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绊脚石的1980年代[1]
——“收缩的战后体制”下“人的再生产”
【摘要】20世纪80年代，日本太过自负地将当时经济的景气归功于日本的文化优势。在欧美社会为摆脱“二十世纪体系”的束缚而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之时，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家庭主义式的改革再度强化了“二十世纪体系”。这正是日本最终经历“失去的二十年”的原因。进入90年代各方面客观环境虽然发生了变化，日本社会却仍然笼罩在家庭主义制度的束缚下，改革进程举步维艰。此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结构上虽然未发生变化，但规模上日渐收缩，很多人被排除在体系之外，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双重结构”。为应对“长寿革命”这样的人口学变化，日本应将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共同纳入劳动范畴，并将其重新配置妥当，同时应将“二十世纪体系”下全部抛给家庭承担的“人的再生产”交由经济、国家和家庭三方共同分担。不进行以上改革的话，日本社会将难以维持下去。但是这样的转型在日本并不顺利。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家庭主义 “人的再生产” 照料的去家庭化 失去的二十年
1.序章——日本的九十年代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七十年代之间的相似性
如果将日本和欧美发达社会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与70年代的欧美国家在社会状况上基本一致。进入70年代，欧美发达社会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的比例相继超过14%，步入“老龄社会”（aged society）阶段；日本在90年代也随后进入了老龄社会（参见图1）。再来看经济指标，伴随着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尼克松恐慌”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欧美社会战后经历的“高度大众消费社会”“繁荣社会”时代宣告终结。同时期的日本则迅速摆脱了石油危机的影响，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进入80年代，日本经济上的繁荣达到了顶点，在世界上享受着“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4]的赞誉。但是好景不长，日本随后在90年代初期就迎来了经济泡沫的破裂，经济也陷入了长期的停滞。这种变化是发生在日本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中国追赶日本，这样的后发国家经济赶超先发国家的背景之下的。在赶超过程中出现的时间延迟，导致了日本在90年代面对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与欧美国家在70年代基本相同。但是与70年代欧美发达社会为应对变化推进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不同，日本未能利用90年代后期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契机推进改革，致使日本经济至今依然持续低迷（参见图2）。日本和欧美国家之间的差异为何会产生，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最近几年日本经济呈现相对长时段的复苏迹象，是否象征着日本已经摆脱了经济危机状态呢？为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聚焦70年代和90年代夹缝中的80年代，考察当时日本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产生的结果。
2.“二十世纪体系”及其转换
2.1 “二十世纪体系”下的国家、经济与家庭
前文讲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与欧美国家70年代基本相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具体又是什么呢？笔者尝试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化的整理。
进入70年代之后，欧美发达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逐渐为人们所感知。当时也有许多全新的概念，诸如“后工业化社会”“后现代”“服务业经济化”“信息化”“后福特主义”“新风险”“后期现代性”“高度现代性”“第二现代性”“自反性现代化”等概念纷纷出现，用以表述当时剧烈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的起点则是战后欧美发达国家被称为“富饶社会”“大众消费社会”“福特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欧美各国度过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繁荣、安定的时期。
图1 老龄人口比例的推移（65岁以上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 2017。
政治学者大岳秀夫，将1975年以前在各个发达国家持续了约一个世纪的政治、经济体制称为“二十世纪美国式体系”[5]。这一体系诞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前半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顶峰，在1975年前后衰退，最终转换到经济缓慢增长时期。大岳认为，“凯恩斯主义型福利国家”“福特主义型生产模式”“大量消费社会”是该体系的三根支柱。在政治层面上，20世纪美国式体系让全体国民（包括劳动者、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受益于福利政策的扩充，全体国民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庇护之下。同时，国家通过凯恩斯主义型的需求管理政策来规避经济危机、保障全面就业，并实现了政治对经济的管理，以及依靠政策手段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这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确立。在经济层面上，福特主义型的劳资和解体系得以建立；大量生产促使了大量消费社会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6]
图2 GDP增长率的推移
资料来源：OECD Stat。
在已有的讨论中，“二十世纪美国式体系”经常被视为一种生产模式。不过笔者一直强调，该体系同样也是一种（人口）再生产体系。笔者在以往的著作中就曾讲过，这样的体系在“19世纪后期初现轮廓，在20世纪初期逐步确立，到了6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瓦解”。该体系所带有的福特主义型生产模式特征，不仅导致“商业化的影响支配着社会的每一个领域”[7]，而且带来了“‘现代家庭’和‘现代国家’的全盛时期”[8]。具体来说，19世纪仅在中产阶级之中初现端倪的“现代家庭”在20世纪日趋大众化，人人都过着相同形式的家庭生活从理想变成了事实。这样的家庭形式也被称为“二十世纪现代家庭”[9]。
“现代家庭”的具体特征如下：与公共领域相分离的亲密领域中存在“丈夫赚钱养家，妻子当家庭主妇”的性别分工，夫妻养育少数（两三个）子女，家庭成员之间具有强大感情纽带。在这种看上去理所当然的家庭模式之下，每一个社会成员为了建立这样的“现代家庭”，几乎没有人会选择不结婚，也几乎没有人不能结婚，所有人也都要生育子女；同时，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下极少存在丧偶和离婚，夫妻大多会厮守终生、白头终老。20世纪初期，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换已经结束，死亡率和生育率双双低下。这虽说是“二十世纪现代家庭”成立的条件之一，但这并不充分。“二十世纪现代家庭”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中，凯恩斯主义政策和福特主义劳资和解体系所带来的全面就业，以及保障男性劳动者退休生活的年金制度等经济和政治上的制度设计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家庭还需要承担照顾家中男性劳动力和下一代的劳动力（也就是抚养孩子），并将他们输送给公共领域的功能。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描述的话，这个过程可以被称作“劳动力的再生产”。如此一来，由家庭、经济和国家组成的三位一体的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因此，笔者在大岳提出的“三根支柱”基础上，加入“丈夫赚钱养家，妻子当家庭主妇型的现代家庭”作为另一根支柱，并将20世纪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表述为
①凯恩斯主义型福利国家。
②福特主义型生产模式和大量消费社会。
③丈夫赚钱养家，妻子当家庭主妇型的现代家庭。
并谓之为国家、经济、家庭三位一体的结构。大岳认为该体系起源于美国，故而将其命名为“美国式体系”[10]。实际上欧洲和日本都曾建立过这样的社会体系，因此笔者将其改称为“二十世纪体系”。“二十世纪体系”可以被认为是20世纪，更精确地讲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至70年代，各个发达国家的国家—经济—家庭的形态，也可以说是当时发达国家的社会系统。
2.2 “二十世纪体系”的转型与长寿革命
“二十世纪体系”在诞生之初和寿终正寝，都伴随着重要的社会现象发生。首先是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经常被分为两波，第一波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波则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如此区分的话，“二十世纪体系”正好被夹在两波女性主义运动的中间。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各种相互矛盾的社会规范也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被社会运动中各方作为支持自身观点的依据使用。在竞争过程中，一旦某种社会规范占据了优势，社会运动也随即失去力量，那些不能接受该规范的人就被简单地贴上越轨者的标签了。而社会变动再次勃兴之际，新的社会运动也随之再次涌动。“丈夫赚钱养家，妻子当家庭主妇”的性别分工，作为一种极具特性的性别规范，成为“二十世纪体系”的构成要素。因此，“二十世纪体系”在诞生和消亡之际，性别问题都是当时社会争论的核心问题。
当时另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人口转换。人口第一次转换时期，生育率和死亡率从双高向双低变化，总和生育率收缩到2左右。欧美发达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完成这次转换之后，人口生育率在60年代末开始再次下降。此次下降还伴随着结婚率的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欧美国家的人口再次迎来新一轮剧变。这次转换被称为第二次人口转换。[11]从人口学特征归纳的话，“二十世纪体系”也可以说是在两次人口转换之间诞生和消亡的。如前文所述，没有第一次人口转换，现代家庭就不会实现大众化，并最终形成“二十世纪现代家庭”这样的模式。而之后发生第二次人口转换，则从根基上瓦解了“二十世纪现代家庭”。第二次人口转换发生时，婚姻不再是所有人的必然选择，不生育子女的夫妇和非婚生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二十世纪现代家庭”形成的男女皆会结婚，婚后生育两三个子女，并最终白头偕老的婚姻家庭模式，实现了“再生产的平等主义”[12]。但是第二次人口转换发生之后，结婚和生育机会的不平等卷土重来。伴随着全面就业体系的崩溃、雇佣的日趋流动化，人与人之间经济差距整体上呈扩大趋势。虽然有的人自己主动放弃了安定的职位，但高流动性、不安定的职业则是更多人的无奈之选。第二次人口转换后出现的婚育机会的不平等与这些政治、经济状况变化紧密关联。
至今为止关于“二十世纪体系”转换原因的种种观点之中竟不乏切中要害者。例如以艾斯平-安德森为代表的多位学者就曾指出，“女性就业的增加”与其说是“二十世纪体系”转换的原因，不如说是转换带来的结果。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变化，也理应具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动因。笔者认为，发达国家在20世纪经历了繁荣之后逐渐老龄化，而且这些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可以被认为是引发这些变化的根本性原因。
人口老龄化既是第一次人口转换的结果，在第二次人口转换后则更加严重。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老龄人口的增加，还体现在该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整体性变化上。劳动人口的减少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收缩相伴而生，这一变化也给经济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13]，以及20世纪80年代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都得益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大量供给。人口老龄化给经济造成的影响则与此截然相反。促使经济增长的因素通常可以被分解为劳动力的增加、资本的增加以及无法用劳动力和资本解释的技术进步等全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升这三个要素。图3显示了70年代以来各要素对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的贡献程度。可以看到，劳动力要素在七八十年代的贡献率保持在1%左右，而在90年代日本步入老龄社会之后转为负值（参见图3）[14]。换言之，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对日本经济的作用效果由原来的“人口红利”转变成“人口负债”。
图3 实际经济增长率中各因素贡献率的分解（厚生劳动省，2013）
资料来源：转引自厚生劳动省劳动政策担当参事官室基于（独立法人）产业经济研究所《日本产业生产性（JIP）数据库2012》制作的图表。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发达国家发展的结果，它不仅会通过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拉低经济增速，还会通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削弱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因此，70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经受着石油危机和尼克松恐慌的打击，另一方面在社会结构上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打击之下，各国经济都难以迅速重回增长轨道。70年代的日本社会还十分年轻，在欧美国家哀鸿遍野之时，独自讴歌着摆脱危机、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事迹。不过到了20年后，当时席卷欧美国家的问题同样未能放过日本。
当人们一听到人口老龄化这个词，脑中总会浮现出一种负面的印象。实际上，人口老龄化作为第一次人口转换的结果，是每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其实反而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时期，社会成功降低了婴幼儿死亡率，几乎每个人在出生后都能够长大成人，直到迎来老年生活。人类千百年来的长寿梦终于得以实现。如果人口转换真的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老龄社会甚至超老龄社会终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形态。那么“现代化”其实可能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社会在经历过经济和人口增长后又迎来经济的减速，最终进入一种安定、常态的社会阶段。笔者曾提出，应该将这样全球规模的社会变动视为一种再生产过程，或者一般人所谓“长寿革命”，而不是视为一种生产过程。[15]如何构建一个能够适应“长寿革命”时代需求的社会体系，不仅是我们当前需要回答好的问题，更是拷问全人类历史的重要课题。
2.3 囊括“人的再生产”的“社会系统”
上节中笔者讨论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但是，笔者也强调过“二十世纪体系”不仅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且是一种再生产体系。无论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负债”，两种状态都影响着能够投入再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力数量。再生产劳动的核心，是对儿童、老年人及其他成年人的日常照顾（也被称为照料）。代际人口比例左右着再生产劳动的状况。如果将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视作照料工作的主要提供者，那么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越高，全社会的照料负担就越轻；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越低，全社会的照料负担就越重，全社会的再生产能力也越低。从各个家庭的角度看，成年的兄弟姐妹越多，兄弟姐妹之间就越容易分担照顾父母的责任，也能在照顾子女方面互相帮助。相反，如果没有兄弟姐妹，这样的互助也就无法实现。[16]在国家、经济、家庭三位一体的“二十世纪体系”结构下，“人的再生产”完全交给现代家庭独自承担。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模式只有在劳动年龄人口维持相当高的比例，家庭具有较高的再生产能力时才能得以维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二十世纪体系”一旦开始动摇，这种模式就变得难以持续了。照顾父母的子女数减少，以及从前能够互相帮忙照看孩子的兄弟姐妹的消失，家庭承担的照顾负担变得越发沉重。为补充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缩减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很多女性被迫离开家庭进入劳动市场，这也是导致家庭再生产能力进一步降低的原因之一。而且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衰退不仅推高了青年人的失业率，还导致了不稳定工作岗位比例的增加。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组建家庭都变得十分困难。如此一来，游离于家庭之外的人逐渐增多，家庭的形态也日趋多样化。从现实角度看，现代家庭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作为全社会共同的家庭形态，被视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了。这些现象也衍生出晚婚化、终身未婚率的上升、极低生育率等再生产危机，以及全社会的人口减少，人们饱受生活崩溃带来的折磨等问题。我们在重新建构社会系统时，如果不能将再生产的成本交给经济、国家和家庭共同分担，不能将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一起纳入劳动范畴，并将其重新配置妥当的话，我们的社会将难以维持下去。
女性主义经济学主张扩展“经济”概念，将再生产也纳入经济范畴之中。西尔维·沃尔拜（Sylvia Walby）将经济定义为“一种与财货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有关的关系、制度、过程系统。这些财货和服务维持着人们的生活”[17]。沃尔拜的观点回归到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将“人的创造”（=再生产）视为经济的终极目标。[18]因此，我们不应将再生产同经济割裂开，并将其完全抛给家庭承担，而应将其与生产一起纳入广义的“经济”这个整体，使之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得到可视化运作。当“二十世纪体系”中经济和家庭这两部分结合起来后，国家这个角色也要登场了。国家的职责并不局限在通过建设保育院等方式提供再生产相关的社会服务，更需要在制度改革和落实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重新建构社会体系以适应新的社会状况。沃尔拜也补充道：“经济这个概念不应局限于市场化的活动，还应当扩展到家务劳动、国家提供的福利等方面。”[19]如此重新定义过的“经济”概念，几乎与福利国家研究中发展出来的“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e）这个扩展性概念完全重合。[20]“二十世纪体系”概念在使用中具有“包括国家、经济、家庭在内的全社会体系”这样一层含义。因此，20世纪发达国家“（广义的）经济”“福利体制”也可以用“二十世纪体系”这个概念进行替换。
本文的后半部分着眼于制度改革，考察“二十世纪体系”转换后新建构起来的“社会系统”（或者说是广义经济或福利体制）的特征。这部分将特别关注被先前“狭义经济”视角所忽视的再生产部分，探究日本如何在新形势下构建了能够适应长寿革命的社会；如果这样的建构未能推进，又是遇到了怎样的阻碍。本文关注的虽然是日本的问题，但如果不与其他社会进行比较是不可能全面分析这个社会的。因此，本文将日本、欧美以及其他亚洲社会放在一起，通过比较考察日本社会在80年代经历了什么，80年代的变化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3.转型时期的选择——制度改革的歧路
3.1 欧美国家中再生产过程的去家庭化
艾斯平-安德森曾指出，“现代福利国家最初都是建立在家庭主义这个前提之上的”[21]。这里的“家庭主义”是指建立在“家庭对其成员的福利负有最大责任”这一理念上的福利体制。[22]“战后的社会政策是以丈夫赚钱养家、妻子当家庭主妇型的家庭性别分工作为前提。直到最近，福利国家一直过于侧重维持收入（现金给付），给予儿童的社会服务和需要照料的老人的社会服务在供给上却很不完备。社会服务供给的不完备又与家庭主义这个前提紧密相关。”[23]用本文的术语转述艾斯平-安德森以上观点的话，可以理解为“二十世纪体系”下的社会政策被特化成专为男性劳动者在失业时提供收入保障的制度，而其他家庭成员的福利（well-being）则全部交给家庭来负担。
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样的社会政策开始发生改变。根据艾斯平-安德森的观点，随着北欧各国女性雇佣比例的激增，国家越来越重视为家庭提供社会服务。北美、英国虽然没有像北欧那样增加社会服务的供给，但也通过减免家庭税收来促进市场发展。这段时间，比利时和法国的婴幼儿保育服务也日渐成熟。[24]总之，有的国家通过增加社会服务供给，有的国家通过扶植市场，虽然方向有所不同，多数欧美国家在推进照料劳动的去家庭化。[25]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去家庭化”其实是一个内化于经济和国家构成的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
上文中笔者讲到女性雇佣的增加并非时代变化的原因，反而是时代变化的结果。如同解释离婚率上升一样，追问其原因时我们会遇到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将离婚的增加视为具有自由价值观的主体的主动选择，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离婚率升高是个人受制于经济因素等客观条件的无奈之举。第二次人口转换理论的拥护者通常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归因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普及化。[26]但这样的现象仅见于人口转换初期，70年代以后，导致女性雇佣规模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则是经济上的困窘。70年代发生的离婚和女性劳动带来的生育率下降，以及同居和非婚生子女的增加，主要也是经济困窘造成的结果。欧洲的一些研究发现高学历女性更容易离婚，这样基于价值学说的假说仅仅在早期得到验证，其解释力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弱化的倾向。[27]很多其他的研究纷纷发现，如果为家庭政策投入更多的公共支出，将越有利于消除夫妻之间因经济问题产生的摩擦，从而降低那些低学历阶层的离婚率。[28]这些发现直接批驳了“福利国家会让离婚变得更加容易”这样的庸俗论调。从结果来看，70年代以后欧美国家家庭发生的变化，主要是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带来的结果，而且这样的变化能够通过福利国家的政策介入加以缓和。总之，在“二十世纪体系”转型时期，家庭、经济和国家的种种变化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发生的。
单纯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变化的影响，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价值观因素并不重要的错觉。笔者认为在决定制度的改革方向时，价值观因素确实发挥了重要的力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公民权运动、对抗文化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反歧视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在欧美各国如火如荼地展开，许多全新的价值观念争相涌现。不婚、单身母亲、双职工等被旧有价值观视为“失败”、越轨等的生活形式，在这些新兴的价值观下转而得到了正面评价。当时的社会运动也推动了那些以个人化、承认家庭形态的多样性、性别平等这些新价值观为基础的制度建构。[29]那些大力支持和着力推进贝克所主张的“制度化的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30]及女性主义者们一直主张的“照料的社会化”的人，她们/他们在青春时代经受过新社会运动和新价值观的洗礼，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中坚一代。她们/他们是这次变化的先导者，正是由她们/他们主导的这些理念，才能为那些无奈选择了非主流生活形式的人创造一个容易生活的社会体系。
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关于欧美国家家庭政策多样性的研究。[31]这些研究中引用率较高的包括莱特纳的研究。莱特纳将育儿假等保障公民的时间权利（time rights），以及为家中承担照料劳动的成员提供现金给付等政策称为“家庭化政策”；将提供公共照料服务，以及为照料市场提供公共补助金等政策称为“去家庭化政策”。如果某个国家或地区前者较优厚、后者较薄弱，莱特纳则将其称作“积极的家庭主义”（explicit familialism）；如果前者较薄弱、后者较优厚，则称为“去家庭主义”（de-familialism）；如果两者都很薄弱称为“消极的家庭主义”（implicit familialism）；两者都很优厚则称作“自主选择的家庭主义”（optional familialism）[32]。使人们能够“退出家庭”（exit out of family）[33]的家庭政策不仅限于去家庭化政策一种类型，还包括保障个人有权自己承担照料劳动的家庭化政策。
图4 照料的去家庭化和家庭化
资料来源：Ochiai，2017。
但是笔者对莱特纳的概念区分并不满意。莱特纳所谓“家庭化”政策，是通过国家为承担照料劳动的家庭承担相应的费用，或是通过制度保障家庭进行照料的时间等方式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家庭化”政策可以被视为一种将再生产的成本“去家庭化”的政策模式。笔者提议以“照料服务的去家庭化”为横轴、以“照料费用的去家庭化”为纵轴建立一个坐标系，将“家庭主义”“去家庭主义”，以及二者的混合形态“自由主义型家庭主义”“受支援型家庭主义”（莱特纳称之为“积极的家庭主义”）四种类型放在同一个坐标系中加以区别（参见图4）[34]。保育所等公共照料服务的经费来源中有相当比例的政府财政补助，其在服务和费用上具有去家庭化的特征，因此可以归类为“去家庭主义”。北欧是“去家庭主义”类型的典型案例。“自由主义型家庭主义”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其特征是“照料的市场化”，即家庭虽能从市场上购买照料服务，但服务产生的费用则需要家庭自己负担。“受支援型家庭主义”是指家庭虽然承担照料工作，但是家庭成员的照料劳动能从国家得到相应的补贴。这样的政策模式在芬兰、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与“去家庭主义”政策一同被使用。第三象限的“家庭主义”在定义上与莱特纳的“家庭主义”有所区别，是指家庭承担照料劳动却又不会得到相应的公共补贴。在西欧、北欧、北美等地，各个国家以及各个经济领域采用的政策模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均采用了除“家庭主义”模式以外的三种模式分担着再生产劳动。而南欧、东欧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社会，“家庭主义”的政策模式的特征依旧十分明显。[35]
3.2 家庭主义在日本的再制度化
那么日本是如何经历“二十世纪体系”转型的呢？如果把日本和欧美各国的第二次人口转换过程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出生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晚婚化是日本和欧美的共同特征。日本的第二次人口转换晚于北欧、西欧国家数年，与南欧国家相同，在70年代才初现端倪。仔细观察日本的各项人口指标，可以发现日本的出生率下降剧烈，甚至下降到德语圈及南欧等所谓“超低生育率”国家的水平。但是，欧洲在第二次人口转换期间表现出的非婚同居率、非婚生育率的上升等现象在日本却并不明显。换句话说，结婚作为男女共同生活和生育子女的前提的婚姻制度，其根基在日本并未发生动摇。[36]另一个与欧美各国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是，70年代之后日本的社会性别分工变化缓慢，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未大幅提高，分年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M形曲线也并未消失。2017年公布的世界性别差距排名中，日本在144个国家中排名第114位，更新了历史最低纪录。[37]那么这半个世纪中日本又做了些什么呢？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实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应对社会结构转型。反观同时期的日本，80年代的中曾根内阁[38]时期，以及宣告战后自民党单独执政时代终结的90年代，日本政府都曾将“家庭”和“女性”问题作为重要议题提上议事日程，不过这两个时期的政策内容形成了鲜明对比。[39]
中曾根内阁继承了大平内阁[40]时期提出的建设“日本型福利社会”的政策方向，明确提出要从与欧洲型福利国家不同的方向建设日本的福利制度。中曾根内阁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其背景包括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当时的国际因素，主要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7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停滞主要归罪于福利国家的过度扩张。20世纪70年代，当时欧美国家面临的经济不振、福利国家的负担沉重等催生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均与日本无缘，当时的经济状况完全能够支持日本建立同欧洲比肩的福利国家。尽管如此，中曾根内阁还是采用了与英美新自由主义相同的论调，在日本尚未建立福利国家之时就转而对其加以抑制。最终日本经济从富裕转向泡沫，最终化为泡影。另外，国内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对经济状况的乐观判断催生了“无须进行改革”的论调。当时日本既然已经预测到人口的减少将抑制经济发展，有必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出应对方案。但是当时日本最终又为何做出无须进行改革的判断呢？这个问题又与当时另一个国内因素相关联，即当时日本自负地认为是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带来了经济上的成功。这种自负产生的背景，可以归因为将日本社会与欧美社会的差异视为日本民族性这样的“自我东方主义”（self-orientalism）[41]（酒井直树称之为“逆向东方主义”）观点的泛滥。当时的政治家们很难抗拒一种冲动，那种想要停止追赶欧美各国的政策，转而实行日本独特的政策，甚至是必须实行日本独特的政策的冲动。当时风靡全球的文化主义日本研究[42]，以及在日本国内与之交相呼应的日本社会论[43]都是这种冲动背后的主要推手。
中曾根内阁最终为那些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的主妇们确立了年金权利（第三号被保险人），通过制度强化了丈夫赚钱养家、妻子当家庭主妇的现代家庭制度。与欧美各国实行的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以双职工家庭为特征的“制度化的个人主义”[44]相比，日本当时实行的是“家庭主义的改革”，即具有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性别分工的制度化等特征的“制度化的家庭主义”（institutionalized familialism）改革。[45]
需要强调的是，丈夫赚钱养家、妻子当家庭主妇的家庭形态并非中曾根首相所谓日本传统。日本的传统家庭属于东南亚型家庭，其以男女共同参加劳动为特征。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明治时代曾经极高，就像现在的瑞典一样。此后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逐渐降低，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仍然高于欧美国家。[46]直到战后，日本才在欧美国家的影响下变成以丈夫赚钱养家、妻子当家庭主妇的家庭形态为主导的社会。这种家庭形态在70年代达到顶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日本建立性别分工的现代家庭在时间上晚于欧美各国，但现代家庭在日本的制度化却是发生在欧美国家中其地位开始动摇之际。[47]不只是中曾根首相，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将丈夫赚钱养家、妻子当家庭主妇的家庭形态误认为是日本传统。这导致了当时日本误将作为“二十世纪体系”全球化结果的现代家庭视为日本的独特性，从而使日本的政策方向与70年代以后欧美社会的个人化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发生这种倒错的原因，正是“自我东方主义”观念。这种“现代的传统化”现象，在东亚范围内也是一种常见的知识地政学现象。[48]
与80年代不同，90年代日本的政策方向与欧美各国基本一致。桥本龙太郎首相作为90年代改革的核心推动者实施了“天使计划”[49]和“新黄金计划”[50]、“介护保险”[51]等制度，并在国会发言中明确提出“从‘家庭为单位’向‘个人为单位’的福利制度”（1997年）、“让男性和女性都能过上兼顾工作和家庭的生活”（1997年）。桥本首相曾在“日本型福利社会”的创始人大平首相执政时期任厚生大臣[52]，当时也曾支持过家庭主义的福利制度。但是日本社会随后出现了生育率出人意料下滑的现象，养老问题越发严峻。桥本首相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化，他在1996年的国会答辩中痛陈“家庭功能急需社会在背后的支撑”。[53]除了客观条件的变化，女性主义研究者、厚生劳动省中持女性主义观点的女性官僚、“创建更好的老龄社会的女性会”[54]等女性社会运动等所谓“天鹅绒三角形”的影响力也十分强大。[55]但是，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致使桥本内阁下台，本次改革尚未完成又再次迎来了倒退。
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政策改革和国内情况变化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也充满讽刺意味。当时的经济情况足以使日本建立与欧洲比肩的福利国家，并通过制度变革摆脱“二十世纪体系”的束缚。但事与愿违，当时日本国内并不具备能刺激改革发生的危机意识。经济的乐观情绪导致了日本对自身文化优势的过度自负，这导致了日本的改革方向与同时期欧美社会为摆脱“二十世纪体系”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方向相背，通过错误的改革再度强化了“二十世纪体系”。到了90年代，日本最终没能幸免老龄化问题和经济萧条的结局，只得开始认真尝试进行结构改革。这次改革虽然收获一定成效，但仍难竟全功。
80年代的改革中固定下来的家庭主义制度，在90年代也成为日本当时面临的除经济危机以外的另一个阻力。总之，在80年代欧美各国艰难摸索改革道路之时，日本却在短暂繁荣的间隙以制度形式强化了“二十世纪体系”。这成为后来改革的阻力，把日本推向了“失去的二十年”。
4.现在的日本社会——家庭主义式改革的结果
4.1 战后体制的收缩
日本独特的社会改革在时间轴上滞后于欧美各国20年发生。日本独特的改革又给后来的日本社会带来了些什么呢？现在的日本能否看到后“二十世纪体系”的特征呢？
首先，80年代是日本雇佣制度方面独特性得到固化的划时代的时间点。人们通常认为，日本能够挺过70年代经济危机需要归功于就业的稳定得以很好地维持。但当时得到维持的仅仅是男性的就业。80年代的日本迫于废除性别歧视的相关国际条约的压力，不得不修订相关劳动法律，并确立了女性的年金权利。日本在应对国际上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呼声时，却巧妙地维持了性别分工体系。1985年日本虽然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但是其后又在雇佣管理上玩弄“综合职”和“一般职”这样的文字游戏，实际上维持了就业中的男女分别管理的模式。1985年制定《劳动者派遣法》时，日本也只是开放了翻译、秘书、办公用机械操作师、乘务员等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的职种，仅吸引那些具有较高工作技能的女性。同样在1985年，日本以确立女性年金权利为理由，规定年收入130万日元以下的已婚者可以作为配偶的“被抚养者”，成为配偶年金保险的“第三号被保险人”享受基础年金[56]的保障。日本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原则上虽然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家庭为单位”这一特征却得到了强化。日本的“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史无前例地给予无业或低收入的配偶以极其优厚的保障，同时在“派遣法”的实施和非全职工作（part-time）不断增加的共同作用下，大量女性成为非正规劳动者。[57]1987年，30岁后半期至40岁的女性中半数左右成了非正式劳动者（参见图5）。可以这样说，随着1985年一系列法律的实施和修订，日本女性可以分为“主妇”、“职业女性”和“非全职·派遣女性”三种类型，笔者称之为“性别的八五年体制”。在公司男性职员的“主妇”妻子、同男性一样劳动的“职业女性”、成为高流动性的边缘劳动力的“非全职·派遣女性”三种女性的共同支撑下，日本企业的经营得以延续。因此“性别的八五年体制”实际上也是日本社会的八五年体制。
图5 分年龄非正规职员·从业者比例（上：女性；下：男性）
资料来源：总务省统计局《就业构造基本调查》。
90年代的改革半途而废，进入21世纪的日本，就业状况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图5所示，1997年至2007年的十年之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都显著上升。女性在各个年龄段上非正规劳动者都有所增加。与此相对，男性非正规劳动者比例仅是在30岁以下和6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上有所增加，30岁至60岁的男性中非正规劳动者比例均低于10%。正像“新时代的日本型经营”[58]这种说法所象征的那样，正式雇佣的正社员在人数上虽然减少，但依然在职场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且其性别绝大多数为男性。规模逐渐扩大的边缘劳动力则主要由女性、一部分青年男性和老年男性构成。边缘劳动力虽然是职场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出现了“非全职工作者（part-timer）基干化”的现象，但是这部分劳动者仍然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59]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设计时仅考虑以正式劳动者为对象，故而难以应对现实的变化。不过正规劳动者的处境也并非安泰。正规劳动者作为企业的核心劳动力，加班和精神健康问题更加多发[60]，经常被媒体追问的过劳死问题也仅是冰山一角。
劳动者的非正规化和高流动性固然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但日本就业状况的变化也显现出独自的特征。具体来说，日本型经营模式中，核心劳动者的规模虽然出现了萎缩，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如同日本企业仍然由“企业工会”[61]和经营者共同苦苦支撑着一样，“新时代的日本型经营”被固定化也成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如果劳动者已经全面流动化了的话，理应需要在制度上设计“多样的正社员”加以应对。[62]当然也有缩短劳动时间、实行工作分享（work sharing）等应对方式，但是正社员并不希望这样。因此，如今还生活在“二十世纪体系”之下的公司男性职员和他们的“主妇”妻子，以及那些被“二十世纪体系”排除在外的边缘化劳动者形成了一种宛如封建身份制度的关系，这样的不平等关系可以被称作日本社会的“新双重结构”[63]。
诸多调查结果也证实了日本家庭同样出现了“双重结构”。稻叶昭英使用日本家庭社会学会实施的全国家庭调查（1998，2003，2008）数据对日本家庭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稻叶发现，10年间由夫妻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中，母亲的就业状况、丈夫分担的家务劳动量，以及育儿劳动的夫妻分担比例、婚姻的满足度等指标并未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对于这个阶层的家庭，战后体制下的家庭成员性别分工仍然得以维持。另外，与这种“初婚持续型”的标准家庭不同的家庭形态，诸如单亲妈妈、无配偶子女与父亲或母亲一方同住、离婚或再婚等形态在持续增加。[64]这样的家庭更容易让子女教育陷入更为不利的状况。[65]家庭形态之间的不平等越发明显，致使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媒体上已经销声匿迹的“完美的主妇”形象，在21世纪初的媒体上再度复活。[66]日本社会仿佛回到了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主妇成了一种众人憧憬的身份。
社会政策本应承担修正市场衍生问题的功能。但最近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即日本的社会政策不仅未能发挥好这样的功能，反而引发了“反功能”。[67]比较社会政策对于不同家庭类型的影响效果，可以发现社会政策不仅未能减少双职工家庭，以及父亲或母亲工作的单亲家庭的贫困，反而加剧了这两类家庭贫困的发生。[68]与此相对，社会政策却降低了丈夫赚钱养家（即夫妻中一人工作）家庭的贫困率。究其原因，日本的生活保障体系依然是“二十世纪体系”下的家庭，即“丈夫作为正社员赚钱养家”的标准家庭模式提供保障。如果选择了非正规劳动、双职工家庭、单亲家庭等非标准的家庭模式，人们不仅享受不到现行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恩惠，甚至会遭到处罚。90年代欧美各国推崇的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制度也可以被称作制度化的个人主义，这样的社会制度能够包容多元化的家庭模式，个人的人生历程也更加灵活化。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制度力图不使任何人被制度排除在外，让社会也容纳非标准化的家庭生存。这样的社会制度在保障的范围上与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参见图6）。
图6 两种制度类型及其涵盖范围
“二十世纪体系”在日本的语境下也可以被称作“战后体制”。日本在80年代实行的家庭主义式改革是一种将“战后体制”固定化，退步的制度改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十世纪体系/战后体制”被原原本本地继承下来了。过去的体系虽在结构上没有发生改变，但其涵盖的范围比以前缩小了，导致大量的人被阻挡在这个体系之外。日本仿佛又倒退回了近代，人们感受到封建身份制度般的不平等。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家庭领域，“战后体制”规模虽然缩小，但依然存在着。国家的制度也在收缩，其保护体系仅能涉及“战后体制”内部的人们，却无法顾及体系外部的人员。80年代日本的家庭主义式改革并非朝着建立起后“二十世纪体系”的方向迈进，而是将“二十世纪体系”固定了下来。这样的改革如魔咒一样，仍然束缚着21世纪的日本社会。
4.2 “人的再生产”的可持续性
为了应对“长寿革命”的人口学变化，日本有必要对“二十世纪体系”做出改变。但是，日本果断地实行了将“二十世纪体系”固定化的制度改革，保留和收缩了原有的体系，对那些被排除在体系之外的人们弃之不顾。这样的社会能否仅靠自身力量进行再生产，使体系得以持续？当前日本的“人的再生产”的现状又是如何呢？
上文中讲到，70年代以来欧美福利国家改革的特征就是政策不再仅限于保障收入，而是将再生产成本的分担以及社会服务的供给也纳入政策范围之中。在这样的体系下，“二十世纪体系”时代被外包给家庭的照料服务也开始由国家参与分担了。
人们经常提到照料服务的公共负担化在日本进展较慢，但这样的论断未必适用于保育服务领域。1948年《儿童福利法》实行之初共有13.5万儿童进入保育所，六七十年代这个数字一直在稳步增长，到了80年代约有200万名儿童享受保育服务（参见图7）。但80年代以后这个数字反而逐年递减，与欧美各国的照料服务的去家庭化趋势形成鲜明对比。1985年以前，《厚生白皮书》连续二十余年一直强调女性就业的增加和保育所数量的不足；但从1985年开始，《厚生白皮书》强调“从全国来看保育所数量基本充足”。即使考虑到70年代后日本的出生率下降、各年龄段儿童人数减少这个客观事实，女性就业人数增加带来的保育所需求上升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因此，不得不令人怀疑《厚生白皮书》对保育所需求判断的准确性。而且，日本的保育所大多集中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集中的地区，保育所数量存在极端的地区间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也是一直困扰厚生劳动省的问题之一。80年代以后，都市地区的保育所短缺问题日渐严重。这正是80年代的社会政策退步带来的恶果在保育问题上的表现。此前不久，《厚生白皮书》还讨论了是否应该通过增设保育所、实行育儿假等政策手段让母亲能够亲自养育子女。
图7 保育所入托儿童人数的推移
资料来源：《厚生白皮书》《厚生劳动白皮书》。
20世纪90年代到千禧年的第一个十年，颇具改革精神的桥本内阁和宣言要“消灭待机儿童”[69]的小泉内阁相继上台，保育所的入托儿童人数再次由降转升。即便如此，保育所的增加速度仍然赶不上需求的暴增。70年代欧美国家经历过的经济不景气和社会结构变化在90年代以后的日本再度上演，双职工家庭数量急剧增加。但是由于财政负担的增加，以及日本社会在家庭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上缺乏共识[70]，日本未能及时应对这些变化。保育所仍然仅仅是为那些“缺乏（家庭）保育”的孩子设置的。即便是为了配合“儿童·育儿支援新制度”的实施，2015年度实行的《儿童·育儿支援法》中仍然明确强调“在育儿中，父母或其他的监护人负有最重要的责任”这一理念。总之，理应建立在“孩子是全社会的财产”这一理念上的保育所制度，实际上却强化了“育儿是家庭责任”的社会规范，反而成为阻碍育儿社会化的因素。[71]
养老护理的去家庭化进程在日本则十分迅速。养老护理的去家庭化经过1989年“黄金计划”和1994年的“新黄金计划”，最终在2000年以“介护保险”的形式确定下来。然而，“介护保险”的适用范围还是以家庭照料服务为中心，利用机构护理的条件则较为苛刻。在法律中，“介护保险”未对家中有无照料服务提供者作要求，从而将家庭从照料责任中解放出来，但“在制度设计上居家照料制度实际上搭了家人照料的便车”[72]。2005年《介护保险法》修订之时，日本政府为了抑制财政支出的扩大，大幅削减了对照料需求程度较低的老人的生活援助。藤崎宏子将这一趋势称为“介护的再次家庭化”[73]。
那么，照料政策之中家庭究竟被要求承担了怎样的责任呢？在设立“介护保险”制度之时，围绕是否应该为家庭照料提供现金给付这个问题就出现过很大争议。当时不乏反对声音，有人担忧仅通过少量现金补助恐怕就会使性别分工固化下来。结果除了特殊情况外，大部分计划给付家庭的现金补助最终又没能实现。给予家庭现金补助的政策在国外屡见不鲜。很多国家，即便父母养育自己的孩子也能得到相应的现金补助。日本虽然设有儿童津贴制度，但自1972年实施以来补贴金额一直较低。21世纪初期日本国内甚至出现了废除儿童津贴的呼声，但很快日本政府又将其作为应对少子化的对策之一提高了给付标准。该制度在民主党政权[74]时期曾更名为“子女津贴”[75]，其后又改回儿童津贴。总之，图4所示“受支援型家庭主义”在日本长期较为薄弱，儿童保育领域的受支援型家庭主义政策也只是刚刚迈出第一步。
在家庭政策方面，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通常都只是强调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家庭的支持则少之又少。在中国和新加坡，子女赡养老人甚至被作为公民义务列入法条。这样的“义务型家庭主义”和欧美国家的“积极的家庭主义”虽有相似处，但绝不能够相互混同。后者如上文提到的“受支援型家庭主义”那样，是具有国家支持这个重要特征的。诚然，近些年日本逐渐实施了子女津贴（2010年）以及增加儿童津贴额度（2007年、2012年等）等政策，韩国也开始实行“介护保险”制度，为家中承担照料劳动的成员支付报酬（2008年实行），并设立了“儿童养育补贴”（2013年修订）制度。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亚洲各国也开始逐渐从过去的“义务型家庭主义”向“受支援型家庭主义”过渡。
这些年，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在实施或计划实施“去家庭主义”的社会政策。韩国的“保育费支援制度”（2013年）规定，家中有0～2岁儿童的家庭都能够免费利用机构保育服务。日本的安倍内阁如果能够信守竞选时的诺言，实现幼儿保育服务无偿化[76]，日本3～5岁的儿童也能像韩国的孩子们一样享受政策的实惠。而且韩国（2008年）紧随日本（2000年）实施了“介护保险”之后，居家照料中聘请护工（care worker；在日本称为home helper）的费用也可以受到“介护保险”补助。尽管补助对象并非机构照料，但是也可以划分为图4中的“去家庭主义”的政策类型。韩国和新加坡虽同在居家照料中聘请护工，但是新加坡并不为家庭照料提供公共补助，属于“自由主义型家庭主义”，韩国则是形成了一种欧洲型的“准市场”。
图8（1） 日本的人口动态
图8（2） 法国的人口动态
图8（3） 德国的人口动态
图9～图11资料来源：OECD Stat。
那么，日本当前的社会体系之中，“人的再生产”能够得以持续吗？图8（1）呈现了日本的粗生育率（crude fertility rate）、粗死亡率（crude fertility rate）、表示二者差值的自然增长率（natural increase rate），以及净迁入率（net migration rate）四项指标。2006年以来，日本的人口自然率开始转为负值。由于从“二十世纪体系”转型的脚步停滞，日本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能力已不足以维持现有人口数量。为了方便比较，图8（2）呈现了以上四项人口指标在法国的变化。如图所示，法国的生育率很高，而且自然增长率保持为正。法国的去家庭化政策的发达程度是足以与北欧各国比肩的。图8（3）展示的是德国的人口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低生育率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曾转为负数。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人口净迁入率为正，也就是说德国是一个移民净流入国家，本国出生的人口不足以维持现阶段人口规模，那么移民自然就成为不可或缺的资源。反观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已经连续十年为负，但人口净流入率仍然在0上下浮动。本文虽然没有涉及移民（人口的国际迁移）这个话题，但要考察某个国家的人口，人口的迁移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侧面。
图9（1） 日本分年龄段人口比例
图9（2） 法国分年龄段人口比例
图9（3） 德国分年龄段人口比例
人口增长的变动（见图8）势必会改变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见图9）。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1995年至2013年减少了7.5%。与日本形成对比的是德国的状况，德国受益于移民的迁入，防止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减少，而日本却几乎未有移民迁入。也可以这样说，日本的人口出现前所未有的老龄化可以认为是移民政策过于严格的后果。虽然日本和德国同为低生育率国家，但与日本2015年26.6%的65岁以上人口比例相比，德国的数值只是21.0%。[77]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低下也自然会传导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如图3所示，劳动力的减少又会拉低经济增长速度。日本的经济要如何应对连续20余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减少的问题呢？
比较图10的三张图，我们可以发现法国和德国的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参与率上并没有明显差距，而日本的男性劳动参与率则高出女性20余个百分点。三个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男性劳动参与率则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失业者已经计算在劳动人口中，所以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失业导致的早退休，以及求职难带来的就业年龄推迟等现象，都拉低了70年代以来的欧洲男性劳动参与率。为弥补家庭生计赤字，欧洲女性也逐渐加入劳动者大军。通常认为，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转型带来了雇佣需求从男性向女性的转变。但是制造业在日本尚具一定规模，而且日本的福利制度并未给劳动者提供早退休的机会，因此不会像欧洲那样受到早退休等影响导致劳动市场参与率降低。总之，即便工作条件不尽如人意，日本的劳动者也不得不迎难而上坚持就业。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低下也进一步推高了男性劳动参与率。
图10（1） 日本的劳动参与率
图10（2） 法国的劳动参与率
图10（3） 德国的劳动参与率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低下虽然在“失去的二十年”间抑制了失业率的上升，却又在经济景气恢复的时期造成了人手不足和劳动过重的问题。20世纪前10年日本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接近战后初期法国和德国的水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与当前的法国和德国无异。当前日本无论男性劳动力还是女性劳动力均已得到最大限度的动员，虽然全国人口中已有1/4以上为老年人，但总人口中仍然有超过一半人正在参与劳动。高标准的劳动参与率虽然保障了日本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却建立在牺牲再生产能力的代价之上。[78]这也导致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下，劳动年龄人口更加减少的恶性循环。笔者在本文第2章提到过，为构筑一个能够适应长寿革命的社会，“需要实现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关系的妥当配置”。为达到这个目标，日本必须考虑将保障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扩大移民流入提上日程。
5.终章
对于日本为什么会经历“失去的二十年”，本文给出了如下的回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太过自负地将当时经济的景气归功于日本的文化优势。在欧美社会为摆脱“二十世纪体系”的束缚而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之时，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家庭主义式的改革再度强化了“二十世纪体系”。这样的改革导致了后来困扰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发生。进入90年代各方面客观环境虽然发生了变化，日本社会却仍然笼罩在家庭主义的制度的束缚下，改革进程举步维艰。可以这样说，80年代的日本繁荣景象背后隐藏着一块“绊脚石”。
家庭主义式改革如同开倒车一般通过制度改革固化了“战后体制”。80年代以后的“战后体制”也并非维持原样，其结构虽然未发生变化，但在规模上却日渐收缩，将很多人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国家的制度体系虽然逐渐缩小，但在体系之内的人们仍然能够享受该体系带来的保障，而被排除在外的人却只能望洋兴叹。总之，这样的制度让日本仿佛又回到了封建时代，产生了如同过去身份制度一样的双重结构。
为应对“长寿革命”这样的人口学变化，日本有必要改变“二十世纪体系”。在重构社会体系时，应将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共同纳入劳动范畴，并将其重新配置妥当，而且应将“二十世纪体系”下全部抛给家庭承担的“人的再生产”，交由经济、国家和家庭三方共同分担。不进行以上改革的话，日本社会将难以维持下去。遗憾的是这样的改革在日本并不顺利，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6年开始出现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自90年代后期开始大幅下降。日本为了应对劳动力不足已经最大限度地动员男性和女性，以确保劳动参与率的稳定，但这是建立在牺牲再生产力的代价之上。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
安倍经济学通过金融政策摆脱了“失去的二十年”，但是改革仍然没有触及80年代家庭主义式改革中再度强化的“二十世纪体系”结构，换言之，日本面临的再生产危机仍然没有得到改善。为了实现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关系的妥当配置，为了让普通人能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抚养下一代，日本需要消除从20世纪延续下来的“丈夫赚钱养家、妻子当家庭主妇”的性别分工模式，同时需要开放对移民的吸纳。
1980s as a Stumbling Stone：Human Reproduction of the “Shortened Postwar System”
Abstract：In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about what brought about the “lost two decades” of Japan，we can say that an overconfidence in Japan’s cultural strengths during the economic boom of the 1980s led to familialist reforms that strengthened the 20th century system，rather than reformed it to the post-20th century system seen in Western advanced nations in the same period. Even from the 1990s，when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had changed，the familialist systems that had been re-systematized and fixed in the 1980s worked to throttle any changes，preventing reforms from being carried out. The old system，while retaining the same structure，was shrunken，leav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outside it，unable to ente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20th century system was a change necessary to respond to the demographic change of the longevity revolution. Unless we reconstruct with social systems to allow human reproduction，which was the role of the modern family in the 20th century system，to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conomy，state，and family and redistribute labor as appropriate，including both productive and reproductive，we will not be able to maintain our society. However，this transformation has not gone well in Japan.
Keywords：Population Ageing；Familialism；Human Reproduction；De-familialization of Care；Lost Decades
[1] 日文原文为“人間再生産”（human reproduction）。此处译作“人的再生产”是由于作者使用的“人間再生産”概念，不仅包括人口学中的“人口再生产”，即父母生育子女的含义，还包括作为亲密领域的家庭，通过养育子女、照料成人，从而为公共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提供劳动力的含义。——译者注
[2] 落合惠美子，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社会学、性别研究、福利社会学、历史社会学。
[3] 姚逸苇，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青少年研究。
[4] “日本第一”的说法出自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于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的书名。——译者注
[5] 大嶽秀夫：『二〇世紀アメリカン·システムとジェンダー秩序』，岩波書店，2011。
[6] 大嶽秀夫：「政治体制論から見た第一波フェミニズム」，落合恵美子·橘木俊詔（編），『変革の鍵としてのジェンダー』所収，38-39頁，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大岳还提到了社会层面的特征，即“现代家庭”的建立以及专业主妇化的过程。大岳在论述中引用了拙作（落合恵美子：『近代家族とフェミニズム』勁草書房，1989）的相关内容加以解说。（大嶽秀夫：「政治体制論から見た第一波フェミニズム」，落合恵美子·橘木俊詔（編）『変革の鍵としてのジェンダー』所収，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27頁、39頁）
[7] 落合恵美子：『近代家族とフェミニズム』，勁草書房，1989，232頁。
[8] 落合恵美子：『近代家族とフェミニズム』，勁草書房，1989，233頁。
[9] 落合恵美子：『二一世紀家族へ』，有斐閣，1994，108頁。
[10] 大嶽秀夫：『二〇世紀アメリカン·システムとジェンダー秩序』，岩波書店，2011。
[11] Ron Lesthaeghe，“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IPD-working paper，1991.
[12] 落合恵美子：『二一世紀家族へ』，有斐閣，1994，108頁。
[13] 日文称作“高度経済成長”，一般是指日本在1954年底至1973年初持续了约19年的经济景气。这段时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保持了年平均10%左右的增长。——译者注
[14] 厚生労働省（編）：『労働経済の分析 平成二五年版』，厚生労働省，2013。
[15] Emiko Ochiai，“Human Reproduction in Mature Societies，”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Crisis of Social Reproduction：Struggles over Nature，Community，Democracy and Care”，Collège d’Etudes Mondiales/FMSH，March 13rd-14th 2017，Paris.
[16] 落合恵美子：『二一世紀家族へ』，第四章，有斐閣，1994。
[17] Sylvia Walby，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ies，Sage，2009.
[18] Karl Marx，Oe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1844；大熊信行：『生命再生産の理論（上·下巻）』，東洋経済新報社，1974。
[19] Sylvia Walby，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ies，Sage，2009，p.102.
[20] Emiko Ochiai，“Human Reproduction in Mature Societies，”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Crisis of Social Reproduction：Struggles over Nature，Community，Democracy and Care”，Collège d’Etudes Mondiales/FMSH，March 13rd-14th 2017，Paris.
[21] Gøsta Esping-Andersen，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Policy Press，2009，p.80.
[22] Gøsta Esping-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51.
[23] Gøsta Esping-Andersen，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Policy Press，2009，p.80.
[24] Gøsta Esping-Andersen，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Policy Press，2009，p.80.
[25] Gøsta Esping-Andersen，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Policy Press，2009，p.80.
[26] Ron.Lesthaeghe，“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IPD-working paper，1991.
[27] Jan M.Hoem，“Educational Gradients in Divorce Risks in Sweden in Recent Decades，” Population Studies，51（1），1997，pp.19-27；J.Harkönen & J.Dronkers，“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Educational Gradients of Divorc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2（5），2006，pp.501-517.
[28] J.Harkönen & J.Dronkers，“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Educational Gradients of Divorc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2（5），2006，pp.501-517.
[29] Emiko Ochiai，“The Meaning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an Establishment of a Mature Society，” European Societies，16（3），2014，pp.343-346.
[30] Ulrich Beck & Elisabeth Beck-Gernsheim，Individualization，Sage，2001.
[31] 例如Mary Daly，ed.，Care Work，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2001。
[32] Sigrid Leitner，“Varieties of Familialism，” European Societies，5（4），2003，pp.353-375.
[33] Barbara Hobson，“No Exit，No Voice.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omen’s Economic Dependen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Acta Sociologica，333，1990，pp.235-250.
[34] Emiko Ochiai，“Human Reproduction in Mature Societies，”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Crisis of Social Reproduction：Struggles over Nature，Community，Democracy and Care”，Collège d’Etudes Mondiales/FMSH，March 13rd-14th 2017，Paris.
[35] 即便如此，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实施的介护保险，以及韩国的婴幼儿保育的无偿化等政策来看，家庭主义的政策已经体现出变化的迹象（Ochiai Emiko & Yuki Tsuji，eds.，forthcoming，Transforming Familialism，Brill，2018）。
[36] Emiko Ochiai，“Unsustainable Societies，”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2011，36（2）：219-245.
[37] 《朝日新闻》（电子版）2017年11月2日。
[38] 日文称为“中曾根内閣”，是指1982年11月27日至1987年11月6日，中曾根康弘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时期。——译者注
[39] 落合恵美子·城下賢一：「歴代首相の国会発言に見る『家族』と『女性』」，落合恵美子·橘木俊詔（編）『変革の鍵としてのジェンダー』所収，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
[40] 日文称为“大平内閣”，是指1978年12月7日至1980年7月17日，大平正芳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时期。——译者注
[41] 落合恵美子：「親密性の労働とアジア女性の構築」，落合恵美子·赤枝香奈子（編）：『アジア女性と親密性の労働』所収，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2，14頁；酒井直樹：『死産される日本語·日本人』，新潮社，1996。
[42] Ezra Feivel Vogel，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43] 村上泰亮ほか：『文明としてのイエ社会』，中央公論社，1979。
[44] Ulrich Beck & Elisabeth Beck-Gernsheim，Individualization，Sage，2001.
[45] 落合恵美子·城下賢一：「歴代首相の国会発言に見る『家族』と『女性』」，落合恵美子·橘木俊詔（編）：『変革の鍵としてのジェンダー』所収，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212頁。
[46] 落合恵美子：『二一世紀家族へ』，有斐閣，1994，26頁。
[47] 落合恵美子：『二一世紀家族へ』，有斐閣，1994，26頁。
[48] 落合恵美子·城下賢一：「歴代首相の国会発言に見る『家族』と『女性』」，落合恵美子·橘木俊詔（編）：『変革の鍵としてのジェンダー』所収，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
[49] “天使计划”的日文名称为“エンゼルプラン”，是指日本政府于1995年实行的名为“关于今后育儿支援政策的基本方向”（今後の子育て支援のための施策の基本的方向について）政策规划。“天使计划”从雇佣、保育服务、母子医疗保健体系、住宅等方面综合调整与改善育儿环境，首次提出“育儿社会化”概念，强调除家庭外，企业、地区以及国家、地方自治体在育儿的支援政策中的责任（参见郭云蔚《日本社会民生保障制度体系》，2019，未发表）。——译者注
[50] “新黄金计划”（新ゴールドプラン）是指日本政府为应对老龄化的加剧，在1989年制定的“推进高龄者保健福利十年战略”（高齢者保健福祉推進10ヵ年戦略），即“黄金计划”（ゴールドプラン）中增加养老投入，增设养老福利机构的计划基础上，大幅增加养老福利机构和床位的规划目标。——译者注
[51] 日文称为“介護保険”，在我国称为“长期护理保险”。该保险针对养老服务提供保障，自1997年开始制定，并于2000年正式开始实施。年满40周岁的居民需要加入该保险，参保人经过官方评估需要护理或支援的级别后，可以在利用居家护理或机构护理服务时获得领取到保险金补偿（参见郭云蔚《日本社会民生保障制度体系》，2019，未发表）。——译者注
[52] 厚生省是日本的国家级政府机关，于1938年设置，2001年与劳动省合并为“厚生劳动省”，合并前掌管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事业。厚生大臣为掌管厚生省工作的内阁官僚。——译者注
[53] 落合恵美子·城下賢一：「歴代首相の国会発言に見る『家族』と『女性』」，落合恵美子·橘木俊詔（編）：『変革の鍵としてのジェンダー』所収，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
[54] 该团体的日文名称为「高齢社会をよくする女性の会」。——译者注
[55] レンツ·イルゼ/山本耕平·左海陽子（訳）：「フェミニズムとジェンダー政策の日独比較」，落合恵美子·橘木俊詔（編）：『変革の鍵としてのジェンダー』所収，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140頁。
[56] 日本的年金保险采用两层阶梯式的保险制度，“基础年金”是年金保险中的第一层次，即“国民年金”。其数额由国家确定，按照2017年度的标准为每月64941日元，约合人民币4267元。——译者注
[57] 日文称为“非正規雇佣”。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定义，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雇佣形态称为“正规雇佣”，即正规劳动者或正社员。①劳动合同中未限定契约期限；②工作时间为全职工作；③雇佣形态为直接雇佣。其他形态则为“非正规雇佣”，即非正规劳动者。——译者注
[58] 日本経営者団体連盟：『新時代の「日本的経営」』，1995。
[59] 服部良子：「労働レジームと家族的責任」，『家族社会学研究』，第21巻第2期，2015，36-48頁。
[60] 服部良子：「労働レジームと家族的責任」，『家族社会学研究』，第21巻第2期，2015，36-48頁。
[61] 日文称作“企業別組合”，是指以工作单位或企业为单位，全体职工不分岗位均成为会员的工会组织形态。这样的组织形式更有利于工会反映企业利益，规避企业间竞争，增强员工归属感。与欧洲常见的产业工会（industrial union）相对，“企业工会”的组织形式在日本占较大比例。——译者注
[62] 久本憲夫：『正社員ルネサンス』，中公新書，2003。
[63] 小林和佐藤两位学者基于定量调查的分析结果，指出日本的战后体制正在收缩（Yoshimichi Sato & Jun Kobayashi，“Coexistence of Stability and Increasing Stability in Contemporary Japan，”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2012）。
[64] 作者在原文中将这样的家庭称为“家庭中不存在任何一对初婚持续至今的夫妻关系”。考虑到中日两种语言的使用习惯以及译文的简洁、易懂，译者将本句移到注解中。——译者注
[65] 稲葉昭英：「NFRJ98/03/08から見た日本の家族の現状と変化」，『家族社会学研究』，第23巻第1期，2011，43-52頁。
[66] 落合恵美子（編）：『いま構築されるアジアのジェンダー』，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0。
[67] 大沢真理：「日本の社会政策は就業や育児を罰している」，『家族社会学研究』，第27巻第1期，2015，24-35頁。
[68] 大沢真理：「日本の社会政策は就業や育児を罰している」，『家族社会学研究』，第27巻第1期，2015，24-35頁。
[69] 日文称为“待機児童ゼロ作戦”，是指厚生劳动省于2001年为解决保育所不足，全国尚有35000名儿童排队等待入托等问题制定的政策计划。厚生劳动省计划到2004年为止全国新增15万个入托名额。——译者注
[70] 下夷美幸：「ケア政策における家族の位置」，『家族社会学研究』，第27巻第1期，2015，49-60頁。
[71] 下夷美幸：「ケア政策における家族の位置」，『家族社会学研究』，第27巻第1期，2015，49-60頁。
[72] 下夷美幸：「ケア政策における家族の位置」，『家族社会学研究』，第27巻第1期，2015，49-60頁。
[73] 藤崎宏子：「介護保険制度と介護の『社会化』『再家族化』」，『福祉社会学研究』，第6巻，2009，41-57頁。
[74] 民主党政权是指2009年9月16日至2012年12月26日，日本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席位上占据优势，由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担任总理大臣执政时期。——译者注
[75] 日文称为“子ども手当”，是2010年当时鸠山由纪夫内阁执政时对“儿童津贴”（児童手当）制度进行的改革。除了对制度名称进行了修改之外，当时的鸠山内阁还对领取津贴资格，诸如年龄范围、收入条件和津贴额度方面进行了调整。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时期又将名称改回“儿童津贴”。——译者注
[76] 幼儿保育服务无偿化政策已于2019年10月在日本正式实施，为3～5岁的全体儿童，以及无须缴纳居民税的家庭中的0～2岁儿童提供免费的保育服务。作者执笔时，该政策的实施时间和方式尚在讨论中。——译者注
[77]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編）：『人口統計資料集二〇一七改訂版』，2017。
[78] 为得到正确的结论，还需要考察劳动时间、正规雇佣和非正规雇佣的区别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