已”，康熙即谓“‘慎取’二字，真读书要诀，此论大所独闻”。[12]《列女传目录序》，言“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盖本于文王之躬化”，远超刘向“胎教”之说，浦起龙即称其“述女德而推本身化，程、朱执笔持论无以过之”。[13]刘大櫆亦谓“子政胎教之言，已足千古，子固更进一层，归之身化，深入理奥”。[14]《说苑目录序》，谓刘向著书、建言“徇物者多而自为者少”，盖因其不能“安于行止”，“择其所学，以近乎精微”。实是对一种只知采录他人著述内容曲折达意，而不能自出机杼以陈己见的学风和文风的批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徐干中论目录序》，称赞徐干为学“能独观于道德之要，而不牵于俗儒之说”，“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为人“治心养性，去就语默之际，能不悖于理”，“其所得于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浊世，有去就显晦之大节”。前人谓其“得表微阐幽之意”，[15]“发潜德之幽光而若不及”，[16]正反映出他论学、论人的独具慧眼。《礼阁新仪目录序》，黄震即言：“南丰谓‘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余谓此名言也。”[17]曾巩目录序的学术视野开阔，探讨的都是一些大问题，因而其文虽小，而格局很大；话语不多，而识见过人。能见大识远，在于学有根本。经学、史学方面的修养，当为其论学立意最重要的基础。而对刘向学风的批评和对徐干学风的肯定，所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或谓“不免乎为众说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和“独观于道德之要，而不牵于俗儒之说”，实乃曾巩治学精神之宣示。既学有所本，又有如此学风，作论自多识见之美。
除识见美外，曾巩目录序的另一美感质素是法度美。用王慎中的话说，就是“此类文皆一一有法，无一字苟，观文者不可忽此”。[18]古文法度包括修辞策略和书写手法，大至于篇章结构的整体安排，小至于字法句法的运用。每个古文家都有自己说理、叙事和造句、用字的习惯性作法，而这往往是构成其独特文风的主要因素。目录序均由叙说目录提要和议论说理的文字组成，其法度美自存在于叙说文字和“大段议论中”。比如人们常说的至有条理，平易和缓，文字简淡明洁，绝无浮墨浪笔，即兼叙议而言。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大段议论”的书写方法或谓表现艺术。
曾巩作目录序，和作其他说理文一样，都显现出他特有的艺术趣味和审美取向。这就是习惯于引经道古以说理，导源千里以说理，纡徐往复以说理，一意数层以说理，爱用长句、问句、反诘句式说理。只是目录序乃学术论文，故行文多不大动声色，可谓平心静气以说理。试以数篇为例，略言其法。《战国策目录序》否定刘向“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的看法，即拿古之圣贤孔、孟和战国策士行为比较作论，谓“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二子所为，并非好作异论，“能无苟而已”，实“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战国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苏秦、商鞅等用其说则亡其身，诸侯及秦用之则亡其国，为世之大祸明矣。两相比较，游士理论思维的荒谬、实践行为的自欺欺人，结果的悲惨，都证明刘说有误。而行文概叙概论，论断精准，而出语简淡，言之从容和缓，不露锋芒（如言二子明先王之道要义，用“岂将……亦将……”选择句式，言其可贵，用自问自答句式），说得透彻（或反复陈述，或在一长句内从多方面加以说明），令人信服。《南齐书目录序》，批评萧子显“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绘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致使功名卓著之君臣，“未有赫然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礼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认为此书的失败，在于“所托不得其人”，即未选对作者。为了证明其说，目录序即导源千里以说理，从史书的功用说起，从史书成败和作者的关系说起，谓“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继而说到古之“良史”必备的四个条件，且以《尧典》《舜典》为例，回答“何以知其然也”。又说“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而以司马迁为例。既言其长，又说其短，而谓其实亦不合“良史”必备之条件。并谓“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耶”，实是从二《典》一直说到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此序说理，不单导源千里，而且同一观念反复言之，竟然四次出现言说角度不同、用语略有差别、同为强调良史必备四个条件的语句。[19]如此一意数层以说理，自会带来说理的透彻、严密。《新序目录序》，说刘向为学之短及《新序》之“不能无失”。说理也是导源千里，从古之治天下的世教之盛，即“一道德，同风俗”说起，说到周之末世，“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说到汉兴，“一切不异于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说到刘向等人，“不免乎为众说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列女传目录序》，言女德由刘向之胎教说跃升至“以身化”或“反身”之说，则本于经训，引经释义以说理。《新序目录序》曾以“《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尝不相为终始”，证说古代世教的“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说苑目录序》，用孔子、子贡和孟子等古之圣贤的言行，证说“学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难也，知其精微之际固难矣”，和批评刘向的不能“安于行止”，“择其所学，以进乎精微”。与引经释义以说理应属一种思路，《梁书目录序》，批佛不能睹“圣人之内”。引《书》“思曰睿”以作发挥，敷衍成一大篇“圣人之内”论。又引《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说“圣人两得（得于内、行于外）之”原因；再引出与之相反的“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乃“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仅用一句作结：“佛之失，其不以此乎？”而点明其症结所在。行文思路，则是以经术为立论之本。《礼阁新仪目录序》，人称《礼论》，专论礼因时而变的道理。意谓礼制之变，当“合乎先王之意”而不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此序立论虽本于儒学，出入经史，行文却摆脱了遍引经典或圣贤语录以说理的做法，借助思辨、推论，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自得之见。首段谓“礼者，其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实从体用两面说“礼”之特点，亦即“先王之意”。所说“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则属“先王之迹”。次段说古今有变，俗习亦异，礼法不能恒久无失，“失则必改制以求其当”。但“后世”讨论礼制变革的人，“不原圣人制作之方”，而要“一一追先王之迹”，结果带来严重后果（由无法效仿导致废礼，由废礼导致犯罪不止，由犯罪不止导致法律繁多，由法律繁多导致犯罪者更多），是很糊涂的。第三段则道古以说“制作之方”。方法是一意翻作数层说。一意是古今之变不同，当“屡变其法以应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养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后能合于先王之意而已”。数层则“上世圣人”云云为一层，“至于后圣”云云为一层，“又至于后圣”云云为一层。三层叙事句式略有不同，结语句式大体相同（几乎全为“岂……哉？以谓……者……也”句式），构成小段落的排比。显得纡徐往复，而有抑扬唱叹之美。第四段说“有圣人作（出现）而为后世之礼”的做法，和“后世不知其如此”而变礼的种种不足，批评后世废礼不施于民，“至其陷于罪戾，则繁于为法以御之，其亦不仁也哉”。四段文字，段段都不离“礼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即使末段批评后世废礼繁法以治为不仁，亦以之为前提。故此序除行文层次分明而又前呼后应，团合得紧，且段落之间、句子之间，意思承续转接，逻辑严密，无罅漏处。
（二）集序的写法和美感特质
集序即诗文集序，曾巩为序之诗文集，绝大多数的编校工作不是由他完成的，故作序言编录之事较少，而以论述作者身世、创作得失、诗文价值居多。《范贯之奏议序》，前半详写范师道“以言事任职”，直气切谏，尽于职守的情形，和“（范）公与同时之士”积极进言 使得“朝政无大缺失，群臣奉法遵职，海内乂安”的效果。后半除谓“岂独见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于无穷也”，简言奏议价值外，还略言其“从政宽易爱人”的特点，和与公同时同有言责者，“后多至大官”，“而公独早卒”的际遇。前人称赞此序“沉着顿挫，光采自露”，肯定它序人奏议，既能突出范公的直气且谏，又能写出仁宗的虚心纳谏，“能形容圣朝之气象，治世之精华”。[20]谓“子固集序，当以此篇为第一”。[21]同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为祖父写的《先大夫集后序》。其先祖曾致尧，“性刚率，好言事，前后屡上章奏，词多激讦”。[22]故序文言及先祖遗集所收诗、赋者少，而涉及书、奏者多。而涉及书、奏，亦非直论书、奏之文，而是在叙说先祖生平际遇中，特别强调其切谏经历，及其所言之大概。说经历，或谓“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或谓“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或谓“公尝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或谓“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益切”；说大概，则谓太宗时“治财利之臣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要、罢管榷、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真宗时“道家之说滋甚”，“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显然，言此，是对其书、奏内容、功用、意义以及进言背景、动机的很好交代。而说切谏经历，实以见知于天子、见抑于大臣立意。说见知于天子，赞不绝口，至谓“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前人谓“是文中尊王敬祖应有之言”（林纾语），实为场面上话。曾巩于其先祖的直不见容于朝（君臣），实则抱恨终身。不然，他就不会在序中将其切谏经历一一道来，“层折以舒其愤”（康熙语）；不会两次明言“公卒以龃龉终”，慨叹以泄其愤；更不会下意识地用长句或超长句（如“当此之后”诸句）“话赶话”式地逞气直言。曾巩为人本有乃祖之风，其为先祖不遇抒愤，也是在自发身世之慨。
曾巩有四篇为好友文集写的序。一为《强几圣文集序》。序写得较为随意，主要叙说他在韩琦幕府的文学活动，带出其文才之佳。如谓“尤工于诗，句出惊人”。魏公为诗，“属而和之者，几圣独思致逸发，若不可追蹑”。“几圣为蜀稿草，必声比字属，曲当绳墨，然气质浑浑，不见刻画。及为他文，若志、铭、序、记，策问学士大夫，则简古典则，不少贬以就俗”云云。茅坤以为曾巩这样写，是于强公文并属韩琦幕府“不满而讽刺之”，且以此为序之高超处，[23]恐未必然。但说此序立意、措词少有动人之处，却是对的。《王子直文集序》，写得庄重。序作两层论述，先说文章得失系于治乱之理，再说王子为文之可贵处。说理又分两层作论。先用道古引经手法说三代“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异人殊世，未尝不同其指”。次言“自三代教养之法废，先王之泽息”，学者人人异见，诸子各自为家。汉代以来，学者为文，“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士生于是时，其言能当于理很难。然后总言：“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说理自有所见，目的是为说王文难得张本。有意思的是言王文可贵，既从已然者说，谓其书“不当于理亦少矣”，故其与汉以来著名文士并列，“未知其孰先孰后”。又从未然者说，谓其晚年悔其少作，更欲穷探力取，极圣人之指要。将与《诗》《书》作者并列，“而又未知孰先孰后”。而用“然不幸蚤世”一转，未然之美顿然消失。因而此序说得热闹，实言王文成就者少。之所以如此精心布置，纡徐道来，以至从设想角度夸赞其美，大概是出于对死者的特别怀念吧。《王深父文集序》以简胜。立论亦同于《王子直文集序》，只是前序纡徐道来，此序直言深父在六艺残缺、道术衰微之时，为人为文皆求合于先王之意。于其文评价尤高，既称其辞，谓“其辞反复辨达，有所开阐，其卒盖将归于简也”；又赞其道，谓“其破去百家传注，推散缺不全之经，以明圣人之道于千载之后”。而特别强调文集问世的社会意义，至谓“所以振斯文于将坠，回学者于既溺，可谓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后之潜心于圣人者，将必由是而有得，则其于世教，岂小补之而已哉”。又谓“观其所可考者，岂非孟子所谓‘名世者’欤”。如此推崇，固有衬写惋惜王回早逝之意，也是因为王回为文本于经术略与曾巩相近。《王平甫文集序》，亦对王安国文学成就推崇之至。谓周衰至今千余年，斯文能自拔起以追古者，仅汉、唐、宋三世，而一世之特别杰出者不过三数人，而平甫即为此难得之一人！又拿千余年来众多“焦心思于翰墨之间者”“在富贵之位者”的皆湮没而无传，或播其丑于后，衬托他的“躬难得之姿，负特见之能，自立于不朽。虽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贵，人亦莫得而掩也”。且为之慨叹，而谓“平甫之求于内，亦奚憾乎”。不但如此，言其诗文兼得，亦拿“古今作者”之不能兼得作陪。在曾巩集序中，《李白诗集后序》是很独特的一篇。序因作者“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而作，故于诗着论甚少，而于“其始终所更涉”特详，并辨新旧《唐书》之误。从上书集序可见，曾巩作文集序，多围绕作者、文集本身作论。而论作者，多从内在儒学修养入手；论诗文，多从合道、明道和追古、近古、复古角度衡量其价值。且爱将所论对象，置于三代以来儒道、斯文盛衰的历史空间，观察其得失、阐述其意义。写法以叙议为主，即使为先祖、为早逝的好友文集作序，亦不以抒怀取胜。这一点和欧阳修作集序大为不同。欧公《释秘演诗集序》《释惟俨文集序》《苏氏文集序》《江邻几文集序》等，都是在序中将自己和文集作者打成一片，道其共同经历。言及死者生前的不得意，往往低徊唱叹以至慷慨呜咽。序文表达难以忘怀的人生悲哀，充满浓重的抒情气氛，形成特有的情韵之美。曾巩集序偶尔也说到对作者早逝的“深恨”之意，或寓感慨于叙议中，总嫌过于冷静、客观。他不大愿意加重集序的抒情成分，可能与其文各有体的观念较为牢固有关。故其集序之美，多表现在识见的醇正平实和用语的简单明洁上。
（三）赠送序的写法和美感特质
赠送序即赠序，或称送序，是韩愈在送别诗序基础上创造的一种古文文体。韩、柳之前，士人离别往往留者作诗相送，以资劝勉，诗作有多有少，系以序，即为赠送诗序。韩、柳之前，唐人赠送诗序皆属骈体，初唐四杰、盛唐李白佳作甚多。其文表达真切的人生感受、性灵本色，抒怀感慨，带有浓重的诗赋意味。但其存在，离不开赠送诗作。韩愈则以赠序代替赠送诗赠人以言的功能，使之成为独立的古文文体。唐、宋用古文句式写的赠送诗序较为少见，常见的是赠序或称送序。曾巩有一篇《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很难得。一则说明继唐以后，北宋馆阁儒学之士使于外，尚有僚友聚会饮酒赋诗以送别的习俗；一则能使人看出馆阁僚友赠送诗作的基本内容，还能看出赠送诗序的体式、风貌如何。关于前者，诗序有谓“（馆阁）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择都城之中广宇丰堂、游观之胜，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历世寝久，以为故常。其从容道义之乐，盖他司所无”。关于后者，有谓“赋诗之所称引况谕，莫不道去者之义，祝其归仕于王朝，而欲其无久于外。所以见士君子之风流习尚，笃于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赠送诗序体式，大抵以叙说为主，说送别对象、分别缘由、会饮赋诗的气氛，特别是赠诗的言志之志及情感倾向，再就是诗序大义。如说赠诗内容，既如前谓“莫不道去者之义”云云，又谓纯老“其文章学问有过人者，欲自试于川穷山阻僻绝之地，其志节之高，又非凡材所及。此赋诗者所以推其贤，惜其去，殷勤反复而不能已”。说赠送诗序大义，则谓“为之序其（指赠送诗）大旨，以发明士大夫之公论”。至于本文雍容平和、蔼然温厚乃曾文惯有的行文风格，不能简单视为宋代赠送诗序文体的基本风格走向，但视为有代表性的一种风格特征是可以的。
曾巩赠序数《送傅向老令瑞安序》最为简短，仅百余言。向老“学古”，“尤自守”，赠序即针对这一点致言。谓“予谓向老学古，其为令当知所先后。然古之道盖无所用于今，则向老之所守亦难合矣。”这是提醒，也是担忧，还有感慨，但话说得平和，并不太显露情感倾向。而谓“故为之言，庶夫有知予为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意谓以“古”代替今之新法）也”。特将其“为之言”的动机转入欲人知予之不妄，使得劝勉之意更为婉转。而补言己之政见，又与前言与向老的相识经历，及“爱其自处之重，而见其进而未止也，特心与之”相应，是将赠言者和被赠言者打成一片，直接表露作者的心志，用的是韩愈赠序常用的手法。
曾巩学韩愈赠序自我介入手法，最为著名的赠序，是《赠黎、安二生序》。黎、安二生学古文，为文“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故求曾巩言以“解惑于里人”。韩愈说“愈之为古文，……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24]曾巩赠序即鼓励二生学古文当以志乎古道为是，勿以里人“迂阔”之说为怀。但行文并不导源千里以作论，只就索赠之意引出自己“迂阔”之“甚”的一段议论。所谓“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乎今而不自知也”。是其“迂阔”不但大于二生，而且甚于“世之迂阔”者。继而抑扬反复作论，也不明言二生何去何从，只要他们从对曾巩“迂阔”之“善”与“不善”的思考中“择而取之”。所谓“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论虽抑扬有别，真正的善与不善却泾渭分明。故言“择而取之”，由于应有的取向已定，不明说，倒平添几分遥情逸致。这是一篇将作者个性充分表现在作品中的古文，在曾文中是很难得的。前人说它“借题自寓”（张伯行语），“赠人却以自赠”（唐介轩语），归根结底是一篇现身说法以作劝勉的赠序。行文“淋漓中又复顿挫多姿”（余诚语），出言“严中带婉”（林云铭语），既有简严静重之本色，又具欧、苏淡逸疏爽之长。就是文中三引“苏君”作陪，除为文章起结作呼应，使得结构谨严外，还隐含作者“自笑立身行己之大痛快”（余诚语）的自得意味。
曾巩赠序宛转达意者多，写法则以论事说理为主。《送周屯田序》，因前辈周中复深感致仕前后待遇差别甚大而“有若不释然（欣然怡悦貌）者”而作，目的是开导对方，在退休生活中“有以处而乐”，不必为待遇的今不如古“动其意”。送序以士大夫年七十上书去其位后，“而有若不释然者”为题，引出议论。论则古今对言。先说古之士大夫致仕物资生活待遇之优，以及天子所赐之尊荣，再说今日致仕者生活的冷清、寂寞。而说后者，可谓正说反说，反复其言。既言其弊，谓“如此，其于长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欿然于心邪”。又说其“好处”，谓“虽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闲；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烦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长谷，岂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荣，岂有患乎其辱哉”。且总说古之所为之“弊”、今之所为之“利”，谓“然则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为。于世之倦而归者，顾为烦且劳也。今之置古事者，顾有司为少耳。士之老于其家者，独得其自肆也，然则何为动其意邪”。显然，作者是将周屯田的“不释然”作为社会问题看待，通过阐述其利弊开导对方。有人以为说今之所为的“好处”乃正话反说，恐亦未必。作者对今之所为并无否定之意，这从末言“读余言者，可无异周君而病今之失也”，即可看出。由于从论述普适性问题角度作论来赠人以言，故送序各方面都少有个性特征，这无疑会影响它美感的生成。
《送赵宏序》，以议论为序。“荆民与蛮合为寇”，“守臣不胜任”，朝廷几度改用人。“守至，上书乞益兵”，诏赵宏率抚兵三百前往潭州增援。宏“固喜事（不愿招抚）者”，本为作者旧交，行前曾抽空看望曾巩谈到潭州之事。曾巩“因其行，遂次第其语以送之”。基本观点是平寇之道重在太守而不在兵，太守之道重在信义。论说方法则是引书以为据，亦即道古（汉、唐之事）而言之。先言用兵之不利，再言太守“单车独行”事。言“单车独行”事，又分“致吾义信”和“义信不足以致之”两种，且由后一种进一步指出：“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因举史书所记之事而言之，故又特言书之可贵，批评“今之言古书，往往曰迂”，谓“书之事乃已试者也，师已试而施诸治”，“与时人之自用”不可同日而语。行文可谓纡徐委曲，详备缜密。以平寇之策作为送别赠言，所言者大；而行文如论学术，几无情味可言；末言“希道固喜事者”云云，虽于赵宏有戒勉意，但着笔不重。这些应是《送赵宏序》的特点。
《送江任序》因江任行将为令于故乡之邻县而作，送序立意、说理亦缘仕于近土而生。送序说同是做官，有两种情况，一是异地为官，一是本土安置。作者认为前者有种种弊端，使为官者“不得专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为后世可守之法也”；后者则有种种便利和优势，使为官者“能专虑致勤职事，以宣上德，而修百姓之急”。两段分说，一宾一主，说弊说利皆详言之，说仕于本土之利一段乃正意所在。承此而下，自然转入对江任仕于邻县的颂美之中，而在颂美中巧致规讽之意。谓江君既为“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者”，得尽享为政之利，以其“聪明敏给之材、廉洁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图书讲论之适、宾客之好，而所为有余矣”；“吾将见江西之幕府，无南向而虑者矣”。言外之意盖谓君治邻县既得治土之便，凭你的才能，理当专虑致勤职事，宣上恩以安百姓，其责自有不得而辞者。沈德潜说送序的“勉励之旨，自在言外”，即茅坤讲的“古来未有此调，出子固所自为机轴”，[25]可备一说
《送蔡元振序》，因蔡君将任从事于汀州“来求吾文”而作。作者勉励对方若汀州“诚未治也”，当与州守“无激（不要激化矛盾）也，无同（苟同）也，惟其义而已”。写法则是先作一番大议论，议论的中心内容是说州从事的职责和应有的工作态度。基本看法是“守之治，从事无为可也；守之不治，从事举其政，亦势然也”。并对妄议州从事因“势”而“举其政”乃“立异”“侵官”的说法不以为然，对当今许多州从事和在朝公卿大夫中的不作为提出批评。具体行文则用对言形式。首段用“古之州从事”和“今之州从事”辟用方式、宾主关系、去职的自由度几方面的情况对言；次段中既有“守之治”与“守之不治”的对言，也有“舍己之是而求与之同”与“己亦莫之任也”的对言。再就是较多地用问句形式表达肯定意思，还有意用倒装句（如谓“不过室于叹，途于议而已”）叙事，别具意味。前人欣赏其照应谨密，文字淡古，风格柔婉，看中的正是其艺术美的特点。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意在劝勉李君破除古今习俗，怀着愉快心情南去柳州，在越地做一番事业。写法也是自古道来，渐次落到李君身上。开篇讲“从古”以来，为官者以南越“风气与中州异”，“不愿久居”，“又咸小其官，以为不足事”的“习俗”。继而说由京师到越地“水陆之道皆安行”，风气“与中州不甚异”，及该地“物产之美”“人少斗讼”种种“独优”之处，言为官于此者当“有久居之心”。再说“古之人为一乡一县”，尚且兢兢业业为民造福，“今大者专一州，岂当小其官而不事邪”。并谓“令（若）其得吾说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为越人涤其陋俗而驱于治，其事出千余年之表，则其美之巨细可知也。然非其材之颖然迈于众人者不能也”。这是用悬想之辞托言劝勉之意。而下言“官于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颖然迈于众人、能行吾说者，李材叔而已”，则用称颂语气明白致意。由于用意已明，故点出材叔后不再费辞，仅以其兄作陪，而连道庆贺而已。
曾巩送序多因对方“来求吾文”而作，劝勉之语多属公共话题，故立意多“本人情而为之者”（茅坤语），少有触及尖锐矛盾、重大社会问题者。几乎没有为对方鸣不平，或自纾块磊以泄愤世之慨者。即使有的送序写到个人的某些人生感慨，但也出语优柔婉转，并不大动声色。行文则多是别求义理以作劝勉，往往将劝勉之意化入一专论中，讨论的问题虽具普适性，实因寄语对方而发。议论自是畅所欲言，和致语对方，总显得若即若离。虽仅用数语点示即明劝勉之意，有峻洁之美，却堵塞了尽显作者风神、意趣的空间。从文体论的角度看，曾巩的目录序、文集序和送别序的“文各有体”之“体”，似乎都受到刘向《上战国策叙》的影响。韩愈赠序无篇不道及身世之感，说理、抒怀在在有之；曾巩却偏于说理，抒怀一格，似不为其所重，故其送序多理趣而少有诗味。
三 杂记的书写方法及其美感特质
曾巩杂记可粗分为三类：一为州县学记；二为亭台楼堂轩舍殿桥记；三为救灾、浚渠、筑塘记和湖泊兴废记。其中州县学记、救灾及兴修水利诸记，尤为其独擅胜场，和目录序一起，成为他对唐宋古文创作的杰出贡献。
（一）州县学记的立意之本、书写方法和美感特征
北宋庆历年间诏令天下郡县立学，学记一体盛行文坛，欧、曾、王及三苏皆有其作。比较而言，曾、王学记当名列前茅，而曾又较王为优。茅坤即谓“子固记学，所论学之制与其所以成就人材处，非深于经术者不能，韩、欧、三苏所不及处”。[26]孙琮亦云“八家中，子固独长于学记”。[27]曾巩学记现存者多，名篇有《筠州学记》、《宜黄县学记》，而以后者最为出色。学记本属记体，属于记述对象较为特殊（学校）的杂记。吴讷说：“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日月之久远，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28]但自韩愈作记，即微有议论夹于叙事文字中，柳宗元记中议论成分更多，但仍以记事为主。北宋格调为之大变，范、欧、苏等专尚议论，以论为记，可称为记之变体。曾巩学记体制，既保持了记之正体的基本建制，又具有记之变体的重要质素。前者表现为每篇都记述各校兴建的基本情况，后者表现为每篇都以议论为主。以致林纾说“学记则为说理之文”，[29]自然学记不以体物胜，其美感特质应存在于说理之中。学记既是学校记，说理自与教育学的诸多命题相关，比如学校的功用、教材内容、施教方法、人才培养的意义等。北宋州县之学自然以经学为教材，以培养自觉践行儒家思想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故学记所言教育学的种种理念离不开经学要义，林纾即谓“（记）中惟学记一种，非湛深于经学儒术者，不易至也”。[30]像曾巩《筠州学记》，[31]说士人为人、为学、为政的理想标准，说“汉与今有教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的好处；《宜黄县学记》，说县学培养人的“大要”是“务使人人学其性（通过学习恢复善良之本性）”，及人在所为从日常生活小事到修身、治国之大事，“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二文立意无不以经术为本。
书写方法也都是自古及今，缓缓道来。《筠州学记》，从“周衰”说起，实由汉及今，分析此一时期学校不兴，先王之道不明，何以尚有“俗化之美”。认为汉代“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取与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及其已衰，而缙绅之徒，抗志于强暴之间，故虽有不轨之徒，犹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夺”。而魏晋“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又谓今士所知，汉之士所不能及，而俗化之美，今不如汉。又谓汉之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今之士“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原因是“繇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今 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两者皆因“上所好（取士方式）”而定。但若兴学教人，“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说理至此，再转出筠州立学之事，自然顺畅。
《宜黄县学记》，则先讲“古之人，自家至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及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再讲“三代衰”后“千余年之间”学之废；再讲到宋兴近百年，天下之学的复兴；最后讲宜黄县学的建造。而讲“古之人”时，除讲到学校制度，即用各种教学内容、方法使诸生“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以习其恭让”“以习其从事”外，特别指明教育方针之“大要”，是“务使人人学其性”，使其修身“进之于中（中正之性）”。然后才是使其“无所不知”，直到“随所施为，无不可者”，真能“为天下之士”。除论及“为学次第”（和焯语）外，还从正面说到立学施教作用的巨大。又讲千余年来以不学未成之材为吏，而治不教之民，使得仁政不行，盗贼频起而刑罚积，实乃废学所致。则从另一面讲立学施教的作用和意义。如此说理，自将古人立学的制度、施教的内容、方针、方法以及和施行仁政、治理社会的关系说得淋漓尽致。和《筠州学记》略有不同的是，此篇虽以议论为主，而记述宜黄县学的兴废、复建过程和县学设施较为细致，“宋兴几百年矣”以下，直可视为一“正体”杂记之完篇。除纪事外，还就官民的乐于兴学及立学的“周而速”感慨作论：“观此学之作，……夫言人之不乐于学者，其果然欤？”不但记立学“主佐之姓名”，且在颂扬其为令政绩的同时，以期望之辞勉励他习圣人之言、效圣人之法，使县学成为优化风俗、培养人才、助益“教化之行、道德之归”的理想场所。行文有如送序，读来有味。
二记之美，首推识见，从儒学角度言，《宜黄县学记》所言较《筠州学记》更为深刻。其次是采用对言的思维方式和行文方式，使得说理深刻、意思透彻、说服力强，同时显现出句式的整齐美。《筠州学记》，从大处说，是古今对言，实即以“汉”和“魏晋以来”“以迄于今”对言；从小处说，用汉之士“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云云，和今之士“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政理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云云对言。而说“上所好，下必有甚者”，则用“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和“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对言。见于行文，则长句中用对句者多，如“故乐易敦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则养廉远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皆是。《宜黄县学记》亦不乏其例。三是大量使用长句和感叹句、疑问句、反诘句句式，除能容纳丰富内容、强化作者说理的情感倾向外，还带来古文的气势美、含蕴美、情韵美，和集闳肆淋漓、纡徐宛转于一体的风格美。这一特点，在《宜黄县学记》中表现最为充分。单行长句如“学有《诗》《书》六艺”一长句，“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一长句，“盖凡人之起居”一长句，等，皆是。纳对句于长句者，如“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而无足动其意者”，“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即是。纳排比句于长句者，如“故其俗之成，则……；其材之成，则……；其为法之永，则……；其入人之深，则……”，即是。此类句式的使用，无疑大有利于意达理明，有助于文气的生成。感叹句，如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疑问句，如云“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反诘句，如谓“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欤”，谓“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欤”，即是。读此类借助表达意思看似未定实为肯定的语气词构成的句子，于意思明白畅达之外，分明还有一种韵味宛转悠扬的美感。
（二）亭台楼堂、人文遗迹及观门佛殿记的书写方法和美感所在
曾巩以建筑物命名的杂记甚多，写法多种多样。总的特点是：出于言志、抒怀的需要，并不拘守杂记以叙事、体物为主的修辞策略，而是大大增加议论成分，以至以议论为主，以叙事为辅，或通篇说理以为记。和苏轼一样，为了增强杂记言志抒怀的功能，和文学表现力，曾巩也曾将其他文体的文体属性，和相应的艺术手段，用到杂记之文的写作中，因而其记多为变体之作。自然，此类杂记的美感质素，也不会单一存在于叙事、体物之中。
概而言之，曾文有以考证文字为记者，可以《齐州二堂记》为代表作。曾巩知齐州，建接待使官、宾客之馆舍，因命名考其山川而作此记。末谓“夫理（修建）使、客之馆，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道其作记由来，实则言建馆事略，而考证山川地理者详。一考证历山所在位置，得名历山之堂；一考证泺水走向，得名泺源之堂。两则考证文字，皆就经史、地志、前人注释结合现地特点，作辩证分析。订讹辨误，言之精核、清楚，而记泺水源头潜流涌出之趵突泉一节文字，颇有《水经注》描述水道地貌特征的文学意味。姚鼐谓此记，“作考证文字，可以为法”，[32]甚是。
有以说理文字为记者，可以《清心亭记》《醒心亭记》等为代表作。《清心亭记》虽因梅君多次请求似为应酬而作，实则立论深思熟虑，极有创意。茅坤称其与《醒心亭记》同为“说理之文”，[33]张伯行则云：“不累于物而能应物，方非守寂之学。其于‘清心’二字，大有扩充。曾公学有本原，于此可见。”[34]梅君建亭，不求“游观之美”，“将清心于此”，本无太多深意，曾巩却就“清心”二字，说出“君子之所以虚其心也，万物不能累我矣。而应乎万物，与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尝废也”的大道理。而从“清心”引出“虚其心”“斋其心”，并将其与“修其身、治其国家天下”联系在一起，故称对方“能知其要”。所持之理，实与《梁书目录序》所说“圣人之内”相通，皆为曾巩研究性理之学的自得之见。
欧阳修建醒心亭，要曾巩作记。《醒心亭记》说理，主要表现在对“公之乐”和“公之贤”的阐述中。而后三段文字，皆于亭主赞颂之至，带有很强的抒情意味。如写欧公“或醉且劳矣”，登亭“醒心而望”及亭名由来，即谓“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言“公之乐”，乐在“吾君……，吾民……，天下学者……，夷狄鸟兽草木……”云云，即谓“一山一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欧公《醉翁亭记》有谓“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又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酒也”，都未明言其乐为何。曾巩言“公之乐”，实就此自作新解。而所云之“乐”，实为“后天下之乐而乐”者，阐释本身即含赞颂之意，慨叹反问，更使意溢言表。而说“公之贤”，言其乃“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而极言“公之难遇”，谓“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亦由赞颂自然带出他的一往情深。故此记之美，除美在识真外，还美在情深。而前写即亭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所言游观美感之深切，亦使人心向往之。
同为短记，以说理为之，而读来有味的，还有《墨池记》。池在抚州州学学舍旁，记应州学教授请求而作。故此记说理，即因羲之书法之“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而说“学”的重要；由书法之“能”的“学”不可少，说到“欲深造道德”的“学”更不可少。如此小中见大，更得为“学”之要。这无疑是对教授书写墨池之名用意的扩充和提升，而持论又如此切合“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之本地风光。此记读来有味，与行文多用表示疑问、反问或感叹的语气词有关。如于“墨池”为王羲之故迹事，有谓“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而又尝自休于此邪”，实是藏否定意于疑问句中，让读者去体味。又如谓“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耶？则学固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耶”。既推阐其说以说理，又引人思而及之以领会言外之致，而后一审美过程的产生，正与疑问、感叹虚字的恰当应用有关。
有以述怀文字为记者，可以《学舍记》《南轩记》为代表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曾巩以自家草屋为学舍，先后作二记。先“历道其少长出处，与夫好慕之心，以为《学舍记》”；后为文“书之南轩之壁间，早夜览观焉，以自进”，而称《南轩记》。二记皆以自白形式述怀明志，名曰记物，实则记人。《学舍记》先用铺陈、议论形式，“历道”、详言作者三十多岁前生活中所经受的磨难。中有其“所涉世而奔走”之地，有其“所单游远离，而冒犯以勤”之凶险遭遇，有其“所经营以养”衣食住行之物，有其“所遘祸而忧艰”护丧南归之经历，有其“所皇皇而不足”之大小家事，以及“自视而嗟”之“不得专利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作者为并”之愿望。再借说不以草屋学舍为陋，而重申自己学道未至、为文不暇的遗憾所谓“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行文则大量使用长句。有的纳单句甚长的排比句于其中，如说“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所云“自斯以来，西北则……出于京师；东方则……出于东海上；南方则……至南海上”，即是。更多的是罗列诸事，或倾筐倒箧一一道来，或形容尽致展现各种情态，像说“蛟鱼汹涌湍石之川，巅崖莽林虺之聚，与夫雨旸寒燠风波雾毒不测之危，此予之所单游远离、而冒犯以勤也”，即是。像说“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也。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美，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待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亦是。如此尽言其事、尽力形容情状、尽道否定理由的长句，虽有利于说理的透彻和情绪的表达，却也带来了语意的密集和文气的阻塞。和《学舍记》相反，《南轩记》是先说自己安于草屋学舍之陋，所谓“结茅以自休，嚣然而乐。世故有处廊庙之贵，抗万乘之富，吾不愿易也”。然后再借说何以安处陋室而乐的理由，细道自己的为学取向、性格特征和处世态度。所言“伏闲隐燠，吾性所最宜。驱之就烦，非其器所长，况使之争于势利、爱恶、毁誉之间邪”，自是道其秉性；“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识其皆受之于天而顺之，则吾亦无处而非其乐”，自是道其处陋室而乐的原因；用圣贤之说“养吾心以忠，约守而恕行之。其过也改，趋之以勇，而至之不止，此吾之所以求于内也”，自是道其为学之取向；“得其时则行，……；不得其时则止，……。吾之不足于义，……；吾之足于义，……，彼何与于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与人者”云云，自是道其处世态度、人格操守。另外，从其视“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等为“益者之友”，亦可见出其为学尚古的取向。而从引文例句，亦知其行文也是以自白语气铺陈、罗列、形容其事，如言南轩所藏书籍、文章，可为益友：“然而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激托远、山镵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皆伏羲以来，下更秦汉至今，圣人、贤者、魁杰之材，殚岁月、惫精思，日夜各推所长、分辨万事之说；其于天地万物小大之际，修身、理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无不毕载，处与吾俱，可当所谓益者之友，非邪？”说南轩书、文种类、内容、性质、价值，可以“尽”“透”二字 言之，而义项密集、语词累积，亦令人有观止之叹。朱熹说“曾文一字挨一字，谨严，然太迫”；[35]浦起龙说“生硬、折叠、排垛，惟子固能，《南丰集》中仅有之文”；[36]袁枚说“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37]王文禄说“曾子固木笃而欠玲珑”，[38]四家所言曾文之弊，似以此二记最为突出。
有以传论文字为记者，可以《徐孺子祠堂记》《抚州颜鲁公祠堂记》为代表作。二记都是先论人，后记立祠堂事。前者论徐孺子，用的是与东汉党锢诸贤比较作论的方法。先说党锢诸贤的抗争、奋激及其横遭杀戮、镇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正是“百余年间”“汉能以亡为存”的力量所在，再论孺子隐而不仕之人格精神。谓孺子的“独善于隐约”与党锢诸贤的“忘己以为人”，“其操虽殊，其志于人一也”。并谓其语郭林宗“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皇宁处”，非甘于隐居，“遗世而不顾”，而是奉行儒家“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的处世原则。而说原则之可贵，则引孔、孟及《易》之所言以为证。如此揭示人格精神，自是对孺子出处大节的高度赞美。而说建祠堂事，由孺子墓而宅而台而堂而亭，直到“予为太守之明年”，即孺子宅之旧址而建祠堂。记此过程，是说堂之兴废，更是借以印证“汉至今且千岁，富贵湮灭者不可胜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以在州人中倡导孺子不“以智力取胜”之“德”。
后者论颜真卿，先概叙其事，再论其大节，叙事则略言颜公“扞贼（伐安禄山）”、“死贼（为李希烈缢杀）”事，而详言其历次“忤奸（得罪权奸）”事。论人亦不以说“扞贼”、“死贼”事为重点，而重在阐发其屡次忤奸被斥而不悔的意义。所谓“历忤大奸，颠跌撼顿，至于七八而终始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观公之大也”。所谓“若公，非孔子所谓仁者（‘杀身以成仁’者）欤”。孙琮谓“此即仗节死义之臣，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之谓也，是最善为鲁公占地步处，亦即行文善于占地步处”。[39]曾巩从颜公屡忤权奸、连斥不悔、以至于死，见其大节由来，与其《与孙司封书》论孙宗旦当赏当旌，除言及死贼大节外，特别说到他的知其将乱而先言（“以书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数”），且以为“就宗旦一时以言宗旦，不若举素行以见宗旦，故又即力学之勤、以至尽孝而喜好节概，则知宗旦之所立非偶然”，[40]同一思路。与柳宗元为《段太尉逸事状》记段逸事，道其以笏奋击朱泚绝非武人一时激烈所为，用意略同。都反映出作者论人的独具只眼。论人有见而使人受到启发的，还有他说的“公之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于理，及其奋然自立，能至于此者，盖天性然也”。一则说明论人即使评论再杰出的人物也不必讳言其短，一则观察一个人的思想文化修养，一定要把握其主导面。孙琮所谓“善于占地步”，主要是指论人取材对人物事迹内在精神的开掘，善于从素行琐事看出大节所在。不单显出立意的识见美，还可带来议论的恣肆美。此外，本文说立祠堂事，赞扬主事者之功，亦不忘弘扬颜公精神。所谓“夫公之赫赫不可尽者，固不系以祠之有无，盖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则无以致其志也。闻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亲炙者欤”。这是对记中传论内容的补充，也是赋予颜鲁公祠堂一种文化精神。
和两篇祠堂记相似，曾巩以人名命名的庙、亭记，都带有人物传论的性质，行文多是先说一番与所论人物功业或操行相关的道理，再对相关人物作具体评论。如《阆州张侯庙记》，即以“正言神理不可没”（钱谦益语）领起全文，而继言张飞“以智勇为将，号万人敌。……以安此土，可谓功施于人矣。……则其食于阆人不得而废也，岂非宜哉”。《尹公亭记》，则“一起便识居题端”（张伯行语），而对言“君子之于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于外也。……所以与人同其行也”，和“人之于君子，潜心而已矣，非有待于外也。……所以与人同其好也”，分别虚笼尹公、李公。然后再细言尹洙为学、为人及其“行”“言”之美，和在随“结茅为亭，以茇为嬉”之事；细言李公重建新亭之事，及其建亭的作用和意义。所谓“岂独慰随人之思于一时，而与之共其乐哉？亦将使后人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风声气烈，至于愈远而弥新，是可谓与人同其好也”。后之论人与前之说理，无不暗自照应得好。
有非议文字为记者，可以《鹅湖院佛殿记》《仙都观三门记》为代表作。和韩、欧一样，曾巩力排佛、道，作文涉及佛、道，必持非议态度，挞伐 不止，作记亦然。《鹅湖院佛殿记》，抨击天下耗尽国力民力大兴佛寺的风气，严词声讨，直如檄文。记用对比和直言鹅湖佛殿耗财之巨的手法，揭露兴造佛寺的罪行。对比，是在国家“西方用兵”的背景下，拿“惟学佛之人不劳于谋议，不用其力，不出赋敛，食与寝自如也”，和“天子宰相与士大夫老于谋议，材武之士劳于力，农工商之民劳于赋敛，而天子尝减乘舆掖庭诸费，大臣亦往往辞赐钱，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义而死，农工商之民或失其业”作对比。说天子及官民之辛劳，迭用排比句以铺陈；说“学佛之人”置身事外，连用三“不”字，正显出作者胸中的极度不平和不满。直言佛殿耗费之巨，则谓“今是殿之费，十万不已，必百万也；百万不已，必千万也；或累累而千万之不可知也。其费如是广，欲勿记其时日，其得邪”。叙说方式即已显出作者的愤怒之情，而说“欲勿记其时日”云云，实内含不能不记其罪状之意，如此作记，早已超出了纯记其事的意义。曾巩寺观记多以非议文字为之，此记可为其代表（另一名作为《兜率院记》）。观记则以《仙都观三门记》为代表。此记开宗明义即讥议仙都观建筑的为制：“其宫视天子或过焉，其门亦三之。”和前言《佛殿记》斥责声讨不同，此记致慨者多。说理，则引众多儒家经典为证。说仙都观占据良田，得以兴旺，也是叹而言之，所谓“岂天遗此以安且食其众”，“人力固如之何哉”云云。而对自己的非议，还有意加以“解释”。所谓“噫！为里人而与之记，人之情也；以《礼》、《春秋》之义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齐晔（观主道士凌齐晔）之取于文，岂不得所欲也夫？岂以予言为厉已也夫”。看似说得委婉，实则表明其非议之论不可逆转。此即茅坤说的“曾巩凡为佛老氏辈题文，必为自家门第”。[41]一则其非议之说必以儒学我本，一则其排斥佛老立场十分坚定，而这些都使其记，必然带有儒家说理文的特色。
有以描叙文字为记者，以《拟岘台记》《道山亭记》为代表作。二记皆以写景胜，状物之妙，非常人可及。而各自结尾分别能写出筑台者的与民同乐之乐，和造亭者“抗其思于埃壒之外”的壮志，以标举筑台、造亭的文化精神。更使二记在呈现物象之美的同时，还兼有立意之美。《拟岘台记》得以充分描叙抚州风景，有一个思路，即依次将拟岘台未建之前、建设之中、建成之后的抚州景象纳入视野，对其作有选择性的、带有审美感受的、不乏想象、夸张以至形容尽致的描写。写景铺陈，爱用长句，如云：“因而为台以脱埃氛、绝烦嚣、出云气而临风雨，然后溪之平沙漫流，微风远响，与夫波浪汹涌，破山拔木之奔放，至于高桅劲橹沙禽水兽，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苍颜秀壁，巅崖拔出，挟光景而薄星辰，至于平冈长陆，虎豹踞而龙蛇走，与夫荒溪聚落，树荫晻暧，游人行旅，隐见而断续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烟云开敛，日光出没，四时朝暮，雨旸明晦，变化不同，则虽览之不厌，而虽有智者，亦不能穷其状也。或饮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靓观微步，旁皇徙倚，则得于耳目与得之于心者，虽所寓之乐有殊，而亦各适其适也”。通篇写景文字，仅数长句而已。学者见其铺陈句多“也”字，又有“饮者”“歌者”句式，便以为是仿欧公《醉翁亭记》；又因写景多四言为句，便以为学柳子游记；又写景“一力奔泻而下，几乎一发莫收”，便以为“体近李华（《吊古战场文》）、杜牧（《阿房宫赋》）”。[42]要之，如孙琮所谓“写台之景能集诸家之胜”。
《道山亭记》最具特色的写景文字，是对闽中之路“陆出”“溪行”沿途险恶景象的描叙。言陆出者，谓“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言溪行者，谓“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下上，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二者皆于形象描叙地势险阻外，特以人事的举步维艰加以形容。而写景笔笔奇警，不但文风的幽峭巉刻（因应描叙对象特点而成）酷似柳子，就是拼字铸词、以喻状物的功夫也不减柳子。又前写福州候官的远险，实带出其地的不足为乐，于后写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耳目之乐，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壒之外，其志壮哉”，有衬显作用。这样“有的放矢”的描叙，和《拟岘台记》于尽写台景之美后，“将抚之土风与裴之治行，发出同乐议论”（孙琮语），见得前写诸景，皆非虚设，都显出曾文结构的严谨。
上说曾巩以某种文字为记，并非意谓仅以或专以某种文字为记，只是表明使用某种文字较多而已。事实上，同一记文，取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功用文字而为之者，不在少数。总观曾巩亭台楼堂之记，纯以叙事文字为记者极少，而取用说理、抒怀文字者多，尤其是说理文字几乎篇篇有之，有的甚至通篇以论为之。和苏轼相同，曾巩灵活取用其他文体的常用手法作记，特别是动辄以议论为主，目的似亦为了增强杂记言志、抒怀的文学功用，和打破其受制于单一叙事功能的美感局限。从文体革新、尝试为之的角度看，苏、曾等人所作的努力是有意义的；从“文各有体，得体为先”的角度看，这种变体之记的大量出现，显然对维护杂记“正体”的文体属性十分不利。
（三）救灾、浚渠、治湖等记事类杂记的书写特点及其文章之美
以救灾、浚渠、治湖诸事为记，是曾巩对唐宋古文写作的一大贡献。方苞即谓其《序越州鉴湖图》“在子固记事文为第一，欧公以下无能颉颃者”。[43]品鉴古文之美，当从美实、美文两个层面入手。孙琮说《越州赵公救灾记》“一篇之中兼有二美，赵公仁政传，此文当与之俱传”。[44]所说“赵公仁政（即蔡世远说的‘救荒美政’[45]）”，即就其“美实”而言；所说“二美”，即就其作为“美文”叙事、议论产生的艺术美感（“叙饥序疫，条列井井”，“忽发议论，一气数折，波澜不穷”）而言。曾巩此类古文，最重要的价值是所记乃“绝大经济（经世济民）”之事，且可法可传，成为利国利民之“美政”。论其记法之美，不外叙议“二美”之胜。名篇则有《广德湖记》、《序越州鉴湖图》和《越州赵公救灾记》。论其写法之妙，可谓一篇胜过一篇。
《广德湖记》记湖自梁、齐至今的兴、废、复兴、复治过程，可谓本末纤悉，条理分明。记事大抵按时间顺序分为两段，一记张峋治湖以前事，一记张峋治湖事。记前事，写到湖的地理方位、大小、物产、名称由来；写到从贞元、大中、淳化直到至道、咸平、天禧、太平兴国、天圣、景祐、康定数百年间湖在兴废、特别是历代官员兴复胡泊之事。说张峋治湖，更为细致。如谓“张侯计工赋材，择民之为人信服有知计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属吏。于是筑环湖之堤，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广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广倍于旧，而高倍于旧三之二”。“总为碶九，为埭二十。堤之上植榆柳，益旧总为三万一百。又因其余材为二亭于堤上以休”。“而用民之力八万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于工之余（指未出劳力作工的人家）”。记事如此详细，除有意表彰古今主治者（尤其是张峋）外，还在于要强调一个道理（即湖之兴废的关键在人），和为时人后人治湖提供一份经验。篇后议论即发明此意，所谓“观广德之兴，以数百年，危于废者数矣，繇屡有人，故益以治”。“予又将与越之人图其（指鉴湖）废也”云云。从文章学角度看，前叙后论，相互照应，本为一体。篇末所论，是对叙事所寓之理之识的揭示，也是对叙事意义的阐发。
茅坤说《广德湖记》“本末纤悉，得记事法”，“但不如《鉴湖图序》更妙”。[46]《鉴湖图序》即《序越州鉴湖图》，和王羲之《兰亭集序》、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柳宗元《陪崔使君游宴南池序》一样，都是以记为序。孙琮说此记“一篇之中，无法不备。似此煌煌大文，自可与欧、苏争席而坐”。[47]其实此文写法用得最好的是记和论，篇法、章法、句法亦各擅胜场。记的特点是纤悉周到，明于纵横分合。所谓“纵”就是按时代顺序记鉴湖兴废之史，从汉代永和五年（140）湖之始兴，写到宋治平年间（1064—1067）“湖废几尽”。中间又以“宋兴”为界，前记鉴湖范围、地理形势、沟渠石楗斗门及南北堤之施设，和水旱之岁湖水合理调剂给农田丰收带来的好处，都是用数字或言之凿凿、具体、准确的材料说话，而且说得清清楚楚。记宋民盗湖为田，也是从祥符年间的二十七户，说到庆历年间的二户，说到治平年间的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所谓“横”就是一一罗列宋人提出的治湖方案，一共记述了九家十二种意见。所谓“分、合”既见于“纵”言，也见于“横”言。“纵”言中按时序记述大事即是“分”言，集中记述湖之兴、废即是“合”言。同样，“横”言罗列诸种意见即为“分”言，集中记述意见即为“合”言。论则能针对“近世”鉴湖废而不治的根本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主张。意谓治湖之说既多，惩罚法律条文亦密，但“田者不止而日益多，湖不加浚而日益废”，原因在于“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也”。欲湖治而不废，关键是要破除“湖不必复”“湖不必浚”的论调。然后“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令言必行，法必举”，则事必成。而每层意思都言之有理，论证严谨，章法细密。如说原因，即用古昔与近世对言。谓从刘宋谢灵运开始，越地就有请湖为田的风俗，而湖终不废，有利于民。是因割据越地的统治者迫于应对内外之需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有所为。必须“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且“皆有数（有办法）”。近世则不然，天下统一，安于承平，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加上请湖为田者“言语、气力往往足以动人”，而兴修水利，“费材动众，从古所难”。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田者日多，湖日益废。两相对比，可见湖之不治，实乃“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也”。再如批驳“湖不必复”、“湖不必浚”论调的两段文字，除言之深刻，说服力强以外，行文句式亦大有段落相对特点。孙琮说是“条列二议，则如两峰对峙”，[48]实则两段文字所用句式（包括语助词）大体相同，可谓段落相对。前段云：“今谓湖不必复者，曰湖田之入既饶矣，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尽废，则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使湖尽废，则湖之为田亦旱矣，此将来之害，而众人所未睹者。故曰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实知利害者也。”后段言“谓湖不必浚者”云云，句式即与前段大体相同。如此行文，不单说理清楚，而且句式整齐，对比鲜明，使人印象深刻。又如说如何治湖，则对前已言及的各种治湖方案加以综合整理。认为禁止侵耕、奖励揭露侵耕者的法律、办法已经有了，如何蓄泄湖水、何时疏浚湖泊、浚湖浅深、用工若干、增堤所费从何而来、浚湖泥涂堆放何，以及如何防备出现破坏工程建设的谣言，诸多具体问题都有提案，只要主事者“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令言必行，法必举，则功可成，利可复。如此详言其事，就事说理，而非引经据典，空言道理，是很有说服力的。另外，此序行文之妙，还表现在篇末一段文字上。中谓作者“论次”其事，系赴越州通判任前“问湖之废兴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实者”，及到官“问图于两县，文书于州与河渠司，至于参核之而图成，熟究之而书具”所致。既说明其所记所论之可信，同时也结出“图”字，与题名相应，于此亦可见其行文的严谨。
《越州赵公救灾记》，叙事、议论，“兼有二美”（孙琮语）。所记“赵抃救灾之法尽善尽美”（乾隆语），可谓“救荒美政”（蔡世远语）。此记内外俱善，特言其“外”即行文叙、议之妙。大抵此记叙事详尽明晰，茅坤即谓“赵公之救灾，丝理法栉无一遗漏，而曾公之记其事，亦丝理发栉而无一不入于机杼及其髻总”。[49]记分三层展开，一记赵公“前民之未讥，为书问属县”各种问题“而谨其备”，一记救灾具体做法，一记赵公“一以自任”、事必躬亲、便宜行事、灵活处置的态度。记预先调查，则将所问七方面的问题一一列出；记具体救荒措施更是详言尽言，而以募粟给粟赈灾为最。他如何处理粮食买卖问题，以工代赈问题，民间贷款问题，遗弃儿童问题，瘟疫流行带来的患者治疗问题，以及死者的安葬问题，也都一一说到。由于分类逐一言之，且言之纤悉，故行文叙次详密，井井有条。说救灾行事态度，则以颂扬语气概括言之。所谓“公于此时，早夜惫心力不少懈，事巨细必躬亲。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此为赞扬，也是在叙说救灾方法。其议论主要说赵公当年救灾的实际效果，及其救灾措施的传世价值。所谓“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世”。说效果，前已言及，故略言之。说传世价值则放言、细言。谓即使太平年代，灾荒瘟疫难免。官吏救灾，“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而赵公救灾措施正好作为官吏平日研习的治政经验，到时即可“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要指出的是，记赵公救荒美政，理当于赵公有颂扬语。巧妙的是，作者既将其赞美意融入叙事，又将其带入议论中（如谓“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而在叙说赵公生平时，谓“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实乃以不叙为叙，都显出立意的严正和行文的峻洁。
除上述三记外，曾巩记述兴修水利工程的记事文，还有《襄州宜城县長渠记》等。此类记文的写法，都是记事如事，不求生动，但求详尽明晰；都是记必有论，就事论事，理出行事之关键要义，揭示其作为治政经验的现实意义和传世价值。这两点可以说是曾巩事关民生、事关经济建设，具体施政措施的记事文所必备的文体要素，而叙事（包括叙说历史由来）续以议论（包括对主事者为政特点的介绍），乃其写作之范式。和其他杂记不同，此类记事文主要不是引据经典、征用史实立论，而是靠调查得来的大量数据、事实说话，议论也是径说结论，不作或少有引证或推论。
[1]熊礼汇，武汉大学文学院。
[2]《宋史·曾巩传》。
[3]王震：《南丰先生文集序》，载《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1052页。
[4]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南丰文抄·上范资政书》评语即云：“若韩昌黎所投执政书，其言多悲慨；欧公所投执政书，其言多婉曲；苏氏父子投执政书，其言多旷达而激昂。较之子固，醒人耳目，特倍精爽。”
[5]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南丰文抄·与抚州知州书》评语。
[6]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抄》卷十二《上范资政书》评语。
[7]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二。
[8]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抄》卷十二《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评语》。
[9]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抄》卷十二。
[10]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南丰文抄·列女传目录序》评语：“子固诸序，并各自为一段大议论，非诸家所及。”又引王慎中曰：“宋人叙古人集及古人所著书，……多以考订次第为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议论，以成其篇也。”
[11]章学诚：《删定曾南丰南齐书目录序》云：“古人序论史事，无若曾氏此篇之得要领者，……先儒谓其可括十七史之统序，不止《南齐》一书而作。”王焕镳《南丰先生年谱》引。
[12]康熙：《御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二。
[13]浦起龙：《古文眉铨》卷七十一。
[14]姚鼐：《古文辞类纂》卷九引刘大櫆语。
[15]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抄》卷十四。
[16]乾隆：《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五。
[17]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三。
[18]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南丰文抄·礼阁新仪目录序》引王慎中评语。
[19]《南齐书目录序》有谓“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次谓“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三谓“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四谓“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
[20]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南丰文抄·范贯之奏议集序》引王慎中评语。
[21]姚鼐：《古文辞类纂》卷九引刘大櫆评语。
[22]《宋史·文苑传·曾致尧传》。
[23]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南丰文抄·强几圣文集序》评语。
[24]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
[25]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八云：“勉励之旨，自在言外。茅鹿门谓‘古来未有此调，子固自出机轴’，良然。”唐人赠序已有“勉励之旨，自在言外”者，韩愈《送董劭南序》即是。故云曾序“自出机轴”似不妥，疑茅氏“此调”指曾巩仕人任职本土优于任职他乡之说。
[26]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南丰文抄》卷八十三评语。
[27]孙琮：《山晓阁南丰文选》评语。
[28]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记》。
[29]林纾：《春觉斋论文》十四。
[30]林纾：《春觉斋论文》十四。
[31]曾巩：《曾巩集》卷十八，中华书局，1998，第300～302页。
[32]姚鼐：《古文辞类纂》卷五十五评语。
[33]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南丰文抄·清新亭记》评语。
[34]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抄》卷十五评语。
[35]朱熹：《诸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36]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七十二《南轩记》评语。
[37]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
[38]王文禄《文脉》卷一。
[39]孙琮：《山晓阁曾南丰文选》。
[40]孙琮：《山晓阁曾南丰文选》。
[41]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南丰文抄·仙都观三门记》评语。又茅坤评《鹅湖院佛殿记》谓“公为记佛殿，而却本佛殿之所以独得，劫民与国之财以自侈，亦是不肯放倒自家面目处”。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评《菜园院佛殿记》谓“非赞彼，乃伤此也，主说最妙。做他家文字，却不放倒自家架子”。
[42]林纾《古文辞类纂》卷二云：“此篇文气极张，体近李华、杜牧，绝不近柳州。子固《道山亭记》，颇有柳州风骨，盖稍能凝敛，而融以古泽之笔。此篇则一力奔泻而下，几乎一发莫收。然工夫在用无数‘也’字，为之一驻。读者先领其气，当留意于其收煞处，则不至于奔突如不羁之马。”
[43]宋晶如等注《古文辞类纂》卷五十五引方苞语。
[44]孙琮：《山晓阁曾南丰文选》评语。
[45]蔡世远：《古文雅正》卷十一谓《救灾记》“绝大经济，得大手笔叙之，更可法可传。是时救荒美政，推赵公之在越州，富公之在青州”。
[46]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南丰文抄·广德湖记》评语。
[47]孙琮：《山晓阁曾南丰文选》评语。
[48]孙琮：《山晓阁曾南丰文选》评语。
[49]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南丰文抄·越州赵公救灾记》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