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与蜕变：明清之际江南诗歌家族刍论[1]
彭志
摘要：明清易代之际山河板荡，政权更替势必会影响到江南诗歌家族的兴衰。在故明、清廷间的不同政治身份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诗歌书写蜕变、诗坛话语权变易，可视为观照明清之际江南诗歌演进的又一条取径。江南家族因应清廷的政治态度可厘分成抵抗、隐逸、迎合、挣扎四种情形，诗歌创作则分别呈现出文字化为匕首、遁迹山野江湖、屈从奉承上意、煎熬摧折心灵的不同特征，而在清初诗坛话语权分布上也相应地发生了家族诗歌的断裂、迁移、异化、低谷的迥异趋向。分别聚焦夏允彝、万泰、徐乾学、曹溶为代表的四个家族，通过此类“政治形势—家族抉择—诗歌书写—诗坛话语”的逻辑推演，则时代特征、地域文化合力作用下的明清之际江南诗歌家族话语权的萌蘖、起伏、嬗递状貌将会愈加清晰。
关键词：明清之际 江南家族 政治形势 诗歌书写 话语权
诗歌在发展过程中，很难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刚定鼎的新朝在企图重塑思想秩序时，诗歌往往会成为居上位者操控士人意识的常用手段。在清廷平定天下中，江南[2]地区可以说是最难被征服的区域。在南明的弘光、鲁王监国，隆武、绍武、永历及台湾郑氏诸个流亡政权中，以江南为统治中心的便有弘光朝和鲁王监国，而在其余四个政权中，江南士人在官僚人员的构成上也是占了较大比例。基于由来已久的对立情绪和错综形势，以顺治帝为代表的清廷中央对江南始终抱持着颇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需依靠此地的赋税、经济去供养庞大帝国的日常运转；另一方面，却又从维稳出发，对此地顽强的抗争精神深恶痛绝。清廷在未征服各处土地时，便暂时采用威压怀柔兼具的汉族政策，于此之下，江南诗歌家族[3]的因应之策也出现了分化，呈现为抵抗、隐逸、迎合、挣扎数种态度，随之而来，家族的诗歌书写也表现出不同特征，而观照江南诗歌家族在明清之际[4]前后的诗坛地位，便会出现断裂、转移、异化、低谷等不同情形。这种家族因在易代之际政治选择的不同，而造成诗歌创作的不同面貌，以及在诗坛话语权上的变化，正是本文着力探讨的关键问题。
一 抵抗衰败：文字化为匕首与诗歌家族的断裂
明清两朝的文化发达区域，善于创作诗歌的家族不断涌现。单以明代来看，有父、子、孙三辈皆留存诗文集者，如常熟瞿氏家族父辈瞿景淳《瞿文懿公集》、子辈瞿汝稷《瞿冋卿集》、孙辈瞿式耜《瞿式耜集》。有一门兄弟皆擅诗歌创作者，如长洲皇甫冲、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四兄弟，王世贞褒以“吾郡以诗名天下，至嘉靖间最，嘉靖中诸名能诗者，独皇甫氏最”[5]。有家族才媛竞相填词者，如明兵部职方张拱端七女中有六女有词作传世，长女张学雅《绣余草》、三女张学仪《滋兰集》、四女张学典《花樵集》、五女张学象《砚隐集》、六女张学圣《瑶草集》、七女张学贤《华林集》。于此可见彼时其地家族化诗词创作的繁盛。
诗歌家族的蓬勃发展与当地的安定局势、文化水平、科举氛围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当其中的某些因素发生变化时，便会冲击诗歌家族的稳定性，严重的更会对其造成毁灭性恶果。明清易鼎前，江南诗歌家族繁荣无比，当面临山河崩塌的严峻时刻，各个诗歌家族对时事政治会有不同抉择，这自然也会导致家族诗歌在发展时遭逢迥异处境。本节重点讨论那些以实际言行抵抗清廷的江南诗歌家族，考察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对复杂心态的书写，以及由此不得不面对的家族诗歌的衰败与断裂。通览清顺治朝对江南士人的打压，以刚侵入时屠杀起义士人最为典型，循此轨辙，兹择选夏允彝家族为例探讨。
（一）但求速死：夏氏家族男性成员的檄文化诗歌
江南诗歌家族在遭逢明清易代时，很多都选择了抵抗，其中以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最为闻名，这大半源于夏完淳未足弱冠便书写了诸多表达高尚志节的诗文，并悲壮地将士林推崇的以身殉国付诸实践，这种言行经过同时及后来的遗民诗人和史官的层累书写，愈加强化了夏完淳可歌可泣的形象。其实，在夏允彝家族里，不仅夏完淳如此，夏允彝本人及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几位女性，都在国破家亡之际英勇对抗清廷，有的杀身成仁，有的遁入黄老，且以诗歌发抒着一代士人在世事天翻地覆时个体涕泪带血的无奈自白和无尽呐喊。下面从夏允彝家族中择选几位代表人物予以阐述。
夏允彝（1596～1645），字彝仲，号瑗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好古博学，曾与同邑陈子龙、徐孚远等创立幾社。崇祯十年（1637）进士，授长乐知县。北京陷落后，募集义兵，拜谒史可法，商讨兴复大业。南明弘光立，擢吏部考功司主事。南都被攻陷时，赋绝命词，自投松塘殉国。著述有《夏文忠公集》五卷、《幸存录》六卷等。当松江清军统帅招降时，夏允彝愤慨地在门上刻下：“有贞妇者，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无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将以死自蔽乎？”[6]以贞妇坚拒侍二夫喻士人决不事二君之志，为表心迹，更在沉塘前，愤然挥笔写就《绝命词》：
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既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卓哉吾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悫人、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京。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警励后人。[7]
上引诗质朴厚重，在浩荡君恩与国遭劫难之时，在中兴无望与朋辈成仁之际，追随殉节似乎成了持守品行的士人最应选择的路。字词间未过度渲染情绪，也未刻意经营结构，铮铮铁骨的士人形象呼之欲出，无怪乎陈子龙亲撰挽诗“志在《春秋》真不愧，行成忠孝更何疑”[8]予以推扬。其后，陈子龙于顺治三年（1646）又写悼祭文《报夏考功书》[9]，宋徵舆于顺治五年（1648）写《夏瑗公先生私谥说》[10]，可见夏允彝去世后仅数载，对其的追怀文章便不断出现，一代忠节之士的形象逐渐被建构起来了。
夏允彝在赴死前便流露出一死以保全名节的意愿，“予也应死之人也……今待死耳，又复何云”[11]，可见以死全节的行为并非来自于外界舆论，更多的是其遵从内心的主观选择，以其《千秋岁引·丽谯》为例剖析：
千秋岁引 丽谯
泽国微茫，海滨寥廓。万堞孤城逼天角，云外龙车碧树悬，霜前雁字当窗落。苎城花，秦山月，都萧索。 刺史风流推琴鹤。暇日高吟倚轩阁。酾酒新亭几忘却。三泖沙明绕郡楼，九峰岚翠扶城郭。铜壶响，晓更催，宛如昨。[12]
此首中调创作时间不可考，据词情可推知当做于南明弘光朝将亡之际。上阕写登高远眺，触目皆是萧索凄凉的深秋悲景，冷色调意象的叠加强化了衰飒之境。下阕宕开一笔，转而呈现词人寄情暇日高吟、酾酒新亭等高雅情事以纾解积郁愁绪，但余晖映照中的郡楼、峰峦环绕中的城郭久久难以拂去，深夜降临时，悲情又会重上心头。词人生逢国破家亡之际，曾经的豪情壮志日渐消弭在被不断侵蚀的江南山河中，兴复大业的屡屡受挫也让其堕入心如死灰的悲怆之境。虽是满腹愁绪的寥寥数语，却胜过絮叨的千言万语，将面临亡国困境的士人心态剖析得异常真实。以夏允彝存世的《绝命词》《幸存录》及这首中调，足可见其万般挣扎中终于做出选择后的决然心迹。
夏之旭（1591～1647），字符初，以诸生贡于廷。松江沦陷时，本想同夏允彝一道赴死，奈何因弟弟的托付，得以不死。顺治四年（1647）四月，因陈子龙案牵累，被官兵追捕，自缢于文庙复圣颜子位旁。[13]临死，撰有《遗遗令》。
余自舍弟殉节，即欲偕死。彼以孤寡见托，未忍也。然不向城市坐者，两年于兹矣。今日吴镇效忠，一时趋附，几事不密，变且中作，搜求余党，坐以叛名。嗟乎！新朝之所谓叛，乃故国之所谓忠也，夫何伤哉！余幼读圣贤书，今死圣贤地，夫亦死于圣贤之教，非死于法也。
嗟予薄祜，少遭不造。皇路多虞，抚膺思报。穰穰国人，藩之垣之。惴惴缧绁，抗章白之。余一介儒，曾霁天颜。岁寒之义，至死勿迁。仲也怀沙，身无贬屈。惜哉卧子，何不早决？故君曰逝，故友云亡。吾将安归？敬附首阳。从容自引，鲁璧跄跄。遐哉尼父，余敢对杨。[14]
在遗令中，夏之旭交代了国变后苟活之因，夏允彝殉节的两年里，或选择不入城市的隐居，或密谋与苏松提督吴胜兆复兴大明，但均功亏一篑。易代之际的选择尤为重要，因其事关圣贤教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成了最佳出路。与夏允彝《绝命词》一样，夏之旭的遗诗也是四言，这种原始诗歌形式，更便于展开濒死前的庄严抒怀。诗之内容起先追述生逢国运多舛，欲竭力报效，不惜身陷牢狱；继而解释原因，即曾获天子认可，并自比岁寒松柏、自沉屈原；复次宣告故君旧友纷纷逝去，一己将如伯夷、叔齐般将名节视若珍宝；诗末卒章显志，在儒生尊崇的圣贤之地自经，是生命的复归于真。全诗无一华丽辞藻，无声嘶力竭的控诉，却将心迹呈现得淋漓尽致。
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号小隐，著有《夏节愍全集》《南冠草》《续幸存录》等。甲申巨变，二百多年的大明基业毁于旦夕，不足弱冠之年的夏完淳毅然追随父亲夏允彝、老师陈子龙在家乡起兵抗清，鲁监国遥授中书舍人，事发下狱，于金陵临难痛骂贰臣洪承畴，慷慨赴死。既往研究，夏完淳多被塑造为爱国诗人，其《大哀赋》《别云间》《狱中上母书》等名篇有不胜枚举的成果。[15]此处不准备蹈袭窠臼，而是择选夏完淳作品中一些较少受到关注的诗词，在细读基础上发掘其痛悼亡国之情和拳拳报国之心，以及更为生活化的形象。
侍伯父茅庵小憩
纷纷十二衢，车马日照地。术以敝庐超，道由华屋蔽。寺幽人不知，林端霞若绮。昔闻慧远游，复此朗公憩。玉磬从风音，疏钟响云际。我思天之末，身世良可弃。[16]
寄荆隐女兄
书剑天涯转自亲，孤帆漂泊迥伤神。自怜愁立寒塘路，独恨行吟泽畔身。黄土十年悲故友，青山八月痛孤臣。当年结客同心者，满眼悠悠行路人。[17]
据诗意可知《侍伯父茅庵小憩》应作于顺治二年（1645）九月十七日至四年（1647）四月间，是时夏允彝投水殉国，夏之旭为表明志节，在乡野修筑茅庵隐居不出。此诗正是以侄子视角观察伯父生活，先描绘繁华热闹的城市，继之转而刻画寺院的清幽，连用慧远、朗公、玉磬、疏钟四个佛教韵味浓厚的典故、意象，铺垫出结句看淡人世纠葛、歆羡归隐之情。夏完淳的很多诗彰显着积极向上的抱负，这首有归隐之意的五古确属少见。《寄荆隐女兄》颈联“黄土十年”写夏淑吉早逝的丈夫侯洵，“青山八月”写殉国的父亲夏允彝，侯洵卒于崇祯十一年（1638），夏允彝自沉于顺治二年（1645）九月，据此可知此诗作于顺治三年（1646）夏。整首诗读来充满孤独悲伤之感，既有孑然一身纾解国难，又有叹息人情冷暖遽然变化。再看双阕词《洞仙歌·江都恨》：
洞仙歌 江都恨
珠帘乍卷，漏春光一半。廿四桥烟花恨满。久伤心、故国鸿雁来稀，吴江畔，古艳阳琼花观。 望隋堤一抹，杨柳依依，明月迢迢隔河汉。露满玉衣秋，夜漏沉沉，催刀尺、伤心肠断。泪滴金壶红粉怨，偶一梦到南朝，乱敲银蒜。[18]
上引词作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至永历元年（1647）春日，即清顺治三年至四年间。词题“江都恨”指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兵在攻破史可法坚守的扬州城后，大肆屠城十日之事。屠城惨案发生不久，词人途经扬州，满目疮痍，便不禁将伤心故国的情怀诉诸笔端。词中不乏扬州的标志性遗迹，如二十四桥、吴江、琼华观、隋堤，这些景观不断地在历朝文人骚客的诗词中出现，成为蕴含丰富内涵的意象，如“隋堤”借指昏聩君王、亡国之兆。谋篇布局上的特色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往昔繁华与今日荒芜的鲜明对比，往昔的扬州游人摩肩接踵，指点如画春光美景，兵燹劫难后，断墙颓垣，杂草丛生，回忆在昔盛今衰中被撕扯，悼念故国之情涌上心头；其二是将写景与抒情紧密结合，营造情景交融的氛围，在词人笔下连缀出现的一半春光、消散烟花、稀疏鸿雁、依依杨柳、迢迢明月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物象，更是糅合进了词人内心起伏情绪的心像。
夏完淳殉国后，江南士人被其视死如归的精神感动，创制了大量哀悼诗文，表达对这位少年英豪殷殷报国的颂扬，如计南阳《哭存古二首》、徐孚远《哭夏存古》等，其中尤以王沄《题夏存古舍人遗集十首》其六“遥望五云飞不到，子规声断泣孤臣”[19]最为知音之论。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在故国与新朝的夹缝里，忠臣怀抱对故国山水风物的不舍，以写诗填词的方式抒发着内心郁积的百般情结，夏完淳短促的一生，便是此般追求的生动写照。
细读夏允彝、夏之旭、夏完淳的临终诗歌，颇可见出三人遭逢国难时的英勇不屈，皆能以陨灭肉体生命的方式去践行对旧君故国的忠贞情怀。而这种心态投射到诗歌上，便会呈现出情绪喧嚣高昂、不屈抗争精神彰显的面貌，此类诗歌创作风格颇有檄文神韵，鉴于此，便将夏允彝家族男性成员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诗歌特征归纳为“檄文化诗歌”。
（二）遁入佛道：夏氏家族女性成员的悲痛压抑诗风
山河破碎时，夏家的男性成员夏允彝、夏之旭、夏完淳在不到三年间皆抱持誓死全节之志，纷纷殉难，女辈亦前赴后继，不让须眉。夏允彝妻子盛氏、长女夏淑吉弃家入道，夏完淳妻子钱秦篆剃度为尼，佛道两门成了这些遗孀继续活下去的寄托。在夏家女性中，以夏淑吉、夏惠吉最典型。夏淑吉，字美南，号荆隐，适嘉定侯洵为妻，早寡，励志节操，著《龙隐斋诗集》。夏允彝在世时曾对人言“弘光之世，余得洁躯者，吾女之力也”[20]，足见其对长女品行的赞誉。在娘家、夫家男性族人纷纷赴难后，遗留下的寡妇的日子更加艰难了，《（乾隆）嘉定县志》卷十下记载甚详：
夏氏，名淑吉，考功允彝女，适诸生侯洵，太学生岐曾仲子。洵卒时，节妇年二十一，忍死抚周岁孤檠。后岐曾兄峒曾及子演、洁俱被难，允彝亦自沉淞塘。两家第宅皆成瓦砾。先是，节妇避兵，结庐曹溪、龙江间，两家奔命，赖以栖止。演室姚、洁室龚，咸来从居，所谓东园岁寒亭也。已而岐曾复以故人株连被逮死，母龚太恭人赴水死，节妇夜□舟潜往棺敛，兼收庶姑刘氏尸，舁置祖茔旁。随遣人间行，求其舅尸于云间。初，峒曾季子瀞亡命，有司名捕之，岐曾季子泓挺身以代，其妻适死于上洋，节妇称贷营救，抱其子荣抚之。事稍平，孤檠才而殀，节妇曰：“吾数年来，三百六十骨节交付太虚，空更无系恋矣。”节妇中表妹盛氏韫贞，峒曾尝为瀞求婚焉，父母许之，实未聘也。已而瀞不知所终，盛著《怀湘赋》，以自见礼节妇为师友，姚、龚二节妇形影一室。至康熙壬寅，节妇疾终，姚、龚亦后先殁，盛乃次其生平，私为立传。盛守节三十年，与三节妇合葬圆沙之阡。[21]
上文短短三百余字，便将一位易代之际女性的悲惨遭际血淋淋地呈现出来。娘家父亲夏允彝沉塘，伯父夏之旭自缢，弟弟夏完淳不屈就义；婆家丈夫侯洵早逝，翁兄侯峒曾城破自杀，翁侯岐曾株连死于牢狱，翁母龚氏投水，独子侯檠夭折……这一连串的生离死别接踵而至，已将其摧折得对人世毫无留恋。之所以仍苟活世间，源于作为夏家长女、侯家媳妇，这两家的男性纷纷殉节赴难后，必须要有人担负起照顾一众遗孀孤儿，并为殉难家人收尸安葬的责任。国破时，作为士人身份的男性，可以选择殉国，以求品节不受玷污，虽自我结束生命充满痛苦，但遗留下的未亡人更易陷入无穷无止的熬煎，死了的人在记忆中不断出现，活着的后人在不断凋零，整个家族存亡延续的重担残忍地落在了这些柔弱的遗孀肩上。故国人在新朝艰难生存着，吟诗成了她们日常纾解内心积郁的方式：
先考功忌日三首
轻生一诀答君恩，伯道无儿总莫论。不忍回肠思昨岁，楞严朗诵一招魂。翻疑爱重摘人天，子女缘微各可怜。拜慰九京无一语，花香解脱已经年。望系安危一代尊，天涯多士昔盈门。邱山零落无人过，夜月乌啼自断魂。[22]
悼孙俨箫
忆昔于归纨绮丛，郎家声誉擅江东。肃雍自叶房中乐，散朗仍归林下风。日暖画楼彤管丽，春深珠箔麝兰通。彩云散后空凭吊，野哭荒郊恨几重。[23]
《先考功忌日三首》是对亡父夏允彝的追思，第一首用《晋书·邓攸传》“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24]之典，慈父、贤弟相继殉难，忌日更勾连起绵延愁绪，只能将悲情寄托于诵读佛经；第二首多佛语，“缘微”“解脱”之类都可印证彼时备受亲人接连逝去打击的诗人已遁入空门；第三首将昔日门庭若市与今日坟前冷落并举，铺叙哀景，极写悲情。《悼孙俨箫》是写给妯娌的悼念诗，全诗浸润在浓厚的美好回忆中化解不开，更映衬出亲人亡故后的巨大悲伤。综观夏淑吉诗，内容多属国破家亡后对家人友朋逝去的无限追怀，以闺秀独具的绮丽温润之语书写沧桑巨变后的刻骨悲痛，不同于男性愤慨高昂诗风，也洗脱了女性诗歌的奁艳陋习，在明清之际诗坛别具一格。
夏惠吉，字昭南，号兰隐，有诗名，著《玉樊丙戌集》。王豫《江苏诗征》引《名媛绣缄》：“昭南文章华赡，姊淑吉，诗亦清绮，一门翩翩风格。”[25]但通观夏惠吉存世的几首诗，虽才情横溢，却少了沉郁顿挫后的意旨积淀：
中秋见月忆姊妹还家之约
千门夜色映清河，万里潮声起白波。玉露新凋梧影薄，清风遥送桂香多。故园空有三秋约，荒径难逢一雁过。两地相思同此恨，好凭朗月寄离歌。[26]
二月雨雪同静维栖止曹溪并美南姊作
天涯风急雁飞鸣，雨雪相依倍有情。点点远山寒玉映，层层深树夜珠明。论心此日欢方洽，惜别他时感又生。便欲随君愁未得，梅花香梦隔蓬瀛。[27]
《中秋见月忆姊妹还家之约》铺陈中秋夜景，景语即情语，发抒姊妹相隔两地，借月传递斩不断的相思。《二月雨雪同静维栖止曹溪并美南姊作》写寒冬雨雪之日，分隔两地的姊妹终得相见，但相会的短暂欢洽很快又被眼前的离别愁思笼罩。综观夏惠吉的诗歌，内容多关涉与姐姐夏淑吉的离别之苦，语言华丽富赡，擅长雕刻细琢、叠加意象，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脂粉之艳，但内核缺乏质感，无法走出逼仄的女儿剪不断的愁绪，在创作视野上逊色于夏淑吉。夏淑吉、夏惠吉两人于明亡后的诗歌创作都浸润进浓郁的追怀悼念之中，一面是最为亲近之人接连殉国，一面是清廷对抗清志士亲属们的监视，加之女性诗人较为普遍的内敛情感，便呈现出诗歌的悲痛压抑风格。
华亭夏氏一族在甲申国难之际，或慷慨殉节，或隐遁避世，时人、后人钦佩其嘉言懿行，纷纷予以推崇，“一家真父子，两代有悲欢”[28]，“一门风雅，而抗节不屈，尤世所难能焉”[29]，洵为的论。其实，在明清之际的江南，不只夏允彝家族选择抵抗清廷，很多诗歌家族都抱持着此般态度，这不过是众多共同类型的缩影。当故国的诗歌家族选择对抗新朝时，往往逃脱不了被残酷打压乃至毁灭的命运。夏允彝家族走向对抗之路时，曾经的华亭诗歌望族便渐渐凋零，家族诗歌的断裂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当逢此际，便可在诗歌家族的诗词中捕捉到较为强烈的时事感，文字成为他们发抒内心积郁的依托，细读之下，诗歌家族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复杂心迹便可得以完备展现。
二 隐逸沉浮：遁迹山野江湖与诗歌家族的转移
山河巨变是检验汉族士人品行操守的试金石，激烈者拒不妥协，携家带眷投河自缢者有之；温和者遁迹荒野，不合作、不抵抗，走折中之路；谄媚者歌功颂德，为新朝统治旧邦建言献策；反复者犹疑挣扎，只能在拿不起、放不下中百般摧折。上一节以夏允彝家族为例讨论了诗歌家族易鼎之时的第一种抉择，本节则聚焦第二种抉择。选择退隐的诗歌家族主要集中于明遗民群体，家族长辈选择隐逸后，其子孙中的一部分也会追随，循此，遗民型诗歌家族便会形成。若以诗歌视角切入，则宁波万泰家族是较典型者。下文以万泰、子万斯同、孙万承勋为例探赜此诗歌家族遗民意识及行为的具体表现，以及对家族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从锐意进取到遁世方外：万泰诗歌中的情感诉求
甬上万氏家族的始祖是万斌，从安徽定远迁来，前六世多出武将，自第七世万表，逐渐转向儒术文才。万氏家族人才鼎盛，家风谨严，黄宗羲称赞“浙东门风之盛，莫过万氏”[30]。万泰是万氏家族第十一世，至此，家族已由依靠军功立足转变成以科举簪缨传家。
万泰（1598～1657），字履安，号悔庵，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崇祯九年（1636）举人，有《寒松斋集》《续骚堂集》等。甲申国变，形废心死，弃举子业。南明鲁王监国，遥授户部主事，辞不受职，却为义师募集军饷。江上师溃，着道士服，隐名不出。万泰病逝后，友人后学为其撰写了碑志传状，主要有黄宗羲《万悔庵先生墓志铭》、李邺嗣《祭悔庵万先生文》、高斗魁《悔庵万先生行状》等。先来看下友朋对万泰诗歌的评价。
予束发出游，于浙河东所兄事者两人，曰陆文虎、万履安。……诗坛文社，三吴与浙河东相闭隔，而三吴诸老先生皆欲得此两人为重，浙河东风气渐开，实由此两人。……自文虎死后，先生始为诗文。文虎之诗以才，先生之诗以情，皆有可传。当其渡岭，则酸咸苦辣之味尽矣。（黄宗羲《万悔庵先生墓志铭》）[31]
自其始祖明威将军至先生十一世，前十世俱为将，以忠义世其家，至先生始以文章名世，应制举……先生末年，作诗善法韦、柳，日与数子相酬答，而先生所心折者为姚江黄梨洲先生……所见开国世家，人文炽盛，未有逾万氏者。（李邺嗣《孝廉万先生墓碣铭》）[32]
先生益多恻恻可感之态，凡山川、城郭、花鸟、虫鱼、宾朋离合，非昔时晤对者，一皆系之于诗。所为诗本于真朴大雅。同辈论宗体格，先生独任其性情。晚年诗益工，绝类苏子瞻、陈后山，然不以示人。（高斗魁《悔庵万先生行状》）[33]
细读三人撰写的墓志行状，主要内容可分三点。第一，万泰诗文在浙东一带颇受时人推崇，以文章名世，开地域诗文风气之先。第二，万泰诗歌擅长写情，离乱之世的人事景物多能入诗。第三，关于万泰晚年诗歌风格，李邺嗣评价为“作诗善法韦、柳”，高斗魁则认为“绝类苏子瞻、陈后山”。
明亡后，万泰起先以布衣身份参加抗清斗争，拒绝接受清廷官职。顺治三年（1646），宁波陷落，万泰举家赴奉化榆林避难。其后，万泰仍时常参加地方诗社，从事秘密抗清活动，但随着清廷逐渐平定各地动乱，知悉复明已几无可能，为砥砺名节，便以遗民自居，远赴各地游历。在万泰各个时期创作的诗歌中，可以发现这种遗民心态的变化。
嘉定沈一韩浮海避难，与余携手入剡。经月，西归，留诗言别，答和三首：
相逢多难日，四海一萍踪。日月成今古，河山泣祖宗。前程磨上蚁，生意沼中龙。幽恨纷难说，还山看老松。
一月空山住，千秋过客踪。遗民题靖节，逆旅识林宗。碧汉翔孤鹤，寒江蛰毒龙。别离无限意，心指一株松。
匆匆如此别，何以慰离踪？梦落千峰绕，魂归万壑宗。书应传只雁，剑许合双龙。他日中原会，无忘涧上松。[34]
据诗题所述及参《明遗民万履安先生年谱》[35]，可知第一组诗作于顺治三年（1646）。是时，鲁王朱以海刚在绍兴监国不久即被清兵攻破，被迫与追随其后的士人流亡海上，沈一韩应是其中之一，此组诗即是在此背景下的送别诗。组诗语言质朴，没有过多使用繁复意象和叠加典故，在娓娓道来中却能直击心扉，若再结合万泰、沈一韩两人为复明志业殚精竭虑的一生，则心有戚戚。三首五律呈现的情感颇为复杂，有对抗清复明大业前景的忧虑，有并肩挚友离别时的不舍，有抱持理想的共勉，将一位屡遭挫折的明遗民千般心迹呈现出来。生逢乱世，却渴盼以己之力扶危济困，一景一物即可触动诗人情愫。
乱后还西皋
风卷秋潮浪打门，萧萧独坐又黄昏。不堪细数槐柯梦，遮莫难招蜀帝魂。贫比原思兼是病，才非季布亦遭髠。向来胜事都衰落，惟有苍苔护竹根。[36]
丁亥六月钱塘江上阻风漫述
一片孤帆破浪开，黑风吹雨过江来。棘门灞上留空垒，越水吴山剩劫灰。跕跕海翁鸥欲下，依依丁令鹤初回。居人指点屯兵处，几日潮头去不回。[37]
《乱后还西皋》作于顺治四年（1647），在接踵而至的失败打击下，复兴明室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诗人回忆往昔犹如南柯一梦，颈联更有诗谶意味，预示着一己不好的命运走向。整首诗浸润着悲凉落寞，从揭竿而起英勇抗清，到隐遁山野江湖，诗人的身份愈加滑向了遗民群体。《丁亥六月钱塘江上阻风漫述》同样作于顺治四年，一两年前，钱塘江还曾是对峙清廷南下的天然屏障，但转瞬间，鲁王已远遁海上，诗人触景生情，由眼前孤帆破浪、黑风吹雨联想到历史上的棘门灞上、越水吴山，物是人非，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下，一切显得是那么的幻灭虚空。孙德祖《考定续骚堂集叙》评论“夫以万氏之累叶勋旧，固与明室同其休戚，而先生流离琐尾，不皇自恤，唯是惓怀故国，缠绵蕴结，一寓于诗。恸黍离于行迈，悲天命之不淹，歌以当哭，怨而不悱，风人之遗，略可睹矣”[38]。将万泰家世背景、人生履历与诗歌的思想情感及艺术特征相结合，可谓知人之论。
（二）八子不同的避世之路与万斯同对遗民意识的书写
万泰家族沾溉故国恩泽良多，以明遗民身份拒不接受新朝雨露，除了万泰外，他的八个儿子均能继承父志，也终身不事新朝科举，而是将精力投注于经、史、文、医等领域，取得不俗成就，时人誉为“万氏八龙”。长子万斯年（1617～1693），字绳祖，明邑庠生。次子万斯程（1621～1671），力攻医学。三子万斯祯（1622～1697），字正符，明郡庠生，“精研《周易》，旁治《毛诗》《春秋》。书宗北海，诗有风人之致”[39]。四子万斯昌（1625～1653），字子炽，好武勇猛，负才早殁。五子万斯选（1629～1694），字公择，沉潜理学，著《白云集》《事心录》等。六子万斯大（1633～1683），字充宗，精研五经，《春秋》《三礼》造诣尤深，著《学礼质疑》《学春秋随笔》等。七子万斯备（1636～？），字允诚，“书法极工，兼精篆刻”[40]，擅写诗歌，有《深省堂诗集》。八子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终身布衣，纂成《明史》，著《宋季忠义录》《历代宰辅汇考》等。万泰一门父子九人，在明亡后均能坚守品节，甚为难得，更堪称誉的是八子在各个领域均取得很大成就，尤以万斯大的经学、万斯同的史学最突出，成为清初浙东学派的并立双峰。现以万斯同为例，探讨他在史学之外的诗歌面貌及其特征。
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三十九载：“康熙戊午，征博学鸿儒，巡道许鸿勋以斯同荐，力辞免。明年，修《明史》，徐元文延至京师，时史局中徵士例食七品俸，称纂修官。斯同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支俸，许之……盖斯同以遗民自居，而即任故国之史事，以报故国。其至京师，特以群书有不能自致者，必资有力者以成之，其心事类元遗山，其洁身非遗山所及也……而斯同与人往还，其自署只曰‘布衣万斯同’，未尝有他称也。”[41]足见万斯同对遗民品行操守的坚持。明亡时，万斯同仅六岁，在前朝并无功名，严格说来并不能算作遗民，但其以遗民自居，在其诗中也能品读出浓厚的遗民意识。
火烧头
燕王称兵犯阙，既入京，宫中火起，帝已潜身逸去。王问帝所在，或指灰中他骨曰：“烧死矣。”王抚尸而哭曰：“火烧头何至是也。”
高皇垂统建诸藩，欲贻子孙磐石安。岂知身没骨未冷，兵戈云扰起燕山。嗣王好文不好武，上欲登三下咸五。燕兵已至齐鲁郊，犹诏莫令杀叔父。不杀叔父诚为仁，谁料天心不属君。金川门开兵才入，乾清宫闭火已焚。火烧头，真还假？当年火里尸若真，异日逊荒胡为者？乃知天心终有存，虽亡天下不亡身。头白归来帝城死，眼看仇人已易孙。君不见高皇寄食萧寺里，前为沙门后天子。又不见嗣王行遁滇江滨，前为天子后沙门。人间得失难具数，得者何喜失何怒。试看长陵千尺坟，宁似西山一抔土。[42]
寄侄贞一问金陵旧事
原庙相传三百秋，年来风雨变荒郊。游人此际应登览，几见衣冠月出游。
鸡鸣山上草芊芊，望入楼台冷暮烟。高皇陵上松楸树，可有残枝泣杜鹃？
宫殿凄凄宿暮鸦，建康城里日堪嗟。禁中已是他人在，莫问当时百姓家。
万里寒江烟雨高，金山突兀涌惊涛。只今新恨犹难洗，那有余情溯六朝！[43]
《火烧头》是万斯同《新乐府》组诗中的一首，组诗以韵文形式对明朝重要历史事件、人物评头论足，可与《明史》对读。万斯同身兼史家与文人双重身份，在编纂史书之外，更独辟蹊径地以诗写史。上引诗描写了明初朱棣、朱允炆间的皇位之争，诗人讽刺朱棣抢夺侄子皇位，正史里无法过多言说的部分转移到了诗歌中表达。李邺嗣评价《新乐府》“季野未曾纂成一朝之史，且以《新乐府》先之，是亦史之前驱也”[44]，从时人评价或可推知万斯同创作《新乐府》旨在建构出一部明朝的韵文简史，并为编纂《明史》做准备。《寄侄贞一问金陵旧事》诗题表明创作缘起是侄子万言向万斯同询问前朝金陵旧事，在四首七绝里，连缀出现故都风物原庙、鸡鸣山、高皇陵、建康城、金山等，通过今昔盛衰对比，发抒创痛巨深的亡国之悲和转瞬成空的历史沧桑感。对子侄辈铺陈前朝史事，谆谆教诲中故国之思的情愫已然灌注进了万泰家族的子孙后代血液里，这在万泰孙辈万言、曾孙辈万承勋的诗文中时有流露。
综观万泰家族在明清易鼎时的选择，万泰抗清复明之志在不断失败中被消磨，最终选择以遗民身份消极对抗新朝，游历各处，写诗发抒内心郁结。万泰对隐逸生活的选择，直接影响了八子的人生定位，他们虽置身于经学、史学、医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但都放弃了举业，并多以遗民自居。家族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生于新朝、长于新朝，在功名上并未和前朝发生过多联系，但祖辈、父辈坚持下来的操守品行，对朱明一朝知遇之恩的感怀，对新朝取而代之的敌视，成了后代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底色。在成千上万的明遗民中，能够如万泰家族这般坚持数代的，颇为少见。聚焦到家族诗歌，作为明遗民，其诗歌里的故国之思触目皆是，诗歌成了他们建构易代史实和士人心迹的凭借。正是在此基础上，明清之际的遗民型诗歌家族使得家族诗歌的书写内容、风格特征都发生了一定转移。
三 迎合繁盛：屈从奉承上意与诗歌家族的异化
在清廷征服明朝旧有领地的过程中，相比于北方很多地方的望风归附，江南是反抗最为激烈且持续时间最久的，士人相继拥立了多位朱姓子孙为帝，积极对抗新朝，即使在清廷已生擒永历帝后，反清运动及采取不合作态度仍然广泛存在，诚如梁启超称江南系“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反满洲的精神到处横溢”[45]所言。两千余年来，江南士人一直浸润于儒家文化氛围中，对品行操守颇为珍视，因此对于清廷剃发易服政策极度反感，重燃起揭竿起义之火。而居上位者的清廷帝王也对江南士人屡次不利统治的言行极度仇视，从顺治中后期开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打压江南。
对江南士人的钳制主要表现为顺治十四年（1657）南闱科场案、顺治十六年（1659）通海案和顺治十八年（1661）奏销案。除江南三大案外，始终悬在士人头顶的文字狱，是清廷帝王掌控士人命脉的利器，时不时地在士人紧绷的神经上施加压力，将其逼迫到唯唯诺诺的墙角。士人再也无法像晚明时可以对朝政较为自由地发表言论，其言行被严格限制在非政治范围内。士人的气质和追求已被笼罩的高压政策逼迫至噤若寒蝉的境地，只能将精力投注到不太会引起政治纷争的故纸堆里，以求全身远害。与士人气质变异一样，此间的江南诗歌家族迫于生存压力，也有部分家族选择放弃了此前拒与清廷合作的态度，主动地去参加新朝科考，并凭此踏板，在明清之际短暂沉沦之后再度跻身簪缨世家，成了清廷的利益共同体，昆山徐氏三兄弟便是较典型的案例。
（一）位极人臣的徐乾学与谀辞充斥的空洞诗作
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庵，江苏昆山人，康熙九年（1670）高中探花，授编修，后历任左赞善、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刑部尚书等。徐乾学主持或参与编纂了《读礼通考》《古文渊鉴》《资治通鉴后编》等数十种，诗文集方面，著《憺园文集》等，后人评其诗文“文辞渊雅，学有本原，其才不下潘耒，使不为达宦，或更足取重于时”[46]，惋惜之状溢于言表。
徐乾学的诗歌较少有人关注，成为一个较大的空白处，其诗歌作品主要见于《憺园文集》卷二至卷九，由《虞浦集》《词馆集》《碧山集》三部分构成，基本以时间排序，卷二至卷四《虞浦集》，作于顺治十一年（1654）至康熙八年（1669）间；卷五、卷六《词馆集》，作于康熙九年（1670）至十七年（1678）间；卷七至卷九《碧山集》，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至三十三年（1694）间，共857首诗，体裁上古体、近体兼备。
时人对徐乾学诗歌多以肯定为主，如沈德潜评其“昆山顾亭林先生融贯古今，学人非诗人也，而其诗醇雅可传。尚书为亭林外甥，熟于朝章国故之大，盈庭议礼，必折衷焉。及发言为诗，亦复诸体惬当，艺林谓酷似其舅，信然”[47]。交代了徐乾学作诗对顾炎武的继承，“醇雅可传”“诸体惬当”虽说算不上很高评价，但基本上持肯定态度。更有甚者，计东《徐健庵集序》称“若健庵之诗歌，雄湛丽则，巍然成家”[48]，已将其推尊到诗风自成一家的高度。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批评声音，《四库全书总目》评骘徐乾学“师友渊源，具有所自，故学问颇有根据。然文章则功候未深，大抵随题衍说，不甚讲求古格。赋颂用韵，尤多失考。尚未能掉鞅词坛，与诸作者争雄长也”[49]。对其文失之于体格，诗赋失之于用韵的批评，不可谓不一针见血。三种态度持有者的身份及文献载体颇有趣，计东与徐乾学生活在同一时代，话语出自徐乾学别集序言；《四库全书总目》是官方立场，且其是在康熙中后期徐乾学失宠后来自上层授意的声音；曾任乾隆朝礼部侍郎的沈德潜和徐乾学是两代人，评语出自其宣扬格调说的《清诗别裁集》。那么，三种评语究竟何者更为允当呢？
翻开《憺园文集》卷二至卷九，在八百多首诗中，交游、纪行、怀古、咏物、颂圣是其重要主题，其中以交游诗最多，几乎占了一半。大量诗歌或是对某官员赴任某地的送行，如《送汪舟次出守河南》等；或是游览某处历史遗迹时的感怀，如《过秦始皇庙次壁间韵》等；或是对珍稀物种、器具的咏叹，如《西洋镜箱六首》等；或是对康熙帝的应制谄媚之辞，如《瀛台恩宴诗四首》等。这些诗歌类型化颇为严重，大多可读性不强，择其较出色者解读：
怀汉槎在狱
吴郎才笔胜诸昆，多难方知狱吏尊。谁为解骖存国士，可怜一饭困王孙。蝉吟织室秋声静，剑没丰城夜色昏。闻道龙沙方议遣，圣朝解网有新恩。[50]
送万季野南还
霜花醁酒送君还，邸舍相依十载间。惯对卷编常病眼，与谈忠孝即开颜。折衷三礼宗王郑，泚笔千秋续马班。蒲笨独驱惊岁暮，冻云寒雪满江关。[51]
《怀汉槎在狱》作于顺治十五年（1658）秋，此前不久，吴兆骞因南闱科场案远戍宁古塔。诗用《史记·管晏列传》“解骖”、骆宾王在狱咏蝉、杨炯《泸州都督王湛神道碑》“龙沙”等典故，对才华出众的吴兆骞遭遇横祸报以同情，并期待将来朝廷法外开恩时，众人合力将其救出困局。果不其然，康熙二十年（1681），经纳兰性德、顾贞观、徐乾学的勠力营救，吴兆骞被赎罪放返，徐乾学先后写有《怀友人远戍》《喜吴汉槎南还》等诗表达对友人归来的怀念和喜悦。《送万季野南还》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冬，是时，万斯同因故离京还里，徐乾学作诗送行，回忆两人多年交谊，以及万斯同潜心纂修《明史》之功，情真意切。此诗颇有隐晦深意，谈及了易代之际较为敏感的“忠孝”话题，更隐约点明万斯同从经学向史学的转向对为故国存信史有较大助益。以徐乾学位居清廷高官的敏感身份，敢于和有遗民色彩的万斯同如此推心置腹，其中曲折原委不可不细察。
除少量出彩之作外，徐乾学的诗更多的是平庸，这或许和他的高官身份有关，大量时间被公务应酬挤占，无法静下心雕琢字句。大部分诗成了官场迎来送往的工具，缺少真情实感，更糟糕的是模式化较为严重，基本上看了诗题便知其主要内容。择选几首分析：
颜餐园席上咏朝鲜牡丹 其一
金谷朱甍二月天，栽成名种自朝鲜。爱看晴日低花圃，蚤向春风媚舞筵。红荔千年驰粤尉，葡萄万里使张骞。骊江绝域无人到，犹拟繁华天宝年。[52]
御试大阅七言排律十二韵
庵蔼韶光上苑开，祥云宛宛六龙来。西山朝爽明残雪，御路春和绽早梅。驻跸条风吹别馆，晾鹰旭日照高台。朱旗横矗青霄上，翠辇徐穿碧涧隈。万骑羽林森虎豹，千官帐殿列邹枚。指麾乍见旌霓合，驰骤初听画角催。旋挽雕弓惊雁阵，还调玉辔引龙媒。平沙暮卷尘如雾，七萃云屯响似雷。五柞赋成传彩笔，钧天乐奏进金罍。芳春三古搜田礼，湛露千年宴镐杯。绰约羽旄霜仗动，葳蕤曲盖玉銮回。小臣惭愧徒操简，何幸遭逢得预陪。[53]
《颜餐园席上咏朝鲜牡丹·其一》咏域外奇花牡丹，前两联粗粗描绘牡丹，后两联勾连起同是边远地带引进的荔枝、葡萄，并追溯至唐天宝年间中外物产互通有无之状，无甚出彩处。《御试大阅七言排律十二韵》写诗人被恩准陪同康熙帝御试时的所见所闻，虽全诗使用了较多华丽辞藻、繁复意象和各类典故描绘壮烈场景，但依然给人失之于空洞无物之感，缺乏深情的诗篇使用再多的技巧点缀，终会走向徒劳。综观徐乾学的八百多首诗，除了寥寥几篇有特色者外，大多流于平平无奇。那么回到前文沈德潜、计东、四库馆臣三方对徐乾学诗的评价，计东之语褒奖失当，有写序恭维之嫌；四库馆臣之语失于过严，有明显打压之意；沈德潜持论较为公允，以己度人，准确抓住了身居高官者的诗风特征。
（二）乏善可陈的徐秉义、徐元文应制体诗歌
再看徐氏三兄弟中的老二徐秉义。徐秉义（1633～1711），字彦和，号果亭，江苏昆山人，康熙十二年（1673）高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詹事府中允、吏部侍郎、内阁学士等，著有《耘圃培林堂代言集》。老二徐秉义相比于徐乾学，仕途并没有跻身到极高位置，人品及为官却颇受好评，许三礼多次弹劾徐氏，却唯独对徐秉义钦佩有加。徐秉义传世诗歌不多，择其要者观之：
秋日送黄仙裳南归
长安松下读书人，皂帽萧然迥出尘。暂傍香台寻胜侣，却乘秋水问归津。诗传摩诘真如画，豪拟元龙未觉贫。犹记高楼吟啸处，十年迢递海陵春。[54]
圣武成功诗 其十
三灵环黼座，万寿进箫韶。廷集瞻云颂，衢盈击壤谣。祖功分栉沐，天德共钧陶。银汉奎章丽，金瓯甸宇遥。池开非舞骏，门辟更询荛。自昔闻恭已，尊光独圣朝。[55]
《秋日送黄仙裳南归》中送别的黄仙裳在清初多位诗人笔下频繁出现，这首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徐秉义入选《晚晴簃诗汇》唯一之作，可见其独到。首联寥寥数语便将一位翩然出尘的高士栩栩刻画，颔联点题，颈联将黄仙裳诗风推崇到继承王维、人品可追攀陈登，尾联在追忆情谊中缓缓收尾。全诗无过度书写离愁别绪，却在字里行间横溢着不舍，实为用心之作。《圣武成功诗》为颂圣诗，对康熙帝的文治武功极力赞誉，全诗笼罩着拂拭不去的奉承上意氛围，此类应制诗结构、意象、典故、手法多高度类同，缺乏新意。
三人中年齿最小的徐元文在官场上达到的职衔几可和大哥徐乾学相埒。徐元文（1634～1691），字公肃，别号立斋，江苏昆山人，顺治十六年（1659）高中状元，历官国史院修撰、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徐元文有《得树园诗集》《含经堂集》等，其诗获评“修洁整饬，律句长于隶事，犹有幾社之余韵焉”[56]。徐元文传世诗歌颇多，《含经堂集》中有多达十五卷的各体诗作，但总体来看，佳构较少，而平庸之作尤多，这大概是这类汲汲于功名者诗作的共同之处。如：
被论罢官南归 其三
京华十余载，怀乡日悠悠。一朝解组去，潞水浮扁舟。白露且晨降，大火方夕流。烟波正□淼，桂櫂堪夷犹。对景暂为适，安知身所谋。终已事六籍，此外非吾求。[57]
立春日应制
北陆寒收漾晓光，冰池初泮景初长。珠轮爽日丹霞外，绣阁连云紫禁旁。拂拂梅风飘玉琯，霏霏柳雾动银塘。今朝御苑春先发，次第阳和到八方。[58]
《被论罢官南归》作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是时，昆山徐氏家族遭遇了较大危机，“明珠外甥两江总督傅拉塔列款纠乾学、元文兄弟子侄豪横乡里，事皆有据，元文原品休致”[59]。不是致仕荣归故里，而是不光彩地罢官南归，居京为官日子越久，对家乡的思念就生长得越强烈，归路漫长艰厄，眼中之景都会触动对过往人生的思索，万般辗转后，诗人也终获心之归宿。全诗触景生情，将一位被罢免官职的士人心迹深刻地描绘了出来。《立春日应制》一诗排列华丽辞藻，描摹了一幅富丽堂皇的御苑春日美景图，但徒有其表，缺少骨架支撑，因此全诗也无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三）受益于清初江南政策与徐氏家族诗歌的异化
在短短的十一年里，昆山徐氏兄弟三人科考中出了一位状元、两位探花，确为罕见，王士禛推崇为“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60]。当时的士人多将昆山徐氏通过科考跻身新贵看作清朝的科甲盛事，多方予以褒扬，但探查历史细节，事情原委可能并非如此简单。清初顺康之际，虽然各地的南明割据政权已基本上被消灭，但与此同时，西南、东南边的三藩威胁却日益严重，削藩呼声此起彼伏。昆山徐氏地位的攀升多与康熙朝政治形势变化有关，康熙帝削藩意念萌生之时，清廷为争取江南士人的支持，以开科取士作为操控手段，昆山徐氏便成了政策变化后的受益家族。
徐乾学一生颇善结交权臣，明珠便是其攀附目标之一，先趋势依附，待羽翼丰满后，又以党争手段争权夺利，“明珠当国，势张甚，其党布内外，乾学不能立异同。至是明珠失帝眷宠，而乾学骤拜左都御史”[61]。其时，徐乾学“日日入南书房修书，凡有文字，非经徐健庵改定，便不称旨，满、汉俱归其门”[62]。在康熙帝荣宠加持下，徐乾学的两个弟弟徐秉义、徐元文也身居高官，其五个儿子也接连在举业上金榜题名，时称“五子登科”，可谓一人荣，满门俱荣，昆山徐氏家族也攀至了顶峰。
昆山徐氏家族拥有良好的家学素养，本可在诗歌创作上成为一时翘楚，这从三人部分出彩诗作中可看出具有此潜质。三人将人生主要精力投注于举业和官场，虽谋得了很高的职衔，也一度颇受康熙帝恩宠，但随之而来的便是才华消耗在应制、颂圣类诗歌题材中。三人皆有诗文集传世，诗歌数量也颇巨，唱和、送别、怀古、咏物之类诗在在皆是，但多平庸无奇之作。在虚假的繁盛后，家族诗歌也会随之发生异化。本是代代相传的诗礼之家，因官场上的受挫，整个家族赖以依凭的立足根本也丢失了。雍正八年（1730），徐乾学的幼子、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因“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和“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诗句，被有心者构陷眷恋故明、诋毁新朝而被斩杀，至此，康熙朝煊赫无比的昆山徐氏家族便彻底地衰落了。
四 挣扎忏悔：煎熬摧折心灵与诗歌家族的低谷
在前三节里依次探讨了江南诗歌家族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三种选择，即抵抗、隐逸、迎合，在家族诗歌创作上则分别呈现出文字化为匕首、遁迹山野江湖、屈从奉承上意的不同面貌，而随之在清初诗坛上诗歌家族也分别经历了衰败断裂、沉浮转移、繁盛异化等不同命运。除了上述三种较为鲜明的政治立场外，还有一种初始迎合、继而忏悔的挣扎纠结的家族，其诗歌创作也在明清易代之际呈现出了不同的状貌和结局。
（一）官方立场与民间风评对降清家族的双重挤压
明清易代之际望风归附的贰臣，往往会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一面是抗清士人和明遗民言行上的持续挖苦排斥，一面是清廷帝王在利用完之后的重重猜忌打压，两千余年来含蕴已久的不事二君的品节观仿若达摩克斯之剑，随时随地会发起对贰臣的摧残与戕害。在官方立场上，清廷初始为了稳定各地，以各种方式笼络前朝官僚，而待海内晏如之后，便开始秋后算账，并试图重塑臣子对君王的绝对忠诚观念，变节的贰臣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清廷集中评判贰臣功过的行动，早在顺治朝中后期便已提上议程，顶峰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国史馆修撰《贰臣传》，残忍地以史书传记的方式将曾经为清廷平定各地冲锋陷阵、建言献策的故明降清士子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而当时具疏诸臣内，如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张缙彦、房可壮、叶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事本朝，其人既不足齿，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盖崇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63]清廷对待贰臣，不仅从人品上百般诋毁，而且要抹除其立言之作，利用一切手段将贰臣塑造成反面典型，可谓杀人诛心之策。
在民间立场上，贰臣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钱牧斋、吴梅林、龚芝麓、陈素庵、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浆人也”[64]，“蒙面灌浆”意指蒙着人皮却无心肝。沈冰壶《重麟玉册》专门从贰臣群体中挑拣出五位影响力较大者，以“江浙五不肖”并称，除了龚鼎孳属庐州府人外，其余钱谦益、吴伟业、陈之遴、曹溶都可归于明清易代之时的江南名士。这种类似于点将录的形式，将江南贰臣在易代之际的不堪言行暴露无遗。此外，在戏曲等说唱文学中也时常以贰臣本事搬演剧目，让有污点的贰臣及其子孙难以直腰抬头。
来自官方与民间的双重挤压，使得贰臣的生活空间十分逼仄。贰臣或在时代潮流推动下，或在向内幡然追悔心绪触动下，多将人生的挣扎忏悔书写进诗词的字里行间，竭力去修复一己形象。
（二）作为“三截人”的曹溶与自救形象的四条路径
上文曾提及沈冰壶《重麟玉册》将曹溶视作明清易代之际江南的典型贰臣，对其大加讽刺。国难之时的变节污点，不仅影响了曹溶的历史地位，而且牵连其家族滑向了低谷。曹溶（1613～1685），字洁躬，号秋岳，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考授御史。崇祯十七年（1644），授浙直隶军御史，时京师被李自成部农民军攻陷，降闯王，后又降清，仍授御史职，寻改顺天学政。清顺治三年（1646），迁太常寺少卿，遭降二级后革职。顺治十年（1653），复官，次年，迁左通政，擢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出为广东布政使。顺治十三年（1656），降山西阳和道，补按察使，备兵大同。康熙三年（1664），裁缺归里，隐居不出。康熙十八年（1679），被举荐博学鸿词试，以疾辞。康熙十九年（1680），荐修《明史》，亦不赴，终老林泉。[65]曹溶虽年少得志，早早金榜高中，但为官生涯却遭遇多重挫折，辗转各地任职，一生两次变节，入清后，多次被降级、革职，以至于最后被裁缺。曹溶虽抱持安世济民的雄心壮志，却并未赢得当政者的完全信任，理想也终难实现。作为“三截人”[66]的曹溶，在接踵而至的打击中，渐渐对官场失去了兴趣，更多地去反思一己在甲申巨变中的不堪抉择，并试图从多个方面去修补自我形象，主要表现为四点。
第一，曹溶晚年坚拒参加博学鸿词科和纂修《明史》，这与易代之初降清时热衷宦海形成强烈反差。其实，早在康熙二年（1663）春至康熙六年（1667）秋的山西大同任上，曹溶已萌生去意，裁缺之后本可以调任其他职务，但其却并未接受，而是权衡后选择返归故乡秀水，“虽当事殷留，坚意不复受职”[67]。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儒试，京城名流多起意荐举曹溶。李集《鹤征录》记载了曹溶的态度，“先是鸿词之征前一年，早有信，政府首推之，先生坚辞云：‘某为东家妇，焉能复理装效西家颦乎？’”[68]东施效颦之说，坚守中透露着对易代之际选择的无奈和忏悔。在此期创作的诗歌中，也可读出曹溶心态的微妙变化：
己未九日
碧露澄澄覆短檐，出门雨色又廉纤。舟行可耐江枫冷，兵定全回楚岫尖。萍梗几人哀庾信，菊花终古配陶潜。闲中自有移情处，客散樽空总不嫌。[69]
正当博学鸿词科在京师如火如荼进行时，置身事外的曹溶写了这首表明心志的七律。前两联描写碧露点缀屋檐、蒙蒙细雨飘洒的秋日之景，继之出现的行舟楚岫意象则渲染氛围。颈联连用庾信、陶潜之典，庾信羁旅西魏、北周，却难掩乡关之思，是诗人的自比。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归隐南山，是诗人心摹手追的对象。尾联卒章显志，难得偷得片刻安闲，隐居的日子也是自得其乐。在一番沉潜后，曹溶终于选择了渐渐远离清廷的道路，在面临被征聘修史时也坚持如一，“十九年，学士徐元文荐溶佐修《明史》，部议俟服满，牍送史馆”[70]，在丁忧服除后依旧不赴，可见晚年的曹溶很珍视品行，在洗刷着过往的变节污点。
第二，广为结交前朝遗民，在诗酒唱和中寻求心灵慰藉，并甘冒风险，积极为抗清士人提供庇护。遗民和贰臣的关系颇为复杂，在前朝他们可能是同乡、同年、同门，当山河巨变时，却做了不同选择。有的遗民固守名节观，拒绝和贰臣有任何交集；有的遗民受困于基本生存，时常会接受贰臣的资助；有的遗民则游走于这两端间，身份也渐渐模糊化。总体而言，在两者关系中，遗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很多心生悔意的贰臣希冀通过和遗民的交往，来减轻故国旧友及忠节意识的压力。曹溶也概莫能外，为纾解身为贰臣的煎熬摧折，他在有意识地靠近并经营着遗民朋友圈。翻览《静惕堂诗集》，与遗民唱和、送别其远赴异地、邀约一起修书之类的诗歌俯拾皆是。择选关涉傅山这位著名遗民的诗篇予以解析：
怀傅青主
西河阻绝雁悠悠，颇讶蒲轮入帝州。仙仗一辞丹凤阙，归装兼藉赤松游。身依五药常多病，世爱三苍转自愁。寄语龙池簪笔者，特书须表击奸秋。（傅于崇正中以诸生为学使，袁继咸讼冤，张孙振因而罢职）[71]
傅山（1607～1684），字青主，阳曲（今山西太原）人，明亡后以气节自砺，隐居著述，不赴博学鸿词科召，行医以终。《怀傅青主》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是时傅山入京坚拒博学鸿词科，曹溶作诗赞誉其光明磊落、抱持名节，并回忆其在崇祯九年（1636）时为袁继咸伏阙讼冤的正义之举。曹溶热衷于和明遗民交往，其心态源于作为贰臣的他祈求能得到士林谅解，并尽量稀释、消解变节污点。此外，曹溶有时还甘冒被惩罚的风险，接济、收留抗清士人，如顺治十四年（1657）时庇护秘密组织反清活动的朱彝尊。
第三，善用浸润深情的繁复意象和富有深意的典故，以诗词书写贰臣在易代之际的煎熬摧折之心。曹溶诗歌主要存录于《静惕堂诗集》中，有四千余首；词有不分卷的《静惕堂词》，存词近三百首。时人对曹溶诗之特点多有评骘，“少日即以诗名，年事渐增，风格日进，体气自然，意匠深稳，与龚芝麓宗伯异曲同工，卓然为国初一大家”[72]。而关于曹溶词，也颇受推崇，“先生旷代逸才……酒边花底，喜作填词，如朝霞散彩，笙鹤瑶天。论者谓其智珠在掌，慧剑当胸，三寸管落指，即有红云蔽左，紫烟纾右。发而为声，惊鸿落雁，求之神仙之中，遇诸风尘之外，不得不以百宝庄严板拍矣”[73]。评骘数语由徐秉义发出，多有褒奖。择其词之佳者剖析：
绮罗香 云中吊古
垒学流云，沟成积雪，摇落城头军鼓。锁钥千门，高去旧京尺五。杂花映、美酒人家，软沙到、玉骢归路。诧无端、衰草牛羊，边声瞬息便今古。
金舆曾过宴赏，愁入瑶筝变，貔貅新谱。锦帐嫌寒，肯管征人辛苦。看辇道、数改莺啼，有乱山、不随黄土。几时再、杨柳春风，朱楼灯下舞。[74]
上引词作于康熙二年（1663）至六年（1667）间，是时，曹溶正在大同任上。据曹秀兰考证词之内容涉及了顺治五年（1648）十二月大同总兵姜瓖领导的大同反清复明起义[75]，《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清史稿》卷二百一十七对此史事均有记载。词上阕描写眼前景色，城墙、护城河、军鼓之类将人带入曾经波澜壮阔的抗清大业中，多尔衮费尽力气攻破大同后，为发泄郁闷，命人拆去五尺城墙；继而由眼前景象联想到前朝帝王巡边宴赏之事。下阕由古今之别感叹亡国之愁，表达对故国的深情厚谊。此词古典、今典杂糅，意象连缀，将对故国的怀思书写得刻骨铭心，无怪乎顾贞观赞其“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严、倦圃领袖一时”[76]。
第四，经历过山河翻天覆地的贰臣，对一朝一时的历史更加看重，便倾注心力整理故国史事，以避免其湮没无闻。曹溶曾着手整理《崇祯五十宰相传》《明漕运志》《崇祯疏钞》等，《崇祯五十宰相传》缮写崇祯朝时入阁诸臣事迹，《明漕运志》记载明代漕运情形……这些文献多记叙晚明天启、崇祯两朝史实，为将来的修史提供了基本材料。在曹溶诗中也表现出了纂修史书的想法：
无外户部席上观剧同芝麓限韵三首 其一
失路谁招杜宇魂，历年骚席缔金昆。名惭相马重通籍，（时余忝仆卿）客为留鸿喜置樽。夜岀青峦辉户牖，心同白水奉兰荪。荷嚢槖笔真吾事，续史曾传禇少孙。[77]
此诗作于顺治三年（1646），诗人与龚鼎孳一起观看演剧，具体演出剧目不得而知，但从诗歌内容大致可推测出这出剧触发了诗人为前朝修史记事的强烈意识。易代之际变身贰臣，已是对自幼接受的忠君观念的严重破坏，便渴求在余下的“三截人”生命里，能够为逝去的故国存信史。若由清廷官方修史，势必会剔除不利于统治的言论，贰臣主动承担起修撰前朝史事的行为，可视作争夺历史书写权，也是他们对故国沦亡的忏悔和弥补。
再来看看曹溶家族其他人员的情况。父亲曹遵何，以子仕封御史。曹溶共有三子一女，长子曹彦枢，生平资料尤少；次子曹彦恒，字敬胜，承继家业，多方搜采珍本，是颇为有名的藏书家；幼子曹彦栻，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官顺天大兴知县；一女曹氏，适董师植，生子董熜。[78]在曹溶家族里，三子一女都暂未见有诗词作品传世，据此或可推知自曹溶后，整个家族在诗歌创作上陷入了可怕的低谷期。
结语：追索诗歌家族创作及易代话语变化
在面临举国山陵坍塌之际，明末江南地区的诗歌家族始终无法回避一个终极拷问，即必须在崛起的新政权和沦亡的旧政权间做出选择，这是易代之际诗歌家族逃脱不了的高悬魔咒，新政权不断逼迫着他们表态、站队。对江南较为著名诗歌家族的易代轨迹进行细致勾画，以政治态度为标准进行分门别类，细致考索某个诗歌家族是如何逐步走向衰败，抑或是如何逐步走向繁盛。考察易代之际，尤其是在新朝建立初始之时诗歌家族的文学参与及其话语变化是个颇为有趣的话题，从中可见抉择的重要性及由此带来的地位蜕变。
易代之际的政治形势是影响诗歌家族嬗变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江南诗歌家族所要面对的是他族对汉族的统治，华夷之辨一直是江南士人与清廷帝王间抹除不掉的芥蒂。在清军入关之前及与明朝对峙的几十年里，江南士人的文字里常见对北方蛮夷的蔑视之词，此时，汉族士人的优越感还很强；而当清廷定鼎京师之后，两者间的位置便发生了逆转。处于主导地位的清廷帝王对江南士人的态度与政策随着其在南下扫灭农民军、南明各流亡政权，以及不断出现的局部抗清运动被逐渐涤除后而发生着一定的调整与变化。于此大幕下行走的江南诗歌家族，面临新朝，不得不选边站队，其态度可大致分成抵抗、隐逸、迎合、挣扎四种。伴随抉择的不同，诗歌家族与当政者的关系便有亲疏远近之别，这会直接影响家族成员在科举考试、官衔升降、地方权力等方面的资源得失，此种情况长久积累的话，便会导致家族诗歌的断裂、转移、异化、低谷等不同情形。若将这种诗歌家族在易代之际因选择不同而触发家族诗歌不同命运的关系投射到诗歌创作上，细小到意象、典故、韵律等的运用，大到题材、风格的表现，都会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在论述策略上对应择选了松江夏允彝家族、宁波万泰家族、昆山徐氏家族、嘉兴曹溶家族，四个家族具有典型性，正可通过对其的细致考察，探析其间种种变化的剧烈。具体情形可分四类。
在第一种情形里，松江夏允彝家族代表的是那种易代之际拒不妥协并英勇抵抗新朝的一类。夏允彝家族的男性成员，如夏允彝、夏之旭、夏完淳，先后投河、自缢、被杀；女性成员盛氏、夏淑吉、夏惠吉则遁入佛道，以另一种形式将男性士人珍视的忠节观坚守了下来。自然生命的被中止，以及后代的青黄不接，让此类诗歌家族很容易地就走向覆灭，家族诗歌在严峻政治形势下被压迫、肢解、消灭难以避免，家族诗歌的衰败、断裂便发生了。而聚焦诗歌书写，愤懑不平之气、忠君报国之志、喧嚣激昂之风在他们诗歌的字里行间都可轻易捕捉，在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后，不再需要过度雕琢经营，直白质朴成了较普遍的追求，文字成了他们心迹的自白，也是赴死前投掷向清廷的最后一把匕首。
在第二种情形里，宁波万泰家族代表的是那种以主动退隐山林表达与新朝不合作态度的一类。万泰家族大家长万泰的雄心壮志被消解在接踵而至的抗清运动失败噩耗里，万般不得已之后，选择成为遗民群体的一员。亲近山野、游历江湖，此种导向性极强的行为，直接影响了万泰八子的人生与学术路向。他们放弃举业，将精力投注到诸如经学、史学、医学等领域，尤以万斯大、万斯同两人最出色。此种遗民式生活，以及有规划性的志业选择，是一把双刃剑，于其他领域来说，有禀赋者的加入大大拓展了研究所能达到的层面和深度；而于诗歌来说，则遗失了一定量的优秀作品，这是易代之际家族诗歌沉浮、转移的代价。在创作特征上，山水、田园成为遗民诗歌的重要题材，而艺术上则为避免家族遭遇飞来笔祸，繁复隐语、前朝意象、连缀典故及由此造成的晦涩难懂和言外之意成了遗民诗歌的基本面貌。
在第三种情形里，昆山徐氏家族代表的是那种顺应清廷政策及迎合帝王而望风归附的一类。徐氏三兄弟在科举上的暴发，不全是实力因素，也与顺康之际清廷江南汉族士人政策的转向有关。成为和清廷捆绑在一起的肉食者后，徐氏三兄弟的主要精力被官场日常烦琐事务以及结营谋求更大权力占据，能够给予诗歌创作的时间少之又少，对诗歌创作的庄严神圣态度也日渐消散，诗歌最终沦为了工具化的存在。细化来说，颂圣、应制、送行等题材的诗充斥诗集，这些诗中意象、典故、结构等都有较多模式化痕迹，更可怖的是，除了屈从奉承上意外，在诗歌中读不出更多深层性的情感，诗歌成了只剩面皮而无筋骨支撑的文字组合。若从存世诗歌数量上来看，徐氏兄弟诗集中动辄多达几百首，似乎给人一种繁盛的迹象，但若苛求艺术水准，则多半难入优秀行列，选择迎合清廷让其更便利于编纂、刊印诗集，但却无法避免家族诗歌遭遇异化的困境。
在第四种情形里，嘉兴曹溶家族代表的是那种山河巨变时初始变节成贰臣，继而又后悔当初选择的一类。这一类士人相对比较痛苦，夹在新朝帝王与故国遗民间，承受着被前者怀疑猜忌、被后者谴责抗拒的双重煎熬。曹溶在明朝有功名，且以敢于谏诤闻名士林，本应杀身成仁，最不济是遁隐山野，但却先后投降了李自成和清廷，成了让人不屑的“三截人”。置身新朝宦海，连遭革职、贬谪、裁缺的摧残，曹溶的心态从挣扎到忏悔再到不赴博学鸿词科，拒绝参加纂修《明史》，广为结交前朝遗民，整理故国史实，尝试着从各个方面去努力弥补甲申巨变时变节的错误选择。表现在诗歌创作上，部分贰臣的诗歌给人一种揉碎寸心般纠结痛苦之感，故国的物象、故人的点滴都能打破他们情绪的平衡，成为触发他们进退失据之渊薮的契机，他们是朝代更替的受难者，其家族诗歌也慢慢滑向了低谷。
如果将诗歌创作的参与者简单地按照人数来区分的话，则有个体和群体之别，在群体方面，诗歌家族是很重要的一类。这种以诗歌家族切入文学参与程度及由此造成的话语变化幅度的视角，颇有努力挖掘的必要。在某个相对稳定的阶段，或许不一定能够发现其中某些因素的变动；但一旦选择某个转折点，并展开前后比较，便可见出诗歌家族的历时趋向。这种趋向既包括量化方面别集的存废、诗歌数量的多寡、参与者的多少等；也包括质性方面意象、典故、题材的选择，以及由此造成的诗歌优劣等，两者相较，后者是更应引起关注的层面。从务虚上来说，不同个体、群体对诗歌创作及批评会有着不同程度的参与，在构成诗歌话语世界里的比重也会存在差异，对诗歌发展产生的影响力也有大小之分。从务实上来说，择选江南典型的诗歌家族，探究其在明清易代之时的选择，以及由此对诗歌创作表现内容和艺术手法上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往细微方面说是某个家族诗风的变迁，往宏观方面说则是由众多家族构成的地域诗风的嬗变，这便是追索诗歌家族易代面貌的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
彭志，男，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兼任《中国文化》杂志执行编辑，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编号：14ZDB076）的阶段性成果。
[2]“江南”是个重要概念，其内涵、外延的具体指涉，历来争论不休。本文将“江南”界定为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与太仓构成的八府一州地区。
[3]在文学研究中，有“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这两对概念，定语位置的不同，所强调的旨归便会存在一定差异，前者突显的是具有文学色彩的家族，后者彰显的是文学的某种家族性特征。与此相呼应，本文讨论使用的主要材料是家族成员创制的各类题材诗歌，为使指称更明确专属，便相应使用了“诗歌家族”和“家族诗歌”两个术语，前者强调擅长创作诗歌的家族，后者突显诗歌创作的家族性特征。
[4]与“江南”具体所指争辩不休一样，“明清之际”的时间起止是另外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术语，本文将“明清之际”界定为明崇祯元年（1628）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共34年的时间。
[5]（明）王世贞：《皇甫百泉三州集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五，《明代论著丛刊》，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第3170～3171页。
[6]（清）侯玄涵：《夏允彝传》，《夏完淳集》附编二，中华书局，1959，第173页。
[7]（清）侯玄涵：《夏允彝传》，《夏完淳集》附编二，中华书局，1959，第173页。
[8]（清）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卷四，中华书局，1984，第266页。
[9]（明）陈子龙著，王英志编纂校点《陈子龙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831～835页。
[10]（清）宋徵舆：《林屋文稿》卷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5册，齐鲁书社，1997，第433～434页。
[11]（明）夏允彝：《幸存录》，《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第1页。
[12]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第2541页。
[13]（清）李聿求：《鲁之春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第132～133页。
[14]（清）徐鼒：《小腆纪传》，中华书局，1958，第191页。
[15]在笔者撰写拙文之际，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有“避秦无计矢报仇——烈士夏完淳”篇使用稀见的《侯岐曾日记》研究夏完淳，创获颇多，洵为的论。
[16]（明）夏完淳：《夏完淳集》，中华书局，1959，第58页。
[17]（明）夏完淳：《夏完淳集》，中华书局，1959，第109～110页。
[18]（明）夏完淳：《夏完淳集》，中华书局，1959，第128～129页。
[19]（明）夏完淳：《夏完淳集》，中华书局，1959，第190页。
[20]柳无忌编《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59页。
[21]（清）程国栋纂修《（乾隆）嘉定县志》卷十下，《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297页。
[22]（明）夏完淳：《夏完淳集》，中华书局，1959，第203页。
[23]（明）夏完淳：《夏完淳集》，中华书局，1959，第204页。
[24]（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中华书局，1974，第2340页。
[25]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2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15620页。
[26]（清）魏耕、（清）钱价人辑《今诗粹》，清初刻本。
[27]（清）魏耕、（清）钱价人辑《今诗粹》，清初刻本。
[28]周兆龙：《读夏文忠公绝命词及嗣君中秘遗属口占》，《夏完淳集》附编二，中华书局，1959，第195页。
[29]柳无忌编《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59页。
[30]（清）王晫：《今世说》卷五，《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59页。
[31]（清）黄宗羲著，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297～299页。
[32]（清）李邺嗣著，张道勤校点《杲堂诗文集》卷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521～523页。
[33]（清）万表重修，万斯大增修《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七，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刻本。
[34]（清）全祖望辑选，沈善洪等点校《续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二，杭州出版社，2003，第641页。
[35]王焕镳：《因巢轩诗文录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24～125页。
[36]（清）全祖望辑选，沈善洪等点校《续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二，杭州出版社，2003，第647页。
[37]（清）全祖望辑选，沈善洪等点校《续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二，杭州出版社，2003，第647页。
[38]（明）万泰：《续骚堂集》，《四明丛书》第7集第44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39]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三十九，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938页。
[40]（清）万斯备：《深省堂诗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74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第328页。
[41]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934～936页。
[42]（清）万斯同：《新乐府》，《丛书集成续编》第20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第643页。
[43]（清）万斯同：《石园文集》，《四明丛书》第四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第260页。
[44]（清）万斯同：《新乐府》，《丛书集成续编》第20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第624页。
[4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108页。
[46]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364页。
[47]（清）沈德潜选编，吴雪涛、陈旭霞点校《清诗别裁集》卷九，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第183页。
[48]（清）计东：《改亭文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8册，齐鲁书社，1997，第257页。
[49]（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三，中华书局，1965，第1656页。
[50]（清）徐乾学：《憺园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45页。
[51]（清）徐乾学：《憺园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29页。
[52]（清）徐乾学：《憺园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51页。
[53]（清）徐乾学：《憺园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89页。
[54]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90，第1368页。
[55]天台野叟著，许朝元点校《大清见闻录》下卷“艺苑志异”，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第51页。
[56]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90，第1050页。
[57]（清）徐元文：《含经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08页。
[58]（清）徐元文：《含经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519页。
[59]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6》，明文书局，1985，第369页。
[60]（清）王士禛著，文益人校点《池北偶谈》卷一，齐鲁书社，2007，第6页。
[6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77，第10008页。
[62]（清）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续语录》卷十四，中华书局，1995，第738页。
[63]《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558页。
[64]（清）沈冰壶：《重麟玉册》卷三，清抄本。
[65]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中华书局，1977，第13326～13327页。
[66]明清之际，对于那些降清的故明士人，士林往往喜好以“两截人”的蔑称形容。而先后投降李自成部农民军及清廷的故明士人，其反复无常的形象更为不堪，顺承前意，以“三截人”视之，未为不可。
[67]（清）曹溶：《与朱葵石》，黄汝铨编选《曹秋岳先生尺牍》卷一，清康熙间刻本。
[68]（清）李集：《鹤征录》，清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
[69]（清）曹溶：《静惕堂诗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8册，齐鲁书社，1997，第322页。
[70]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第6493页。
[71]（清）曹溶：《静惕堂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8册，齐鲁书社，1997，第321页。
[72]（清）郑方坤著，杨扬点校《清名家诗钞小传》卷一，《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第193页。
[73]孙克强、杨传庆、裴喆编著《清人词话》，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第61页。
[74]《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第835页。
[75]曹秀兰：《曹溶词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第84页。
[76]（清）陈聂恒：《栩园词弃稿》，刘荣平编《赌棋山庄词话校注》续编卷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第329页。
[77]（清）曹溶：《静惕堂诗集》卷三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8册，齐鲁书社，1997，第266页。
[78]龚肇智：《嘉兴明清望族疏证》，方志出版社，2011，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