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研究

郑国东迁始末考

——兼谈出土文献的运用问题

王硕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史记》所记之郑与《世本》所载之棫林是学者探讨郑桓公初封之地所在的重要依据，郑并非桓公初封之邑，郑国得名于桓公灭郐后所居的“郑父之丘”。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篇的记述证实郑桓公灭郐立国，同时亦有助于说明郑桓公所居之棫林为位于今河南叶县东北之棫林。宗周覆灭，未死于骊山之难的郑桓公并非由宗周一路杀向东方，而是暂居郐、虢等国核心区的南方外围棫林，以之为基地北进灭郐。郑桓公灭郐所依靠的核心力量十分有限，郑桓公与武公的里应外合是成功灭郐的重要原因。郑国东迁的考辨作为个案，对于思考出土文献在先秦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不无裨益。

关键词：郑桓公　郑　棫林　清华简　东迁

郑国的“初封”与东迁是郑国早期发展史上的大事，诸多相关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史记》记郑桓公“初封于郑”，[1]《世本》载“桓公居棫林，徙拾”，[2]二者构成学者探讨郑桓公封地所在的重要依据，形成了今陕西华县、泾水以西及东方等代表性意见。“华县说”为《汉书·地理志》以来的传统说法，李学勤先生有新的补充论证；“泾西说”以20世纪以来一些与西周时期郑地关系密切的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为契机，逐渐得到深化并为较多学者所接受，以陈梦家、唐兰、尚志儒等先生的研究为代表；裘锡圭先生则提出了郑桓公曾居于东方的可能。[3]亦有学者从“今本”《竹书纪年》中“居洛”的记载出发，指出郑桓公与洛地关系密切。[4]随着学者们的不断反思与清华简等新材料的持续发布，相关讨论远未终止，许多精彩的见解不时见诸报刊。[5]本文尝试在专家学者研究基础上，以《世本》“桓公居棫林，徙拾”与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篇所载郑桓公灭郐的进军路线合观为切入点，对郑之东迁问题重加审视，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郑非桓公初封之邑

郑与棫林是学者们探讨郑桓公初封之地的重要依据，但郑非桓公初封之邑，郑国得名于桓公灭郐后所居的“郑父之丘”。郑桓公“初封于郑”的记载最早见诸《史记》，但更早期的史料表明这一记载不无问题。“古本”《竹书纪年》载：“晋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6]《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桓公。”[7]臣瓒之说本自《竹书纪年》，据此，郑国得名于“郑父之丘”，对此清代学者有着清楚的认识，如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十六指出“桓公之称郑，自是伐郐以后之名”，“非初即封郑也”。[8]《世本》载“桓公居棫林，徙拾”，学者指出，从“合”、从“会”字多有通用之例，郑桓公所徙的“拾”就是“郐”地，[9]郑桓公由棫林至郐，同样与“初封于郑”无涉。

《史记》所载“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可与“今本”《竹书纪年》相关记载经辨析后相互发明。尽管太史公以郑为桓公初封之邑的理解有误，但对其提及的周宣王二十二年这一时间点不应一概否定。“今本”《竹书纪年》载“（宣王）二十二年，王锡王子多父命居洛”，[10]是桓公于周宣王二十二年并非封于郑而是受命居洛。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的性质问题有很大争议，[11]从本文后文的分析也可看出其很多记载确实存在问题，但仍似未可全盘否定。具体到此条记载，王国维先生于其后注明《史记·郑世家》：“宣王立二十二年，初封友于郑”，以表明“今本”《竹书纪年》此条袭自《史记·郑世家》，但二者一为“洛”一为“郑”，区别甚为明显，值得注意。郑桓公可能曾任职于洛邑，这在文献中并非毫无线索，《国语·郑语》言“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12]《史记·郑世家》言“河雒之间，人便思之”，[13]郑桓公与东方的密切联系于此也可得到解释。

“古本”《竹书纪年》与《世本》等早期资料的记载表明郑桓公起初与郑邑无关，郑国并非得名于桓公“初封于郑”，而是源自后来灭郐后所居的“郑父之丘”。以《史记》与“今本”《竹书纪年》经辨析后合观，知郑桓公于周宣王二十二年受命任职于洛邑而并非受封于郑，太史公对此可能理解有误。郑和棫林是与郑国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地名，在辨析清楚郑桓公与郑的纠葛后，需要重点考察郑桓公与棫林之间的关系。

二 郑桓公居棫林考

《左传》记载有东西两个棫林，郑桓公所居之棫林在今河南叶县东北。西棫林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在诸侯伐秦的迁延之役中，“济泾而次……至于棫林”，[14]此棫林在泾水之西当无疑问。东棫林为《左传·襄公十六年》诸侯伐许之役进军过程中驻扎之地，与当时许国的都邑叶（今河南叶县）临近，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七之四《春秋列国都邑表》将之定在叶县东北，[15]学者无异议。裘锡圭先生将穆王时器簋铭文“率有司、师氏奔追袭戎于棫林，搏戎胡”中的棫林定在今河南叶县东北，符合相关器铭所反映出的周与淮夷间的战争形势，正确可从。裘先生进而指出据“古本”《竹书纪年》及臣瓒之说，郑桓公所居的棫林似乎也应该在东方。[16]簋中的棫林为东棫林，说明此棫林之名西周穆王时已有之，不必是两周之际因东迁而将西方地名带至东方；基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提出郑桓公曾居于东棫林这一推想更极具启发性。

郑桓公居于东棫林之说提出后响应者寥，可能有裘先生只是随文附带说明的缘故，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臣瓒之说历来多受质疑，“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差异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不过相关问题目前应该可以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与前引“古本”《竹书纪年》相应的一条“今本”作“（幽王二年）晋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鄫，克之。乃居郑父之丘，是为郑桓公”，[17]二者之间有多处重要区别，包括事件时间与所伐克之地等。[18]学者多基于《史记·郑世家》郑桓公死于骊山之难这一记载，认为是郑桓公之子武公于西周覆灭后东迁灭郐。因此张以仁先生认为“古本”《竹书纪年》所载的晋文侯二年郑桓公的这次“克郐”是胜郐之意而非灭郐。[19]李峰先生加上对“今本”《竹书纪年》的新研究，认为“今本”《竹书纪年》中所克之“鄫”不误，而“古本”《竹书纪年》中所克之“郐”反而是错的，[20]有关分析因颇为融通而为很多学者所接受。

实际上，郑桓公死于骊山之难这一前提并不存在，“古本”《竹书纪年》中的“郐”字亦不误。沈长云先生曾撰文指出郑桓公实未死于幽王之难，先秦古籍并无一处明确言及郑桓公死于幽王之难的文字，首现郑桓公死于幽王之难记载的《史记》很可能是太史公误解《国语·郑语》所致。[21]近年公布的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篇记有郑国早期史事，对于说明郑桓公实未死于骊山之难而是东迁灭郐有重要帮助。[22]现将相关文字移录如下：

昔吾先君桓公后出自周，以车七乘，徒三十人，鼓其腹心，奋其股肱，以协于庸偶，摄胄擐甲，擭戈盾以造勋。战于鱼罗，吾【乃】获、訾，覆车袭，克郐=，如容社之处，亦吾先君之力也。世及吾先君武公，西城伊涧，北就邬、刘，萦轭蔿、邘之国，鲁、卫、蓼、蔡来见。[23]

文中明确言及郑桓公“克郐”，知“古本”《竹书纪年》中的“郐”字并无问题。通过对比郑桓、武二公时期的发展情势，知“克郐”即是灭郐建国而非仅仅是战胜郐国夺其一二城邑。臣瓒所言郑桓公灭郐立国之事确有所据，其中“幽王既败二年”对应着“古本”《竹书纪年》的“晋文侯二年”，后者应为“十二年”而脱一“十”字，[24]郑仅有一次克郐，即桓公于宗周覆灭后灭郐。

前引《郑文公问太伯》篇内容的重要价值尚在于提示将简文中灭郐前的进军路线与郑桓公居棫林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灭郐前，郑桓公“战于鱼罗，吾【乃】获、訾，覆车袭”，“鱼罗”整理者读为“鱼丽”，即《左传·隐公五年》郑国所用的“鱼丽之阵”，[25]但多数学者认为“鱼罗”为地名。尉侯凯先生指出“鱼罗”当读为“鱼陵”，地在今河南省襄城县西南，可读为“氾”，距鱼陵不远。[26]吴良宝先生认为“鱼罗”是不可知的地名，读为“鱼陵”则与郐国的方位相比较为偏南。[27]吴先生如此考虑的出发点是郑桓公从宗周东出的进军路线和“济、洛、河、颍之间”的特定范围，不无道理，但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如郑桓公灭郐与其东出有着两年的间隔。春秋有一訾地见于《左传·成公十三年》：“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学者推定“在今河南新郑县与许昌市之间”。[28]覆车袭，意为遮蔽战车轻装进攻，为地名，[29]简文整理者提到“或说为表二水之间的地名”，则合乎“溱洧之间”。综合可知，郑桓公通过鱼陵之战获得氾、訾等地，取得大胜，进而北进一举灭郐。

郑桓公以鱼陵、氾、訾这样的行军路线由南向北推进直至灭郐，而今河南叶县东北之棫林恰在鱼陵与氾的南方不远处，当为进军的起点。“桓公居棫林，徙拾”，《世本》所记郑桓公由棫林徙至郐地，正与《郑文公问太伯》篇所见郑桓公灭郐之进军路线若合符契。《国语·郑语》中郑桓公特意向史伯问及“谢西之九州，何如”，韦注：“谢，宣王之舅申伯之国，今在南阳”。[30]河南叶县处于交通要冲，是西周时代由郐、许等国南下南阳申、吕等国所需穿越的重要节点。[31]由棫林北进而至郐，南下而至谢，郑桓公在谋划东迁之时心中应已对今河南叶县东北之棫林甚为留意，以之作为灭郐的战略基地并非出于偶然。宗周覆灭后，郑桓公东出，但并非一路杀向东方，此不合于当时的形势，而是暂居于郐、虢等国核心区的南方外围以避乱，并等待时机，继而北进灭郐立国。

三 郑东迁立国始末

据《国语·郑语》等记载，郑桓公采纳史伯建议，利用为王朝司徒之便于周幽王九年至十一年间完成了初步东迁，史载明确，而宗周覆灭至郑桓公灭郐完成东迁之间的一些细节尚有挖掘空间。《郑文公问太伯》篇载郑桓公灭郐是“以车七乘，徒三十人”，可见其所依靠的力量十分弱小。[32]与此相关《国语·郑语》提及“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33]“成周之众”易使人联想起成周之师。西周司徒的一项职掌是带兵出征，[34]但西六师与成周八师各自有着独立的职官设置，[35]因此很难想见在宗周覆灭的危难之际，作为王朝司徒的郑桓公可以一己之力调动成周之师来为自己开疆拓土。郐、虢等君既然敢背叛亦能说明郑桓公实力并不足惧，“成周之众”当非成周之师。史伯指出“当成周者”，南、北、西、东皆“不可入也”，紧接着提出“其济、洛、河、颍之间乎”，[36]可见济、洛、河、颍之间的郐、虢等地是从属于成周的一部分。如此“成周之众”应为郑桓公“寄孥与贿”于东方郐、虢等地时蛰伏下来的族属。

郑桓公以不甚强之力一举灭郐，离不开“诈取”的因素。《韩非子·内储说下》讲述郑桓公使用计谋，致使“（郐君）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37]《公羊传》中有“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38]的说法，《国语·周语中》富辰之语“郐（亡）由叔妘”可与此相应。[39]此处的先郑伯应指郑武公，郑桓公灭郐之时至少已五十余岁，且一直于王室任职，而正值壮年并很可能在郑桓公“寄孥与贿”之时即寄居郐国临近地区的郑武公更具备交好郐君、通叔妘的条件。至郑桓公由郐国等地的南方外围棫林北进攻郐之时，居于核心区的郑武公以此前蛰伏下来的力量与之里应外合，灭郐立国。

总结前文，郑桓公于周宣王二十二年受命任职于洛而非受封于郑。郑桓公于周幽王九年至十一年间利用为王朝司徒的职权之便东寄孥与贿，完成了初步东迁，郑武公及其族属等即于郐等国核心区蛰伏下来。宗周覆灭，郑桓公并未死于骊山之难，也并非由宗周一路杀向东方，而是暂居于今河南叶县东北的棫林作为战略缓冲，于宗周覆灭后二年北进灭郐，完成东迁立国。郑桓公灭郐所依靠的核心力量十分有限，郑桓公与郑武公里应外合，采取智谋是其能成功迅速灭郐的重要原因。郑桓公灭郐后居于附近的“郑父之丘”，郑国即得名于此。郑桓公东迁，不仅成功避过了周王室的内乱与外祸，且使郑国得以立足于东方，成为春秋时期重要的诸侯国。

四 余论

王国维先生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40]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日益成为先秦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出土新材料的情况十分复杂，未可一概而论，单就利用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篇研究郑国东迁史事这一个案而言，亦颇能提供一些有关出土文献运用问题的启示。上博简、清华简等为非科学发掘品，即使经过科学发掘的郭店简等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定位”的问题，尽管这些珍贵的材料极大地推进了相关研究的进展。传世文献以其系统性确立了我们认知上古历史的框架，出土文献只有在其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历史框架也影响着对于出土文献的把握。上古史研究，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读中也要面临“趋同”和“立异”的问题。[41]尽管不同记述因立场不同、“传闻异辞”等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大的差异，但“求真”传统下的史类文献却共同指向着客观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本身。具有独立来源的早期可靠史料《国语·郑语》、“古本”《竹书纪年》与《世本》确立了郑国东迁史事的框架，出土文献《郑文公问太伯》篇印证并激活了旧有的资料，且在其中得到了更好的解读，于此二者相得益彰。古史重构既需要新材料，又需要新认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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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郑世家》：“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1757页。

[2]见《索隐》引《系（世）本》，《史记》，第1758页。

[3]相关研究情况见苏勇《周代郑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第3～10页。

[4]周宏伟：《西周都城诸问题试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1期，第80页；邱奎：《今本〈竹书纪年〉所载西周郑国史地问题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4期，第24～25页。

[5]刘光：《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所见郑国初年史事研究》，《山西档案》2016年第6期；杜勇、王玉亮：《〈左传〉“棫林”考》，《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程浩：《从“逃死”到“扞艰”：新史料所见两周之际的郑国》，《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4期；韩国河、陈康：《郑国东迁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6]郦道元：《水经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第393页。此为据《永乐大典》本影印，戴震改“同”为“周”，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二二据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改作“周宣”，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改作“周厉”。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70页。

[7]《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544页。

[8]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载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九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398页。

[9]沈长云：《郑桓公未死幽王之难考》，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四十三辑，中华书局，1997，第246页；马楠：《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与郑国早期史事》，《文物》2016年第3期，第86页。

[10]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载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259页。

[11]程平山：《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6期。

[12]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第460页。

[13]《史记》，第1757页。

[1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1956页。

[15]顾栋高辑《春秋大事表》，吴树平、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93，第874页。

[16]裘锡圭：《说簋的两个地名——“棫林”和“胡”》，《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38页。

[17]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载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261页。

[18]关于《竹书纪年》此条的辨析详见邵东方《〈水经注〉引〈竹书纪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条考辨》，《竹书纪年研究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第235～281页。

[19]张以仁：《郑国灭郐资料的检讨》，《春秋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第242页。

[20]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文物》2006年第9期，第74～76页。

[21]沈长云：《郑桓公未死幽王之难考》，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四十三辑，第244～247页。

[2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清华六整理报告补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2016年4月16日，程浩先生意见。

[2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西书局，2016，第119页。图版见该书第65～66页。

[24]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第71页。

[25]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第121页。

[26]尉侯凯：《读清华简六札记（五则）》，《出土文献》2017年第1期，第127～128页。

[27]吴良宝：《清华简地名“”、“”小考》，《出土文献》2016年第2期，第178页。

[28]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中华书局，1985，第721页。

[29]徐在国：《清华六〈郑文公问太伯〉札记一则》，简帛网，2016年4月17日。

[30]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第469页。

[31]雷晋豪：《周道：封建时代的官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31～133页。

[32]李学勤：《有关春秋史事的清华简五种综述》，《文物》2016年第3期，第81页。

[33]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第463页。

[34]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2005，第8～9页。

[35]王治国：《金文所见西周王朝官制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第131页。

[36]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第461～462页。

[37]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653页。

[38]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20页。

[39]张以仁：《从郐亡于叔妘说到密须与鄢之亡亦与女祸有关》，《春秋史论集》，第184～187页。

[40]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第2页。

[41]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裘锡圭学术文集·简牍帛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339页。

[42]晁福林：《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