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社会不平等
第一章 性别不平等
陈煜婷[1]
一 问题的提出
2015年，习近平在中国与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主办的全球妇女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妇女发展观，阐明了“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积极保障妇女权益”、“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和“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主张。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再次明确提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在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历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对教育、健康和生存、经济机会以及政治赋权四个领域中的男女平等进展情况进行发布。201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指出，中国在教育指标与生存指标方面维持比较高的平等，在经济机会和政治赋权方面较为落后，与全球整体趋势一致。2016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指出，全球性别差距比值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报告显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很有可能给众多以女性为主的工种造成严重冲击，使实现性别平等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的进程放缓（何农，2016）。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指出，中国在“职业技术工人”与“高等教育入学率”两个分项上已经实现了完全的性别平等，但在“预计收入所得”和“高管与政要人数”方面较上年有所下滑；数据还进一步显示，在中国，女性花在照顾家庭等无报酬工作上的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44.6%，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18.9%；此外，中国女性在公司董事会级别的人数占比仅为9.4%（王会贤，2017）。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妇女发展面临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推动性别平等的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
性别平等问题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性别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在全球以及中国都主要表现为经济问题。性别不平等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既源于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社会的存在（黄桂霞，2017），也源于现代化过程中市场失灵与文化失调的综合作用（周全德，2003）。自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城乡地区之间形成了一堵无形之墙并造成了不平衡的社会机会结构，从而影响着城镇两性居民的职业发展、收入水平和教育获得等多个方面（吴愈晓，2012；李春玲，2014；吴晓刚、张卓妮，2014）。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较于城镇地区存在滞后性，传统的性别观念尤其是父权制意识更为严重。国外也有研究指出，在大都市或是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中，父权制的影响较小（Brooks and Bolzendahl，2004）。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快速和大规模扩张，人口急剧增加、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供给不平衡等所谓的“城市病”不断涌现（潘家华、魏后凯，2014；刘洁，2017）。
在“城市病”所表现出的各类城市社会不平等现象中，性别不平等是长期存在且不容忽视的部分。性别不平等表现在社会“公领域”和“私领域”的众多方面，如“公领域”的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特殊表现形式（Parish et al.，1995），“私领域”中家庭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和职场回报的影响也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表现（吕利丹，2016；肖洁，2017）。此外，性别不平等观念长期存在（刘爱玉、佟新，2014），这既是导致性别不平等的原因，也对性别不平等的固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章将分别从“公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观念三个部分讨论特大城市发展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二 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发展的目标既包括增加人们的选择，也致力于使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并且在发展的进程中平等地受益。不平等反过来也会阻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影响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的实现。世界经济论坛引述的数据显示，若中国能够在2025年提升25%的女性经济参与度，则中国GDP可增长2.5万亿美元（王会贤，2017）。性别平等并非追求男性和女性的一致性，而是基于两性的天然差别，在权利、责任和机遇中消除性别歧视、推动两性平等，最终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然而，我国鲜有在社会性别视角下讨论经济建设如城市发展问题，在社会性别与宏观经济发展领域方面的研究，与国际社会尚有较大差距，这也导致我国社会政策的制定存在社会性别盲点（刘伯红、李玲、杨春雨，2015）。
布迪厄在讨论场域时指出“社会并不只是由个人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布迪厄、华康德，2004）。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表现场域有两个，一个是“公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主要指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分层、职业流动及收入回报等；另一个是“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主要指家庭中的无酬劳动，如家务分工、家庭责任等。本章将分别阐述这两个场域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以及性别观念在这两个场域中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一）城市民众“公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对于“公领域”性别不平等现象的讨论由来已久，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民众性别的职业分层、职业流动和性别收入差距两个领域。相较世界其他国家，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收入都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两性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进一步受到影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带来了更大的性别隔离、性别收入差距（佟新，2010），鉴于此，本章在探讨“公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时，重点梳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
1.职业分层与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
职业性别隔离和职业流动中的“玻璃天花板”效应是两性职场处境的主要差异表现形式。职业的性别隔离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类别，担任不同性质的工作。职业的性别隔离既是女性职业不平等的表现，也是最直接影响两性收入差距的因素。已有研究普遍认为职业性别隔离对性别收入差距有一定影响，职业分层和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也对性别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影响。
关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分层、职业流动和职业隔离有五种理论解释（李春玲，2009）。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一方面，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劳动者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会主动理性地实现利益最大化，女性由于需要更多地兼顾家庭责任，因此，会理性地选择那些投入相对较少的工作，从而在家庭与劳动力市场中合理地分配她们的时间和所需要付出的精力；另一方面，基于统计歧视理论，雇主由于无法预先准确地评估每一位求职者的综合素质和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因此，在雇用职工或是安排岗位时会遵循统计学的大多数原则，从而会形成对女性求职者的“歧视”。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会对两性社会性别角色的认知和定位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两性在择业时会出现男性偏好和女性偏好（Bielby and Baron，1986）。女权主义则认为受男性控制的社会主流意识对女性存在歧视（李银河，2018）。社会网络效应认为人们的非正式社会网络是有性别分化的，女性社会网络交流的信息更多的是与家庭或亲情有关，男性社会网络交流的信息则往往与赚钱和升职有关，而社会网络对于找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从而更进一步巩固了两性的职业期望性别化。组织学认为科层制规则和程序间接地导致了职业性别隔离，科层组织的发展带来了组织内部的分化，这种分化强化了职业性别隔离（Bielby and Baron，1986）。
关于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状况，已有研究也做出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具体如下。蔡禾（2002）的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性别隔离的职业出现了增多的趋势，体制外单位隔离程度高于体制内单位，沿海省份高于内陆省份。李汪洋、谢宇（2015）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职业性别隔离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性别职业隔离现象，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女性劳动力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1990～2010年，职业内部的性别构成趋向平衡，大量所谓的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开始向中性职业转变。吴愈晓、吴晓刚（2009）使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城镇在职人员的职业性别隔离。他们研究发现，在体制内部门，职业性别隔离拉开了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在体制外部门，职业性别隔离存在但对两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卿石松、郑加梅（2013）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职业隔离导致了性别收入差距，职位晋升的公平有助于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并指出“同工”是“同酬”的基础。张文宏、刘琳（2013）使用2009年中国八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后指出，两性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在就业岗位和社会流动机会方面存在着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经济转型对女性职业流动的影响大于男性。
2.性别收入差距及其变动趋势
性别收入差距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对于性别间存在着收入的不平等也是基本达成共识的，仍有一定争议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本身是否对性别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影响。而特大城市的市场化水平普遍较高，要研究特大城市中的性别收入差距问题，市场化程度仍然是一不容忽视的考量因素。关于市场化与性别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四种理论观点（陈煜婷、张文宏，2015）。政治平等论认为国家对女性的政治保障在市场经济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性别收入差距在拉大（Szelenyi，1978；Nee，1989/1991；Bian and Logan，1996；Zhou，2000；李春玲、李实，2008；许涛、张根福，2014）；市场平等论认为市场化带来的公平竞争环境有助于减少传统性别文化对两性的制约，性别收入差距会缩小（Gustafsson，et al.，2008）；市场变化论认为市场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性别收入差距会产生先拉大再缩小的影响（郝大海、李路路，2006）；市场无关论认为性别收入差距有自身的逻辑，与市场化水平没有关联（张展新，2004；Shu and Bian，2002，2003）。
在全球化进程中，城市的角色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各类研究关注的焦点。目前，已有的实证研究很多也集中于探讨城镇就业人员的性别收入差距。具体来看，王天夫、赖扬恩、李博柏（2008）使用跨度15年的3个全国性数据，分析了城市性别收入差距的演变。他们研究发现，社会转型以来，随着再分配机制作用的逐渐减弱，以往远离再分配中心的等级地位较低的女性依然处于整个劳动力的末端，原来受到再分配体系保护的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受到的歧视也逐渐加重。李实、宋锦、刘小川（2011）使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分析了城镇两性工资差距的演变。他们的研究显示，年纪轻、学历低、职业差、行业差的女性职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更为严重的歧视，导致低收入群体性别工资差距迅速扩大，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女性劳动者承受了比男性更多的竞争压力，企业和用人单位具有更大的工资决定权，这使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相对收入水平下降。邓峰、丁小浩（2012）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性别收入差距问题，研究指出女性劳动者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而大量在第一产业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职业分割影响性别收入差距主要通过纵向分割，在不同职业内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收入差距。胡雯、李建新（2014）使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性别工资差异，研究显示，北京在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方面并不处于劣势，女性相对于男性在收入上的弱势并不由人力资本差异或市场结构安排不平衡所导致的。上海在职女性的人力资本竞争力并不逊色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也没有处于劣势，但是人力资本和市场结构上的优势并没有给女性带来收入上的优势，只是减少了相比于男性的收入劣势。广东的性别收入差距的非歧视部分主要来源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选择。程诚、王奕轩、边燕杰（2015）使用2009年中国八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力，研究显示，社会资本欠缺是女性难以获得高薪收入的重要因素，女性社会资本回报欠缺所导致的性别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中，即社会资本的性别不平等既存在“天花板效应”，也存在“粘地板效应”。贺光烨、吴晓刚（2015）使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距，研究指出，虽然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性别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但是在市场化主导下，两性收入差距还是在扩大的，具体表现为两性收入差距在机关事业单位最小，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次之，在私营部门最大，即随着就业部门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大。侯猛（2016）使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性别歧视是导致劳动力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且对中低收入女性劳动力的影响更大，市场化程度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差异，市场化程度有利于缩小中低收入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但却显著增加了高收入群体的性别歧视。陈煜婷（2017）使用2012年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全国六省市实施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调查数据，着重分析了城市新移民群体中的性别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发现，女性即便能够冲破户籍的樊篱实现向上流动，也仍然无法改变与男性收入不平等的现状。
虽然目前关于市场化进程中城镇性别收入差距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但有针对性地分析特大城市中性别收入差距的研究却鲜少出现，研究特大城市中的性别收入差距、分析影响特大城市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推动城市整体的收入分配的公平。
（二）城市民众“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已成为社会发展趋势，妇女在工作的同时也承担着大量的家务劳动，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特大城市中，夫妻双方共同作为家庭经济支撑的来源，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开始增多，家务劳动的分工模式出现了更明显的变化。如1960～1990年，美国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增长了近一倍，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也相应地减少了约一半。两性在“私领域”的不平等主要集中于家务劳动和家庭责任的分工上，这一方面取决于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也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重塑。
关于“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有两种理论解释：一方面，受到宏观层面的“文化决定论”影响，即认为父权制传统文化赋予了男性传统意义上的权威，女性主要负责家务劳动也是男性权威的一种支配表现；另一方面，受到微观层面的“资源决定论”影响，即认为夫妻双方所能带给婚姻家庭的资源存在自然分配的过程，每个独立的家庭都会产生不同的婚姻权力关系，从而决定了家务劳动的分工模式（福和真子，2005）。影响家务劳动分工模式的因素主要有五个：其一，夫妻双方在工作中投入的时间越多，相应能够投入到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就越少；其二，婚姻资源的交换过程中，双方能够用经济优势来交换一部分的家庭责任；其三，受社会结构和隐性的不平等权力的影响，劳动天然地存在社会性别分工；其四，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妻子在家务劳动中占主导作用、丈夫参与较低的观念；其五，生活中的具体经历也使不同结构类型的家庭有差异，比如那些有孩子的家庭相对面临更重的家务（周旅军，2013；佟新，刘爱玉，2015；牛建林，2017；卿石松，2017）。
已有的实证研究对于城镇职工家庭的家务分工模式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都进行了讨论，具体来看，杨菊华（2014）使用1990～2010年的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两性在时间利用上的性别差异及其趋势。其研究指出，女性的时间分配呈现“三短两长”的特征，即工作、学习、闲暇时间短，家务、睡眠时间长；总的来看，城镇女性总劳动时间超过男性，劳动负担更重，女性无酬劳动即家务劳动太过烦琐的问题必须同时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着手进行解决，探索更有利于推动性别平等的时间分配模式。佟新、刘爱玉（2015）使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城镇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情况，研究发现，女性做家务的时间是男性的2.4倍，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约占1/3，家务劳动的情感属性削减了家务是一种负担的观念。刘爱玉、佟新、付伟（2015）及刘爱玉、庄家炽、周扬（2015）在两篇文章中使用相同的数据分析了城镇家庭家务劳动情况，研究发现，经济依赖关系、工作时间和性别角色观念均影响着两性的家务分工，经济成就对于男性投入家务的影响最大，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女性投入家务的影响最大。虽然家务劳动具备一定的正功能，但是“私领域”的平等性加强不意味着投射到“公领域”时有同样的效力。肖洁（2017）也使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务劳动对已婚就业群体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务劳动对已婚就业群体的收入具有门槛效应，家务劳动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对两性的收入都有惩罚效应，且进一步拉大了性别之间的不平等。郑加梅、卿石松（2014）也指出，不平衡的家务劳动分工的确是形成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促进“私领域”的性别平等是实现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根本措施，如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式。於嘉（2014）结合市场化这一宏观背景因素，分析了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指出城镇地区女性通过相对收入的提高可以减少家务劳动时间的投入，而农村地区女性却不行，因此，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女性的相对收入在家务劳动中的议价能力较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大城市，女性的社会劳动投入更多，两性在“私领域”的分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有研究对于性别分工的模式、影响因素，及其对两性在“公领域”产生的影响都做了相应的讨论，就特大城市而言，两性在“私领域”面临的冲突更为明显，研究特大城市中性别在“私领域”的不平等问题更具有前瞻和借鉴意义。
（三）特大城市民众性别观念的差异及变动趋势
性别观念既是衡量我国性别平等国策推进情况的重要指标，也是两性对于自身在劳动力市场或是家庭场域中所具有的性别角色的定位。城镇化过程中，民众的性别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迁。关于性别观念的研究有四大主要理论观点：现代性理论认为传统性别观念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会慢慢向现代性别观念转变；建构性理论认为个体社会化习得的性别观念既是被建构的，也作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利益驱动论认为传统或者现代的性别角色哪个对于个体而言更能从中获益，哪个就会更被认同；个体能动论认为个体的社会角色及经历将决定其性别观念的变动（刘爱玉、佟新，2014）。
已有的实证研究对于性别观念的变动讨论得较为充分，刘爱玉、佟新（2014）使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性别观念情况，研究指出，女性的性别观念偏现代，且在“公领域”获得越多的女性的性别观念越现代，在“私领域”付出越多的男性的性别观念越现代。风笑天、肖洁（2017）也使用同样的数据分析了城乡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差别，研究发现，城镇化、市民化有助于增强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孙晓冬、赖凯声（2016）使用CGSS 2013的数据分析了子女性别对父母性别意识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儿子能显著增强母亲对传统主义性别意识的认同。陈煜婷（2017）使用2012年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全国六省市实施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调查数据，分析了女性阶层地位对性别意识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客观阶层地位对于性别意识的影响具有两极分化的特征，中间阶层的女性的性别意识最现代。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关注到了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许琪（2016）使用2000年和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的变化，研究发现，传统性别观念出现了普遍回潮现象。杨菊华、李红娟、朱格（2014）通过分析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动趋势及特点，研究指出，城镇女性的性别观念更为现代，受教育程度和职位与性别观念的现代性呈正相关关系，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不呈正相关关系。贾云竹、马冬玲（2015）使用相同的数据分析了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变迁，指出城镇女性群体的性别观念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对“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认可出现了从现代向传统的回潮，城镇女性群体内部的性别观念出现分化。
已有研究虽然对于性别观念的影响因素、变动趋势做了丰富的探讨，但是目前针对特大城市中性别观念的特点及差异的研究却较少。特大城市的市场化程度普遍较高、两性的性别平等意识普遍较强，在特大城市中性别观念是否也出现了回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
1.研究思路
本章主要考察特大城市中两性在“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性别平等情况，以及在性别观念方面的差异。两性在“公领域”和“私领域”存在着客观的不平等，既是性别观念差异的结果，也是导致性别观念进一步分化的原因。市场化、城镇化对于性别不平等及其变动趋势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本章的研究思路分为：分别讨论在“公领域”（劳动力市场中）和“私领域”（家庭场域内）中性别不平等情况以及在性别观念的主观认同方面两性各自存在怎样的特征，然后进一步分析性别观念对于两性在“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的影响的差异。
2.研究问题
本章研究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为：特大城市中两性在“公领域”存在的不平等主要有哪些，性别收入差距情况如何。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为：特大城市中两性在“私领域”面临的不平等主要有哪些；空闲时间安排情况如何。第三个方面的问题为：特大城市中两性的性别观念差异情况如何；性别观念对于两性在“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有哪些影响。
3.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本章提出了以下研究假设：“公领域”性别不平等最具代表性的测量指标为收入，因此，本章提出研究假设1：两性在“公领域”的收入分层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私领域”性别不平等的研究操作化为空闲时间的安排，因此，本章提出研究假设2：两性在“私领域”中的空闲时间分配上存在性别不平等。在性别观念方面，提出研究假设3：性别观念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观念的形成受到两性客观行为的影响，因此，针对“公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对性别观念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4：收入水平越高，性别观念越现代。针对“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对性别观念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5：相比将空闲时间用于社交串门、休息放松，用于学习充电的时间越多，性别观念越现代。
（二）研究数据
本章使用CGSS 2013的数据，该数据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共抽取480个村委会/居委会，每个村委会/居委会抽取25个家庭，并利用KISH表抽取受访者，共收集有效问卷11438个。根据本章所使用的变量进行清理后的样本量为6092个，由于本章主要考察特大城市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样本筛选后实际纳入分析的样本共有1533个。
（三）研究变量
1.因变量
“性别观念”由五道态度题构成，题干为：性别观念1“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性别观念2“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性别观念3“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性别观念4“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性别观念5“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选项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由于“无所谓同意不同意”这个选项并不能体现出受访者明显的性别平等观念，因此在赋值时，将其归为性别观念相对传统的类别，在实际纳入模型时，上述五道题均为二分变量：性别观念现代和性别观念传统。
变量具体情况如表1-1所示，其中加黑数字为特大城市的数据情况，其余为总样本情况。
表1-1 变量描述
表1-1 变量描述-续表
2.自变量
“公领域”变量为职业/劳动年收入，即受访者2012年全年的职业/劳动总收入。“私领域”变量为空闲时间安排，由三道题目构成，题干为：过去一年，空闲时间用于“社交串门”、“休息放松”和“学习充电”的频率；选项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非常频繁”。编码时将“经常”和“非常频繁”合并，将“从不”、“很少”和“有时”合并。
3.控制变量
性别，女性编码为1，男性编码为0。年龄，分析时将年龄和年龄平方/100都纳入模型。婚姻情况，分为未婚和已婚，其中已婚包括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和分居未离婚。子女情况，考虑到有儿子和有女儿对父母性别观念影响存在差别，因此，子女情况分为是否有儿子和是否有女儿两类。受教育情况，根据学历情况换算为教育年限，纳入模型为连续变量。党员身份，中共党员编码为1，非中共党员编码为0。健康状况，“比较健康”和“非常健康”合并为“健康状况良好”，编码为1，“一般”、“比较不健康”和“很不健康”合并为“健康状况不好”，编码为0。户籍情况，“非农户籍”、“蓝印户籍”、“居民户籍”和“军籍”合并为“城市户籍”，编码为1，“农村户籍”编码为0。职业阶层，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企业管理人员和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为优势地位阶层，编码为1；专业技术人员、小业主、自雇者、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为中间地位阶层，编码为2；工人和农民为基础地位阶层，编码为3。
（四）研究方法
1.相关分析
根据本章的研究设计，在对主要变量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时，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在讨论交互作用时使用了皮尔森卡方检验，在进行等级相关分析时本章也加入了Sidak检验作为对斯皮尔曼rho系数的补充，该检验将多重比较纳入考虑来调整显著性水平，从而减少了犯多重比较谬误的风险。
2.回归分析
本章采用二分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模型来分析性别观念差异及相关问题，方程如下：
其中，pi为改革中受益的概率，1-pi为改革中未受益的概率；X是自变量矩阵，α是截距；β是回归系数向量，衡量了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ε为残差项。
变换上述公式，可得民众在改革中受益和未受益的发生比（odds ra-tio）为：
四 性别不平等实证分析结果
（一）“公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分析
1.性别与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总样本，将受访者的性别与收入段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数据结果显示，性别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在年收入20000元及以下的群体中，女性比例均高于男性；在年收入20001元及以上的群体中，男性比例均高于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最低收入段即5000元及以下群体中，女性比例是男性的近两倍；而在最高收入段即50001元及以上的群体中，男性比例是女性的两倍多。
根据特大城市样本，将受访者的性别与收入段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数据结果显示，在特大城市中，性别与收入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在年收入30000元及以下的群体中，女性比例均高于男性；在年收入30001元及以上的群体中，男性比例均高于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大城市中，年收入30001元及以上的群体超过半数，性别收入差距主要集中在这一部分人群，并且与总样本相比，性别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在年收入50001元及以上的群体中，男性比例是女性的1.5倍左右。
上述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公领域”的收入层面，总样本和特大城市样本中，低收入群体以女性为主，高收入群体以男性为主，存在明显的性别收入分层现象，即两性在“公领域”存在显著的性别不平等。研究假设1，即“两性在‘公领域’的收入分层中存在性别不平等”得到初步验证。
2.收入与性别观念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总样本，将受访者的收入与性别观念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数据结果显示，收入与五种类型的性别观念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关于“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的性别观念，收入水平越高，不赞同该观点的受访者比例越高；关于“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性别观念，收入水平处于中间段，不赞同该观点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关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性别观念，收入水平处于中高段，不赞同该观点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关于“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的性别观念，收入水平处于中间段，不赞同该观点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关于“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的性别观念，收入水平处于中间段，赞同该观点的受访者比例最高，高收入水平段群体的赞同率反而最低。此外，上述五种类型的性别观念中，性别观念现代的比例由高至低依次为“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67.65%）、“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66.74%）、“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42.48%）、“干得好不如嫁得好”（35.16%）和“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26.64%）。
“公领域”的收入分层映射到性别观念层面也可以看出，收入水平处于中间段的受访者在各种类型的性别观念方面都表现出更为现代的趋势，收入水平处于高位的受访者除了在家务分工态度上不是非常赞同男女平等外，在其他问题上也表现出更为现代的趋势。特大城市样本，除了在“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这个问题上现代性意识略高外，在其余问题上都表现出更为传统的态势，尤其是在“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和“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这两个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
（二）“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分析
1.性别与空闲时间安排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总样本，本章对受访者的性别与空闲时间安排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数据结果显示，性别与空闲时间安排“社交串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与空闲时间安排“休息放松”和“学习充电”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具体来看，空闲时间安排“社交串门”的女性（29.42%）比例高于男性（24.63%）。此外，空闲时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普遍安排“休息放松”的比例（40.54%）较高，“社交串门”的比例（26.58%）居中，“学习充电”的比例（10.14%）最低。
根据特大城市样本，本章对受访者的性别与空闲时间安排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数据结果显示，性别与空闲时间安排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具体来看，特大城市样本中，两性在空闲时间安排“社交串门”、“休息放松”和“学习充电”的比例几乎一致，其中用于“休息放松”的比例最高，用于“社交串门”的比例其次，用于“学习充电”的比例最少。从与总样本的比较可以看出，在“社交串门”和“休息放松”两项上，特大城市群体的占比均低于总样本，但是“学习充电”的比例高于总样本。值得注意的是，在总样本中男性选择“学习充电”的比例略高于女性，而在特大城市样本中女性选择“学习充电”的比例则略高于男性。
2.空闲时间安排与性别观念的相关性分析
本章对受访者的空闲时间安排与性别观念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数据结果显示，空闲时间安排与五种类型的性别观念存在部分的显著相关性，下面具体说明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的结果。关于“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和“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性别观念，“社交串门”和“学习充电”与之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社交串门”频率越高，认同该观点的比例越高；“学习充电”频率越高，反对该观点的比例越高。关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性别观念，“社交串门”与之存在一定的显著相关性，“社交串门”的频率越高，认同该观点的比例越高。关于“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的性别观念，“休息放松”和“学习充电”与之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休息放松”和“学习充电”频率越高，反对该观点的比例越高。关于“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的性别观念，“社交串门”和“学习充电”与之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社交串门”和“学习充电”频率越高，同意该观点的比例越高。
上述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私领域”的空闲时间安排层面，两性“休息放松”的比例均最高。在总样本中，两性在空闲时间安排方面用于“社交串门”的时间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在特大城市样本中两性在“私领域”的空闲时间安排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不平等。数据结果并没有验证研究假设2，即“两性在‘私领域’中空闲时间分配上存在性别不平等”。这说明在特大城市，两性在“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得到了更好的消减。该结论映射到性别观念上，空闲时间安排“休息放松”或是“学习充电”的比例越高，性别平等意识越强；安排“社交串门”的比例越高，性别平等意识相对越弱。
（三）性别在不同场域的交叉不平等分析
表1-2至表1-7建立了基于总样本和特大城市样本的三组嵌套模型，其中表1-2、表1-4、表1-6是针对总样本中五种类型的性别观念分别建立的嵌套模型，表1-6放入了所有控制变量，表1-4加入了“公领域”的收入分层变量，表1-6加入了“私领域”的空间时间分配变量；表1-3、表1-5、表1-7是针对特大城市样本中五种类型的性别观念分别建立的嵌套模型。
1.基准模型分析
表1-2的数据显示，在总样本中，“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和“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性别观念，女性比男性更反对这些观点，受教育年限越长越反对这些观点，中共党员比非中共党员更反对这些观点，健康状况不好的群体比健康状况良好的群体更反对这些观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性别观念较为特殊，反倒是男性比女性更反对这一观点，且基础地位阶层相比优势地位阶层更认同这一观点。“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的性别观念，已婚人士相比未婚人士更反对这一观点，有儿子的受访者相比没有儿子的受访者更反对这一观点，城市户籍相比农村户籍也更反对这一观点。“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的性别观念，基础地位阶层和中间地位阶层相比于优势地位阶层都更加支持这一观点，说明越是优势地位阶层，越不支持夫妻应该均摊家务的观点，有女儿的受访者相比没有女儿的受访者更加支持夫妻应该均摊家务的观点。
表1-2 总样本性别观念基准模型
表1-3的数据结果显示，在特大城市样本中，对“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这一观点，有孩子的受访者都更为认同。对“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观点，有女儿的受访者相比没有女儿的受访者反而更加认同。就“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观点而言不存在性别差异，受教育年限越长，反而越认同这一观点。对“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这一性别观念，有女儿的受访者相比没有女儿的受访者更加认同，健康状况不好的受访者也更为认同。对“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这一性别观念，同样，越是优势地位阶层，越不支持夫妻应该均摊家务的观点。
表1-3 特大城市样本性别观念基准模型
综上所述，本章提出的研究假设3，即“性别观念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基本得到验证，除了在特大城市样本中，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观点的态度不存在性别差异。特大城市样本结果与总样本结果还存在以下几点不同：其一，年龄因素在特大城市样本中对性别观念没有显著影响，而在总样本中存在性别差异；其二，婚姻状况对于特大城市样本中受访者的性别观念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在总样本中仍有一些显著的作用；其三，受教育年限对于“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这一观点的影响，在总样本中是受教育年限越长越反对，在特大城市样本中则为受教育年限越长越赞同；其四，党员身份在特大城市样本中对性别观念的正向作用弱于在总样本中的作用；其五，职业阶层在特大城市样本中对性别观念的作用也弱于在总样本中的作用；其六，子女性别对于人们性别观念的影响在特大城市样本中的效果更显著。
2.“公领域”影响因素的嵌套模型分析
表1-4数据显示，在总样本中，收入分层对于性别观念存在一定的显著影响，除了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没有显著影响外，对其余四种类型的性别观念都有相似的影响，即相比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更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平等意识都更强。但不同的是，对于“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和“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的性别观念，收入水平为10001～20000元的群体最现代；对于“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性别观念，收入水平为5001～10000元的群体最现代。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群体对于“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和“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的性别观念反而表现得更为传统。
表1-4 总样本性别观念“公领域”模型
表1-4 总样本性别观念“公领域”模型-续表
表1-5的数据显示，在特大城市样本中，收入分层对于性别观念存在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对性别观念的影响与总样本基本一致，但是对“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的性别观念，高收入群体更为反对这一观点。
表1-5 特大城市样本性别观念“公领域”模型
表1-5 特大城市样本性别观念“公领域”模型-续表
综上所述，本章提出的研究假设4，即“收入水平越高，性别观念越现代”并未得到完全验证。数据结果显示，收入水平对性别观念现代与传统倾向的影响呈U形，即对于大部分性别观点，收入水平处于中间段的群体都更为现代，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都相对更为传统，这一趋势在特大城市样本中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
3.“私领域”影响因素的嵌套模型分析
表1-6的数据显示，在总样本中，空闲时间安排对于性别观念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影响，“社交串门”频率越高，性别平等意识越传统；“休息放松”和“学习充电”频率越高，性别平等意识越现代。具体来看，“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的性别观念主要受“社交串门”和“学习充电”变量的影响，空闲时间倾向于“社交串门”的受访者的这一性别观念更偏传统，空闲时间倾向于“学习充电”的受访者的这一性别观念更偏现代。“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和“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的性别观念仅受到“学习充电”变量的影响，都会使性别观念相对更现代。“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和“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的性别观念都受到“休息放松”变量的影响，空闲时间倾向于“休息放松”的受访者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也更为现代。
表1-6 总样本性别观念“私领域”模型
表1-6 总样本性别观念“私领域”模型-续表
表1-7的数据显示，在特大城市样本中，空闲时间安排对于性别观念存在显著性影响。“社交串门”对于“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性别观念都有显著性影响，越倾向于“社交串门”，性别观念越传统。“休息放松”对于“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和“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的性别观念都有显著性影响，越倾向于“休息放松”，性别观念越现代。“学习充电”对于“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和“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的性别观念有显著性影响，越倾向于“学习充电”，性别观念越现代。
表1-7 特大城市样本性别观念“私领域”模型
综上所述，本章提出的研究假设5，即“相比将空闲时间用于社交串门、休息放松，用于学习充电的时间越多，性别观念越现代”基本得到了验证，研究还发现，用于休息放松的时间越多，性别观念也相对更为现代。此外，特大城市样本结果与总样本结果存在以下几点不同：其一，总样本中“学习充电”频率的高低对性别观念的影响面更广，但在特大城市样本中这一变量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其二，休息放松频率的高低在特大城市样本中会影响到受访者对于夫妻家务分工是否应该分摊的态度，休息放松频率越高越倾向于认为夫妻应平摊家务，而在总样本中这一变量没有影响；其三，“社交串门”频率的高低在特大城市样本中会影响到受访者关于男性能力是否天生比女性强的看法，“社交串门”频率越高越倾向于认为男性能力天生就是更强，而在总样本中这一变量没有影响。
五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CGSS 2013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公领域”和“私领域”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特大城市样本的性别观念相对总样本呈现更为矛盾、复杂和差异化的特点，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特大城市样本的性别平等观念呈现整体偏传统、部分更现代、女性偏无奈的特点
第一，特大城市样本分析结果中性别平等观念比总样本偏传统。特大城市的社会竞争更加激烈，而社会竞争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于是，在考量各种综合因素后，大部分家庭会选择以家庭中的男性为社会竞争的主要参与者，相比于以家庭中的女性为主要社会竞争参与者，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一个更为稳健的方案，同时，也是一种更为保守的理性选择。
第二，特大城市样本在性别观念认同方面，关于“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和“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问题，持认同态度的受访者的比例过半，关于“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和“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的问题，持反对态度的受访者的比例过半。这反映出在特大城市，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女性在潜意识中也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于回归家庭的渴望。而当这种回归在当下并不能立即实现，女性仍需别无选择地参与现实竞争时，对于竞争中的被平等对待依旧是女性最现实也是最紧迫的诉求。此外，受访者在文化层面的两性地位和性别分工上呈现更为传统的观念，体现为对“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和“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认同。而对于性别观念的实践层面却表现出更为现代的态度，体现为对“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和“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的不认同，也反映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性别平等的具体操作层面因为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们的觉醒会更加迅速明显，而在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重塑上则可能存在一定的文化滞后性。
第三，特大城市样本中，女性比男性的性别平等意识明显更强，尤其体现在对“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对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问题，两性并没有明显的认同差异。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在“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这个问题上更多地持否定态度和在“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个问题上相对更多地持肯定态度，本质上反映的都是女性的同一种心理，即对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有着不满，但也希望通过婚姻等其他途径来缓解这一压力。
（二）特大城市样本中的高收入群体和优势地位阶层的性别观念较之中等收入群体和中间地位阶层反而更传统
第一，特大城市样本中，高收入段男性所占比例高于女性，中间收入及低收入段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男性。相比总样本，在特大城市样本中，两性收入分层发生了上移。如前所述，由于特大城市更为激烈的社会竞争，多数家庭普遍选择以家庭中的男性作为社会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导致最终上升到职场顶端的男性比例会明显高于女性。一方面，男性对于自身作为主要竞争者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要求要高于女性；另一方面，全社会无论男女，在潜意识中都有给予承担更多竞争压力的男性更多竞争空间的默契。
第二，特大城市样本中，除了“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这一问题，高收入段人群持有传统观念的比例较高。而在其余问题中，相比于中间收入段的受访者，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均表现出偏传统的性别观念。这说明高收入群体在性别观念的问题上均表现出更传统的倾向。
第三，特大城市样本中，对“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这一问题，基础地位阶层的性别观念比优势地位阶层更现代，在总样本中也是一样，基础地位阶层和中间地位阶层都比优势地位阶层更为认同这一观点。然而，在总样本中的其他问题如“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和“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上，优势地位阶层都体现出更为现代的性别观念，这一现象在特大城市样本中不存在。特大城市样本中的优势地位阶层之所以表现出更为传统的性别观念，在于经历过相较于中小城市而言更为惨烈的社会竞争之后，他们也可能会滋生出相应的更为强烈的优越感。上述发现还说明，性别观念的传统或现代，与经济发展水平或是收入高低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虽然具有较高的收入是衡量女性地位提高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背后是更为激烈的社会竞争。
（三）特大城市样本业余社会生活的情况对性别平等观念的推进存在差异化影响
第一，特大城市样本相比总样本在空闲时间安排方面，选择“社交串门”和“休息放松”的比例较低，选择“学习充电”的比例较高。且两性在空闲时间安排方面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两性用于“社交串门”、“休息放松”和“学习充电”的时间也基本一致。相比于中小城市和农村，特大城市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生存压力导致男女在能力不足方面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更加强烈，体现在空闲时间安排上就是用于“学习充电”的时间较多，相应的，用于“社交串门”和“休闲放松”的时间则较少。这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对特大城市中的男女来说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即使是想要维持一份并不那么理想的职业和其所带来的并不那么理想的收入，仍然需要不断提升自己，以保持应有的竞争力。另外，特大城市的生活看似丰富多彩，选择更多，而其实生活方式更趋统一。这种生活方式的趋同主要体现在特大城市提供给人们的空闲空间对男女而言几乎并无差异。购物、读书、聚会、运动、旅行、看各种文艺演出等，这些业余活动都是人们可以不分性别参与的。
第二，特大城市样本空闲时间用于“社交串门”、“休息放松”或“学习充电”与性别观念之间也存在不同方向的相关性：“休息放松”和“学习充电”频率较高的群体，性别平等观念更现代；“社交串门”频率较高的群体，性别平等观念反而更传统，但是在“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这个问题上除外。特大城市样本中，相较于“社交串门”频率较高的群体，“休息放松”和“学习充电”频率较高的群体的平均学历相对更高，因此，他们对于诸如“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相对较“虚”的概念性问题持更为开放、现代的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修养的认同，而学历相对较低的“社交串门”频率较高的群体，则不具备这种自我认同。但在“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这种实质性问题上，因为影响到个人的现实生活质量，“社交串门”频率较高的群体在此问题上体现出的则更多是一种现实诉求。
此外，还有一个发现，在特大城市样本中，有女儿的群体相比于没有女儿的群体更为认同“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在总样本中，有女儿的群体相比于没有女儿的群体更为认同“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有儿子的群体相比于没有儿子的群体更为认同“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在特大城市样本中，有女儿的群体相比于没有女儿的群体更为认同“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反映出的是，相应群体的潜在心理。
综上所述，本章通过探讨“公领域”和“私领域”综合作用下我国特大城市民众性别观念的差异，除了希望对性别观念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也期待引起更多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本章从“公领域”的收入层面和“私领域”的空闲时间安排层面对性别观念进行了分析，虽然能反映出一定的实际情况，但仍然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深入挖掘更多的解释变量，以便更为全面、精准地反映现状，查找原因，解决问题。目前，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在特大城市有回潮的苗头，但实践层面对性别平等的推进也已初具规模。平等的两性关系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基石，人为地降低女性的社会地位、弱化女性的应得利益只会加剧性别差异所带来的不公平现象，与当前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关于坚持男女平等、保障女性全面发展的时代理念是既不相符也不相称的。树立平等的性别观念，继续推进性别平等实践，努力营造平等包容的性别文化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
[1]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