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集体效能感

集体效能感这一概念起初由Morenoff和Sampson（1997）引入社区研究，应用于社区犯罪率分析。该概念包含两个层面，分别是“社会凝聚”和“非正式控制”。研究表明，社区的集体效能感越高，伴随着的是社区的低犯罪率、低新生儿死亡率以及社区较少的贫困等现象（桑普森，2018）。由此可见，社区集体效能感与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也影响着社区治理以及居民参与的过程。社区居民的参与是影响社区集体效能感的因素之一，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活动、维护社区秩序等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社区集体效能感（Ohmer，2007）。另一方面，社区集体效能感越高，说明社区治理效果越好，居民因而也更愿意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

20世纪90年代末，桑普森等人在美国芝加哥开展了芝加哥邻里人类发展项目，其中的社区调查设计了一个集体效能感量表，包含集体效能感两个维度的十道题目。后来在北欧和中欧开展的相似社会调查中，学者们使用了简化版本的集体效能感量表。这些调查的结果证明该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对社区层面的一些特征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使用了简化版本的集体效能感量表，总共包含四个题项，由居民回答对各题项的同意程度。其中“住在这里的人们愿意互相帮助”和“我可以信任住在这个社区里的人”为社会凝聚维度的测量题项，“看到小区里有孩子在墙上乱涂乱画，我会上前阻止”和“看到小区里有孩子在路边打架，我会上前阻止”为非正式控制维度的测量题项。

（一）基本情况

首先对上海市社区的集体效能感进行简要描述。调查结果如图5-5所示，可以看出，个人的集体效能感较好。在社会凝聚维度中，在回答是否同意“住在这里的人们愿意互相帮助”时，有21.56%的居民表示非常同意，39.66%的居民表示比较同意，33.13%的居民表示一般，仅有4.27%和1.38%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在回答是否同意“我可以信任住在这个社区里的人”时结果类似。在非正式控制维度中，居民“看到小区里有孩子在墙上乱涂乱画，我会上前阻止”的同意程度里，有26.66%表示非常同意，36.68%表示比较同意，24.24%表示一般，选择不太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比例较少，分别为9.17%和3.26%；在“看到小区里有孩子在路边打架，我会上前阻止”的同意程度中，趋势基本相同。整体而言，一半以上居民都认为小区居民愿意互帮互助，也会阻止孩子在小区乱涂乱画和打架，但在对本社区居民的信任程度上，有近一半居民表示一般。

图5-5 集体效能感量表（N=6511）

根据居民的回答，计算个人的社会凝聚分值及非正式控制分值。首先对测量题项的选项进行赋值，其中“很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不太同意=4”，“非常同意=5”。其次，分别将个体在社会凝聚维度和非正式控制维度的题项分值进行加总，结果如图5-6所示。集体效能感中的社会凝聚及非正式控制的分值范围为2～10分，从图5-6可以看出，集体效能感的分值水平较高。有92.62%的居民的社会凝聚得分在6分及以上，其中8分及以上占比为47.52%，将近半数；有89.84%的居民的非正式控制得分在6分及以上，8分及以上的占比达到了60.45%，超过半数。整体而言，上海市居民的集体效能感较好，居民的社区集体意识较强，也愿意主动维护社区的基本生活秩序。

图5-6 集体效能感得分情况（N=6511）

图5-7 区域位置与社会凝聚（N=6511）

将集体效能感得分情况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其中得分为2～4分为低、5～7分为中、8～10分为高。从区域位置来看集体效能感分布情况，如图5-7、图5-8所示，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社会凝聚层面还是在非正式控制层面，从中心城区到近郊再到远郊，居民集体效能感得分为高的占比越来越多，集体效能感得分为低和中的占比随之下降。其中，社会凝聚层面的中心城区居民得分为高的有41.25%，近郊居民得分为高的有43.34%，远郊居民则达到了57.11%；非正式控制层面的中心城区居民得分为高的有55.17%，近郊居民得分为高的有58.59%，远郊居民得分为高的有67.40%。

图5-8 区域位置与非正式控制（N=6511）

（二）影响因素

社区集体效能感的影响因素众多，包括社区居民的人口学特征、社区环境、集中劣势、移民比例、住宅稳定性等，如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居住时间、非正式交往等（桑普森，2018；Kavanaugh et al.，2005）。在此，选取人口学特征中的性别、年龄作为分析指标，将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等衡量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纳入分析，同时社区居民的不同户籍类型也可能对社区集体效能感产生影响。

1.居民性别与集体效能感

从不同性别的居民在社会凝聚和非正式控制两个层面的得分情况来看，性别对集体效能感没有明显的影响，男、女在集体效能感的得分情况上没有明显差异。在社会凝聚层面，3.61%的男性居民得分为低，3.43%的女性居民得分为低；47.21%的男性居民得分为高，47.83%的女性居民得分为高。与非正式控制层面的结果类似，6.47%的男性居民得分为低，7.23%的女性居民得分为低；59.75%的男性居民得分为高，61.15%的女性居民得分为高。同时，可以看出，在社会凝聚层面，居民的得分集中在中等水平，其次是高；在非正式控制层面则相反，居民得分主要集中在高等水平，其次为中。总之，在上海的社区中，不同性别的居民在社区集体效能感上没有明显差别。

2.居民年龄与集体效能感

将居民按照年龄段划分后与集体效能感的两个层面分别进行交互，结果如表5-1及表5-2所示。可以看出，年龄较大的居民的集体效能感得分为高的占比较多。在社会凝聚层面，15～19岁、20～29岁、30～39岁及40～49岁四个年龄段的居民得分情况中占比最多的为中，而50～59岁、60～69岁、70～79岁和80岁及以上四个年龄段的居民得分情况中占比最多的为高。同时，在40岁及以上的居民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分为高的占比逐渐增加。在非正式控制层面，15～19岁和20～29岁两个年龄段的居民得分情况中占比最多的为中等，而30～39岁、40～49岁、50～59岁、60～69岁、70～79岁和80岁及以上六个年龄段的居民得分情况中占比最多的为高。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年长的居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也更愿意参与到非正式控制中，比如制止乱涂乱画等行为。

表5-1 年龄与社会凝聚（N=6511）

表5-2 年龄与非正式控制（N=6511）

3.居民户籍与集体效能感

将居民的户籍类型分为上海户籍和非上海户籍，并与集体效能感进行交互分析，结果如图5-9、图5-10所示，其中内环为上海户籍，外环为非上海户籍。可以看出，不论是否拥有上海户籍，社区集体效能感得分为低的居民都寥寥无几。在社会凝聚层面，上海户籍居民得分为高的占比最大（48.54%），而非上海户籍居民得分为中的占比最大（51.32%）。在非正式控制层面，无论是否为上海户籍，得分为高的占比最大，上海户籍达到了62.15%，在非上海户籍中也超过了半数，为56.06%。整体而言，相较于非上海户籍居民来说，上海户籍居民的集体效能感得分高的可能性更大。

图5-9 户籍与社会凝聚（N=6511）

图5-10 户籍与非正式控制（N=6511）

4.居民受教育程度与集体效能感

将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四组，分别是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其中初中包括普通初中和职业初中，高中包括普通高中、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校。从表5-3可以看出，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社会凝聚得分为低的居民占比均较小。在社会凝聚层面，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居民的社会凝聚得分为高的比例逐渐减少，小学及以下的社会凝聚得分为高的占比为61.7%，而大专及以上则降至38.87%。从表5-4可以看出，与社会凝聚类似，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居民非正式控制的得分为高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大专及以上居民的非正式控制得分为高的比例达到了49.47%。由此可见，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社区集体效能感可能相对越低。

表5-3 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凝聚（N=6507）

表5-4 受教育程度与非正式控制（N=6507）

5.居民月收入与集体效能感

将居民的月收入划分为五段，分别为5000元以下、5000～10000元、10000～15000元、15000～20000元以及20000元以上。对集体效能感和月收入进行交互分析，结果如表5-5所示。在社会凝聚层面，除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居民得分为高的占比（51.99%）最多外，收入高于5000元的居民得分为中的占比最多。表5-6显示，在非正式控制层面，无论月收入如何，得分为高的居民占比最多。整体来看，随着月收入的增加，集体效能感得分高的比例在下降，而月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集体效能感得分高的比例有所增加。

表5-5 月收入与社会凝聚（N=6432）

表5-6 月收入与非正式控制（N=6432）

6.社区归属感与集体效能感

社区归属感通过调查中居民对“我对居住的小区/村有家的感觉”的同意程度来测量。从图5-11可以看出，随着社区归属感的增强，居民的社会凝聚得分为低的比例逐渐下降，得分为高的比例逐渐上升。从图5-12可以看出，随着社区归属感的增强，居民的非正式控制得分为低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得分为高的比例小幅度下降后上升。整体来看，社区归属感和集体效能感的变化基本一致，社区归属感高的社区其集体效能感相对也高，社区归属感低的社区其集体效能感相对较低。

图5-11 社区归属感与社会凝聚交互（N=6498）

图5-12 社区归属感与非正式控制交互（N=6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