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珠三角”之战——把握走势的区域策划
王志纲被一些媒体称为“广东新客家”的代表人物。一个黔西之子最终却落户在岭南这一片“南蛮之地”上，而且正是广东这一片土地，给了他一个长袖善舞、策划自己也策划社会的大舞台。
有一次，王志纲在电视台接受专访，一名电视记者问他：“到了广东还想不想回北方？”
他没有正面回答，却打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就像秋天去游泳的感觉，岸上秋色宜人，水中却凉意袭来，脱衣下水有几分怯意。然而，入水扑腾，渐渐适应，浪里白条，乐在其中。其时，若要回头上岸，反觉岸上秋色萧疏，冷气逼人了。”他的结论是：不辞长作岭南人。
王志纲是崇尚方法论的，但他同样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人生哲学。他认为，一名真正成功的记者，不是读新闻学能成就的，他必须关注时代走势，探寻人生哲理，因而，好记者就如“烈马出厩”，奔驰了又奔驰；又如“猛士登山”，攀登了又攀登。要有满腔豪情，一身“轻功”，而不能死守老营，重复自我。
在广东的10年中，王志纲始终关注、不断追踪并多次参与策划的对象，是一块神奇而火热的土地，那就是珠江三角洲。
南方“共同体”之谜
珠江三角洲是一个经济区的概念，它包括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江门市、中山市、东莞市、顺德市、南海市和惠州地区四市县以及肇庆地区四市县，区内总面积4.13万平方公里，人口为两千多万，分别占广东全省的23.2%和31.2%。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最早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特别是以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等市为核心的新工业化产生了“核爆效应”，使这一大片热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西方传媒称为“爆炸性的持续繁荣”、“一块充满神奇的土地”。这一广东省的“精华地带”成为了最富活力的黄金宝地，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新闻媒体聚焦追踪的一个热点。
然而，当王志纲1986年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珠三角”的概念远远没有“长江三角洲”走红，零碎、表面的动态报道连篇累牍，但是作为一个跨县、市，跨时空的南方经济“共同体”的总体形象，始终没有立体地、多层次地、鲜明地展示出来。
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富矿，但需要深度的发掘与开采，否则就会失之片面，甚至失之走样。
有一年，《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组《珠江三角洲纪行》，其中有两篇报道引起很大反响。
一篇是《吃喝观的新变化》，中心意思就是在内地当官的大吃大喝，公款吃喝，是党风中的一大问题，也是老百姓认为腐败行为中最来气的事。但是在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广东，已经不成为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在珠江三角洲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厂长脸通红，职工多分红”，言下之意就是厂长和当官的，吃得越多、喝得越多，说明生意做得越兴旺，职工分钱分得越多。因为大家是一条船上的，利益是一致的。
第二篇报道叫做《常委楼的新观念》说内地老百姓痛恨当官的用公款盖大房子、占公房，而这个问题在珠江三角洲也已经解决了，怎么个解决法呢？老百姓富起来以后，老百姓的房子比厂长的房子还要好，所以说这个问题也自然解决了。
王志纲认为，按照这两篇报道的逻辑：“党风你不用去管它，只要商品经济大发展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是什么观点呢？实际上是‘强奸’民意。”这组报道发表以后，许多老百姓就有反映，他们说：“这样的稿子一登，我们这里当官的更是大吃大喝啦，住的更大了。当官的还说：‘广东为啥商品经济发展了，就是因为人家厂长喝得脸红了’。”
所以，王志纲认为：“以偏概全是新闻记者之大忌，但又是新闻记者的通病。”他说，关键还是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有些现象从局部来说好像是真理，但是放在宏观的角度就有可能是贻笑大方的事情。因而，他强调报道要有思辨色彩：“深度报道不是一般信息的简单传递，它常常要揭示重大问题复杂纷繁的底蕴，因此，仅具有文字表现力是远远不够的。深度发掘，需要有理论的高度。深入要浅出就得借助哲学的思辨。”
他认为：“纯经济学、纯哲学、纯历史学、纯新闻学，都不能全部回答复杂的社会问题。好些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需要调动诸种手段，依靠多种手法才有作为。在方法论上我是推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但对复杂的事物在认识和解剖它时，就需要运用哲学、文学、历史、社会等多种学科的知识。这样，采写深度报道，才能给人展现和揭示一个立体的东西，才能雅俗共赏，让人受到启迪。”
把握海面上的“冰山”
镜头一：广深公路近两百余公里沿线是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企业最密集的黄金地带。星罗棋布的小镇墙头上，除“专治男女不育”、“包治男女性病”这类广东城乡随处可见的江湖广告外，最醒目的就是那花花绿绿的“招工启事”了。
王志纲正在抄写墙上的告示。
告示一：我厂现急需制袜女工10名。我厂长期货源足、工资合理、稳定准时、有食宿安排……
告示二：我竹墉电子厂因扩大生产，现需招收年轻电子女工多名，我厂货源充足、工资高、粮期准、有津贴、住宿方便……
告示三：本厂现需要招收熟手、半熟手女车工20名，本厂有良好厂房、货源充足、粮期准、住宿免费、加班有津贴……
镜头二：小镇中心一家设备简陋的酒店。白天卖酒食、夜晚当歌厅，夜幕降临、伴随如潮如涌的打工青年，王志纲和另一记者挤到了灯火辉煌的酒店前。歌厅内爵士音乐震天动地，歌厅外一张别具一格的海报前站满了人。海报题头是：樟木头酒店特邀：
广州大西洋轻音乐队
门票每张3.5元演出尚未正式开始，窄小的歌厅已是水泄不通，大门口却还人头攒动，挤满了精神饥渴的青年们。据卖票者称：前一夜门票卖了250张，爆棚！今夜亦然。
两记者挤进歌厅，恍若进入美国西部片中牛仔们聚会的酒吧：“老板娘”高坐柜台卖酒水，大厅内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少男少女。墙根腾出一块乒乓球桌般大小的地方，那就是“大西洋音乐队”的舞台。激光闪烁，电声震天，一位男歌星在台上捶胸顿足、放声嚎叫，伴舞的姑娘酥胸半露，长发披肩。乐队中站着一个满脸胡子、戴着墨镜、手舞足蹈的大汉。据说是“鬼马歌星胡须佬”。
镜头三：就在樟木头酒店演出火暴之时，80%以上的打工仔都还在灯火通明的车间里加着班。惠阳一家名叫新艺手袋厂的企业，工人一月加班29个晚上，每晚3小时以上，有4个晚上是通宵加班，一天干了近24个小时。有的工厂，中午吃饭只给20分钟时间，吃完饭马上接着干。
在东莞某塑胶厂，一个普宁山区来的温姓青年向王志纲诉苦说：他在厂里干喷漆工。这种活不仅香港没人干，本地人也不干。他也知道天天接触这有毒气体无异于慢性自杀，但他还是要干。因为即使他不干，也还会有别人来干。矛盾的现象，纷乱的是非，不合情又合理，不合理又存在，王志纲刚到珠江三角洲采访，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复杂怪圈。面对着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狂潮，他一时不知如何去把握、去诠释。
这时，一个“贵州军团”的故事，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
贵州省劳动部门把向广东东莞输出劳动力的任务，优先安排给了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的毕节县，251名姑娘组成的“贵州军团”由县劳动局派人送到东莞农村的几个工厂。然而，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劳动紧张、生活内容贫乏、现实与想象相去十万八千里，姑娘们先是写信诉苦，随之纷纷溜号，“贵州军团”全线崩溃。
作为一个贵州人，王志纲百感交集。
与之相对比，是“四川游击队”的战无不胜。据调查，在珠江三角洲的百万劳务大军中，最坚定、最吃得苦的，是那些没有政府组织、保护，自发流入的散兵游勇。最能战斗的队伍不是来自贫困地区，而是来自四川的。贵州向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落后省份，“苦甲天下”；而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富甲神州”。但是，“贵州军团”在这里却是弱不禁风，一触即溃；四川“游击队”却是落地生根，愈战愈勇。
这似乎是违反情理的奇特现象，但是经过王志纲的寻根究底，答案也就比较清楚：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真正的天府只有成都平原那一块弹丸之地。绝大部分地区多属丘陵和山区，但这些地区都沾了“天府之国”的光——没有外援。于是乎，自力更生，天经地义。
贵州自然条件同四川多数地区相同，但却沾了少数民族省份的光。几十年来，国家扶持，年年输血，于是乎，反倒形成了许多人等、靠、要的习惯以及缺乏开拓精神，甘于守贫的习性。在珠江三角洲采访，记者随时可能见到一些与习惯不同之事，听到一些不和谐之音。
诸如老板的残酷剥削与工人的抗争，本地人与外来劳工之间的摩擦，外来劳工正当权益屡受侵犯，政府管理措施亟待完善……问题不断，矛盾迭出。欢欣与苦恼并存，光明与黑暗相伴。
如果只看到光明与欢欣，那就可能写出本章开头那种自欺欺人的牧歌；但如果只看到苦恼与黑暗，那也就否定了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必要的代价。王志纲认为“透过麻木与发泄，透过泪水与辛酸，透过突变与阵痛”，意义更为重大，深远而又难以估量的收获，是百万“移民”经受了商品经济的熏陶和工业化文明的洗礼。
珠江三角洲蓬勃发展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不仅促进了本地的经济繁荣，为外地人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中国历史上一座规模空前的培训工业化人才的“商品经济学院”的角色。
在这样的把握全局意识的指导下，王志纲与另一位青年记者江佐中，写出了一篇深刻揭示珠江三角洲“民工潮冲击”的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下珠江》：工业化浪潮在珠江三角洲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蕉林稻海上，梦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气势恢弘、神情冷漠的工业厂房，钢筋水泥吞噬着良田沃土。伴随着耕地令人忧心地锐减，一个人口几何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出现在人们眼前：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二三人的土地，今天爆发出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劳力严重过剩迅速被人口短缺危机所替代。百万本地农民“洗脚上田”刚刚填平新建工厂的劳动缺口，成千上万栋新厂房又在沃野上崛起，向世人眨巴着饥饿的眼睛。珠江三角洲劳力不敷使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大流动出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少男少女，带着玫瑰色的希冀，告别父老乡亲，被珠江三角洲强大的引力吸入了她宽厚的怀抱，在这个社会经济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弦、发人深思的现代剧！在文章的结尾，是这样一段充满哲理与思辨的概括：百万移民下珠江向人们呈示的，与其说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画面，毋宁说是一部悲怆激越的进行曲。它在展示了其深远的历史战略意义这一基调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由一节节不和谐音符构成的乐章。这充满矛盾的现实昭示人们：发展商品经济的原始积累过程——资金和知识、理论与实践的积累——并非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尽管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却是我们不容回避的历史选择。这篇首次系统剖析“民工潮”与“珠三角”的万言长文，在南国颇负盛名的《南风窗》杂志上全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重视，《新华文摘》全文转发。
在这个大透视的背景下，有批评也有赞扬，比如《枯荣兴衰看虎门》、《摩托经纪人》、《鞭炮公害何时休》、《珠江三角洲姑娘出嫁难》以及《关于东莞的童工问题》等新闻稿。
王志纲后来总结说：“如果我们的采访活动不是把握它的根本，没从海底下把庞大的‘冰山’把握住，光看到‘冰山’浮出海面的那一丁点，就贸然判断‘冰山’有多大，那就会得出不准确的判断，这样的新闻报道，就会给社会帮倒忙。”
三角洲“虎穴追踪”
《兵临城下》——1991年7月，《羊城晚报》头版上一篇通讯的标题。兵临城下，农村第二次包围城市。
兵临城下，乡镇大军兵临大都会。
这是农村对城市的一场大挑战。通讯中写道：兵临城下表现出乡村的经济发展可以赶上或超过大城市；兵临城下体现为乡村及中小城市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可以赶上或超过大城市；兵临城下这一态势揭示出的更深刻意义在于：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和奋斗的一个伟大目标——缩小乃至消灭三大差别，已在改革开放的前卫地带——珠江三角洲人们的探索中渐露端倪！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以胡国华、王志纲、刘婉玲三人署名的这篇通讯，揭开一个重大新闻策划的序幕。
1990年至1991年之交，伴随苏联、东欧剧变，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也处于严峻状态，不仅改革开放速度减缓，而且极左思潮抬头，也有人主张否定并清算改革开放。
有鉴于此，王志纲把1991年的工作重心明确移到了广东，聚集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因为，改革开放有无生命力，这块先行一步之地最有说服力。当时，内地不少省市也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南方。
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胡国华，与王志纲联手对珠江三角洲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调查采访。最后写成一组一万多字的《广东四小虎调查》直送北京参考。接着，他们又同《羊城晚报》的刘婉玲联手，进一步补充采访，推出一组《珠江三角洲大趋势》，一口气连载了8天，在广东引起轰动，产生了“珠三角”报道热。1992年1月，王志纲与新华社总社社长穆青(左2)在珠江三角洲采访，其后合作发表了《风帆起珠江》，《人民日报》配发社论，全国各大报刊纷纷转载。
为什么宣传定位为“大趋势”，王志纲后来有这样的说明：为什么称为“大趋势”？就是所谈及的话题，都带有趋势性。它用活生生的事实回答：什么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些带有趋势性的问题，各地许多人都感兴趣。我们觉得，对珠江三角洲人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果和探索到的经验做出实事求是的反映，并向内地辐射播扬，让那里的人们作为借鉴，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有好处的。说起珠江三角洲，人们往往津津乐道“广东四小虎”，这“四小虎”就是顺德、南海、中山、东莞四市县的总称。早在1987年，王志纲对“珠三角”进行第一次探秘时，与总社的名记者于有海以及分社的戚休一起采写了《珠江畔：百万农民大转移》的报道，其中明确提出了“广东四小虎”的概念。第二年，王志纲到南海、顺德采访，当地的负责人对他说：“我们对你又敬又怕，你知不知道，去年你给了我们一顶‘小虎’的帽子戴，上面就要我们当年多交1000万元。你们记者的笔，真是一字千金啊！”
而今，4年过去了，在珠江三角洲这庞大的舰队中，顺德、南海、中山、东莞鼓满风帆，仍然率先行驶在船队前列。
改革开放12年，“四小虎”的社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及国民收入四项指标，年平均增长率都达到或超过了20%。其发展速度不仅高于全国以至广东全省的同期发展水平，而且创造了超过亚洲“四小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期速度的奇迹。
但是，“四小虎”的成功之路不尽相同，因地制宜、各有千秋，而正是这样，才使他们在广东几百个市县中脱颖而出，比翼齐飞。那么，“四小虎”发展的秘诀是什么呢？王志纲等人进行了一番“虎穴追踪”后，终于弄清了一只只小老虎的底细：“四小虎”同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村镇相望，田畴相连，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大同小异。可在改革开放大气候下，却探索出四条风格不同、各有千秋的发展之路来。
顺德之路：重点发展乡镇集体经济，乡镇集体工业成了支撑全县经济繁荣的支柱。
南海之路：五个轮子一起转（县、镇、区、联合体、户），三大产业齐发展。
中山之路：以地方国有经济为龙头，带动全市经济稳步均衡的发展。
东莞之路：“三来一补”遍地开花，“借腹生子”经济起飞。毛泽东在论述方法论时，十分强调发掘矛盾的特殊性，而“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关键的是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与“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王志纲一行对广东“四小虎”的把握，既注意了矛盾的普遍性（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港澳经济的促进等），更着重于四个县市在不同的条件、基础之上如何扬长避短、营造优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四虎之首的顺德，记者们总结出“三个为主”的模式。
“集体经济”为主是顺德经济所有制构成最突出的特征，而“三个为主”的方针，即集体经济为主，镇办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
“三个为主”为何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呢？
顺德县委书记何敏和告诉记者：刚开始，走什么路也弄不清楚，解散集体资产搞个体，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也不符合顺德集体经济已有一定基础的实际；搞国有，机制不灵活；村办工业虽灵活，但实力又有限。于是明确“三个为主”，取其上下辐射，带动全局之功。最重要的是镇办，可使领导力量、技术水平、财力支持得到保证，而且保留了机制的灵活性。
按“三个为主”的方针，顺德县走出了一条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之路。其社会经济综合实力不仅跃居“四小虎”之首，成为广东上交中央财政最多的县，位列全国十大财政上交县第二名，而且建立起一个后劲甚大、具有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全县乡镇企业达3490家，其中产值超亿元的就有10家，超千万的近百家，创造出数以百计的国优、部优名牌产品。
在中山市，市里抓住几个在全国有名的大型企业集团，注重规模效益，组建了一支“中山舰队”，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破浪前进。
中山威力洗衣机厂一位副厂长告诉王志纲一个故事：“市场疲软时，我们厂也曾一度陷入困境。因开工不足，严重时企业职工工资每人才发到一百多元。职工们不但无怨言，而且群策群力，殚精竭虑为企业出力。有一天，我去食堂吃饭，招待所的大师傅突然跑来问我：“厂长，怎么客商越来越少？今天才一桌！我连锅铲都舞不动啦！”他动情地说：“连厨房大师傅都如此关心企业的命运，我们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呢！”正是靠这种同舟共济的企业精神，威力洗衣机厂终于逆水夺魁，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洗衣机企业。
在南海西樵镇布匹专业市场，镇党委书记向记者们介绍了西樵布市的发育过程。1986年，国家紧缩银根，小遇风浪，西樵积压布匹达三万多米，因流通不畅，生产陷入低谷，全镇272间布厂都处于“休克”状态。接受教训后，镇政府下大力气抓市场建设，在镇上建成了占地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布匹专业市场。
这个中国最大的布匹市场有一千多家布匹店首尾相连，招引着国内客商。本省的不算，每天省外涌入这里的客商就超过千人，日成交额达数百万元。
云来的客商带旺了一条饮食街。在这条多达六十余户的饮食街上，不仅川、扬、粤、鲁四大菜系应有尽有，还有蓝旗高扬的穆斯林饭店，店主是闻讯专从新疆赶来做穆斯林布匹商人饮食生意的维吾尔族人。
市场的发育和通畅使西樵镇迅速发展成拥有千家厂、千家店、万家机，年产亿米布的纺织城。一业旺带来百业兴，布匹专业市场的繁荣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该镇常年参与运输的机动车辆达650辆；弹丸小镇，大小旅店就有二十多家，其中，还有两家豪华的“星级饭店”：一家三星，一家二星，在镇级单位可谓绝无仅有。兴旺的百业消化了全镇农村3.8万剩余劳力，充足的税源、财源促进了西樵镇的繁荣。当时，西樵镇农民年人均收入1720元，人均存款7000元，即使在以富闻名的南海县，亦为富中之富。
“四小虎扬起四张帆”——王志纲一行对三角洲发展的不同模式进行了生动、准确的总结，探寻了它们各自产生活力的源泉。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不可能整齐划一，也没有适应一切地区的“万应灵药”。正如一年后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所说的：“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什么路都可以探寻，什么办法都可以试验。”
当然，在“虎穴追踪”中，王志纲对“四小虎”各自的弱点、缺憾，也进行了一番了解。他当时比较推崇顺德的“三个为主”，认为中山以国有为依托，不如集体经济有活力；南海藏富于民，民间殷实而集体稍弱，工业上满天星斗，而不见月亮（没有骨干、名牌）；东莞的“借腹生子”、“三来一补”经济繁荣，但也造就了一个食利者阶层。他认为广东“四小虎”中，东莞、南海的历史作用不如顺德，“正是顺德强大的骨架工程（实业）支撑起了‘粤军北上’的‘万里长城’，支撑起‘珠三角’工业化的过程。而正是有了这规模宏大的第二产业，才有南海、东莞第三产业和私营经济的繁荣。”
他还强调：“顺德经历了产业革命的锻炼，经过了大工业的洗礼，经受了严格而残酷的产业改造，造就了一大批现代企业家，他们是顺德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绝不是靠食利者和小工业主支撑的繁荣能比拟的。”
这些具有政治经济学专业眼光的分析，从宏观上把握了“珠三角”的大局，它为两年多后“可怕的顺德人”的广告策划也进行了积累与铺垫。当时，也有个别“小虎”对王志纲的结论不太服气，曾多次带口信请他再去考察考察。王志纲却认为，真正的检验靠实践，无论哪一种模式，只要是符合生产力发展，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当然，在其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时，则必须再行革新。
“九段”侃出“原子弹”
八篇一组的《珠江三角洲大趋势》陆续刊出之后，引发了岭南报界的“珠三角”热。当时，广州市市长黎子流亲率代表团前往“珠三角”实地考察、取经，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田炳信随行采访，也在《广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组报道。
王志纲、田炳信在新华社内部均被称为“九段侃爷”，即辩论、演说达较高级别的口才大师，两人都是从内蒙分社出师的，先后到广东落户，仍是近邻，私下也经常对话、交流。按照王志纲的说法是：“交换一个苹果，各得一个苹果；交换一个思想,各得两个思想。”双方都受益不浅。
1991年8月的一个炎热的夜晚，由《粤港信息日报》牵头，两位“九段”高手、两位刚从三角洲探秘归来的记者，进行了一场长达2小时的对话，相互撞击、滚动“雪球”，整理出一篇上万言的《珠江三角洲启示录》。请看几段精彩的片断：
田：这次下去看到珠江三角洲许多企业的领导观念很新，他们的人才观、机遇观、企业观都不同以往；他们敢于破传统、破常规，干前人没干过的、干内地不敢干的、干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当然，这里的大前提是遵纪守法，以发展商品生产、以提高当地经济实力为目标。市县组织部门在用人的衡量标准上也不是按过去传统的论资排辈，而是论功行赏。它把一个人的最佳年华、最美的青春在最佳的时刻展现出来，把一个人的能量最大限度地贡献给社会。而在一些大城市，不管是评职称也好，干部提拔、企业用人也好，不达到一定的年龄、不长上一定的胡子、脸上不出现一定的皱纹，就没法起用。在珠江三角洲，只要认为你的能力、贡献达到高级工程师的要求，他就任命你为高级工程师，待遇、职务安排等全部照给。有人说这是不成体统，但是这种对太成体统的陈规陋习的反叛，恰恰是今后我们所需要的。
王：是的，它们这种机制是完全符合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的。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就是要充分地调动生产力要素，构成庞大的生产力参与竞争。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也正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显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传统观点认为，全民所有制的按劳分配是要把所有的个别劳动折合在全民这一范围内，然后均衡化，再由国家按“社会平均劳动”来分配。由此颁布八级工资制，经国家统一考核、晋级。这一制度因违反了社会发展并不均衡这一现实，最终表现为人为的拉平、大锅饭，它不能迅速发掘出一大批刚刚冒出来的各种管理、技术人才的积极性。而珠江三角洲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客观存在在集体范围内，则可根据自身经济的发展，论功行赏。你只要是人才，根本不存在什么繁文缛节，马上就可以任命你为总工程师，而且由于自治权属于自己，它可以马上给你总工程师的待遇、总工程师级的住房和职权。这样就能使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根本不用等上三年五载，随时都可以认可你、促进你，可见这也是搞活经济相当核心的一部分。因为说到底，劳动力是生产力要素中最积极、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它被调动起来了，微观上一个企业活了；从中观来讲，一个地区活了；从宏观来讲，一个国家也活了。通过珠江三角洲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各级技术、管理、生产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得到发挥、调动，才最终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合唱”、“交响曲”，最终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撼社会。
田：还有一样，就是珠江三角洲的“杂种意识”很强。“杂种”一词在中国历来都是极为难听的，而珠江三角洲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崛起，却正得益于此。它利用别人的脑袋、利用别人的钱财、利用别人的经验、利用别人的市场，结合自己的人缘、地缘优势来壮大发展自己。
与我们过去采访中见到过的许许多多北方村长、镇长截然不同，珠江三角洲的村长、镇长见过世面，他们不同于过去的农民——从田头到地头、从地头到炕头——就这么几头来回转，活动的范围不超过方圆5公里，知道的东西不外春夏秋冬，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再就是管管村里的婚丧嫁娶，当个司仪。珠江三角洲的干部，他们一年中收到的信，一年中打向国内、国际的长途电话，周游列国在飞机上飞行的时间，在火车上度过的钟点，都超过了内地一个村甚至一个镇的人一辈子的总和，他们的见识、交流都很广。他们不太迷信，不容易被某些东西所吓住，也不太会被某些东西所迷惑。他们能够结合当地的山山水水、结合当地的人缘，来发展当地的商品经济。在这点上有人又不理解了，说“见到绿灯快快走，见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这是不听话的表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说他们恰恰是听话的，他们是小话不听大话听，听的是“十三大”报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句最大的话。
王：讲到内地的封闭状况，这就涉及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不能相比的问题。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其实原来也和北方的农民差不多，顶多只能看到村前村后那么方圆几公里的地方，世世代代在那生息繁衍。为什么两者现在出了这么大的差别呢？不是别的，而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市场的开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专门提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借助于商品经济和产业革命威力的。在短短的一两百年里，它所释放出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总和。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奔走于世界各地，去开发市场。
现在广东很明显就有这种感觉。商品经济的前提首先在于其市场的开发，市场有多大，生产力就有多大。因为企业家搞商品纯粹是为市场而生产，而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为此，他就要走出去。尽管有广东人把北方视为畏途，一提到北方就说生活多么艰苦、多么难以适应，但是为了开拓市场，广东人是比全国哪个地方的人都走得勤、走得远、走得活跃。当这些所谓“农民”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世界的时候，他们所能捕捉到的机会就越多；机会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竞争能力越强；竞争能力越强，企业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越来越有实力，越来越壮大。比起内地那些只活动在方圆5公里内的农民来讲，他们的成功机会要多上十倍、百倍、千倍甚至亿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机会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大批“放鸽仔”、“种田佬”摇身一变，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这是商品经济的威力。只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商品经济，就能使每一个人找到自我，充分释放自己的能量，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
田：过去我们常听说企业日子不好过时，就“厂长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这是很荒唐的。一个小城市有几百家企业，一个中等城市有几千家企业，一个特大城市有几万家企业，而现在珠江三角洲许多市、县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剥离得很清楚的。政府给企业什么样的支持、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服务，都很明确；企业该如何去发展生产、筹措资金、交税，该如何去拓展市场、组织产品、推销产品，这是企业自己的事，市长、县长、镇长一概不过问，这点很明确。
政府在服务方面也着力提高办事效率，搞“一条龙”服务。例如珠海市，就把各部门握有实权、能拍板的人请出来，组织在一幢大楼里，每人分给一张办公桌，然后该办的事你就盖章，不要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它是在目前机构改革还不能彻底消肿、精兵简政的特殊情况下，搞起来的一种轻型政府。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对于企业，是把它摔出去，让它经风雨、见世面，有本事你就长成了大胖小子，没本事你就自生自灭，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不予呵护。而现在内地许多地方，两种行为还没有完全分离出来。
王：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12年，在这12年当中，广东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大概算起来，改革开放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伴随着曾出现三次学广东和考察广东的热潮。
第一次是1984～1985年。由于当时广东独特的地位，四大特区占了三个，所以很多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城市都派人南下学习，当时的结果是否定大于肯定。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一位老红军到广东看完后，到深圳就哭了，认为广东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后来邓小平同志亲自到南方，到深圳、下珠海，并说深圳的实践证明我们开办特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次是沿海大循环建立的时候。这次学习过程，以江泽民同志率领上海代表团到广东考察为主要标志。当时我正在各地采访，全国普遍的看法认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是不错的，但广东走的是异端。广东的经济虽比自己好，但内心毕竟是不服气的，学也不行、不学也不行，于是便都学了一个“变通”。都“变通”了就麻烦了，因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不变通不行，它有许多旧的条条框框卡着，但如果全中国都来学“变通”，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央宏观调控的彻底削弱，釜底抽薪，国家是要出大问题的。最后诱发了1988年全中国的抢购风和通货膨胀，于是就有了中央“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
最后一次是在1990年，出现了第三次“学广东”的热潮。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天津市长、四川省委书记、江西省长等，基本上各地区都带着人马来了，这次出现了一个很精彩的局面，大家基本上服气了。全国很多大中型企业，特别是老企业在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带着各自的一些问题来到广东请教。当然，他们来到广东也有很多不同的感觉，但对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认账了，承认这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中国非要走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不可。珠江三角洲要给全国上商品经济这一课。
这样，就更强化了我们所讲的珠江三角洲的启示，它启示全中国的人们，商品经济既然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那么在全中国经济正处于这么一种困境的时候，我们总算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地方看到了走出隧道前的一丝亮光。它启示人们，商品经济在中国不仅必须走，而且走得通。走通以后，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只会巩固，不会削弱，也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同时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倒过来，大刀阔斧地发展商品经济，只能够强化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两位“九段”在珠江三角洲的擂台上对垒，新观念、新提法、新思路、新火花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南北反差、城乡区别、今昔对比、中外比较，左右逢源，旁征博引；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史学融会贯通，相互印证，把一个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珠三角”如庖丁解牛一样条分缕析，又上升到理论高度，立体而又鲜明地树立在成千上万记者的面前。
说它是新闻，不像；是评论，不像；是报告文学，不像；是学术论文，也不像；然而“四不像”中又融合了四者的长处与优势，这是记者纵论天下风云的一个全新创造。
“四不像”在精神市场上引起了又一轰动。当天的《粤港信息日报》被一抢而空，加印了3万份，又被一抢而空。于是该报编辑部开了报界之特例，在10天之后于原版位置将《珠江三角洲启示录》全文再“发表”一次，又加印了5万份，当日报纸还是销售告罄。
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在看到当天报纸后，于夜间打电话给广州市市长黎子流：“你看到那篇对话了吗？很好！值得细读。”黎子流读后即打电话给作者之一的田炳信，称赞“对话好极了”！
中共中央组织部打电话到广东省，索要几十份载有“对话”的报纸，以备“学习研究。”
与此同时，各省市驻广州办事处，不约而同、争先恐后地将此文视为重大信息，以特急件方式传给本省主要首长。
嗣后，在长达十个多月的时间里，十几个省市或在省府《每日快报》上（河南等省）连载，或报纸以全文转载（广西、福建等省）。内蒙古几大报纸全文转载了该文之后，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还将文章列为参阅文件，印发与会代表学习。
新闻策划的高手们，在大趋势的舞台上纵横驰骋，引爆了一颗“观念原子弹”。
附录：《百万移民下珠江》
【编者按】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伴相生的过程，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片面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政治、国内外环境、发展阶段等诸多问题的交集。
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决定了必须走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只能出卖劳动力，也就决定了百万移民要背井离乡；这个过程在随后被复制到长三角、中西部、甚至偏远的山区。
可以说，《百万移民下珠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最典型的一个缩影。
附录：《华东归来话广东》
【编者按】战略就是预见。今天广东、山东和上海的发展态势，印证了这篇写于20多年以前文章的判断，王志纲的成功预见实质上是对规律的把握和方法论的胜利。时至今日，动态、辩证、发散的思维方式仍然是王志纲工作室进行区域经济和产业策划的制胜法宝。
《华东归来话广东》
（一）
从上海回头看广东，深感广东繁荣的后面潜藏着深深的危机，最大的危机是不知危机。
从上海回头看广东，站在华东看广东，我看是危机四伏，除了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同构性矛盾大外，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恢复后受到最大冲击的将是广东。危险的是人们面临危机而不清醒，广东部分人还沉浸在莺歌燕舞，自我感受极佳的状态里面。
上海滩的人，华东人一旦觉醒，广东是很难与其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广东经济的成功是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成功。计划经济不发达，看起来是坏事，进入发展商品经济的新时期却成了好事。
回首80年代，相对于华东，广东有几大先天不足，这几大先天不足伴随时势转换反而成了它在新机制中的最大后天优势。
第一个先天不足：计划经济对广东改造得不彻底。因为广东的经济地位不是太重要，不是国民党的经济中心，没有必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二个先天不足：作为“化外之地”，作为“准备打仗”的前沿地带，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一直没有进行大的投资。这一先天不足反而成全了广东，使它在机制转换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因袭较轻。
第三个先天不足：当地人正统文化素养相对淡薄，重运作，而不重理念，又有崇商的历史传统。只要时机成熟，其原始经济意识很容易就焕发出来，而这种小商小贩意识天生又是同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故称广东人得风气之先，名符其实。这个风气就是商品经济风气。新风气同崇商传统一经结合，繁荣的创造成了必然。
另外，广东与海外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一旦开放改革，其"人缘"优势作为新世纪繁荣的催化剂，作用不可低估。广东80年代的成功实践，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以港为师。由于传统计划经济对广东改造得不彻底，宏观制衡乏力，一遇时机就成全了广东无为而治格局的形成。政治上的无为而治促成了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没有约束能力，下面就以港为师。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以港为师，结果学出了一个市场化的乡镇企业，组合式的商品经济。广东乡镇企业就是把香港的零配件拿来组装。广货为什么在短短两三年内打遍全中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组装型的洋枪洋炮打败北方的大刀长矛。广东产品与其说是技术上独创性了不起，不如说是在市场开拓上在全国是占了先的。
今天我们看到，包括第三产业的发展、茶楼文化、以桥养桥、以路养路、土地批租等改革，无不可以在香港找到其源流。
（二）
自由放任是搞活经济的必经阶段，但决非永远过程。“无为而治”并非万能。
广东在80年代赖以成功的主要客观因素有可能成为90年代广东上台阶的桎梏，如果广东人不意识到这一点，将会被已经觉醒的雄狮华东迅速超越，先天不足成了后天障碍。
如果说80年代广东是感性的功能，那末90年代需要理性上的升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是一个痛苦的转换过程。
进入90年代，广东几大问题表现出来了。
第一，政府调控乏力，无为而治对于小商小贩型的经济发展效果极佳，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粗放时期，政府越不管，发育得越好。为什么西方在第一阶段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实施的是自由放任政策。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学派推崇自由放任。确实，纯粹市场机制对于搞活经济，打破封建束缚，调动每一个经济细胞的活力，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能量是不可小看的。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品经济的初始阶段就是天下熙熙皆逐利。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证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完全自由放任发展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市场经济自发的力量，不仅会造成两极分化，而且在此基础上会形成垄断，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摩擦、冲突会加剧，若任其发展，社会将出现动荡以至断裂。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为保持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都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经济运行的干预。与此相适应，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也流行起来。
现在我们看到，在我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比如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以及深圳，伴随市场经济自发力量必然产生的一些问题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如一部分人通过政治的、官倒的或其他特异的力量，已取得了地域的或行业的垄断地位。他们以垄断某些新兴行业，操纵市场，来折腾商品经济中的小鱼小虾，甚至可以控制社会，插手政治，如时下的股市和房地产投机热中，就出现了手里能够调好几个亿以至十几个亿的寡头，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掀起了一个个小气候，搅得数一以万计的小股民惶惶不可终日和社会动荡不安。
所以说，广东自由放任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了奇迹性的繁荣，同时也出现了产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加剧的苗头，以及社会崇尚投机等问题。这同迷信无为而治，宏观制衡乏力有直接关系。
本来任何一种财富都必须通过劳动作用于资源才能形成。而现在股票、证券、房地产出来以后，由于政府调控乏力，有些人不劳而获，一夜暴富，而出力劳动多的却不能多得，诚实经营者也不能发财，最后会把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带坏，社会崇尚投机倒把而不干劳动创造，这个社会最终是要被毁掉的。据说南韩政府已注意反思这个问题，即社会投机行为无限扩张对整个民族道德的腐蚀以及引起民族毁灭的危机问题。
继续无为而治，其结果将会出现富有的更富有、贫困的更贫困，富有的人可能是官家子弟、或者是素质不高的人，这些人掌握金钱以后，将会用金钱的力量来干预、左右社会，扰乱商品经济正常运转的各种规则，其后患是无穷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来解决，这是第一。第二，政府行为滞后，表现在政府不该管的，它是没管，但政府该管的，有的也没有管好。这次我到内地省市，反观广东，更感广东瓶颈问题的严重，即交通、能源滞后太突出了。连云南、贵州这样落后省份，都有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几百公里的汽车专用道正在大兴土木。在广东考虑这个问题却远远滞后。高速公路讲了10年，还是广佛公路那20多公里。去年一场雷雨，省内主要公路几乎全部毁掉。广州的堵车之烈，已使这一南粤名城取代台北成为世界有名的"超级露天停车场"。我到山东去，山东的路段没说的了，真是高路入云端，可以望见天之尽头。千军万马齐上阵，不计报酬齐修路，尽管这种政府行为带有旧体制的痕迹，但毕竟政府在做事。
（三）
纵观中外，凡成功者，其经济运行机制无一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两只手"动作。即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两只手有机、有效的配合。
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神奇的，但不是万能的，政府行为这只看得见的手是武断的，却是必要的。纵观中外，凡成功者，其经济运行机制无一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两只手有机有效的配合。
广东“四小虎”中顺德之所以相对成功，是因为县政府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在经济转换的关键时期，政府没有任其自然，无为而治。80年代初完成农业第一步改革、经济面临上台阶的当口，政府顺应规律，积极引导，才有了今天这“以工业为主，乡镇企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道路的成功。而邻近的南海县搞自由放任，国营镇村联户、个体放开一齐上、“五个轮子”一齐转，尽管经济也上去了，但回头一看，私人的小企业居多，许多人满足于流通领域倒腾。没有拳头产品，没有骨干企业。“满天星斗，没有一轮明月。”经济档次低，后劲乏力。可见，有无政府行为结果大不一样。
广东还有第三个滞后，软件上的滞后，包括人才、教育、科技高层次软件的滞后。
广东的先天不足，即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先天不足一度成了广东80年代商品经济成功的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不能躺在老经验上，时势轮转，环境变异，一边是全方位开放格局已在全国形成，机会已不会独钟广东，另外是广东经济要上台阶，得用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主、客观条件。广东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环境呢？
现在上海已经找到建立市场经济的"五个流"，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
上海的地铁很快就修通，广州的地铁还在规划中。还有整个软件的建设，特别是市场。广东讲的市场多是集贸市场，这都是低层次的。现在讲到的市场是第三产业市场：金融、信息、技术、人才、期货，那才真是大市场。
广东更大的危机是，整个中国全方位开放以后，独秀广东的天时、地利、人和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沿江沿海沿边开放，你有的，人家也有，你的诀窍人家学到手了。在这一基础上，原来产品经济下成为劣势的东西，转换为优势，像上海的这种觉醒，就像一位山东人说的，我们山东与广东相比，相差5年，但你放心，山东这条巨龙一旦醒过来，广东将不在话下。这个话我相信。
山东有资源和市场优势。这资源和市场，80%靠自身。现在又有了开放优势。同韩国这条亚洲小龙的关系也是前店后厂，类似广东与香港的关系，另外，山东沿海的大港口，铁路网络绝对不是广东所可以比拟的，是搞大工业的天地。在搞小商小贩的时候，傻呼呼的山东佬，是打不过精明的广东人的，但是进入90年代在竞争大工业的时候，广东人若还满足于小机灵，小聪明，到时候就无法上真正的大舞台了。山东的傻大黑粗、憨厚、认死理，反过来成为其优势了。
广东第四个滞后是产业结构上的滞后。广东多是组装业，制造业很少。80年代的腾飞并不是靠技术进步、制造业发展，主要是靠资金大量投入，靠引进组装。然后利用沿海与内地政策形成的产业落差，洋枪洋炮北伐。靠引进先进设备获得的繁荣不会持久，生产力的根本支撑为是科技进步。遗憾的是广东实业界并没给予这一问题应有的重现。
（四）
机遇独钟广东的时代己一去不复返。80年代得益于微观放活的广东，90年代若不能补上宏观管好这一课，前景堪忧。
天下机会独钟广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广东许多先天不足在80年代占便宜，而现在可能成为上档次的大障碍。
上海实现转换后，上海政府机制将会在新的轨道上——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超凡的作用。而广东的诸种先天不足，特别是一些政府崇尚无所作为，捱到90年代需要上大工业项目，需要宏观调控、政府发挥应有作用时，它的局限性就将突出表现出来。
反观广东的近代史，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富足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几度短暂的繁荣。明末清初，伴随政权中心的数度南移，外贸口岸的独占，人口的南迁，中国沿海小商品经济的发达：桑基鱼塘生态性农业的形成，大搞商品性农业和进出口贸易的广东人比起中原种粮食的人容易发财，所以出现了几次繁荣，但是这种繁荣随时势的转换——最典型不过的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外贸重心移向上海——这类重大客观条件变动的影响，加之珠江三洲人追求奢华，享乐时尚的催化；繁荣很快归于寂落。条件特殊，钱来得容易，民风奢靡，讲求吃喝玩乐，社会风气败坏，最后不堪一击，稍微有点社会动荡、天灾人祸，包括战乱，王朝更迭，一下子是十室九空，田园荒芜。
殷鉴不远，我几次在珠江三角洲采访，每每在为这里经济繁华奇迹激动不已的同时，也对一些负面现象有所感概；奢侈之风抬头；纳妾、赌博、放高利贷、享乐，一些人无所事事，满足于靠外来劳动力为自己打工，自己当小老板，小地主。锦衣玉食，并非来自自己的创造。待竞争条件一拉平，要真枪实弹打擂台，败家仔就会出现了。如果不能冷静地客观地知道今天得到的一切是怎样来的，那么将会得到历史辩证法的无情惩罚。
90年代，中国经济要上档次，周围是强邻四起，广东也面临一个脱胎换骨上档次，这个时候，政府作为，政府水平，要求更高。如果说，80年代广东的发展，对官员的最高要求是"顶得住，保得了"，只要能营造并保护好广东能先行一步，锐意进取的小气候就是高水平的话，90年代的要求和标准已远不止这些了。
去年夏天我去上海，黄菊市长对我说，沿海与内地原来的时间差、政策差、优惠差是一度是8年，后来是5年，最后是3年，今春小平南巡，二、三号文件下来以后，只有3天。沿海与内地的差别基本上是没有了。玩政策优势这张牌已经不大灵验了。广东就只能实打实，靠真本事打擂台。
最后话还得说回来，伴随时势的转换，广东的不少优势是在逐渐丧失。但是，最根本的优势，即先行一步，大搞市场经济的优势并没有失掉。相反，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加速，广东的先发优势还将在更广和更深的范围体现出现。围绕市场化改革，结合下一个十年的发展，从刚刚闭幕的广东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传出的种种信息可知，广东高层在宏观上已有了系统的设想和安排。我想，若广东上下能保持清醒头脑，知己知彼，扬长补短，那么群雄并起的新时代对广东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更是再上台阶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