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的进退之思
这本言语集所收文章主要是我任敦和基金会秘书长期间的公开言论（内部管理的讲话不收入），涉及时间自2016年末至2020年初，既是我对慈善文化思考的一个汇集，也从中可见敦和基金会在此阶段中自身发展及与社会互动的一个轨迹。过程轮廓已有，首尾又有何思？我感谢敦和，感谢我的工作伙伴们；那么，我是如何去敦和秘书处任职又为何一届而止？
刘梦溪先生曾当着我的面问敦和资管叶庆均先生：“你是怎么把越光给挖来的？据我所知有多少人拉他啊！”老叶淡然地说：“这不是挖来的，这是时机到，越光老师自然就来了。”听起来似乎有点玄虚，其实不然，这里的“时机”就是我们之间12个字的共识。2016年6月我参加在宁波召开的第九届中华慈善百人论坛，老叶从杭州驱车到宁波会我，谦虚地请教有关文化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这是我和这位被称为投资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传奇人物”首次个人交往。此后我应邀去千岛湖给敦和基金会理事会和秘书处全体成员讲文化课，当时敦和基金会秘书处突然出现人事变故，老叶约我谈，提出希望我去主持这个基金会。我没有同意，但答应当理事。三个月后，老叶再约我谈，在一句“你有什么条件，你提”后，我的条件是12个字“天下为公，坦诚相见，各思其过”，这是一个法乎上者高端求同的思路，没想到一拍即合，老叶一拍大腿说：“我就想讲天下为公啊！”
“天下为公，坦诚相见，各思其过”听起来很虚，是因为我们不当真。在一起共事没有人讲大道理，靠互相理解私利私情来维持关系；有意见有分歧不直说，并且对别人的表达总要猜度其言外之意和另藏的“真实意图”；急了就一味指责对方，而无丝毫反躬自省，这不都是“司空见惯浑闲事”吗？机构文化中决策者的顶层共识是文化制度化的前提，叶总是敦和基金会的主要发起者和捐款人，和他有此共识就是一种“时机”；后来，我们机构文化的“会议决策，当场宣布”“集体用权，个人负责”“五慎五戒”等原则，可以说就是从这12个字逐步推演的。
佛学讲因缘论，缘是一物与他物的关系，因是结果的起源。所谓“时机”自然是缘，那么，因呢？大概可以推至我在年轻时代就向往即使白发苍苍，心里依然可以响起咚咚战鼓的人生境界。上天把时间给了你，你要用创造去赋予属于你的时间以生命。当天，我在笔记本写下这样一段话：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乐此不疲，无得无失。
不是做多而是做长；不怕慢，就怕乱；做长人才能做长事，事情长机构就长。
最好的“长”（cháng）是“长”（zhăng）。不是在过程中消耗，而是在过程中生长；“长”（zhăng）事不如“长”（zhăng）人，支持年轻人；“长”（zhăng）人先要“长”（zhăng）己，“长”（zhăng）己在修德。
就机缘当它仅此一次，守敬用勤，随时准备盖棺定论；就事情当它刚刚开始，行稳致远，处处预留发展空间；就人生当它是个道场，缘起缘灭，心无所住。
然后，我和老叶预定了谈三天具体问题，预设各种可能性和如何对应，结果谈了两天，就已建立起大体共识；然后，我分别和理事会、秘书处的主要成员交谈，从不同角度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和交流看法；然后，我确定以全职志愿者的方式去敦和工作。而我笔记上的那段话，就成了我在敦和秘书长任职演讲中提出建百年基金会的由来。
那么，为什么又一届而止呢？是不是出于功成身退见好就收的策略考虑呢？确实，我在这届秘书长任期中获得不少认可和赞誉，敦和基金会也在2019年底获评5A级社会组织；但是，我不再连任主要是看到了隐患。在二届理事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坦陈我担任秘书长的四点不足：第一，与团队的距离感，不同游，不同乐，感同身受的东西就少，团队越尊重我，反过来越可能压抑团队的创造性。第二，管理上思路强于措施、措施强于执行，性格因素不善于在重复中训练队伍。第三，习惯于“谋定而动”，只能和伙伴分享思考的结果，不能与伙伴分享思考的过程，有利于应急，不利于陪伴成长。第四，过于强势的秘书长，会形成机构一个视角看问题，而我们需要多只眼睛从不同视角的观察。我说：“我的这些问题三年多来都存在的，只是因为机构快速发展使我们注意不到；但下一个阶段是巩固的平稳期，正如骑自行车，快时看的是力量，慢时看的是平衡，我们需要一个比我平衡感更好的秘书长。”理事会同意我的看法。
这就是我在敦和的进退之思。在思进退中，我常想起明朝万历时吕坤论人品的“四看”之说：“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希望自己从这四个角度上还能看得过去，虽然总是不能令自己满意。
这本《以公益为志业——陈越光慈善文化言语集》由“爱德传一基金”选编，作为“传一文存”（当代中国公益人文选）之一出版，本书中所有我的言论文字，观点和内容不做任何改动，对过于口语化的做了删减，修正一点文字错误，敬待读者批评。附文所选媒体文章和每篇所加编者按，非我所著，尊重编者之意。
出版业在黄昏时分，这样一本文集更不可能有市场预期，著者放弃稿费，编辑没有编辑费，“爱德传一基金”还要资助出版费用，出版社也无利可图，所求何为？徐会坛这样说：“我希望做这件事情主要出于两点：（1）我是爱德传一基金的工作人员，爱德传一基金的工作之一乃是促进慈善文化的传播、研究与实践；（2）您过去三年对慈善文化的思考既有思想的深邃，也有实践的关切，但散落于不同的场合、时间，如能汇整起来加以编辑，或更能产生聚合力量，为后来者继续推进对慈善文化的思考、研究和实践起到‘肩膀’的作用。”深浅厚薄不论，做一个“肩膀”也是我愿。
谨此向“爱德传一基金”，向编辑者徐会坛特别致谢！
陈越光
2020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