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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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研究进展

(一)工业集聚成因

新古典经济学派主要从集聚优势的视角解释工业集聚。马歇尔(1991)认为外部经济的存在是工业集聚的基础,部分学者将其归结为集聚经济(Smith and Florida,1994)。基本观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共享劳动力和基础设施资源。相似的工业企业集聚使得集群内部企业共享劳动力市场,获得专业技术劳动力并节约雇佣成本。第二,降低中间产品投入。集群内部中间投入生产者通过竞争可以提供价格低廉的中间投入,形成集群内部企业的前后关联和价值链体系,降低成本。第三,知识外溢。空间距离的缩短使得距离衰减效应最小化,克鲁格曼(2000)将这一特点概括为外部性。集群内企业可以通过共享知识和信息,为集群内部企业的创新和技能革新提供有利的软环境。

经济区位论主要以基于生产成本最小化选择集聚区位的观点来解释产业集聚的形成。其中,运输成本和劳动力费用是解释集聚成因的基础和核心。第一,原料导向型企业在原料产地布局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运输成本,适用于规模较大、运输成本较高和输送难度较大的原料加工业。第二,劳动导向型企业集聚在价格低廉的劳动力集聚区,例如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一般集中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三,若工业无明显要素导向,空间布局可以在综合计算劳动力费用、运费及其他生产要素成本的基础上,选择最佳的区位。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现代交通体系的完善,生产要素和运输成本受空间的限制不断减弱,市场、技术、知识等因素的影响不断增强,区位论对工业集聚形成的解释力逐渐弱化。

波特(2001)从外部环境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以及有利因素可获得的角度解释了工业集聚的形成,进一步发展了产业集聚理论。他首创了钻石模型,认为创新、政府支持、市场竞争等因素是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关键,同样可解释工业集聚优势的形成。集群内部企业通过创新刺激技术变更和制度改革;政府通过完善政策为集群发展营造良好的软环境;通过引入竞争企业为集群企业施压,加快提高生产率或变更市场延续生产,提升集群整体的活力和竞争优势。

新经济地理学派以克鲁格曼为主要代表,从三个方面解释企业集聚的形成。第一,需求(市场规模)。企业一般选址于接近市场的地方,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第二,外部经济。集群的正外部性可以惠及集群内部企业。第三,地方专业化。外部因素促成了地区专业化的形成,当某一区域相对其他区域拥有专业化优势时,经过不断的循环累积强化优势,最终形成区域独有的竞争优势。

(二)工业集聚测度

经济发展会伴随特定要素在地理上的集聚,导致经济空间往往不是匀质平面。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特征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衡量。按集聚对象划分,可以分为两种:第一,工业部门集聚,主要用于衡量地区工业专业化水平;第二,工业地区集聚,主要衡量工业的地理集中水平。学术界关于工业集聚水平测度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区位熵、区域分工指数、空间基尼系数、行业集中度指数、赫芬达尔指数、EG指数、θ指数、Hoover指数、CAD指数和熵指数等。上述方法均以特定的区域单元为基础,其测度结果受行政分割的限制较大。广义的产业集聚应当突破以行政单元为划分依据限制,以空间距离为衡量依据,K函数、M函数和SP指数应运而生。基于距离测度的产业集聚需要将特定的区域重心抽象化成具体的空间节点,通过测度空间节点的距离衡量空间集聚程度,但实用性不强。空间计量分析则改变了这一情况,Arcgis、Matlab及Geoda Space等空间计量软件中,标准差椭圆(SDE)、G系数和Moran指数基于地理距离测度空间集聚程度。学术界最早关于产业集聚的测度,主要是基于相应产业指标在总体中所占权重,虽然这一方法较为原始,但更为直观和便捷。其中,SDE、G系数和Moran指数可兼顾区域整体集聚特征和局部分布规律;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EG指数和θ指数主要从产业部门的角度测度空间集聚水平;区域分工指数以区域为单元,衡量区域产业集聚程度差异;区位熵从相对集聚角度分析产业集聚;指标或份额比较分析法从绝对集聚角度分析产业集聚,可同时从区域和产业两个角度进行识别。

(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

1.生产要素

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不同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是形成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先决条件,由于某些资源的不可流动性,所在地以该资源为原料的制造业集聚较其他地区有着先天优势,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原材料成本和技术要素等。

(1)人力资本。劳动是基础性生产要素,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依赖于劳动力充裕程度。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尤其是信息产品制造、专用设备制造、光电子产品制造等行业,从而对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也不断上升(Audretsch and Feldman,1996)。人才集聚程度较高的大城市成为高技术产业、科研院所集聚的首选,例如美国的硅谷和中国的中关村都是以知名高校为据点,依托人才推动高技术产业集聚。

(2)物质资本。物质资本也是基础性生产要素。早期资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体现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时期,以及经济初创时期对生产各个环节的促进;工业化发展中期,资本的决定作用更多地体现为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现代产业部门的发展,资本跨区域流动逐步加快,现代产业部门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和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撑。学术界关于资本促进产业集聚的研究集中体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形成的影响(盖骁敏和张文娟,2010)。

(3)原材料成本。生产成本与产业集聚是双向相关关系,关键要素的成本决定产业集聚的形成;随着企业的空间集聚,集群内部生产成本的配置效率也不断提高(盛丹和王永进,2013)。低成本原料可以直接通过价格优势促进产业集聚(刘妍,2004)。在工业发展初期,落后的交通运输无法完成对质量较大、储存困难原料的跨区域输送,原料供求失衡形成巨大的区域价格差异,阻碍了产业集聚的形成。

(4)技术要素。在索洛模型中,技术水平直接影响边际产出。技术进步决定了区域的后发优势,推动集群产业链延伸、集群内部分工深化,强化集群内部关联。技术要素是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较高技术水平和知识创造能力等同较强的现代产业生产能力,以技术共享为基础的现代产业集群决定了行业的集中程度。范剑勇(2006)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探讨了我国产业集聚的区域特征。

2.区位因素

(1)交通与资源禀赋。交通运输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集中体现为要素流动和产业扩散。何雄浪(2014)从要素流动的角度阐释交通体系的完备性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认为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助于引入更多外部因素,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骆火明,2008)。资源禀赋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取决于不同产业部门对区域内矿产资源、劳动力储量、技术水平的不同需求强度,资源禀赋决定区域不同产业部门的比较优势。

(2)工资和价格水平。租金价格也是直接影响产业集聚形成的主要因素(Rauch,1993)。产业集聚通过改变特定区域劳动力和土地的供求均衡状态,造成工资和土地价格的上涨。反之,较低的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可以降低集群企业的生产成本。已有研究表明,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对产业集聚并无显著的影响(胡健,2010)。

(3)市场开放度。厂商的增加和国外产品的进入会极大地加剧市场竞争,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服务产品种类,满足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外商直接投资包括资本投入和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企业文化。外商直接投资是衡量区域市场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学术界对市场开放度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主要以外商直接投资为切入点(张浩然,2009)。

(4)产业发展阶段。在不同产业结构下,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存在差异,产出提升速度和需求扩展潜力也不同。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发展更具区域普遍性和分散性,产业发展阶段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体现在企业的空间分布层面。

(5)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需求因素,较大的市场规模可以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市场规模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尤为显著,服务业具有生产与消费同步的特征,市场需求直接决定产业规模。冯伟(2011)认为本地市场效应相比国际市场,能对产业集聚产生更稳健的影响。

3.政策因素

(1)法律法规。完备的法律法规对限制损害社会利益的个人行为以及为经济利益主体创造公平合理的环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完善合理的法律规范对产业集聚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为产业集聚内部企业创造公平的环境和机会。市场经济如果缺乏有效的规制,会造成市场失灵和资源配置低效。

(2)基础设施与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涉及:第一,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淘汰落后产业,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二,行业规范措施,为促进产业部门合理发展,规范竞争行为;第三,产业技术政策,包括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优势产业发展等。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以财税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考察政策实施效果与激励机制。

(3)特殊时期的政策。如产业转移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产力布局政策、大推进理论等,在短期内使得制造业部门违背以上因素并在指定区域集聚。当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缺失时,政策可以为市场提供补充,甚至取代市场。在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驱使下,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主动性去制定和实施政策以促进本地制造业快速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