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茶与鸦片：中国、英国、印度在19世纪的经济互动

刘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茶与鸦片是19世纪中国、英国和印度三国之间两种普通而又特殊的大宗贸易品。英国为了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采取了两个主要的根本性手段：一是利用印度广种罂粟，不断增加对华鸦片输出，通过这种极不道德的贸易牟取暴利；二是派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数次潜入中国，以非法手段盗取中国茶叶资源，在短时间内使印度茶叶在国际贸易中取代中国茶叶。茶与鸦片这两种贸易品极大地改变了中、英、印三国命运。中国急遽由盛转衰，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英国则在牺牲中、印两国的基础上，崛起成为当时称雄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与社会，都因此发生了逆向变化。本文侧重梳理清朝如何失去茶叶贸易优势的史实，也简略探讨了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始末，以及两者协同对中印两国带来的严重后果。

一 茶叶从中国传入印度之缘起

茶是水之外人类最重要的饮品之一，世界上至少有一半人经常喝茶。茶叶的原产地是中国。饮茶习俗也兴起于中国，据传始于公元前三千纪的神农时代，也就是公元前2737年前后。神农教民耕农，亲尝百草，其中很可能就包括茶叶。公元前350年前后，在有“辞书之祖”之誉的《尔雅》中，就已出现“荼”字。东汉时期，许慎（约58—147）的《说文解字》中列有“荼”字，释义为“苦荼也”。五代至北宋初年学者徐铉（916—991）等认为，荼“即今之茶字”[1]。在《说文解字》中还列有“茗”字，释义是“荼芽也”。[2]6世纪末期，中国的制茶技术传入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中古至近现代，世界各国的茶基本是从中国直接或间接引种的。茶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

中国晚清外交家薛福成熟悉中国茶叶出口历史。他在《出使四国日记》中记载：“中国茶之到欧洲，始于明万历四十年，荷兰之东印度公司，携归少许以供玩好。国朝顺治八年，荷兰始载茶至欧洲发售。越十年，茶市益行，英京始立税茶之律。当时甚为珍贵，馈送王公，不过一二磅而止。又越三十年，茶务益盛，英京始多收茶叶之税。”[3]据此不难判断，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12年将中国茶叶首次带入欧洲，于1651年开始将中国茶叶推向欧洲市场。在随后的40年间，茶叶在伦敦成为流行商品，以至于政府开始立法征税。薛福成记述道：“康熙五年，始贩中国茶叶至英，始设保险之法。”[4]换言之，中国茶叶于1666年开始出口英伦。

与薛福成的说法相呼应，美国茶史学者萨拉·罗斯认为，到19世纪中叶，欧洲人“嗜饮茶叶至少已达200年之久”[5]。换言之，茶在17世纪中期即已传入欧洲，而且在当时还是一种奢侈品。1657年，伦敦加威咖啡公司首次公开出售茶叶。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初期，饮茶之风盛行于欧洲，流布于北美洲。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贸易垄断公司，循海路将中国茶运输到欧洲及北美洲，在普及饮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饮茶不但使英国人神清气爽，而且促进了他们的健康，而英商和英国政府则各自获利。18世纪中叶，茶成为最受英国人青睐的饮品，销量甚至超过啤酒。[6]一言以蔽之，茶成为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英国商人凭借茶叶贸易赚取丰厚利润，而英国政府则通过对茶叶征税开辟了巨大财源。

随着茶叶贸易额急剧增长，英国国会于1773年4月通过《茶叶条例》（Tea Act），开始向北美征收高额茶税，引起波士顿居民的愤怒。同年12月16日，他们伪装成印第安人，在夜间将英国东印度公司泊港商船上的茶叶倾入海中，酿成世界历史上有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折抵法案》（Commutation Act），大幅降低茶叶关税，使茶叶进口指数级增长。如此一来，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平衡问题日趋严重。针对这一局面，英国最初试图通过向中国出口西印度原棉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因为原棉在中国还有市场。这是中国、英国、印度三角贸易的开端。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营茶叶的利润已经很高，相当于经营其他中国出口商品利润的总和。当时，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茶叶生产国，中国对英国的茶叶出口增长迅猛。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洲，都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然而，当时的中国自恃“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一无所缺，并不愿从英国多进口商品。于是，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迅速扩大，英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英国人精于经商，当然不肯吃亏，于是想到进口替代一招，决定在印度选择土壤和气候适宜的地区引种茶树，以降低茶叶贸易成本。他们还想到一招，那就是在英属印度种植罂粟，向中国输入鸦片，以牟取暴利。最终，茶叶出口优势的丧失和鸦片的大量进口，加速了清朝的衰败和崩溃。

英国人最初想发掘印度本土的茶叶资源。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省和其他丘陵地带，人们以前一直在种植土生茶树，而用此种茶叶泡水喝，也一直是当地人的惯常做法。早在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疗队的外科医生就在阿萨姆省发现了印度本土茶叶植株，但他们直到1831年才正式披露这一消息。[7]其间，英国东印度公司曾在喜马拉雅山区培育并种植印度土生茶树至少达10年之久。1824年，英国人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兄弟二人前往阿萨姆省寻求贸易机会，在上阿萨姆的山坡上发现了本土野生茶树。然而，这种茶树不同于中国的丛生茶树，是茶树的一个变种，称为阿萨姆变种，属乔木，高可达5—18米，叶大，味苦涩，品质也差。经过反复寻访和试种，英国人发现印度本土茶叶没有商业价值，也没有发展前途。

引进中国茶树，采用中国的茶叶栽培和加工方法，在印度进行有组织的茶叶种植，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鉴于英国须从中国购买巨量茶叶，英国人急于找到一种在自己的帝国范围内快速大规模种植茶树的可行办法。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植物学家认定，阿萨姆和北孟加拉的大吉岭山区，无论气候还是土壤，都非常适宜大规模种植优质茶树。起初，英国东印度公司还不愿从中国走私茶树，因为这样做会影响自己所从事的获利甚丰的中国茶叶贸易，从而危及自己享有的对华贸易垄断地位。然而，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在1833年终结，加之其在印度面临财政困难，英国人于是转变态度，开始积极着手在印度发展茶产业。1834年，英属印度总督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1774-1839）任命了一个茶叶委员会，由13名英国人和印度人组成，以制定在印度种茶的方案。此前，除阿萨姆的野生茶树外，印度基本是没有茶叶的，甚至在诸多语言中连“茶”字都没有。印度孟加拉语中的“茶”字（cha）是中国“茶”字的音译，而英文中的“茶”字（tea）则是闽南话“茶”字的译音。

茶叶委员会很快确认了在印度种茶的可行性，相信在印度发展茶产业不但有利可图，而且具有可持续性，因而当年即派秘书戈登（G. J. Gordon）前往中国，秘密购买茶种和茶苗，并寻访种茶和制茶方面的专家。除获得中国茶种和茶苗外，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戈登还负有招募中国茶农并劝说他们前往印度的任务。但是，中国茶农不愿背井离乡，远赴印度偏远地区做工。随后，戈登转而在槟榔屿和新加坡招募华工，约300名华人被带到阿萨姆从事茶产业。然而，他们并不全是熟练的茶农或制茶技工。他们开辟了几个茶树苗圃，也建起了小型茶厂。到1837年，他们逐渐掌握了制茶工艺。不过，由于茶种、茶苗出自广东，因此最初生产的茶叶质量还是很差，缺少香味，不适于饮用，绝难与中国传统茶乡的名茶相提并论。尽管如此，由中国茶农在印度生产的茶叶，还是于1838年被首次运抵伦敦。1939年，阿萨姆茶叶公司成立。[8]印度茶产业由此起步。然而，英国东印度公司自茶叶委员会成立以来的茶叶种植活动依然不算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

为了迅速提高茶叶质量，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再走捷径，派专业人员前往中国安徽、杭州、宁波、武夷山等著名茶乡遴选优良茶种。中国茶叶资源和茶叶种植及加工技术由此开始大规模流入印度。

二 罗伯特·福琼在中国的冒险与中国茶叶资源的流失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茶叶生产和出口大国。然而，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掠取中国茶叶资源，中国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在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地位。苏格兰植物学家、园艺家、冒险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12-1880）为英属印度茶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在英国曾被视为传奇英雄和世界的改变者。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学界，他却长期遭到忽视，甚至鲜为人知。一般的印度史，都忽略了这位“印度茶产业之父”，偶然提及也语焉不详。《辞海》等辞书中则根本没有关于他的记载。

福琼于1812年9月16日出生在苏格兰贝里克郡。早年生活带有神秘色彩。1840年在爱丁堡植物园谋得职位，受到良好的职业训练。1842年，由于前辈的赏识和举荐，得以出任伦敦皇家园艺学会下属花园温室部主任。数月后，就任该学会中国植物采集员，受命前往中国采集珍稀植物，包括蓝花牡丹、茶叶植株乃至清国皇帝御花园中的桃树，由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19世纪中叶，福琼先后四次潜入中国。

1.福琼的第一次中国之行（1843—1846）

1843年7月6日，福琼经过4个月的海上航行抵达香港。他的主要使命是研究和获取中国的稀有植物。他随即着手搜求中国特有植物，不断将它们装入沃德箱[9]运往英国。1843—1846年，他多次漫游中国北方诸省。他在旅途中多次遭遇险情，既有狂热排外的民众，也有海上的风暴，还有在黄河上出没的强盗。他入乡随俗，采取了一些避险措施。他穿上中式服装，用筷子吃饭，混在人群中并不引人注目。

1846年5月，福琼圆满完成任务，顺利返回伦敦。作为一名科学家，他除在工作中细致入微地观察，做详尽的田野考察笔记外，还写了日记，记录了自己的行程、活动和见闻，包括所遇各色人等及中国风俗。1847年，他以游记形式整理出版了自己此行积累的资料，题为《中国北方诸省三年漫游记》（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福琼在此次行程中，曾前往宁波绿茶茶园，故而能够在此书中以两章的篇幅介绍中国茶叶的栽培、采摘与加工情况。当然，他在此书中也顺便记载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他通过此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初步学会了汉语，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国通。

2.福琼的第二次中国之行（1848—1851）

福琼第一次中国之行的成功，使他在英国植物学界脱颖而出，声名鹊起。1848年7月3日，刚刚履新的英属印度总督大贺胥（Dalhousie，1812-1860）命令福琼立即再度前往中国，潜入南方茶乡搜罗优质茶苗和茶种，同时罗致一些富有经验的茶农及茶叶技工。他此行的雇主是当时全球首屈一指的跨国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在喜马拉雅山麓丘陵地带拥有十余万英亩茶叶种植园区，急需大量出自中国绿茶及红茶产区的名茶茶种。英国人明白，通过正规外交渠道自然无法如愿以偿，只能派福琼这样的植物专家入境盗取中国的商业机密。

1848年9月，福琼抵达上海，随后接上辫子，乔装打扮一番，准备前往各个著名茶乡。他雇用了两名来自黄山周边著名绿茶产区的服务人员，其中一名王姓男子来自安徽松萝山，系茶农之子，能讲“洋泾浜英语”，熟悉交通与路线，人也精明，主要负责安排他的行程；另一名则是苦力，负责为他搬运行李及沃德箱。如果没有王姓男子出面，福琼恐怕寸步难行，连船也租不到。

福琼安排了两次行程，先后分别进入中国绿茶产区和红茶产区。他首先前往安徽和浙江两省的绿茶产区。他在两名服务人员的帮助下，扮作外省商人，向著名的绿茶产区松萝山进发。福琼一行入住位于松萝山脚下的王家，漫山遍野的茶树让他无比兴奋。他在此地采集到许多茶种。此外，他还造访了包括宁波在内的其他三个著名绿茶产区。

1849年中国春节前夕，福琼一行回到上海。他在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在印度翘首以待的同行的信中通报自己获得成功，说：“我非常愉快地告知你们，我已经弄到了大量种子和幼苗。我相信它们会被安全运抵印度。它们是在中国不同地区采集的，有些来自一个著名茶场……”[10]不久，他将约1.3万株茶苗和1万粒茶种分装四船，以策万全，将它们经香港海运到加尔各答。

然而，让福琼痛心疾首的是，那些运到加尔各答时状态尚可的茶种、茶苗，由于运输过程中的一再延宕和疏于管理，在运抵喜马拉雅山中的实验种植园之时，遭到灾难性的损失。茶苗大多枯萎，茶种也基本烂光，最终存活率不过区区3%。[11]

1849年5月，福琼雇用一艘小帆船从宁波出发前往福建，向中国极品红茶产区武夷山进发。在福琼之前，从未有任何西方人如此深入中国腹地。福琼清楚，虽然红茶与绿茶是同一种植物的产物，但这两个品种的茶叶却产于不同的地区。武夷山是中国最为驰名的红茶产区，而乌龙茶则是最符合英国人口味的红茶。与此同时，为保险起见，他安排松萝山人王姓向导返乡为他收集第二批绿茶种。他这样做只需花一点小钱，却能避开天大的风险。他通过为英商服务的买办，找到另一位得力助手邢虎（音译）。福琼虽然能说汉语，但对福建话一窍不通，而邢虎是福建人，这使他没有语言不通之忧。一路走来，尽管风景如画，福琼却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凋敝，也感受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深重创伤。

在进入武夷山区茶乡的路上，福琼不断从所乘滑竿上跳下，采集籽苗及表层土壤样本。经过数周的跋涉，福琼一行抵达闽赣边界的武夷山峰顶。作为一名商业间谍，他庆幸自己来到了中国红茶之乡的腹地，目睹了中国的茶叶之路。他搜集到大量茶苗和茶种，包括享誉世界的大红袍这一极品红茶的种子。与此同时，他也详细了解了当地经纬度、土壤状况及气候条件、茶叶采摘和加工等与茶产业有关的知识。他吸取教训，改进并制作了长6英尺、宽4英尺的沃德箱，进行了充分的实验，切实提高了经海路安全运输植物的技术。

1851年1月，金田起义爆发。同年2月，福琼带着他招聘的8名茶业专家、各种制茶设备、装在沃德箱里的茶苗和茶种，在黄浦江口登船。同年3月15日，福琼一行乘坐的满载茶种和茶苗的“海岛女王”号抵达加尔各答。随后，这些沃德箱被安全运抵西北边境省喜马拉雅山脉西侧的萨哈兰布尔（Saharanpur）茶叶种植园，状态异常良好。放置在沃德箱中的茶苗茶种全部存活，或长势良好，或全部发芽。福琼开箱清点，活体茶苗不少于12838株，正在发芽的种子则“不计其数”[12]。福琼此前运回幸存的80株茶树茁壮成长，繁花盛开，而且已经产出大量种子。事实证明，喜马拉雅山麓丘陵地带宜于种植茶树。印度茶产业由此正式起步并获得迅猛发展。大片翠绿的茶园很快覆盖了阿萨姆等省的宜茶丘陵地带。孟加拉北部风景如画的小镇大吉岭，也很快成为印度极品红茶的产地。福琼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专业知识及技术，他带去的中国茶叶专家分布在不同的种植园，对于发展印度的茶树栽培和茶叶加工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福琼的茶盗行径，使英国和印度受益，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导致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急剧衰落。根据萨拉·罗斯的研究，19世纪中叶，中国通过茶叶贸易创造的年财政收入接近26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6.5亿美元。[13]对于清政府而言，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然而，清朝当时面临深重的内忧外患，对于福琼长期的商业间谍活动，对于中国茶叶名品和制作技术流入印度，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186—1870年，中国向英国出口的茶叶占英国茶叶进口总额的91.4%，而印度所占份额只有4%，但在随后的数十年间，情势迅速逆转，中国茶叶份额持续递减，到1905年时仅剩4%，因为英国的大部分茶叶已改从印度和锡兰进口，而锡兰也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于1867年成为产茶国。[14]随着印度茶叶产量剧增，英国在贸易中逐渐实现了以印度茶叶替代中国茶叶的经济战略目标，中国出口西方的茶叶占比同样急剧下滑。薛福成头脑清醒，在当时就看清楚了这种贸易趋势。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初一写道：“本年长江各埠所出新茶，计英商美商采买比往年少英权六百万磅……运英之茶一千七百三十一万九千余磅，运美之茶二百七十六万五千余磅……盖印度种茶日旺，而美商又往日本采买，致夺中国利益也。”[15]

福琼对第二次中国之行也留下了详尽记录。他在返回英国后根据自己的笔记等资料写出第二部著作《中国茶乡纪行》（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对于研究这段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除专业内容外，此书也记载了当时中国农村凋敝与农民赤贫的社会状况。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促进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

由于印度种茶之地大多在僻远山区，英属印度政府于是开通道路，以便利茶叶运输。由于茶叶利润丰厚，茶农奋发努力，茶场加工精益求精，茶产业发展迅速。英国人利用机器加工茶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显示出巨大的比较优势。萨拉·罗斯认为，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也就是20年内，印度茶产业后来居上，无论在质量、产量还是在贸易份额、价格上都超过了中国，[16]印度崛起成为新兴茶叶生产大国。印度茶叶随之举世闻名，逐渐占领了世界市场。

显然，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在印度创造茶产业奇迹，扭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局面，与罗伯特·福琼在中国获得丰厚优质茶叶资源并将中国茶种成功移植印度息息相关。

3.福琼的第三次中国之行（1853—1856）

1853年，福琼又一次奉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命来到中国，一直待到1856年。此行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花茶制作技术和继续招聘中国红茶专家前往印度，以帮助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茶叶种植规模。此行的起因是福琼在第二次中国之行中深入松萝山一家茶厂，观察绿茶加工的各道工序。他意外地发现，负责最后加工程序的工人的手指是蓝色的，从而证实了中国茶商对茶叶进行了化学染色。他看到一个瓷钵里盛放着深蓝色的粉末。他估计，每一百磅茶叶约添加半磅熟石膏及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中国茶商想当然地以为外国人喜欢绿茶透出绿色。中国茶叶加工秘密的曝光，导致英国公众饮茶口味基本转向红茶。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万国博览会，披露了绿茶化学染色问题，是一个转折点：英国人从今往后要喝红茶，而且只喝红茶”。[17]福琼此前送往喜马拉雅山区的中国茶工，娴于绿茶制作工艺，但英国公众却出于安全考虑转而要喝红茶。于是，他不得不抛下家人再度前来中国。1857年，他出版了《生活在中国人中间》（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一书，记述了他的第三次中国之行。

4.福琼的第四次中国之行（1858—1859）

1858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议会通过《改善印度治理法案》（Act for the Better Government of India），撤销了声名狼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成立印度事务部，内阁设印度事务大臣，由副王（印度总督）代表英王对印度实行直接统治。此时，美国政府试图分享茶产业蕴藏的巨大财富，制订了大力发展茶产业的计划。1857年，美国专利局雇用福琼，派他前往中国寻觅茶种。他于1858年3月循海路前往中国，8月到达中国腹地，12月给美国雇主弄到了两沃德箱的茶种和茶叶植株。1859年，美国培育出3万株根系良好的茶树并分种到南方的种植园。[18]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失去了奴隶劳工，无法与印度及中国等亚洲国家竞争，因此未能发展起自己的茶产业。

此外，福琼于1862年最后一次来远东，以普通游客身份造访中国和日本，获得不少植物学上的发现，受到英国植物采集者热情欢迎。福琼在历次中国之行中除获取茶叶资源外，还将120余种植物引种到英国的花园中。[19]1863年，他出版了《江户与北京》（Yedo and Peking），记述了此次行程见闻。

福琼和他的著作，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 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

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期，英国因为大量进口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出现贸易逆差。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每年对华贸易赤字高达二三百万两白银。为了解决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问题，英国人不择手段，决定加强对中国的鸦片输入，终至鸦片输入规模越来越大，对中国的危害日益严重。

鸦片作为麻醉性镇痛药，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古罗马名医加伦的记载，鸦片被用于治疗咳嗽、腹痛等多种疾病。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鸦片被说成是“忘忧药”。华佗在进行外科手术时，曾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7世纪以来，鸦片一直主要由阿拉伯及突厥商人输入中国，基本用于医疗。可以说，在古代，无论中国还是印度，都不出产鸦片，消费也不多。清代学者俞正燮《癸巳类稿》记载了暹罗向明朝帝后进贡鸦片之事，不过数量不大，也就一二百斤。《大明会典》卷97、卷98也明确记载：“各国贡物：暹罗、爪哇、榜剌拉（即孟加拉）三国，俱有乌香，即鸦片。”[20]除列国进贡外，在明朝中晚期，皇室也开始主动收买鸦片。明宪宗“成化癸卯（1483），令中贵（即宦官）收买鸦片……市廛已有货卖者”。[21]当时，鸦片已与黄金等值。

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人把美洲的烟草以及烟斗先后传入印度与中国，两国都开始出现烟民和吸烟风气。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也曾尝试吸烟，当即表示嫌恶。明朝末年，中国烟民增长迅猛，而且有人把鸦片掺入烟草，社会各个阶层都出现了吸毒成瘾者，崇祯皇帝于是下令禁烟。结果事与愿违，烟草虽然被禁，吸食鸦片却蔚然成风。到17世纪中叶，也就是明末清初，吸食鸦片开始成为社会问题。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和《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禁止吸食鸦片。1796年，嘉庆皇帝即位即颁旨取缔鸦片进口与种植。但是，这些政令并没有发挥作用。清朝政治腐败，社会危机四伏，民变时有发生，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上衰败之路。

英国开始从印度向中国输入鸦片始于18世纪上半叶。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控制了印度鸦片的生产和运销。1773年，该公司获得鸦片专卖特权；1797年，该公司又获得鸦片制造特权。据清代学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记载，英商最初输入鸦片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由加尔各答输入广东。[22]到18世纪末期，东印度公司发放贷款，利诱印度农民，尤其是孟加拉和比哈尔的农民，扩大罂粟种植面积，同时投资鸦片制作行业。孟加拉和比哈尔出产的鸦片被称为“孟加拉鸦片”或“巴特那鸦片”（俗称“黑土”或“大土”）。

从19世纪初起，印度西部的马尔瓦（Malwa，又译马尔华、麻洼等，印度旧省名）鸦片也开始在中国打开市场，而且很快在销量上超过了巴特那鸦片。与巴特那鸦片不同，马尔瓦鸦片（俗称“白皮”或“白皮土”）是由大量个体农户种植的，因而价格便宜，销量也更大，于是极大地拓展了在中国的市场。1820年之后，鸦片成为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至此，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大片沃土，都种满了罂粟。林则徐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主持编译《四洲志·印度国》时即已明白：“鸦片为最巨之贸易，英吉利独擅其利。初时尚稀，近则遍地皆种，以麻尼哇（即马尔瓦）所产为最。”[23]

英国东印度公司很快使印度成为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基地，并通过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牟取暴利。在向中国贩卖及走私鸦片的过程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并不愿犯禁，用自己的船舶直接运输鸦片，以免损害其与中国在其他领域的贸易，于是将鸦片拍卖给私商，由他们偷偷运入中国。“乾隆五十四年（1789），由印度输出，渐次增加至四千零五十四箱。由是中国国内到处皆有鸦片……”[24]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4570箱[25]，其中绝大部分由孟加拉输入。每箱鸦片重100—120斤，价格随行就市，通常售价在400—800银元，高时可达1700—1800银元。结果，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印度商人靠贩卖鸦片大发横财，这进一步刺激了印度各地种植罂粟和生产鸦片的积极性。孟买的许多巨商靠鸦片贸易暴富。

1832年，英国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很快将对华鸦片贸易推向新的高度。由于供需两旺，到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爆发前夕的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比1800年时暴增近8倍，达到40200箱。[26]道光三年（1823）之前，中国每年为鸦片支付数百万两白银。到了道光十六年（1836），每年竟然需要付出“三千万两之多”。[27]19世纪中叶，估计三个成人中就有一个瘾君子。中国曾经繁荣的经济实际上趋于破产。“到福琼来华时，（中国的）鸦片进口每年递增20%；1845年，从印度进口了48000箱，价值34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9.62亿美元），而在1847年，鸦片进口就增加到了6万箱，价值42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亿美元）。”[28]

结果，原本英国由于购买中国茶叶而流入中国的白银逆向流动，中国白银开始大量流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受益者包括英国和印度。1801—1826年，中国因鸦片贸易支付给英国的银元相当于750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13亿美元），而在1827—1849年，外流白银增加到1.34亿美元（约合今天的29亿美元）。[29]银价飞涨，严重影响清朝财政收入。1833—183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年均从中国获得420万两白银，靠的主要就是鸦片贸易。[30]

英国主导的鸦片贸易让中国陷入贫穷落后状态，而随着鸦片输入的激增，鸦片价格逐步走低。结果，吸食鸦片之风由达官贵人传入民间，连引车卖浆者之流也可以吸食一两口。长期吸食鸦片，使人身体羸弱，面如土色，精神颓废，如同行尸走肉。对于孕妇，还会导致死胎和流产。鸦片为祸之大，堪称劫难。

道光十八年（1838），湖广总督林则徐发出警告，“鸦片不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31]事实也确实如此。清军官兵尤其是其中的广东和福建士兵吸食鸦片成风，毫无士气和战斗力。是年底，林则徐奉旨到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6月，他在虎门大举销烟，销毁英美鸦片商交出的近240万斤鸦片。1840年6月，英国为保护鸦片贸易、强行输入鸦片而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1842年，中英双方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岛，开放五口通商，赔偿2100万元。战后，清政府默许英国免税大量输入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条约，准许外商销售鸦片。从此鸦片成为合法进口商品。与此同时，英属印度政府在镇压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负债累累，于是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华鸦片贸易。随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激增，达到峰值。1880—1881年，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空前的105507箱。[32]此时，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收入的约20%来自鸦片税收。印度年轻的诗人泰戈尔对此深恶痛绝，于1881年发表《在中国的死亡贸易》一文，满腔义愤地谴责英国人用武力强行将鸦片输入中国。

到光绪十五年（1889），“洋货进口价值，共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六万九百余两；内除转运出洋之数外，计洋药（即鸦片）价三千四十四万四千余两……计共进口货价一万一千八十八万四千余两”，“土货出洋价值共九千六百九十四万七千余两……以入抵出，此年中国之银应耗去一千三百九十三万七千余两”。[33]显然，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年进口鸦片依然耗资3000余万两白银，而中国贸易赤字则接近1400万两白银。清政府不堪重负，以致连购买两艘英国军舰所需的200万两白银都拿不出来。结果，这两艘军舰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据说就是在黄海海战中击沉北洋水师多艘军舰的“吉野”号。[34]在近两个世纪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鸦片，用收入购买中国茶叶；中国则用出口茶叶的收入购买英商从印度运来的鸦片。这场贸易逐渐严重侵蚀了中国经济和中国人的健康，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军力的发展，在多方面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主要是在19世纪后期，中国也开始谋求鸦片的“进口替代”，增加了本土罂粟的种植量和鸦片自产能力，以与印度鸦片竞争。尽管如此，到19世纪末期，英国人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依然高达7万余箱。薛福成对此时的鸦片祸害痛心疾首。他在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0年1月8日）写道：“近来中国海关，每年进口洋药约有七万三千余箱，而内地所种之土药，销售者当加四倍。统计每年所销洋药、土药，当不下三十六万箱，是每日销一千箱也。每箱以百斤计算，则一千箱当得一百六十万两。牵多搭少，以每人每日吸烟四钱计之，是有四百万吸烟之人也。合十八省男女老幼人口，不下四百兆，是吸烟者百人而得其一，然以余所见有此瘾者，似断不止百中之一，则或者土药之销售，尚不止四倍洋药也。然即以洋药价值计之，每岁出洋之银三千万两，以三十年计之，则九万万两。此九万万两之银，皆一往而不还者，宜中国之日趋于贫也。吁，可不惜哉！可不惧哉！”[35]

19世纪末期，随着中国自产鸦片的增多，加上印度因粮食播种面积不足发生多次饥荒，英属印度对华鸦片贸易开始衰落。1911年5月8日，英国驻中国特使和中国外务部代表签署协议，决定到1917年结束英国对华鸦片出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鸦片贸易提前终止。1912年1月23日，万国禁烟会议通过《海牙禁止鸦片公约》。中、英两国都是参会国和签字国。1913年底，孟买鸦片货栈所有交易全部停止。在历时近一个半世纪之后，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总算走到了尽头。

19世纪，英国通过掠夺殖民地和国际贸易成为“日不落帝国”，也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帝国。然而，它的崛起是以印度与中国的衰落和赤贫为代价的。萨拉·罗斯认为，“没有鸦片，印度贸易不会繁荣，而没有印度，不列颠在后拿破仑时代的全球性支配地位很有可能坍塌”。[36]茶叶与鸦片是近代中国、英国、印度三角贸易中两种主要的商品。中国的茶叶和印度的鸦片创造的财富，成为英帝国运行的强大动力。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采取了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和在印度大力发展茶产业从而实现进口替代这两项战略性举措。为了达到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目的，英国政府悍然发动战争；为了窃取中国茶叶资源，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惜诉诸盗窃手段。

19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得中国茶苗茶种及制茶技术，派植物学家福琼作为商业间谍潜入中国茶乡，盗取中国各种优质茶叶资源，使印度茶产业得以在短期内异军突起，并在国际贸易中挤压了中国茶叶的生存空间。福琼数次潜入中国，制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商业机密盗窃事件。

英国人把印度变成茶叶和鸦片的廉价生产基地，通过茶叶进口替代和对华强行输入鸦片，不但扭转了对华贸易赤字，而且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英国殖民者通过鸦片贸易获取的财富，一部分进入英国本土，另一部分用于维系英属印度政府运行。这种不平衡的贸易，使中国原有的贸易优势丧失殆尽，导致清朝国库空虚，而且使几百万至上千万的普通吸毒者变得赤贫。鸦片贸易是导致清朝逐渐由盛转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中，清朝国势日蹙，逐渐走向衰亡。

英国人在印度引种中国茶叶获得巨大成功。除欧美之外，茶作为一种健康饮料，也逐渐在印度流行开来。如今，在世界茶产业领域，中国和印度是数一数二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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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第26页。

[2]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第27页。

[3]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宝海校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74页。

[4]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宝海校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5]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 83.

[6]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 25.

[7]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 29.

[8]玛妲玉：《茶叶种植》，刘文亮译，载薛克翘主编《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详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73页。

[9]沃德箱（Wardian Case），由英国人纳撒尼尔·巴格肖·沃德博士发明的一种玻璃容器，又称生物养育箱，专门用于长途运输处于生长阶段的活体植物。

[10]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 108.

[11]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 128.

[12]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 212.

[13]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 144.

[14]玛妲玉：《茶叶种植》，刘文亮译，载薛克翘主编《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详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73页。

[15]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宝海校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

[16]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p. 216，237.

[17]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 240.

[18]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 242.

[19]Robert Fortune (1812-1880)，November 2019，https：//www.plantexplorers.com/explorers/biographies/fortune/robert-fortune.htm.

[20]参见柳诒徴《中国文化史》（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755页。

[21]参见柳诒徴《中国文化史》（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755页。

[22]参见柳诒徴《中国文化史》（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756页。

[23]林则徐：《四洲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24]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参见柳诒徴《中国文化史》（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756页。

[25]戴鞍钢：《行商制度与鸦片走私》，载《南方都市报》2015年12月10日，GB06版。

[26]戴鞍钢：《行商制度与鸦片走私》，载《南方都市报》2015年12月10日，GB06版。

[27]黄爵滋奏本，参见柳诒徴《中国文化史》（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756页。

[28]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 176.

[29]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 178.

[30]参见培伦主编《印度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33页。

[31]《林则徐集·奏稿》，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01页，转引自戴鞍钢《行商制度与鸦片走私》，载《南方都市报》2015年12月10日，GB06版。

[32]薛克翘：《中印文化交流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36页。

[33]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宝海校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92页。

[3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夏良才等编著《中国近代史简明读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第182页。

[35]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宝海校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

[36]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p. 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