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与前瞻研究报告
郝时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呈现了繁荣发展的新态势。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的实践中，民族学界结合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深化理解民族学学科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上，对民族学研究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成就，解读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论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团结进步、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展开了新的研究视野和学术实践，取得了丰富多样的学术成果。[1]本报告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主要是“十三五”期间，民族学学科在学科建设、力量分布、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成果产出、服务大局和建言咨政等方面的发展为主要内容，通过梳理和总结发展成就、查找和分析存在问题，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建设做出与时俱进的思考，为“十四五”期间或更长时段民族学学科的创新发展提供建议。
一 民族学学科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民族学学科是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而不断发展的一门科学，与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等相关事务联系紧密，具有基础性与应用性兼备的学科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十三五”规划的进程中，民族学的学科布局、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学科影响力显著增强。
（一）民族学科研教学机构和研究力量呈现全国性分布的趋向
鉴于民族学传统研究领域和民族工作事务的关注重心，民族学的学科布局，特别是科研、教学机构的设置，突出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多民族省区的“西部”特点。如传统“八省区”社会科学院内设的相关研究所、高等院校（含民族院校）设置的民族学学院（系所）和属于民族研究范畴的科研实体，以及相关省区民族工作部门设立的民族研究机构等。[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各民族人民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格局，发生了持续的重要变化。尤其是东西部地区之间、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人口双向流动、劳动力转移，以及全国范围的城镇化进程，各民族人口聚居分布的传统地理空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诸如1990年全国人口统计中仅北京市有56个民族成分的人口结构特点，目前已经成为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结构中的普遍现象。这种发展趋势，不仅对民族工作提出了新任务，而且也为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打开了新视野。其中，民族学研究的学科设置、力量配置展现了向全国各地扩散的趋向。特别是党的十八以来，中国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发展态势持续深化，民族学学科的全国性布局进一步发展，研究视野也从区域、族别向全国、中华民族渐次放大和展开。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在“211”和“985”工程以及当前“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推进中，都包括了对民族学学科的支持。[3]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中，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西藏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云南大学、宁夏大学先后获准设立少数民族研究、藏学研究、蒙古学研究和西夏学研究中心（或院所）。这些“基地”“中心”或研究院的设立，与相关院校普遍设立的民族学学院（系）相互依存，对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培育民族学学术人才、促进民族学知识生产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持续的、多部门参与的学科平台建设过程，包括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也启动了类似的工作。
2017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中发〔2014〕9号）、《“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国发〔2016〕79号）、《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17〕8号）的精神，本着“择优立项、分区布局、重点扶持、注重实效”的原则，实施了“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的建设，明确定位“基地是国家民委民族工作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民委与高校、科研院所、民族工作部门联系的重要平台”[4]。这一举措，推动了相关高等院校在原有民族学类学科设置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建立了一系列分门别类、各有侧重的研究基地。在这方面，除国家相关部委的推动，各省区市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措施并加大力度扶持，地区社会科学院（所）、高等院校也纷纷建立综合性或专业性的“基地”和“中心”，展现了学科发展和研究力量整合的多样性。[5]
如果说，这类“基地”或“中心”的学科平台设置，仍彰显了学科布局区位性的“西部”特征，那么内地、东南沿海地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中学科性的“西部”因素增多，则体现了民族学及其相关学术领域在全国性的扩展。其中包括东部发达地区高等院校建立的属于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学科生长点，如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2013），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2015）等。同时，这类平台建设在“协同创新”理念下形成跨省区、多单位合作交流的机制，密切了东西部之间、西部地区之间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协同创新合作。[6]
2019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启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遴选，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智力支撑的研究实体。这些研究基地从申报（56个单位）到评选和批准（10个基地和5个培育基地），在学科参与多样性、区域布局广泛性和高等院校属性等方面，都体现了全国性、多学科的特点。[7]
因此，“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民族学学科不仅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学科体系中实现了从“民族问题研究”到“民族学”的学科“正名”和复位[8]，而且显著地改变了民族学研究局限“西部”、聚焦“少数”的传统认识，民族学的学术地位、知识体系和科学功能，得到学术界更广泛的认知，多种学科背景的学人涉足民族学研究领域，一些著名高校或以理工见长的综合性高等院校，在人文社会科学类学院建设中都把民族学研究的一些专业要素吸纳其中，如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多文字历史文献、民族文化遗产、移民问题等。特别是学界具有广泛共识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研究，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科研实体建设实践中，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二）民族学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成绩显著
民族学学科的基础性人才培养，主要依托于相关高等院校的民族学等教育科系，其中民族学硕士、博士层级的专业人才培养，是传承、接续、充实民族学学科教学与科研队伍的主要来源。“十三五”期间，以西部地区为重心的民族学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进一步增加并在布局上有所扩大，其中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由“十二五”末的13个增加和升级到18个。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学位授予和就业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民族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共42个，其中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8个，硕士学位授权单位24个。其分布于北方、华北、中东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分布在15个省市，北京、云南、内蒙古、宁夏分布较为集中，各有2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单位。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分布于20个省市，11个省市在2个以上（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均有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云南、内蒙古、新疆三省区各有4个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北京、甘肃、湖北、贵州各有3个硕士学位授权单位。这些学位授权单位，既包括列为全国“双一流”学科建设的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也包括列为省级“双一流”学科的中南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以及列为省级重点学科的贵州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延边大学、吉首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丽水学院等。
从2012年到2017年各学位授权单位的招生规模来看，显示了稳步增长的态势。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平均在100人以上。其中，中央民族大学达334人、西南民族大学171人、云南大学153人、中南民族大学132人。硕士招生人数平均在200人以上的授权单位，有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延边大学，其中中央民族大学达549人。此外，硕士招生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学科授权单位有中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三峡大学、西藏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9]2016～2020年，民族学学科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总数达6591人。[10]
相关统计表明，2012～2017年各学位授权单位的博士生就业率近100%，硕士生就业率普遍在90%以上，其中，西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均在95%以上。
图1 各学科授权单位硕博毕业生就业率
资料来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民族学一级学科发展报告》，田敏等执笔，2018。
相对于全国高等院校近年来硕士生、博士生签约就业平均水平而言，民族学学科的签约就业情况处于较高水平，而就业去向和取向也有其特点，如硕士生、博士生签约就业的地域特点基本保持在本省54.7%、外省45.3%的比例，其中博士生签约高等教育和科研单位的比例为92.3%。这些特点，既体现了本地区，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也反映了全国各地对民族学教学科研人才的需要。特别是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就业取向，也为民族学教学和科研充实了新生力量，改善了师资和科研队伍的结构。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学科建设评估，在“十三五”期间，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等28个民族学学科学位授权单位共有专任教师1366人，其中教授654人，占47.88%；副教授441人，占32.28%；讲师263人，占19.25%。
图2 民族学学科师资职称比例
资料来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民族学一级学科发展报告》，田敏等执笔，2018。
就师资队伍结构的整体平均水平看，上述比例与内地、东部地区的一些高等院校类似，但是具体到各个学校，情况则差别明显。正如民族学二级学科的学位授权点及其师资、科研力量分布有差别一样。例如二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学位授权单位21个、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3个，每年硕士学位招生100～120名、博士学位三四十名不等。[11]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民族学系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一专业的招生数量。
近年来，引进海外同类学科和相关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博士后人员，包括来自台湾的学者，也是加强民族学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国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跨地区人才引进，以及对资深专家（含退休人员）的“兼职引进”“专职聘任”等措施也比比皆是。这对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力量配置和学术影响力等，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方面的成效，得益于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学校和科研单位实施的政策利好和持续加大的经费投入。
（三）民族学学科的教学科研条件显著改善
随着民族学学科各类学科“基地”“中心”等学术平台的建立，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各专业方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条件、学术环境不断改善。关系到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支撑力量，如图书资料和数据库建设、提高学术刊物质量和影响力、开展国际交流、举办国内外学术会议等，都取得了新进展。
教学育人，离不开科学的教材体系建设和教学的课程设计。在民族学学科的教学实践和教材建设中，各个教学单位积极探索教材编写和课程设计，其中以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最具代表性。在实践中，民族学学科发挥专业特色与优势，建设了一批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在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平均0.7门的比较中，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平均达到了1.3门的水平。表1所列可见一斑。
表1 民族学学科精品课程一览
表1 民族学学科精品课程一览-续表
同时，为了服务于国家教育发展和教材建设重大战略，推动提高教材建设科学化水平，为教材建设、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撑，发挥筑牢思想防线的重要作用，国家教材委员会决定建立国家级教材研究专业机构——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经过严格评审，2019年教育部认定批准的首批11个基地中，云南大学民族教材和管理政策研究中心成为民族学界唯一的教材研究基地。[12]
学术刊物是学科专业知识积累、传播和交流的重要载体，其传播力、影响力体现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和同行凝聚力。在民族学学科领域众多的学术期刊、学报中，不乏一批质量上乘、影响力广泛的优秀刊物。综合2017年以来学界相关评价体系的情况，民族学界的这类刊物的影响力基本保持稳定，而小幅度的升降则反映了在提升学术质量方面的竞争活力。如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体系核心期刊名录中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西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民俗研究》《民族教育研究》《民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世界民族》《西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国藏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体系的权威和核心期刊名录中的《黑龙江民族丛刊》《回族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藏学学刊》《思想战线》《文化遗产》《吉首大学学报》《民族学刊》，以及“扩展”名录范围的期刊、学报等[13]，都相继呈现了学术影响力的上升之势。
在“2018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的遴选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国际影响力指数CI”“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国际他引影响因子”等计量指标，在与上述名录基本契合的32种“民族学学科期刊影响因子”计量排序中脱颖而出，列入“2018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版）60强榜单，位居第30名。[14]在扩大民族学类学术刊物的国际影响力方面，除《中国藏学》英文版在国内外的长期影响外，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开放获取、同行评议的电子英文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人类学民族学国际杂志），成为向国际学界推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前沿性和优秀研究成果的新窗口，拓展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渠道。
“十三五”期间，民族学学科依托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保持了持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的力度，其中既包括国家级、省部级学术基地和研究中心的配套经费，也包括各实体自主性的经费支持，特别是来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等渠道的项目经费，总体上改善了以往科研经费不足的窘境，为学科建设、课题设置、调查研究、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但是，鉴于民族学学科依托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大多处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在科研经费方面总体上仍受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与内地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比较差距依然明显。例如，“十三五”期间进行的学科调查显示，民族学学科学位授予单位的科研经费和人均水平，在各个学校仍存在着明显差别。
表2 各学科学位授权单位近五年人均科研经费
表2 各学科学位授权单位近五年人均科研经费-续表
尽管如此，同期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在以“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四个一级指标为框架的全国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中，民族学在同属法学门类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评估结果比较中仍显示了相对优势。如民族学A档（A+ A A-）占该学科参评高校的14.3%，同比高于法学14%、社会学13.3%和政治学的13.2%；B档（B+ B B-）、C档（C+ C C-）的占比则与上述学科处于同等或正负1个百分点的水平。[15]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水平。
（四）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现代民族学学科在中国已经历了百年的发展，也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学科建设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开展，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民族学学科如何适应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战略部署，怎样推动民族学的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建设和发展，引起了民族学界的高度重视。
“十三五”期间，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后，民族学研究界展开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新思考。围绕如何使民族学学科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怎样在民族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以及践行“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的发展要求等一系列重要指向，展开了讨论和研究。其中既包括规模不一、多种类型的专题研讨会，也包括一系列专题性的科学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何明《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杨圣敏《民族学如何进步——对学科发展道路的几点看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郝时远《中国民族学学科设置叙史与学科建设的思考——兼谈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上、下）（《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1、2期），张小军《世界的人类学与中国的民族学》（《世界民族》2018年第5期），何明《民族研究认识论转向与民族学知识体系重构》（《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等，以及同类论文结集出版的论著。[16]
这些研究立足于民族学学科“中国化”这一主题，以民族学传入中国的百年发展史为背景，对学科基本定义、学科设置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国内外比较，针对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和学科“母体”萎缩等问题，展开了民族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探讨我国民族学研究解释力、信度和效度不足的深层次根源，提出学科理论建设、学科认识论转向、创新研究范式和方法、学科知识体系重构、坚守学科“母体”、总结中国学派经验、民族学与人类学并存发展的国内外重心、民族学二级学科设置的思考等一系列建议，展开了民族学研究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学科视野，民族学学科建设也因此纳入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专项研究。[17]
二 民族学研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展开了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十三五”期间，民族学界在面向新时代的科研实践中，紧密围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在广义的民族研究涵盖的多学科、多领域和多专题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取得了丰富多样的科学研究成果。其中既包括基础理论研究，也包括应用实践研究，以及属于学科基本建设方面的各类成果。本报告择其要者做一评介。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成就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民族学界长期坚持的重要研究方向，其中全面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及其基本原理，是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为依托，相继承担了“马工程”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经典作家有关民族理论的论著摘编和基本原理研究，也取得了持续性进展，如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基本建设成果，是以该研究室名义选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五卷本），这是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原著选编最全面、系统和权威的一部经典文献著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研究，聚焦于基本原理、重要论断、基本概念和当代意义等内容，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据统计近200篇[18]，显示了民族学界从指导思想及其基本来源的高度，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方面的持续性和深入性。值得注意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展开专题性的系统研究，也成为民族理论专业博士后、博士学位的重要选题。从出版面世的著作来看，张三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及当代意义研究》（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杨须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即是中青年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历史背景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同时，也有学者对共产国际时期相关历史人物的民族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19]，以及世界民族研究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关注[20]，都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历时和共时的比较参照系。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研究，学者们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本立场出发，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和阐释。其中有关民族理论中的基本概念问题，仍是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概念是理论的支点”[21]，几乎所有的民族理论研究著述都会涉及中文“民族”与西方话语的同类概念如何对话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阐释和使用这类概念，也是学界长期研究的课题。“十三五”期间，一些专题论文代表了这方面的新进展。如陈玉屏《对“民族国家”和“国族”问题的理论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杨须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及其语境考辨——兼论“民族”概念的汉译及中国化》（《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陈建樾《民族国家：认识、分类、治理及其争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讨论的背景与前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严庆《民族议题研究如何走进新时代：概念、问题、政策的视角——基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变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钱雪梅《从“民族”概念的流变反思中国民族理论建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陈玉瑶《19世纪欧洲民族问题中的“族体”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世界民族》2018年第6期）等，作者多为中青年学者。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基本原理及其时代意义的研究，重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植根中国的创新发展做出“中国特色”的论述和解读，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自信”提供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是民族学界长期、持续和不断深化的研究对象。[22]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成就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实践的研究主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中，民族学界就习近平关于民族事务的论述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和解读[23]，围绕道路、制度、法律、政策、治理能力等民族工作实践，发表了大量论文和数量可观的学术成果。[24]
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即紧密围绕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著作，一是纳入《理解中国丛书》的郝时远著《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阐释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形成与发展，较充分地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该书已作为中华外译项目推出；二是雷振扬著《中国特色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问题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即从中国特色民族政策形成、发展的思想渊源与实践历程，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与教训，阐述了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重大意义，重点研究了市场经济背景下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加快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民族法治建设等问题，从不同角度回应了对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质疑。此外，结合民族工作实践，从方法论的视角解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进行民族理论和政策解读、教材建设和著作修订也产生了诸多新成果。[25]这些著作的出版，对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民族工作的论述，对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和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对回应国内外质疑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从坚定“四个自信”的高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法治建设研究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党和国家历来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同时对质疑这一制度的“取消论”“改省论”“苏联模式说”等错误认识给予批评，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着力点——“重”在改善民生，“要”在处理好统一与自治、民族与区域两个关系，以及加强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研究等，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是“十三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年度课题指南和重大招标课题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也是民族学界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法制建设和人权保障等研究的重心，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全面准确地解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是学界的责任。诸如以《民族区域自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了什么》为题的论文[26]，依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学理上辨析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苏联模式”还是“中国特色”，是“坚持和完善”还是“放弃与取消”，对这一制度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的着力点进行解读和论证，对准确理解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现实意义。围绕这一制度的“中国特色”及其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实践的研究，在“十三五”期间也经历了5个自治区相继庆祝成立50、60、70周年和举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9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中央代表团出席5个自治区庆祝大会发表的讲话，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中国特色”和实践经验以及如何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做出了进一步的深刻阐释。民族学界根据党和国家传达的这些理论判断和思想指向，结合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展开了新的研究视野。[27]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途径，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中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民族工作事务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在这方面，学者们或从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民族法治的重要论述，如雷振扬、贾兴荣的《习近平“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思想初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毛公宁、董武《习近平关于民族法治的重要论述及其意义初探》（《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吴大华、王飞《习近平民族法治重要论述及时代价值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或从宪法原则、地方立法、配套立法等方面展开理论与实践的探讨等。[28]其中，2017年立项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建设视域下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原理、实践经验与现实挑战”的阶段性成果，潘红祥的《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的科学界分》（《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在界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基础上，科学厘定“本民族内部事务”内涵的研究指向，对民族自治地方配套立法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宪法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最有条件成为一项“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依法管理民族事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十三五”期间围绕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研究，在探讨基本理论的同时，更侧重于实践性和应用性，从区域、边疆和边境展开了司法实践和社会治理的新视野。[29]同时，与乡村振兴、兴边富民行动的实践、实证紧密结合，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顺应人口流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从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态势出发，对城市民族工作、散杂居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实践中如何强化依法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等问题展开研究。[30]
（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及其所覆盖的陆路边疆地区，基本都属于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水平差、城镇化率低、传统经济生活制约性强、贫困发生率高、文化遗产保护任务重等现象，加之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习俗和宗教等）的特殊性，在融入国家整体建设和发展中始终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内地和东部地区的援助、本地区各民族人民的自力更生三大发展动能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这三大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汇聚，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强劲动力。这也是民族学界长期关注、持续开展、成果丰厚的实证性田野调查领域。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精准扶贫进入攻坚阶段。这一时期，国家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组合效应最为显著。在持续实施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兴边富民行动、对口支援、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西部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攻坚战、“三区三州”等精准扶贫专项政策，形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策体系保障。以这些政策的组合效应和实践成效展开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在范畴、概念和专业方向上超越了经济学的局限，呈现了多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交融的综合研究领域，成为民族学界着力关注、广泛调研的动态“田野”，推出大量的多样性研究成果。
1.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显著提高。从“十三五”以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年度课题的立项情况来看，2016～2019年，民族经济方向的课题立项共253项，占民族学学科立项总数的21.5%，年均立项63项。除年度性立项外，还包括重点项目、重大招标项目的立项，如《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大调查与贫困陷阱跨越策略研究》（2018）、《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2018）、《新时代传统牧区的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研究》（20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经验及国际比较》（2019）等。同时，各部委、地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同类课题立项，则更加广泛，为推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产出发挥了重要作用。[31]“十三五”期间，民族经济研究界在回顾改革开放40年学术事业的发展成就中，对民族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完善、研究水平提升、研究内容多元和人才培养显著等方面的评判[32]，对依托于不同地区、不同科研教学单位形成的学术理论流派性特征的提炼[33]，对新时代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学科发展进行的探索[34]，都反映了民族经济学研究业已形成的学术体系和紧密联系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际的发展特征。其学术成果的多样性展现，也反映了学科知识生产的系统性特点[35]，以及基于较大规模田野调查的实证性研究成果扩容到“经济社会”范畴的各类发展报告。[36]值得关注的是，在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和研究实践中，对民族学学科内涵的经济学研究，也形成了从民族经济学到经济民族学的认知转变，这是基于民族学学科“母体”推进学科建设的思考，即立足民族学学科本位，聚焦经济生活的民族表征与民族的生产生活类型，以期构建一门具有领域开拓性与理论超越性的新学科。[37]在这方面，云南大学陈庆德、吉首大学罗康隆等学者做出了深入的思考并推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如陈庆德、杜星等著《经济民族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2.以精准扶贫、改善民生为主题的调查研究深入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重要战略方针。在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下，特别是全国支援西藏、19个省市支援新疆等区域差别化政策的实施，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各民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展开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战。聚焦这场摆脱贫困、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攻坚战，成为民族学界多学科参与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开展的调查研究，主要包括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和政策内涵，以较宏观的视野展开对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政策实践整体性评估研究[38]，或以省区、州县、乡镇、村落等渐次微观化、个案性的研究，以及对精准脱贫如何因地制宜、因族制宜的实践路径、特色模式、社区参与进行的理论与实践探讨[39]，包括针对地区、民族及其当地拥有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开展旅游扶贫、产业扶贫、生态扶贫、特色村寨建设扶贫、文化资源开发扶贫等不同地区案例的研究。诸如王孔敬的《民族地区特色资源产业精准扶贫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王超等《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旅游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和大量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聚焦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实证案例研究是这类研究的重要特点。[40]在这方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年度“西部项目”对扶持和推进西部地区相关省区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发展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
3.城镇化、特色村寨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取得新进展。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一发展建设进程中，不仅涉及从地理空间上改变城乡关系的格局重构，而且关系到一系列体现区域、自然、民族、文化特点的城镇化塑造，由此也决定了这些地区城镇化道路的多样性和特色性。相关研究从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目标、路径、模式、问题、对策等各个方面着眼，认为民族地区城镇化应该与特色产业发展、传统文化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公共资源配置乃至社会治理等结合起来。[41]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文化、生态、民族关系等复杂因素的观点，必须依托于当地自然环境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认知，已属共识。[42]与此相关的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这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意。在这方面，中南民族大学李忠斌教授团队产出的系列成果数量多、涉及面广、水平较高，具有代表性。[43]该团队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实践个案、保护政策、体制机制、路径选择、评价体系以及特色村寨建设与传统文化保护、特色资源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44]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生态移民、特色村寨和城镇化建设具有内在机理的一体性，这是一个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生活条件兼容共进的乡村建设工程。因此，学术界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意义、路径、实践经验研究，突出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旅游开发、传统文化保护、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方面的紧密联系，推出了丰富多样的科研成果。[45]
4.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文化多样的国情特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源流主脉，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斑斓色彩，这是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的中华文化建设和繁荣发展的本土文化资源。在民族学学科的传统视点、现代视野中，民族文化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其中既包括对各民族文化类型、特质的深入记录和描写，也包括在比较中揭示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在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大政方针的指引下[46]，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开发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研究，成为民族学文化研究领域广泛关注的课题，产出的学术成果也尤为显著。[47]其中既包括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个案研究，也包括非物质文化在保护中开发和产品化、市场化的通识性研究，以及在呈现方式上属于影视民族学范畴、涉及主题多样的可视性成果。[48]这类研究不仅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直接相关，而且与特色村寨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扶贫、生态保护，乃至地方性“文化大省”建设、民族文化旅游业等发展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49]因此，这些研究包括相对宏观的理论性或普遍意义的探讨[50]，更多则从应用实践的角度关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较成功的案例。其中以不同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案例调查研究为主，涉及民族文化保护区模式的实践和经验，概括为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村寨生态博物馆、民族旅游开发保护、档案式保护以及丽江古城、黔东南非遗保护模式等研究。[51]也包括对更微观的地理单元、乡村开展的实证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孙九霞团队在旅游民族学（旅游人类学）方面长期持续开展的研究，深入到旅游地居民参与的身份、就业和演艺文化产品等具体内容。[52]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显著地融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的进程中。[53]旅游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成为民族学参与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一个亮点。学术界在民族地区旅游与文化涵化、旅游与文化自觉、旅游经济增长产生的文化和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54]相关调查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精准扶贫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55]，将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
5.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发展迅速、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与民族学同步。因其兼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特点，形成了传统的内部四分支学科结构，即体质、考古、文化、语言四个学科。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日益与分子生物学相融，并在古人类研究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而相关的基因（DNA）研究也从溯古及今的脉络中为现代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日益增多的有关族源、迁徙、融合等方面的支持。而社会文化人类学，在关注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视野中，对人类社会民族现象的研究与民族学形成相得益彰的趋同特点，以致学界通常视民族学等同社会文化人类学。从目前的学科设置来看，人类学在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为一级学科，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分别列为社会学、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在全国的高等院校中，依托于院、系、所的教学科研实体，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设置有一定普遍性，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南开大学和其他民族院校，在吸收、引进、聚集人才方面也颇为显著。同时，在许多高校也都形成了相应的学术团队，并在分支学科和专业方向方面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56]因此，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布局、教学科研设施、学术力量的聚集都显示了学术实力持续增强的发展态势。这也是学界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建设、学科地位给予关注的重要动因。2016年3月26日，广西贺州市贺州学院举行了“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就建设人类学一级学科的问题展开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并达成共识。与会学者们一致认为，人类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费孝通先生关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三足鼎立的观点对于今天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此次“贺州之声”也引起了国内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十三五”以来，许多学者也对接下来该如何发展中国人类学学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既包括相关学者对人类学学科设置及其重要性的论证[57]，也包括对人类学基本理论、学术方法、当代意义的系统性思考。“十三五”期间，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系统传播人类学专业知识的教材、著作也继续保持了深化发展的势头，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人类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的面世，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方面，对国外的学术名著和有影响的著作翻译颇受重视，这也为学者立足本土的田野、展开国际性比较从理论和方法方面提供了广泛的思考空间。这一时期推出的学术著作，也体现了社会文化人类学多样化的研究视点。如张亚辉《宫廷与寺院：1780年六世班禅朝觐事件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版），张雯《自然的脱嵌：建国以来一个草原牧区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李锦《家屋与嘉绒藏族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范可《漂泊者的返乡之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赵旭东、刘谦主编《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范可、杨德睿主编《“俗”与“圣”的文化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何俊《当代中国生态人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王海燕《共同体的生命之流：岷江上游羌村社区的灾难人类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范可《理解族别——比较的视野》（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等。在“十三五”期间，社会文化人类学聚焦的一些研究方向，与民族学界关注的课题十分契合，诸如民族文化与社会结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边疆与民族互构、城镇化与民族关系，以及教育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所关注的广泛议题等。其中以历史人类学展开的族别性、区域性的研究，为民族史研究产生了别开生面的影响。以景军、潘天舒等学者主持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在医药文化、多元医疗、健康差异等议题方面，也日益注重对民族差异和民族地区相关事务的研究。[58]此外，社会文化人类学在海外民族志研究方面的引领作用和学术影响也不断扩大。这些方面都推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59]，展现了社会文化人类学在文化解析、社会关系等方面独特的研究视角，以及理论、方法和研究视野等方面的学术新进展。
6.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民族学研究迅速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支撑之一，也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具有事关现实和未来的重大指导意义。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环境资源，修复和增强生态环境的自我平衡能力，是深化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扶贫攻坚中最重要的实践，这为生态民族学的发展提供了面向新时代的重要任务。民族学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是伴随着多样性自然环境中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而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多年来，学术界对一些少数民族传统经济生活中的“刀耕火种”“逐水草而居”等所谓“原始”“落后”生产方式的反思性研究中，体会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水土”道理，感知到传统生存智慧在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中的“本土知识”学理，深刻意识到自然与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哲理。生态民族学正是在这一循序渐进的认识论过程中形成学科化发展的。在这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云南大学尹绍亭展开人与森林的系列研究，到吉首大学杨庭硕、罗康隆团队持续开展的研究，为生态与人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除了学科性基本理论、范畴和概念的研究外，该团队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聚焦于生态扶贫理论的创新与应用、连片特困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民族地区生态经济与产业扶贫三个研究领域。发表了有关生态扶贫的学术论文500余篇，出版了“生态扶贫研究丛书”等40余部学术专著，其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等各类项目20余项推出的成果。[60]从全国范围同类选题立项的情况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课题取向都突出了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实践应用价值。这方面推出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区域分布、族别分类、生态类型、传统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开发中的生态补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生态扶贫等多样性的研究视角。[61]其中，对集中连片特困区致贫原因及类型进行的探究，包括了系统研究生态扶贫理论的概念、命题、方法与实践路径等问题；从应用的视角对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发掘和利用本土生态知识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建设的研究；在具体扶贫实践中，从文化、生态、区域、制度与人口等视角出发，进行文化干预、运行效果、评估指标等实践操作体系的研究；以及生态经济发展与产业扶贫协调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等，都聚焦于确保生态扶贫成效的稳定及其可持续性，为生态扶贫理论的创新研究与脱贫致富路径做出了新的探寻。同时，“十三五”期间在生态移民和异地搬迁脱贫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点着力于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生计模式与生计风险，生态移民的文化适应与社会适应，生态移民政策效益评估，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及后续产业等四个方面，并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62]这方面的研究也包括了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颇为特殊的牧区、牧业、牧民这一领域。
7.“三牧”问题研究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水平不断深化。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持续推进且关涉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在民族学研究领域，除了对“三农”问题开展的广泛研究外，对牧区、牧业、牧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三牧”问题调查研究，也是日益受到重视的研究方向。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草原生境是分布广阔的重要生态系统之一。草原畜牧业是历史悠久的传统经济生产行业，也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互补、相互依存的物质生活基础。在现代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口径中，农林牧渔业都属于农业门类，其中畜牧业包括了广义的畜禽养殖业。“三牧”问题则确指依托于草原生态从事传统游牧、圈养的牲畜养殖，通常是一些少数民族经年继世因袭的古老生产行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四大牧区和其他草原地区。这些地区相对于农业种植区域称为牧区。相关统计表明，我国的牧区分布在13个省区268个旗县市（包括半农半牧），草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0%以上。[63]这些地区的重要特点是地域广阔、行政建制乡村疏离、从事牧业生产的人口分布稀疏，传统畜牧业与草原生态环境的依存关系极其密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牧区乡村也实施了草场、牲畜的家庭承包。这种适合于农村种植业、养殖业的变革，在草原牧区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传统的“逐水草”游牧方式，在草场分割和追求牲畜数量的发展实践中凸显了“草畜矛盾”。没有牲畜的规模效应和出栏率，牧民不能脱贫致富；而草场的分割，在改变和取代有利于草原生态休养生息的游牧方式及其所蕴含草畜平衡传统知识的同时，又造成了牲畜无草可食的困境，乃至牧民的贫困。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展开了长期的调查研究，研讨了诸多原因。诸如从草原载畜量视角分析“超载过牧”论，从生产方式角度辨析“粗放经营”论，从气候变暖的大环境解释“草原干旱”论，从追求山羊绒效益大规模牧养山羊造成“刨食草根”论，以及草场局限、草场退化、牲畜过多的“蹄灾”论，等等。[64]事实上，在这些聚焦于草原—牲畜—人的互动依存关系的研究中，学界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草原畜牧业传统智慧的现代意义，进而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审视“三牧”问题背后更大范围的人为活动及其影响。其中包括草原地区企业化的矿产资源开发、民间性的草原采摘搂刮（蘑菇、发菜）等普遍性问题。一项针对“过度放牧”问题的调查表明，占内蒙古草原面积80%的典型纯牧区并不存在超载的“过牧”问题，而“过牧”严重区域集中于半农半牧、草原农区，尤其是工矿开发区域，该项研究从草地利用方式或畜牧业生产方式差异的比较中揭开了“过牧”问题的“统计幻觉”[65]。这类研究对深入观察“三牧”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深化发展，“十三五”期间的“三牧”问题研究在诸多学科和专业的参与下，聚焦于草原生态保护、草场科学合理利用、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牧区乡村振兴和城镇化、牧区生态移民与定居化、草场流转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议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其中草原地区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不合理的矿产资源开发，不仅是造成草原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和草场退化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相关地区畜牧业收益下降，牧民增收乏力，甚至畜牧业产业链断裂的原因。[66]对此，学术界从草原生态、民族关系、法律机制和保障牧民合法权益等多角度展开了调查和研究，其中关涉内蒙古牧区的案例最为突出。[67]同时，对牧区本土知识的调查研究，也从游牧文明内涵的生态平衡观展开了历史梳理和知识提炼，阐释游牧文化的现代性。特别是“十三五”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讨论时，针对内蒙古生态环境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的发展战略，使学术界关注的“三牧”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层面展开了新的视野。在这方面，关涉“三牧”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形成了较丰富的积累，推出了一批综合性、专题性的研究著作。[68]同时，立足调查研究的实证资料，展开了学理性、应用性的讨论，如达林太、齐木德道尔吉的《草地畜牧业的价值链分析——基于内蒙古12个典型纯牧业旗的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一文，通过一系列实证调查，探讨了草地畜牧业价值链分配的不公平性及其所造成的问题和挑战，对维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的草原畜牧业，立足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从资本、技术和国家税收等方面提出了制定有利于提高牧民收入和保彰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这类成果显现了“三牧”问题研究的深化发展趋势，同时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在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的改革发展实践中，确立了草原是广大牧民群众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和精神家园的观念，强调牧区工作一定要把保护草原生态作为第一位的、压倒性的任务，要求深入研究草原生态系统内在机理、尊重和顺应自然，做出了严禁在草原上进行新的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等决策，实现了学界“三牧”问题及其聚焦的草原生态问题研究与政府决策的对接和共识。
8.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区建设与内地、东部地区差异显著，很多地区存在地域辽阔、人口分布广、城镇稀疏、自然地理环境多样（如山区、草原、森林、高原、戈壁绿洲等）等，加之农区、牧区、林区等生产生活环境不同，城镇社区、乡村社区、牧业社区类型多样，其中也包括族别性人口集中聚居的特点以及涉及的语言环境、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的研究，既包括城镇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混居的社区建设，也包括农村牧区的乡村（寨、嘎查）社区建设。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牧区的社区建设就引起了学术界持续性的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全面推动美丽乡村的建设展开了全面、系统和指标明确的新局面。美丽乡村建设与特色村寨、扶贫、生态移民、乡村振兴等组合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如在基础设施方面，实现“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村村通”、乡村设施“五通十有”；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倡导和构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巩固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等等。这些内容为民族地区的农村牧区乡村社区建设，提出了众多理论视点和实证案例。其中，根据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关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针，构建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享的互嵌式社区的倡导，学术界从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民族关系因素出发，对城镇社区（包括生态移民新村）开展了各民族互嵌社区模式的调查研究，取得了较突出的学术成果。[69]在涉及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研究方面，大多是结合实际问题展开具有应用价值的对策研究。[70]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这方面的研究将展开更为广阔的实证性和应用性的空间。
（四）民族团结进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指导的战略布局中，民族工作等相关领域是关系全局的重大事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西藏、新疆工作座谈会、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在视察少数民族地区、接见各民族人士、参见“两会”审议等多种场合，反复强调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向新时代做出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指导。民族团结进步的“根本保证”作用和“基础性事业”的重要意义，为民族团结进步研究揭示了新的理论境界、开辟了新的实践路径。特别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写入宪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为民族学研究界提供了重要动力，在“十三五”期间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系列前沿性课题，研究成果呈快速增长态势。这方面的研究，既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探讨，又紧密结合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研究主旨聚焦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动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十三五”期间，民族学界从多学科、多专业方向开展的民族团结研究，与国家民族工作部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区建设等推动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实践紧密联系，形成了若干稳定的学术团队，通过实施重大课题、协同创新等方式开展研究。如中央民族大学严庆团队，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研究》开展的民族团结与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陈建樾团队，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百年历程为题的创新工程项目，以及和云南民族大学共建的民族团结进步研究中心开展的研究；属于国家民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研究中心”建制的中南民族大学研究团队，聚焦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理论与实践研究，并设立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和体育、城市民族关系等研究方向。[71]随着高等院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活动的普遍开展[72]，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学术研究显著增多，并展开了理论与实践的广阔视野。
中文话语中的“民族团结”，是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各民族人民平等、互助、和谐关系的状态描述，是衡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核心标志。民族团结体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实现程度，展现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相互依存，象征各民族和睦相处、美美与共的和谐发展。因此，民族团结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涉及民族关系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实践。对中国来说，民族团结的“历史基因”存在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需要我们从各民族共同建立伟大祖国的历史脉络中去提炼和阐释。但是，更重要的是现实，即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倡导和维护民族团结、践行和创建民族团结的理论与实践。对此，学术界不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团结的论述展开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理论的溯源性研究，如金炳镐等14位高校民族理论一线教师撰写的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的系列论文[73]；而且通过专题性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创新发展、创建实践及其中国特色进行解读。[74]从相关学术资源的数据库统计，可以看出在这一主题的研究中，对“民族团结”“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论分析和阐释占到发表总量的一半以上，同时民族团结教育、创建实践、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和制度对民族团结的保障作用等，均有专题性的研讨。
图3 2016～2020年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学术论文（篇）
资料来源：刘玲、张少春、陈建樾、周竞红：《“十四五”学科专题调查报告：民族团结研究》，2020年5月。
同时，一批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立足于地区经验、行业特点的研究著作相继面世，如徐杰舜、孙亚楠、刘少莹《大象——中国民族团结南宁经验研究》（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刘玲《企业发展与民族团结——民族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周竞红著《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突出了“模范自治区”的经验，颇具代表性。这一阶段，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硕博论文也呈前所未有的增长之势，同期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为主导的科研项目支持，也体现了民族团结进步研究备受关注的现实。
图4 2016～2019年各类基金对民族团结进步课题的支持
资料来源：刘玲、张少春、陈建樾、周竞红：《“十四五”学科专题调查报告：民族团结研究》，2020年5月。
对我国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国家基础性建设事业的意义，集中体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倡导和引领。因此，民族团结进步研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形成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交融发展态势。如前所述，“十三五”期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在相关部委的支持下，依托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建立了一系列实体化的研究基地。这些研究实体的建立，不仅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意志，而且也顺应和激励了包括民族学界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解读中华民族凝聚力、阐释“多元一体”、探讨“民族建构”的学术取向。从近代以来，有关“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以及形成和发展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改革开放后围绕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在民族史学界多有成就。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理论则不断深化学界的思考，直至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中提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论命题，形成了在多样中求统一、在差异中求和谐的研究取向。但是，从“共同体”的视角对中华民族进行深入的研究尚未形成学术热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展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前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要求，以新的思想境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发展前景。对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诸多学科都给予了关注和研究，从2015年以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资助立项的各层级课题达60余项，涉及马列·科社、政治学、文学、社会学、新闻传播等学科，尤以民族学为多。[75]从“十三五”期间民族学界推出的研究成果及其关注点来看：一是解读和阐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关于中华民族的新思想；[76]二是论述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对象的民族研究新任务[77]；三是论述建设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78]；四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进行解读[79]；五是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内在机理进行探讨[80]；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的研究[81]；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思考[82]；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经验和案例研究。[83]
可以说，基本展开了全面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视野，体现了民族学学科探索前沿课题、创新发展的新取向，并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政与外交两个大局相结合的视野中，推进中国特色“共同体”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这一时期的学术专著，以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最具代表性。该书从中国近代历史的视角、以翔实的史料和理论工具，析述了中华民族自觉兴起的历程，其中包括对日本的“蒙满学”、美国的“新清史”学派一些基本观点的回应，是目前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和自觉认同的一部重要著作。
（五）民族史志研究与民族古文献研究
民族史学科是民族学二级学科之一，也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传统优势学科。在“十三五”期间，民族史研究发展较快，取得一些重要进展。民族学学科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学研究，聚焦于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各民族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史，各民族在国家统一历史进程的作用和贡献，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等，这些都是民族史学界长期关注、积累深厚的研究课题。“十三五”期间，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年度资助的课题情况来看，在2016～2019年民族学学科立项课题中民族史类课题占17.7%，但在重点课题中则占27%，同期重大招标课题中民族史类的项目也达到40项之多，其中民族历史文献整理和研究类的课题超过一半，足见对基础性课题的重视和支持。[84]
从民族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来看，“十三五”期间也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好中国历史做出了多次重要指示，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互动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对民族史学界的研究取向、课题立项、成果产出都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一方面，民族史研究作为中国史的组成部分，具有族别史研究的特点；另一方面，民族史与地方史、国家通史相互交织，在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反映着诸如“中心—边缘”“中原—边疆”“汉族—少数民族”等格局中的互动关系，渗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交往交流交融因素，而且还包括域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造成的复杂因素。因此，民族史研究与地方（区域）史、边疆史密不可分。如何构建中国民族史理论体系，也是学界一直努力的研究方向。近些年来，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陈育宁《中国民族史理论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立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所关涉的重大问题做出了理论思考。2019年出版的史金波、关志国《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则从贯通古今的历史视野，对历朝各代相关的历史文献、研究脉络和史学观念进行了线索清晰的梳理和评介，其中包括对历史上多民族、多文字的文献资料做出论说；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三联书店2018年版），对古代“中国”、民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王朝认同等话题展开的研究，对深化认识古代中国的国情具有理论启发意义。这类研究从历史观、民族观方面展开了超越传统的“内华夏、外四夷”陈旧观念，从各民族共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上探讨中国历史的内在机理，对中国历史书写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85]
在民族史研究展开新视野、注入新观念的发展中，学界很大程度改变了以往中国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之间的“区隔”或边界，很多中国史、民族史学者在“大中国”的多民族历史视野中，找到了日益增多的共识，诸如葛兆光、徐文堪、汪荣祖、姚大力等的《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中华书局2019年版）一书，就体现了中国历史研究从王朝史、民族史向中华民族史扩展的特点。同时，古代民族、现代民族的族别史研究，在“十三五”期间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86]，包括关涉少数民族的专门史研究也推出了新成果。[87]在族别史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是汉民族的民族学研究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产出了系统性的成果，徐杰舜主编《汉民族史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九卷本）堪称汉民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中也揭示了中国古代“五方之民”及其后裔互动不懈的历史过程对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作用。
“十三五”期间，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国际学术对话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与国外有关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内亚史”“新清史”等关涉民族因素的背景直接相关。如乌云毕力格《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钟焓《重释内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即是从多语言文本和研究方法上重新评价内亚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钟焓对北美“新清史”观点反思的《清朝史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在与国外“新清史”学派对话方面有代表性。沈卫荣《大元史与新清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则聚焦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的元、清两代，通过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多语言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元、清两代中央王朝与吐蕃-西藏地区关系的根基做出了符合历史事实的解读和阐释，揭示和评判了西方学界、“新清史”学派在这类问题上的误读和具有政治意蕴的导向，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国际交流对话中的学术修养和对话能力。总之，从古代中国渐次放大的“天下一统”和“五方之民”及其后裔长期交往、密切互动中阐发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基础，已经成为民族史学研究范式转型发展的基本取向。
“民族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在中国历史、民族、语言、文化、宗教、艺术等学术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形成“汉学”“东方学”中成就最突出的方面，其原因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古文字种类和古文献遗存最丰富的国家。历史上，中华大地上曾经出现过近40种民族古文字，除甲骨文、金文体系形成的汉字书写系统外，从属于“少数民族”范畴的文字系统看，主要有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八思巴文、傣文、突厥文、回鹘文、蒙古文、托忒式蒙古文、满文、锡伯文、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方块苗文、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水书、察合台文、云贵川老彝文、纳西东巴文、哥巴文等。其中存世文献比较多的文种有古藏文、傣文、蒙古文、满文、方块壮文、西夏文、察合台文、彝文、纳西东巴文等。[88]
对这些古文字及其留存文献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学术传统，传承至今形成了全国性研究机构的依托和学者队伍的布局。国内涉及多文种古籍研究的机构或学科设置分布较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宁夏大学、广西大学等，高等院校中的学科设置或人员配置，多分布在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所属的一个专业方向，如北京大学梵文、巴利文专业，也从事于阗、吐火罗等西域文字文献的整理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有蒙古文、藏文文献研究的传统。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如敦煌研究院的历史文献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等，从事民族古文献、古文字的队伍规模虽然有限，但是独特的术业专攻、研究能力和学术成就则为学界所信服，在对外学术交流和对话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
“十三五”以来，随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绝学”项目的开设，显著地增强了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的发展动力和传承影响力。[89]古文字的研究直接关系古文字释读和古文献的解读，这类文献的刊布即是对历史、文化认知的丰富和充实。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资产被列强国家的探险家、学者等大量掠夺性地攫取，其中包括种类繁多、规模巨大的民族古文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学术机构等相关部门采取合作开发的方式，陆续对流失海外的这些宝贵文化资产进行调查、介绍[90]、收集和整理刊布。“十三五”期间，这类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献在持续整理和刊布方面成绩显著。[91]古文字、文献新材料的发现、释读和刊布，成果令人瞩目。就研究专著和多种大规模的文献整理而言，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如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江桥《〈御制五体清文鉴〉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版），才让《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叶尔达《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托忒文文献荟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编著《契丹小字再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黄建明、张铁山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聂鸿音、孙伯君《西夏文华严经著作研究》（中华书局、宁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图典——民族古文字古籍整理研究100年通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春花主编《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故宫出版社2018年版）等。特别是契丹大、小字，女真文、回鹘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碑铭、石刻、书卷等新资料的发现，为学界提供了日益增多的研究课题，而这些新资料的释读刊布，也从更广泛的领域揭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文化多样的交流互动关系。
此外，在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建立字形和编码的国际标准方面，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学界的努力下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到2019年，23种少数民族古文字字符的搜集和属性标注工作已经完成，电脑字库的制作正在进行。这些字符的搜集和属性标注代表了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民族古文字字库和编码的制作，字符国际标准的申请，为民族古文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民族古文字研究成果的出版，以及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与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增强了该领域的国际学术话语权。[92]
（六）蒙古学、藏学和新兴综合性专题研究
在我国的学科设置分类中，一些综合性的专门学术领域由于内涵的学科多样性和学术名目的确指性，如蒙古学、藏学这类综合性且国际化的学问，通常归为民族学研究范畴，故与民族学学科的关系最为密切。鉴于本次学科性调研没有专门的蒙古学、藏学发展调研，所以通过本报告对这些学术领域的相关发展进行总结。同时，民族学界长期关注，近年来发展很快的一些综合性专题研究，如民族走廊的跨地域、多民族互动研究，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等专题，也以综合性研究为特点迅速发展，在此一并加以评介。
1.蒙古学研究整体实力增强、学术成果显著、国际影响力扩大。蒙古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学术领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国际对话能力。我国的蒙古学研究不仅有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和地缘优势，而且形成了学科分布广、兼容性强、专业方向多的学科设置和学术队伍，内蒙古自治区堪称国内蒙古学研究的学术重镇。相关调查表明，在内蒙古的教育、科研机构布局中，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呼和浩特市民族学院、赤峰学院、呼伦贝尔学院等高校均设有蒙古学的学科实体，其中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具有代表性。另外，在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也设有蒙古学相关教学科研机构。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在全国诸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均有分布，总体队伍规模近千人。[93]
传统上，蒙古学研究以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为历史背景，聚焦于蒙古族的历史、语言、文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扩展到近现代历史，进而延伸到哲学、法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宗教、艺术和习俗等诸多领域。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设置可见，如果说历史（成吉思汗）研究所、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所等属于蒙古学研究的传统着力点，那么草原文化研究所、牧区发展研究所、内蒙古“一带一路”研究所以及融汇于哲学、法律等研究所内的蒙古学研究，则在体现蒙古学研究现代性发展方面颇具代表性。因此，当代中国蒙古学以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关注现实的学术视野和综合学术实力，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蒙古学界也具有重要影响力。尤其是“十三五”期间，蒙古学研究开启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基本建设、原创性和学术影响力大的学术成果。
例如，2017～2019年，蒙古学研究界获14项国家重大课题，内蒙古地区占一半以上。同时，一批重大成果也相继完成面世。如2019年，内蒙古大学几代学者经20多年时间完成的《内蒙古蒙古语方言地图资料集》（13册）出版；《中国蒙古学文库》在第一版百部著作出版后，续版的百部著作也成为“十三五”的收官之作；大型工具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蒙古族卷》和《蒙古学蒙古文论著索引》问世；历时20余年的汉、蒙古文版《蒙古学百科全书》（20卷），在2020年将完成《国际蒙古学卷》和《科学技术卷》最后两卷的出版，以及白初一、李俊义、庞雷主编《清朝内蒙古盟旗印章图鉴》（辽宁民族出版社2020年版）等。这些具有标志性的学术基本建设成就，集中体现了我国蒙古学研究繁荣发展的现状和在国际蒙古学界的引领作用。
与此同时，蒙古学研究在多学科和专业方向上都推出了大量学术成果。除蒙古语言研究的众多成果外[94]，在蒙古文学史研究领域，以史诗为代表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在进一步收集国内外蒙古文文本的基础上，推进了《格斯尔》研究成果的产出，包括对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传的全新汉译再版。[95]在这方面，内蒙古大学的塔亚教授研究团队，从俄罗斯的蒙古地区及我国新疆等地收集到丰富的文本及口传活体资料，产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卫拉特英雄史诗《江格尔》的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树林等《蒙古文“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比较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北京大学陈岗龙《蒙汉目连救母故事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016年版）等，则是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成果中的代表性著作。相应的蒙古族文学史、学术史、文字史、翻译史和文学资料方面的成果也十分显著。[96]而李俊义、李彦朴编著《草原金枝：元朝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上、下）》（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以“穷尽”资料的功力，历经23年磨砺完成的一部人物研究大作，为学界所瞩目。
蒙古学的历史研究既与民族史相交织，如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齐木德道尔吉《有关匈奴历史的珍贵遗存》（蒙古国乌兰巴托2018年版）等；聚焦蒙古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中蒙古族部落（部族）的历史研究趋于活跃。“十三五”期间，随着新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的发现和刊布，在蒙古族部落史研究方面既有修订版的成果面世[97]，也有一系列新作出版，如姑茹玛《喀尔喀车臣汗部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白初一《内喀尔喀五部历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乌云毕力格《青册金鬘——蒙古部族与文化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宝音初古拉《察哈尔万户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玉芝《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历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此外，在断代史（特别是清代），关涉民族关系、宗教、文书等专门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新进展。[98]学术口述史、学者全集刊布方面，以特布信《民族历史的见证：特布信口述史》（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乌云毕力格等整理的《亦邻真教授蒙古文学术论著全集及手迹选》（辽宁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最具有代表性。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视野中，《中华民族文化大系·天之骄子——蒙古族（上、下）》（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则是齐木德道尔吉等一批蒙古学专家学者推出的一部“讲好中国故事”的普及读物，2018年荣获第15届上海图书奖“优秀奖”，2019年获第四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优秀教材奖”。
“十三五”期间，我国蒙古学界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继续保持了深入发展的势头，国际会议、人员交往、田野调查、合作研究、共同开发学术资源等学术活动频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蒙古国合作开展科学考察发现和刊布“封燕然山铭”的学术贡献。2017～2019年，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带领的中国学者团队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的专家学者，联合开展了蒙古国中戈壁省摩崖石刻的田野考察，获得了摩崖石刻的完整拓片和其他历史遗存的调查资料。考察研究证明，这一摩崖石刻的文字是东汉窦宪远征匈奴时，命随军史家班固撰文勒石山崖以铭记胜利的记录，即史称的“燕然勒功”。虽然汉文史料中记载了这一铭文，但是“燕然山”在何处则是历史研究中未解之谜团。所以，“封燕然山铭”的发现不仅从确切的地理位置上展开了中国古代多民族互动的历史空间，而且其地名流变的语言学意义和附近考古资料的发现，也将为深化汉—匈奴关系的研究展开新的课题。国际学术交流，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学术成果的互译交流。“十三五”期间，一批在国际蒙古学界有影响的著作相继在中国翻译出版。[9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也出版了回溯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的论集。[100]
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大学考察时，针对蒙古文古籍展阅室收藏的历史文化典籍指出：要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护，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对蒙古学研究的现代性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近些年来，蒙古学研究领域对国内外历史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不断取得进展，与蒙古国学术界展开的资料整理和刊布工作不断深入，这些基础性的资料建设成果，将为学术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蒙古学研究在我国“一带一路”和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具有推动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作用。
2.藏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持续发展，在服务大局、创新发展方面成就显著。藏学虽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但是我国是藏学的原乡。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科研、教学机构分布在北京、西藏和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等十多个省区市。据不完全统计，在该领域从事科研、教学和图书资料、出版等相关业务工作的人员超过5000人，其中，藏族学者约占半数。[101]藏学是一门综合性研究的学问，聚焦中国藏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传统议题，扩展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所涉及的各方面，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内涵的各个研究所集中体现着藏学研究现代性发展的趋势外，相关地区、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科研实体也不断增多。例如，“十三五”期间，西藏民族大学成立藏学研究所（2016），西藏大学成立珠峰研究所（2017），西藏民族大学成立西藏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所（2018），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设立西藏研究室（2019）等。2017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的藏文文献资源数据中心，则代表了中国藏学研究在藏文文献资源收集整理、开发利用方面的潜力和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藏学研究界以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为引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治藏方略”的思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努力服务大局、应对国际涉藏问题的挑战、推进藏学事业的发展，产出了大量基础性、应用性的学术成果。就“十三五”期间而言，我国的藏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历时14年、全国30多家科研机构和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完成的重大工程性项目《西藏通史》出版。这部由拉巴平措、陈庆英总主编，张云执行总主编的《西藏通史》（8卷13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版），是国内外首部完整、全面、系统介绍西藏地方历史的大型通史著作，全书分为早期卷、吐蕃卷（两册）、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两册）、民国卷（两册）、当代卷（三册），集中体现了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最高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西藏通史》是中国藏学引领国际藏学的重要标志性成果。这部巨著在2017年相继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第四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此外，规模较大的重要著作如郑堆担任总主编的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年系列丛书，该项成果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专题，比较系统、全面地呈现了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102]
藏学研究和蒙古学研究类似，其学科包容性大、研究对象专，所以从学术成果的学科性和专业性来说呈现了多样性。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学科性支持而言，藏学研究是民族学学科始终关注和支持较多的一个方向，其中包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重大委托课题“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分解的百项课题。2016年以来，藏学研究在多学科和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显著，学术质量不断提高。其中从历史文化等方面展开的研究，着眼于西藏—内地、藏族—汉族（或其他民族）的互动关系和交互影响，展开了源自古代文明以降的多文化、多民族交融视野。学者们从古代文明、历史、宗教文献、民间故事和信仰等宏大或细微之处展开研究，取得了诸多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如石硕、邹立波、黄博《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张云《多元一体国家中的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版），沈卫荣、侯浩然《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版），林继富《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加央平措《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以藏传佛教为视域的文化现象解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与汉藏文化交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谢继胜、魏文、贾维维主编《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全3册，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都属于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从多学科的视野来看，西藏地区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考古学研究成就颇为显著。如霍巍《青藏高原考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张建林、席琳、夏格旺堆、田有前、胡春勃《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芒康、察雅考古调查与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及较全面辑录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大部头著作，即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青藏高原考古》（全10册，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藏文历史文献、藏传佛教文献方面的研究，如才让《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张延清（华青道尔杰）《吐蕃敦煌抄经研究》（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杨铭《汉藏文献与西陲古族》（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孙伯君、聂鸿音《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年版），巴桑旺堆《吐蕃历史文献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在深入发掘藏文、汉文等多文字史料的基础上，展开的解读、翻译和比较，也都揭示了历史上藏、汉等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关系。同时，多类型的专题研究，成果也令人瞩目。[103]而关注红色文化、民生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现实议题，也日益增多。[104]此外，总结历史上中央王朝的治藏经验，梳理“西藏问题”的由来，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政策，都是学界高度重视的研究方向。“十三五”期间的成果如程早霞《雪域谍云——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车明怀《中华民族历史背景下藏事论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
藏学研究中的档案资料整理和文献翻译工作，是推动藏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学界长期持续开展的一项艰苦工作。“十三五”期间，这方面的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如西藏自治区档案局（馆）编研室扎雅·洛桑普赤主编《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全8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其中，辑录了元代至清代中央政府统辖治理西藏和西藏地方形成的珍贵档案资料1394件、多种文字的文献时间跨度长达604年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全12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充分证明了元代以降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辖治理。同时，藏文文献翻译工作也有可观成绩，如阿旺洛追扎巴著、索南才让译《觉囊派教法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西藏大学藏文古籍研究所编《菩日文献》（精选本，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任乃强、任新建主编《清代川边（康藏）史料辑注》（全5册，巴蜀书社2018年版）等。此外，国外藏学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的翻译也有新进展。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俄〕E.A.别洛夫主编、陈春华编译《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893～19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英〕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年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英〕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中印涉藏关系史：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新近出版的“西藏边境地区历史与文化译丛”[105]。
总之，“十三五”以来，我国的藏学研究在学术平台搭建、人才队伍建设（包括海外人才延揽）、资料基本建设、各类科研成果产出、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显著。其中，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学术机构、西藏智库在深入开展国内藏学各类调查研究、咨政建议的同时，一些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如张云、扎洛、苏发祥等也持续参加了西藏文化对外交流、讲好“中国西藏故事”等工作。
3.探索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人文地理经纬，民族走廊研究展开综合研究的新田野。自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概念及其昭示的非传统区域性研究之后，前辈学人李绍明先生从古代民族长期、持续沿袭相对固定的自然生境迁徙互动，做出了“民族走廊”积淀多民族交往、多文化汇聚的历史解读，由此展开了民族学界对民族走廊研究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后，李绍明、石硕、李星星等学者基于民族走廊的“藏彝走廊”率先推出了研究范式和学术成果，引领和激发了学术界对民族走廊研究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展开了从“藏彝走廊”到“西北走廊”（或称“河西走廊”）、“南岭走廊”三大民族走廊与民族区域研究，进而拓展到包括“苗岭走廊”“武陵走廊”“辽西走廊”等在内的六大民族走廊与民族区域研究。[106]民族走廊研究的开展，不仅突破了行政区划、“民族地区”、西部地区等宏大地域概念，而且也超越了“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等直观线性的局限，展开了各民族历史文化流动变迁区域的多学科视野，“民族走廊”衍生的“走廊”遍布中国东西南北[107]，展现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互动迁徙、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格局。
“十三五”以来，民族走廊的区域性研究仍是民族学界相关学科关注的主流议题。相应的研究机构建立和学术平台搭建也取得了新进展，如继2013年贺州学院建立的“南岭民族走廊研究院”后，2018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藏羌彝走廊民族问题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2019年西北师范大学整合国内相关高校优势资源成立的“河西走廊研究院”，显示了民族走廊研究实体化的发展趋向。同时，年度性的学术论坛，如“南岭走廊论坛”“苗疆走廊高峰论坛”等，以及《藏羌彝走廊研究》等学术刊物的创办，都促进了相关学术活动的常态化开展。据统计，自2016年至今，相关议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共计36项，学术会议与论坛召开约15次，出版学术著作15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检索显示，国内学术界共有314篇与民族走廊与民族区域议题相关的论文发表，其中尤其以藏彝走廊（藏羌彝走廊）、河西走廊、南岭走廊的研究关注度较高，辽西走廊、苗疆走廊研究也呈逐渐上升态势。
图5 近五年民族走廊研究论文发表量统计
资料来源：石硕：《“十三五”规划以来民族走廊与民族区域研究调研报告》，2020年5月。
这些研究成果的着眼点，聚焦分布于不同地理环境相互连接的多民族交集地带（区域），以多学科的专业知识考察其文化类型、民族分布及其交互影响的文化变迁，进而概括和提炼出“走廊”的概念、特点、研究对象等，从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论述在不同区位环境深刻影响下，民族走廊及其辐射区域一体性的各自特色，阐释其研究的学术价值。[108]如果说，走廊地带的族际关系是民族走廊的基本着眼点之一[109]，那么多文化交汇产生的族际交互影响和相互吸收则是学者们展开田野调查的重心。这方面的研究，既包括文献记载、民间文本资料的发掘，也包括活态的社会生活、习俗文化的个案观察和采拮。[110]其中包括宗教生活、民间信仰在走廊文化区域发生的影响。[111]关涉民族走廊多民族文化交互影响的研究，学术界注重于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包括语言学意义上的相互吸收。[112]同时，也涉及了中央王朝对民族走廊区域的治理等探索。[113]值得重视的是，有关民族走廊的区域研究，从历史过程展开了对当代民族关系和谐、文化共生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精神家园构建和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探讨，彰显了民族走廊研究的现实意义。[114]
民族走廊及其区域作为“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具有开放性、过渡性、连接性等民族流动通道的特征，这项研究开辟了审视和探讨历史上各民族互动交往关系的研究领域。“十三五”以来，这项研究立足于民族走廊的区域特征，探讨多民族互动共生的关系和文化交融历史脉络，学者在依据文献、考古资料基础上展开的田野调查，尤其注重发掘和提炼地方性知识，通过揭示促成和实现民族间和谐共处、交融共生的内在逻辑，为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案例。除专题学术论文外，近年来推出的学术专著也令人瞩目，如李星星《规程：藏彝走廊尔苏藏族的神话民族志》（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马尚林、罗凉昭《藏彝走廊中的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武沐、金燕红《13～19世纪河湟多民族走廊历史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张曦、黄成龙《地域社会深描：藏羌彝走廊研究新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黄远达《从河西走廊看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区域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余小洪、席琳主编《唐蕃古道路网结构及沿线文物遗存考古调查与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王建新《南岭走廊民族宗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多学科学者的学术参与，不仅为民族走廊的区域性研究展开了专业知识的广阔视野，而且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学术成长的综合优势。
4.台湾少数民族与台湾民族问题研究持续开展，多学科关注的态势显著，取得了新进展。祖国大陆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记载和研究源远流长，尤以清代文献最为丰富。在日本殖民占领台湾时期，大陆学者林惠祥率先开展了台湾少数民族的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到1949年之前大陆学术界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为1949年后海峡两岸学界传承接续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改革开放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和交流，大陆学界对台湾少数民族、两岸关系中的民族问题（即“台独”问题）展开了日益广泛的研究，推出了不断深化的研究成果。其中，郝时远、陈建樾主编的《台湾民族问题：从“番”到“台湾少数民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颇具代表性，即将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与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台湾地区“族群”政治、“台独”问题、大陆高山族的实证调查贯通一体，在“十二五”期间形成了综合性研究的一个范例。“十三五”以来，台湾少数民族研究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等学术资助机制的大力支持，在2016～2019年社科基金项目中从青年、一般、后期资助到重大项目，达16项。这些项目的主题聚焦两个视点，一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当代发展、中华文化认同、台湾当局的“台湾少数民族”政策等，二是从“两岸一家亲”的视角展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与现实研究。[115]这类项目中包括台湾在大陆工作的学者主持的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如马腾嶽主持的“台湾的中华民族认同与记忆研究”课题，显示了两岸学者在国家、民族、文化认同方面的共识基础。
“十三五”期间，大陆学界围绕上述主题发表的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以厦门大学董建辉等学者刊发量最为显著，从民族学、人类学方面凸显了厦门大学、福建省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台湾相关议题研究中的学术传统和区位优势。事实上，大陆有关台湾事务的研究机构、研究中心在社会科学院系统、高校系统多有设置，并与台湾相关研究教学机构保持着多种类型的学术交流合作关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社团，在开展两岸学术交流方面组织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年会和专题研讨会。[116]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与台湾“中国边政协会”“蒙藏文化基金会”“台湾大陆研究会”自2010年以来持续开展的两岸学术互动研讨会，所谓“互动”就是每年在两岸交相举行，与会学者对两岸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形成了具有“品牌性”的学术交流效应。[117]近年来，较系统的学术著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如陶道强、李颖《台湾少数民族政策研究：1624—1945》（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杜辉《据有他者：帝国、知识与台湾少数民族物品收藏实践（1840—1945）》（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孙志中《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社会概述》（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李文甦《台湾布农语词及词结构分解汇编》（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调查”项目实施中涉台事务的智库研究报告，陈建樾、贾益《“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来源、称谓与国家定位研究》。而一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则体现了台湾少数民族与台湾民族问题研究的后续力量培养和发展潜力。
（七）世界民族研究与相关专题研究
世界民族研究是一个兼具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特点的综合性学术领域，在我国民族学学科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与国际政治、世界历史等学科相互交织。自1979年作为学科设立以来，经过40年的探索和积累，形成了一支集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者队伍，并在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的组织、协调、凝聚下展开了日益广泛的研究。在以“问题、政策、理论”为研究重心的发展中，产生了诸如世界各国解决民族（种族、族群）问题的经验教训比较研究，中国“跨界民族”研究，海外华人与国际移民研究，海外民族志研究和“一带一路”建设关涉的区域、国别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在国际问题研究的科研、教学机构关注世界民族、宗教、反恐等关涉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性议题的同时，一系列凸显世界民族研究指向的全球性、区域性、国别性学术平台也相继建立，其中也包括民族工作事务部门设立的机构和依托相关高校建立的基地、中心等。[118]这些趋向表明，世界民族研究一方面在全球事务、国际关系和周边环境等方面，呈现了学科性扩散，引起了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则与国内民族研究日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国际经验教训思考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此意义上，“十三五”期间（截止到2019年），世界民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仅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民族学学科立项的规模，即可看出这一发展趋势。即世界民族研究课题立项，较“十二五”期间增长了一倍，达到78项。其中，青年项目达到22项，几近“十二五”期间的一倍，显示了不同专业背景、日益增多的青年学子对世界民族研究的关注。[119]从研究成果的刊布来看，有关世界民族研究的深化发展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国外民族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话语中的基本概念问题不断深化探讨。西方国家的民族理论大多聚焦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身份政治和民族认同问题。长期以来，对国外民族理论的评介、研究，为世界民族研究领域的学者所重视，在从过去以苏联东欧民族理论为主，到以美西国家民族（种族、族群）理论为重的扩展过程中，国外民族理论研究与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对接、比较和融通，形成了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新特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精神，从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自信方面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阐释，展开了中国特色与西方模式的比较视野，促进了国内外民族理论研究对“民族”“民族-国家”“民族认同”等问题的兼容性研究。[120]其中，也包括在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学研究课题指南引导下开展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研究”[121]。这方面也推出了几部学理性较强的专著，如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暨爱民《国家认同建构：基于民族视角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许利平主编《民族主义：我们周围的认同与分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李红杰《多维视角下的“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范可《理解族别——比较的视野》（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这方面的研究，在努力厘清民族理论基本概念、探讨西方民族-国家形态、思考“多民族国家”及其“国家-民族”建构等议题中，都具有立足中国的国际视野，推进了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深化发展。
2.全球性、区域性和国别性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研究，持续为学界所重视并取得新进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民族问题、民族分离主义的普遍关注和持续性研究，其中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民族问题动因的审视和民族政策实践的解读为“热点”。对此，西方学者从冷战格局消弭的巨变中，做出了诸如后冷战时代“文明的冲突”和“历史的终结”等判断，并以“民主”“人权”等理念兜售西方发达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模式”。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4年以后，西方国家内源性的民族问题、种族问题、移民问题、宗教问题伴随着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回潮，民粹主义的高涨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族际冲突和社会裂变。对此，我国世界民族研究界展开了多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其中既包括对国别性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实践的案例性研究[122]，也包括对西方国家民族政策理念及其实践的辨析[123]，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及其动因，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个案的研究。[124]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特别是2015年以来中东难民危机对欧洲国家的冲击性影响，包括“伊斯兰国”极端恐怖主义及其在欧盟国家中引发的交相“响应”，引起了西方国家对移民、难民问题政治、社会、文化和认同等方面的普遍性争论。我国学界在这方面也展开了一些关涉难民政策和移民问题的学理性研究。[125]这些研究，一方面揭示了西方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确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继续加强对世界各国民族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事实表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并没有临近“成功的最后阶段”，对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大都处于初级阶段，其建设的过程都面对着民族、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生活等多样性的现实。因此，研究世界各国的民族理论、政策实践仍属“方兴未艾”的课题。这方面，近年来推出的学术专著，既包括析述众多国家民族政策类型及其理论依的著作，如朱伦主编《五十国民族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也包括国别性、专题性研究的成果，如周少青《权利的价值理念之维——以少数群体保护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民族政治学：加拿大的族裔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张金岭《法国人文化想象中的“他者”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陈玉瑶《国民团结：法国的理念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等。同时，世界民族研究涵盖的国际移民和海外华人研究，也有大量的论文呈现，以及较为系统的著作面世，如李安山《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上中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李其荣《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同时，译介国外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研究的高质量著作，是世界民族研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提升国内研究水平、增强国际对话能力的必要条件。“十三五”期间这方面的成果也很显著，其中有一批代表性的理论著作。[126]
3.跨界民族研究深入开展，与国家兴边富民、“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疆地区开放发展日益紧密结合。在我国1.9万公里长的陆路边界线内涵的边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30多个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的相关民族具有历史渊源、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同一性，属于历史民族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分属于不同国度的范畴，这在世界范围属于普遍现象，通常称为跨界民族或跨境民族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改革开放和边境口岸建设、边民贸易的发展，民族学等学科开始关注跨界民族的研究，并逐步从经济交往关系深入到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发展态势，成为国内民族研究与世界民族研究最密切的结合部。
2013年，以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为依托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跨界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该专业委员会以“跨界民族与边疆和谐”“人口流动与跨界民族”“东北亚区域发展与跨界民族”“一带一路与跨界民族”“边界、认同与跨界民族发展”“新时代跨界民族发展机遇与挑战”“跨界民族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题，逐年召开了七届学术研讨会[127]，成为国内开展跨界民族研究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这一学术交流机制产生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朴今海、张学慧主编的《跨界民族研究》（1～4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2016、2017、2018年版）。同时，一些高等院校也相继设立了诸如“跨境民族与边疆问题研究室”“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基地”等，与边疆学关涉的边民、边界、边境等研究内容相兼容。在一些高等院校的民族学教学体系中，跨界民族研究也成为一个专业方向。[128]据统计，2013年以来以跨界民族为主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达67篇之多，所涉学科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宗教学、艺术学、地理学、新闻学、语言学、法学、历史学等。[129]
在跨界民族研究方面，如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基本概念的讨论是学人关注的研究内容之一，有关“跨界”“跨境”“跨国”概念的厘清也是学界多年来各抒己见话题，近年来从概念到研究范式的讨论有所深入，包括参酌国外相关研究进行比较。[130]其中，方天建的《国外跨界民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一文对此进行了较翔实的梳理和论述。事实上，跨界民族研究在通识意义上主要指现代国家边界线两边毗邻居住的历史同源民族的互动关系研究。其中既涉及边民的经贸交往、文化交流、亲缘往来等社会生活关系，也涉及身份认同、宗教影响、文化渗透的问题。同时，在一些地区还包括了跨国劳务、婚姻、教育、难民安置等社会问题，以及属于危害边境安全的毒品贸易、武器走私和人口贩卖等犯罪行为。这些内容，都在跨界民族研究中受到学者的关注。“十三五”期间跨界民族研究相对聚焦的课题，主要包括宏观层面的理论分析[131]，族别性人口跨国流动与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关系[132]，族别性的个案及其内涵的身份认同、国家认同研究。[133]此外，发生在跨界民族之间和更多出现在中缅、中老、中越边境地区的外籍妇女非法入境的“跨国婚姻”现象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实施社会治理的研究，也为民族学等多学科所重视。[134]
民族学界对跨界民族研究成果，以东北地区和云南、广西地区的实证性案例较为丰富，对内蒙古、新疆地区的跨界民族研究也有所关注。从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以跨境和跨界民族为主题的研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显著增多，“十三五”期间达到高峰。
图6 跨界民族研究学术论文发表量（以知网统计为例）
资料来源：朴今海：《我国跨界民族研究调研报告》，2020年5月。
“十三五”期间跨界民族研究的发展，与我国陆路边疆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布局中位居开放发展的前沿直接相关，与国家《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颁布实施紧密相连。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使学界围绕跨界民族在对外民心相通、人文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展开了新的认知和研究视野。[135]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圆满收官，兴边富民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将为我国跨界民族的开放发展增强新的优势，在对外关系中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优越感，也将为我国新时代的跨界民族研究注入新的动力。
4.“海外民族志”研究开辟了世界民族研究的国际交流新形式，扩展了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变迁复杂性的研究视野。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学科进行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为世界民族研究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当代中国学者接续老一辈学人的学术传统，走出国门开展国外田野调查和“写文化”的民族志研究，在包容世界民族研究传统的“问题、理论、政策”范畴的同时，聚焦于国外社会文化的实证观察和描写，进而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展开对相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环境的解读和理论探讨。这方面的工作，以北京大学高丙中团队及其推出的《海外民族志丛书》、云南大学的何明团队及其推出的《东南亚民族志丛书》最具代表性。同时，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都开展了“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并与博士生培养、博士后研究相结合。一些区域性、国别性的研究机构也都设置“海外民族志”研究方向。其中包括在曲枫推动下，2018年在聊城大学成立的北冰洋研究中心，展开了对环北极圈历史、民族、文化和关涉极地事务的研究，并举办了《北冰洋研究》集刊。[136]海外民族志的研究从周边国家逐步扩展，涉及中东、非洲、欧美等诸多地区。近年来也推出了诸如李静玮《市场中的民族与国家：论加德满都游客区的族性动力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龚浩群《佛与他者：当代泰国宗教与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钟小鑫《缅甸乡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李晶《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民族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徐薇《南非种族与族群关系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等著作。特别是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引领下，“海外民族志”研究在展开“全球流动”视野的同时[137]，也更加聚焦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包括基于实地调查对中资企业、中国旅游者和海外华人等方面的关注。[138]而针对相关国家社会文化现象的民族志研究，产出的学术论文也日益增多，[139]为我国的世界民族研究展开了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视野。
三 存在问题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民族学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学术研究与交流平台建设，以及服务于教学、科研等可衡量的能力建设，无疑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学术资源发掘、学术成果产出、学术质量提升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此基础上，本次调研也较全面地审视了存在问题，其中既包括在各学科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也包括民族学研究中突出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十四五”规划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民族学学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民族学研究领域涵盖的学科性、专业方众多，学术成果丰厚，但是普遍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问题。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研究方面，对基本原理提炼，特别是对基本原理的现代意义阐释不够；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成就的形成和发展，缺乏从思想脉络上一以贯之的研究，注重论断性理解、缺乏体系化梳理。这两个方面的不足，虽然并未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成就的指导思想地位，但是也未能有效地实现指导思想学理化阐释及其对学科理论和思想方法的渗透和浸润，存在指导思想与学科理论“两张皮”或“两种话语”的明显区隔，以致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队伍，归类为研究指导思想范畴的理论研究，而非民族学学科理论研究，反之亦然。
2.民族学学科理论建设滞后，学术实践中的理论范式、研究工具和观点证明，缺乏立足本土的中国特色。在教学、科研实践中，以西方学界为代表的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经典论著，居于理论和方法的优势地位，对此无可厚非，这是促进中国民族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中国民族学厚重的历史资源和百年来的学术实践，除了具有广泛共识的费孝通“多元一体”命题的理论阐释外，大多停留在资料和经验层面，未能有效提炼、凝结和丰富学科理论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显著影响，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的研究不仅需要具体的资料呈现，也需要较为抽象的学理性建树。同时，对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研究，也大多处于解读、评介层面。
3.民族学学科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尤其是关涉基本概念、范畴方面的中国资源需要大力发掘、科学提炼。中国多民族国情条件下的历史学、民族学、文献学、语言学等都有广博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是学界在概念史、观念史、学术史研究方面着力不够，导致以西方相关概念界定和解读中国现象的偏颇或困扰。概念是理论的支点，也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五方之民”互动不懈的国家，先秦时期的“修教”“齐政”理念在秦汉“大一统”后形成和维系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其产生了诸多基于“修教”“齐政”理念的民族观、“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对此学界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是什么”的论说层面，缺乏理论的提炼。
4.民族学研究个案调查研究日趋普遍，学理性的宏观思考和比较研究明显不足。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一方面田野调查日益受到重视，甚至蔚然成风，但是田野调查流于一般考察、时间过短和缺乏问题意识，甚至拘泥于教科书式的“套路”、依赖于“问卷”获取资料等现象也有一定普遍性。另一方面个案研究的微观化、局限性问题也日渐突出。研究成果的知识系统性不够，知识再生产的综合能力不足，缺乏触类旁通的思想启发性，缺少通过比较研究对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辨析，缺失宏观概括的学理性阐释力。这同样反映在日益强化的应用性对策建议方面，或有一时一事的操作性启发，但缺乏通识性理论的启示，未能在学术理论积累方面做出贡献。
5.学术研究原创性、学术观点创新性的要求，在实践中存在高标准“普及化”的“稀释”问题。学界在课题论证，硕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答辩，论著评价等环节，强调原创性、创新性的自我评价或他人评判，但事实上又缺乏对“原创”的清晰界定和“创新”的明确标准，以致造成“原创”和“创新”这类高标准在普遍性的评价尺度中被“稀释”。事实上，一些“原创”话题早已为前人或他人所论及，一些“新观点”只是用不同话语表述的陈说。由此也产生了诸多重复立项、重复劳动的现象，这也反映了学界在学术史研究方面的缺失和学术资源数据库建设的滞后问题，其中也存在学风浮躁的问题。这使得相关研究在一些旧的且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上循环往复，成为对前人研究的低水平重复。
6.在国家级课题申请中存在学术准备不足、积累不够的现象，而产出的成果往往难以达到应有的水平或论证的承诺。由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权威性，高等院校大都将获得这类项目如重点项目，特别是重大招标项目作为学科建设、学术贡献的评估标志，并与项目获得者职称、考核、奖励等评价机制挂钩，造成了一些教师、研究人员竞相申报的课题立项竞争，注重于写好课题论证的“本子”，这不仅对评审专家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压力，而且存在立项课题的实施过程未必是“本子”上的“路线图”，最终成果也未必能够实现课题论证预期的目标。
7.民族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田野虽然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在此基础上的比较和通约研究尚属薄弱。民族学研究不仅需要具体资料的呈现和说明，更需要在比较视野中进行较为抽象的学理性研究。这方面的不足，与我国民族学学科在通识教育方面存在学科性的局限、在专业教育知识体系方面缺乏严整不无关系。如何立足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与时俱进地更新、丰富民族学学科知识体系和思想方法，是提升理论研究能力和创新发展的时代性任务。
8.由于民族学学科教学和科研设置的“西部”特征，仍普遍存在科研经费、教研队伍、硕博学位授权招生等学术资源和科研条件的困难。就科研项目而言，国家社科基金是民族学界获得国家课题的主要渠道，加之西部项目的长期支持，还有教育部的项目支持，相关部委的项目支持，以及地方性的课题立项。研究实体自主立项的科研活动明显不足且与发达地区的同类实体差距显著。此外，在后续人才培养方面，硕博招生规模偏少、招生质量不高，存在学术队伍接续、研究能力提升方面的困扰。
（二）“十四五”期间重点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建议
“十四五”将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第二个百年的第一阶段。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这一阶段绘制的基本实现现代化蓝图及其内涵的一系列发展目标，结合我国民族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发展要求，立足于有利于推动民族学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的需要，提出“十四五”期间的重点课题和研究方向如下。
1.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民族工作的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的民族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指明了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方向、路径和工作着力点，对我国民族事务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原则做出了全面的论述，需要民族学界在前期解读性研究基础上，以综合或专题的形式展开系统、深入和持续的研究。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话语体系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民族领域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话语体系，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民族学界应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成就、中华历史文化的民族思想、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按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要求，针对我国民族学基础理论的薄弱环节、结合我国民族事务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从概念、范畴到逻辑关系构建的“话语体系”的研究。
3.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提升对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成效，民族学界责无旁贷。坚持和完善，要从“这一制度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契合统一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出发，遵循“更好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的原则，从“具体的政策举措和实现形式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去探索，以“进一步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研究目标。
4.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与民族工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以全面依法治国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按照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总要求，遵循“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对新时代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点、难点开展研究，为未来修订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智力支持。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框架下的地方立法、司法实践研究，切实依法保障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权益，严厉打击破坏民族团结、危害国家安全、分裂中华民族等“极端化”犯罪行为。同时，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视角，加强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践行各民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升民族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研究。
5.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治权落实情况的调查研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关键是解决好经济权益问题，对此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论断，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思想原则。在面向第二个百年的制度建设和完善进程中，如何依法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自治权效能的问题，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通过典型调查、案例分析开展这方面实证性研究，从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高度对经济权益实现程度的科学评估、提供咨政建议。
6.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区域差别化政策研究。西部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与内地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一项长期的国策，其中区域差别化政策在脱贫攻坚后的实施重点、扶持和推动发展的指向等方面需要调整和完善。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结合相关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的实际开展研究。
7.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就的政策保障和致富措施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是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本课题研究方向着眼于脱贫之后防止返贫的政策保障，脱贫之后的致富发展路径和成效，即学界概括的“后扶贫时代”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这是关系到各民族人民共享发展成就的大局问题。通过追踪式实证调查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为实现稳定的脱贫、可持续的致富提供典型案例和对策研究。
8.民族地区提高“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能力研究。“绿水青山”代表生态环境优美，“金山银山”象征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安康，这一媒体概括为“两山理论”的实践，对西部地区、边疆民族地区意义尤其重大。“绿水青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关系到保护、修复和再生的实践；“金山银山”则是在“绿水青山”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惠及民生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是路径、方法和价值观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理念，经济民族学、生态民族学、旅游民族学、牧区民族学等研究所关注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地方性生态知识和智慧，是实现绿色产业创新发展重要文化资源，需要以不同生境为系统，进行收集、整理、研究和学理化提炼，为践行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提供源自民间道理的学理智慧。
9.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开展各民族人口发展和交往交流交融新态势的研究。2020年11月1日，我国将开始进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也是步入新时代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十四五”期间，相关的数据将渐次公布。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呈现的各类数据可以预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在各民族人口的结构、城乡分布、职业构成，以及各民族在全国范围融散式分布和城镇人口多民族化等方面开创一系列新局面。民族学界应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城市（镇）民族工作，民族关系、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变化，以及各民族人口教育水平、职业构成等多方面给予关注和开展研究。
10.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以珍惜生命、爱护眼睛、生命线、“石榴籽”等比喻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及其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建设作用。“十三五”期间，民族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也推出了一系列先期研究成果。但是，扎实的实证研究、系统的理论研究仍属薄弱环节。学术界需要对业已形成的国家、省区市、市（州）、县（市旗）多层级的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机制，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以及深入到乡村、街道、社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展开系统的追踪、回访和经验提炼的研究，包括民族团结进步个人、集体事迹及其影响力的学术“故事”书写，在此基础上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思想理论体系。
11.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最强音之一，它立足于“多元一体”的基本国情，体现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是民族学创新发展的核心课题。这项研究在“十三五”期间已经成为热点，并形成了一系列实体化研究“基地”的支撑，但仍方兴未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民族领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课题，具有历时和共时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从民族历史研究方面关涉“五方之民共天下”背景，各民族王朝认同体现的中国认同，各民族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交往交流交融产生的依存性和凝聚力，近代中华民族自觉的兴起等重要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涉及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宣示及其民族政策实践，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探索民族区域自治的中国道路，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实现中华民族自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引领下全面建成“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小康社会等。这些关系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整合与升华的历史过程，都是需要民族学等学界系统梳理、精准提炼和进行理论思考的重要课题。同时，结合西方学界关于国家-民族书写、建设的建构论、“想象论”、共同体等理论工具，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国家、国家-民族和“多民族国家”等理论的现实意义，立足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开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理论话语研究。
12.中华文化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华文化不等于汉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对这一论断的研究不仅处于初始阶段，而且缺乏对构成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文化整合机制的研究，大多处于中华文化包括各民族文化的表层析述。对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包括非物质文化及其传承人的研究，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之意，也是实现中华文化有机整合的基础性研究。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目标，即是各民族文化集大成的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中的文化复兴、创新发展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国各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繁荣发展基础上实现文化认同、文化互渗、文化整合的理论研究。
13.中华文化认同的深层性和中华文化自信的根基性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五个认同”和“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中，深刻揭示了文化认同的深层性和文化自信的根基性。他强调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实现国家、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基石；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制度、理论自信的根基。这些论断及其蕴含的道理、学理和哲理，对以民族文化多样性研究见长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以及在学术实践中关注“文化认同”研究的学人，无疑都具有深刻的启示。在中华文化认同基础上昭示的中华文化自信，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动力和文化自觉。
14.以“四个共同”的思想境界展开民族史新视界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并从四个方面阐释了“共同”这一关键词的核心要义，即“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这对中国史、中国民族史、地区史和各类专门史研究，都具有新时代的指导意义。这并不排斥族别史（含民族-地区通史）的研究，而是在发掘历史资料、阐释各民族形成和发展及其互动关系，以及所关涉的“华夷之辨”“中心—边缘”等传统议题中，聚焦“四个共同”的提炼、阐发和书写，以新的史学境界和新的理论视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提供历史镜鉴，为未来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和编撰积累学术资源。
15.广泛深入地开展民族古文献（古文字）的研究。在这方面，“十三五”期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流失国外的文献回归、国内外档案文献的整理刊布、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都形成了规模效应，但是发掘这些历史文献的内涵及其学术价值，通过释读、翻译等专门的研究使其为学界广泛认知和使用，尚需扎实、持续地开展研究。其中包括从各民族历史文献中提炼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各民族相互认同、体现“四个共同”的历史实证中，去发掘和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16.持续推进民族走廊的区域性多学科、多维度研究。民族走廊研究的开展，展开了民族学区域研究的新格局，其跨行政区划、跨民族聚居地区的多种文化交织现象，反映了历史上各民族流动迁徙、交往融会、共生发展的图景。这项以“藏彝走廊”为引领的研究在全国范围产生的示范效应，显示了这种“民族走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普遍性。对“民族走廊”区域研究的多学科介入，不仅能够见微知著地展现中国各民族“四个共同”的历史脉络，而且有利于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植根民间社会的鲜活例证。
17.提升和扩大蒙古学、藏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十三五”期间，蒙古学、藏学研究取得了颇为厚重的学术成果，在文献、档案整理刊布，学术资源基本建设，学术前沿探索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提升和扩大蒙古学、藏学等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是我国民族研究领域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优势的重要支点。在游牧文明、藏文化研究涉及的广泛议题展开的国际交流对话中，我国的蒙古学、藏学优势日益显著，但是也涉及诸多非学术复杂因素的影响，以及相关国家同类研究的挑战。“十四五”期间，蒙古学基础性研究注重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关系，北方草原民族在中国大一统格局中的历史贡献等；现实研究的关注重点，如内蒙古“模范自治区”的经验提炼和总结，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的建设和发展，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草原生态-文化资源的保护、发掘和创新发展等。藏学研究以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为引领，在西藏专门史、宗教文化等方面推进基础性研究，开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西藏和四省涉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研究，应对境外和国际相关势力制造所谓“西藏问题”的种种挑战。
18.加强台湾民族问题与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近年来，台湾地区的政治生态显现了逆转趋势，作为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的“台独”问题及其国际背景，需要民族学界更多地展开研究。同时，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变迁、现实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中华文化认同等课题需深入开展研究，创造条件推动两岸少数民族事务的交流合作。对“台独”势力利用“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以学术面目炒作的“南岛民族”等问题，通过考古、历史、语言、文化、迁徙和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开展研究，予以有力应对。
19.深入推进世界民族的多学科研究。“十三五”期间，世界范围的广义民族问题（含种族、宗教、移民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假民粹化思潮的泛起而趋于高涨，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病毒全球扩散的形势下，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引起了社会文化裂变，并在欧洲等一些国家激发了“交响”，包括一些西方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消长，集中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内源性的制度和社会问题。由此引起的民族观、种族观、国家观、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变化已经显现，美西国家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族群政策）变化需要世界民族学界展开综合性、国别性或专题性的追踪研究。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发展进程中，立足于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跨界民族研究，以周边国家为重心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应继续开展和推进。
20.民族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十三五”期间，民族学的学科建设所涉及的本土知识生产、中国话语体系等议题已引起学界较普遍的关注。“十四五”期间以“三大体系”建设为目标，引导民族学界深入开展民族研究领域基本问题和中国特色民族学知识体系的研究，是一项学科基本建设的课题方向。其中，中国历史上民族观念、思想及其概念、范畴和民族学知识资源的研究，百年来立足中国国情的现代民族学研究（含台湾）的知识谱系，苏联民族学和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等议题尤其值得关注。
21.国际前沿理论与中国经验相结合的研究。近年来，本体论转向等思潮成为国际学界的热点话题。目前中国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仍稍显不足。如在本体论研究方面，尽管国内已经在涉及狩猎采集社会、病毒、灾难等话题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但无论是对于理论本身还是与中国实际经验相结合的思考仍然相对缺乏。在“十四五”期间，学界应继续关注国外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最新理论进展和民族志研究，与中国实际经验相对比、结合，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多样性与发展变迁。
[1] 本报告列举的学术成果除个别关系研究背景和学术脉络的举证需要外，均以2016年以来的成果为限。
[2] 如属于民族工作部门系统的广西民族研究中心、贵州民族研究院、甘肃民族研究所、辽宁民族研究所、黑龙江民族研究所、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研究所、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福建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和湖南省民族宗教研究所。
[3] 2017年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
[4] 《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2017年5月5日。
[5] 例如，中南民族大学除国家民委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外，还建立了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市民族与宗教事务治理研究中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研究中心等总计18个省部级科研平台；类似的平台建设如西北民族大学建有17个省部级重点研究机构，西南民族大学拥有省部级社科重点研究基地8个，等等。
[6] 如中央民族大学建立的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协同单位包括：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国家宗教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及大连民族大学。参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民族学一级学科发展报告》，田敏等执笔，2018年7月。
[7] 首批10个重点研究基地包括：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暨南大学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院、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此外，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研究培育基地。
[8]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经专家学者建议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从2018年开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学科体系中长期沿用的“民族问题研究”学科名目，改为符合学科发展要求的“民族学”学科称谓，反映了学界长期以来的意愿和发展要求。
[9] 参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民族学一级学科发展报告》，田敏等执笔，2018。
[10] 参见田敏《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调研报告》，2020。
[11] 参见王希恩、杨须爱《“十四五”规划民族理论和政策研究调研报告》，2020。
[12] 参见何明《民族学知识生产与学科建设调研报告》，2020。
[13] 本报告引证的学报等刊物，均为“人文社会科学版”或“哲学社会科学版”，相关注释不再一一标注。
[14] 参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入选“2018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2019年1月4日，http：//news.swun.edu.cn/info/1004/47690.htm。
[15] 据“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2017）”计算，https：//souky.eol.cn/api/newapi/assess_result。
[16] 王延中、祁进玉主编《民族学如何进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7] 即201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之一，“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基本理论与话语体系研究”（19VXK04）。
[18] 参见王希恩、杨须爱《“十四五”规划民族理论和政策研究调研报告》，2020。
[19] 如王幸平《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0] 另见陈玉瑶《世界民族研究“十三五”学科调研报告》，2020。
[21] 郝时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页。
[22] 其中包括纪念建党90周年学界相继推出的著作，如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康基柱《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文献导读（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李凤鸣等《乌兰夫民族和统战理论与实践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金炳镐等《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90年》，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雷振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等等。
[23] 如郝时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民族工作》，《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该文英译版A review on Xi Jinping’s ideas of ethnic minority work，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Volume 2，2018。
[24] 据王希恩、杨须爱《“十四五”规划民族理论和政策研究调研报告》（2020年5月）的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文章中，篇名包含“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计459篇，包含“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84篇，包含“中华民族”（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4714篇，包含“民族工作”的7012篇，包含“民族团结”的5270篇，包含“民族区域自治”的764篇，等等。
[25] 如，丹珠昂奔《民族工作方法论——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民族出版社，2016；朱维群《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完善》，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4；国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室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面对面》，民族出版社，2015；国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室编《新时代民族理论政策问答》，民族出版社，2019；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第3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丁龙召、李晶主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艾尔肯主编《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指南》，新疆大学出版社，2016；龚永辉等《民族理论政策讲习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中央民族干部学院教材编写组编著《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出版社，2019；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修订版），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等等。
[26] 郝时远：《民族区域自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了什么》，《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7] 如，陈永亮《省直管自治县体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毛公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几点体会》，《中国民族》2020年第1期，熊文钊、王楚克《试论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特色与理论创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逻辑》，《学术界》2019年第6期，戴小明《区域法治研究：价值、历史与现实》，《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彭谦、程志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形式与时俱进的有益探索——兼评〈省直管自治县体制研究〉》，《民族论坛》2019年第1期，等等。
[28] 如周世中、钟林林主编《依法治国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法律出版社，2016；雷振扬、王明龙《改革开放40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刘玲《中国民族法制建设70年：历程、成就与展望》，《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10期；戴小明《区域法治研究：价值、历史与现实》，《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等等。
[29] 如邢广程《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2期；张紫东《从兴边富民看新时代边境治理》，《新生代》2018年第12期；周建新《乡村振兴战略下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问题及其治理策略》，《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等。
[30] 陆平辉：《散居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理论、制度与对策》，法律出版社，2016；马俊毅：《论城市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与社会融入——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严庆、牛朋利：《比例代表制框架下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分析》，《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徐爽、胡曼：《我国城市少数民族移民权利保障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7期；常安：《民族区域自治与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70年》，《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等。
[31] 据乌日陶克套胡《民族经济学学科“十三五”研究现状及“十四五”发展趋势》（2020年5月）的统计，即2016年1月至2020年5月，知网、国图等数据库查询以“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地区经济”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共629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74篇，学术专著共46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十三五”时期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调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绿色发展与生态建设、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人口流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等，多为实证研究、应用研究成果。
[32] 参见黄健英编著《民族经济4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王长文、李育儒《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提出40年：回顾及思考》，《财经理论研究》2019年第5期。
[33] 参见张丽君、杨秀明《基于学科发展史视角的“民族经济学”学科评述与展望》，《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34] 李曦辉：《民族经济学学科新范式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19年第9期；包玉山、斯日吉莫德格：《推动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建议》，《财经理论研究》2019年第5期；马先标：《民族经济学的概念含义、义理性与学术使命》，《现代经济探讨》2019年第2期；王来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35] 较有代表性的如杨思远主编《蒙古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肖金成编著《少数民族省区经济史研究（西藏自治区、贵州省、青海省）》，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黄健英编著《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乌日陶克套胡等编著《内蒙古自治区牧区经济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等等。
[36] 如西南大学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郑长德等编著的《中国西部民族经济调查》（中国经济出版社）年度系列；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编发的《中国西部发展报告》系列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等。
[37] 参见罗康隆《从生态民族学的发展看民族学的新兴分支学科》，2020年5月。
[38] 如张丽君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年度系列），中国经济出版社；付雨鑫《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机制创新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权丽华《甘肃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九州出版社，2018；以及郑瑞强、曾国庆《巩固提升阶段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关键问题与治理策略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张旭、蔡曙山、石仕婵《人类认知五层级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吉首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张琦、张涛、贺胜年《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等等。
[39] 郑长德、单德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时空演进》，《南开学报》2016年第3期；郑长德：《“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奔小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民族学刊》2017年第6期；丁赛、李文庆、李霞：《民族地区精准脱贫退出机制的实施、效果及问题——以宁夏永宁县闽宁镇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刘小珉：《多维贫困视角下的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基于CHES2011数据的分析》，《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朱玉福、伍淑花：《人口较少民族精准扶贫须走特色经济之路——以西藏人口较少民族门巴族、珞巴族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郑瑞强、曾国庆：《巩固提升阶段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关键问题与治理策略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赖扬恩：《宁德畲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实践与启示》，《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张琦、张涛、贺胜年：《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张现洪、陈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政治溢出效应——以海南、湖北和贵州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阿班·毛力提汗、曹兹纲：《脱贫攻坚战，新疆一定打得赢——2019年新疆脱贫攻坚报告》，《新西部》2020年第1期；等等。
[40] 舒小林：《新时期民族地区旅游引领产业群精准扶贫机制与政策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8期；马楠：《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研究——以中药材开发产业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陈灿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机制研究——以四川少数民族特困地区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李佳、田里、王磊：《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研究——以四川涉藏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张超、王嘉薇、万光彩：《西藏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综合绩效评价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高志英、沙丽娜：《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独龙族整族脱贫实践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王喜莎：《新时代新疆多民族地区文化精准扶贫问题探析》，《喀什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等等。
[41] 何建兴：《涉藏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创新协同发展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王新哲：《西南沿边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模式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
[42] 周竞红：《文化旅游：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产业切入》，《开发研究》2016年第6期；李忠斌、郑甘甜：《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模式选择》，《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
[43] 李忠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李忠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理论探讨、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44] 田敏：《民族社会发展研究调研报告》，2020年5月。
[45] 雷兴长：《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衔接研究》，《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于红梅：《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调查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王章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村寨模式”研究——以黔东南45个民族特色村寨模式为样本》，《广西大学学报》2019第3期；张丽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回溯与研究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荣玥芳、高溪：《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村庄文化保护与传承策略研究——以北京巴园子村庄规划为例》，《小城镇建设》2019年第10期；李郡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经验与启示——以大理州漾濞县平坡镇为例》，《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朱万春：《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贵州民族旅游业的发展研究》，中国纺织出版社，2019；等等。
[46] 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2009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
[47] 陈静梅：《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穆伯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谭东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郑宇、谭本玲、黄绍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哈播哈尼族长街宴》，云南美术出版社，2019；王丹：《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9；张魏：《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色音：《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陈炜、文冬妮：《桂滇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
[48] 在“十三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影视民族学项目即达43项，其中包括重点、重大招标项目。参见罗康隆《从生态民族学的发展看民族学的新兴分支学科》，2020年5月。
[49] 李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文化变迁研究——以镇宁县布依族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吕俊彪、赵业：《后传统时代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广西京族社会的田野考察》，《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3期；黄艳：《生态博物馆理念嵌入民族村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张璐：《基于文化共同体构建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究》，《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等等。
[50] 饶勇、林雪琼：《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的同质化竞争困境及其成因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12期；张新友：《新疆多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10期；卢世菊、吴海伦：《精准扶贫背景下民族地区民宿旅游发展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罗君名：《民族旅游资源资本化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谢冰雪、胡旭艳：《“舞台真实”理论在民族旅游文化保护策略中的运用误区——基于对“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的反思》，《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等等。
[51] 参见田敏《民族社会发展研究调研报告》，2020年5月。
[52] 孙九霞、王学基：《旅游凝视视角下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建构——以大型演艺产品〈印象·刘三姐〉为例》，《贵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孙九霞、廖婧琳：《旅游参与对少数民族两性家庭分工的影响——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
[53] 何莽、黄凯伦、李靖雯：《四川兴文苗族旅游扶贫情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张晓萍、张超旋、李春梅：《民族宗教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人类学思考——以云南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张冠群：《民族旅游场域中文化符号系统的构建——以草原旅游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张英、龙安娜：《民族村镇旅游精准扶贫实证分析——以湘西州德夯、芙蓉镇、老洞、惹巴拉四村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等等。
[54] 参见罗康隆《从生态民族学的发展看民族学的新兴分支学科》，2020年5月。
[55] 何莽、黄凯伦、李靖雯：《四川兴文苗族旅游扶贫情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56] 参见范可、张雨男《“十三五”以来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发展调研报告》，2020年8月。
[57] 郝时远：《中国民族学学科设置叙史与学科建设的思考——兼谈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上、下），《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1、2期；周大鸣：《论新时代我国发展人类学学科的意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刘仕刚、张继焦：《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困境和发展新方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石硕：《人类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兼谈中国人类学的当代使命与责任》，《思想战线》2020年第4期；等等。
[58] 赖立里：《大自然的馈赠：味之道与民族医药》，《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余成普：《多元医疗：一个侗族村寨的个案研究》，《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王瑞静：《整合药理：阿卡医疗体系的运作机制》，《社会》2020年第1期；刘凡、周大鸣：《疾病认知与应对的调适路径探析——甘南那吾镇妇女的多元医疗实践》，《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冯琳、袁同凯：《生命时长还是生命质量？——凉山州B县HIV/AIDS感染女性抗病毒治疗的地方性构建》，《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赖立里：《成为少数民族医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视角》，《思想战线》2020年第2期；等等。
[59] 参见范可、张雨男《“十三五”以来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发展调研报告》，2020年8月。
[60] 参见罗康隆《从生态民族学的发展看民族学的新兴分支学科》，2020年5月。
[61] 安富海：《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发研究：以甘南藏族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罗康隆、吴寒蝉：《侗族生计的生态人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黄龙光：《上善若水：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生态人类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吴彤：《科学实践与地方性知识》，科学出版社，2017；陈祥军：《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李全敏：《秩序与调适：德昂族传统生态文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靳乐山、胡振通：《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冯明放、彭洁：《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移民问题探索》，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何俊：《当代中国生态人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石彦伟：《地方性知识与边缘经验》，作家出版社，2019；沈云都、杨琼珍：《纳西族山林观念研究：地方性知识的建构与科技文明的袭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等等。
[62] 参见罗康隆《从生态民族学的发展看民族学的新兴分支学科》，2020年5月。
[63] 参见海山《“三牧问题”研究综述》，2020年5月。
[64] 参见海山《“三牧问题”研究综述》，2020年5月。
[65] 达林太、郑易生：《真过牧与假过牧——内蒙古草地过牧问题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5期。
[66] 参见海山《“三牧问题”研究综述》，2020年5月。
[67] 例如杨春梅《呼伦贝尔草原地区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研究》，《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刘昕《内蒙古矿产资源开发与草原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现状及其法律对策研究》，《商》2016年第28期；马媛媛《内蒙古草原矿产资源开发引发的社会矛盾及化解机制研究》，《中国市场》2016年第21期；张群《牧区矿产开发中的牧民受益机制探析——基于内蒙古A苏木的考察》，《甘肃理论学刊》2017年第6期；阿拉坦格日乐、恩和《内蒙古牧区资源开发中的“资源诅咒”现象分析》，《农业展望》2017年第5期；刘敏、包智明《西部民族地区的“压缩型现代化”及其生态环境问题——以内蒙古阿拉善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等。
[68] 包凤兰：《半农半牧区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以内蒙古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王婧：《牧区的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李继刚：《西藏农牧区反贫困与乡村建设》，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徐慧贤：《牧区民间金融发展——草原文化与社会结构变迁视角下》，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贾晓华：《内蒙古牧区城镇化发展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嘎强琼达：《西藏农牧区妇女教育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成世勋：《新疆少数民族牧区双语教育发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乌静：《牧区生态移民的生活变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杨丽雪：《青藏高原东缘牧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孔春梅、赵首军、王佳锐：《牧区民生发展报告——基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陈洁、原英、乔光华等：《我国传统牧区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问题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哈斯其其格：《牧区贫困状况与提升牧民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刘鑫渝：《新疆牧区土地流转中哈萨克牧民可持续生计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吴春宝：《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对象瞄准及施策效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等等。
[69] 来仪：《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研究》，《学术界》2015年第10期；魏冰：《互嵌式治理：新疆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的有效选择》，《西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1期；袁淑玉、王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招好棋——为什么要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人民论坛》2017第13期；宋红彬、艾恒平：《国外社区建设对新疆构建“嵌入式”多民族聚居区之借鉴》，《新疆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刘东旭、孙嫱：《围市而居：南阳流动维吾尔族的社区建设》，《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王俊：《城市民族社区民族艺术的建构与传承——基于昆明西郊白族社区的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8期；陶斯文、杨风：《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制约因素与发展路径——对成都市的调查与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等等。
[70] 汗克孜·依布拉音：《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探析》，《农村科技与经济》2016年第22期；王鹏：《少数民地区农村社会治理出现的新问题及对策研究》，《新疆社科论坛》2016年第2期；张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李晨、周裕兴：《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与应对机制》，《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等等。
[71] 参见刘玲、张少春、陈建樾、周竞红《“十四五”学科专题调查报告：民族团结研究》，2020年5月。
[72] 杨圣祥、陈英：《开创高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新模式》，《中国民族报》2019年2月15日；周涵：《凝聚与适应：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的创新——基于对河南省C大学“石榴树”工程的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73] 如杨文顺、韩艳伟《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联合与民族发展进步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之一》，毕跃光、苏亚曦《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团结联合与民族发展进步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之二》，毕跃光、李红云《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团结友爱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之三》，木永跃、金浩《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友爱和民族心进步的理论实践——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之四》，金炳镐、文兵、张娇《中国民族团结进步实践的内涵、历程和特点——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之五》，余文兵、尹雄艳、肖锐《中国民族团结进步实践的成效、经验与创新——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之六》，《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2、4、6期。
[74] 陈建樾：《互动与激荡：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提出与清晰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周竞红：《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团结凝聚——兼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继承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隋青、李钟协、孙沭沂、李世强、陈丹洪：《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实践》，《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严庆：《中国民族团结的意涵演化及特色》，《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75] 参见麻国庆、蒙祥忠《“十四五”学科专题调查报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现状》，2020年5月。
[76] 郝时远：《中华民族：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论述展开》，《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1期；林林、赖海榕：《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探析——对全球化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5期。
[77] 麻国庆：《民族研究的新时代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周平：《中华民族研究的国家视角》，《思想战线》2019年第1期。
[78] 周平：《再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常士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多重建构及其逻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高永久：《正确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几个重要关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79] 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陈茂荣：《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孔亭、毛大龙：《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孙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及意义》，《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高承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2期。
[80] 李贽、金炳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政治结构解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平维彬、严庆：《从文化族类观到国家民族观的嬗变——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王文光、徐媛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论纲》，《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闫丽娟、李智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渊源探析》，《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李秀敏、刘春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培育》，《江苏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严庆、平维彬：《“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81] 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郎维伟、陈瑛、张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王希恩：《中华民族建设中的认同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陈瑛、郎维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再探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王鉴、胡红杏：《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
[82] 扎西、刘玉、靳勇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和路径探析》，《西藏研究》2018年第3期；乌小花、艾易斯：《“一带一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理念、价值与实现路径》，《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宫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张龙：《论缘的场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造》，《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纳日碧力戈：《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王新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维体系构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管健：《跨民族友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纳日碧力戈、李鹏程：《四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纳日碧力戈、左振廷：《三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83] 田敏、陈文元：《论民族关键符号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南宁市三月三民歌节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乌小花、郝囡：《践行守望相助理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论与实践》，《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
[84] 参见黑龙、吕文利、白玉冬、辛时代、于占杰《民族史学科“十四五”规划调研报告》，2020年5月。
[85] 陈其泰：《中国民族史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黄达远：《欧亚时空视野中的“西北”——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地缘区位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86] 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程妮娜《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中华书局，2016；石硕、邹立波、黄博《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成臻铭《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白玉冬《九姓鞑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李大龙、李元晖《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8；石硕《康藏历史与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都兴智《东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范恩实《地域与族群：辽代以前蒙古草原与东北地区族群发展与互动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9；杨瑾《唐代墓葬胡人形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台湾学者刘学铫《游牧文明与中华史》（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系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等等。
[87] 王佑夫、艾光辉、李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王苹：《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88] 参见孙伯君《民族古文献（古文字）研究报告》，2020年4月。
[89] 如文献资料较丰富的西夏文、藏文、蒙古文、满文、彝文、南方仿汉字等文种的项目呈现迅猛发展态势，2015～2019年重大项目立项达21项。
[90] 魏曙光：《域外文献与蒙古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
[91] 如蒙古学研究文献集成编委会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蒙古文文献丛编》（全63册），远方出版社，2016；中国和蒙古国合作编辑的《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全2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史金波、［法］克丽斯蒂娜·克拉美罗蒂主编《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西夏文献》，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等等。
[92] 孙伯君：《民族古文献（古文字）研究报告》，2020年4月。
[93] 参见姑茹玛、玉海、齐木德道尔吉《蒙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16—2019）》，2020年5月。
[94] 这方面的成果应属语言学学科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范畴，本报告不重复赘述。
[95] 陈岗龙、哈达奇刚等译《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作家出版社，2016。
[96] 如玛·扎拉丰嘎、巴·孟和主编《蒙古族文学通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6；道荣尕编《蒙古族文学资料汇编》（上、中、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达·额尔德木图主编《蒙古族古代文学史》（蒙古文），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斯琴孟和等编《蒙古英雄史诗学术史》（蒙古文），民族出版社，2018；鲍·包力高主编《蒙古文字史》，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唐吉思：《蒙古族翻译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19等。
[97] 胡日查、长命：《科尔沁部史略》，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6；晓克：《土默特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8；胡日查、长命：《嫩科尔沁史》，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8。
[98] 哈斯巴根：《清初满蒙关系演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吕文利：《嵌入式互动：清代蒙古入藏熬茶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黄治国：《漠南军府——清代绥远城驻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白玉双：《清代喀喇沁三旗历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9；额尔敦巴特尔：《16—18世纪蒙古佛教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胡日查：《近代内蒙古社会变革中的藏传佛教》，辽宁民族出版社，2019；图雅：《〈桦树皮律令〉文书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9。
[99] 如［日］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北京出版社，2016；［日］杉山正明的《蒙古颠覆世界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苏］吉谢列夫的《古代蒙古城市》，商务印书馆，2016；［印度］G.D.古拉提《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美］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等等。同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际蒙古学家经典著作10多部蒙古文译本。
[100] 王巍、孟松林主编《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一、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17、2018。
[101] 参见张云《民族学学科·藏学“十四五”规划调研报告》，2020年5月。
[102] 2019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西藏民主改革60年系列丛书包括：廉湘民主编《西藏民主改革60年·政治卷》，扎洛主编《西藏民主改革60年·经济卷》，黄维忠主编《西藏民主改革60年·民生卷》，张云主编《西藏民主改革60年·文化卷》，刘应华主编《西藏民主改革60年·生态环境卷》，桑丁才让、张子凌主编《西藏民主改革60年·文献资料卷》，梁俊艳、张云主编《西藏民主改革60年·大事记》。
[103] 赵心愚：《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阿贵：《吐蕃小邦时代历史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6；冯志伟、柏桦：《清王朝涉藏刑事案件处理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梁俊艳：《清末民初亚东关税务司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阿旺嘉措：《甘南苯教历史与文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朱悦梅：《吐蕃王朝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白玛朗杰主编《西藏门隅地区的人文历史与现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等。
[104] 黄维忠等：《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久毛措、王世靓：《城镇化进程中青藏两省区农牧民生存状况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韦仁忠：《高原城市的陌生人：三江源藏族生态移民的文化调试和社会资本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05] 梁俊艳译、张云校的〔英〕阿拉斯泰尔·兰姆：《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麦克马洪线（1904～1914）——印度、中国与西藏关系研究》，《中印拉达克边界》；〔英〕劳伦斯·奥斯丁·瓦代尔：《拉萨及其神秘》，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
[106] 参见石硕《“十三五”规划以来民族走廊与民族区域研究调研报告》，2020年5月。
[107] 即学界根据区位特性，这六大板块内又衍生出新的民族走廊与民族区域概念，如“甘肃走廊”“湘桂走廊”“藏羌彝走廊”“渤海走廊”“苗疆走廊”“跨境民族走廊”“横断山民族走廊”“北方草原走廊”“松花江流域民族文化走廊”“汉藏走廊”“西北民族走廊”“甘青走廊”等。
[108] 马尚林、马良：《藏彝走廊回藏民族的源流、分布述论》，《民族学刊》2016年第4期；李勇军、李双：《南岭民族走廊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覃慧宁：《“中心”与“边缘”的研究范式初探——从南岭民族走廊到岭南地区研究》，《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左岫仙：《辽西走廊：北方和中原各民族交融的重要通道》，《中国民族报》2017年5月12日第8版；石硕：《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点与启示》，《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10期；周毓华、邹莹、周紫东：《“古苗疆走廊”的提出、特点及其研究趋势》，《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杨志强、安芮：《南方丝绸之路与苗疆走廊——兼论中国西南的“线性文化空间”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2期；李建宗：《通道之间：西北民族走廊界隔中的连续——基于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之间的关联性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王希辉、莫代山：《武陵走廊杂居民族的文化特征与研究价值论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等。
[109] 李红春、马滔：《多元共生视野下的藏彝走廊族群关系——以大理邓川坝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吕瑶、周明星：《清代至民国时期藏彝走廊地区的汉藏交融史——以四川省甘孜州九龙县为例》，《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崔向东：《从辽西走廊看朝阳地区早期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渤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等。
[110] 吴声军：《从贺江文书看清代以降南岭走廊妇女的权利——兼与清水江文书的比较》，《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刘译蔓、陈才佳、黄立丽：《南岭走廊中段民间文献俗字研究——契约文书俗字解析之一》，《贺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托兄、郝文军：《辽西走廊地带民族文化共生互化研究——基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饮食习俗视角》，《渤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陈宇思：《晚清民国时期南岭走廊山区经济开发研究——基于湘粤桂边界民间文献的考察》，《人文论丛》2019年第1期；刘秀丽：《南岭“将军”“仙娘”信仰的混融及其意义》，《民族论坛》2019年第2期；吴声军：《南岭走廊平桂瑶族的婚俗特点与文化调适——基于民族民间文献的考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等等。
[111] 陈东、袁晓文：《多种信仰共存：以藏彝走廊东缘多续藏族为中心的个案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张超：《南岭民族走廊流域神灵体系与区域社会整合》，《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李卫青：《藏羌彝走廊民间信仰与道教文化的互融与整合》，《青海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张超：《南岭走廊地区的宗教、边界与跨地域想象》，《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等。
[112] 李学文、王丽萍：《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文化互动发展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0期；崔燕：《北方草原走廊地区游牧与农耕互动模式下的生机文化传播》，《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吴正彪、郭俊：《论“古苗疆走廊”中的族群语言构成特点》，《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王晓：《商品交换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基于三江并流“核心区”的历史人类学考察》，《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高荣：《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类型及其特点》，《河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杨平平：《试论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各民族对西夏文化的认同》，《河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宁军：《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融方式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9期等。
[113] 陈敬胜：《明清王朝治理南岭瑶族的策略研究——以湖南省江华县上伍堡平地瑶族为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李洁：《元明清三代治理甘青多民族走廊之比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
[114] 马尚林：《论藏彝走廊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机制》，《民族学刊》2017年第2期；马尚林：《论藏彝走廊回、藏民族的和谐社会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7期；吴畏：《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文化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崔燕、崔银河：《北方草原走廊少数民族文化软实力暨文化精神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王建新、关楠楠：《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发展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顾文兵：《河西走廊多元文化共生与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模式探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1期；侯翀：《文化理论视域下丝路文化对河西走廊民族团结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民族大学，2018级。
[115] 参见贾益《“十四五”学科专题调查报告：台湾民族问题与“台湾少数民族”研究》，2020年5月。
[116] 2016年以来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与相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连续组织了6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会议，会议主题涉及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台湾当局“台湾少数民族”政策实践和关涉两岸关系的一系列话题。详见贾益《“十四五”学科专题调查报告：台湾民族问题与“台湾少数民族”研究》，2020年5月。
[117] 除2020年因疫情和两岸关系的变化未能实施外，这一两岸民族学交流机制保持了连续的特点。会议主题都与关涉两岸少数民族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紧密联系，如大陆的乡村振兴与台湾的社区营造，大陆的生态保护与台湾的生态保育，“一带一路”与两岸的融通发展，两岸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与路径，等等。
[118] 如2019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建立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即以追踪研究世界民族热点问题为研究方向，承担相关部委委托的《世界民族热点跟踪研究》课题，撰写“世界民族热点”月度和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作为第一批公开刊布的成果已送交出版社。
[119] 参见陈玉瑶《世界民族研究“十三五”学科调研报告》，2020年5月。
[120] 纳日碧力戈：《“一国多族”和“一族多国”的现实发展与理论创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郝亚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共生：理论评述与探讨》，《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夏引业：《“国族”概念辨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张健：《西方族体概念的语义流变与演进逻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叶江：《多民族国家的三种类型及其国家认同建构问题——民族学研究的视角》，《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丁林棚：《“民族”，还是“国家”？——Nation的歧义性与翻译之争》，《淮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牛新春：《对“民族”概念的一些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1期；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周平：《政治学中的民族议题》，《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等。
[121] 刘烨：《汤姆·奈恩：基于唯物史观的民族主义研究》，《世界民族》2016年第6期；左宏愿：《种族、族群与阶级：西方马克思主义种族和族群研究的路径及其启示》，《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刘烨：《全球化时代的人民、民族与阶级——汤姆·奈恩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民族主义研究》，《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122] 庄晨燕：《民族冲突的建构与激化——以卢旺达1994年种族屠杀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何俊芳：《苏联、俄罗斯联邦族群识别的状况、方式及利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王坚：《无政府状态的终结——美国印第安人事务管理局的创立、移转及其归属权争议》，《世界民族》2018年第5期；蒋俊：《“去族群化”：大屠杀后卢旺达身份政治的重建》，《世界民族》2019年第1期；李安山：《利比亚的部落因素与卡扎菲的民族政策》，《世界民族》2019年第1期；张青仁：《新自由主义秩序下墨西哥土著居民的发展困境评析——以索盖人抗争格里哈尔瓦河水电开发事件为例》，《世界民族》2019年第4期；等等。
[123] 青觉、王伟：《多民族国家建设：民族冲突与国际干预》，《民族研究》2016年第5期；夏瑛：《差异政治、少数群体权利与多元文化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1期；王军：《少数民族差别性权利的正当性：理论基础与范式》，《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常健、杨帆：《族际冲突中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张金岭：《法国语境下的民族理念及其价值导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2期；张颖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少数民族保护问题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梅祖蓉：《论近代西方哲学与历史中的种族契约——以洛克与康德为例》，《世界民族》2019年第1期；等等。
[124] 夏庆宇、吴迎来：《英国、西班牙分离主义政党比较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王伟：《西方式民主不是治理族群冲突的良方——新兴民主国家族群冲突不断滋生的机理分析》，《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石亚洲、尚大超：《试析21世纪分离性公投的主要诱因——基于认同冲突的视角》，《世界民族》2019年第1期；朱君杙：《近年来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活跃的动因及走向分析》，《世界民族》2019年第3期；翟晗：《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分离危机的再审视》，《欧洲研究》2019年第5期；沈本秋：《多民族与多族群国家整合模式的比较研究——以英国、印度、马来西亚为例》，《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以及刘泓等编著的文集《当代国外民族分离主义与反分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等等。
[125] 李明欢：《当代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及主要国家的政策应对》，《世界民族》2018年第2期；田烨：《英德两国难民政策比较研究》，《德国研究》2018年第2期；朱骅：《离散研究的学术图谱与理论危机》，《世界民族》2018年第3期；周雷、牛忠光：《国际移民视域下的“Diaspora”话语：概念反思与译介困境》，《世界民族》2018年第3期；宋全成：《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何以能在欧美兴起》，《山东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梁茂春：《远距离民族主义：离散族群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等。
[126] 如［德］李峻石著，吴秀杰译《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法］热拉尔·诺瓦里埃尔著，陈玉瑶译《国家、民族与移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土耳其］乌穆特·奥兹基瑞穆里著，于红译《当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译林出版社，2018；［德］斯特凡·贝格尔主编，孟钟捷译《书写民族：一种全球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瑞士］威默著，叶江译《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格致出版社，2019；［英］阿米娜·玛玛著，徐佩馨、许成龙译《面具之外：种族、性别与主体性》，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美］蒂莫西·斯奈德著，潘梦琦译《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美］伊布拉姆·X.肯迪著，朱叶娜、高鑫译《天生的标签：美国种族主义思想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日］川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等。
[127] 参见朴今海《我国跨界民族研究调研报告》，2020年5月。
[128] 如云南大学的西南边疆跨境民族社会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大学的西南跨境民族历史与文化、延边大学的东北跨界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的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国民族研究、兰州大学的跨国民族及边疆安全，中央民族大学的西南跨境民族语言文化等专业方向。
[129] 参见朴今海《我国跨界民族研究调研报告》，2020年5月。
[130] 黎海波：《“一带一路”战略下“跨界民族”概念及其逻辑连接》，《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周建新：《封而不闭的民族国家——兼论跨国民族研究两大范式》，《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施琳：《何以为邻？——“跨境民族”之关键概念辨析与研究范式深化》，《西亚非洲》2019年第3期。
[131] 周建新：《边界、边民与国家——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尤伟琼：《中缅边境少数民族跨境流动的理性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周建新、杨啸：《中国跨国民族研究的脉络与趋势》，《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等。
[132] 黄彩文、和光翰：《中缅边境地区外籍劳务人员与边疆安全》，《学术探索》2016年第8期；黎海波、陈瑞：《“体制困境”与跨界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维稳研究——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王江成：《中国边疆安全视阈下的跨界民族问题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王军、黄鹏：《跨界民族的安全问题——类型、成因与限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等。
[133] 朴今海、姜哲荣：《流动的困惑：跨国流动中的朝鲜族身份认同多元化》，《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黄玲：《村落在国境上：跨境民族的乡土植根与国家认同——基于广西防城京族巫头村的调查》，《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等。
[134] 方天建：《云南跨界民族涉外婚姻外籍子女受教育问题之探讨》，《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2期；谢尚果、罗家珩：《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纪洪江：《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研究——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熊威、杨海东：《中缅边境跨国婚姻子女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以云南某德昂族乡C村为个案》，《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6期；陆海发：《边境治理中的跨国婚姻移民：特征、动力及其影响——基于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调查与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梁海艳、代燕、骆华松：《滇桂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现状、特征与原因》，《热带地理》2017年第2期；宋才发：《西南边疆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的法治探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陈炼：《滇越边境哈尼族跨国婚姻的“制度路径”探索分析》，《红河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沈朝华：《跨国婚姻妇女权益保障：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在地化”实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等。
[135] 李梅花：《“一带一路”与跨界民族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改造与创新——以延边朝鲜族社会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崔海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高汝东、屈玉丽：《“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下新疆跨界民族大学生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研究》，《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年第22期；杨斌、王金亮：《基于新丝路建设的新疆跨界民族现代公民意识培育》，《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年第4期；高蕊、毕跃光：《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以民心相通为视角》，《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邬诗茜、汪航：《新媒体与新疆跨界民族的对外文化交流》，《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年第17期；丁洋洋、赵志朋：《“一带一路”背景下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穆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缅边境地区的跨界民族事务治理》，《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李伶俐：《“一带一路”视域下跨界民族对新疆民族发展的意义》，《唐山文学》2017年第8期；郭志超、张宇：《“一带一路”背景下跨界民族文化传承对创新创业发展的研究——以赫哲族和那乃族为例》，《全国流通经济》2018年第5期；乔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老跨界民族关系》，《山西青年》2018年第18期；王俊鹏、黄银华：《“一带一路”倡议中跨界民族的价值、挑战及对策研究》，《民族论坛》2019年第1期；宋丽荣、姜君：《“一带一路”视域下黑龙江（阿穆尔河）沿岸中俄跨界民族文化教育的比较分析及发展策略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19年第5期；等等。
[136] 参见范可、张雨男《“十三五”以来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发展调研报告》，2020年8月。
[137] 参见陈盈莹、赵萱《2018年海外民族志述略：全球流动背景下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1期。
[138] 徐薇：《中国与非洲：能否跨越制度与文化的边界——基于某中博合资玻璃厂的工商人类学考察》，《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马伟华、陈纪：《分化与差异：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融入的人类学研究》，《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马潇骁、麻国庆：《以神灵之名——泰国清迈华人精英“报”的道德实践和资本转化》，《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龚浩群：《从神圣旅程到交互时空——以泰北中国游客的文化体验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罗杨：《柬埔寨华人精英群体族群身份调适与认同》，《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
[139] 参见范可、张雨男《“十三五”以来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发展调研报告》，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