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缘起
与清末宪政相关问题的研究，是近些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焦点，吸引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多领域学者的研究兴趣。也正因如此，趋之若鹜之下带来的是对这片学术领地的重复开垦。欲在成百上千的学术专著及论文中另辟蹊径、寻找到具有创新学术价值的问题点，实属不易。
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虽是双向的，但并不平等，事实上也很难等量齐观，更多时候我们注重的是“师夷长技”“西学东渐”。对于“西学”，不同历史阶段亦有不同的理解和内涵，学界多将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以器物、制度、文化三个不断递进的阶段来概括。近代中国在经历洋务运动的失败后，自然地将眼光转向“器物层”背后的体制因素，西方的政治制度遂被目为先进，有识之士难掩追慕之情，争相介绍，并将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制度变革，此为清末宪政思潮的较早发源。当时，对于西方政治体制的介绍来自诞生于“条约港口”的新知识人，其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冯桂芬等。他们的文字中已出现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和评价，只是当时的知识界，无论朝野，并未动摇“中学为体”的自信，采行西政之说并不能深入人心。甲午战后，知识界风向为之一转，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导致新一轮学习西方的热潮。这一阶段，西方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宪制理论成为朝野普遍关注和热议的话题，维新派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维新派的政治实践虽很快被打压，但接踵而至的社会变动不断将这一思潮推进，历史进入20世纪。新世纪伊始已预示了现代中国社会更大的转型和更新。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庚子赔款的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朝着“西化”的方向加快步伐，新政如火如荼展开。清末新政虽涉及社会多层面向，但政治改革无疑是重头戏。也恰在此时，日本成为中国师法效仿的榜样。甲午战后，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由敌对转趋温和；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更让昔日以“天朝自居”、视日本为“蛮夷小国”的中国抱着“羡憎”的心态和情结开始以日为师。正是在此种历史背景下，声势浩大的留日浪潮拉开帷幕。20世纪初，大量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其中包括国家建制构想。传播的途径以创办报刊、翻译书籍为主，而扮演主要传播媒介角色的正是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新知识人群体。
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之间思想的交流与学习，以一种“理论旅行”的方式从一个场域传播至另一个场域。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更新流变得益于此良多。今日的学者犹困惑于如何以外来的理论框架构筑对中国史实的解释范式，常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百年前知识人对国家建制构想的表达与传播正是在糅合外来理论与本国传统之上做出的宝贵尝试。我们翻读严复、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等人的文章，既能看到西学的知识背景，又能看到深刻的本土化语境分析。但是，当我们真正开展学术研究时，却又很难厘清具体是哪些理论以何种方式影响了近代知识人的思维和构想，以至于最终嵌入了普通人的生活。这也便是引导笔者欲探求域外知识传播与近代知识人国家建制构想关系这一论题的最初动因。
找到问题点和兴趣点只能算是学术探研的起步，更难的是以怎样的切入点和恰当的方式去分析，尤其要具备核心的史料去支撑、论证自己的假想。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日本发现了法政大学档案馆收藏的《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此讲义录较完整地保存了当年中国留学生在此学习的课堂讲义内容。20世纪初，赴日学习法政成为留学运动的主流，在留日法政教育中，又以法政大学创办的速成科最为引人注目。速成科应当时中国国内涌起的新政而生。该科齐聚了很多俊才佳彦，既有已在国内取得状元、进士、举人等传统功名的科举名士，亦有毕业于新式学堂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较著名的有夏同龢、刘春霖、杨度、汤化龙、汤寿潜、张知本、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古应芬、沈钧儒等。从名单即可看出，清末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大思潮的主要推动者咸集于此。笔者翻检这些精英人物早期所写文章，与《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做初步对比分析，发现他们的知识体系、思想理论得自速成科教育甚多。另一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些新知识人有着同一教育背景，在社会剧烈变革的转型时代却有着不同的政治选择，内中情由，颇值得深入探讨。就此，笔者萌生了将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教育与近代知识精英的国家建制构想做比较分析的想法，拟撇开宏大的历史叙事，于微观的思想研究上以“知识考古”与“话语分析”的方法，对近代代表性知识人的政治思想进行分析，力争还原“思想者”的知识图景。同时，以速成科留学群体的国家建制构想为研究对象，需对思想背后的政治、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即分析“社会思潮”与“制度建设”的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构想的思想语境，以及思想与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对法政大学速成科这一个案的分析亦有助于深化近代留学史研究。
二 文献综述
本书主旨在于通过对20世纪初几位代表性知识精英国家建制构想的考察，构筑其知识理论、思想体系与留学教育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接受同一教育的留学生群体在推动近代社会变革与转型方面殊途同归的历程。所涉及主要研究领域一为留学史，一为宪政思想史。
（一）关于留学史的总体回顾
近百年来有关中国留学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0年代开始至1970年代末。留学生群体作为一个研究近代中国的独特视角，吸引了一批学者投身于此研究领域，并有了一批奠基性成果，如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9）、梅贻琦等的中国留美学生调查、袁同礼对中国留美博士论文的搜集等。此后，陆续有一些外国学者涉足这个领域，如日本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及美国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之有关节段。在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末相当长时间段内，大陆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几近空白，台湾学界在这一时期出现两部留学生研究的重要著作，一为黄福庆的《清末留学教育之研究》（台北，政大出版社，1967），一为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这两部书可谓留学生研究的一个新发展。
第二阶段，即1980年代以后的研究。这一阶段关于留学生研究的史料编辑及相关论著如雨后春笋，日见其多。现分述如下。
（1）关于留学史料的整理
目前，专门对留学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主要的有陈学恂、田正平主编的《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王焕琛、刘真主编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璩鑫圭、唐良炎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林清芬编的《抗战时期我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国史馆”，1994）以及周棉主编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此外，还有日本方面整理的中国留学生所在各学校的学生名录。
（2）关于整体留学史和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
1980年代以后，有众多学者基于对更完整史料的掌握与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尝试，从宏观的角度重新审视近百年来的留学大潮及其对近代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开拓出新的留学生研究领域，涌现了大批可圈点的留学史及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著作，代表性的有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中国留学通史》、黄新宪的《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的《中国留学史萃》、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吴霓的《中国人留学史话》、谢长法的《中国留学教育史》、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留学生与近代中国（1872—1949）》、周棉与安宇主编的《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第1卷、姜新的《江苏留学史稿》等。[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李喜所先生主编，田涛、刘晓琴、刘集林参与撰写的三卷本《中国留学通史》，共280余万字，在追溯中国源远流长的留学史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近代以来直至当今的留学教育情况，并对留学生群体与留学文化进行了见解独到的分析、总结。江苏师范大学周棉教授所著《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社会发展》先是入选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9年又荣获了“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以上两书是近十年中国留学史研究的重大标志性成果。[2]此外以留学教育的视角开展研究的专著还有田正平的《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李佩的《学在康大，志在中华》、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吴霓的《留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与发展研究》、李喜所与周棉主编的《留学生与中外文化》、李喜所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3]以上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整体留学史及留学生在近代中国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归纳与梳理。
（3）关于区域留学史的研究
除了对留学史进行整体的研究之外，许多学者还对留学生在国外的分布以及国内某一地区的留学史进行区域研究。如张洪祥与王永祥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沈殿成主编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896—1996）》、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郝世昌与李亚晨的《留苏教育史稿》、刘晓琴的《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姜新的《江苏留学史稿（1840—1949）》等。[4]
此外，孙石月的《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程新国的《庚款留学百年》、吴文莱的《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石霓的《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等，[5]从不同主题和视角探讨了百年留学热潮。
（4）关于留学日本史的回顾
①总体回顾
20世纪初掀起的留学日本的高潮，成为当时一辈新知识人出洋寻求新知识、新思想，探求救亡道路的时代选择。关于清末留日运动的研究成果以前引舒新城、实藤惠秀、黄福庆的著述为代表，1980年代以后，留日学生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热点。主要研究视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学界多采舒新城、实藤惠秀、黄福庆著作中的观点，以宏文学院收容唐宝鹗等十三名中国留学生为始。大陆学者桑兵和日本学者细野浩二对此分别提出质疑。桑兵认为唐宝鹗等十三名学生入读的是在驻日使馆内附设的东文学堂，该学堂以培养东文翻译为目的。为提高教育质量，后又稍做变通，改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监管部分教务，课程由专务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学堂由使馆迁至高等师范附近，但这些并未改变东文学堂的性质，即培养学生的目的没有变，学堂及学生的隶属关系也没有变，以此为中国学生留日的发源有所不妥。在动因问题上，桑兵认为，十三人的东渡，既不是甲午战争刺激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认识到向日本学习的重要性因而鼓动留日的产物，而是源于维新运动的鼓动。基于以上认识，桑兵认为，留日学生的发端定于1898年更为恰当。[6]日本学者细野浩二教授指出，舒新城、松本龟次郎等人把留日运动的发端定位在宏文书院设立留学点上，得出的结论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他考证具体史料后认为清末留日学生的嚆矢应为1888年3月5日张文城入学同文社。[7]在留日学生发端问题上，还有一个普遍认识，即驻日公使矢野文雄派遣留学生的提案起了极大作用。日本学者川崎真美考证认为矢野文雄的计划未及实施便卸任，其后任林权助基本上完成了后续工作，但由于1898年9月7日负责同日方谈判的李鸿章被罢免，后又发生戊戌政变，清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计划遂告停顿。[8]
第二，关于清末留日运动形成原因。夏风从清王朝为克服民族危机企图通过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挽救颓局、日本政府的响应政策、新知识分子的壮大、日本教育的吸引力、中日之间一衣带水的关系几个方面论述了留日教育产生、发展的主要原因并做出分析；[9]杨柳把清末中国学生留日的原因归纳为五点：清政府鼓励留学的政策、中国对日观念的改变、日本政府为留日学生提供便利、青年学子为救亡图存留学日本以及科举制的废除。其中，对日观念的变化是根本原因。[10]
第三，留日政策研究。吕顺长对清末政府旨在提高留学教育质量的“五校特约”留学政策的形成背景、过程及其内容、实施状态进行了探讨，并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了各省在这一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反应。[11]谢忠强、任江辉的文章对清末留日教育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与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和反思，对清末前期留日教育政策状况及后期留日教育政策的特点做了归纳。[12]
第四，关于清末留日学生确切人数的统计。一直以来对此问题学界有不同的意见。苏贵民、李喜所做了较详细的考证，但囿于只有中方史料，有些数字尚属推测。[13]近年来周一川在充分挖掘日本文部省档案和日华学会的基础上，经过整合、确认和订误，首次完成了1906—1944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准确考订，了却了一桩历史公案。[14]
第五，对留日过程的具体研究。学者从不同区域入手对清末留日学生派遣、学习、归国、贡献做出了系统研究。王笛对清末四川留日学生做了专门探讨，对四川省留日学生概况、思想转变及其与同盟会关系做了探讨。张金莲的硕士学位论文亦以四川留日学生为探讨对象。[15]何扬鸣对浙江留日学生运动做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并重点论述了浙江留日学生数量名列全国前茅的原因、其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等。[16]王运来对清末江苏留日热潮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析。[17]黄尊严、徐志民对清末山东留日学生赴日留学的过程及其归国后对山东政治变革的影响做了专门研究。[18]杨彩丹对1904年山西大学堂首批派遣留日的30名学生的选派、留日期间的学习与社会活动，以及归国时间、归国后的情况与贡献做了详细考察。[19]邢源、周立英、范蕾蕾分别对清末陕西、云南、广东地区的留日运动进行了研究。[20]日本学者小岛淑男的文章探讨了武昌起义后留日学生的归国运动。[21]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清末留日女学生的情况做了研究和梳理，代表性成果有周一川、谢长法、李四明等人的研究。[22]
第六，对于清末留日学生的总体评价。夏应元把近代以来中国的留日运动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做了对比考察，总结出近代以来留日学生的历史波澜起伏又多姿多彩，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23]易古、杨艺从现代化的角度论述了留日学生的作用，指出赴日留学生自觉地投身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拼搏，他们是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24]王友平、李江源在梳理清末自费留日学生的状况、特点的基础上对其历史作用予以客观评价。[25]李喜所考察了甲午战争后中国留日生的日本观，认为留日生对中国社会的突出影响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他们充当了欧美新思想传入中国的架桥铺路人。[26]王忠萍的文章论述了清末民初留日学生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培育了新生力量。[27]容应萸对比了近代的留美幼童与留日学生，指出在留学期间，他们支持或是反对其留学国家只是他们个人经历的部分结果，而中国与东道主国家的全面关系则更具重要性。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当时）中美相对友好的关系，则是留美幼童支持美国而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更具决定性的原因。[28]孔繁岭、申在文在与留美、留欧生对比的基础上总结出留日学生的特点。[29]将近代留美与留日学生群体做比较研究的还有张旭、徐国辉的硕士学位论文。[30]
在日本学界，有一些学者对清末留日运动进行专门研究，代表人物有实藤惠秀、永井算巳、细野浩二、阿部洋等。实藤惠秀是研究中日关系史、中国近代语言文学的专家，早在1920年代他便着手搜集清末以降有关中日文化关系的史料，并立志撰写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史书，此宏愿随着1939年《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的出版而完成。战后，实藤惠秀又重新改写该书，经多次增订改易，1960年，《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出版。《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虽然出版已半个世纪，但资料丰富、论述范围广且所涉年代完整。永井算巳从195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一系列专题论文，探讨了清末留日学生的发展趋势、革命活动等。[31]细野浩二对留日学生的研究影响也较大，其代表性论文《清末留日极盛期的形成及其理论结构——慈禧太后新政的指导思想与“保全中国论”的关系》分几个方面对清末留日运动进行总结：新政时期留日政策的特殊本质、明治末期日本的反应与“保全中国论”、特殊教育机构及其清朝方式、留日极盛期的终结。[32]阿部洋的专著《中国的近代教育和明治日本》较系统地探讨了近代留日学生运动及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33]
②法政留学研究
在20世纪初形成的留日大潮中，师范留学和法政留学无疑是最澎湃的浪头，不仅因为留学生的数量占绝大多数，更因这批留学生中涌现了许多改革的先锋、学界的精英。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于留日教育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对法政大学速成科的研究尚不充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学史及法律教育史，实藤惠秀、黄福庆、叶龙彦、王健、程燎原等人的代表性研究著作中都有涉及。[34]此外，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对归国法政留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表现做了论述，并附有珍贵的统计；[35]任达、尚小明的著作对法政速成科留学生在清末新政中发挥的作用有更深入的考证和讨论。[36]涉及这一论题的代表性论文还有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郝铁川《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丁相顺《晚清赴日法政留学生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再思考》、翟海涛《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清末的法政教育》、冯天瑜《宪政起源与留日中国学生》等。[37]
前辈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速成科的成立、师资、教育内容、学生归国影响做了各有侧重的论述，但对于法政大学速成科留学生群体更量化的分析和研究尚有余地，就像林学忠先生观察到的，对于这一千多名学生的人际关系网络（地缘、出身、班别、所属团体等）、政治理念、回国后的职业分布等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38]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和翟海涛的博士学位论文《法政人与清末法制变革研究——以日本法政速成科为中心》[39]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推进，尤其是后者，专以法政大学速成科为中心，探讨了这批毕业生与清末法制变革的关系，对法政大学速成科群体参与清末宪政改革及参加辛亥革命做了较为深入的梳理。而本书的核心是以法政大学速成科为个案，分析留学教育与清末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大政治思潮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法政大学速成科的教育内容对于留学生群体政治理念与国家体制构想的形成、广布产生了怎样的具体影响。速成科的毕业生齐聚了夏同龢、刘春霖、杨度、汤化龙、汤寿潜、张知本、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古应芬、沈钧儒等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40]他们是清末立宪与革命两大政治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本书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抽取这两大阵营中的精英人物进行个案研究，力图以知识考古与文本分析的方法，揭示法政大学速成科教育对他们政治思想形成的影响。
（二）相关人物国家建制构想研究
在清末宪制史的研究中，学界约定俗成地把清末由政府主导的预备立宪和以立宪派为主体推行的立宪运动作为研究的重心，很少将“民主立宪党”（杨度语，即革命派）的民主立宪主张（亦即共和论）纳入同一研究视野，笔者以为，当时“民主立宪党”以《民报》为宣传据点，对国家未来的民主宪制构想做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阐述，与君主立宪派的主张在相互辩驳中势均力敌、此消彼长，若只言一方，显见不妥。此外，就本书所关涉的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教育来看，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其代表人物均是该科毕业生，因此，将两派知识人对宪制的不同构想做对比分析，更能深化清末宪制史研究。
关于清末宪制史研究，侯宜杰、陈向阳、陈文英、黄俊军、郭绍敏等已有专文总结，[41]此处只对本书涉及的几位知识精英的相关研究略做梳理。
（1）君主立宪派人物研究
台湾学者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叙述了梁启超早期的思想及其参与的政治运动，从他二十二岁开始关心国事起，到三十九岁辛亥革命止。萧公权称赞此书“第一次把任公1894到1911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作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1979年后，一批清末立宪派人物的资料集陆续出版，计有《康有为政论集》《饮冰室合集》《梁启超选集》《熊希龄集》《杨度集》《张謇全集》《汪康年师友书札》等。[42]人物传记方面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限于篇幅，不做赘论。以下仅结合本书所涉立宪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杨度，就近年来的最新研究取向及成果略做评述。
梁启超研究方面，近些年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取向是从域外学说、理论尤其是日本明治思想入手，分析其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43]张朋园先生较早指出，梁启超以德国学者波伦哈克的学说为依据，说共和因于习惯而得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者常危。又借伯伦知理的学说，述民主与君主政体各有利弊，且必须在一定之条件下始能成立。[44]近年来较详细地考证、论述来自日本的理论、学说对梁启超思想影响的论著还有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翻译》、潘光哲《伯伦知理与梁启超：思想脉络的考察》、孙宏云《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李晓东《立宪政治与国民资格——笕克彦对〈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影响》、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川尻文彦《梁启超的政治学——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伦知理的受容为中心》等。[45]
新时期有关杨度的研究起自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王冶秋、夏衍的文章，此后陆续有关于杨度的研究文章，论题集中于杨度在清末立宪时期的主要活动和思想上。1979年陶菊隐、章元凤发表论文《我所知道的杨度》及《对〈我所知道的杨度〉的一点补充》，对杨度的主要事迹做了珍贵补充。[46]最早从学术角度对杨度的政治思想做出深入剖析和评论的是赵金钰《杨度与〈中国新报〉》一文，该文对以杨度为代表的《中国新报》主要撰稿人的具体言行进行了剖析，探讨了他们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作用和功过问题。[47]侯宜杰对杨度的研究既有对其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及在宪政编查馆任职情况的微观考证，也有对其预备立宪时期的政治立场、君主立宪思想、鼓吹召开国会过程的宏观梳理。[48]涂文学、张乐和通过对《杨度集》的阅读，对其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以及晚年的巨大转变做出评述。[49]唐文权的文章研究了杨度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地位、作用、阶级基础、思想局限诸问题。[50]刘晴波对黄兴与杨度的关系和交往以及同一时期二人主要表现的异同进行了论述。[51]沈其新从“政党内阁制”的角度分析了杨度国家建制构想与康梁的区别，并把杨度看作中国“政党内阁制”的首倡者。[52]宋月红的文章比较了宋教仁与杨度政党内阁制思想的异同。[53]蔡礼强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在广搜、深挖史料的基础上对杨度在晚清时期的思想与活动做了分析和评论。[54]对杨度的国家建制构想对做出专门论述的还有周小喜、傅国涌、周向阳、童元秀、吴昊、邹奕的论文。[55]此外，彭剑对杨度宪政编查馆的任职情况做了新的考订；[56]唐自斌、任继新、张桂霞、陈颖洲、彭国兴、李里峰等人就杨度的法律思想、经济思想、民族问题等著有专文加以探讨。[57]
（2）民主立宪派人物研究
本书所论述的民主立宪派的代表，有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关于此三人的研究成果虽然总体来看很丰富，但对其早期思想的研究明显成果稀疏，尤其对于三人留学生涯及对其思想的影响，目前尚缺少深入探讨。综合来看，对于三人早期革命思想有专门深入研究的是台湾学者朱浤源的《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个案研究》，该研究对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等以《民报》为阵地参与革命论战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思想做了探本求源的解读，论述细致精密。[58]
具体而言，关于汪精卫早期政治思想的研究，目前除雷鸣、王美真、蔡德金等人的传记中略有提及外，[59]只几篇专题论文曾做论述。饶怀民《试论〈民报〉时期汪精卫的民族主义思想》提出《民报》时期的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深受孙中山的信任，是三民主义理论的主要阐述者之一，也是与保皇党人论战的一员主将。他协助孙中山大力开展宣传、组织和筹款工作，佐理革命事业，成效卓著。该文在回顾汪精卫早期生涯时注意到了留学日本对他的影响，但因非文章重心，所述较略。[60]赵矢元、田毅鹏的文章则从“革命领袖及其助手群”视角剖析了辛亥革命期间汪精卫与孙中山的关系，对汪精卫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61]
关于胡汉民留日前后思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成台生《胡汉民的政治思想》一书对胡汉民一生的重要政治思想进行了细致梳理，侧重分析时代变化及生平遭遇对其思想的深刻影响，其第一章在细述胡汉民的时代背景、生平与著作的基础上，对其“思想渊源与转变”做了分析，论述精到有力。[62]王炯华的《胡汉民评传》是对胡汉民一生事功进行综合论述的著作，其前两章“出生与求学”和“同盟会猛将、辛亥革命功臣”对胡汉民早期留学生涯对于思想形成及投身革命活动的影响有专门论述。论文方面，田伟国的硕士学位论文对胡汉民三民主义思想进行了集中阐述。[63]孟庆峰的硕士学位论文紧扣“胡汉民早期政治思想”这一主题，有较全面深入的解读。[64]还有学者从留学角度对胡汉民早期法律思想做出探讨，[65]其中涉及胡汉民国际法思想的有韩久龙、李育民的论文，[66]但都并非专题论述，对其思想渊源也未做分析。对于胡汉民阐述孙中山“民生主义”的问题，学界亦少有人探讨。
关于朱执信思想的研究。肖万源《朱执信思想研究》[67]堪称第一部综合研究朱执信思想的专著，该书对于其早期思想的研究侧重民主革命背景的叙述，突出近代进化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孙中山三民主义对朱执信思想形成的影响，并对其思想特点进行了归纳。学术界对于朱执信早期思想研究的主要集中点是其对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贡献，对于早期的经济思想和财政思想关注不够，且既有研究只是对其思想本身有所涉及，对思想的知识和理论来源语焉不详。日本学者狭间直树的论文《朱执信对孙文民生主义的理解》在肯定革命派知识人以传统资源对孙中山民生思想进行解释的基础上，从朱执信的角度做出了一些新的解读，即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知识为其提供了对于民生主义的新的解释话语。[68]
三 篇章结构
本书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除绪论部分外，第一、第二章拟对近代留学运动兴起的背景及留学日本的热潮做一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创办过程、学生来源、学习情况等做详细分析和论述。
第三章至第七章为本书的主体部分，对法政大学速成科群体中“君主立宪派”和“民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的国家建制构想加以解析，追溯其学术来源，以揭示留学教育对于传授知识理论、促成中西思想融汇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其中第三、第四章分别对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和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进行分析，[69]第五、六、七章分别对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的国民思想、国际法思想、民生主义思想加以论析。
最后结语部分在前章所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提炼速成科法政教育与20世纪初精英知识人国家建制构想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凸显留学生身份的知识人群体在传播现代国家观念、抟成现代国家体制与追求上的卓越贡献。
[1]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留学生与近代中国（1872—1949）》，梅寅生译，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1；周棉、安宇主编《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第1卷，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7；姜新：《江苏留学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2] 李喜所主编《中国留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周棉等：《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3] 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李佩：《学在康大，志在中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吴霓：《留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与发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李喜所、周棉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4] 张洪祥、王永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896—199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郝世昌、李亚晨：《留苏教育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姜新：《江苏留学史稿（1840—1949）》，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5] 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中国和平出版社，2000；程新国：《庚款留学百年》，东方出版中心，2005；吴文莱：《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2006；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 桑兵：《留日学生发端与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7] 〔日〕细野浩二：《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的起点和他的周边》，《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5期。
[8] 川崎真美「关于清朝末年留日学生的派遣——驻清公使矢野文雄的提案及去向」『中国研究月報』2006年2月号。
[9] 夏风：《清末留日教育产生、发展的主要原因及其分析》，《教育评论》1987年第4期。
[10] 杨柳：《清末中国学生留日原因新探》，《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11] 吕顺长：《清末留日学生从量到质的转变——关于清末“五校特约”留学的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2] 谢忠强：《清末留日政策演变述论》，《历史档案》2011年第4期；任江辉：《清末留日教育政策问题探究》，《理论界》2011年第12期。
[13] 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文史哲》1982年第3期；苏贵民：《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14] 周一川：《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辨》，《文史哲》2008年第2期。
[15] 王笛：《清末四川留日学生述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张金莲：《走出夔门——论清末四川留日学生》，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3。
[16] 何扬鸣：《论浙江留日学生》，《浙江学刊》1998年第3期。
[17] 王运来：《清末江苏留日热潮探析》，《江苏高教》1999年第3期。
[18] 黄尊严、徐志民：《清末山东留日学生考释》，《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徐志民：《清末山东留日学生与近代山东的政治变革》，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4。
[19] 杨彩丹：《山西大学堂首批留日学生考》，《历史档案》2011年第2期。
[20] 邢源：《清末陕西留日学生考略》，《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周立英：《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选拔及相关情况》，《学术探索》2004年第1期；《1904年云南留日学生浅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范蕾蕾、冯君、孙涌：《论清末民初的嘉应留日学生》，《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
[21] 〔日〕小岛淑男：《中国留日学生的归国运动》，《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2年第5期。
[22] 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谢长法：《清末的留日女学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李四明：《清末留日女学生与妇女解放运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23] 夏应元：《中国留日学生问题与日本大陆政策》，《日本研究》1988年第1期。
[24] 易古、杨艺：《论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日本学刊》1992年第2期。
[25] 王友平：《辛亥时期的自费留日学生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李江源：《清末自费留日学生的状况特点及历史作用》，《日本问题研究》1995年第1期。
[26] 李喜所：《甲午战后50年间留日学生的日本观及其影响》，《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1期。
[27] 王忠萍：《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8] 容应萸：《1870年代清朝留美幼童与1900年代清末留日学生之比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9] 孔繁岭、申在文：《简论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特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30] 张旭：《简析近代中国留日、留美学生差异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徐国辉：《二十世纪初留日留美学生群体的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
[31] 永井算巳「所謂清国留学生規則事件の性格——清末留日学生の一動向」『信州大学紀要』2号、1952年；「光緒末年に於ける留日学生の趨勢」『歴史学研究』206号、1957年；「所謂孫事件に就いて——清末留学生史の一断面」『史学雑誌』62-7、1958年。
[32] 细野浩二「清末留日極盛期の形成とその論理構造——西太后新政的指導理念と支那保全論的対応をめぐって」『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94号、1978年。
[33] 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
[34]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34期，1975年；叶龙彦：《清末民初之法政学堂：1905—1919》，博士学位论文，台湾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1974；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
[35]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
[36]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
[37] 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郝铁川：《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丁相顺：《晚清赴日法政留学生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再思考》，《金陵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卷；翟海涛：《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清末的法政教育》，《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冯天瑜：《宪政起源与留日中国学生》，《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10日，第5版。
[38] 林学忠：《法政速成科与留日法政教育》，《近代中国留学生论文集》，香港历史博物馆，2006，第369页。
[39] 翟海涛：《法政人与清末法制变革研究——以日本法政速成科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
[40] 此处所列只是广为人知的名字，更有法政大学速成科大批毕业生分属君主立宪派和民主立宪派两大阵营，辛亥革命前后两大阵营的人员构成又有所变化。
[41] 侯宜杰：《清末立宪运动研究史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陈向阳：《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陈文英：《1986—2000年清末立宪运动研究综述》，《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黄俊军：《清末立宪派近百年研究述评》，《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郭绍敏：《局限与反思：近十年来国内清末宪政史研究述评》，《东吴法学》2008年春季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42]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周秋光编《熊希龄集》，湖南出版社，1997；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
[43] 有关梁启超研究较详细的综述见侯杰、李钊《大陆近百年梁启超研究综述》，（台北）《汉学研究通讯》总95期，2005年；陳立新「梁啓超の評価問題につい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科学』（21）。
[44] 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107—108页。
[45] 〔日〕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潘光哲：《伯伦知理与梁启超：思想脉络的考察》，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孙宏云：《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历史研究》2005年5期；李晓东：《立宪政治与国民资格——笕克彦对〈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影响》，《二十一世纪》2007年9月号；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日〕川尻文彦：《梁启超的政治学——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伦知理的受容为中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46] 陶菊隐：《我所知道的杨度》，《史学月刊》1979年第8期；章元凤：《对〈我所知道的杨度〉的一点补充》，《史学月刊》1979年第11期。
[47] 赵金珏：《杨度与〈中国新报〉》，《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48] 侯宜杰：《杨度二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49] 涂文学、张乐和：《读〈杨度集〉论杨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
[50] 唐文权：《杨度与清末立宪运动散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51] 刘晴波：《政见分歧，终为挚友——黄兴和杨度关系述略》，《求索》1991年第3期。
[52] 沈其新：《杨度是“政党内阁制”的首倡者——兼论杨度的宪政思想》，《求索》1991年第5期。
[53] 宋月红：《宋教仁与杨度的政党内阁制思想比较》，《船山学刊》2000年第1期。
[54] 蔡礼强：《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
[55] 周小喜：《杨度宪政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大学，2004；傅国涌：《逆流而行：杨度与君主立宪思想周向阳》，《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周向阳：《杨度宪政思想略论》，《船山学刊》2006年第4期；童元秀：《杨度君主立宪思想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吴昊：《杨度立宪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09；邹奕：《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10。
[56] 彭剑：《杨度在宪政编查馆任职新考》，《历史档案》2007年第2期。
[57] 唐自斌：《杨度与清末礼法之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任继新、张桂霞：《杨度的国家主义法律思想述论》，《船山学刊》2009年第1期；陈颖洲：《杨度法律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6；彭国兴：《杨度的经济思想》，《船山学报》1988年第1期；李里峰：《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58] 朱浤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个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50期，1985。
[59]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社，1944；王美真：《汪精卫传》，台北，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60] 饶怀民：《试论〈民报〉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61] 赵矢元、田毅鹏：《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和汪精卫》，《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
[62] 成台生：《胡汉民的政治思想》，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2。
[63] 田伟国：《论胡汉民早期的三民主义观》，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6。
[64] 孟庆峰：《胡汉民早期政治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9。
[65] 郝铁川：《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方堃：《胡汉民：不应被忽视的三民主义法政人》，《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4期。
[66] 韩久龙：《胡汉民三民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6；李育民：《辛亥时期胡汉民的排外观》，《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5期。
[67] 肖万源：《朱执信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
[68] 〔日〕狭间直树：《朱执信对孙文民生主义的理解》，《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69] 梁启超并非法政大学速成科学生，但他与速成科学生有着广泛、密切的接触，系统阐述宪制构想的文章《开明专制论》主要即参考借用了速成科讲义《国法学》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