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中国高校基金会：现状、挑战与机遇
杨维东[1]
引言
1994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会（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前身）正式成立，其后我国高校基金会走入了公众的视野，行业不断发展壮大，迄今已经走过了26年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我国高校基金会行业先后经历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中央财政配比政策施行、双一流战略公布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等重要事件，整体上形成了与所在高校办学层次相对应的，特色鲜明、差异化特征明显的高校基金会体系。600余家各级各类高校基金会正在不断探索改革与创新路径，与我国高等教育战略发展同频共振，释放出更多的组织活力，为所在高校各项工作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2017年，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顺利完成。报告总结了我国教育基金会行业20余年来的发展情况，记录了高校基金会的成长历程，对高校基金会发展与双一流大学建设、基金会运作管理、投资策略、校庆筹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是一本系统观察高校教育基金行业发展的读物，对高校教育基金会行业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问世至今已有3年，这期间高校基金会行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高校基金会在彰显应变能力，充分展示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给今后高校筹资与高校基金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因此，为动态掌握我国高校基金会行业发展现状，及时分析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凝聚行业意识，推动高校基金会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搭建对话与交流平台，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持续资助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启动了《中国高校基金会年度发展报告（2020）》的编撰工作，邀请部分高校基金会资深管理者参与其中，总结高校基金会在新冠疫情应对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聚焦筹资模式、项目管理、高校与基金会关系、小额捐赠、投资机制、激励机制、募款平台搭建等问题，最终形成年度发展报告。该报告既为相关政策制定提出对策建议，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翔实资料，致力于推动整个高校基金会行业的健康发展。今后，我们还将探索与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与高校基金会行业发展特点相结合，尝试以两到三年为一个写作周期，形成高校基金会行业发展报告编撰的长效机制，打造系列品牌。
一 他山之石
——世界一流大学的筹款实践
与《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不同，本报告在介绍我国高校基金会整体发展情况之前，还将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筹资募款实践进行介绍，这将有助于我们从国际视野出发考察我国高校基金会的发展路径，也有助于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在资源拓展与筹募方面的有益经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筹资进程。
毋庸讳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暴发，特别是在美国的持续扩散，将对美国大学产生灾难性影响。随着政府拨款、科研资金、海外学生收入以及捐赠收入的减少，美国大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财务困境当中，纷纷大幅削减开支予以应对，如冻结员工工资、减少招聘、管理层减薪、裁员等。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大学当前遇到的财务困境，是由外部的病毒大流行及其相关的不确定性引起的，就美国大学特别是私立常春藤大学而言，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演变，其筹资模式已经日趋成熟，募捐经验日益丰富，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上若干次经济危机后，财务应变能力也有了大幅提升。相信今后随着疫情的好转以及美国经济的复苏，除了少数因疫情影响而无以为继的小型文理学院，大部分大学应该会回归常态化，特别是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些有着巨量捐赠基金的顶尖高校，更是会通过新一轮的筹资募款，弥补因疫情导致的财政损失。因此，即便在当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美国大学的筹资模式、筹资运营体系以及筹资策略，依然值得我国高校学习借鉴。
（一）美国大学筹资的特点
据美国教育资源拓展协会（CASE）统计，2019年美国大学共筹集捐赠496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了6.1个百分点，[2]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美国大学的募捐整体上处在上升区间内。然而，随着疫情的持续影响，相信在未来3～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美国大学筹资的整体水平不会突破“496亿美元”这一高点。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前的几年间，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筹资募款呈现以下特点。
1.私立大学筹款继续高歌猛进，筹款规模屡创新高
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多元化筹资实践中，美国私立大学的办学资金多元化特征尤为明显。目前美国私立大学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联邦及州政府）科研项目资助、学费、当年捐赠收入中可支配部分（包括往年捐赠本年到账部分）、留存捐赠基金的投资收入、附属医院等机构服务性收费、企业或基金会科研经费、校园设施与服务收费等，其中捐赠资金及其衍生基金池的投资收益，已经成为目前美国私立大学资金的主要来源。2018～2019财年，在美国东北部八所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中，普林斯顿大学年度预算中捐赠基金收益的总体贡献率达到了创纪录的64%，如果再加上可供当期使用的捐赠资金，两项捐赠相关的收入接近大学预算的70%；哈佛大学的这两项占比达到43%，接近年度预算收入的一半；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收益的贡献率为33%，加上当期捐赠可用资金，合计接近40%。其他顶尖研究型私立大学的这一占比在25%～30%，甚至更高。[3]
尽管投资收益是捐赠基金的重要来源，但从根本上说，庞大的捐赠基金是由经年累月的筹资沉淀形成的，筹资环节的重要作用体现在能够保证捐赠基金池持续注入新的资金，这样筹资、投资与用资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缺少了筹资的努力，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就失去了根基与持续增长的动力。在筹资方面，美国私立大学不断加大各种资源投入，筹资收入屡创新高。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我们提到的筹资收入，是指实际收到的捐赠款项，包括当年实际收到的现金捐赠，以及往年捐赠承诺中本年兑现的现金部分。随着捐赠者建议基金（DAF）、慈善信托等新型公益慈善工具的兴起，当年现金捐赠部分呈现逐年下滑的态势。
从不同的学校来看，以哈佛大学为例，2018～2019财年募捐到账金额为13.7亿美元，仅次于2017～2018财年的14亿美元，而从2014年开始，伴随着全方位筹款行动（Comprehensive Fundraising Campaign）的深入开展，哈佛大学的年度筹款金额一直处在10亿美元以上水平。斯坦福大学2017～2018财年的筹款金额也突破了10亿美元门槛，2018～2019财年虽有小幅下滑，但也处在8.59亿美元的历史高位。除此之外，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加州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传统私立高校，在筹资募款方面也都有不俗的表现。[4]
2.公立大学异军突起，大学筹款公立、私立齐头并进
一直以来，美国州政府的财政资金是公立大学的主要来源。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州政府对州内公立大学的财政拨款日益缩减，财政拨款占比由原来的50%左右逐渐下降，目前大部分州立旗舰大学获得的纯粹财政拨款，仅占到了年度预算的10%～20%。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为例，州政府拨款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35%以上降到了目前的7%左右。与此同时，大学的办学成本却显著增加。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公立大学使命和角色的变化，其办学规模不断扩大，财政需求也水涨船高，超出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财力能够承受的限度。
面对财务收支此消彼长的困境，公立大学，特别是公立旗舰大学越发重视多渠道筹资与自身捐赠基金池建设，纷纷效仿私立大学向多元化筹资转型，通过筹集社会捐赠方式拓展资金来源，以减少对财政资金的依赖。[5]以密歇根大学为例，包括院系发展事务团队在内，这所大学目前从事发展与筹资相关工作的人员达到550人，与同等规模的私立大学在这方面的人员配置相差无几。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努力，这些公立大学在资源拓展，特别是捐赠募集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截至2017年，捐赠总收入排名前20位的大学中，包括8所公立性质的大学。[6]在2018年捐赠总收入排名前10位的美国大学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华盛顿大学这三所公立大学占据三个席位，年度筹资规模在6亿～8亿美元。正如马修·兰伯特（Matthew Lambert）所描述的那样，不管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正在同时致力于从政府和私人领域获取资源，事实上它们已经演变成混合型高等教育机构。此外，社区大学虽然在多渠道筹集资金方面落后于四年制公立大学，但是许多学校已经拓展了校友关系和发展项目，并有望在这一领域取得积极成果。
3.全方位筹款行动已成为美国大学筹资的常规路径
目前，美国大学的筹款活动大多是以全方位筹款行动的形式开展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开始拓展筹款行动的范围，将传统的大额捐赠、计划捐赠及年度捐赠整合进一个体系，这就形成了全方位筹款行动的总体框架。与大额筹款行动一样，全方位筹款行动致力于实现募捐对象的全覆盖，最大程度地寻求捐赠支持。不过，全方位筹款行动并不仅仅聚焦于某个单一的筹款项目，而是形成细分的差异化营销策划，以更有针对性地推进筹款工作。
不仅仅是捐赠项目范围的扩大，全方位筹款行动的时间周期也在这几十年间得到了极大拓展。传统的筹款行动通常是1～3年，最多3～5年，但全方位筹款行动则与校长任期相契合，一般会在7年左右，有的时间还会更长，如果加上之前的策划与准备时间，整个周期会接近10年。这为识别、培育潜在捐赠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不过这也给大学校长以及募捐团队带来新的挑战。总之，目前美国大学的筹款行动更加趋于全方位化，目标更加宏大，同时呈现出机制灵活、以捐赠者为中心等特征。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名为“Rising to the Challenge”的全方位筹款行动，签约金额高达60亿美元，其中包括迈克尔布隆博格于2018年底捐赠的18亿美元，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教育慈善领域金额最大的一笔捐赠。在此之前，哈佛大学为期6年的全方位筹款行动也圆满收官，这场发起于2013年的筹款行动累计收到96亿美元（包括捐赠承诺），打破了斯坦福大学在2012年底创造的62亿美元的筹款纪录，而哈佛大学的上一场筹款行动还要回溯至1999年，那时所筹集的资金共计26.5亿美元。
目前，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进行的筹款竞争，更多的是以全方位筹款行动的形式开展的。同样也是2018年底，密歇根大学的全方位筹款行动一共筹措了50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公立大学筹资历史上的新高。在谈到长期依赖于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为何能取得如此丰厚的筹款回报时，负责此项事务的密歇根大学发展副校长杰瑞·梅（Jerry May）认为，学术部门负责人和院长是筹款活动的关键，在筹款行动期间，密歇根大学的院长们通常会将20%～40%的时间用于筹款。[7]此外，近年来，其他美国公立大学也都纷纷启动了自己的全方位筹款行动，如2016年华盛顿大学启动了金额为50亿美元的筹款行动，弗吉尼亚大学也宣布了同为50亿美元的筹款目标。
4.筹资事务融入资源拓展模块，资源的内涵更加丰富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美国大学一方面不断扩展筹资的内涵，另一方面探索将大学其他相关职能进行整合，对资源拓展框架进行重构，逐步形成了拓展（advancement）的概念。罗兰德认为，拓展的概念是指大学为了实现在招生、师资引进和筹资等方面的战略目标，针对大学利益相关者开展的所有活动和项目，以寻求其理解与支持。这些过去碎片化分布的活动，如今得以在大学拓展的整体框架下开展，包括校友关系、内部和外部的沟通、公共关系、筹资、政府关系维护以及招生管理等。几乎将那些关乎大学形象与声誉的活动全部囊括其中。[8]从整体上看，拓展事务的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的综合竞争力。
尽管拓展的概念整合了多个模块，但校友事务与大学筹资依然是拓展事务“伞状”网络之下的两个最重要分支。这两方面事务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二者的充分协同有助于两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校友事务与大学筹资相较而言，筹资对大学发展的影响更为直接，它包括一系列面向非公共部门的潜在捐赠者而开展的寻求捐赠与资助的行为。这些资金用来支持学校项目发展，改善校园环境，增加捐赠基金池规模等。
总之，美国大学在资源拓展方面，经过多年的磨合与进化，已经形成了整体性强、层次鲜明、重点突出的总体格局，科学化、专业化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筹款以及形象展示、品牌塑造、公共关系等职能，被有机地融合进拓展事务模块中，为大学外部关系维护与综合资源拓展搭建了平台。与之相比，我国高校一方面应提高高校基金会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也应思考基金会工作与学校其他模块的最佳结合点，这种结合既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升筹款效果，又能够提高基金会反哺大学的能力与水平，推动所在大学内涵式发展。
除了上述四个特征以外，美国大学在近年来的筹资实践中，又形成了许多新的鲜明特征，如“去中心化”筹资模式、捐赠基金的筹投用一体化治理、战略筹资项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等。因篇幅有限，在此不再详述。
（二）海外大学筹资实践对我国高校基金会的借鉴价值
目前美国拥有各类高等教育机构4000多所，其中包括研究型大学、文理学院和社区学院等。尽管不同类型大学或学院的规模、定位、办学特色有着较大差异，但共同点在于这些高等教育机构都越发重视筹资等资源拓展事务，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筹资路径。在筹资模式构建过程中，这些美国高校一方面注重借鉴其他大学，特别是同类大学的筹资经验以及通用性的筹资策略；另一方面，还更多地关注本校的实际情况，将筹资规律与大学基因、筹资历程、校友特点等多种因素结合起来，整体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的大学筹资格局。
不可否认，美国大学在筹资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对提升我国高校筹资与基金会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大有裨益。同时也应看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外大学筹资的情境与场景大不相同，简单复制、套用所谓的国际惯例，不仅会水土不服，更可能引发负面效应，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具体来看，有些海外大学的筹资经验值得为我所用，如筹资团队激励机制、院系协同筹资模式、行业基础设施构建策略等，但有些又不可盲目复制，如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策略、筹款团队的专业化分工模式等。原因在于捐赠基金投资的制度环境与我国大不相同，投资组合与投资工具选择、资产配置以及风险控制等具体投资策略很难复制到我国高校基金会。在团队专业化分工方面，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够在筹款体系实现专业分工，前提是有充分的人力资源保障。如前所述，不包括院系筹款人员在内，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发展事务部门的常规编制大多在200～300人，其年度预算占筹款金额的10%～15%。这种充分配置、充分保障的筹资团队管理模式，从目前来看，是我国高校无法复制的。
总的来说，仅就大学筹资而言，中外大学的个性大于共性，差异点多于共同点。不同的慈善文化、高等教育发展环境、配套制度体系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筹资事务。因此，我国大学的多元化筹资进程，应该探索出一条中国模式；我国的高校基金会发展，也应该走出一条中国道路。
然而，强调自身特色并不应一味地因循守旧或故步自封，而应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学习借鉴他国在高等教育多元化筹资，特别是在募捐策略与技巧方面的有益经验，取长补短，做到博采众家之长，进而为我所用，提高高校基金会的治理水平，最终服务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大局。不仅如此，我国高校基金会在借鉴海外高校筹资治理实践的同时，也应关注制度层面的若干关键问题，如大学与其基金会的关系、投资风险防范、大学基金会公益方向等问题，逐步将借鉴成果制度化。
二 方兴未艾
——我国高校基金会行业发展概览
（一）整体情况
1.总体数量
截至2020年6月15日，通过中国社会组织网以“大学”“高校”“学校”“学院”等关键词进行查询，共搜索到相关基金会722家，其中民政部注册登记19家（包括东北大学附属的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省、市级注册登记699家。经过筛选，对不符合高校基金会典型特征的基金会进行了删减，包括大学二级学院或附属机构基金会，如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化发展基金会、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校友自发成立的基金会，如北京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创公益基金会、深圳市中国刑警学院校友会公益基金会。没有统计在内的还有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基金会，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基金会、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附属医院基金会，如江苏省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中职基金会，如海口市海口旅游职业学校教育基金会。最终符合基金会典型特征的各级各类高校基金会有623家。
623家高校基金会包括异地办学高校基金会，如深圳市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育基金会、广东省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深圳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独立学院基金会、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基金会、民办高校基金会也涵盖在内，如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西湖大学教育基金会、湖北一丹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等。与2017年底相比，各级各类高校基金会新增近百家。
2.“双一流”高校基金会分布情况
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正式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共计137所，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
2020年6月，云南大学教育基金会获得民政部门许可获准成立，因此，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当中仅有国防科技大学由于性质特殊，没有成立基金会。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加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一共有98个办学主体。这些高校当中，除了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上海体育学院、西藏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这8所高校尚未发起教育基金会之外，其他90所高校全部成立了教育基金会。从隶属关系来看，教育部75所直属高校全部发起成立了基金会；中央高校当中，隶属于统战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委等部委高校也大多发起成立了教育基金会。需要说明的是，西南财经大学附属基金会名为四川省光华教育发展基金会，西北大学附属基金会名为朱雀教育发展基金会。
3.区域分布情况
从地区分布来看，高校基金会分布依然与高校分布、地区经济发达程度高度相关，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北京、广东、湖北等高校密集的省、市（见图1）。
图1 高校基金会数量排名前十的省、市
从单个省、市高校基金会数量来看，江苏省的各级各类高校基金会数量最多，接近了百家规模；浙江省、北京市和广东省紧随其后，数量处在50家左右规模。结合地方高校配比政策来看，浙江省、北京市相继出台了配比政策，而高校基金会数量最大的江苏省，目前尚未出台财政配比政策，广东省则仅有深圳市推出了总规模5亿元的配比政策。此外，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高校基金会在区域方面的不均衡性特征比较显著。东部地区高校基金会在数量上占比刚超过50%，捐赠收入与净资产规模占比却达到了80%（含）以上，而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数量、捐赠收入、净资产三项指标的占比逐次降低。
图2 高校基金会地区分布及财务状况
4.历史演变
从成立时间来看，以2009年中央财政配比政策出台为分隔点，高校基金会的成立可分为两个阶段。2009年以前，高校成立基金会主要源于需求驱动，且以原985高校为主，其中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形成了一个成立高峰（见图3、图4）。2009年以后，高校成立基金会更多地源于政策驱动，中央财政配比政策以及相继出台的地方财政配比政策，使中央高校以及地方高校纷纷成立附属基金会。
图3 1994～2020年新增高校基金会数量
图4 高校基金会发起成立趋势
目前，我国现有近3000所各级各类高校，这近3000所高校的多元化筹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基金会这一组织形式对不同高校的价值也大有不同。此外，即便是现在成立基金会的绝大多数高校，能够管好用好基金会的也是为数不多，尚未形成示范效应。因此，未来几年，新增高校基金会数量将维持在较低水平。面对疫情期间财政紧张的局面，尚未出台财政配比政策的省、市新推出支持政策的可能性也不大。从图3也能看出，从2019年开始，高校基金会新增数量已经呈现下降态势。
5.类型特征
截至2020年6月22日，社会组织网显示，全国现有社会组织876924家，基金会6178家。按照前述标准经筛选后，高校基金会共有623家，约占基金会总规模的10%。
从登记管理机关的类型来看，在这623家大学教育基金会中，有19家的登记管理机关为民政部，其余在各省、市级民政部门（562家），行政审批局（3家），社会组织/团体管理局（39家）注册登记（见图5）。
图5 登记管理机关类型构成
从发起高校类型来看，普通本科公立高校占比约为77.7%，普通本科民办院校占比约为6%，高职院校占比约为11.6%，中外合作办学及其他类型高校占比约为4.7%（见图6）。
图6 发起高校类型构成
6.治理结构
理事会是高校基金会的决策机构，是基金会治理的关键。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理事会的理事应在5～25人。通过天眼查数据平台查询，623家高校基金会中有409家高校基金会披露了理事会人数（不包括名誉理事会），其中理事人数在5～10人的高校基金会有87家，11～15人的有125家，16～20人的有107家，21～25人的有90家（见图7）。也有部分高校基金会通过设立名誉理事会的形式，吸引校友等各界社会人士参与基金会工作。
623家高校基金会中有480家高校基金会公布了全职员工人数，其中有127家高校基金会没有专职工作人员，有1～5个工作人员的高校基金会共260家，6～10个工作人员的有70家，11～15个工作人员的有13家，16～20个工作人员的有3家，20～25个工作人员的有3家，25个以上工作人员的有4家（见图8）。这些没有专职工作人员的基金会大多是新成立的地方高校基金会，由学校事业编制人员负责基金会日常工作。这体现了高校基金会不同于其他基金会的依附发展特征。
图7 高校基金会理事会人员
图8 高校基金会全职员工人数
7.财务概况
我们通过天眼查数据平台，结合中国社会组织网数据库，以及部分高校基金会网站披露数据，查询到623家高校基金会的相关财务信息，部分信息有所修订，因此2014年、2015年部分数据与《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略有差异。
捐赠收入方面，2014～2018年我国高校捐赠收入逐年递增，并于2017年首次突破了百亿元大关（见图9）。捐赠收入的增速存在一定的波动性，这与我国高校校庆式筹资模式存在一定的关联。
图9 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及增长率
净资产方面，如图10所示，从2014年开始我国高校基金会净资产一直处在上升区间，资产规模从2014年的258亿元左右跃升至2018年的约466亿元，五年间增加了200多亿元。从增长率来看，2017年的增长率最高，2018年开始有所降低，但增长率也维持在两位数。
图10 高校基金会净资产及增长率
从公益支出来看，如图11所示，与捐赠收入与净资产指标一样，2014～2018年，我国高校基金会公益支出持续增长，并且2017、2018两年的增长率保持在20%左右的高增长，基金会在学校财务供给体系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应看到，高校基金会现在的支出比率较高，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其捐赠基金池做大做强。
图11 高校基金会公益支出及增长率
（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发展情况
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排头兵。其中的40家高校基金会（不包括国防科技大学和2020年刚成立的云南大学教育基金会），也是我国高校基金会行业的第一方阵。对这部分高校基金会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科学判断整个高等教育多元化筹资的总体格局与发展趋势。40家高校基金会当中既有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也有在省、市级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信息披露的时点与要求存在一定差异，这给数据收集带来了一些障碍。同时受到疫情影响，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高校基金会的年报披露也比往年较晚。为获取2019年相关数据，体现年度报告的时效性，我们针对若干关键信息设计了问卷，在40家高校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完成了信息收集工作。
从捐赠收入看，如图12所示，2018年40家高校基金会的捐赠收入首次突破70亿元，占高校基金会整体捐赠收入的59%。2019年捐赠收入相对于2018年略有降低，增速从2017年以来逐年下降，是2015年以来的首个负增长。
图12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共40家）捐赠收入及增长率
从学校来看，如图13所示，在40家高校基金会中，年度捐赠收入超过10亿元规模的有1家，5亿～10亿元规模的有3家，1亿～5亿元规模的有11家，千万元规模的有22家，百万元以上规模的有3家。
图13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共40家）捐赠收入分布情况
2019年40家高校基金会的年度捐赠收入处在前10位的高校如表1所示。
表1 2019年40家高校基金会年度捐赠收入TOP10
在公益支出方面，如图14所示，公益支出的变化趋势与捐赠收入类似，但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这与捐赠到账与支出的时间差异有关。从整体来看，2018年、2019年的公益支出大体维持在40亿元以上。
图14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共40家）公益支出及增长率
图15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公益支出的规模分布情况：整体上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形态，公益支出超过10亿元的仅有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低于1千万的有5家，其余34家高校基金会的公益支出则是高于1千万、低于10亿元，处在中间状态。
图15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共40家）公益支出规模分布情况
表2展示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当中公益支出处在前列的10所高校，捐赠收入与公益支出会存在一定的不匹配现象，这说明捐赠资金本身的灵活性，以及高校发展的差异性。
表2 2019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公益支出TOP10
表2 2019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公益支出TOP10-续表
在净资产方面，如图16所示，经过4年来的两位数增长率，40家高校基金会的净资产于2018年突破300亿元大关，2019年净资产接近350亿元。
图16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共40家）净资产情况
图17、表3、表4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40家高校基金会的资产分布情况。
图17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共40家）净资产分布情况
表3 40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中2019年净资产规模10亿元以上学校
表4 40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2019年净资产分布情况
从整体来看，在39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未获得新疆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校外理事情况）中，校外理事占比偏低，11所学校没有聘任校外理事（见图18）。
图18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共39家）校外理事人数分布情况
在理事长身份方面，党委书记担任理事长的情况较多，占比为43.6%，副职校领导担任理事长占33.3%（如图19）。
图19 40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理事长身份
三 艰辛探索
——我国高校基金会发展现状分析
在第二部分数据与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将对我国高校基金会行业现状进行定性与特征分析，着重关注2017年以来高校在筹资与基金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2019年以来巨额捐赠呈现下降趋势
从2016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就开始整理、汇总当年高校基金会治理、高等教育捐赠的重要事件，汇编成行业发展年度十大热点新闻，并通过高校筹资联盟公众号对外发布，迄今已经连续4年。如果将2016～2018年的十大热点新闻与2019年进行简单对比，就会发现2019年面向大学的巨额捐赠明显减少，即便将海外大学捐赠计算在内，情况大体也是如此。2019年以前的五年间，不管实际到账情况如何，面向高校的大额捐赠新闻层出不穷，屡见报端，捐赠金额也不断刷新捐赠纪录。间或的几起中国富豪海外捐赠事件，也能够经常性地引发人们对此事的热议。
这些巨额捐赠大多是伴随着大学校庆而来的，如2018年10月，国强公益基金会宣布向清华大学捐资22亿元，用于支持清华大学的基础前沿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高端人才引进。[9]这笔捐赠是当时国内高校所获的最大单笔捐赠。其后京东集团刘强东宣布向清华大学捐赠2亿元。[10]北大120周年校庆期间，李彦宏向北大捐赠6.6亿元（含部分等值资产），联合成立“北大百度基金”，[11]邵逸夫基金会捐资5亿元支持北大生命科学前沿研究，[12]陈发树捐资5亿元助力北大医学发展。[13]2017年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后，大北农集团董事长邵根伙向浙江大学捐赠4亿元，[14]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17位创始人及合伙人向浙江大学捐赠5.6亿元。[15]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期间，校友捐赠累计超10亿元，其中京东集团刘强东捐赠3亿元，高瓴资本张磊捐赠3亿元，深圳全景集团邹刚捐赠1亿元，荣盛控股耿建明捐赠1亿元，深圳信立泰药业叶澄海捐赠1亿元。[16]此外，2016年9月，熊新翔在电子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捐资10.3亿元支持学校发展；[17]2017年6月，卢志强通过泛海公益基金会再向复旦大学捐赠3亿元人民币；[18]2018年，在深圳大学35周年校庆期间，腾讯四位创始人马化腾、张志东、陈一丹、许晨晔，以腾讯创始人校友团队的名义，联合向深圳大学捐赠3.5亿元。[19]海外捐赠方面，2019年以前的几年间陆续有陈天桥、马云向海外大学捐赠。2014年，陈启宗、陈乐宗兄弟通过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20]
与前几年相比，2019年以后高校获得的巨额捐赠，特别是个人直接捐赠，呈现下降趋势。有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4月，深圳鹏瑞集团董事局主席徐航通过鹏瑞启航公益基金会向清华大学捐赠3.3亿元。[21]其后，北航校友夫妇匿名向母校捐赠1亿元；[22]12月，何佩鑫、陈晓明校友伉俪向复旦大学捐赠1亿元。[23]企业捐赠方面，除新里程医院集团向中国科学院大学捐赠3亿元[24]之外，大部分企业的大额捐赠处在1亿元规模，如绿地控股集团向华东师范大学捐赠1亿元，[25]卓尔向华中科技大学捐赠1亿元，[26]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向深圳大学捐赠1亿元，[27]五粮液集团向四川大学捐赠1亿元。[28]2020年冬春之交，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学的价值再次显现出来。恒大集团向中国医学科学院捐赠1亿元，[29]同时承诺向哈佛大学提供了5年8亿元的经费支持。[30]4月2日，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签署了捐赠协议，将企业股中心的全部资产2亿股万科股票一次性捐赠给清华大学，这些股票当天市值约53亿元。[31]
2020年6月上旬，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教育基金会共收到社会各界人士总捐赠额近7亿元（实际到账情况不详），其中包括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为民校友捐赠的公司股份582万股。[32]2020年6月中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迈瑞医疗董事长李西廷以个人名义向中国科大捐赠1.068亿元，成立“李西廷基金”，重点用于学校人才引进和培养等相关工作。[33]不同寻常的是，早在捐赠仪式前10天，1.068亿元捐赠款就已经全额到达中国科大教育基金会账户。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2019年以来巨额捐赠的金额与笔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处在第一梯队的大学校庆刚刚结束，相应地就会处在校庆后的捐赠淡季。除此之外，这种下降趋势也是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经济形势、国际关系、外汇政策等，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哪种因素造成了这一结果，但客观来说，这种变化并不是高校及其基金会在筹资方面多做或少做了什么，更多的还是受到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随着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这种下降态势或许会持续较长时间，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捐赠也会向着头部大学及其基金会集中，大学教育基金会“强者恒强”的态势越发显现，其他高校基金会的筹资难度会日益加大。拓展富有竞争力的筹资项目，维系自身校友资源，成为大学资源拓展的当务之急。
（二）大学管理层对基金会工作愈发重视
自2018年以来，各高校主要领导，特别是综合排名靠前、筹款能力突出的高校主要领导，对基金会与筹资工作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他们通过理事会、座谈会等场合，站在学校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基金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这一筹资平台寄予了厚望。这其中既有一些方向性、原则性要求，也有一些更为具体的指导意见。总的来说，学校主要领导的要求与期望，影响高校基金会功能作用的发挥和基金会在学校的地位。
自2018年以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筹款成绩斐然，这得益于其党委书记程建平一直以来对基金会工作的高度重视。他曾在基金会理事会上指出，筹资工作是全校的大事，未来要进一步激发基金会活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院系激励政策，打造一支一流的筹资团队。此外，他还在《光明日报》撰文，以“大学筹资，不只是缓解经费压力”为题专门论述高校筹资与基金会工作，其中特别提到要重视高校基金会的特殊价值和机构特性，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激发其活力。为发挥其核心功能，高校可给予基金会宽松的发展空间，适当的激励机制，推动其扎根高校发展需要，从而成为整合校内资源、对接社会资源的平台，全面参与学校事业发展。
复旦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会第三届第十三次会议期间，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指出，基金会要聚焦资金筹措能力，在壮大规模上下功夫；要聚焦加强内部管理，在提升治理水平上下功夫；要聚焦强化战略布局，在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上下功夫，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校长许宁生特别提到，基金会要围绕学校发展需求，加强二级院系，尤其是发动医院和医学院力量，促进学校重点工作取得进展。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姜斯宪在理事会的讲话中认为，高校基金会在募资及保值增值工作领域大有可为，潜力无限。基金会工作需要发挥交大人积极进取的本色，依法合规，全心全意，抓住机遇，找准方向，争取更多校友及社会力量对学校教育事业的理解和支持，为学校“双一流”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019年4月，清华大学启动了名为“更好的清华”的筹款行动，这是国内高校第一个以大学发展战略为目标的系统性筹款行动。同时，2019年也是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25周年。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25周年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指出，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要形成清华特色，持续发挥模范引领作用，为国家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做出清华的贡献，同时在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认为，团结社会各界筹集发展资源的工作，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工作组成；资源筹募不仅为学校发展提供了各类支持，也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了清华良好的形象。面向学校建校110周年，他要求基金会首先要不断完善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同时加强文化建设，从清华乃至中国的丰富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让资源筹募工作更有人文气息；上下同心协力，为高质量完成“更好的清华”筹款行动打下坚实基础。
东南大学党委书记、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左惟认为，基金会对于一所现代世界一流大学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程度上，基金会的实力和管理水平能反映一所学校的水平，基金会在学校事业发展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希望理事会成员都能不断加强学习，增强知识储备，充实、完善专业知识结构，更好地支撑履职尽责；主动担负起理事的责任和义务，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为学校发展筹措资金、改善办学环境条件等工作中来，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做出努力和贡献。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更多地从教育公益的视角看待高校基金会，他认为教育是社会的事业，捐资教育是爱心、公益心的重要体现，也是进行价值转化、保存和扩大的独特方式。基金会要借鉴国际一流高校先进经验，学习兄弟学校优秀做法，发挥厦大自身特色，为社会各界助力厦门大学百年校庆和新百年建设提供宽广平台。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则结合高等教育的财政实际，认为在“过紧日子”的要求下，学校发展特别是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和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等方面将更多依赖社会资源，筹资工作和联络工作的任务都很重，迫切需要建设一流的基金会来搭建“桥梁”，汇聚更多力量，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提供有利机会和可靠的支持。
据统计，2019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346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9%，高等教育领域的经费投入已经连续多年大幅增长。然而，在经济下行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下，未来几年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很难再持续增长，“过紧日子”将成为一种常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双一流”建设遭遇财务紧张局面时，高校主要领导势必会越发重视基金会这一资源筹募平台，这说明高校管理层在资源募集理念上正在实现某种转变。与过去理事会的程序性、形式性内容不同，学校主要领导利用理事会的机会，对基金会提出了诸多明确的期许，说明这种转变正在悄然而至。同时也应看到，这些重视与观念转变尚未完全转化为高校基金会的制度创新与实质性探索，但从趋势上看，高校基金会在校内的创新时机已经成熟，未来几年在筹资项目上的探索也会水到渠成，或许会释放出更多的组织优势。
（三）中央及地方财政配比政策进入第二阶段
正如《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中所提到的，对我国中央高校成立教育基金会产生关键性推动作用的，就是中央财政捐赠收入配比政策。2009年，为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向中央高校捐赠，拓宽中央高校筹资渠道，财政部、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09〕275号），决定由中央财政设立配比资金，对中央高校接受的捐赠收入实行奖励补助。中央高校捐赠配比政策实行十年来，显著提高了中央高校争取社会资源、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策本身所吸引的增量捐赠资金，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的办学资金压力，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审计署、财政部各地专员办在相关的审计、专项核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合规之处，如有的高校将委托技术开发、合作共建以及股权和长期投资等，以捐赠的名义申请配比奖励资金。此外，还存在捐赠资金未按照捐赠人意愿使用等问题，个别高校甚至还利用非捐赠资金申报捐赠配比财政专项资金。
为规范和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配比政策的杠杆作用，2018年11月，财政部、教育部制定了《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将过去“年度总量控制，高校分年申请，逐校核定”的方式，调整为“实行总量控制，按照因素法测算分校额度，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学校实际情况，选取客观因素，以分档超额累退配比为主”，同时在体现“多受捐多配比”正向激励原则的同时，对困难地区、发展薄弱以及捐赠基础相对较弱的中央高校予以适当倾斜。《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沿用了对单笔10万元（含）以上的合格捐赠收入资金实行配比的政策，但同时明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央高校以及民族、师范等捐赠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央高校申报的单笔1万元（含）以上的合格捐赠收入也可实行配比。
除了中央财政捐赠配比政策之外，我国部分省市也借鉴中央财政的支持方式，出台了类似的配比奖励政策，如2017年以前出台地方财政配比政策的有浙江省、山东省、北京市、湖北省、深圳市、厦门市等。自2018年以后，上海市、河南省、黑龙江省、广西省、海南省、山西省等相继出台本省、市的捐赠配比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台州市参照中央及浙江省配比政策，制定了《市属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配比资金，对市属高校接受的捐赠收入实行奖励性补助，这也是我国首个出台捐赠收入财政配比政策的地级市。此外，浙江省和深圳市2019年还根据情况变化，对之前出台的捐赠配比政策进行了修订。修订前的浙江省配比政策规定，对2014年的高校捐赠收入按照1∶1比例进行配比；修订后相关条款修改为，省财政视捐赠收入规模变化及财力状况等因素，确定财政配比比例。深圳市新修订的配比政策再次明确了5亿元的配比资金总规模，维持了1∶1的配比比例，但对配比资金安排方式进行了修改完善，参照《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将配比资金纳入高校预算管理，不再将配比资金拨付到高校基金会，同时还对主管部门的职责进行了完善，强化了深圳市高校的主体责任。
这些地方性捐赠配比政策的出台与修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高校多元化筹资的积极性，并且正在形成捐赠配比政策的层次性特征，为地方高校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不过，从整体来看，地方财政配比政策还存在一些提升空间。一方面，由于地方财政实力有限，我国中西部大多数地区尚未出台捐赠配比政策，但越是财力紧张越是需要通过配比的激励机制，培育省属、市属高校的多元化筹资意识，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即便目前出台了配比政策的省市，具体的配比办法仍未落实，高校获得的捐赠配比资金无法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的募捐积极性。
事实上，早在2017年两会期间，就有两位政协委员关注过此类问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委员的提案是“关于建立地方高校社会捐赠的中央和地方财政配比制度体系的建议”，他认为建立地方高校社会捐赠配比激励办法，有利于引导和鼓励地方高校积极争取社会捐赠，有利于构建高等教育多元化筹资机制。宁夏大学副校长马宗保委员的提案是“关于将‘一省一校’14所高校纳入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政策范围的建议”，他认为应将14所“一省一校”纳入中央财政捐赠配比范围。针对上述提案，2018年初财政部在答复中说，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高校管理体制，地方高校的教育投入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因此地方高校的社会捐赠配比制度体系建设应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发展实际推动落实。不过，中央财政也将积极研究完善相关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出台引导地方高校建立包括吸引社会捐赠在内的多元筹资机制的政策措施。此外，2018年宁夏政协委员王春秀在其向自治区政协提交的“关于制定更加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向高校捐赠”的提案中提出，对西部贫困地区，由中央财政设立配比资金，对地方高校接受的捐赠收入实行奖励补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苟兴龙建议修订《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扩大政策受益面。
随着地方财政压力的日渐增加，地方政府将越发重视省属、市属高校的多元化筹资工作。2020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北京市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提出要引导社会力量加大教育投入，继续完善市属高校接受社会捐赠收入财政配比政策，充分发挥各级教育基金会作用，吸引社会捐赠。2020年6月，湖北省专门安排省属本科高校“双一流”建设资金11亿元，大力支持高校“双一流”建设，其中捐赠收入财政配比奖补资金2.5亿元，对认定合格的捐赠收入总额，按比例给予高校奖补（奖补比例最高达到120%），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向湖北省高校捐赠，进一步拓宽高校资金来源渠道。
总的来说，从行业发展角度来看，捐赠配比资金对中央或地方高校基金会发展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捐赠配比政策的激励与引导，无论从筹款规模、治理水平，抑或是在社会上的显性程度来说，我国高校基金会都达不到今天的水平。然而，随着绝大多数中央高校都已经发起设立了基金会，筹资与基金管理体系也都基本建立，中央财政捐赠配比政策第一阶段的使命业已完成，配比的作用将从规模引导向质量引导过渡，政策本身的指引作用将更加多元，在推动高校基金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将更加直接。后疫情时代，随着筹资难度的日益增大，捐赠配比资金对各级高校及其基金会的吸引力，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四）高校基金会行业发展呈现差异化特征
2019年是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事业发展的第25个年头，尽管高等教育慈善捐赠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有关高校筹资的成体系、成规模的实践与探索，还是伴随着高校基金会的成立而逐步开展的。25年来，高校基金会在服务所在高校的同时，自身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600余家高校基金会正在结合各自高校特点，围绕学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三大中心工作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中的小众领域正在焕发出勃勃生机。
25年来，在行业整体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特别是近几年来高校基金会行业的差异化特征日益明显，因校制宜、特色发展的态势越发鲜明。按照对高校战略发展的支撑程度，基金会自身的专业化程度以及筹资规模等要素，高校基金会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①处在顶端的少数高校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开始在学校事业发展过程中走向前台，有时还能扮演主角，属于创新发展型高校基金会，对应的是精细化管理模式，更加注重项目开发能力和捐赠服务水平的提升；有的高校基金会还负责打理学校的文创产品，职能进一步拓展。②处在中部位置的高校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大体按照“校庆+常规捐赠项目”的工作模式运作，属于常规发展型，依然是大学发展的配角。③大多数高校基金会的存在感依然不强，筹资团队规模较小，专业化水平较低。基金会总体上处在起步阶段，属于初创型组织，对应的仍是传统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学校处在边缘位置。按照这种分类方式，我国高校基金会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型结构特征。
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少数处在金字塔尖端的高校基金会一直以来发挥着重要的示范与引领作用。不过，高校基金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定是通过差异化路径实现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高校基金会的探索与实践很难完全复制到其他高校。尽管如此，作为行业的代表，这些头部高校基金会的做法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如前所述，目前美国大学的筹款实践是通过全方位筹款行动的形式开展的，这种形式能够将大学资源拓展、品牌形象维护及校友联络等工作有机融合起来，已经成为大学战略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2019年4月，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结合110周年校庆筹款工作，推出内地高校首个筹款专项行动——“更好的清华”，引发了校友们的踊跃参与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同于美国的全方位筹款行动，“更好的清华”筹款行动与校庆筹款结合起来，体现了我国大学的特点，具体筹资项目以大师、英才、求索、斯园为主题，分别关注人才引进、学生培养、学术研究与校园建设四个方面。
除了筹款形式的创新之外，处在头部的几家高校基金会也在同步进行筹资模式的探索，如浙江大学一直以来致力于通过校院两级发展联络队伍，推动院系筹资工作的开展。筹资模式的不断优化，增强了院系筹资的重视度和自觉性，更容易发挥院系的特色和优势，不断提升综合筹资能力，为学校“双一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2020年5月，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还与浙江大学医学院联合面向校内外公开招聘筹资主管，主要负责医学板块的资源拓展工作，这也是对院系筹资人员管理的有益探索。
总之，在全行业差异化发展过程中，高校基金会已经形成了一超（清华大学）、双雄（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多强（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的总体发展格局。特别是其中的部分高校基金会在聚合资源方面开始发挥出枢纽作用，筹资和内部治理的专业化程度与所在高校战略发展的匹配程度不断提高，校内外资源的协调能力不断加强，最终体现为筹款规模逐年增长，对大学预算的贡献度不断提升。不过，这也造成部分高校对教育捐赠资源的吸附能力越来越强，马太效应越发明显。从横向对比来看，美国大学中筹资金额排名第1位的哈佛大学年度筹款在14亿美元左右，即便如此，这一金额也只是占到美国大学筹款总规模的2.8%左右；而我国头部高校基金会的筹资占比则远远高于这一比例。从校际筹资能力对比来看，以2018年筹资金额为例，40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的平均筹资水平为1.7亿元，但实际上有33家高校基金会没有达到这一平均水平，由此可见捐赠资金的聚集情况。
应该说，高校捐赠本身就不应“撒胡椒面”，而应集中有限的教育捐赠资源，汇聚到更能实现捐赠资金价值的地方，同时也应注重基金会发展的整体均衡。此外，筹资规模并不完全等同于学校管理层及基金会治理团队的科学化管理水平，大学自身区位、专业、品牌、院系发动程度，特别是书记、校长对高校基金会的理解与重视程度，都与筹资效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筹资金额具有多因一果的特征。有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由于各种原因，筹资与基金会工作一直未有起色。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暨南大学等部分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南方科技大学等部分创新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反而做得有声有色，筹款收获颇丰，特色鲜明，亮点频现。可以预见的是，充分挖掘本校筹款资源，探索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将成为高校基金会未来发展的关键。
四 砥砺前行
——直面后疫情时代的新挑战
高校基金会的下一个五年，对行业整体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发展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高校基金会将迎来诸多方面的挑战。
（一）高校筹资如何应对经济下行的不利影响
一般来说，高校对多元化筹资的重视程度，与经济发展和财政支持能力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在经济快速增长、财政资源供给充沛的情况下，高校管理层通过财政拨款和各种事业收入，能够获得相对充沛的资金保障，从而满足学校发展的各方面需求。不过，在经济下行周期内，财政收入增长乏力，政府保障运转基本开支的压力日益增加，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就会受到影响，此时高校基金会的独特价值更容易体现出来。基金会净资产规模较大、捐赠基金较多的高校，这部分能够支配的机动经费就会发挥重要的替代作用，学校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也会相对较强。不过，与那些财力雄厚的美国高校相比，我国高校基金会起步较晚，资金实力有限，目前能够直接发挥支撑作用的高校基金会屈指可数。
如前所述，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流向我国高校的大额捐赠数量以及总体规模都已经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假设没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高校基金会还有机会先行应对经济下行产生的不利因素，构建与之相匹配的筹资与基金会管理模式，行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会相对完善。经过几年的历练，那时高校基金会在突发危机应对方面或许会更加从容。然而，历史不容假设，面对经济下行与疫情的双重挑战，高校基金会只能应对新变局，在未来几年新旧挑战叠加过程中奋力开创新局面。
具体来说，经济下行对高校基金会带来的挑战又可细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处在供给侧的潜在捐赠者自身的变化，由于拥有财富的变化以及证券市场的波动，其捐赠意愿、捐赠能力会受到较大影响，不仅如此，之前签订过捐赠协议、履行过部分承诺的捐赠者，协议的后续推进也成为未知数；二是高校基金会的投资事务同样会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投资收益会大幅收窄；三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有些高校基金会的海外筹款业务也会受到影响。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对我国高校基金会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相对来说，上海、广州、深圳、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高校所受到的冲击较小，经济下行对中西部高校基金会的影响会更为显著。未来几年，高校基金会如何与所在高校一道携手渡过难关，是基金会管理层面临的最显性、最严峻的挑战，也最能考验高校基金会的运行与管理水平。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34]这一表述为我国高校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指明了方向，也为用好存量资源、拓展增量资源提供了根本遵循，是高校统筹“过紧日子”与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更为复杂的筹款形势，高校基金会应更加注重自身业务能力的提升，结合自身资源拓展历史，找准关键环节，最大程度地减少各方面因素对高校基金会工作的不利影响。
首先，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相对于增量捐赠资源来说，过往捐赠者等存量资源更加珍贵。高校基金会管理团队在拓展筹资领域、寻求增量捐赠的同时，应将目光更多地放在存量捐赠者身上，充分利用这些捐赠资源，最大程度地稳定捐赠者数量以及捐赠金额，这也会在特殊时期提高资金的使用预期，更加科学地设计包括校园基础设施改善、重点学科建设、优秀师生奖励在内的各个项目，提高捐赠资金的连续性以及项目的稳定性。
其次，构建更为精确高效的捐赠信息数据系统，通过数据资源更好地驱动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筹资实践。运转良好的捐赠管理系统，能够跨越筹资、用资与投资模块，有效整合捐赠者与捐赠基金数据，在妥善维护存量捐赠人信息的同时，为高校深度挖掘增量捐赠资源，最大程度地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提供有力的大数据支撑。
最后，应立足长远，从现在起培育在校生的公益意识与回馈习惯。应根据新时代当代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可塑性强、主动性强的特点，按照其成长规律分阶段、有层次地开展公益精神培育工作。高校基金会应加强与本科生管理部门的沟通，设计更多的本科生公益项目，资助更多的本科生公益活动，引导这些未来的校友及捐赠者形成公益意识。
（二）高校基金会行业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滞后
如前所述，近年来我国高校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鲜明的差异化特征，捐赠资源加速向头部高校聚集。然而，“滴水不成海，独木难成林”，只有把自身发展融入行业发展，高校筹资与基金会建设才能行稳致远。同时，高校基金会，特别是大学排名接近、筹款能力相仿、部分捐赠者重合的高校基金会，在筹款方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捐赠资源的交叉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行业发展与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不必要的筹款竞争损害的不仅是某个具体高校基金会的声誉，更有可能对整个行业发展带来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正如《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中所提到的，在筹资方面具有悠久历史的美国大学，在行业建设方面也有许多有益经验值得我国高校基金会借鉴。笔者在走访与调研过程中发现，美国大学筹资的行业建设是分层进行的，既有整体性的行业组织，如美国教育资源拓展协会等机构，也有自发组织的大学专业筹资人俱乐部，如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八所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高校的发展事务部负责人会经常进行会晤，交流心得体会同时探讨遇到的一些共性问题。最近几年在筹资方面取得不俗成就的公立大学，也会发起类似活动，如华盛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以及加州大学系统几所分校的筹资负责人，会针对公立大学筹资过程中遇到的棘手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即便是美国教育资源拓展协会，很多活动也是分层、分区、分类、分事，线上、线下交互进行的。在几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美国大学筹款事务的行业建设较为成熟，为整个高等教育筹款事业的稳步推进提供了有效支撑。
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高筹资规范性，更在于能够固化筹资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同时将可复制、可推广的筹资创新推广到各级各类高校，既是对各所高校筹资工作的推动，又能够极大地助力高校多元化筹资进程，特别是在当前我国高校“过紧日子”的背景下，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更为显著。
作为高校基金会领域的枢纽组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近年来结合我国高校基金会特点，开展了一些国内外交流活动，对总结高校基金会工作规律，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疫情期间，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针对高校基金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结合疫情防控特点，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聚焦于高校基金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推出系列网络课程，受到广大会员的认可。
然而，在高校基金会蓬勃发展，未来将在高校“过紧日子”背景下担当重任的新形势下，高校基金会行业发展体系还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也应同步跟进。特别是应强化高校基金会从业人员的能力建设，针对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高校基金会，面对财务与投资、募捐管理、内部治理、公共关系等不同岗位的实务工作者，提供差异化的培训项目，以此为高校基金会赋能，推动高校基金会更好地服务于多元化筹资进程，助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此外，在制约高校基金会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突出的表现在全行业缺少一个差异化评价体系，以至各高校基金会或盲目对标处在头部位置的顶尖高校，或对自身定位、功能作用发挥、与所在大学关系等关键性问题含混不清，高校基金会特色发展的差异化路径无法形成。同时，现有监管体系尚未充分考虑高校基金会的组织特性，相关制度要求与政策措施针对性不强，对筹资、内部治理及捐赠管理的评价体系过于单一，高校基金会发展的操作指引或行业性标准亟待施行。
目前我国600余家高校基金会分布在不同类型的高校当中，即便是100余所中央高校，由于大学声誉、筹资基础、团队规模、学科布局、学校区位等方面的差异，其所属基金会的功能定位、作用发挥机制、筹资投资模式也各有不同。行业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高校基金会综合发展能力的提升，涉及筹资、投资、内部治理、项目管理、捐赠人关系维护、公益精神培育、配比资金使用等诸多方面，采用协议捐赠金额、到账金额这样一个或几个指标不足以分析和评价一个高校基金会的综合发展情况。高校基金会行业发展指数的构建，有助于更为全面地测量高校基金会的综合发展状况，有助于包括捐赠方在内的社会各界更全面地认识高校基金会。高校基金会行业标准与行业指数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所在高校根据实际情况，借助高校基金会平台更好地进行差异化筹资，从而服务于学校发展战略，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总之，行业意识、行业观念与行业规矩，对高校基金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高校基金会行业的能力建设，还是差异化行业标准与行业指数的构建，以及我国高校基金会与世界一流大学筹资团队的交流与互鉴、从业人员自身学习、课题研究，甚至是更为长远的高校筹款人员资格认证等工作，都是后续高校基金会行业建设的重点所在。
（三）高校基金会顶层设计尚不明朗
从长远来看，在我国高校“过紧日子”背景下，高校基金会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资源拓展这一使命的实质性推进，离不开顶层设计与战略统筹。有关部门应尽早做出规划，在明确红线与底线的同时，赋予高校基金会更多的创新与探索空间，增强管制的柔性，从而激发这一特殊组织形式的制度活力，释放具有差异化特征的组织潜能。
高校基金会是由所在大学发起的一类特殊的社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基金会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这种由交叉性带来的特殊性并没有给高校基金会带来太多的管理灵活性，而是受到了更多的制度约束。具体来说，一是常规的社会组织评估很难准确评价高校基金会，评估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高校基金会所处情境的特殊性；二是高校对基金会的管理尚没有形成“特区”，处在管理灵活度与激励机制不如校属企业，发展空间与编制名额不如机关部处的尴尬境地。
高校基金会与校属企业一样，都是我国高校管理体系中较为特殊的两类组织形式。从法律形式上看，两者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但品牌依附性、资金来源、人员、场地等各方面都与所依托高校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高校基金会与校属企业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高校基金会是依托大学依法设立，从事教育公益事业的以非公募基金会为主的基金会。高校基金会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与之相关的管理办法、管理手段、法人内部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等也应随之具有差异性，相应政策也应更具有针对性，以此提高教育基金会治理效能，推动这一组织健康发展。
相对于高校基金会来说，校属企业的改革方案已经启动。2018年5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对高校所属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和规范，厘清产权和责任关系，分类实施改革工作，促进高校集中精力办学、实现内涵式发展。而目前针对高校基金会的差异化制度性安排，仅有教育部、财政部、民政部于2014年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财〔2014〕3号），高校基金会的顶层设计尚需时日。
2018年迄今，从政策层面来看，高校基金会并未迎来重大的政策利好，直接与高校基金会相关的政策措施并不多，但部分政策性文件对高校基金会已有提及。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对教育基金会的作用发挥与日常管理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且首次将基金会队伍建设纳入高校财务管理整体范畴通盘考虑。《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指出，要完善社会捐赠收入财政配比政策，按规定落实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发挥各级教育基金会作用，吸引社会捐赠。同时，《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提出应全面增强管理能力，加强学校财会、审计和资产管理人员配备，推动落实并探索创新高等学校总会计师委派制度，加强学生资助、经费监管、基金会等队伍建设。尽管《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本身并不只针对高校基金会，相关配套政策也尚未出台，但值得一提的是，经检索发现，这是中央有关文件和国务院文件中唯一提及高校基金会的政策性文件。其后，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下发通知，对推动落实《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做出部署。
地方层面，深圳市教育局于2018年11月12日通过门户网站发布《深圳市教育局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高校教育基金会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作为改革先行先试示范区的深圳，在高校基金会的创新管理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在征求意见阶段，有高校教育基金研究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如进一步完善理事会治理机制，合理划分政府、高校以及理事会对基金会的管理职责；充分发挥深圳创新优势，在守好管理底线基础上，对高校教育基金会充分包容，提高管理方式的灵活度；通过财政配比以及成立高校基金会协会等措施进行间接管理等。相关建议得到了深圳教育局的采纳。《深圳市教育局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高校教育基金会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管理办法》中还提到，将鼓励和支持建立高校教育基金会协会，探索行业自律，提升行业自我管理水平。
尽管如此，就整个行业而言，高校基金会有针对性的行业规范、指引还处于缺位状态。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以及高校“过紧日子”时代的来临，各级各类高校基金会正在承担着越发重要的资源拓展任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与共性问题越来越多。这种行业规范的缺位，制约了高校基金会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其中包括公开募捐资格、内部人员薪酬体制与激励机制等。不同的高校类别、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捐赠规模与体量，遇到的问题也会有所不同。从整体来看，高校基金会的创新边界尚未厘清，在新的形势下制度活力无法充分释放，顶层设计亟待同步推进。
通过高校基金会的顶层设计，有关部门应充分认识到基金会在高校资源拓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从整个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筹募方式创新的角度积极布局，引导高校基金会全面发展，特别是要针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加快制定相关鼓励性政策，同时规避由此引发的潜在风险。但是从行业发展角度来说，这种顶层设计不应是纯粹监管导向的管理办法，而应是寓监管于创新、寓监管于服务的总体安排。制度设计也应是支持性的，而不应是纯粹约束性的；是鼓励创新的，而不应再附加上新的条条框框。
五 强基固本
——高校基金会的行业建设与学术研究
展望未来三到五年，尽管面临着不少挑战，国际国内形势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但对高校基金会来说，迎难而上仍将是其未来发展的主旋律。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世界经济前景黯淡，疫情背景下，“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也受到多方关注。应该看到，与我国经济发展一样，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也具有巨大的张力，有着相当的韧性，通过顶层设计与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高等教育的活力将会被逐步释放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新的高校资源拓展模式的探索至关重要，高校基金会会在其中扮演着更为显性的作用。
然而，高校基金会重要作用的发挥，也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中的总报告《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过去、现在与未来》提到，高校教育基金会正在担负着重要的供给侧作用，为所在高校供给各类资源，但与财政拨款、事业收入等主流的财务供给方式相比，这种财务供给作用还具有从属性、次要性、辅助性的特点，即便是那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学，高校基金会的作用发挥机制也不牢固，供给机制仍不稳定。然而，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高校供给体系的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供给的主次关系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尽管财务供给不可能像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那样占据主导地位，但我国高校基金会的供给作用将会大大加强。高校管理层应顺势而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提高教育基金会的供给比例，弥补、替代财政资金的供给缺口，稳定高校财务来源结构。
因此，高校现在不应该探讨是否需要发挥基金会供给侧作用的问题，而是需要深入研讨怎样供给、如何能够获得这些供给的问题。高校基金会的未来发展，特别是对高校的可持续供给，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与努力。
（一）加强行业建设
如果说高校多元化筹资是我国高校的短板，那么行业建设与学术研究欠缺则是高校基金会行业发展的短板，严重制约着我国高校基金会全行业的发展。关于高校基金会行业建设问题，前面已经有过相关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仅对以下四点做出特别说明。
1.政策倡议
对处于起步阶段的行业发展来说，能够将现状、存在问题与政策诉求通过某种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使政策制定者及时知晓相关情况，对于提高行业相关政策的针对性与适用性而言至关重要。然而，我国高校基金会目前行业意识不强，基金会发展呈现出零散化、碎片化态势，行业发展现状与诉求无法有效汇聚与传递。未来高校基金会职能的有效履行，有赖于行业政策倡导平台的构建与沟通机制的形成，如通过举办各种专题论坛或研讨会，邀请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参与，与高校基金会管理团队多交流、多沟通，这样在后续政策制定环节才能充分吸收实务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地发挥政策的推动作用。
未来高校基金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应以单个高校的筹资探索与实践为基础，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做法；另一方面也应提升行业显示度与行业地位，最大程度地凝聚行业发展共识，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规避不必要的管理风险，形成良性互动。与此同时，建议由教育部牵头，财政、民政等部门共同参与，形成教育基金管理部际定期磋商机制，统筹财政配比及其他高校基金会各项相关政策，通过顶层设计为高校基金会提供管理与服务，实现教育基金事业统筹协调发展，助力高校多元化筹资进程，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有力支持。
2.能力建设
随着我国高校多元化筹资与资源拓展越来越重要，各级各类高校的管理层对基金会工作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筹资与后续管理服务的任务会越来越重，同时筹资管理工作的难度也日益加大。为此，开展高校基金会各个层次、各个岗位的课程培训势在必行。培训和研讨能够提升高校基金会管理干部决策力，强化执行力，激发创造力，加强综合管理能力和科学决策素养，进而打造一支专业化的高校筹资队伍。这不仅有利于提升高校基金会管理团队的整体素质，提高其驾驭新形势下筹资工作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提升高校基金会行业发展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以更好地服务于学校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大局。此外，头部高校基金会管理者还可适时赴英国、新加坡等国家，针对公立大学筹资策略、捐赠项目设计等问题进行考察，提高我国高校基金会的国际化程度。
在培训开展过程中，高校要根据当前基金会从业人员知识结构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新的筹资与基金管理培训模式，科学合理制订培训计划，以提升高校基金会治理能力与工作水平为重点，以保持和提高基金会队伍胜任能力为主要目标，优化培训结构，分层次、多角度开展培训，拓展培训内涵、增强培训效果，特别要结合高校筹资过程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工作，提高培训工作的时效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应在网络课程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优势，打造若干个不同定位、不同层次的特色培训基地，打造融合互补的高校基金会行业培训体系，共同促进行业人才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3.案例汇编
高校基金会的探索与创新，不仅需要前瞻性思考，也离不开对既往经验教训的回顾与总结。高校基金会扎根中国大地近30年来，高校基金会工作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形成了大量鲜活的筹款与基金管理案例。这些案例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值得总结与反思之处，集中反映了高校多元化筹资与基金会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策与创新。每一个案例背后，都体现了高校基金会工作者的辛勤耕耘，这些探索都是行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因此，从行业发展角度来说，高校基金会应及时总结这些实践探索的宝贵经验，组织力量对这些案例进行收集整理，将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形成高校基金会发展的全景式记录，以及高校基金会工作者爱岗情怀的系统性回顾。同时，这些案例也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经过积累与储存，将会成为高校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史料资源宝库。这将有助于加深对高校筹资的规律性认识，有助于总结推广经验，更好地解决矛盾和问题，提升高校基金会整体治理水平。
4.课题研究
高校基金会的攻坚克难和理念模式创新，需要强大的智慧凝聚和理论支持，需要大批契合实际的研究成果。高校筹资与基金会管理的相关课题研究需要创新思维，亟待开阔视野，提高与实际的结合度。不仅如此，高校基金会还应以课题研究为依托，充分整合各方资源，打造高校多元化筹资的发展智库，并结合高等教育资助方式的变化，以及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战略部署，针对高校基金会改革发展和行业管理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课题攻关，以此促进高校基金会的改革创新，推动全行业发展取得新突破，增强新动能。
具体来看，相关课题研究要提高针对性，提高服务高校基金会的能力与水平，特别是要关注行业管理规范标准建设、行业发展瓶颈和需求、管理机制模式变化趋势、筹资过程中的风险防范、疫情对捐赠者影响等方面内容，集中开展课题研究。此外，相关课题研究还要配合各高校规划编制，做好前期调研、方案制定等工作，推动基金会工作与所在高校整体战略发展相互融合。总之，高校基金会治理相关课题研究的有效开展，能够促进大学筹资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能为推进高校基金会实务工作创新提供依据。
（二）夯实学术研究基础
1.研究成果
通过中国知网的信息检索发现，2000～2019年，以大学募捐、高校筹资、高校基金会、大学教育基金会、大学筹款、大学捐赠、高校捐赠等为主题的文章共有4053篇（见图20），其中CSSCI收录期刊中的相关文章仅有370篇。从中可以看出，尽管相关研究成果近年来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但从整体上看，与蓬勃发展的高校基金会事业相比，此类研究成果，特别是高质量研究成果依然偏少，能够聚焦高校基金会发展过程中瓶颈性问题，指导高校多元化筹资实践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
图20 高校基金会相关研究期刊总体趋势
2.研究机构
《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提到，成建制的学术研究机构是公益慈善相关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依托高等院校组建的高层次、高起点、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机构，既是大学教育基金会行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又是引领这一行业创新前行的重要保障。2016～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填补了高校基金会与大学筹资专门研究机构的空白。自2018年以来，两个研究中心依托各自高校，除了日常的学术研究工作之外，在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以及各个高校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相继搭建了多个行业交流平台，陆续举办了一些论坛、研讨会及沙龙，受到了行业同人的好评，为教育基金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两个研究中心的多个活动中，“双一流高校基金会创新发展论坛”已成为品牌项目，活动参与者以“双一流”高校基金会秘书长为主，迄今已经举办了四届。2017年4月，首届论坛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教育基金发展的中国路径”为主题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时任财政部科教司司长赵路、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赵建军、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以及财政部、民政部等部委负责人出席本次研讨会。2018年3月，第二届“大学基金会创新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多位部属高校基金会主要负责人、财政部相关同志出席论坛。当天，我国高校基金会领域第一部年度发展报告正式发布。2019年4月，“多元化筹资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暨第三届“高校基金会创新发展论坛”在复旦大学举办，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部委相关负责同志，以及多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金会负责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此外，针对我国高校层次多样，存在较大差异性的问题，两个研究中心还参与策划举办了一系列针对性较强的行业与区域研讨会。2018年1月，首届“广西高校筹资与高校基金会创新发展”研讨会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广西十余家高校的基金会负责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上通过了成立广西高校筹资发展共同体的决议；2018年3月，由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主办，两个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的“高职院校教育基金融合发展研讨会”在顺德举办，财政部科教司、教育部财务司相关处室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全国十余所高职院校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人员针对高职基金会的独特作用、在产教融合当中的价值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研讨，这也是我国首次以高职基金会为主题的研讨会。
针对中西部高校基金会发展不均衡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携手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于2019年11月15日共同主办了首届“中西部地区‘双一流’高校教育基金工作研讨会”。本次会议搭建了中西部地区高校基金会的交流平台，与会人员分别围绕大学基金会理财投资模式、校友与基金会工作协同、大额捐赠者沟通策略、大学基金会的规范化建设、中西部高校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捐赠与校企合作的边界、地方高校筹资困境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2019年12月，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高校基金会发展圆桌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顺利举办，部分筹款金额相近、净资产规模相仿的高校基金会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不仅是关注不同类型、不同地区高校基金会的发展问题，两个研究中心还从不同侧面倡导行业交流与互动。2019年10月，由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主办、两个研究中心协办的以“校园公益与小额筹款”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以及京津地区20余家高校的基金会负责人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为国内高校基金会及相关领域的学者搭建了讨论和交流的平台，对于推动小额筹款工作高效开展、加速校园公益文化体系建设、加强高校教育基金会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自2018年以来，两个研究中心还与有关机构合作，致力于推动高校基金会的能力建设。2018年4月，在两个研究中心的推动下，由国际公益学院（CGPI）和亚太教育资源拓展协会联合举办的“大学基金会的政策应变与可持续发展高级研修班”顺利开班，来自国内近30家高校基金会及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参加学习。研修班话题覆盖校友工作的源动力、法律政策解读、战略规划、发展大额捐赠、设计募资运动、资产保值增值、项目设计管理、捐赠关系维护、捐赠文化建立、捐赠者数据管理等，多角度、多维度分析了高校基金会的发展现状、可持续发展前景与路径，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为提高赋能项目的针对性，2019年10月，两个研究中心参与策划并由国际公益学院主办的“双一流高校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高阶研修项目”在北京正式开课，来自“双一流”高校教育基金会的30余名高级管理者参与了此次课程学习。本次项目以高校基金会内部治理、资源动员、风险防范为主线，为高校基金会管理团队设计短期培训，同时邀请了相关部委政策制定者、内地及我国香港地区知名院校基金会资深秘书长、资金筹募机构负责人等参与课程讲授，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力求从多维度开拓高校基金会领导者的管理视野，助力基金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尽管两个研究中心在行业建设与学术平台构建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相对于蓬勃发展的高校基金会行业来说，所做的远远不够。接下来，两个研究中心将聚焦困扰高校基金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强化与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等机构的合作，致力于提供差异化的供给产品，携手推进高校基金会行业健康发展。事实上，不仅是研究机构，部分高校基金会也在推动区域行业建设，培育公益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暨南大学教育基金会连续举办了两届粤港澳大湾区公益慈善论坛，针对新公益慈善运作模式、高校基金会角色定位和功能发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三）“高校筹资联盟”微信公众号
2020年是“高校筹资联盟”微信公众号创办5周年。5年来，公众号以打造开放性、共享性的高校基金会行业交流与信息发布平台为目标，致力于为从业者提供各种资讯服务，推送中外高校教育捐赠动态、筹款方法与技术手段等内容，受到了公众的认可。自2019年以来，部分高校基金会为提高信息传递的针对性，在人员招募过程中还通过公众号平台发布招聘信息，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与《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出版时的近千关注者相比，2018年至今，公众号关注者在数量上翻了一番，已经超过了2500人，公众号对高校基金会行业从业人员的覆盖程度进一步提升。
这2500余名关注者大部分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江苏、浙江等地。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的人数占比分别为29.61%、10.60%、10.03%、8.33%、8.28%，这与我国高校的分布情况相一致，与我国高校基金会的筹款能力相互吻合。目前微信公众号的常读用户有513人，占比为22%，并呈现出逐月提高的态势。
除了常规筹款与基金会治理内容的推送，“高校筹资联盟”微信公众号也在探索更好地服务行业发展的新方式。2019年，为拓展高校基金会获取新知的渠道，完善知识与信息供给体系，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高校筹资联盟推出了“求是新知”系列沙龙，从高校基金会治理全域中选取某个侧面，或是从治理全流程中摘取某个环节作为主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实务界工作人员座谈交流，碰撞思想，增进共识，以推动行业整体发展。首期沙龙以“大学基金会对外宣传与捐赠新闻写作”为主题，邀请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嘉宾向大家分享了高校基金会外宣工作相关知识，来自北京、成都及我国香港地区高校的30余位大学基金会同人参加了此次活动。疫情期间，“求是新知”沙龙还携手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将线下沙龙与分会的网络课程结合起来，聚焦高校基金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赋能高校基金会治理能力建设。
今后，“高校筹资联盟”微信公众号将坚守初衷，一如既往地为高校基金会行业发展提供各类信息与资讯，与行业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同时也将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探索新的推送渠道，创新推送方式。此外，“高校筹资联盟”微信公众号将更加突出操作性，完善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助力高校基金会更好地进行多元化筹资，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六 守正创新
——高校基金会的未来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高校基金会成为一支令人瞩目的新兴力量。全国600多个高校基金会结合自身所在高校特点，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当中，在抗疫物资筹措、师生关爱、科研攻关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力量，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与高度认可。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受到全球疫情和经济贸易形势不确定性的综合影响，我国财政整体上面临着较大的减收增支压力。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在今后一段时间，长期以来过度倚重财政拨款的我国各级各类高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办学经费的正常运行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在“过紧日子”背景下，多元化筹资对于高校来说更加重要，高校基金会也越发彰显出自身的独特价值。高校基金会应以近30年来的实践为基础，探索在新形势下作用发挥的新机制，以此次疫情应对为契机，更为积极主动地谋篇布局，健全资源筹募与管理体系，多维度、多渠道筹措办学资源，全方位筹好、管好、用好捐赠资金，通过募集捐赠资金提升大学声誉与社会形象，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带动更多社会资源注入高等教育领域，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看，高校基金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一）厘清高校基金会的新优势
2018年5月，“高校筹资联盟”微信公众号以“大学为什么要成立基金会”为题目推送过一期内容，文章尽管主要是以美国公立大学为分析对象，但也引出了我国高校基金会存在的初衷问题。事实上，《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对此问题也有述及。疫情期间，对大部分高校来说，一方面基金会在校内的地位更加显性，存在感更强；另一方面基金会担负的筹资任务将更加繁重，在基金保值增值方面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高校基金会面对的挑战远不止这些，在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筹款工作形势日益严峻。同时，随着公立大学多元化筹资意识的形成，高等教育领域筹款也将进入红海时代。如何更好地维系大学原有捐赠者，巩固捐赠存量，同时从国际、国内两个渠道拓展捐赠增量资源，吸引新的捐赠者，是摆在高校管理团队与基金会筹款团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面对更加艰巨的筹资任务，高校基金会在既有工作模式基础上，需要进行筹资模式的创新与探索，以适应新的发展环境，这也是后疫情时代高校基金会应对挑战的必然举措。这种探索与创新应是建立在过往筹款实践基础之上的，同时对高校基金会行业发展脉络的充分了解，特别是对自身发展轨迹的回顾，应成为各个高校基金会后续创新发展的起点。因此，在明确未来的筹款战略之前，高校基金会应首先对几年来所在学校的筹款工作进行系统性回顾和分析，研判筹款工作中的成败得失，为打造升级版的筹款战略提供操作指引。SWOT分析法是在这一环节可被采用的有效方法之一。它是一种态势分析方法，能够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主要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会、威胁列举出来，并利用系统性思维方式，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为后续决策提供依据。在筹资与高校基金会治理过程中，通过SWOT分析法，高校基金会可以对大学筹资所处的场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研究，使高校管理团队能够较为清晰地了解大学筹款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大学筹款战略或基金会治理策略。
在提高大学筹资能力，拓宽筹资渠道过程中，高校基金会不应生搬硬套或简单模仿其他大学的做法，即便是效果很好的美国私立大学的多元化筹资模式，也并不一定能完全移植到中国大地，其他头部高校的筹款体系也同样不能直接应用。在筹资战略中运用SWOT分析方法，高校基金会能够在学习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筹资经验的同时，把眼光放在自身的实际发展上，并结合大学建设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形成定制化的大学筹资战略。总之，通过SWOT分析法制定的筹款策略更贴近本校实际，更符合自身特质，也更容易与大学发展战略相契合，从而更好地挖掘大学筹资的自身价值，推动高校从内涵与外延两方面卓越发展。
提高筹款战略的针对性，还应形成整体性思维，将校友联络、校企合作等模块与捐赠项目设计、院系资源拓展体系构建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自身筹款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人力、物力、校友等筹款资源进行合理安排，同时结合自身特点制定与筹款相关的指标体系，包括捐赠来源、筹款成本、捐赠参与率、小额捐赠占比等，通过这些工作流程的专业化，推动筹款管理、管理团队的高效运转。
（二）探索基金会与所在高校关系的新模式
如前所述，高校基金会是大学中的独特存在，兼具社会基金会与高校组织的双重属性。不同于美国公立大学与其基金会订立谅解备忘录（MOU）的管理模式，我国高校与其基金会的管理模式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比如，在高校基金会理事会换届过程中，理事会人选，特别是校外理事人选，以怎样的形式向学校主要领导汇报，是否列入学校党政联席会或校长办公会正式议题；每年基金会向学校拨付的经费是否设置一个比例限制，以便统筹捐赠资金使用与资金池增值工作等都没有明确要求。不同学校的管理传统、主要负责人的不同管理风格都会影响这些制度安排。
与美国公立大学不同，我国高校不会与其所属基金会订立类似的一份备忘录，规定太过细化也不利于基金会功能的灵活性，但高校基金会与所在高校的关系还是应予以充分考虑，对相关问题进行适当明确，如高校基金会的支出限度、高校基金会团队特别是投资团队的激励机制、对外合作过程中的大学风险如何隔离等。
借鉴公司治理中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的管理实践，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高校基金会与其所在高校的特殊关系。根据公司在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可以将公司类型划分为母公司和子公司。实际控制其他公司的公司是母公司，受其他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是子公司，它们都具有法人资格。分公司指的是与总公司相对应的法律概念，是指在业务、资金、人事等方面受总公司管理，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分公司在法律上、经济上没有独立性，属于总公司的附属机构。按照这一思路，从法律属性上说，高校基金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能够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与其所依托高校的关系类似于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然而就管理模式来说，二者更倾向于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毕竟高校基金会在人事、财务、办公地点等诸多方面与高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离不开高校的资源；高校基金会的治理瑕疵，也会对大学品牌带来负面影响。
想要完全厘清高校与其基金会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借用上述公司治理实践，进一步梳理二者关系。如前所述，高校与其基金会在性质上类似母公司和子公司，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更像是总公司与分公司，但由于基金会工作属性特殊、职能特殊，相比于总公司对分公司的管理来说，学校对基金会的管理更加直接，程度也更加严格，同时，基金会管理模式也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机关部处与直附属单位的管理模式，更像是将与基金会工作相关的筹款、投资、捐赠者关系维护等职能整合在一起的事业部，只不过高校基金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不仅如此，有的高校将校友工作与基金会工作嵌入同一个机构当中，这也使高校基金会治理结构更加具有复合性和多元化，事业部的职能更加庞杂。校友事务与基金会管理一体化模式大多是以“三位一体”形式体现出来的，即校友管理机构、基金会秘书处及校内行政部处的“三位一体”。有的高校还把理事会、校董会职能也放在其中。校内行政机构称谓如合作发展处、发展联络部、对外联络部或其他。
一般来说，事业部都有自己的产品和特定的市场，能够完成某种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部职能。事业部不是独立的法人企业，但具有较大的经营权限，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是一个利润中心。按照这一逻辑，高校基金会类似于针对特定的产品（捐赠项目）及目标客户（捐赠者）成立特定的事业部，运作过程中以利润（筹资额及投资收益）为中心，实行独立核算，内部按照职能制结构进行组织设计，比分公司形式更具市场竞争力。不同于事业部形式的是，高校基金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而事业部只是总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对利润没有支配权，不能对外进行融资和投资。
应该说，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与发展战略与商业机构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大学筹款与公司经营也有着较大差异，因此将高校基金会与子公司、分公司或事业部等商业组织形式进行类比，本身可能就不妥当，但通过上述类比，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高校基金会的特殊组织形态，从而有助于凝练出适合高校基金会发展特点的治理方式，特别是有利于在激励机制方面进行适度创新。高校与其基金会是隶属关系，抑或是伙伴关系，值得梳理清楚并明确界定。更为具体的，在事业部治理模式下，高校基金会的治理体系应该如何构建，工作职责如何细化，与其他校内机构的关系如何处理，大学与其基金会的责任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高校及其基金会管理者，值得后续进行专题研究，特别是在事业部制管理模式下高校基金会激励机制如何实现，已经成为制约高校基金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
（三）思考强化人员激励的新方式
大学筹资与资源拓展事务的有效推进，离不开一支稳定的专业团队。据保守估计，目前美国有20万～30万人在专业从事高校筹资或相关工作，这为整个行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具体学校来看，研究型顶尖大学的发展事务团队人员众多，发展事务部加上院系的筹款人员，动辄500～600人规模，即便是小型的社区学院，负责筹资相关工作的人员也有数十人。
从学校内部来看，美国大学中从事发展与筹资事务员工（不包括投资板块工作人员）的平均薪酬要比从事其他校内行政工作的员工略高，程度因校而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专业筹款人员向校内其他部门的流动，保证筹资体系员工的闭环发展。此外，美国大学的年度增资机制，也能够减少人员的流动。以能够查询到薪资水平的密歇根大学为例，即便处在同一职位，员工每年的工资收入也会实现小幅增长。
美国大学筹资人员的校际流动较为频繁，前提是这些高级管理者会优先选择其他大学的筹资体系，职业生涯稳定阶段以后转换行业的概率大大降低。这种行业惯例对整个行业的人才储备大有裨益，当然这种跳槽或校际流动是基于美国大学业已形成的筹款伦理之上的，如捐赠人隐私保护等。
在这一方面，美国大学的经验就是建立不同于校内其他行政单位的、差异化的薪酬管理体制，需要说明的是，在绩效衡量过程中，尽管他们会参考筹资情况，但他们并没有将业绩完全等同于筹资金额，一是简单的挂钩会引发潜在的伦理问题，二是其他支持团队的工作同样重要，筹资是团队努力的结果。开发、拜访新的潜在捐赠者，撰写特色筹款方案都是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筹款人的评价与考核机制符合大学的情境，也与筹款自身的规律相互契合。
在商业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为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最大程度地留住优秀员工，企业会对员工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激励措施。即便在高校，为了吸引学科发展的优秀人才，学校也会通过住房、配偶就业、科研启动经费等各种方式面向全国甚至全球招募人才。事实上的确如此，商业机构、非营利组织甚至城市、政府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以合理、恰当的激励机制吸引人才并最终留住人才，能够提高组织整体效能，为组织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高校基金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持续储备，各个高校基金会要想有效履行职责，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一定要建立一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团队。然而，就目前来说，我国大多数高校基金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处在两难的尴尬境地。从整体来看，除了个别头部高校以及尚未激活基金会活力的尾部高校，大多数处在中间位置的高校基金会都面临着从业人员薪酬水平偏低、激励手段缺乏、岗位吸引力不足等问题，导致高校基金会工作人员归属感不强，流失率偏高。在人员招募过程中，高校基金会既不能获得充足的校内事业编制吸引应聘者，也不能通过构建契合其运作特点的薪酬体系。这种制度安排维持现状尚不存在太大问题，要想实现创新发展，更好地服务所在高校，就会出现人员流动性强，离职率高，对基金会归属感不强等问题。如果单方面提高人才派遣及劳务派遣人员的薪酬待遇，则还要照顾到基金会事业编制人员以及学校其他部门同类员工的情况。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在实现员工有效激励的同时平衡好各方利益关系，这是高校基金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前置问题之一。
究其原因，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组织行业薪酬水平整体偏低，且与高校基金会相关的社会组织规范性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基金会的激励空间。2016年，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民发〔2016〕189号），明确慈善组织中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管理费用根据上年末净资产划分为四档，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12%～20%。2020年5月，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中再次明确，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每年支出的管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得高于12%。需要说明的是，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都属于慈善组织管理费用范畴。同时，除了西安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育基金会等个别基金会以外，600余家高校基金会中的绝大多数属于非公募性质。
更为具体的，财政部、税务总局于2018年出台的《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号）规定，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税务登记所在地的地市级（含地市级）以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上述两方面的政策规定，分别从内部支出占比与外部横向对比两个维度，对工作人员工资薪金进行了上限要求。
另一方面，高校基金会在人员激励机制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更多地源于高校基金会组织形式的特殊性。当前，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教职工分类管理成为趋势，高校基金会的用人模式也日益多元化，其中既有事业编制工作人员，也有与派遣服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派遣制员工，还有与基金会签订劳动合同的录用人员；从名称来说，有的叫作非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聘用制人员，也有的叫作劳动合同制员工。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说，什么称谓、何种形式并不重要，但高校基金会的用人制度是嵌入高校人事管理之中的，差异化用人形式导致的福利待遇差异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横向对比在所难免。首先，除地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高校以外，大部分高校基金会的编制内员工薪酬待遇高于其他非事业编制人员。其次，编制内员工还有职务、职级以及职称的晋升空间，不仅如此，子女上学、车证办理、就餐等福利也多有不同。最后，如果通过制度安排加大编外员工的激励程度，那可能会出现编制外员工福利待遇高于编制内员工的情况，造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待遇差异，且这部分编制内员工往往处在基金会管理层；如果调高这部分编制内员工的薪酬，校内其他部门并不充分了解基金会的特殊属性，或许会有微词。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高校基金会现行的用人机制导致薪酬不具有竞争力，员工职业发展前途不明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员工归属感，是造成人员离职率高、流动性大的原因之一。不仅是一般的工作人员，高校基金会管理团队的激励机制如何实现，秘书长、副秘书长的考核与晋升如何体现行业特点，如何与现行干部管理制度有效衔接，能否单辟特殊的职业发展通道，实现高校基金会各个层级工作人员的有效激励，并且有效平衡与此相关的若干问题，是后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未来高校基金会功能作用有效发挥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早在2016年，针对社会组织长期以来“激励机制不足、分配模式较为单一、薪酬待遇较低、薪酬体系建设较为滞后及政策法规保障缺失”的问题，民政部就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对社会组织的薪酬管理予以规范。《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结合社会组织自身特点，提出绩效工资应与个人业绩紧密挂钩，科学评价不同岗位从业人员的贡献，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切实做到收入能增能减和奖惩分明；同时还提出工资分配要向关键岗位和核心人才倾斜，对社会组织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从业人员，要加大激励力度。《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还专门提出社会组织应逐步建立薪酬水平正常增长机制。然而，这一指导意见并没有考虑高校基金会依托所在大学的特殊情境，操作性不强。
高校基金会薪酬管理制度的修订与完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可否认，高校基金会筹资能力的强弱，更多地体现为大学自身的品牌价值与人才培养质量，还与大学管理层特别是主要领导的重视程度、人脉资源息息相关。高校基金会更多的是在承担对接、落实以及后续管理职责。然而，随着高校基金会在学校资源拓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基金会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应早日提上日程。从发展阶段来说，大多数部属高校基金会迄今已经成立超过十年，事业发展业已进入稳定期，捐赠者维护与捐赠基金管理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时更需要一支稳定的、专业化的基金会管理团队打理相关事宜。流动性强的工作团队不利于向捐赠者展现良好的基金会及所在大学的正面形象，也不利于与校内各个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不断提升工作精气神。[35]在高校“过紧日子”背景下，高校基金会的责任将越发繁重，在资源拓展过程中的压力也将同步加大，基金会募资、用资与投资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有效调动包括事业编制人员在内的每个团队成员的积极性，构建适合所在高校及其基金会特点的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成为摆在各级高校管理者及基金会秘书长面前的一道难题。
有效激励员工的前提是基金会掌握着必要的资源，如前所述，高校基金会应借鉴商业领域事业部制管理模式，通过管理费、投资收益等资金来源建立高校基金会的利润中心，形成必要的激励资金池；而且在分配过程中，基金会既要有针对性地衡量不同岗位的工作绩效，又要避免简单将筹款金额与个人奖励挂钩，科学合理地制定绩效分配规则。同时也应看到，不同类型、处在不同阶段的高校基金会，在激励机制构建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应避免千篇一律，而应将高校基金会差异化发展与激励机制构建有机结合，形成各自的激励机制与绩效方案。
此外，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激励措施，在将高校基金会的薪酬提升到有竞争力层次的同时，还应善用非物质激励措施，针对不同类型员工设计不同的激励点，提升激励效果，如探索提高内部晋升比例、争取部分编制名额、加大对员工培训与继续教育的资助力度等。最后，从行业发展角度来说，应针对如何招募、如何用好、如何留住优秀的基金会管理人才问题进行专题研讨，鼓励不同类型的高校基金会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引导行业整体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探索提升筹资效能的新路径
近年来，高校基金会凭借日益专业化的项目管理手段，赢得了包括捐赠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高校基金会尤为注重捐赠款物来源及去向的公开透明，及时通过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以爱心捐赠情况通报、转账捐赠明细、爱心捐赠资金支出公告、接受捐赠资金收支情况公示等形式定期向社会各界发布，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公开透明运作，高校基金会向社会展现出的强大公信力，为后续筹资募款打下了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高校管理团队对基金会的认知已经有所深化，对大学筹资的理解也更加全面。更为重要的是，高校基金会的治理团队已经具有国际视野，将肩负起更重要的使命。在诸多有利条件的基础上，面对新的发展挑战，高校基金会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能够提升筹资效能的新路径。
1.调整筹资方向，优化募捐方式
从筹资方向来说，高校基金会应在关注原有捐赠群体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资助类基金会，从存量公益资源当中获得更多的筹资机会。事实上，即便在疫情暴发之前，在美国高等教育筹资总额中，约有34.3%来源于社会公益基金会，总额超过170亿美元。后疫情时代，在增量捐赠资源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高校基金会应认真分析此类公益基金会资助策略、资助方式与资助重点，积极调整筹款策略，优化募捐项目，主动向此类基金会资助重点靠拢，投入更多精力面向资助型基金会开展募捐工作，拓展筹款渠道与资助来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面对社会资助基金会筹资过程中，要注意高校间的协同，避免筹资过程中的无序竞争。
从募捐方式来说，通过校友募捐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高校筹资的新方式。从世界一流大学筹资实践来看，校友既是重要的捐赠群体，又是大学募捐力量的有益补充，在募捐过程中发挥着多重作用。校友募捐形式多样，内容广泛，比如通过班级、地域或行业校友会、精英俱乐部发起校友募捐行动，出席募捐活动；成为基金会理事、筹款委员会委员，通过设立配比基金鼓励其他人向母校捐赠，或者只是转发母校募捐信息，都属于校友募捐行为。发挥好校友募捐作用，能够极大地拓展筹资覆盖面，提高募捐精准度，扩大筹资规模，同时，校友募捐本身就体现了校友对母校更深层次的认可与支持，对大学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也大有帮助。
一般来说，校友参与募捐活动，是建立在向母校捐赠基础之上的（包括志愿服务行为，这是一种捐赠时间的特殊捐赠形式）。因此，校友募捐指的是校友在自身回馈母校的基础上，通过参加募捐活动，参与募捐团队等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大学筹集资金的行为。校友募捐群体处在校友、捐赠者与募捐者三类人群的交集，是一类特殊的校友群体。引导校友参与募捐，对大学筹资来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在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下，我国高校的“过紧日子”已经到来。能否在新形势下及时调整筹款策略与募捐方向，考验着大学的治理水平。高校基金会应顺势而为、因势而动，面向社会资助类基金会筹资，同时充分发动校友募捐，主动调整吸引筹资的主攻方向，深入挖掘校友资源，联络校友感情，培育校友捐赠习惯，拓展更多资源支持学校事业发展。
2.采取差异化募捐方式，提高筹款精细化水平
相对于一般的基金会而言，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包括校友、非校友个人、基金会、公司及其他组织等渠道。即便是同一来源的捐赠，捐赠动机、背景、年龄及捐赠能力也大不相同，沟通方式、定制化程度会存在较大差异。日益多元化的捐赠来源给募捐带来了新的挑战，也给提高筹款项目与捐赠人匹配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无差别筹款方式已经很难适应捐赠主体多元化、捐赠行为碎片化、捐赠需求个性化的局面。后疫情时代，国际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势、捐赠者意愿将发生一系列变化，高校多元化筹资将进入大浪淘沙、不进则退的新阶段。高校基金会应适时调整筹资策略，不断提高筹资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探索将潜在捐赠群体差异化的管理方式，提高筹款管理的精细化程度。
提高高校差异化募捐水平，高校基金会可以适度借鉴商业领域的部分实践，市场细分战略就值得深入研究，可以为高校的捐赠者细分提供参考。市场细分（Market Segmentation）是指营销者通过市场调研，依据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购买行为和购买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把某一产品的市场整体划分为若干消费者群的市场分类过程。[36]每一个细分市场都是具有类似需求的消费者构成的群体。市场细分的本质就是利用消费者的需求差异性，将整个市场分割为若干个不同的细分市场，以便调动有限的资源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这一策略是买方市场条件下厂商竞争不断加剧的结果，也催生了顾客导向的差异化营销战略的出现。此外，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差异化营销进入了目标客户终身化阶段。无论是差异化营销还是顾客终身化战略，其前提是对消费需求进行有效的细分。细分市场的客观条件是市场上商品供过于求，通用型营销策略已经无法获得消费者的认可。[37]
按照慈善需求与供给的观点，高校筹资是作为捐赠项目需求侧出现的，而捐赠者是以供给侧身份提供各种形式资源的，可以想见，随着筹款竞争的日益激烈，今后在高校筹资领域，高校基金会面临的将是捐赠项目需求大于实际捐赠供给的局面。如果不能做到将有限的捐赠者（供给侧）细分，同时将自身的捐赠项目细分，则很难提高自身（需求侧）的筹款竞争力。这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海外一流大学的筹资经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公立大学越发重视募捐工作，这也加剧了大学间的筹款竞争。与此同时，影响力投资、慈善信托等新型募捐手段方兴未艾，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变革也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募捐。面对这些挑战，美国大学在既有募捐策略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的情况，进一步提升筹款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其中基于捐赠人细分的分类募捐是美国大学筹资过程中采用的募捐策略之一。大学分类募捐策略包括捐赠者细分以及相应的团队与项目细分等若干内容，能够合理配置筹款资源，提高项目的个性化程度，提升捐赠管理的整体水平。同时，建立并完善信息管理系统，是分类募捐策略有效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
当前，我国高校在“过紧日子”背景下，正在积极探索吸引社会捐赠的新方式、新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面对日益严峻的筹款形势，大学应进一步优化捐赠者细分方式，把庞大且越发多样化的捐赠者群体科学细分，在实施差异化精准筹款策略的同时，更加注重捐赠人的捐赠体验，以此提高捐赠后续管理与服务的质量。不仅如此，在大学捐赠金字塔中，捐赠者位置越高，捐赠金额越大，如果高校基金会不能提高筹款方案的针对性，也影响后续捐赠者服务的差异化程度。捐赠者细分策略使有差别的个性化筹款模式成为可能，这为后续的捐赠人管理打下了基础。
3.探索基金会融合管理模式，实现筹、用、投一体化
黑石集团创始人苏世民在《我的经验与教训》一书中认为，每个企业都是一个封闭的集成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性能独特却又相互关联。优秀的管理者既洞悉每个部分如何独立运行，也熟知各部分之间如何相互协作。[38]高校基金会管理也是如此，将筹资、用资与投资相关的模式割裂开来管理，不利于模块之间的协同，也不利于高校基金会治理绩效的提升。一方面，我国高校应依托高校基金会平台加大筹资力度，设法补齐多元化筹资这块短板，汇聚更多资源为学校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另一方面，高校也应加强模块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将捐赠基金管理事务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筹、用、投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更好地发挥基金会支撑大学战略发展的作用。这种一体化模式是大学资源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大学内部来看，一体化治理模式能够引导不同模块超越细节去关注大学战略发展全局，回归大学资源拓展的初衷，形成整体资源拓展观念，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应对外部挑战来看，后疫情时代，可供筹募的捐赠资源将更加有限，高校间筹款竞争或许呈现加剧态势，捐赠基金管理模块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显得越发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捐赠基金一体化治理模式能够推动高校基金会优化自身资源配置，通过捐赠资金输入、管理及输出端的系统性集成，提高模块间的关联性与协同性，从而提升整个资源拓展体系及大学自身的竞争力。
理事会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理事会应从大学长远战略发展角度出发，在捐赠基金各个模块专业发展与明确分工的同时，对资源筹募、保值增值及项目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统筹性安排与战略性布局，推动捐赠资金管理过程的整体优化。不同于海外大学筹资、用资与投资分属不同部门的情况，从制度设计上说，我国高校的筹资、用资及投资业务，本身就是集中于高校基金会之内的，在我国高等教育情境下，高校基金会首先是高校的基金会，这是不同版块融合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这一前提下，我国高校在资源拓展实践中，在开展专业化募捐的同时，还应不断提高捐赠项目管理水平，用好每一分钱，管好每一个项目。此外，高校还应通过积极稳健的投资策略，实现捐赠资金保值增值，持续扩大捐赠基金规模，形成集筹资、用资与投资为一体的一揽子治理模式。
高校基金会在模块融合过程中，还应注重将这种探索与院系筹资体系构建相结合，充分发挥院系的筹资积极性。从世界一流大学筹资实践来看，这些大学捐赠基金治理模式的变化与发展，大体上都是围绕对院系参与模式的探索进行的。今后一个时期，院系捐赠基金的培育与管理，将会成为高校基金会模式创新的重要方面。院系应结合各自高校特点，推动高校基金会治理模式呈现鲜明的层次化特征。针对筹款与资源筹募过程中院系力量参与不足的问题，我国高校应借鉴美国大学捐赠基金一体化治理总分模式经验，鼓励院系设立筹资机构，配备相应人员，引导院系筹好用好学科发展、学生培养与人才建设专项基金，探索形成院系基金池，打造若干院系发展品牌基金，充分释放基层单位资源拓展活力。目前，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密歇根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博物馆等院系或单位，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发展事务团队。院系两级捐赠基金管理模式能够丰富捐赠项目层次感，拓展捐赠基金管理团队，其在高校资源拓展中的重要作用正在日益显现。与此同时，高校基金会应加强统筹协调，为院系捐赠基金管理提供指导与服务。
[1] 杨维东，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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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应厚非：《宜宾五粮液集团捐赠1亿元助力四川大学高端人才队伍建设》，http：//www.fjgkedu. com/Info/detail/id/14994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9月29日。
[29] 《恒大集团向中国医学科学院捐赠1亿元 加快抗疫药物研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162058080511464&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9月29日。
[30] 《中国恒大：牵线钟南山团队与哈佛大学合作抗“疫” 5年将提供8亿元经费》，https：//www.sohu.com/a/374580498_120144892，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9月29日。
[31] 《王石回应53亿股票捐清华：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连在一起》，https：//www.sohu.com/a/399679879_260616，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9月29日。
[32] 考研工厂：《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100周年，总捐赠额近7亿人民币》，https：//3g.163.com/3g/article_cambrian/FEJISAOQ0536ID1D.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9月29日。
[33] 齐金钊：《迈瑞医疗董事长李西廷向中科大捐赠1.068亿元》，http：//www.cs.com.cn/ssgs/gsxw/202006/t20200614_6067272.html。
[34]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央广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489902442543257&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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