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理论思潮探讨
生态批评的第四波浪潮[1]
马军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翻译学院 北京 100024）
【内容提要】生态批评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了四波浪潮：偏爱自然伦理的第一波，环境定义更为包容的第二波，全球视野下“多形态行动主义”的第三波，物质转向、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并举的第四波。本文在简要梳理前三波的基础上，重点引介第四波浪潮发展的几个重要方向：物质生态批评、跨国生态批评、生态叙事学与情感生态批评、信息处理与生态批评以及与环境人文学的契合等。生态批评研究日益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交叠性，切实关注现实中的环境正义、跨文化和跨民族的环境认知与意识等问题。在观念上，既有星球人文主义的关怀，又有跨国思考生态问题的全球视野，特别是突破了早期对自然伦理和“纯净叙事”的固守和偏爱；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跨学科研究来推进自身理论的建构；在研究对象上，从早期的自然写作扩展至多题材、多体裁、多文类的非自然写作，从英美文学扩展至世界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生态批评的新发展更清晰地呈现了生态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相互交织和作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反思在人类纪时代人类的行为尺度及行动问题。
【关键词】生态批评 四波浪潮 星球人文主义
在后理论的语境下，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新思潮，不但解构了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且不再是“安于书斋”的抽象文学理论。它的行动主义取向使学者们走出书斋，从文学到文化，从学术到政治，承担起生态责任和社会责任。四十年来，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经了四波浪潮。国内学界对前三波浪潮已有详述，但对新近涌起的第四波浪潮尚未有较全面细致的引介。本文以生态批评学者斯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提出的四波浪潮为基础，在简要梳理前三波浪潮后，重点引介生态批评的第四波浪潮，详细考察生态批评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20世纪6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的兴起和学界环境意识的涌现，促发了生态批评的诞生。威廉姆·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1978年首次提出“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一术语，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主张以“环境批评”（environmental criticism）代之，因为“比起‘生态’，‘环境’这个概念更能概括研究对象的混杂性——在现实中，一切‘环境’都是‘自然’与‘建构’的融合；‘环境’也更好地囊括了日益增加的生态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关注点，尤其是对大都市和/或受污染的景观以及环境正义等问题的关注”[2]。“环境批评”这一术语包容范围更广，使生态批评研究不局限于自然文学或荒野文学的研究，突显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体现了文学与环境研究的跨学科性，与目前的环境人文学发展趋势更加契合。现阶段这两个术语都被学界接受。有关生态批评的界定很多，广为接受和引用的是彻丽尔·格罗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的界定。她认为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物质环境关系的批评，采取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进行文学研究……所有生态批评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相互关联，文化影响物质世界，同时也受到物质世界的影响”。[3]
过去四十年，生态批评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和完善。斯洛维克选用“浪潮”这一隐喻来展现生态批评的微观历史进程，并做了四波浪潮的划分，认为它“作为一种生态批评的编史，反映了生态批评对其在不同阶段（1980～1995， 1995～2000， 2000～2008， 2008～2012）发展的细微变化和差异所进行的自我反思和认识”[4]。2005年，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一书中界定了生态批评的第二波浪潮。2010年，斯洛维克在欧洲生态批评刊物Ecozon@上阐述了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2012年，他在期刊《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ISLE）的编者语中提出可以将生态批评不断扩大的物质转向看作生态批评的第四波浪潮。之后，在与斯洛维克的讨论中，学者们相继提出一些新的隐喻，以展现生态批评的发展，如分形（fractals）、机场航站楼（airport terminals）、斯潘达（Spanda，即宇宙的原始振动，这提醒我们所有生态批评都回应着存在的最深层的节奏和向往）、织锦（tapestry idea）。2017年，斯洛维克又用分水岭（watershed）来隐喻生态批评领域各种智识思考的汇聚。同年，他在《劳特里奇宗教与生态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Ecology）一书中，对生态批评第四波浪潮做了补充思考。目前学界广泛采用的还是“浪潮”这一隐喻。
一 偏爱自然伦理的第一波浪潮（1980～1995）
生态批评的第一波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时主要关注非虚构的自然写作或书写自然史的散文（即对真实自然世界密集精确再现的文本），出现了一些松散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如女性与自然有着共同的特别的纽带联系）以及崇尚生态中心主义的观念，尤其强调对非人类自然和荒野的体验。第一波浪潮中对生态文学的范畴划分比较严格，认为具有环境取向的作品必须“（1）把非人类环境看成主动的在场，而不仅仅作为作品的背景；（2）人类的利益不应被看作是唯一的合法利益；（3）人类对环境所负的责任是文本伦理导向的组成部分；（4）至少‘环境感（环境意识）作为一个过程’在文本中出现而非不变的或已知的事物”[5]。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作，以及美国从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开始的自然写作，如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巴里·洛佩兹（Barry Lopez）、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加瑞·斯奈德（Gary Snyder）、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等作家的作品。这些美国当代生态作家的创作对梭罗既有承继，又有自己的独特发展，但总体上强调自然/荒野的价值或田园农业的传统。
受深层生态学与生态伦理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深刻反思了人类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严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倡导生态中心主义，主张尊重自然的权利，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第一波浪潮对推动生态意识的觉醒，确立针对文学与环境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时期对生态文学的界定及其研究对象都较为狭窄，忽视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交错性，以及其间所隐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被批评为一种“白人、有钱人和欧洲中心的特权主义，并把自然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怀旧产物的空间而分离开来”[6]。罗布·尼克森（Rob Nixon）也批评了早期“人文学科绿色运动”的局限：一是仅关注美国的重要作家和批评家；二是布伊尔、格罗特菲尔蒂、斯洛维克、弗洛姆（Harold Fromm）、佩恩（Daniel Payne）等学者倾向于推崇实现自我选择的同一类型的美国作家；三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环境文学读本、出版的专刊和大学开设的生态批评课程展示的也几乎是同一类型主题；四是环境文学批评几乎成为美国研究的分支，忽视了其他国家和民族对环境运动的贡献，如尼日利亚作家卡山伟华（Ken Saro-Wiwa）的作品有力地呈现了种族、污染、人权、地方、民族国家和全球政治纠结在一起的复杂状况，但主流生态批评家却对其视而不见。[7]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认为，对荒野的纯粹赞美和追求遮盖了历史，虽然表面看来，荒野是城市工业现代性污染中仅存的纯净之玉，是一片可供人类洗净铅华的净土，但事实上荒野是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文化产物，是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意象[8]。城市生态批评学者迈克尔·伯奈特（Michael Bennett）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漠视城市生态，自然写作和田园叙事等文体也未能很好地表达政治选择、社会经济结构与塑造城市环境的密集居住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9]。
二 环境定义更为包容的第二波浪潮（1995～2000）
生态批评研究逐步认识到第一波浪潮中的局限性，做了必要的修正，调整了关于环境文学的界定。布伊尔承认生态批评研究过度集中在将“环境”等同于“自然”，以自然写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环境文类，的确太过狭隘，忽视了公众健康和生态正义。“无论繁华都市和杳无人烟的偏远内地之间，还是人类中心和生态中心的关注之间，都互有渗透。”他转而认为“把环境性看作是任何文本所具有的一种属性，是更富有建设性的思考”[10]。
环境正义和城市生态批评是生态批评第二波浪潮的两个重要研究方向。环境正义是第二波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除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问题外，还涉及各种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政治经济不平等的问题，特别是因权力和财富不平等导致的健康环境享有的不平等，以及对被边缘化群体所犯的生态非正义罪行等，如穷人和有色人种所遭受的不公正环境待遇（毒性污染环境的分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殖民和生态危机的转嫁等。这一点过去均为生态批评和后殖民批评所忽视。尼克森批评了生态批评家和后殖民批评家的相互漠视，认为这不利于双方的发展。他指出二者彼此漠视的原因主要在于：后殖民批评强调杂糅和跨文化适应，关注“移置”问题，偏爱世界主义和跨国思考，挖掘和重新想象被边缘化群体的过去，从底层和边界的历史、移民记忆来考察；而生态批评强调“纯净叙事”，如未开发的处女地荒野、保护最后的“未受污染”的伟大之地，强调深深植根于经验与想象的单一国家中的某一特定场所，偏爱本国或本民族的地方环境文学，追求时间的永恒以及与自然独处的寂静的共融时刻。美国的自然写作常常消除了被殖民者的历史，塑造了荒芜之地的神话。然而，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纯净叙事遮蔽了历史，荒野实际上可能意味着文化清除、驱逐或被放逐，乃至种族人权享有方面的不平等。尼克森批评了生态地方伦理学中的狭隘，如对移置者的排斥甚至仇外。他倡导生态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对话，融合世界主义和生态区域主义的视角，而非厚此薄彼，认为唯此才有助于重新思考生态区域主义和世界主义、超验主义和跨国主义、地方伦理和移置经历之间的对立关系。[11]
城市生态批评是第二波浪潮中的另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但发展一直较为缓慢。迈克尔·伯奈特和大卫·蒂格（David W.Teague）在1999年编撰出版了第一部论述城市生态批评的著作《城市的本质：生态批评与城市环境》（The Nature of Cities： Ecocriticism and Urban Environments），讨论了城市本质、城市自然写作、城市公园、城市荒野、理论化城市空间、生态女性主义与城市等问题。该书不仅反思和批评了早期生态批评对自然与城市环境边界的严格划分和限制，对城市和城市居民在生态系统中的漠视，而且开创了城市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为城市文学和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是劳伦斯·布伊尔的《为濒危的世界写作》。该书思考了毒性话语与城市生态批评，把“绿色”和“褐色”、城市远郊景观和工业化景观置于对话中，认为应对历史景观、景观类型和环境话语进行全方位的思考，才能实现全面的环境想象。[12]上述两部著作具有开拓性，让我们意识到人类不能简单地依靠对自然的称颂和环境伦理观来给自然复魅，解决生态危机，并且这种做法对大多数城市居住者而言，既无说服力也不可能获得。无论过去、当前还是未来，人为与自然的维度始终相互渗透、交织和作用。因此，只有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将城市、乡村和荒野等都纳入生态批评研究中，才会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现实的意义。
尽管伯奈特和布伊尔都指出了城市生态批评的重要性，但他们的开创性观点并未引发研究热潮，除了缺乏相应的理论和批评方法之外，对城市根深蒂固的观念也是原因之一。在传统文学作品和文化意象中，城市与乡村被看作截然不同的两个地方：城市代表着黑暗，乡村代表着光明。在工业化时代，城市的拥挤与单调、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更加剧了这一对立。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中的城市人，总对田园抱有格外的渴望和热情。因此，在第二波浪潮中，城市生态批评的发展相对迟滞。直到2010年，斯蒂芬·勃兰特（Stefan L.Brandt）等编辑的《跨文化空间：城市、生态和环境的挑战》，才进一步专门探究了城市生态问题。其中，布伊尔的文章《自然与城市：对立或共生？》解析了与自然和城市相关的六个隐喻：（1）城市/自然的二元；（2）城市作为整体或宏观有机体；（3）城市作为零碎的集合；（4）城市作为再生羊皮纸卷（历经时间的多重意义、多层次的叠写）；（5）城市作为网络；（6）城市作为天启。[13]这六个隐喻，呈现了人们思考和想象城市的方式，提供了进行城市生态批评研究的路径。2016年，厄休拉·海斯（Ursula K.Heise）在《都市主义者的地貌改造》（Terraforming for Urbanists）中提出“地貌改造”（terraforming，或行星地球化）这一概念，进一步补充了关于城市的隐喻。克里斯多夫·施利法克（Christopher Schliephake）的《城市生态学：当代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物质能动与环境政治》一书，从文化城市生态学入手，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媒介和体裁，如非小说的城市写作、电视剧、纪录片和电影等，考察当代城市文化中自然、空间、物质性与环境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把城市看作一个杂糅的环境，人类与非人类施事者在其中不断地相互运作，重新塑造了城市的居住环境。[14]2016年，欧洲生态批评刊物Ecozon@出版城市生态批评研究专刊：以文学和电影为诊断工具，理解现代想象中的城市历史，使之成为城市新思想和新概念的资源；研究文学和电影叙述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物质现实的影响。[15]人类是对生命世界产生最持久影响的物种，我们应重新思考人类在这个星球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理念，把城市重新放入生态系统中，将之看作其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非人类和人类在此空间中彼此关联、相互依赖。此后，关于城市生态批评的著作日益增多，学者们逐步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城市生态批评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目前城市生态批评有城市自然研究和城市褐色景观研究两个维度，都需进一步推进。城市自然的观念虽然很好，但城市与乡村历久弥坚的二元对立模式，城市化与工业化不断扩张的脚步，城市问题的不断涌现，使得“城市自然”的观念难以引发更多共鸣。而就城市褐色景观研究而言，尽管布伊尔在环境学家杜撰的术语上进行了延伸和发展，提供了研究范例，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该如何实践与应用，仍有较大空白。笔者在201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尝试以狄更斯、哈代和劳伦斯三位经典作家为研究对象，考察英国城市与乡村的百年生态变迁与作家的文学反应，当时难以借用已有的生态批评方法，只得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研究。城市生态批评若想获得突破性发展，就需要建构相应的方法论。在大多数城市文学中，环境多是背景与衬托，不像在自然写作和动物写作中，环境是作品的主题。想找到大量合适的文本进行分析，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难度很大。城市生态批评的发展相对滞后，确有现实性的制约。然而，城市生态问题应该被深入探究，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已是大势所趋。到2050年，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城市中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直接体验纯粹的自然，那如何培养他们对自然的想象，建立与自然的联系？如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城市？在今天跨学科研究的环境人文学大背景之下，城市生态批评必然有进一步的发展。
三 全球视野下“多形态行动主义”的第三波浪潮（2000～2008）
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把生态批评纳入文化研究的领域，倡导用全球化思维看待生态问题，从环境视角探索人类体验的各个层面，跨越国家、种族、民族考察人类和自然如何彼此相连。厄休拉·海斯（Ursula Heise）对生态批评中的地方依恋，如栖居、再居住、生态区域主义、地方爱欲、土地伦理等地方研究进行反思。她肯定恋地情结在环保主义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但认为过度关注对地方意识的重塑，可能导致僵化的本土观念，与全球化理论的中心观念有些脱节。海斯从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理论出发，倡导生态世界主义的意识，主张树立环境世界公民身份，培养一种星球意识，“理解自然和文化的地方与过程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彼此联结和相互塑造的，以及人类的作用如何影响和改变这种联系”，并强调对文化的生态批评理解应把对风险感知及其社会文化体系的研究囊括在内。她认为超越本土和国家的疆界思考生态问题，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地方，以及理解文学与艺术是如何塑造全球环境想象的。[16]
生态批评不断把自身扩展到对其他前沿问题的思考中，如人种、种族、性别、身份等文化问题；涉及全球霸权体系，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体系的运作问题；对非人类动物、边缘化性别的压迫问题；不公正的全球化等社会问题；近来又积极参与环境正义和酷儿理论的建构，并采用了关于地方概念和人类经验的跨区域和跨国研究的新方法[17]。这些思考直接导向新的研究路径，如生态后殖民主义、后国家和后种族研究、生态物质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性别研究等。斯洛维克将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总结为以下几个层面：（1）从地方到全球、全球到地方的双向视角；（2）后国家、后种族与民族身份的辩证视野；（3）生态批评性别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如生态物质女性主义、生态男性主义以及绿色酷儿理论；（4）动物生态批评（进化论生态批评，对动物主体性和施事作用的生态批评讨论）；（5）把生态批评的实践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如素食主义或杂食主义；（6）扩展环境正义的范围，把非人类物种及其权利囊括在内。斯洛维克把第三波浪潮的精神归结为全球视野下的“多形态行动主义”。在此过程中，学者们运用不同的方法把学术研究和社会改造联结起来：有的学者将文学作为一种描述可持续性生活方式的手段，有的学者将文学作为一种环境激进主义的手段[18]。斯洛维克本人新创的“学术叙事”也是一种把生态批评与严肃的学术写作相结合的探索，避免了枯燥艰涩难懂的术语，在从学术层面思考生态问题的同时，加入了个人的生命经验。它不再是只有研究文学的人才能读懂或愿意读的艰深晦涩之作，而是读者群更为广阔，更具可读性、生动性和启发性的叙事著作。此外，在第三波浪潮中，生态批评内部出现了对自身的反思与批评，如认为之前的研究疆域过窄，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生态批评内部的殖民，缺乏理论建构和对方法论的精确定义等。这些自我反思对推进第四波浪潮中的理论建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 物质转向、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并举的第四波浪潮（2008至今）[19]
2008年，史黛西·阿莱莫（Stacy Alaimo）和苏珊·赫克曼（Susan Hekman）编撰出版了《物质女性主义》（Material Feminisms），该书对第四波浪潮中物质生态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喻示着生态批评第四波浪潮的肇始。2012年，斯洛维克在《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的“编者语”中，强调生态批评趋向于关注“环境事物、地点、过程、力和经验的基本物质性（物理性、结果性）。此外，从气候变化文学的研究到对诗歌语言物质的审视，生态批评实践中的实用主义正在增长”[20]。2017年，他提出了生态批评第四波浪潮发展的几个重要模式[21]。笔者认为第四波浪潮具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尝试对生态批评进行理论层面的建构，研究中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更为凸显。笔者下面将基于斯洛维克的观点，并结合其新近的发展，从物质生态批评、跨国生态批评、生态叙事学与情感生态批评、信息处理与生态批评、生态批评与环境人文学的契合等方面进行梳理和介绍。
（一）物质生态批评
2012年，《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刊载了由希瑟·沙利文（Heather I.Sullivan）和达娜·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组织的专辑《物质生态批评：污物、垃圾、身体、食物和其他物质》（Material Ecocriticism： Dirt， Waste， Bodies， Food， and Other Matter），是该领域初步且较为重要的探索。2014年，塞雷内拉·伊维诺（Serenella Iovino）和塞尔皮尔·奥珀曼（Serpil Oppermann）编撰出版了《物质生态批评》，推进了这一研究。物质生态批评的形成，受到了新物质主义、物质女性主义、生物符号学、思想生态学、生态后现代主义、后人文主义、事物理论、文化生态学等的影响。它不仅吸收了上述领域的研究成果，还积极与之对话，并有所创新。其中新物质主义对物质生态批评的影响颇深，这个方面的代表作有大卫·艾布拉姆（David Abram）的《成为动物：尘世的宇宙学》（Becoming Animal： an Earthly Cosmology），史黛西·阿莱莫（Stacy Alaimo）的《身体自然：科学、环境和物质自我》（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凯恩·巴拉德（Karen Barad）的《中途遇见宇宙：量子物理学与物质和意义的缠绕》（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简·贝内特（Jane Bennett）的《活力之物：事物的政治生态》（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和温迪·惠勒（Wendy Wheeler）的《全部的造物：复杂性、生物符号学和文化的演变》（The Whole Creature： Complexity， Biosemiot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等。
物质生态批评旨在研究“物质（如身体、事物、元素、有毒物质、化学物质、有机和无机物质、景观及生物实体）之间以及与人类之间的缠绕、渗透和相互作用，以及如何生成我们可以阐释为故事的语义和话语体系”[22]。它主张物质具有施事能力、叙事能力和交流能力。长久以来，对物质和人类的二元划分，使人类对人类以外的世界总抱有控制心态，认为任何生态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解决，而物质生态批评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真的能控制世界么？事实上，被人类当作“被动的、惰性的、无法传达独立意义”的物质世界，与人类处于复杂的联结中，彼此缠绕。经此缠绕，物质与我们的身体、地方的生活融为一体，“居住在世界上，即使简单地使用抗生素也可以长期破坏人类微生物组的复杂平衡，进而危害人类的健康。忽视这种力量格局的复杂性以及所有在人体内部和内部循环的非人类力量”[23]，不仅会导致对世界进程非常局部的了解，而且会影响人类的生存以及整个生物圈。此外，“万物和众生具有与其他众生交流的能力”。他们的施事能力被视为一种“固有的属性，不断地发挥自己的积极创造力和感知力。这不仅暗示了关于自然、生命和物质性的新概念，而且使人类重新定位于更大的物质符号学中”[24]。
物质生态批评不仅探索物质形式的能动属性，而且探究这些属性如何与其他物质形式及其属性、话语、进化路径、政治决定、污染和其他故事相互联系，强调在物质生成的过程中，有一种隐含的文本性。这种文本性既存在物质表达自身的能动维度中，也存在物质动态和话语实践的融合中，以及同时发生行动时身体所涌现的方式中。从相互运作的力量和实体网络中的身体、事物和现象的共同涌现中，可以看到物质表达的动态过程。无论它们是否被人类的思想所感知或解释，这些故事都塑造了具有持续重大影响、生成力量的轨迹。这种物质叙事形式也导致了一种非人类中心的文学观念。文学故事以物质-话语的相遇为框架，通过人类创造力和物质叙事能力共同发挥作用，创造性地产生了新的叙事和话语。这种话语表达了我们共存的复杂性，突出了其多重和“分形”的因果关系，并扩大了我们的意义范围。[25]物质生态批评认为对物质和意义、身体和身份、存在与知识、自然与文化、生物和社会的新兴动力的研究和思考不应相互孤立，而应融合考虑。物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体现过程，涉及并相互决定认知、社会建构、科学实践和道德态度。也就是说，自然与文化相互缠绕、相互嵌入。人类与非人类的身体作为“中间地带”（在此，物质与政治、社会、技术、生理的话语力量彼此缠绕），既是肉体、内在属性和象征性想象的复合体，又是生动的文本，叙述着自然文化的故事。[26]物质生态批评在把“故事”或“叙事”的概念应用于物质时，借用了拟人化的方法。它认为拟人化可以揭示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和对称性，从语言、感知和伦理层面缩小二者之间的距离，对抗主体与客体的二分论，使我们认识到世界是充满组成联盟的各种物质。简而言之，物质生态批评打破了物质与人类的二元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世界，为话语与物质之间的复杂关系打开新的阐释视野。笔者认为物质生态批评中的“跨身体性”、物质与人类的相互“缠绕”与嵌入，与布伊尔提出的“毒性叙事”有共通之处，都强调了生命之网，人类不能独善其身，必须与自然、文化和社会形成良性的动态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生态批评是在跨学科基础上，对毒性叙事的一种延伸与发展。此外，物质转向中所强调的“环境道德的重要性”，也与第二波浪潮中的环境正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无论族际环境正义、跨国环境正义、贫富环境正义，还是物种间的环境正义，道德都是“环境正义”中所关注的核心内容。
（二）跨国生态批评
近年兴起的跨国生态批评研究，开始强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视角。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和东亚研究教授唐丽园（Karen Laura Thornber）2012年出版的《生态含混：环境危机与东亚文学》一书被看作这一方向的力著。该书是第一部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生态问题的专著。之前的生态批评研究集中在欧美文学作品，近年来由于环境正义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发展，开始有学者关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文学中的生态批评，但多数研究都只关注这些地域用西方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唐丽园精通东亚各国语言，直接采用一手的源语材料，对东亚地区的汉语、日语和韩语作品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她不局限于上述国家和地区，还囊括了来自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文本，包括非洲、美洲、澳洲、欧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文本，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数量颇大。
唐丽园提出了“生态含混”（Ecoambiguity）的概念，认为“文学内在的多义性使其可以凸显并且协调——揭示、阐释（重新阐释）和塑造——长期以来人与环境之间充满相互作用的含混，包括那些涉及人类破坏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生态含混指认识论上的不确定状态，既可以被充满同情地剖析为作者和文学人物的缺乏意识，也可以被严苛地剖析为作者和文学人物无能为力的含蓄的忏悔。它常以相互交织的多重方式呈现，包括对自然的矛盾态度，对非人类实际状态的困惑（通常是含混信息所导致的结果），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矛盾行为，态度、条件和行为的不一致所导致的对非人类世界毁坏的轻视和默许，甚至是对意欲保护的环境的无意伤害。”经由“生态含混”的概念网络，唐丽园考察了百余部来自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分析其中蕴含的“生态含混”，“揭示了这些相互交叠的生态含混形式作为基本属性存在于探讨人类与非人类世界关系的文学作品中，并思考了这些作品如何呈现了差异在纵向时间维度上、横向物理和社会空间上的排列和隐含之意”[27]。此外，她通过多部作品的文学网络，观察到环境含混的错综复杂性，如自然观和实践的分离、景观的复杂性、边界模糊造成的环境变化的复杂性、跨时空的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环境问题的区域性与全球性。尤其是在东亚社会和文学中，一边是天人和谐的浪漫自然观，一边是重塑自然、破坏生态的现实。观念和现实为何出现如此脱节？文学如何呈现这一矛盾的环境态度和社会标准，并由此呈现了一个重要的思考与启示：环境问题并无轻而易举的解决之道，如何将环境态度与环境实践有机结合，知与行合一，任重而道远。
唐丽园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观察到了介入环境必然产生的模糊性，阐释了形成、实施和解释环境伦理关注的复杂性，以及观念和实践意义。她不仅凸显了现代东亚文学的在场性，重新定位东亚生态批评，而且强调了“生态含混”的全球性，推进了世界文学与全球环境关系的研究，提高了生态批评研究的全球意识。
（三）生态叙事学与情感生态批评
生态叙事学和情感生态批评是近年来兴起的新方向，代表作有艾琳·詹姆斯（Erin James）的《故事世界协议：生态叙事学和后殖民叙事》（2015）、亚莉克莎·莫斯纳（Alexa Weik Von Mossner）的《情感生态学：移情、情感和环境叙事》（2017）、凯尔·布拉多（Kyle Bladow）和詹妮弗·拉蒂诺（Jennifer Ladino）编撰的《情感生态批评：情感、具身与环境》（2018）。
詹姆斯将文学形式和环境洞察力联系起来，融合叙事学、生态批评和后殖民主义，并借用认知科学的方法，对后殖民文学进行研究，拓宽了叙事理论和后殖民研究的范围。她认为尽管叙事学和生态批评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彼此忽视，但二者可以实现对话，形成一种新的阅读模式——生态叙事学。生态叙事学不仅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叙事，“敏感地关注我们用来沟通表征自然环境的文学结构和手段。它强调叙事的潜力，通过突出叙事浸入的比较性，使读者理解人们在不同时空的生态之家生活的样态”。生态叙事学“不仅能让文学评论家更好地欣赏彼此讲述环境的方式，而且能让他们发现不同场所和文化特有的细微差异，这些差异蕴含在很多读者赖以构建世界的线索提示之中”。[28]
在方法上，詹姆斯结合了叙事学中的语境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认为它们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生态批评工具。语境叙事学将超文本世界作为主要关注点，把读者在叙事中遇到的现象与特定文化、历史、主题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即把叙事结构和生产它们的语境联系起来，考察文本如何编码或挑战一定的意识形态。[29]认知叙事学则关注叙事的人类精神和情感过程，以询问叙事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方式，探究读者认知和理解角色意识的能力。标题中的“故事世界协议”（The Storyworld Accord）恰恰表达了“心理模拟与传播之间的联系”，而“故事世界”在传播中起着关键作用。有学者把它界定为一种思维模式，“谁做了什么，对谁做，何时，何地，为什么，以及在阐释者重置的世界里以何种面貌出现。阐释者试图理解叙事时，不仅尝试重构发生的事情，还尝试重建嵌入故事世界的周围语境或环境，其属性以及其中所涉及的行为和事件。故事世界中故事的基础对解释叙事的沉浸感，将叙事者和阐释者转移到不同地方的能力大有帮助。”[30]这种富有想象力的传输过程有助于我们从他人的角度理解环境，弥合想象的鸿沟，从而起到沟通的作用。因为环境的想象绝不是普遍的，环境想象不同，面对环境问题的立场自然也不同。想象力冲突时，现实也会发生冲突。叙事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环境立场。[31]这种理解的增加必然有助于环境问题的现实解决。
此外，詹姆斯对后殖民文学的生态叙事解读也有益于环境和叙事两个层面的讨论。一方面，叙事学帮助生态批评家提高对文学形式的敏感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阅读世界各地叙事中具有洞察力和文化底蕴的环境。特别是后殖民叙事能以其他非叙事文本无法做到的方式，为读者提供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全球环境的体验，使读者模拟和生活在原本会被拒绝的环境中，从另一个角度体验这些环境。另一方面，叙事学也可从与生态批评话语的接触中受益。在双方的互动中，叙事理论家能更好地理解叙事如何建构、颠覆和永久保留环境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那些与文学现实主义相关的模仿形式。这种参与还将扩大叙事理论家对叙事的疑问，如哪种类型的环境再现与特定的微观和宏观叙事结构相关联；叙事如何展现不同的环境空间和时间尺度，如地质时间或行星空间；环境退化的再现是否与某种观点或空间类型有关。[32]詹姆斯的生态批评叙事分析，呼应了伊维诺和奥珀曼对物质生态批评的讨论，但与她们强调物质本身的“叙事”能力不同，詹姆斯并不将身体置于环境网络或人类与非人类物质的缠绕之中，而是侧重探究人脑对叙事内在运作的理解。
长期以来，生态批评高度关注自然写作，强调对自然环境——特别是荒野或田园——的真实再现。将研究拓展到创造性的、对物质世界的非写实主义再现的故事叙事世界，并探究人们对其的体验，不仅为所有叙事开辟了生态批评话语，而且有助于文学评论家克服在空间、时间、环境和环境体验中所处的区域和文化特殊性（这些特殊性通常嵌入在叙事结构中），经由对想象和可能陌生的物质世界的描述，彻底思考环境、再现和主体性之间的关系。[33]因此，詹姆斯倡导借助故事叙事的媒介，促进人们在气候变化、环境破坏、跨文化互动以及土著文化丧失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和相互尊重。
莫斯纳的《情感生态学：移情、情感和环境叙事》则意识到生态叙事、情感研究与认知科学之间的联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重点围绕人的主体性、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展开讨论，考察环境叙事如何在感知、认知和情感层面上影响读者和观众，分析其产生的后果。早期的生态批评研究关注了自然写作叙事对美国读者和公共领域的影响，强调自然写作中积极的叙事情感价值和社会功能，特别是凸显自然的净化和疗愈作用，但有关小说和电影的环境叙事研究较少。莫斯纳的研究对此做了有益的补充。她认为，任何在媒介中强调生态问题、凸显人与自然关系并公开声明要带来社会变革的叙事，都可被纳入环境叙事中。在叙事传播和读者对文学故事世界的情感参与过程中，小说和非小说并不存在质的区别。此外，视听文本同样能在观众的具身思维中营造环境，在情感上突出环境以及角色与环境的关系，这一点值得研究。在莫斯纳看来，环境叙事对读者的态度和行为会产生持久的影响。环境叙事的感知和情感过程，不仅对环境叙事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她的专著主要涉及以下五个层面的研究：（1）探讨环境正义叙事如何从策略上吸引读者移情，为遭遇不公正待遇的人进行道德辩论，特别是当环境叙事涉及开采、滥用和不公正现象时，我们的同理心如何在道德层面上参与其中；（2）运用情感神经科学和认知行为学（动物心智研究）的知识，探索我们在文学和电影中遇到动物时情感反应背后的心理机制，并考察这类描写是否会触发观众的跨物种同理心；（3）思考重要的生态乌托邦叙事是否具有引发社会变革的潜在价值，在生态乌托邦和反生态乌托邦叙事中，对未来环境的推测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具身体验，以及这些叙事引发了哪些消极和积极的情绪；（4）关注风险感知的情感层面，风险感知涉及跨国与全球的环境问题，不同的情感立场是否有可能共同促进社会变革；（5）探索电影如何应用技术手段将观众带入另一世界，为观众提供虚拟但情感丰富的环境体验。[34]
莫斯纳注意到情感理论关注了叙事、身体和环境之间多样复杂的互动、交流和循环。她特别强调了具身认知与叙事分析的联系，指出在对环境叙事的情感反应研究中，必须重视具身认知。因为具身认知在模拟社会经验和道德理解的过程中以及与世界的接触和审美反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和观赏都是高度具身化的活动，一方面我们需要调动感官来感知事物，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体充当了共鸣板，使我们能够模拟故事世界以及虚拟世界中的人物认知、情感和动作，用身体来理解周围的环境，包括非人类媒介的思考、情感和行动，甚至无生命物体的运动。莫斯纳更开放地接受了科学领域的成就，借鉴了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尝试建构一种叙事情感的认知生态批评方法。这种利用认知科学知识和跨学科认知文化研究的生态批评方法，思考了人类：（1）如何在心理和情感层面上，以生物通用但文化特殊的方式与环境叙事进行互动；（2）如何在感官和情感层面体验文学和电影中的人物、事件和环境，以及环境叙事如何引导我们关心处于危险中的人和非人类自然；（3）如何看待生态乌托邦和反生态乌托邦文本和电影中预测的未来。[35]
2018年出版的《情感生态批评：情感、具身与环境》汇集了多个学科领域的对话，如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哲学、情感理论、物质批评、文学文化研究等，从深度和广度上把环境危机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联系起来。编者布拉多和拉蒂诺提出环境人文学者应找到新的、更具说服力的方式探究环境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认为必须跨越意识形态、物种和标量的界限，在新的地质时代找到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情感理论可以对环境与社会正义有帮助，因为“情感可以把我们从个人的微观层面带到机构、国家或地球那样的宏观层面”[36]。
情感生态批评融合情感理论和生态批评的观点，考察了围绕环境问题的情感因素及其运作方式，认为环境本身在塑造情感体验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在空间上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情感，扩大环境情感的范围，以及借助生态批评视角理解新发现的情感，情感生态批评更为直接地考察了情感和环境的关系。尼尔·坎贝尔（Neil Campbell）在理论上借用费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三种生态模式的生态和情感维度，将“虚构区域性”、“棱镜生态”和“路径生态”等概念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智能联系，概述了情感虚构区域性的理论和政治潜力，并称其促进了“新式温柔”的发展，其中包含好奇心、惊诧、协调和伦理责任。乔布·阿诺德（Jobb Arnold）将“土地情感”理论化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受土地潜力的非技术介导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自由流动的社会和生态能量激活的”。学者们认为如果要实现环境正义，首先要对土地、家园、人类和非人类物种的情感依恋有更清晰的理解。《情感生态批评：情感、具身与环境》还集中探讨了情感理论在环境和社会正义的各种流派中的应用，包括食品研究和土著权利；讨论生态批评、情感研究和叙事理论（以及其他领域）中存在的移情，移情如何发生作用并与人类世界之外的事物建立联系，以及如何运用移情探索理解人类身份以及环境政治的潜力，并主张“移情现实主义”；此外，考察影响人类对非人类世界理解和关系的因素，以及负面情感在人类世中的政治和教育作用。学者们探索了从认知科学到文化理论等情感研究领域的方法，创造了一系列术语，包括“土地情感”、“食品情感”、“奇怪的环境情感”和“海上遇险”等。该文集注意到那些反映当今人类生活环境的复杂和多样的脆弱情感，特别考察了在人类世时代出现或被重新定义的情感（通常是“糟糕的”情感），如失望、焦虑、绝望、顺从、气愤、悲伤和安慰。在环境变化日益加速的时代，爱和失去紧密相连，读者会感受到书中角色所感受到的生态怀旧情绪和被遗忘的“慰藉之痛”。学者们打破了绝望和希望二元对立简单化的情感表达和认知界限，让我们意识到情感的复杂性，带我们进入一个更为包容、细致，与各种各样环境退化和变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情绪集合”。其中，萨拉·杰奎特·雷（Sarah Jaquette Ray）在其环境课程中提出“情感曲线”的概念，指出面对气候变化，大部分学生的情感在绝望和希望中徘徊，似乎这是对气候变化的唯一反应。在环境教育中通常主张遵循希望曲线，防止人们陷入绝望，但雷鼓励教师在课堂上为情感对话留出空间，允许学生体验负面情绪，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对人类世复杂的情感反应。想要更好地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建立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就必须对人类的情感有更加深入的认识，理解情感是如何运作的，如在个体内部和不同物种之间，以及在各种环境、文件和等级体系内部以及之间如何运作。[37]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到，生态叙事与环境的情感认知对生态批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促进对环境正义、动物研究、生态公民权、环境教育、不同地域环境认知与想象等问题的理解。
（四）信息处理与生态批评
“我们时代的许多重大人道主义和环境危机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它们发生的速度太慢，距离太远，或者超出了我们的感觉。即使我们通过‘数据’形式了解了这些信息，也难以掌握这些信息的含义。”[38]因此，面对庞大的数字、遥远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人类容易变得麻木和漠视。面对环境问题的错综复杂和时空的距离，如何唤起公众对此的认知和反应，生态批评对信息处理和环境关注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探讨，代表性研究学者有罗伯·尼克森和司各特·斯洛维克。
尼克森的著作《慢暴力与穷人的环保主义》常被看作后殖民主义和环境正义的代表作。然而，这部著作的核心概念“慢暴力”涉及的信息处理与认知，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慢暴力，指逐渐发生且看不见的暴力，常常被人们忽视，但其破坏性分散在时间和空间里，表现为一种消耗性的暴力。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暴力是即时的、轰动的、有能见度的事件或动作，而慢暴力是渐进的、递增的暴力，既不是惊人的也不是瞬间爆发的，其灾难性的影响在时间中缓慢展现出来，如气候变化、冰冻圈解冻、有毒物质漂移、生物放大、森林砍伐、海洋酸化、战争的放射性后果或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生态伤亡以及许多其他正在缓慢发展的环境灾难。这种“缓慢”阻碍了人类的果断行动。[39]尼克森运用一系列术语，如“外国负担”、“资源诅咒”、“毒性漂移”和“发展难民”，凸显了慢暴力涉及的各个方面：环境问题的跨国性，时间的漫长性，空间的距离性，环境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交错的复杂性，风险转移和承担、环境正义与全球视野等问题。
环境问题的跨国伤害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跨国公司对自然资源丰富国家的能源掠夺。在海湾地区不发达的国家，环境问题与石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资源主权、政治责任、公民自由或民主等交织在一起。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对象，形成一种“资源诅咒”：如石油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资源，被大量开采和输出，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巨大单一的资源输出，抑制了当地经济、基础设施和公民多样性的发展，同时造成权力的高度集中、社会关系的严重分层、腐败与镇压的国际反馈环路。石油资本主义给当地人民带来空前的暴力和不可逆转的苦果，个人身体和民族国家的完整性均遭破坏。西方国家通过地质调查和勘探，建立石油营地，将“官方风景”叠加在当地的“乡土风景”上，用数字计数忽视和覆盖当地人的现有地名和历史。[40]当地石油独裁者和帝国主义剥削者回避和忽视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事实，一味贪婪地攫取，不仅滋生了对当地人民的慢暴力，阻滞了可持续发展，而且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
第二种是环境灾难的跨国风险转嫁和毒性漂移。跨国公司享有新自由主义企业的豁免权，秉持利益至上的原则，把具有环境污染的企业开设在不发达国家，远离本土，免除环境法的重罚。此过程释放出慢暴力，使当地人民遭受“外国负担”的环境风险。一旦发生重大环境灾害，就通过消耗、分离的机制，削弱那些寻求补偿、补救和恢复健康和尊严的环境正义运动。这种缓慢的暴力很难让人关注到，尼克森以印度博帕尔毒气泄露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例子做了说明。无论是博帕尔毒气泄露事件，还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伤害者的身体，在灾难结束后仍然被灾难挟持，继续承受已不存在的跨国公司或国家所造成的环境伤害，甚至延续到下一代。他们如同被抛弃的机器，对其的赔偿和记忆，在漫长的时间、遥远的空间中被消弭或延迟。环境问题并不单单是环境问题，其中夹杂了经济、政治、法律、流行病学、科学甚至腐败等各种问题。如果单纯地呼吁生态中心主义和回归自然，就会过度简化处理信息和问题，忽视环境问题背后错综的网络，无法看到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一旦未能很好地维护保护性基础设施，减少紧急事故造成的危害，进行有组织的疏散，贫困和少数族裔群体就会首先遭受灾难，而这些人在可见性的官方记忆中处于边缘，很容易在官方记忆和政策规划中被遗忘。与此同时，灾难不会止于本地，毒性物质会随着空气、水和风的流动，四处漂移，扩散到其他地区和国家。[41]
既然慢暴力具有相对的隐蔽性和长期性，那该如何关注慢暴力，并采取相应行动呢？尼克森认为，时空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让人们逐步忘记或漠视这种伤害，但作家-活动家可以使我们看到环境问题背后交织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因素，看到毒性物质对人类身体的侵入和风险的共享。文学作品的悲歌和启示录般的叙事，有助于反击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的环境慢暴力，使我们对已发生的环境伤害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威胁产生双重关注。因德拉·辛哈（Indra Sinha）、卡山伟华（Ken Saro-Wiwa）、乔治·阿迪琼德罗（George Aditjondro）、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夫（Abdelrahman Munif）等人的作品，都很好地呈现了慢暴力与环境问题的错综复杂性。
另一位关注信息处理与生态批评的学者是司各特·斯洛维克，他与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共同编撰了《数字与神经：数据世界中的信息、情感和意义》（2015），展现了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新闻工作者和艺术家等对当代各种问题的平行关注和见解。该书从心理认知的视角切入，认识到人类思维的倾向性和潜在的局限性，考察环境认知中“数字-信息-意义-情感-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数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然而心理学家发现过于庞大的数字和泛滥成灾的信息，反而会令人麻木，丧失同情心，让人态度冷漠。即使人们确实理解数字代表的问题，也仍然存在采取行动的障碍。因为庞大的数字过于抽象，其所代表问题的规模超出了人们的认知和情感负荷。尽管数字信息体现了我们与世界的沟通，但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发现，数字信息通常无法在听众身上激发有效的行动力量。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信息必须传达影响，才能产生意义并在判断和决策中发挥作用。我们接收信息的形式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数字的理解以及对它的相关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确定。数字本质上是描述“全局”的手段，而故事和图像能帮我们理解仅凭定量信息无法理解的大型复杂问题。[42]文学叙事可以传达和翻译数字语言（复杂定量概念），帮助读者、听众、观众克服面对数字和海量信息时的麻木，从而超越庞大数字，关注技术和定量信息并有所行动。许多环境作家与艺术家，如特里·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里克·巴斯（Rick Bass）、桑德拉·斯坦格拉贝尔（Sandra Steingraber）和克里斯·乔丹（Chris Jordan）等，都尝试通过文学或艺术叙事表达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激发读者的兴趣和对特定问题的参与，促进读者对所描述问题和现象的依恋。这些作品呈现的正在遭受或经历危机的个人情感，能帮助读者理解抽象的全球环境局势。只有当数字语言和叙事语言结合，将统计数据转化为故事，使定量话语与故事、图像之类的其他模式相辅相成时，数据才能变得有意义，才能有力地激发人类的情感，并成为人类的道德指南。[43]简而言之，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在数字与情感中找到了平衡，能减少我们对信息超载的恐惧，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同时从应用层面，它们也可以帮助、促使现行法律和公共政策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决策和实施。
（五）与环境人文学的契合
近年涌起的环境人文学发展迅猛，一些与环境相关的研究机构纷纷转向该领域，欧美的大学相继开设了相关课程，如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爱荷华大学等。环境人文学结合了过去40年其他学科业已发展形成的“人文主义视角和方法”，如环境哲学、环境史学、生态批评、环境人类学、文化地理学以及围绕政治生态的政治学与城市研究，塑造了自己的跨学科特征，并从伦理、文化、哲学、政治、社会和生态的视角，以多元的方式，促进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对话，以期共同合力来解决生态危机。尽管环境人文学中的各个学科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但都倾向于各取所长、兼容并蓄，并主张与科学家、激进主义者、政策制定者、城市和区域规划者的沟通与合作。
环境人文学认为生态危机是由社会经济、文化差异、历史、价值观和道德框架等造成的，它侧重研究物质网络的复杂性，倾向于发展一种综合的方法来应对多维的环境危机。这一物质网络包括从本土到全球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行为以及政治话语。环境人文学对自然观念、能动性、物质性这些概念进行了重构和延伸。这些概念彼此交织，错综复杂，共同构成了环境的新理论模式，如从鲁曼的系统理论、拉图的行为网络理论、媒介理论到近来的新物质主义、新活力主义、客观导向的本体论、人类-动物研究、人类-植物研究、多物种的人种志研究，都强调了人类的身份和能动性是如何在系统、社群和行动者（包括非人类、物体、物质过程和社会结构）的语境下产生的；人类与非人类是如何相互运作和联结的。以这些理论框架为背景，人文学科和定性研究的社会科学都在重塑，追问“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人类的文化和社会意味着什么，[44]生态系统和非人类物种如何与特定的社会与文化彼此交织、相互运作。
“许多环境人文学的子领域——生态批评、环境哲学、环境史、动物批评研究、怪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环境社会学、政治生态学、生态物质主义、后人文主义——认为自然世界的伤痕也是社会伤痕，星球的生态危机其实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世界观的物质和历史产物。自然/文化、人类/非人类、男人/女人、东方/西方、北方/南方、生态/经济等，这些二元对立在洋洋自得的人类中心主义信条中随处可见，成为经济增长、政治策略、技术发展的驱动力，也对地球生命支持系统造成了伤害。在所有生态危机的根源，都存在分裂的认识论，制造了人类与非人类领域在本体论/存在论上分离的幻觉。”[45]特别是当我们用具有权威性和显著性的人类尺度来衡量地球和宇宙时，我们对周围世界和整个宇宙的理解度，自然会陷入有限狭隘的时空范围和眼界内。因此，环境问题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技术问题或成本核算问题，仅靠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而应看到其中的文化价值观和影响生态的“社会文化意象”。因而在问题的解决上也需要从多维度来努力，如树立生态伦理、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批评与反思、建构新的环境想象、形成新的话语实践等。在环境危机、气候变化不断加剧的今天，人文学科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
从上述环境人文学的研究方向和路径可以看出，作为环境人文学的一个子领域，生态批评不仅吸取了环境人文学中的跨学科意识，而且致力于使环境人文学成为人文学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2017年，生态批评领域的两位重要学者海斯和奥珀曼分别编撰了《劳特里奇环境人文学读本》和《环境人文学：来自人类世的声音》，呈现了环境人文学的发展全貌。海斯侧重思考叙事、文化如何呈现和塑造环境。奥珀曼则强调物质生态的思考，认为文化中控制和超分离系统下的思维模式制造了一种人类可以“置身事外”的幻觉，因此阻断了其生存的路径，她主张寻求新的思维模式来改变人类“超笛卡尔主义”的集体意识，走向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认识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不可分割性，由此重新思考生命的动态关系，创建和实施一种更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行为和道德范式。
五 生态批评目前的发展趋势
目前，生态批评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浪潮并没有结束，而是和第四波浪潮交叉重叠、同时存在，如斯洛维克所言，呈现一个汇流的状态。生态批评既具有学术意义，又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它在世界各地迅速地发展着，日益引起学界重视。尽管生态批评在不同地域与文化中发展不同，但都旨在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和谐关系，以一种恰当的方式保护自然世界，以期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
早期的生态批评并未立足于文学理论的主流，常常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虽然目前在彼得·柏瑞（Peter Barry）的《开始理论》（Beginning Theory）以及朱利安·伍尔夫雷（Julian Wolfrey）的《21世纪的理论介绍》（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中，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生态批评，但主流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基本都对它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究其原因，早期的生态批评自身存在一些问题。（1）不能充分将自身理论化。普遍有一种错觉：生态批评的理论和生态批评的实践是相冲突的。理论似乎艰涩难懂，缺乏实际意义和价值，与生态激进主义的理想似乎相矛盾。（2）对于来自外部的质疑和批评，没能做出有效的回应，同时缺乏积极建构理论的行动[46]。这些都不利于生态批评的发展。但近十年来，生态批评不断地尝试理论或方法论的建构，出现了更多明确的研究结构体系和批评方法，创造了一些可行的术语，不再流于浅显的讨论。
总体上，生态批评的发展可归结为四个层面。（1）在观念上，日益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交叠性，既有星球人文主义的关怀，又有跨国思考生态问题的全球视野，切实关注现实中的环境正义、跨文化、跨民族的环境认知和意识等问题。（2）在研究方法上，与环境人文学的主张契合，越来越倾向于跨学科研究，借助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来发展生态批评研究，并结合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历史主义、流散研究、后殖民主义、人文地理学、后人类研究、新物质主义等，进行自身理论的建构。（3）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化，从早期的英美文学扩展到世界文学，从自然写作扩展到非自然写作（小说），特别是不再局限于荒野文学，越来越多地涉及气候、城市、农业、食物、身体与环境等题材。除了文学，电影、纪录片和艺术创作等也进入了生态批评研究的视野。（4）在研究视角上，涉及城市生态批评、环境正义、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后殖民生态批评、动物研究、情感生态批评、人类世生态批评、物质生态批评等。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生态如何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好地认识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促使我们思考尺度与行动的问题——作为个体，我们该如何与全球、与宇宙相互运作，承担社会责任与重塑生态文明。与此同时，生态批评具有一种政治化色彩，把理论、分析工作与公众参与结合起来。它本身所具有的“即时性、直接性和接触性”使得生态批评家们既在书斋之内，又在书斋之外，逡巡于创作和关心社会之间，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目前在中国，王宁、曾繁仁、鲁枢元、王诺以及其他一些年轻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生态批评进行了拓展研究，但国内大多数关于生态批评的研究还停留在对西方生态批评第一波浪潮的介绍和方法应用上，发展性批评相对较少。然而，无论古代中国，还是当代中国，都不乏生态智慧和生态思想，像梭罗这样的绿色经典人物，乃至在西方有影响力的深层生态学都曾吸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因此，积极发掘中华民族自身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特别是古代经典中的生态思想，与西方的生态思想进行对话、交流，必然会为当今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一种精神资源和思维动势，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本土生态批评走向世界生态批评也是未来生态批评努力的方向。
【Abstract】From the 1980s to the present， ecocriticism has experienced four waves： preference for natural ethics （the 1st wave）， more inclusive environmental definitions and studies （the 2nd wave）， “polymorphously activist” with a global vision （the 3rd wave）， and the material turn， inter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ecocriticism （the 4th wave）.Based on the brief review of the first three wav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some trends of the fourth wave： material ecocriticism， transnational ecocriticism， econarratology and affective ecocriticis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ecocritic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Ecocriticism increasingly recognizes the complexity and overlap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justice， cross-cultural and cross-ethnic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and awareness.Conceptually， it not only has the care of planetary humanism， but also has a global vision on transnational thinking about ecological issues， especially breaking through the early adherence to and preference for natural ethics； in research methods， it is increasingly inclined to us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own theory； in terms of research objects， it expands from nature writing to non-nature writing with multiple subjects and genres， and extends ecocriticism studies from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o world literature.The new development of ecocriticism clearly presents the intertwined and interplay between ecology and society， history， culture， politics and economy， etc.， the delicate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on-humans， which pushes us to reflect the human scale and action in the era of Anthropocene.
【Keywords】Ecocriticism； Four Waves； Planetary Humanism
[1]本文为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项目（WHCB18A001）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WW047）的阶段性成果，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7YJA75202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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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atrin Gersdorf， “Urban Ecologies： an Introduction”， Ecozon@ Vol 7， No 2， （2016）， p.6.
[16]Ursula K.Heise， 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0， 21.
[17]Serpil Oppermann， The Future of Ecocriticism： New Horizons，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 2011， p.16.
[18]Scott Slovic， “The Third Wave of Ecocriticism： North American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Phase of the Discipline，” Ecozon@2010， vol.1.no.1， p.7.
[19]斯洛维克认为生态批评第四波浪潮发生在2008～2012年，但2012年以后生态批评还有很多新发展，因此本文将时间改为2008至今。
[20]Scott Slovic， “Editor's Not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19.4 （Autumn 2012）， p.619.
[21]Scott Slovic， “Literature，” in Willis J.Jenkins，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Grim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Ecology， Taylor and Francis， 2017， pp.360-361.斯洛维克提出的模式包括：物质生态批评、跨国生态批评、生态叙事学、生态批评动物研究、生态批评与信息处理。动物伦理及动物研究在前三波浪潮中均有所涉及，国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囿于篇幅，略去这一模式，补充了情感生态批评和环境人文学的内容。有关生态批评动物研究，可参看王宁教授的《当代生态批评的动物转向》（《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一文。
[22]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 eds.， Material Ecocritic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7.
[23]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 eds.， Material Ecocriticism， p.3.
[24]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 eds.， Material Ecocriticism， p.6.
[25]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 eds.， Material Ecocriticism， pp.7-8.
[26]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 eds.， Material Ecocriticism， pp.5-6.
[27]Karen Laura Thornber， Ecoambiguity： Environmental Crises and East Asian Literatur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p.6.
[28]Erin James， The Storyworld Accord： Econarratology and Postcolonial Narratives， ebook，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5， pp.85-86.
[29]Erin James， The Storyworld Accord： Econarratology and Postcolonial Narratives， p.67.
[30]Erin James， The Storyworld Accord： Econarratology and Postcolonial Narratives， p.84.
[31]Erin James， The Storyworld Accord： Econarratology and Postcolonial Narratives， pp.39-40.
[32]Erin James， The Storyworld Accord： Econarratology and Postcolonial Narratives， pp.88-90.
[33]Erin James， The Storyworld Accord： Econarratology and Postcolonial Narratives， pp.93-95.
[34]Alexa Weik Von Mossner， Affective Ecologies： Empathy， Emotion， and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3-16.
[35]Alexa Weik Von Mossner， Affective Ecologies： Empathy， Emotion， and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pp.2-4.
[36]Kyle Bladow and Jennifer Ladino， eds.， Affective Ecocriticism： Emotion， Embodiment， Environment，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8， p.3.
[37]Kyle Bladow and Jennifer Ladino eds.， Affective Ecocriticism： Emotion， Embodiment， Environment， pp.10-16.
[38]Scott Slovic， “Literature，” in Willis J.Jenkins，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Grim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Ecology，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2017， p.361.
[39]Rob Nixon，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2.
[40]Rob Nixon，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pp.81， 95.
[41]Rob Nixon，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pp.15， 58， 60， 65.
[42]Scott Slovic and Paul Slovic，eds.， Numbers and Nerves： Information， Emotion， and Meaning in a World of Data.Corvallis， Oregon：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 3， 21.
[43]Scott Slovic and Paul Slovic，eds.， Numbers and Nerves： Information， Emotion， and Meaning in a World of Data， pp.7-9.
[44]Ursula K.Heise， Jon Christensen， and Michelle Niemann，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2-4.
[45]Serpil Oppermann and Serenella Iovino，eds.，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Voices from the Anthropocene，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2017， p.4.
[46]Simon Estok， “Theorizing in a Space of Ambivalent Openness： Ecocriticism and Ecophobia，”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2009， Vol.16 （2）， pp.203-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