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中国走势
1988：中国走势采访录
市场割据引发的地区保护倾向的出现乃至风行，客观上有其必然性，实际上是各地对现实生活中不公平竞争规则的反抗和强制修正。
“变通”，有的“变”活了经济，有的却软化了约束。“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千军万马闯红灯’的局面，确实值得注意。”
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在于治理改革环境，整顿改革秩序。
开放与割据
1988年以来，国务院三令五申控制经济中的过热空气，压缩基建规模。记者在东西南北得到的却是三种相映成趣的答案。
在南方某省，有人说：不是说我们是“全国改革开放试验区”吗？怎么干涉我们自己的事，国家管这么多干什么？
在华东某省，有人说：我们自己花自己的钱，又不要国家投资，盖房子建厂的自由还没有吗？
在西北某省，有人说：前些年搞基建，人家“见了红灯绕道走”，经济上去了；我们老实，却被狠狠地一刀切下来，好容易才缓过劲儿来，这又亮“红灯”了；看来我们也只好“见了红灯绕道走”啦！
看来，基建规模久压不下，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其背后，在各自颇有道理的争辩之中，我们看到了深一层的动因：随着地方自主权的扩大和区域间经济关系的建立与调整，如何处理好地方分权与全局所需要的集中方面的问题已见端倪。
现象种种
1988年6月，英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官员在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负责人交谈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区域和省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各省纷纷采取经济割据政策，这一倾向会不会导致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据了解，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外交官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他的疑虑代表了西方许多高层人士的看法。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胡培兆教授告诉记者，前不久来访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两位教授认为，中国有许多“独立王国”，各行其是，省一级的权力在某些方面比实行联邦制的美国一个州的权力还大。
外国人看中国，因种种因素限制，也许有失之偏颇之处。但国内许多从事领导工作、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士也认为，地方分权与全局集中之间出现的问题已是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突出问题。我们在采访中，看到了种种以维护区域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现象：
第一种表现是：在市场上，封关设卡、争夺资源的各种“大战”遍及全国，愈演愈烈。围绕农副产品收购展开的“蚕茧大战”、“羊毛大战”、“烟草大战”、“苧麻大战”、“山芋干大战”等，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季节性的风潮，而围绕有色金属等紧缺资源的“大战”则逐步升级。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许多省常备不懈，动用了大量人力，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境戍边”。1988年，一些蚕茧产地的政府，为了防止蚕茧流往外地，请武警、调民兵，用县、乡、村三级联防的办法，实行严格的出境检查。南方某省的一些地方，以每天5~6元的高价，雇农民巡守五百多公里长的省界线。
由于保护资源一方严加防范，自然增加了抢购的难度，从而使得抢购一方更加不择手段。记者在四川采访时，正值一年一度的“生丝大战”，记者看到，虽然四川省各级政府严禁生丝外流，但广东省一些单位却用高额回扣，甚至使用军车押运等手段，有效地瓦解了四川省的防线。
封锁与抢购，有人归因于“贸易保护主义”。然而，有专家指出，这种“贸易保护”与国际上常见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政策”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是封关设卡的一方并不是为了抵制域外制成品的倾销，而是为了使本地资源不致外流；二是抢购一方的目的也不都是将原材料主要用于本地加工业，而是用于出口以换取外汇。因而这种抢购带有强烈的阵发性和无规则性。
第二种表现是：立足本地，搞小而全的生产体系。由于国内原材料资源短缺，不但导致争夺加剧，而且激发了各省市的自给自足意识。盛产羊毛的甘肃省，原来毛纺织工业的基础并不雄厚，但近几年来，毛纺企业发展到三十来家，其中仅毛毯厂就有16家，年产量达280万条，位居全国第二。毛纺加工业的发展，使甘肃迅速由羊毛输出省变为短缺省。广东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匡吉告诉记者，广东是资源严重短缺的加工省，面对原材料越来越没有保证的形势，广东准备投资几百个亿，在省内建设起化工原料、有色金属和化纤等原料生产基地，力求早日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第三种表现是：各自为政，强化块块权力。记者在各地采访时发现，为了使割据行为规范化、合法化，并且能够在实际工作中顺利实施，一些省市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弱化条条，强化块块”的方针，特别是强调区域内的政令统一，要求“条条”派驻的分支机构无条件地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如某省就曾发出文件，重申“政令统一”，同时要求中央派出机构“正确处理好条块关系，从我省的实际出发，确定相应的贯彻落实措施，扶持生产，涵养财源”。
对于上述种种现象，有人不以为然，也有人深表忧虑。但无论如何，重新认识和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确定我国未来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出发点。
学者和领导者的评价
我们所采访过的一些学者指出，今天的中国，旧的产品经济的管理模式已被改革的强力所破坏，而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尚未建立，因此，新旧体制因素并存必然带来一些混乱；另外，地方自主意识增强，也正是改革之初给地方放权让利所要达到的效果。因此，上述现象的出现也许是地方自主性强的一种必然表现。相对于旧体制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那么，对于这种状态，是不是我们只能顺其自然呢？一些省市的领导者和专家学者们认为，承认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并不等于承认我们对其无能为力。
人们感到忧虑的是将来。扩大了地方自主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同时也为整个宏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一些资源较丰富的省份正在致力于发展本省的加工业，原料调出量日趋减少，使不少原来依靠这些原料进行生产的外省加工企业嗷嗷待哺。有人预言，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国家早先投放巨资建立起来的加工业基地将会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而国内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的合理分布等也终将成为泡影。
这种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中央宏观调控手段的削弱。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许多地方政府向“弱化条条，强化块块”的方向努力，加上其他原因，使中央宏观调控机能的作用越来越弱。有的专家认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些省市具备高速发展的基础和能力，而有的省市却是在人家高速发展的强刺激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在经济上搞“强行起飞”，结果使已经过热的经济空气非但未得到压缩，反而进一步膨胀，而中央对这种并不正常的状态却没有更有效的调控办法。如果按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搞下去，那么要不了多久，就会给整个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因此，我们应当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角度对产生上述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的社会土壤进行一番分析和探究。
原因初探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一些省市领导和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央权力的下放强化了地方的自主意识，条条的权力则在逐渐被分解，但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没有及时跟上。
过去，我们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富了地方上才能富，那是因为当时我们靠的是计划经济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水龙头”握在中央手中。现在情况不同了。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之后，地方的自费改革措施更离不开钱，如果地方上财力不足，不仅改革步伐不能加快，而且资源、人才和资金还容易向其他地方流走。为了在角逐中稳住阵脚，防止出现富的越富、穷的更穷的“马太效应”，地方政府势必对地方经济利益特别是财政收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当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出现矛盾时，地方领导的屁股自然易于坐到自己的板凳上。
利益问题一突出，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获利就成了各省首脑会议上经常议论的话题。人们不难发现：在我国，因为商品严重短缺，只要从事加工业，即使管理水平低，也不愁没钱赚。因此，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工业到乡镇企业，虽“觉悟”有先有后，但最终都选择了大力发展加工业的战略。加工业的急剧膨胀，进一步加剧了原材料短缺的严重状况。为了保护本地资源，进而保护本地加工业和财源，防止“肥水外流”，各省特别是拥有资源的地区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保护市场的武器。
那么，这是不是说改革和开放带来了上述现象呢？这种结论过于简单。问题在于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
社会呼唤公平竞争
进一步走向开放，是历史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可是，在我们积极纳入国际市场、渴求建立统一的商品市场的时候，国内却出现了市场割据的地方保护倾向。这不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吗？是什么力量在捉弄我们呢？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乃至风行，客观上有其必然性，实质上是各地对现实生活中不公平竞争原则的一种反抗和强制修正。
在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央实施了多层次的区域经济政策，从而改变了多年“东西南北齐步走”的格局，对改革与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央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向东部倾斜，是各省领导十分关注的问题。记者接触到的省市对中央的这一决策都表示拥护和支持，西部有的省市领导还从全国改革的大局出发，把中央的战略意图概括为“东部决战，中部策应，西部固本”。但同时，他们也认为，各地因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政策消化能力不同，实施分层次指导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方针。但优惠政策只应该体现在放权程度的大小上，而不应该体现在纪律约束和竞争规则的不同上。省际之间竞争条件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沿海地区特别是特区，凭借远远高出内地的外汇留成比例和自营进出口贸易权等各种优惠政策，在地区间的竞争中长期处于有利地位，有人把这比喻为“鸡脚上刮油，肥肉上添膘”。而这一点，恰恰是诱发各地的攀比情绪，特别是诱发地方保护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的领导向记者打了个比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如在区域之间进行的一场篮球比赛；甲队队员是从国家队选来的，而乙队队员全是普通中学生，两者力量过于悬殊；若规则又不平等，这场比赛就无法进行下去了。长此以往，就不会有平等的竞赛，也就不会促进竞赛水平提高。
记者到重庆采访时，听到这样一个消息，重庆市电线生产企业因为缺乏主要原料铜而陷于瘫痪的境地。市委书记告诉记者，重庆的这些企业本来是有铜的，可在不久前发生的一场贸易争夺战中，让南方沿海某省一下夺走了8万吨。人家为什么竞争力那么强？主要靠的是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以及高额回扣等内地不敢使用的特殊武器。据说，他们弄走的这些铜，也不是用于本省加工业，而是直接向国外出口。铜本来是国内紧缺的原料，却让一些人倒腾到国外去了。中间商虽然赚了点钱，但整个国家却吃了亏。
类似重庆的这种现象，记者采访时在许多地方都听到过。各地的有识人士指出，没有公平的区域竞争原则，强化中央宏观制衡手段就失去了基础。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就必须迅速实施能够体现公平竞争原则的统一规范。而这恰恰说明，要消除我们这篇文章所涉及的现象，不能在改革或开放上退却，而只能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放上寻找出路。
“变通”与失衡
在这次为期七十多天的采访中我们发现，“变通”这个词，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而且被赋予了新意的一个词汇了。它之所以时髦起来，主要是被用来表达地方对中央某些政令和宏观措施的灵活理解和运用。这是个颇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变通”，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赞扬，有人则认为，这种“变通”的结果往往使中央政令变了样。这种“地方版”过多，有极不利的一面：本来应当是强有力的中央宏观制衡机制不那么灵了。诸如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压缩基建规模、抑制集团购买力等，几乎中央年年都要“三令五申”，可都收效甚微。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地都有各种言之成理的“变通”措施。
“变通”，有的“变”活了经济，有的却软化了约束。
“变通”，既展示了经济发展日益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同时也成为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
“变通”的吸引力
“变通”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
关键在于许多敢尝“禁果”的地方从中得到了甜头。正是因为这一点，“变通”被长期受“一刀切”危害的许多地方政府，看成是一把处理地方同中央关系的“金钥匙”。
关于“变通”，人们有许多形象的概括：
一是自行其事，对中央和上级“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于“斩而不奏”。我们不难发现，在某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对于自己拟订的某些政策和部署，并不急于向上请示汇报，也不让新闻单位进行传播，而是先干起来再说。有人说，这样干“进可攻，退可守”，干好了就是功劳，干错了也可以自己悄悄收场。
二是“三灯”方针，即“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对于中央的调控措施，适合本地经济发展、能给本地带来实际利益的，就迅速推广实行，反之，则“变通”执行。说穿了便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三是所谓打“擦边球”。对于那些中央只有原则要求而未做具体规定的事情，只要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就放手去干；对上面各部门互相矛盾的文件精神和口径，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执行。此法还有一个“妙处”，即明知故犯，走在错与不错的“边缘”上，既不按规定办又为自己留下开脱的余地。
当然，“变通”之法还不止这些。
如今用“变通”的办法来对待中央政策规定，已经成为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实际行为。一位基层干部对记者说：如今下面对中央文件的看法，可同前些年大不一样了。早先，中央文件一下来，就组织学习贯彻，执行起来也不走样；现在，文件拿到手里，得先看看合不合我的心。合我的心，就大力宣传贯彻；不合我的心，得想着法儿“变通”，甚至把它搁到一边，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变通”的不同含义
有人问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和“变通”是不是一回事？许多同志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在于是不是离开了中央政策的基本点。
一些省、市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制定并着手实施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特殊战略，这些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的基本点是一致的。而“变通”却是另一种含意。从实际情况看，有些地方的“变通”只考虑自己的局部利益，使改革的大局受到损害；而另一些“变通”却是由于上边的政策有漏洞，或者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使下面不好执行。因此，对“变通”也不宜简单地一概否定。
但是，一些省市领导和专家学者对“变通”的后果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们认为，“变通”是个十分笼统的概念，如果各地都把它当成法宝来对待中央的政策，势必造成中央号令不灵、经济发展紊乱的局面。
记者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表明，这些同志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只要稍进行调查便会发现其中的问题。一些省市在实行“灵活变通”的办法时，出现了这样一些倾向：
一是突出强调本地利益。东北和西北的一些资源输出省，每年都有大量原材料被国家平价调拨。在开展生产力标准大讨论时，一个占上风的观点是：咱们长期以“顾全大局”为原则，结果使本省在经济上吃了大亏。以后考虑问题也要从本地利益着想。
二是在一些具体政策上互相攀比。现在许多省市都在排队：我们的速度在全国占第几位，我们的工资福利在全国占第几位，我们的物价在全国占第几位……“人家的政策为什么比我们宽”？这类问题许多地方的同志都提出过。
三是认为中央没说到的就可以干。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现在地方上思考问题的角度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是考虑“中央不让干什么”，现在则转到了这一思路的对应面：“只要中央没说到的就是可以干的。”正因为如此，不少地方都拿起了打“擦边球”的武器。
还有一些“变通”干脆连“边”都不愿意“擦”：以本地区的经济利益为标准，随意解释和“变通”中央政策。
有些地方、部门“变通”中央政策，似乎也有自己的“理由”，这便是：
第一，“法不责众”。许多省市认为，自己省过去老老实实按中央政策办，结果吃了亏，而搞“变通”的地方却占了不少便宜。现在大家排成横队过路口，一起“闯红灯”，中央也没办法评判。
第二，只要经济上去了，“一俊遮百丑”。有的说，不管上面怎么说，你就按自己的想法干，只要把本地的经济搞上去，就能“一俊遮百丑”。
“变通”能够作为一种“经验”迅速在全国风行，不是偶然的。全面透视这一社会现象，深入剖析它产生的背景根源，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至关重要。
“变通”辨析
有些学者和领导干部认为，“变通”中央政策的“经验”能迅速为许多地方所采纳，说明地方的要权意识在不断强化。他们说，我国的商品经济是在产品经济的旧体制下孕育发展的，因此，要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势必要突破某些旧体制设置的一些不适合新形势的框框，因此，“见到红灯绕道走”等“变通”措施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各地许多成功的实践，都是有力的证明。
也有一些学者和领导者认为，各地对“变通”经验的迅速接受，既反映出中央宏观调控和指导不力的问题，也反映出地方自行其是的冲动。由于“变通”本身没有度的限制，因此它往往成为一些地方不讲纪律，不服从党中央、国务院号令的托辞。有些地方采取“变通”措施，并没有按程序向中央请示报告，这就扩大了“变通”导致的随意性，使宏观经济出现失衡的态势。
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对记者说：“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千军万马闯红灯’的局面，确实值得注意。”还有的领导说，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里面就谈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我们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应该怎样处理？确实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变通”现象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一律责怪地方“不守纪律”、“不听指挥”。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央的某些“一刀切”的规定，不符合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地方的官员感到为难；有些地方就某一问题请示上级，却迟迟不见具体可行的答复，被逼得只好自行其是。例如，1986年，边疆某省准备用一批西瓜同邻国的边境地区进行小额易货贸易，报告送到国家有关部门，两个月后还没有听到回音，结果西瓜都烂掉了。1987年他们不再请示报告，自行进行易货易。
另外，有些领导部门在执行政策规定时有较大的随意性，因此难以服众，也为下属单位的“变通”制造了条件。
重要的是治理改革环境
面对这种“变通”的潮流，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对策。有人说，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顺应自然。如若再来个“一刀切”的话，很可能要“切”掉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更多的人则认为，尽管“变通”的程度及缘由各不相同，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不听中央的话，不遵守纪律，把局部利益放在整体利益之上。而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该统一的必须要统一，这才能增强战胜困难的力量，取得改革和建设的新胜利。因此，他们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在于治理改革环境，整顿改革秩序。
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说：“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只用一个尺度不行，但是没有统一尺度也不行。”进一步解放思想，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这在现在、将来都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该“变通”的就要“变通”。但是，要是不分条件、不分地区、不分内容地“变通”，则有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哈尔滨市委书记李根深对记者说，我们现在这套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缺乏制约能力；法制中的实质问题是各级政府要守法，依法办事，胡来并不是搞活。
重庆市委书记肖秧指出，国家机关应切实解决在决策程序、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样才能使宏观指导更得力；现在中央需要树立高度权威感和进行宏观管理；该管住的绝不能含糊，比如国家对重要物资的控制一定要非常严格，要像管黄金那样管好。
福建省委秘书长赵学敏认为，政令统一，齐心合力，是我们目前渡过改革难关的重要法宝；做到这一点，光靠发文件不行，一定要狠抓落实，言出法随。
改革是一项艰难的系统工程。在一段时间里，出现某些失衡状况，正是达到更高层次动态平衡的前奏。经过这个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的过程之后，我国必定会沿着改革之路阔步走向明天。我们和所有被采访过的人一样，对此充满信心。
(本文公开发表于《瞭望》杂志一九八八年十月号 )
1992：中国走势再访录
笼子已破，群鸟竞飞。“换脑子，找位置，探路子”成了各地人们解放思想的着眼点。
“东西南北中，大家往前冲”，都怕挤不上新一趟快班车再被拉下。
摆脱经济周期性痉挛的关键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已是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及重大命题。
群鸟竞飞
“空中巴士”庞大的机体终于稳稳地停靠在首都机场。拖着疲乏的身体，我们回到了北京。
从6月初出发，到8月中旬返京，长达两月半的时间里，冒着炎炎夏日，我们以沿海、沿江、沿边为线，对我国经济的诸多热点问题进行了大跨度的调查采访。沿途所见让我们深深感到，以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为契机，我国终于迎来了深化改革、全方位开放、经济争上台阶的新一轮发展良机。同时，亦感到在迅速升腾的经济热中，夹杂着那似曾相识的各种新矛盾。
实施改革开放十三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出现过三轮周期性调整。其间，经济虽有热有冷，有放有收，但不论是矛盾的产生还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无一不是集中体现在“笼子”的松和紧上。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伴随主观客观条件的深刻变化，“笼子”已经不能约束日益健壮的“大马”。对今天的宏观经济格局和发展态势，许多学者、专家及省市领导人多倾向于这样的概括：笼子已破，群鸟竞飞。
“闯”和“放”
记者在沿海、沿江和沿边的一些省市采访时，强烈地感受到，通过学习、贯彻小平南方讲话精神，“换脑子，找位置，探路子”成了各地解放思想的着眼点。以开放促改革，以放开促发展，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成了人们的共识。
在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学习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结合我国、我省实际，我们算是开窍了，这就是一切为了国家富强，一切为了人民富裕，一切围绕搞富。对一切同搞富相抵触、一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地方都要冲破。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尺度和标准，只要依照这个标准，我们就什么事都敢干！
在东北，辽宁省委书记全树仁告诉记者：这些年困扰辽宁的所谓“东北现象”，说透了就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搞不活。以往思想不解放时，明明国外有不少成功的东西有助于我们搞活大中型企业，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帽子就捆住了人。小平同志帮助我们冲破了禁区，现在我可以说，借用资本主义成功的东西，“东北现象”可以改变，而且已在改变。
思想解放带来了一系列实践成果，具体反映在勇于破“笼子”上。不少省市对如何突破“笼子”束缚，敢“闯”、敢“创”问题都有了红头文件。山东省一位负责同志说：过去我们是没有红头文件不敢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不敢干；通过解放思想，我们决定今后各级政府，只要是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闯”什么？广东省提出了只要“不走错路、装错包、上错床”，都可以干。
为使各级政府有“创”和“闯”的政策保证，今年以来，许多省市采取了放权措施。对属于省里的权力，山东省原则上权放一格或委托下一级承办。江苏则将省一级的不少权限一直下放到乡一级。其中，尤以将3 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审批权下放到乡政府的举措对邻近省市的震动最大。对照江苏，大家都在反省自己。
由于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各地改革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大。特别是沿海地区热点变热土，出现了“外商投资热”、“房地产开发热”、“土地成片出让热”、“第三产业热”、“股份制和开发区热”。尤其是同前些年视闯“红灯”、破“笼子”为越轨的观念相反，闯“红灯”如今成了不少地方乐于尝试的实践。
随着各地“闯”和“放”的实践越来越多，条条和块块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了，许多地区和单位要求经贸、海关等条条部门给权、发证和放行，不同意就采取变通的做法。
“广东示范”的震荡
各地敢“闯”敢“放”，与“广东示范”的影响有关。在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广东示范”无一例外地成了各地学习研究的重要内容，一批批外省市的领导人纷纷去广东取经、考察。
“对于广东，我们上海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行——不过——不错’的‘三不’阶段。”在上海采访时，一些领导干部向记者谈了他们的“广东观”：开放之初，从传统角度看广东，我们上海人的评价是“不行”，看不上眼，认为像他们那样的经济发展，无非是钻了国家政策的空子，是歪门邪道；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眼见广东经济呼啦啦上去了，在不得不承认广东真是上得快、搞得活的同时，加了一个“不过”，对他们变通中央约束之策持保留态度；而今，算真正服气了，不仅在经济成就上服气，而且深感广东闯出了一条阳关大道，一条“放得开，搞得活，上得快”、自己解放自己的成功之道。
上海市长黄菊告诉记者：改革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国地方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实践证明，先放后导、边放边立，应为明智之举；只有放手让各地试一试，才可能找出切合各地实际的发展路子来。
“广东示范”对各省市造成的震撼是深刻和广泛的。一些内地省市的干部说，经过三年治理整顿，再下广东学习，回头对比自己，顿时陷入一个两难之境。广东经济大发展，说穿了，就是从本地实际和利益出发，对中央的要求适合自己的就听，不适合自己的就变通。例如资金，国家搞笼子控制，它就找别的渠道；中央让经济降温，它自营照搞。回过头来看，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的经济发展了，是硬道理，而我们听话的却落后了，里外不是人，群众有怨气，上面不满意。结论是：再也不能唯上而要唯实了。
山东省结合学习广东经验，在解放思想的同时，由纪检、监察、法制部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参加，对全省现行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一次彻底检查。除了查那些不适应新形势、需要修订的政策外，还要查外省市已经实行并取得成效的“变通”政策是否已被采用。
与此同时，广东理论界一些人士提出了“改革要向产品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笼子经济——突破”的意见。上海理论界出现了先放后导、通过彻底实施市场取向的变革，来最终解除高度集中的旧体制的武装的观点。
各地经济发展均驶上快车道
思想大解放的直接结果是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迈开了大步子。各省市领导部门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均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发展战略，提出了高速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目标。
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沿海地区，广东制定了“跳跃”式发展、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目标；福建提出了“南北拓展，中部开花，连片开发，山海协作，共同发展”的战略，计划用8年时间赶上广东；上海则以浦东开发为契机，决心发挥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作用，拟以10%的发展速度，用20年时间赶上新加坡。
在各项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均名列全国前茅的山东，上半年工业增长20.8%。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李春亭对记者说，山东具备了起飞的条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提高速度应高于全国。省里制定了“全面开放、重点突破、梯次推进、东西结合、加快发展”的战略，并确定了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保持国民生产总值10％～12%的发展速度，力争提前到1994年实现翻两番；第二步，到本世纪末翻三番；第三步，到2010年，全省经济总量赶上韩国。
沿海大跨步之时，已经滞后的内陆和沿边省市也不甘示弱，各自依据自身条件制定了发展战略。有效利用本地资源、强化县级经济实力的乡镇企业发展战略被各省区广泛采用。云南省提出了10年内乡镇企业每年按30%的速度发展的计划，北方有的省甚至提出乡镇企业几年内要翻番，要求各级政府层层落实。
各地争相加速发展的实践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上是“五快”、“二紧”。“五快”是：（1）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快，原定1992年的增长速度为6%，而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2%；（2）工业发展速度更快，上半年为19%，其中6月份超过20%；（3）信贷规模增长快，1~5月贷款额为860亿元，超过原定620亿元的指标，预计全年会突破4 000亿元的信贷规模；（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加快，上半年增长32.4%；（5）进出口增长快，1~7月份全国出口增长19.2%，进口增长33，8%。“二紧”是：交通运输紧张，能源、原材料资源紧张。1992年上半年能源、原材料大幅度涨价；交通运输成了国民经济的“瓶颈”，不少地区以运定产，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采取得力措施加快发展这些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一个关键。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议论和评估
怎样看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给我国带来的新经济形势？记者在采访中就这一问题请教了不少专家、学者和有关省市领导人，他们有的喜，有的忧。
一喜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人们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出现了空前的好形势。不少干部群众告诉记者：前些时候“反和平演变”，不少地方“真抓实干”，不用说改革开放没法搞了，连经济都发展不了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贯彻遇到困难，因为有利于经济的姓“资”，而姓“社”的又搞不活经济，政治冲击经济，到处人心惶惶，直到小平同志发表了讲话，形势才算转了过来。
二喜持续滑坡的经济终于出现了好转，各地有了改革开放的主动权。上海市长黄菊告诉记者：持续了若干年滑坡的上海经济，1992年终于出现了根本性转机。一是经济发展由低速到高速，上了一个台阶。1～5月，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3.9%，这样高的速度是二十多年来所没有的。二是金融市场活跃，资金由紧缺到宽余，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循环。过去，经济一加速，资金就紧缺；今年这么高的速度，资金仍相对宽余，显示了金融改革的活力。
忧的是多年来一直困扰我们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深层次矛盾，诸如产业结构比例失调问题，“瓶颈”问题再度突出——能源、原材料、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加工工业增长大大快于基础工业增长。一些省市领导形容今天的形势是：“东西南北中，大家往前冲”，都怕挤不上新一趟快班车再被拉下。
走了一路，除了经济争抢头班车，力求发展上新台阶是各省区共有的原始冲动外，宏观经济是否会出现问题也是人们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综合专家学者的分析，可分为“乐观派”和“忧虑派”。忧虑派有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协调均衡论。经济学家、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李家镐明确表示：高速度上台阶，再整治，再上台阶的做法是种浪费；局部得到，全国浪费，和当年的“大跃进”没什么区别。他认为，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创造各种条件，使经济在协调发展中获得最高、最满意的速度，即创造有条件的、有后劲的速度。他告诉记者，现在这种搞法，谁动手早谁得利，慢了吃亏，所以大家拼命往前蹿，经济必然过热出问题。
第二种，体制弊端论。原广东省体改委主任、经济学家王琢从体制上论述了经济失控的必然性。他说，原来政府部门的职能是适应产品经济纵向运行的产物，现在，它同商品经济横向运行相矛盾；原来的政府宏观调节，即以条条管理为标志的死笼子，是适应产品经济纵向运行的产物，现在，死笼子同活鸟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这个活鸟就是商品经济大鹏鸟。这个矛盾不解决，不是大鹏鸟撞破笼子，就是笼子把大鹏鸟困住。他明确地告诉记者，三年治理整顿是用死笼子把鸟困得半死不活，现在的形势，可能是活鸟要把死笼子冲破，导致通货膨胀。他认为，体制不转换，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破坏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而这种体制转换绝不是像有的学者所鼓吹的“市场经济万能论”，“无为而治万岁论”。依据广东13年实践的利弊得失，他认为：新机制应该是两只手，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市场，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是政府。只有两只手有效配合，才是最佳选择。
第三种，结构失调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冒天启认为，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加快，中国已进入高速发展新阶段。但是鉴于传统的体制结构、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高速度必然伴随通货膨胀的反弹。论据有二：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历来由投资带来，这次也不例外；二是高速度靠的是信贷膨胀支撑，信贷膨胀助长通货膨胀。
也有一些人士不认为目前经济已经过热，而认为高速度是一个新的经济启动点。
经济学家、上海市计委副主任蔡来兴认为，1992年内宏观经济运行不会有大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全国原定为6%，估计会到10%，物价指数上升幅度上半年为5.5%，全年可能为6%～7%。信贷规模虽然扩大了，货币发行量也增加了，但问题不大。从较长期展望，核心问题是经济能否正常循环。
中国有没有实现高速发展的有可能呢？蔡来兴认为完全有可能，关键看环境、条件是否具备。他说，从我国南方这些年的实践看，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实现起飞总要保持10～20年的发展、20%的出口增长率和10%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广东13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3.6%，全世界第一，出口增长率20%以上，属起飞之列。其间虽有波动，但未大起大落。原因何在？在于它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出口市场，而且国内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事实上，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也是靠市场启动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保证经济起飞的条件。
蔡来兴认为，分析经济形势，不能不重视如下社会新因素：一是伴随从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实现，外资正加速涌入。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支持不了，而现在，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强了资金的支撑力。二是治理整顿结束后，市场调节和各项改革的力度大大加强，微观层次上市场调节已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三是资金投入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往我国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主要靠固定资产投资，大量投入资金重复建设，资金循环易出问题。而现在，市场调节力强，加工业本身强大，利益机制对盲目投资已发挥制约作用。另外，政府导向也在发挥作用四是产业结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的重工业比重过重，轻纺加工业相当薄弱，重工业一加速，受能源交通制约，最终推动原材料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现在，加工工业比重工业强大得多，生产能力过剩。从上半年看，重工业增长虽高于轻工业，但它受“瓶颈”制约，不会导致轻工业下落。我们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大量外汇还可用于进口原材料。另外，消费品充裕，价格又已放开，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轻工企业要把原材料涨价转嫁到消费品上，东西就更卖不掉，所以不会转移到老百姓身上。
基于上述分析，蔡来兴认为：所谓经济过热、原材料涨价——牵动消费品涨价——转嫁老百姓这个链条，如今已不直接。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生长期，发展是健康的，没有出现过热，更不会出现1988年那样的抢购风。
把握大势
我国怎样才能保持一个好的发展速度？怎样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协调、稳定、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作为宏观经济中的一个老话题，伴随经济的升温，今天又突出地摆在社会面前。总结经验教训，面对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主客观条件，国际国内环境，许多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认为，摆脱经济周期性痉挛的关键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已是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及重大命题。
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对记者说，小平同志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述，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旧观念，解决了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新旧体制的转换，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的同志说，以往一谈到市场经济，马上想到一个“公式”：资本主义=无计划性=生产无政府主义=经济危机。其实，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本质特征。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不一定排斥计划。西方国家政府是以宏观政策去体现宏观计划的，企业则按照订单合同去组织生产，这也体现出了一种计划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计划是渗透到市场中去的，更符合市场的需要，因此也是有生命力的。
经济专家们普遍认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上仍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区别所在。但无论是哪种市场经济，其最基本的特性就是经济的运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形式。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整个经济的运行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不是其他。
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联系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市场第一、计划第二”的观点。他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主要是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我们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观点；经典著作关于国家统一组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一些前提条件至今不具备；由于现在客观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所有制，相当程度上还摆脱不了个体劳动，国家与地方之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国家计划就不可能做到各环节平衡；加之现在是由上而下地计划，由下而上地反馈情况，而统计手段又落后，信息不完全，在这种信息残缺不全的基础上制订的计划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只有把整个经济建立在市场上，经济才能正常运转。
改革开放13年来，广东经济以平均每年13.6%的速度迅猛发展，经济效益显著，即使在全国实行紧缩方针的治理整顿期间，也未出现大的波动，其原因何在？易振球说，这主要是得益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广东先从农业生产、流通领域入手，逐步在整个经济工作中改革国家集中计划过多、管理太死的旧体制，缩小国家指令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经过13年改革，广东经济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品种已由过去的118种减少到3种，工业方面90%以上的日用品生产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安排，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的总产值现在只占工业总产值的7%。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已实行市场调节，全省计划统配物资品种已减至原来的1/10。投资也主要是通过市场组织，1990年国家计划投资占全省建设投资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40%多下降到4.41%，95%靠利用外资、企业自我积累和银行贷款。这些数字说明，在广东，市场调节已占主导地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是广东高速度高效益发展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我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显赫成就也得益于市场取向的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认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没有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就不会有我们党和国家的今天。”
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市场还没有发育成熟，市场机制还未在全社会范围内成为资源的基础配置者，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矛盾和条块分割、传统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这些构成了国民经济难以全面腾飞的主要障碍和公共部门（包括国家预算和多数国有企业）陷于重重困难的基本原因。可以说，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如不进行彻底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克服这些障碍和困难，从而不可能有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美好的明天。因此，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的观点：“对市场经济进行再认识并纳入我们党的纲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用市场手段解决经济矛盾
有的学者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要走放开的路，不要走搞死的路。那种“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经济恶性循环，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如果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放开的结果会是另一种样子。
改革开放前，广东的农副产品供求矛盾突出，自1979年起在全国首先逐步实行产品价格和经营渠道“双放开”后，农、牧、渔业全面发展，农副产品多起来了。
轻工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明证。过去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导致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许多商品都要凭票证购买。轻工部长曾宪林说，轻工产品有几万种，各厂家的情况和消费者的需求都不一样，许多情况不是我这个轻工部长和计划部门所能掌握得了的；因此，在全国提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我们提出了“消费品工业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改革思路；现在除盐、纸等三五个国家指令性计划品种外，其他轻工消费品的价格和生产经营基本上放开了，有力地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如今工业消费品的供应早已全部取消了票证，并出现了买方市场；没有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没有轻工业的今天。
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不少同志认为，我国经济虽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解决矛盾的手段也同时存在，这就是“市场”，就是“放开”。要通过“放开”促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只有“放得开”，才能“搞得活、上得快”。
当前，首先是要培育和放开各种生产要素市场。没有一个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就无法建立起市场经济。
其次，要进一步放开价格，尤其是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价格是市场变动的信号，不放开价格，就无法形成一个市场配置资源所必需的能够反映资源丰缺程度的价格体系。
经济学家、上海市计委副主任蔡来兴说，由于经济加速发展，许多生产资料成了短线，价格上涨，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放开价格，过去那种价高压住的办法只会压死，使短线更短、长线更长；而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既能促进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又能促使那些承受不了生产资料涨价因素的加工工业企业转产和通过内部挖潜提高质量，这对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有利；从这点看，价格不仅能够调节供求关系，还能调节经济总量。
第三，放开企业，使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在这方面问题最大的是国有企业。同那些靠市场调节的“老乡”（乡镇企业）、“老外”（三资企业）相比，“老大哥”（国有企业）大多笨拙迟缓，亏损面大。我国能否建成市场经济体系，国有企业的机制转换、转轨变型是个关键。
辽宁省委书记全树仁告诉记者，由于历史的原因，辽宁75%的工业是重工业，80%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这样的企业有几万个，它们的产值、税收都占全省的80%左右，没有它们就谈不上辽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辽宁的改革开放一定要以搞活大中型企业为中心，不仅要把它们推向国内市场，还要推向国际市场。
他认为，当前亟须狠抓《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落实，在企业改革上动真格的。一要政企分开，认真落实企业自主权。二要最大限度地缩小指令性计划，让企业直接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在市场竞争中锻炼成长。全树仁说，大连造船厂历来是按照国家计划造军舰，可到1985年，没有那么多的舰船可造了，于是这个船厂在辽宁和船舶工业中最早取消了国家计划，从那时起就被逼进了国际市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经过数年脱胎换骨的改革，在辽宁的大企业中，现在它最活，船越造越大，造船水平越来越高，经济效益越来越好，还打入了造船工业王国丹麦的市场。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作用，大连造船厂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深刻的变化。三要以开放促改革、改造，大胆利用外资“嫁接”改造老企业，积极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发展外向型经济。四要放水养鱼，增强企业转向市场经济的实力。据介绍，辽宁对许多企业已采取了投入产出承包，即首钢的办法，对有的大中型企业，还要给予特区的某些优惠政策。
建立同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宏观调控机制
我们在全国著名的商品粮基地即湖北省采访时，一些干部反映，湖北被粮食这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二百二十多亿斤粮食谋划压在省内，由此背上了三十多亿元的财政包袱。他们说，这怪我们“太听话”了，中央说全国无粮不稳，要湖北发挥粮仓作用，我们就作为政治任务来抓，叫产就产，明知是包袱也要产。
在山东，省顾委主任、原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也给我们讲了一件有关粮食的事。他说：“多年的经验证明，谁当商品粮基地谁吃亏。山东烟台原先每年西调粮食11亿斤，我当省委书记时帮他们免掉了，我认为农业始终是个基础，但农业内部结构应当调整。应让农民放开走，什么效益好就种什么，不能捆在粮食上。烟台解下粮食这个包袱后，结果水果等农副产品发展起来了。”
记者在一些省市还听到这样一种议论：广东和福建同属改革开放先行省，但广东“没听中央的话”，会“变通”，因而发展得最快；山东原来和河北、河南的经济实力不相上下，但山东“只半听了中央”的话，所以把河北、河南甩在后面了；而像河北、河南、湖北这些“全听中央”的省份，现在相对落后了。显然此话失之偏激，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宏观管理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严重不相适应的问题。
我们的“条条”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烟台市政府副秘书长孙致远说：“我们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向外出口的大门没有全开。烟台有12个外贸公司，却只有6个享有自主出口成交的权力。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大中型企业应有进出口权，而我们最近为二十多个大中型企业申报进出口权，却只批了5个。外贸管理跟不上形势。”
我们的“块块”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客观实际，给基层单位定高指标，派重任务，规定他们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少多少、引进外资项目要多少多少等，这显然是瞎指挥，存在很大的盲目性。
作风拖拉、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低，更是政府部门的一大顽症。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举了一个典型例子：一个美国商人来昆明办一家“牛肉面大王”快餐馆，就这样一个30万元人民币投资额、100平方米场地的馆子，要经省里七大机关审批，并且办了一年手续还没有办完。普朝柱十分感慨地说，政府部门的职能不转变，我们的经济就只会搞死而不能弄活。
加快改革宏观管理体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机制，如今已成了各地的共同要求。
发展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宏观调控，不是要排斥计划的作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和地区普遍利用宏观政策和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取得了成效。特别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和实际上是搞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是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更不能忽视。不过，经济专家们普遍认为，新的宏观调控与旧的宏观管理截然不同。政府今后要制订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主要是运用经济杠杆、法律手段调控经济；改革税收、财政等经济制度；并抓紧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为企业进入市场、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首先，改“审批制”为“指导制”。
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对宏观机制的改革提出了把“审批制”转变为“指导制”的意见，其着重点在于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他说，怎样对市场运行进行规范，怎样搞好科学的宏观调控，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改变老的思路。过去90%以上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由国家的集中计划来控制，实际上是一种“分配制”。通过改革开放，这种格局基本上被打破了，已进入到一个“审批制”阶段，包括审批贷款、项目等。但是，这种审批带有很明显的传统计划经济的痕迹，往往具有主观随意性和行政命令性。20世纪90年代应从改革产权机制入手，使行政管理与资产管理相分离，资产所有权与生产经营权相分离，政府向企业提供指导意见和服务，同企业之间主要存在税收关系和合同关系。这样企业就真正成为生产要素市场，不靠政府分配、审批的独立生产经营者，宏观管理也由“审批制”发展为“指导制”。
其次，把“笼子经济”转变为“制衡经济”。
著名经济学家王琢提出的“推行宏观体制改革，转换宏观调节机制”，将适应产品经济运行的“笼子经济”转变为适应商品经济运行的“制衡经济”的思路，则偏重于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方面。他将“制衡经济”表述为：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推行分层次的宏观调节体系；把宏观调节总量的“死笼子”改为活笼子，实行分层次的浮动平衡和自我平衡的宏观体制，主要形式是实行分级负责的宏观承包制。
他认为，“制衡经济”比“笼子经济”更能解放生产力，更能调节总量平衡，而且能够做到控而不死，活而不乱；而“笼子经济”不是卡得过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笼子被撞破，导致总量失衡，通货膨胀。
王琢结合广东改革开放13年中央给予广东财政、信贷、外贸三块包干后的运行实践，阐述了实施“制衡经济”体制的积极性。
关于信贷包干，王琢介绍说：从1981年起，人民银行总行对广东信贷资金实行差额包干的制衡经济宏观体制。具体办法是实行“存贷挂钩，多存多贷，差额包干，一定三年”，即以1980年广东信贷收支差额（当时为贷差）为基数，在三年内每年由人民银行总行调给广东4亿元，三年合计12亿元。实行的结果是，广东实际只使用了7亿元，为中央节约了信贷资金5亿元。他认为，这是“制衡经济”比“笼子经济”更具有制衡力量的有力例证。
作为一个相反的例证，王琢介绍说：1984年，人行总行对广东停止实行差额包干办法，把制衡经济的制衡机制退为“笼子经济”的制衡机制。就在这一年，广东贷差一下从一年2.5亿元增加到当年61亿元，国家在广东发货币达30亿元之多。王琢说，政策上的这一转变，地方自我制衡机制马上演变成伸手向中央争指标的膨胀机制。两相比较，“笼子经济”缺乏自我制衡力量；而制衡经济则有自我制衡力量，可以做到有活力而不失衡。他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如果多数省市实行这种“既有自由、又有制衡”的自我制衡机制，就不会反复出现需求过度膨胀或过度紧缩的现象，能确保全国经济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
简政放权，转变职能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宏观调控机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突破口在哪里？轻工部长曾宪林和著名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总经理于志安等同志认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机制，当前最迫切的是政府领导部门要切实简政放权、转变职能。
于志安说，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宏观是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1987年，我们“长动”兼并了政金不分、亏损严重的武汉市建材工业局（包括所属企业共两万余人），可是它的条条主管部门不仅不支持这种改革，反而耿耿于怀，以自己的权力制造难题，说我们搞糟了。这说明改革不涉及宏观、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行。现在上面一些领导部门的“改革”不是讲发展，不是真正搞简政放权，而是看本部门的势力范围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因此妨碍了企业改革。他还说，在产业方面，美国没有工业部，日本只有个通产省，而我国这么多部、局，简政放权怎么搞，应当好好研究。他赞成在政府机构改革上来一个“先撤香火后拆庙”，并认为香港政府那种“你办企业我支持，你赚钱我收税，你犯法我抓人”的做法，对我们处理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曾宪林同志认为，“小机关，大服务”，是政府主管部门建立新的宏观机制的总目标。当前亟须实行“领导转变观念、干部转变作风、机关转变职能”的改革宏观管理，以适应和服务于企业机制的转变。他告诉记者，1988年轻工部机构改革，撤消了大部分专业司局，只保留了食品司、造纸司两个专业司。最近部党组又决定首先从计划司、生产司和信息统计司开始，转变职能，真正做好“规划、协调、监督、服务”工作。例如计划司，今后的主要职能不应再是分钱、分指标、审批项目，而是通过编制《轻工行业改组改造发展指南》，提供行业发展的重要信息、技术路线、指导思想、国外发展趋势等，引导行业的发展。生产司也不再是分物、分指标，而是与信息统计司、轻工报社一起，共同抓好信息服务，搞好轻工业生产的“天气预报”（《轻工行业生产预报》），对轻工产品哪些畅销、哪些滞销、哪些短缺等信息，每季度发布一次，让企业随时掌握市场行情，及时调整生产。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从不承认商品经济到承认商品经济，从承认商品经济到确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据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规律，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艰难的突破。实践表明，伴随每一轮理论上的新突破，实践上都有一大收获。今天，当改革的锋芒已直指传统体制的最后堡垒、市场取向的改革已形成社会共识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确立，我们将迎来一个经济高速协调发展、社会繁荣昌盛的新时代！
（本文为公开发表稿，是在内参调查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刊于《瞭望》一九九二年十月号）
中国：一个夏天的访问
1992年夏天，正是邓公南方讲话引发全国改革开放高潮再起、世人瞩目的“十四大”即将召开的重要时刻，受新华社委派，我和另一位记者李晓岗联合就国内一些宏观问题进行了一次历时两月的大跨度采访。出于选题的需要，我们的行踪几乎包括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热点地带，兴旺的广东、雄风重振的上海、活跃的温州、不甘沉寂的宁波、新开放的云南和北方新崛起的山东以及仍被“东北现象”困扰的辽宁；我们还拜访了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如上海市市长黄菊，湖北、云南、山东、辽宁的省委书记。在此期间，我们还深入西南边陲的大理、瑞丽、西双版纳等地区，考察边贸之余领略了少数民族的醉人风情。
借紧张采访之际，草成日记若干。尽管略嫌粗糙、零碎，但却是真情实感。现特奉献给关心走向市场经济之中国的读者们。其中不少在当时不便讲、不便多讲的东西，现在读来，或许别有意味吧。
1992年6月12日晴
飞北京。
民航机票又涨价。明涨暗涨，广州至北京的费用已由五百来元升至七百多元。记得1986年我初下广州，北京到广州的机票不足两百元，短短数年涨了三四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也涨了一两倍，而且服务质量一年劣甚一年。利用垄断地位，主要靠涨价来提高效益，恐怕为中国民航独有吧！
下午抵京。行装甫卸，三山五岳的朋友们闻讯即来相会。话题聊开，明显感到南北差异。谁提拔了，谁得势了，政治、仕途仍为北京人的热点话题，不过这次还多了“下海”的新话题，但多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这同南方埋首经济的务实姿态形成鲜明对比。
晚上会《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杨继绳。谈及当前形势，这位新华社公认的经济学家谈到一个信息：近日应邀会见日本新闻代表团时，日方提出了不少问题，对调查采访颇有借鉴，兹记之：
1.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会否逆转？
2.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会否发生碰撞？
3.经济自由化会否带来政治的自由化？
4.伴随市场化改革的展开，社会主义会否成为空壳？
5.发达的沿海和落后的内地会否发生摩擦？
杨走后又来了一批各分社记者，七嘴八舌，话题仍然围绕中国南北差异和社会风气演变问题。
山西分社记者张怀京颇具农民式的幽默，说话形象而传神。他说，时下中国，南方是经济利益驱动型；北方还是政治鼓动、行政指挥型。他具体举例说：温州是背着石头过河（即资本主义罪名这一石头），不断前进；山西不少地方的干部却唱着资本主义（指个体与私营经济）、喊着社会主义过活。
谈及最近中央为落实小平南方讲话精神，刚刚发布的全方位开放的文件精神时，一些刚从上头采访回来的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个决策信息：搞了十多年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仅靠广东及沿海地区显然带不动整个中国，为解决“小马拉大车”的困难，才有了“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的全方位开放政策的出台。1992年参加新华社小分队与汇聚北京的各地年轻记者交流小平南方一把火，神州大地风雷激。总的感觉是，徘徊了几年的中国社会，仿佛洪涛出闸，又将有大的突破和发展了。由此，各种新的矛盾、冲突又将尖锐起来。作为一个记者，这可是一个观察社会的极好时期。
明天就将开始大跨度的调查采访了。先跑云南，这是个新开放的沿边地带。
1992年6月15日晴
昆明比我想象的要气派、繁华一些，但匆匆而过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7时出发，去大理。
昆明到大理路程四百多公里，公路路况较好，为旧时著名的滇缅国际公路，亦称史迪威公路。史迪威为抗战时盟军最高统帅罗斯福总统派给蒋介石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该公路是盟军为打破日军对华封锁、沟通中国西南同东南亚联系而在战时抢修的。山道弯弯，走了八个多小时，直到下午四时多才到大理。
大理是云南的白族自治州州府，20世纪60年代因电影《五朵金花》而名播海内。大理之美果然名不虚传：苍山耸立，青葱幽深；洱海浩浩，海水碧绿。大理就坐落在这如诗如画的梦境里。
大理更诱人的是它的历史。这里古为南诏国国都，唐时极盛，而今还遗有旧城、塔群。大理的塔同国内任何地方都不同，外型如佛教舍利塔，但远看玲珑剔透，色泽诱人，原因是塔身全涂上了一层有荧光的乳白色。
关于大理风光，有风花雪月之说，即苍山雪、洱海月、上关花、下关风。
下关即今日大理州所在地。下塌于此，其风的确名不虚传。横卧床头，清风八面扑来，十分爽人。半夜若关不好门窗，一夜乒乓乱响，难得安宁。
大理白族姑娘不仅装束漂亮，而且美丽动人。白皙的肌肤，动人的五官，国内少见。进招待所下塌时，恰逢一白族姑娘在打羽毛球。红色的上衣，白色的头帕，还有搭配得体的裙裤，再加上鸭蛋脸庞、高高鼻梁，水汪汪的双眸，直迷得同行一司长迈不开步，绕着小姑娘转了两圈，口中自言自语：真漂亮，白族姑娘真是这么漂亮……司长的神态把姑娘窘得面若红霞。
晚宴由州委请客。云南数日，这才算开了云南菜眼界。十几个菜，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砂锅鱼”，由二十多种原料熬成。除洱海鱼外，还加上云南著名的宣威火腿、虾米、香菇、玉兰片、海参、鸡肉等，汁味十分可口，国内各菜系汤肴中仅见。忍不住喝了四五碗。
晚上，州文工团为大家进行专场演出，题为“白族三碗茶演出晚会”。演出时方知，三碗茶为白族待客最高礼仪。文工团将此礼仪同演出糅在一起，又演又唱又敬茶又邀同演，十分有趣。
三碗茶，第一碗苦茶，第二碗甜茶，第三碗回味茶。三茶均有说法。
据介绍，云南为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省份，计24个。大理在云南又为第一，有13个少数民族。其中，除汉族外，依次为白、回、傣、藏族等。
大理为昆明去中缅边境瑞丽的中间点。这些年毒祸泛滥，据说这个美丽富饶之地，竟成了国际贩毒集团出没的地方之一。阳光下的阴霾，生活有多少不和谐的变奏啊！
1992年6月16日晴
晨7时出发，先绕洱海转了一圈，碧波荡漾，翠山环绕，景物之美，令人不忍离去。绕海后直奔德宏州所在地潞西县，县城颇有名气，叫芒市。
行程八百多公里，路况之险峻只有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堪可比。路面不少是用石片砌成。据闻为抗战时蒋介石为打通滇缅国际通道而责令沿途各县县长以立军令状方式限期建成，有延误者枪毙，高压出效率，一年多即通车，这路完成后成了抗战时中国战区唯一一条同盟军沟通的陆路国际通道。1942年应困守仰光英军的请求，以杜聿明为统帅的中国远征军数万将士，就是利用这条公路，出保山、渡怒江、越芒市，出国门远征缅甸的。中午在保山用餐。乡土宴远胜大宾馆，尤其是吃到了久违多年的家乡特产“豌豆粉”和“鱼腥菜”，北方来的客人们不知此为何物，大多下不了箸。乱中取胜，趁势狠干了几碗。
下午2时继续出发，正式进入横断山脉区域，道路越来越险峻，山高、谷深、水急。途经号称世界第二大峡谷的怒江峡谷。壁立千仞，伫立此侧几乎可唤彼侧之人，而步行过去要将近一天。难怪此地谚语道：“上山云里站，下山到河边；隔山能对话，相见要一天。”将近谷底，日光灼人，其灼热度不亚于8月的广东。日光如炽，以至于车到目的地，同行者中有将手臂裸现于车窗外者，手臂赤红，俨如广东名菜烤乳猪。
5时许，穿过怒江峡谷，进入德宏州境。风光为之一变。此前树少山多，相对荒凉之景大为改观：林木葱郁，满山绿树虽说不上原始但也是莽莽苍苍。公路两旁高树夹峙，颇有驰于林荫道之感。
德宏州全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与汉化较显著的大理白族不同，这里的民族风情保留得较为完整。
沿途见不少砍柴的傣族妇女，穿着花花绿绿，其打扮之讲究不像在劳动，而像去赶摆。傣族妇女给人的总体感觉是：身材修长，眉目清秀，普遍长得秀丽。
夜宿德宏宾馆，竟巧遇云南分社资深记者刘远达。他乡幸会，十分高兴，顾不上疲劳，作竟夜谈。
刘远达不愧为云南通，滔滔不绝，就我关心的问题讲了一大通，择其要录之于下：
关于滇缅国际公路。国民党远征失败后，1943年左右，日本人从缅甸打了过来。国民党一退再退，最后退至怒江北侧对抗。高层经争论，决定炸掉江上吊桥以阻敌酋，但何时动手要前线兵士听令。孰料日寇神速，未待上面下令，其机械化兵团前锋已扑至江边。一连长当机立断，毅然炸桥。桥断身亡，但阻住了日军。日军数度欲过江，甚至不惜将卡车开进江中以图垒桥，但湍急的江水甚至连卡车也冲得无影无踪。怒江之流源自雪山，水寒彻骨，日兵过江不得，只能望江兴叹，直至我抗战胜利。
边贸问题。1991年一年，进出口总额达17亿元人民币。他的观点：边贸必须技贸结合、工贸结合才有前途，不然，靠茶马互市似的交易，生意做不大。所谓技贸、工贸，就是到缅方办厂。
吸毒问题。此地为毒祸重灾区，有关部门查整了几次，吸毒贩毒才有所收敛，不然大有泛滥之势。凡女性吸毒，没有不卖淫的，凡上瘾者，大多只有等死。另外，全国发现四十多例艾滋病，三十多例即在此，且均同吸毒有关。如此祸国殃民、危及民族存亡之事，只能以严刑苛法禁之。
晚上去街头转了转，芒市虽称市，但其规模只如广东沿海一小镇，且没有人家繁荣。有趣的是，粤港文化越过千山万水，亦渗入到这里。街上发廊比比皆是，均打广东牌号；还有香港电影，周润发、成龙等香港明星亦是此间老少能详的人物，这些明星的大照片成了各放映点招徕观众的王牌；录音带摊前，叫座的除《红太阳》各版本外，香港流行曲亦占了不少。
1992年6月17日晴
晨8时出发，去边境城市畹町、瑞丽。约两小时到畹町。
畹町为滇缅公路的中方终点，越过界桥，就算到缅甸了。昔日中国远征军赴缅参战就是从这里走出国门的。
一桥之隔，边民们往来自由。女人多着筒裙，男人们也穿裙裤。因习俗、装束酷似，何为中国人，何为缅甸人，在此很难分辨。另外，还见一些皮肤黝黑、大眼高鼻的女人，据说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人。
边贸生意之小令人失望，沿街上百个摊点多化妆品、性药和服饰等，完全小摊式经营方式。靠双方“茶马互市”式交易，估计生意要做也做不大。
最大收获是邂逅一卖山货的缅甸华侨商人，一番交谈，对缅方概况有了一些了解。困极无事，正着迷于金庸先生武侠小说的这位商人，自言姓汤，25岁，已婚，祖上为浙江人，到缅甸已三代。家住缅甸离边境300公里之地。据他介绍，缅甸人口三千六百多万，一半以上为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缅人，此外，还有克伦人、克钦人、钦人以及华裔、华侨等。他说，缅方是庄园主制，土地由庄园主控制，没地的人只能打工。华人多以生意为业，缅甸大商人多为华人。
他还说，他做山货生意，好的一次成交可达数万。这边生意谈成，要货就到边境那边仓库取。汤先生货摊上有穿山甲、蟒皮、麂皮等。
汤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说，在那边从小学到中学他们都上中文。问及他的身世，他说，其家祖上是清道光年间去的缅甸。祖居舟山群岛，中英鸦片战争后被贩“猪崽”到东南亚，后辗转多国，最终定居缅甸。
畹町逗留两个小时，全景尽览。嗣后离畹町去瑞丽，行程三十多公里。途经一寺院，典型缅式建筑，若干尖顶宝塔组成塔群，呈金黄色。寺内有僧人，亦有尼姑，据说这里信的是小乘佛教。
到瑞丽县城。虽为县城，其实就是一条两三华里的街道。街道两侧全是摊档，货主为中缅两国边民。摊档虽多，货物雷同，化妆品、春药、缅柚木雕刻工艺品几大类。雕刻多为大象，乃缅甸吉祥物。大街上游荡着不少游商，多为巴基斯坦人，能说汉语，自言为缅甸侨民，多兜售缅甸出产的劣质宝石（猫眼居多）。
下午2时，过瑞丽江大桥到中缅边境上的“姐告经济区”。此为国务院新定一级口岸，紧邻缅甸。“中国”字样的界碑就竖在经济区边缘。据介绍，根据两国协议，将姐告辟成边贸区。中方已盖起几十间房号，辟出一条商业街。缅方业已盖起具有缅甸风貌的三角型商店建筑数间，双方民众可自由往来。
访问了数户商家，皆云主营批发。广东饮料健力宝、强力啤酒颇受欢迎。一重庆商人说，他来此10个月，做了几十万元的生意，全是该县卖不出去的商品。缅方购买力和消费水平较低，中国过时的中低档轻工产品，正是他们最欢迎的新潮货。此处外贸已从互市到边贸再发展到了区域性的国际贸易。
3时到“姐告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听负责人介绍情况。据云，日本超豪华轿车每辆车在这里4.8万元人民币即可买到，农夫车每辆1.2万元人民币。另外，缅甸同中国相比，经济落后约30年。不仅是农业社会，而且带有很浓厚的原始性。一个主要原因是几十年闭关锁国。但缅甸百姓特别是边民并不穷。边境上，不少缅甸青年开着日本高级摩托车横冲直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区一知情人说：沿边境缅人，有的卖宝石，有的做白粉，富得很。
瑞丽江两岸是个富饶宽阔的坝子。云南多山，作为中国西高东低三级地理阶梯的第二级阶梯过渡带，这里沟壑纵横。群山之中偶尔会出现星星点点的河谷平原。云南少数民族多数即聚居在他们称为“坝子”的这种平原上。瑞丽坝子这块地方号称是两个国家、三个城市。轻柔舒缓如玉带的瑞丽江上下串起两国，除这边的瑞丽外，还有两公里外的木姐市和某某县。
开发区一负责人指着缅方环绕坝子的苍莽群山告诉我们：前面二十多公里地，就是游击区，分别为原来的缅共、客钦军割据。他们多经营白粉，也信奉马列和毛泽东。前不久，他进入该地，见他们墙上挂马恩毛像，白粉生产请温州师傅，1月1万美金。开发区占地是一个有两三个足球场大的场地，目前尚无工业，只有贸易。在开发区中央，几十台中缅双方卡车正在互市，交易品只有水泥、洗衣粉、变压器等。缅方提供的易货物资木材居多，特别是柚木。生意说成，两台卡车屁股相对，载物互移，彼此换货即可。
环视广场，竹楼式酒家10个，多为缅方边民来办。据介绍，乔石、宋平不久前来，也到这吃过饭。
缅方人员来去随便，中方人员过境却要受中方边检站严密检查，据说是怕这边人外逃，由此成全了对方生意人。
缅甸是一个盛产宝石的国家。开发区负责人告诉我们，边境那边最近发掘了一块罕见的吨重玉石，缅商索价1亿元人民币。不少人心旌动摇，但或是吃不下，或是不敢冒风险，故迟迟未成交。同行的轻工部长曾宪林动了心，表示返京后要组织轻工部有关工艺品公司来考察，看能否成交。
1992年6月18日晴
6月18日上午，同行的轻工部部长组织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谈这次考察见闻。集思广益，使我明确了一些新的思路。尤其是以下几方面：
以开放促开发、促改革的思路；
梯度开放、全方位开放、立体互补思想；
找市场、建市场思路等。
曾部长最后集思广益，作了总结，提纲挈领，并相机布置了下半年有关工作。干练得法，令人叹服。
下午2时半，回昆明。直线距离450公里，地上我们走了八百多公里，足足两天，天上只走了45分钟。
到昆明后，立即转机去西双版纳。空中时间亦为45分钟。
抵西双版纳上空，明显感到景观不同一般。群山郁葱，大地真如锦绣一般。下到地上，四野一片碧绿，空气清新，确实是我国罕见的绿色宝库。
车行市区，风光景致更是迷煞人。缅桂、棕榈、凤尾竹，掩映大道。建筑造型颇为别致。尖顶式傣楼，像儿童搭积木似的，由多种几何图形搭配而成。另外十分讲究色调，金黄色的瓦面，衬之以绿树、蓝天、白云、江水，还有那天仙般的傣女，确实迷人。
本地人说：孔明七擒孟获曾来过此地。证据为：《出师表》中曾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语，而泸水即今澜沧江也。
另外，孔明来时，此地人茹毛饮血，甚至不会盖房，孔明临走时将帽子落下，土人还以为此为教授盖房之法，即为傣楼，此即今孔明帽式傣楼之由来。
此类传说，且当笑谈。但孔明的影响由此可见。
西双版纳全称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其实何止傣族，这块丰腴而神奇的土地上还居住着哈尼、布朗、拉祜、佤、基诺、瑶、壮、回、苗等少数民族。
西双版纳是傣语，“西双”意为“十二”，“版纳”即“千块稻田”，全名直译为“十二千块稻田”，意译为十二个行政管理区。
史载：旧时的西双版纳，被称为“瘴疟地区”。明清之际，边陲用兵，仅及东北邻的思茅，将士就往往十丧八九。故人们提及此地，谈虎色变，古时就连足迹遍布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我国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也没能够踏上这块神秘的土地。直到解放以后的50年代末期，在民间仍有许多“瘴疠之疟”、“琵琶鬼”的传说。描写“琵琶鬼”的电影《摩雅泰》就取材于这里。其实所谓“瘴疠”，主要是疟疾，古人没有掌握治疟疾的方法，故视之如鬼。
黄昏入住州宾馆新建的别墅，傣族竹楼式造型，但室内设施和装修已完全西化。空调、盥洗室一应俱全，卫生状况尚佳，令人惬意。从宾馆窗口望出去，眼前俨如展开一幅醉人的水墨画：朦胧的雾霭中，美丽的澜沧江泛着白光绕坝子逶迤而过，浓密的凤尾竹掩映着的傣家竹楼炊烟袅袅，寨子前的菜地里还有身着五色筒裙辛勤劳作的傣家妇女……安详、静谧、幽美，怎么描述此时的心际感受呢？一言以蔽之，此番风情画煞是醉人！
1992年6月19日晴间雨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气候，最大特点是晴雨反复无常，“东边日出西边雨”是这里的典型写照。
上午7时半去中缅边境上的勐海县。该县所辖的打落镇是国务院新批准的云南三大边贸口岸之一。打落镇离西双版纳首府路南约100公里，我们乘车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在这里，最令人开心的是县长带我们到了缅方一侧，见到了原缅军一个主要营寨，今天的同盟军师部所在地。
由打落到同盟军师部，要过一条界河，所谓界河就是一条小河沟，河上没人守卫，也无需守卫，边民可自由来往，由我方出资修建的一条公路越界河直抵同盟军师官邸的大门下。界河对岸，面河傍山有十几栋房舍，建造最好的砖石结构二层小楼就是该师师长的住所兼师部，门前一根旗杆上飘着缅甸旗，楼梯口有一荷枪卫兵站岗。
县长姓贾，是上海知青。他介绍说，缅共过去是我们支持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时代其连以上干部多在我国军队受过培训，因培训地多在四川，他们结业后不少人娶了四川姑娘带了回去。20世纪80年代，随着形势转变，我们取消了对他们的支持，缅共自行解散，其军队成了一支地方割据势力。缅甸政府对其无可奈何，最后与之达成协议：他们服管不服调，政府给他1000人的军饷。但他们养了3000人，钱不够，就做生意，以至于参加某些走私活动。
不过，他们对中国仍十分友好。我们在边境彼侧漫步，恰逢其一军用吉普开过，上有两个同盟军军人，穿着我国文革时军队所用军装。大家友好地打个招呼。
边境中间自由区摆了几十个摊档，小贩全是缅甸人，不少就是同盟军家属。我询问了一个长相英俊的青年小贩，一番对话，颇令人回味。
问：今年多大了？
答：18岁。
问：是军人吗？
答：是！
问：枪呢？
答：放在屋内（指界河边一洋楼）。
问：为什么不随身带？
答：我们的枪不是对准人民而是对准敌人的。
问：谁是你们的敌人？
答：谁占领我们土地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问：还挂毛泽东的像吗？
答：现在不挂了。
问：为什么？
答：毛主席不领导我们了。
参观完边境，回来路上，考察了云南最大茶厂：普洱茶生产地——勐海茶厂。听厂长介绍后，总算弄清了中国四大茶系及普洱茶之成因。
著名的普洱茶有别于传统的绿茶、红茶、乌龙茶。它是用特殊方法将鲜茶适度发酵，故其品质介乎绿茶和乌龙茶之间，既有前者的清纯，茶绿素充分保留，又兼有后者的性温特性。故普洱茶除兴奋神经外，还有减肥、利尿等特殊功能。在日本和东南亚地区颇受欢迎。
原以为普洱茶产于云南普洱，这次实地考察，方知原产地在西双版纳。得名普洱，盖因集散地在普洱之故。张冠李戴，竟至以谬传谬，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得益者常常是掌市场枢纽之地。直到进入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各地领悟到牌子的重要，于是有了名目繁多的各种“正名”战。
名至实归，这倒是商品经济给人们的启迪！
1992年6月20日雨转晴
一早去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出得景洪县城，大雨滂沱，车沿澜沧江行驶，至半路，突抛锚。停车检查，原来是车轴断裂。幸好是平地，不然掉进江里可有好戏了。
植物园距州城七十多公里，为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所创。进园后，只见葬有蔡先生骨灰的纪念碑一座，知老先生一生默默贡献于植物学研究事业，20世纪80年代初逝世。睹物思人，不胜感佩。
植物园最吸引人的不仅有人工培植的奇花异草，还有园旁另辟的一座原始热带雨林。进得其中，只见古木参天，藤树缠绕，抬头不见阳光，脚下腐草软绵，步入其间，令人感到新奇、兴奋。
幽暗潮湿的莽林中，竟遇一高鼻碧眼的外国旅行者，身背行囊，独自跨行于阴暗的原始森林中，令人颇觉诧异。我们出得林莽，准备乘车返回时，这个青年亦出得林来，并礼貌地询问可否搭个顺车，我们慨然应允。同伴中有精通英语者，在车上同那青年聊了起来。
青年是以色列人，大学生，学的是生物专业。适逢中以建交，他经中国有关部门批准，获旅行特别通行证，自费来中国考察。他说，两月假期，已跑了北京、广东、桂林、新疆、云南，下一站去山东。小青年不懂中文，手中握的中文地图地名全用英文标上。遇上懂英文的中国人，显得十分兴奋。路上喋喋不休，恨不得将憋在心中多日的感想都说出来。他十分感慨地说：在中国，要遇上一个懂英文的人太难了。他说，回昆明时他计划搭长途汽车，尽管途中得折腾两天，但乘汽车并不是为了潇洒而是因机票太贵了，他舍不得花这个钱。
车到路旁小镇，我们停车吃饭，青年礼貌地道了谢，背上行囊，大步流星兀自往三十多公里外的州城赶去。
同车的州经委干部讲：外国人比中国人能吃苦多了，从州城到植物园，七十多公里，他们常常是自己走着来，而我们的同胞非坐车不可。
一个是受得了苦吃不了苦，一个是吃得了苦不叫苦；一个是土生土长闭目塞听，一个是云游世界眼观四方。中外人士之差别，由此可见一斑。
车进橄榄坝，专门参观了傣家竹楼。楼中简朴整洁，布置得十分大方，使人联想起日本人的居室，怪不得他们要到这里来认祖。
晚餐专门安排到州上傣家风味楼就餐。一条街全是傣族风味餐馆。我们落座处号称“南方傣家风味歌舞厅”，楼厅很大，同时可摆20张桌。这像是此次旅行的高潮戏。吃些什么，除手抓红米饭外，别的倒无什么可记的。但席间的氛围，别具一格。二十来个傣族打扮的姑娘来往穿梭服务。绑红线，洒圣水，此外还有歌舞演出。按傣、拉祜、哈尼等族次第上演。告别是孔雀舞，水平不在专业之下。经打听，知老板娘为四川重庆支边青年，其夫原为州宾馆厨师，见旅游风炽，夫妻双双跳槽租了竹楼装修后开了餐厅。开业一年多来，他们别出心裁，除饭菜注重傣味外，还特别邀请文工团老师培训餐厅演出团，将西双版纳艺术风情浓缩展现于一隅之间，故生意兴隆，压倒一条街。
老板娘告诉我们：这些如花似玉的姑娘全是跑到下面村寨挑选来的。除供吃住外，还花钱教他们歌舞技艺，员工月工资在二百元左右。如此薪酬在此地已算高标准了，但在这个日益开放的社会里，也难拢住这些姑娘的心。如：不久前北京、深圳客人来玩，看中某些演员，便出高价拉走，由此给她频频造成损失。我说，既有替人作嫁之虞，为何还要投资培训？她笑笑说：无此，餐厅营业收入上不去，两者相权取其轻。文工团她还是要办的。
晚上回到宾馆休息。明天上午听州长介绍情况，下午回昆明。
1992年6月22日晴
21日晚从西双版纳乘飞机回到昆明。空中时间半小时，乘车则得走两天，云南交通之难可以想见。
22日上午，云南省管工业的副省长代表省委来交换意见。谈了一上午，定了些意向。中午省长来陪同吃饭，省府梁秘书长同我邻座，谈到云贵差异，他有几个数字，特记下：云南烟为财政贡献一年有五十多亿元，占全省财政半壁江山，上交中央亦达25亿元；贵州酒一年为财政贡献二十多亿元，亦为主要财政支柱。烟、酒成为擎天柱，这可是西南省份的一大特色。
午饭后，与省府官员告别。轻工团要去贵州，我们则是留下待24号飞武汉。
此次随同轻工部领导层外出，对国务院部级机构组成及工作作风、程序有了一些了解。
1992年6月23日晴
云南省轻工厅办公室主任老张真是个老黄牛，一早即开车到宾馆，陪我们去昆明景点。
先去金殿。该处因存有清代平西王吴三桂大刀而有名。
随后去大观楼公园。这里最驰名者，莫过于古人孙髯翁所作长联。洋洋洒洒，确实气度不凡。大观楼前是滇池。本地人介绍，“文革”期间昆明军区政委主滇时，命民众大兴土木填池造田。田虽造得上千亩，不仅糟蹋了滇池景致，而且破坏了生态平衡，致使昆明这一高原春城气候变劣。武夫专政，遗害千古。“文革”时这类蠢事可谓数不胜数。
中午吃云南名小吃——过桥米钱。嗣后找书店，欲购几本有关云南风情的书，令人不解的是，跑遍全城，竟一本也买不到。实在是莫大遗憾！
下午登西山龙门。山势嵯峨，壁立千仞，加上渺渺滇池，湖光山色相映，颇为壮观。置身其间，委实令人有心旷神怡的“宠辱皆忘”之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清风朗月、明山秀水，无雕饰的自然景物果真是治愈尘世烦闷之病的良药。
晚7时，云南分社采编主任鱼世昌陪我们去省委招待所采访省领导。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刚从邻近数省考察回来，行装甫卸，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获此待遇，这还得感谢他秘书的照顾。据联系人老鱼说，秘书先欲挡驾，后发现我正是他购买的一部畅销书的作者，立即态度大变，积极配合，才有了这次采访。在普朝柱秘书的精心安排下，利用晚上开会前有限时间，终于得以谈论40分钟。普虽过花甲之年，身体健硕，口齿清楚，思路也敏捷。本欲请他谈三个问题，因时间限制，只谈了“云南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战略思维”一个问题。另外两个问题：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亟待解决的课题是什么，没来得及谈。
关于云南在新一轮开放中的思想问题，普朝柱透露的最新信息是：西南五省七方首脑均有借助云南走向世界的强烈愿望。他说：为开好即将在昆明举行的西南地区协作会议，他刚去了除西藏外的四川、贵州、广西、重庆等西南兄弟省市考察兼交换意见。这次，大家不仅热情高，而且心十分齐。一个典型实例是：西南协作会议已开了七届，因没什么实质性进展，层次越来越低，各省市多派个副秘书长来应应景。这次可不一样，各省市均表示书记、省（市）长要亲自来。
来干什么？适值国家实施全方位开放政策，昆明及边境上的瑞丽、河口等地已陆续列为开放城市，从云南经东南亚出海，对西南各省市来说，均较绕道东南沿海出海便利。正是这一通道优势，使各路诸侯产生了聚合力。
“大西南联合起来”，普朝柱说，这是将于下月召开的协作会议的中心议题。除了打通出海通道外，大家还考察在云南的口岸城市集资办厂，加工出口。西南各省工业虽比不上东南沿海，但同东南亚却较吻合，互补性强。
普朝柱还谈了云南下一步的具体布置，重点是放在抓交通和扶持乡镇企业上。
总的感觉，云南地处边陲，但其主要领导人十分务实，埋头经济，真抓实干。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只顾出风头、务虚多于务实的省市领导是不能与之比拟的。1992年6月26日雨
24日上午10时半乘飞机赴武汉。
昆明阳光灼人，虽为春城，却有火城之感。武汉人称“火炉”，却逢低温，地面温度摄氏24度。据本地人说，近日气候反常，恐是连日阴雨造成的。
分社招待所客满，热情的办公室同志安排我们住了邻近招待所，但条件之差令人难忍：蚊子当空舞，马桶没盖沿，被褥透潮味——真是天上掉到地下，领教了平民和内地生活水准。
社长李永长十分热情，又是帮助联系采访，又是张罗让分社为记者接风。
25日上午，省政策研究室主任来谈。下午为分社记者作报告，话题是“今日广东与我怎样认识广东”。谈话间大家问话很多，我尽力回答，气氛倒也热烈。
今天一天，梅君帮助安排了一天采访。上午是中南财大教授、老师，下午是长江动力公司老总于志安，收获甚大。特别是于志安，对微观、宏观、政治经济、改革开放，均有独到见解，我们促膝切磋，取得不少共识。特别是宏观改革上的“先断香火，后拆庙”见解，结合轻工部曾部长、胡司长等人的谈话，对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及意义有更深感受。
于志安是国内著名的改革家，其经历十分具有传奇性。“文革”中曾被造反派抛诸长江，孰料大难不死。“文革”后接手濒于死地的长江汽轮机厂，折腾十几年，使之成为中国最有活力和实力的动力企业。长江动力集团资金利润率达48%，去年完成工业总值3.1亿元，利税即达1.05亿元。在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实属罕见。
已有两本关于中国改革现状及出路专著的于志安颇有个人见地，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位已近七十的企业家关于成就感的一段吐露，特录以备考：
“办企业很辛苦，也苦中有乐。这乐常常比个人赚得几百万、几千万还令人销魂。可不，我虽是生产电机的，你看我马上要去同商业部商讨合作开发山楂，还要去南太平洋谈判开发热带水果的问题。我下一步的计划是把开发出的热带水果搞成汁，把美国的洋水挤出去。别以为这是梦想，正是有一个个富于挑战性的梦想待你去实现，人生才其乐无穷！”
于志安认为，中国要获得长足的发展，非得培养出一批社会主义的有成就感的企业家，他们胸怀壮志、目光远大，且成天琢磨的就是发财、发展，却不是中饱私囊，更不是以企业为跳板，谋划走仕途。他认为，有了这么一批专职为公家挣钱的能手，中国就大有希望！
于志安在中国企业家层中算另一种典型。他既不同于只顾自己捞的那些私人老板，也不同于沿海那些只会发财的经济动物；他既务虚也务实，既关心宏观也擅长微观。颇有大企业家风度。（于志安若干年后转移公款逃亡国外，以残剧化方式结束了他奇特的人生——作者注）
1992年6月27日阴
湖北分社社长李永长十分热心，帮助联系上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关刚从北京忙完李先念丧事回来。
上午，关让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先给我们全面介绍情况。部长显然是个拘谨的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照本宣科介绍了材料上已有的有关湖北新动作的问题，对于我提出的三个问题：改革与开放、宏观与微观、高速与高效，则顾左右而言他，没予回答。
不过，人倒是十分热情，中午硬挽留吃了一顿饭。
下午，关广富正式出场，又是李永长亲自陪同。李说，他这个一社之长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陪我采访，出于两个考虑：一是选题重大，确实是人们普遍关心而又谈不清的重大问题；二是他敬重有才之人，故不在乎所奉陪之人的地位对不对等。
李还介绍了关广富的有关情况：
关广富，满族人，时年60岁，南下干部，一直搞财经。1982年由湖北人民银行行长一跃而成为省委书记。由于出身寒微，虽颇有思想，但胆子还是不甚大。
下午3时到达省委常委会议室。关广富准时进来，中等个，样子朴素、平和。
李永长介绍完毕，我把采访大意告诉他，并提出三个问题。关认真记在本上，然后作答。
作为一路诸侯，关不好就宏观问题说三道四，因此声明：结合湖北实际谈问题，尽量涉及到我提的问题。
关谈起话来思路清晰，洞察力、逻辑性强，有激情。发挥到得意处，他习惯于叫身边宣传部长留意，言下之意是注意整理成文。
关的讲话十分周全，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关观念的。他说：“小平南方讲话，算是给我们开了窍。我理解这个窍就是一切工作围绕把人民搞富，为了这个中心点，一切束缚搞富的东西，包括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意识形态都应改。”基于这个认识，湖北省在关书记的主持下，已制订出一整套内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谈了1个半小时，总体谈得不错，其间关还简略而又明确地回答了我所提的几个问题。
然后，关话锋一转，十分感兴趣地提出：要我讲讲广东的成功真经。
征得李永长同意，我尽己所能，把自己的看法讲了出来。谈话间他不时插问，因此又是1小时。
大家谈得十分投机，到了无拘无束之境。
下午6时，方告辞。
明天上午乘火车去广东。
1992年6月30日— 7月8日
回广东。活动并休整了一周。
其间，采访了广东著名企业家贝兆汉、珠海西区钟华生。由《现代人报》副总编辑魏小超出面安排，还访问了经济学家王琢和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王琢作为当时官方的学者，对计划经济的结构、弊端讲得头头是道，听后开窍。如何改革，他的思路是建立“制衡经济学”。对当前形势，他的评价是：“邓小平放火烧山，众诸侯趁机放手。”经济发展加快了，老的宏观控制方式无效了。结论是：如不通过加快改革建立层层自我制衡机制，经济要出大问题。
易振球1988年前为江门市委副书记，具体抓江门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但因为大气候未形成，他自嘲地说：“我一走后就全复辟了。”
作为地位特殊的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此君对中国改革总体上有一套构思。作为南派之言，还是有一定价值。谈及当前形势，他直言不讳地说：“不把重心放在加大改革分量上，而是上速度，我同北京大多经济学家观点一样，中国经济还会出现大问题的。”谈及计划与市场关系，其观点为：先有市场才有计划，而不是相反。谈及当前股票疯炒风时，他认为，正是因为上边怕乱、小脚老太、股份企业出台太少、供求失衡，才导致了目前这种“市盈率上百倍” 、百姓疯狂进入股市的畸形局面。
回广东期间，疯狂的股票潮刚过去。据闻不少新闻界中人，尤其下面驻站记者中有人因近水楼台发了一笔小财。由此，人们多无写稿兴致，同行中故有“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会上泡；四流记者写好稿”之谣。照此划分，四海奔波的我不仅属四流记者，还属不识时务者。难怪许多人对我的举动都不甚理解，对我的热情不以为然。这可不是“世人皆浊我独清”，也不是故作斯文。我总觉得不管怎么说，金钱乃身外之物，文章却是千古之事。我是已定型之人，疯狂的外部世界也许难以改造我了！
1992年7月9日阴
杭州气候出奇凉爽，盛暑期气温摄氏25度。据说此种情况少见，估计是连日水灾所致。
分社记者小朱偕娃哈哈集团公关办小郝来接。后来方知，此次来杭全部活动已由娃哈哈帮助安排。
下塌西湖畔望湖宾馆。虽为三星，但装饰和卫生绝不亚于广州的四星级宾馆，且处西湖边，空气清新，风景如画，确为杭州城市好去处。
一早，娃哈哈公关部小郝偕广告科长小赵开车来接，一同去游历杭城名胜。
我想看灵隐寺、茶叶博物馆、胡庆余堂（亦称中药博物馆），他们都同意，先去灵隐寺。也许因为名气大和靠城太近之故，一个佛门净土竟大潮汹涌，烟火熏人。为做游人生意，不少店家把小吃摊摆到寺内来，其中竟有现场油炸鹌鹑，油气炙人、肆意杀生的行为同佛门戒条成尖锐对立。
下得灵隐，即去名声甚大的“楼外楼”用餐。除了厅堂宽敞、置身远眺可见西湖烟雨外，这家国营餐馆再无什么可恭维的。菜肴仿粤式，不伦不类，费钱不少，却无甚可引起胃口者。“吃名气”——这种地处垄断之位的酒家，反正不抓回头客，客人有的是，故水平难有提高。
下午看茶叶博物馆，馆址离西湖不远。出杭城转过一个山坡，只见四周青山环抱，林木葱郁，花香鸟语，同喧嚣的杭州成鲜明对照。茶叶博物馆就坐落在这清幽之地。博物馆占地甚大，十几栋馆厅，从说明到实物、饮茶风俗直至品尝方式，倒也齐备。观后甚感眼界大开。特别是有关茶叶源流的几段叙述，已铭刻于心：茶叶几千年，经历了从药用——食用——饮用——品尝几个过程。
茶叶从西南莽莽群山发源，沿长江传播而下，同时向大江南北延伸，由此形成中国四大茶系：绿、红、乌龙、普洱。
参观后，特意到小卖部买了有关茶叶的一套资料，也许以后写作时会有用处。
出茶叶博物馆，又转入城中，找到曾名扬一时的“胡庆余堂”。
由晚清时皖商胡雪岩以其父“胡庆余”之名创办的这所大药堂，雄踞南方，竟致历史上曾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说。今天临境，方觉气度不凡。我有心到此寻古，实话说是受台湾作家高阳所著长篇历史小说《红顶商人》所诱。作为官商鼻祖的胡雪岩，若不是经高阳传神之笔渲染，在清朝衮衮诸公中相信地位并非突出的。可“人以文传”后，连我这对中药无甚特殊兴趣的人今天竟也专程到药堂来了。胡庆余堂周围已成拥挤的街巷，但如寺庙般庄严、气派的药堂仍古色古香。进得大门，是一个长长曲廊。廊上墙壁挂满了各种匾额，少说也有四五十块，上面如“诸葛行军散”这样的由庆余堂独创的药名刻了不少。每个匣一个药名，下标其配方，均用十分工整的书法烫金写成。转过回廊，进入一个大四合院。四厢各房均药房，从容器到抓药方式均循古法，十分别致。
后院是博物馆，遗憾的是这儿早就关了门。本想买点资料，未能遂愿。
晚饭对杭菜再无胃口，提议吃点西餐。热心的主人竟选择了杭城最气派的希尔颇大酒店。
这是一座前临西湖、后靠缓坡、依山而建、硕大无朋的大酒店，地理位置之好、占地之广阔，广州少见。据闻原为浙江省宾馆，专接待高级领导人及贵宾，毛泽东、周恩来均在此住过。开放后，由新加坡商人承揽，经豪华装修后变成杭城四星级酒店。
西餐由本地人操理，倒是原汁原味，但毕竟太单调。吃是吃饱了，可肚子却撑得难受了半天。
晚上逛西湖。沿堤火树银花，灯火如练，原来是市上为迎接“'92旅游观光年”，下大力气耗资上百万搞的灯市。七一开灯，计划搞到10月，本来有的是时间供观赏，可好热闹、好享乐的杭城人却唯恐失去机会，万人空巷，满城尽是倾家而出的游人。
杭州确实是个世间不可多得的美丽城市，也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
1992年7月10日阴雨
晨7时，分社老采编主任汪祖高来叫，遂搭车赴宁波。
杭州距宁波二百来公里，穿过富饶的“宁（波）绍（兴）平原”，由于路上多处改道，竟走了6个小时。
汪祖高说，宁绍平原同杭嘉湖平原一样，为浙江鱼米之乡。可开放前，这里百姓穷得连鸡蛋、茶都吃不上。原因是计划经济把百姓捆死了。
而今沿途所见，虽不甚豪华，但民居建筑也还过得去。砖瓦结构，三四层小楼比比皆是。仅从民居看，并不亚于广东珠江三角洲。
宁波城之破旧、寒酸远出乎我的想象，城市规模和水平至多可和广东较为贫困的粤北韶关相比。
都说浙江保守，号称“浙江门户”、“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宁波也是近几年才有些变化的。
宁波支社社长林楠来接。因是老相识、同龄人之故，久别重逢，少不了阔谈半天，内容自然是人生意义、道路选择等。
晚上，林楠请客，《宁波日报》总编作陪。说来也是缘分：此君原在甘肃工作，前几年才调回老家。
明日去蒋介石故居奉化溪口游玩。
1992年7月11日晴间雨
依计划，上午8时乘车去奉化溪口蒋介石故居游览。
林楠热忱练达，从市府找来皇冠一部，全天使用。宁波到溪口有五六十公里，沿途山明水秀，风光确实不同一般。令人最赞叹的是：山上全是绿树覆盖，很少见裸露岩土；江水大多平缓清澈，确为全国少见的秀美之地。
溪口坐落在四明山脉之中，转过几个山豁口，进入一城门式山坳口，坳上有一城堡式建筑，上书“武岭”三字，为蒋中正手迹。
溪口有蒋氏故居丰镐房；蒋经国自苏联返国后，依父训携妻在家读“四书五经”时盖的小洋房；还有蒋氏用作别墅的文昌阁等建筑。
离溪口十来里，沿环山路上行，山顶崖上建有一洋楼，蒋氏手书“妙高台”匾额赫然入目。
此处为蒋氏避暑行宫，踞高山，俯深谷，四周苍山环抱，千寻台下即为水光潋滟的奉化江源，山水相映，居高临下，确实高妙。
溪口到妙高台半山上，有一寺庙，这就是有名的雪窦寺。昔年与杨虎城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就一度被蒋羁绊于此。
下午，又去人称“浙江门户”的北仑港参观。
北仑港距宁波四十来公里，同舟山群岛遥遥相望。车离宁波市区，越近北仑港，大开发的迹象越明显，到处是新起的厂房、正在平整的工业区，外资企业也随处可见。
林楠介绍说，宁波开放已七八年，但真正开发引进是近两年的事。宁波属中国沿海开放城市，20世纪80年代中就享受了开放优惠政策，为何起大早、赶晚集呢?宁波人自称是思想不够解放的原因。我看，除此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例如，过去受传统投资模式(国家拨款)之利，今日反受其害即为其一，只知等食吃，不会抢食吃，在日益市场化的今天，会越来越被动的。
北仑港令人大开眼界。
港池深达20公尺的港口区，周围几乎完全被岛屿环卫，风平浪静，而且可进20万吨巨轮，这在目前中国沿海还没可比之地。
我们到达时，正值万吨货轮运来矿砂，港务局管宣传的小王介绍说:这里是中国进口巴西、澳大利亚铁矿的主要中转地。他说，国外铁矿含铁量高达60%，而10万吨巨轮和2.5万吨轮相比，每吨成本低七八美元，由此计算，20万吨船跑一趟运费即可省100万美元以上。故今天货运、油运已朝巨型化发展。因此，深泊位码头已成世界各国争相追逐的目标。
北仑港始建于1978年，初时是为上海宝钢配套的。经十几年建设，如今已建成万吨级的泊位十来个，而且已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煤炭、石油、矿石转驳地。不仅如此，围绕这个超级中转地，沿港口建成了几十万千瓦的火电厂，另外，一个年产30万吨乙烯的石化厂也将在此建成。
昔日建港为一个钢铁厂配套，只是单向思维，而今是港口带动起了一系列工厂，还派生出众多用途，不仅办工业区，还办保税仓、保税区，这可是开放给宁波人带来的新思维。
总体感觉是，中央在宁波一带放了不少大项目。这本为好事，但因可以从中央要项目，反过来却造成宁波人眼睛只会向上、不能旁顾的思维。于是，有投资就干，没投资就等，由此造成宁波经济的滞后。而广东恰相反，从不等待观望，主动出击，外引内联，不管什么方式，有奶就是娘。由此，倒促成了广东经济不停步发展直至格局大变。
思维定势不一样，结果也是大不一样的啊！
1992年7月12日晴
浙江的夏天今日终于露出本相，阳光灼人，户外一动一身汗。
温州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作为一块利用市场经济成功实现了经济启动的神奇之地，“温州模式”已引起国内外关注。下午2时乘飞机赴温州。如不是亲历，真是老残得可以，进得其中，如同装进闷罐车，浑身大汗淋淋。问空姐为何不放冷气，答曰：不要急。好不容易飞机升空，机舱内透出股股烟雾，如同流行歌星演唱时施放的人工烟雾。正觉吃惊，机上小姐解释说，这就是冷气，没罩上的，只能自认倒霉。
三百来公里距离，飞了足足一小时。
温州机场倒还气派，停机坪不算小，两架大型喷气客机正整装待飞，一架上写“新疆航空”，另一架是“东方航空”。据说，温州机场虽才建成两年，但已开通二十多条航线，有的航线还是由个体户包机开辟的。航线如此发达，同温州个体经济十分发达、渴求加速并扩大流通有关。
乘车进城，沿途给人的感觉对比强烈，一言以概之：破烂的街巷，时髦的人群。
街市陈旧，可街上行走的人们，特别是女人都摩登得可以，随便数了六个女人，均着时装，且样式不同。
街道十分窄小，无规则，拥挤非凡。出租车、自行车、摩托车，还有鸣着喇叭的三轮车在街巷上纷纷争道。虽显杂乱，但驾者、来者各安之若素，并无怨言。真是“猫有猫道，蛇有蛇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这“道”，即市场规律。在温州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造成了这个地方的活跃繁荣，甚至已渗入到人们生活方式中去，营造了特有的温州风情。拼命挣钱往前赶，龙腾虎跃争上游，可真同悠闲的杭州、冷寂的宁波形成鲜明对照。
由陈坚发出面安排，我们下塌于温州唯一的三星级宾馆华侨酒店。晚饭是一香港老板请，吃温州菜，较为讲究，同潮菜有类似处。晚饭后上街逛。电力不够，到处黑灯瞎火，个体户们大多扭亮应急灯，更多的干脆自备发电机，你停我开，你开我停，无怨无虑。不靠上帝靠自己，不找市长找市场，摆百货摊的、摆小吃的，还有沿街揽客的的士、三轮，黑暗中争斗仍不减。
这真是温州的典型写照：民间经济空前活跃，社区建设没人顾及。在一种自然状态下，人们如过江之鲫，万类霜天竞自由，依循的只有自然法则，真不知政府干什么去了。
晚上同陈坚发聊温州，才知：温州经济虽活跃，但主要是私营经济。“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近年经济走不动了，才有改善投资环境及社区的要求。顺应潮流，政府近年也开始抓旧城改造。陈还提供了几个数字：温州辖七县三区，人口六百余万，约一百万人在外发财。城区虽然破烂，民间却富得流油。现有民间余资670亿元，民间有私人股份公司两万余家，主要产业有三大类：打火机、服装、小电器。其中打火机以假乱真，完全可仿日本各型号。现已打入独联体，年销售额达几亿元。
总体感觉是：温州基础甚差，经济活跃，靠个体经济。而正是个体经济的局限性，使其经济档次和基础环境徘徊于低层次。
这有点类似广东的潮汕地区，但经济档次比潮汕还低。原因一是这里交通不够发达，二是无可供投资大产业的基础条件。
民间启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温州人走出一条自己解放自己的脱贫致富成功之路。这应是温州值得骄傲的，但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不足之处。
1992年7月13日晴
晨，随陈坚发去市委找资料，恰值中外记者采访团一行二十多人采访温州市长，随同前往。
市长讲话有点官样文章。外交使节和外国记者的提问却饶有趣味，从中可知温州在国际上的色彩和地位。
也许是有感于温州城区之破烂和车辆拥挤，美联社记者问温州的机动车数和今后的交通打算。市长答：温州有机动车（含摩托）近10万辆。由于城区拥挤，机动车年发证控制在2 000个，供需矛盾紧张，于是政府将牌照公开拍卖，此项收入一年有数千万元，收费用于拓展道路。市长解释此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利用民间资金建设城市的有效方法。另外，铁路建设国家已立项，从金华到温州，现正做早期准备工作。
印尼记者问温州有钱者的情况。市长说最有钱的是个体户，但他们都不愿露富，故很难说清最大富翁是谁。只知道公开的大富翁是赵章光，即著名的101毛发再生精的发明者和生产者，市长说他每年的营业额在亿元以上。
上午逛了温州几个商场，眼界大开，对温州人应刮目相看了。
先搭一菲亚特出租车，俗称“甲壳虫”，同司机聊，司机告诉我，此车已跑了十几万公里，日本轿车一般跑30万公里即淘汰，但这种车可跑到40万公里，这台车他刚从别人手中购来，花了5万元，而此车原始价才四万多，为何他出价如此贵？原来温州市为控制车辆，每年只发2 000个牌照，故使带牌车价大涨。
温州为何甲壳虫多，坐了几趟甲壳虫，方知这种车的妙用。街道太窄，故大一点的轿车根本就没法转身。只有这种甲壳虫穿梭车海人潮中，如鱼得水。
温州不仅机动车，电话、BP机号都用拍卖制，BP机号码卖到一万多元，可见温州人购买力之旺。
逛打火机市场，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一百四十多个品种，全仿日本及世界名牌，几可乱真，且价格便宜，一些日本商人来看了这个市场，泄气地说：日本以后再也不要生产打火机了。也难怪，一个同样的打火机日本得要一百来元，这里只要十元。我买了三个，以为占了便宜，后一女店主告知我，成本只要三四元，全是他们的家庭作坊生产的。
到了温州，明显感到这里同宁波大不相同。那里一片沉寂，这里充满活力。满街是乱窜的车辆和人流，匆匆忙忙，均是捞财者。社会上只要有一个能挣钱的机会，马上有人扑上，且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三轮车、出租车、小吃店……各行各业莫不如此。
乘出租车，不论远近，上车5元钱。甲壳虫在狭小街道上左冲右突，眼前险象环生，我等吓得直冒汗，司机却从容不迫，而且半数以上是女司机。
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一个以个体经济为主，同处浙南的宁波和温州竟然出现如此差异。差异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渗透到了人的精神面貌、作风上，确实发人深思。
中午1点半乘车去温州著名的苍南农民城——龙港镇。车行两个多小时，4时到镇上。
这是一座全新的小镇，始建于1984年，全由农民集资建成，现有人口七万余人。城镇建设十分规范，方方正正，市场市面也繁华。
利用饭前时间，租了辆三轮逛城。令人惊讶的是踩三轮车者中，不少是年轻妇女，一车拉两三个壮健男人，乘车、拉车者都安之若素，我却感到不安。我敬佩温州女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更敬佩她们的竞争意识，连拍了两张照片。据了解，全镇控制三轮车在700辆，车主1/4为女性，拉车一天收入在40元左右，趋之者众。政府控制车牌，僧多粥少，遂使一台仅值千把元的三轮车带牌可炒卖到一万多元。
晚饭后陪同小谢访其表兄家。其表兄老杨原在镇上任秘书，后调邻镇，家仍住此。小坐1小时，了解了不少情况：
老杨住一座四层楼房，47平方米宅基地面。下面一层出租，上面三层自住，据他说，楼建于1986年，当时值六万多元，现在可卖50万元。
谈及收入，他们说，干部靠工资没法活，他的办法同大多干部一样，入股到亲戚处，食红利。据悉，他的两个弟弟均是家产达几百万元的个体业主。
龙港镇以生产毛毯、编织带、印刷品发展起来。本地人从上海等大城市收购来大厂化纤布边角余料后，先分捡，块大者拼缝成童装，销往全国各地；余下小块打成丝，纺成毛线，编成毛毯，一条成本五六元，售价只要二十来元，且色彩、款式绝不亚于名牌毛毯，故能远销内地，特别是穷困地区。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及阿拉伯军队一次性使用的裹尸毯也由此地供应。
从老杨处回来后，镇长老李来谈情况。他39岁，十分精干，谈话中，对不少敏感问题，即如何看待私有制、经济发展诀窍等能敞开谈，且结合自身实践，有不少真知灼见。
李镇长透露，伴随龙港经济的繁荣，房地产升值几如火箭升腾之势。几天前镇政府拍卖了一条臭水沟，允许作为建设商业铺面之用，起价每平方米3 000元，由于竞争者甚众，每平方米成交价竟达两万来元。如此价码，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恐怕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吧！
仅此一例，即可见温州农民口袋中金钱之多及经商热情之炽。
1992年7月14日晴
晨，告别龙港镇，回温州市。
六十多公里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路况不好是个重要原因。
下午3时，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老郑来谈。
老郑五十多岁，本地人。长谈三个小时，总体印象是：水平一流，不仅有实践，而且有理论；不仅有微观调查（温州情况），还有宏观思考；不仅有原则，而且思想十分放得开。
国内各省市采访了这么多年，如此水平的政策研究室主任，还是第一次遇到。由此，我再一次加深了对温州人素质高的印象。
陈坚发说，中央多次来调查组，都由他谈，而温州特有的地位，促使他成了一个具备宏观思维的政研人员。
我们谈了三大问题：
1. 温州成功的因由；
2. 温州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3. 温州实践的宏观意义。
另外，还细微到私有经济与社会发达、解放生产力与共富问题、教条社会主义与现实资本主义等问题。
老郑对有关问题作了颇有见地的回答。
特别是有关温州模式的宏观意义。他说：“‘最低有效起点’是温州模式的核心。温州实践回答了不发达地区怎么启动，如何启动的问题。”老郑具体归纳说：温州老百姓形容温州模式是一辆车子，两个轮子起步。一辆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轮子，一是家庭工业，一是专业市场。
温州的改革就靠这起步。故中国有“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之说。
老郑说，温州经济起步层次很低但十分有效，这是在靠国家靠不了、靠集体靠不住、靠外商也没有的情况下，自己解放自己是最有效途径。
临别时，老郑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温州改革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洋洋几十万言，较为系统、全面地剖析了温州模式。回去后得好好拜读。
晚上去街上找发廊，找了几条街，居然一个也没找到。后租乘一甲壳虫，司机告知，街面旺铺租金上千元，租者多为利高的商店，要找发廊得到冷僻小巷中去。照其方法一觅，果然小巷内发廊比比皆是。
找到一个发廊，师傅为两姑娘，不仅洗发，而且修剪，手艺十分精湛，能根据头型设计发式，且做工精细。这同广州华而不实的发廊大不相同。
同她们聊天，云：手艺除刚开始受广东师傅启蒙外，以后多从电视、画报获灵感摸索而成。她们还说，温州姑娘上进心强，能干；但也承认，温州女人太好扮靓，三五天整一次发型，均穿时装，也太累人，不好。
姑娘说她们没出过温州，以后有机会出去，定去广州开开眼界。
洗理完毕，总的感觉是：温州人厉害，不仅吃苦，而且素质较高，温州女人更厉害。
可以想象，若中国大政方针不变，再隔十年，这块地方，这些人，将会成为“中国的日本”。
1992年7月15日晴
温州人靠自己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极富创造进取的精神而立业；广东人靠的则是大气候，国际、国内二传手地位而发财。
如果说广东人获得某一成就花十分努力的话，温州人得花五十分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假以时日，气候不变，我深信，中国未来世界弄潮的好手不在广东，而在温州。今天上午看了南沙打火机厂并听了此厂小老板李坚的创业史，对这一判断更加确信。
1989年“六四”时，这个仅初一文化程度的青年还在北京跑外贸，给人当马仔。“六四”一来，外贸被阻断，年轻人打道回府。回家前琢磨下一步生财之道，见市场上日本打火机走俏，返还后他买回一大批一捉摸，竟在日本第四代打火机——防风红外线基础上，独创出自己“感应式”打火机。而且，不少核心零部件获专利，日本人还得通过香港人来买其产品。另外，由此还带出若干配套行业。一花引来万花开，一场“打火机革命”迅即在温州爆发，国内庞大的打火机市场，让温州人占领。温州若干产业都是如此发展起来的。
温州人聪明，在李坚打火机厂见到一例。一青工一边装配打火机，一边在简陋的车间中放着悦耳的立体声。我们寻找半天，立体声竟是从墙脚一个掩盖着的酒坛子内传出的，而且音色绝不亚于美国名牌狮龙的效果。一了解，原来他用一简单放声机配上一个自装增容器之类，接上喇叭，再将喇叭倒伏在酒坛上，由此有了这种奇妙效果。总计不过花了几十元。
厂长介绍说，这小子不务正业，整天就捣鼓这东西，早就叫他走，他不走。我想，用不了多久，一个发明家就将从这里产生了。
温州出发明家，如赵章光及其101生发精即为一例。赵不仅发明，而且自身还是企业家，时下已有个人资产上亿元。
我在想，若中国的方针不变，允许并扶持民间资本发展，且让个体企业家出国等，用不了多久，温州会生出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等从民间小老板长成的大企业家的。从根本上说，温州人更接近成功点。为什么？相对于广东人，一是这里人素质高；二是其从事主业多为制造业，创造性甚强，不像广东，所从事的多为组装业，赚钱靠打时间差；三是这里人多从低等工业起步——民间小手工业虽然档次低、规模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企业运行机理同大企业是相通的，照样能练出深谙企业运营核心要素的企业精英阶层，而不像广东人，从引进到组装，实业没有根。
一路走下来，一个意外的感慨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实业（自办实业）高。
从武汉于志安到广东钟华生，直到温州小老板，敢想、敢为、能为，在实业这个天地内，有多大潜力都能发挥出来，活得充实潇洒。而我等作为一介文人，不仅天地有限，而且动辄得咎。
又，李晓岗说，《哈默自传》一书十分精彩，特别是关于人生及意义的篇章，值得一读，到京后该找找。
1992年7月19日晴
又是一个艳阳天。
清晨一起来，外面就热得站不住人。上海之热，远甚广州。报载：今年又是上海少见的炎夏。
今天是星期天。陈雅妮积极张罗，己联系好了市长黄菊。大上海的市长百忙中答应星期一下午接受我们的采访，并索去了采访提纲。粗略想后，拟出三题：
1.上海龙头地位怎么发挥？这种作用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全方位开放，政策优惠时间差已丧失）可得发挥？
2.如何看待当前形势？在体制未有根本变化前，高速度和高效益可否兼得？
3.上海是国有大型企业密集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不可行？
另外，适时而动，采访时还想就计划与市场、国有大中型企业能否最终搞活等问题请教于他。
据上海分社同志介绍：黄菊原为市府秘书长，朱镕基时代为常务副市长。此人精明干练，不仅行政能力强，而且思维敏锐，善谈。
昨夜偶开电视，恰逢中央台“下周节目预告”，有《大潮涌珠江》，且安排在从周一到周四晚上较好时间。自己搞电视的尝试初举告成，十分快慰。
1992年7月21日晴
昨日下午采访黄菊市长，上午采访黄市长文胆蔡来兴，均靠陈雅妮和分社社长沈世纬多次联系，方得以谈成。
蔡的正式身份是上海市计委副主任，市长的众多战略决策、宏观思路多同他有关。同其长谈3小时，方知此人名不虚传。从上海未来发展到中国格局，从国际形势到国内情况，从定性到定量，他如数家珍，而且有虚有实，确实是个人才。
下午老沈和陈雅妮陪同采访黄菊。秘书只给1小时时间，但黄谈兴上来后，谈了近两小时，而且十分放得开。对上海地位、战略胸有成竹，对上海未来前景充满信心。
据介绍，黄曾任上海副市长近十年，朱镕基调走后才扶正。而上海老人多，他的辈分浅，干起事来诸多掣肘。
黄菊刚从北京参加完关于浦东、长江三角洲以及沿长江经济发展会议回来，他以长江龙头市的身份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
黄菊透露说，这次会议实际是对小平今春南方讲话有关精神的具体落实，会议原本计划在上海开，但考虑到中央主要领导难以出席，后改在北京，中央在家的主要领导全出来了。“九十年代看浦东”，这表明了中央对重振上海经济地位及沿长江经济发展的重视。
黄菊重点阐述了上海如何发挥沿长江龙头的作用问题。其大意为：龙头不是封的，而是客观条件造就的。上海要发挥龙头作用，关键在找准位置。经过若干年反复和努力探索，上海终于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说，既不当消费中心，也不当生产中心，而是当生产要素集散中心。具体来说，未来上海要发挥“五个流”的功能，即资金流、科技流、人才流、物资流、信息流。如此，既避免了同邻近省市争原料、争市场的同构性矛盾，又能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地服务于沿长江各省市。皆大欢喜。
看得出来，黄菊对上海的未来，充满信心!
访谈完毕，合影一张。奔忙四五日，上海采访基本完毕。此番上海之行，总体感觉是:较我去年底的上海之行，上海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典型者莫过于南京路。这个被称为“上海橱窗”的中国最大商业街，几十年来无多大变化，如一个人老珠黄的贵妇，倚身黄浦江畔打发余年。而今却面貌大变，沿南京路穿行，沿街店铺几乎全在翻新。南京路重焕青春，其背景是上海有了生机和转机。这次上海采访的另一深刻印象是，较诸国内各省市领导，上海领导人素质确实高人一筹。由此我在想，中央真正“马缰归主”后，上海的重新崛起将是必然的！1992年参加新华社派出的调研小分队到全国采访，为撰写《中国走势采访录》采访时任上海市长的黄菊。下午2时乘火车由上海赴济南。
分社不少同志下楼相送。
此次上海采访，得到上海分社不少同志，特别是陈雅妮同志的热情相助，内心十分感激。
1992年7月23日晴
从上海赴济南，算是遭够了罪。自嘲为从杭州到上海是“从天堂到天上”，那么从上海到济南，则是“踏上地狱之旅”了。
中午气温高达四十来度，酷热难当，浑身裸露，汗水也禁不住直冒。熬到晚上，好容易凉了些，但仍属热境，一夜没能入睡。
抵济南境时，头晕目眩，人已有虚脱之感。
晨7时抵济南站，分社派车来接。
山东人确实爽朗、诚挚。
一到山东分社，采编主任老孙、副社长杨凤山即来看望，并按我们的要求已提前预约了采访对象。江泽民来山东巡视，省委书记和省长均陪同去了，家中值班的是一个常务副省长。尽管诸事繁忙，还是抽出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常务副省长叫李春亭，他还兼省委副书记，是山东实力人物。下午4时，老杨、老孙陪同，如约到省府，这里解放前是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办公地点。
李十分客气，声言受省委书记和省长之托，出面介绍情况。
李的介绍很实在，态度诚恳，而且不打官腔，勇于交底。两小时交谈，李不仅谈了山东全局，而且还透露了不少奥妙，其中有如何“变通”、“闯红灯”之策。
听李春亭介绍情况，对山东人津津乐道的两大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自然资源，一是人文资源。
自然资源：无论是农产品资源还是矿产资源以及海产资源，山东多在全国各省市中名列前茅。择其要者有：石油、黄金、粮食、棉花、水果等。自给有余，致使山东形成自给性甚强的两个70%市场结构:资源70%靠自己，产品70%销本省。
人文资源：这里主要特指“人际关系”资源。山东人拉老乡在国内是1992年采访山东省委副书记李春亭颇有名声的。1988年那次我到全国各地跑调查，曾听到这样一个顺口溜：“广东靠南洋，山东靠老乡，北京靠中央，东北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当时还不知山东怎么靠老乡，今天听李省长一介绍，才恍然大悟。李说：山东人忠厚仗义，故中央首长大多喜欢用山东人当警卫。远的不说，仅中央警卫团、国家仪仗队起码半数以上是山东人。另外，李省长不否认，山东能从中央拉来这么多大项目，同北京各部委老乡多不无关系。
谈毕，知我们有意考察胶东，豪爽的副省长即让秘书为我们专门安排一台车，并关照沿途，方便采访。
另外，还有办公厅副主任代陪，设宴款待。
豪爽，练达，识大体——此乃山东干部大聪明处。有了省长指示，行车有了保证。
国内时下有“南看广东、北看山东”之说，山东作为中国北方新崛起的经济最发达省份，其地位已同南边的广东成合璧之势，相映生辉。广东有“四小虎”，山东也有“四小虎”。这次得抓紧时间，好好跑跑山东的“四小虎”。
计划后天出发，以6天时间，跑潍坊、青岛、威海、烟台“四小虎”。完成对胶东半岛的考察。
另外，山东老书记梁步庭在青岛休假。闻听此君很有见解，届时也要好好请教他一番。
1992年7月24日晴
昨日上午，安排采访活动，在分社记者小刘陪同下，乘车浏览了济南市。
济南素有“泉城”之称，古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之誉。今天走来，方感名不副实，盛誉已成过去。同是比较朴素也比较土气的城市，不用说同南方城市比，就是比之郑州、石家庄等城市，济南也略为逊色。城市土，除城建差外，更重要的是第三产业落后。没有繁华的市容，何来繁华的城市？
晚饭，张百新拉分社经理请客，宴设该市一新装修豪华的粤菜酒家。中国菜肴最驰名的有粤、鲁、川、淮扬四大菜系，鲁莱本同粤菜齐名，不知何因，自广东近年获得中国独领新潮的特殊地位后，鲁菜故地也时髦开了粤菜。毕竟是东施效颦，菜肴不敢恭维，可齐鲁好汉的酒量和热情却让人开眼界。
张百新，人称“齐鲁酒神”，两斤白酒打不倒，自称“从未醉过”。
同其饮酒，真是痛苦异常。山东好豪饮，饮酒有“舍命陪君子”之慨。此番齐鲁之行，如何过酒关，可是一桩十分头痛之事。
今日上午6时，依约乘省府车赴潍坊。济南到潍坊两百多公里，沿途公路建设之佳，确实名不虚传。公路宽阔平坦，甚少弯道，属一级公路。据闻山东此类路不少。这些年国内交通界有“山东的路，广东的桥”之说，依小刘介绍，概括原因如下：一是在“准备打仗”的年代，山东一直作为一个独立战区统筹，国家不遗余力投资；二是山东人团体意识强，政府一声令下，千军万马齐上阵，基础建设有系统、有规模。
小刘作为山东人，谈及充满自豪感。他承认：山东人忠厚、听话，有革命传统，十分听政府的话，不论集资办学、扶贫还是搞建设，政府一声号令，大家都能积极响应。故山东对中央大项目能保质保量完成，中央也愿在山东摆项目。
另一信息是：中央各部门领导人中山东人不少，由此既强化了山东人的听话意识，也使山东获得开小灶饭较多的优势。还有，讲到山东成就，干部们常会讲起前任省委书记梁步庭。梁1984~1989年任山东省委书记。据说山东腾飞，开始甩掉近邻河南、河北兄弟省即是从其上任开始的。其成就有三：
一是解决了积压多年的派性问题，使干部能上下齐心奔四化；
二是解决了干部只唯上、不唯实的习惯思维，依据山东实际确立经济发展战略，抓出了乡镇工业；
三是大抓基础设施建设，上了不少大项目。
“过去山东人听话，没有中央红头文件不敢动。而今能有初步成功，今后还要大发展，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不跟风，只唯实，依据自身实际求发展。”——这是山东干部一个十分普遍的共识。
论据有：1980年山东乡镇企业同江苏一块起步，可因第一次调整，上面认为乡镇企业抢了国有企业的原料和市场，不让再发展，山东听话停了下来，结果苏南上去了。到了1985年国家第二次调整，山东不听，吸取教训不动摇，结果乡镇企业上去了。
明天去青岛，主要访梁步庭，就若干宏观问题向他请教。
晚宿潍坊宾馆。
1992年7月25日晴
25日上午由潍坊赴青岛。
200公里路程。由潍坊出来后，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公路。公路平直，路况之好，国内少见。有时行低洼之处从车上远眺，笔直的公路这时又如通天梯一样。饱尝了广东行车阻塞之苦，更觉此情此景，令人开怀。触景生情，真想放开喉咙，放歌一声“通天大道九千九百九”。
公路甚好，车速常达l00公里以上。公路两侧棉花绿油油，玉米秆粗、棒子大。农民的住房大多红墙红瓦，虽土一点，但质量甚高。
行驶在这美丽富饶的大地上，使人耳畔禁不住响起“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一歌曲，其中歌词的描写，很符合眼前境界。
12点进入青岛。
先进崂山，顿觉景色大变。绿树掩映下，一栋栋、一排排哥特式建筑，隐隐露出耀眼的红瓦，洋气十足。加上傍山临海，地势起伏，更使城市结构气度不凡。
青岛最美的是这个海湾。海水碧蓝，几乎四面环山，城市就依山建在海边，与香港十分相似。海湾又酷似维多利亚湾。
在内地，如青岛这样得海湾之利的城市不多见。广东的汕头、深圳、珠海、湛江等城，虽说临海，但没哪一个城市得海之利如此直接。青岛的泳场就在大街下，涨潮时海水可直接溅到大街上。遗憾的是人太多，浅海处如下饺子，人山人海，城里到处走着的也是携家带口带游泳圈的人。一切都围绕下海者转，连服务业，如卖吃的也全把摊摆在海滩上，且直接为泳者服务。
市府将我们安排在黄海饭店。软件服务虽不敢恭维，但硬件不错，可达三星级。
下午到新华社青岛支社，见到张荣大、刘海民等。聊了半天青岛后，晚上即乘车逛市容，并找了家新开的“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解决晚餐。牛肉面很丰厚，但风味远比不上兰州牛肉面，可因沾美国光，生意今日十分兴旺。
联系梁步庭。他初不愿谈，认为自己已退二线，不好说三道四。后经电话里反复说明，勉强答应26日下午3时半谈。今日下午，因江泽民来，他们要去见江，故难以安排。
1992年7月26日晴
下午3时半，依约去七八公里外的“物资大厦”见梁步庭。梁携省顾委一干人马，正借这里办学习邓小平南方讲话的读书班。
上楼，秘书迎进客房。
令人惊讶的是，梁虽是七旬老人，但头发乌黑、身体健壮，没有一丝老态。
梁不仅思路清晰，而且相当放得开。就我所提问题，包括“高速度与效益”问题、“治理整顿反思”问题、区域经济问题，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除此之外，关于东部和西部、山东经济发展轨迹问题，主动谈了自己的观点。
不知不觉近3小时，晚饭时间已过。梁邀我们共进晚餐。餐桌上他随意谈的几个问题更是令人眼界大开，特记录于此。
政治改革要同经济改革配套。他说，我们改革有一大弊端，不敢动政治，甚至不敢说民主，这是很危险的。他说，“文革”前他去苏联、东欧访问，见那时东欧领导人晚饭后上街散步，同普通人一样，而我们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吗？
梁说,人的需求有三，先是物质，接下来是文化，再下来是政治，即民主权。当人民实现温饱、进入小康、物质基本满足后，民主的问题就日益强化起来，而我们有的同志却总是回避这个问题。殊不知，回避民主，没有监督，再伟大的人物、再英明的党会腐败；而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选举权得不到实现，社会也是进步不了的。他认为，伴随经济改革的深入，这个问题已日益突出出来。
他赞成解散中顾委。他说，近日老干部们在一起讨论中顾委的存留问题。他的观点是：应取消。为何？老干部在中国政治中地位太特殊了，但因种种原因，他们对急剧发展的新形势又缺乏了解，干起政来，后果严重。
若不是其夫人在旁打岔，不让梁“再乱谈”，这位可敬的老人还会放得更开。
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要自己树立有自己风格的权威。梁说，江一上台，他就叫人带话给江，大意为：毛等老一代领导人有本钱，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新一代千万不要原样照搬，一是没这个本钱，二是没这个权威。
他还说，毛泽东原来去天津还去吃狗不理，尽管把汪东兴忙得够呛。今天，我们第三代领导人若连中南海也出不来，后果不堪设想！
1992年7月27日晴
威海酷似广东珠海。
洁净的海滨之城，清新、幽静，且小巧玲珑，颇为秀美。
原计划上午离青岛来威海，无奈青岛市府所有小车都去接待江泽民。刘海民费了不少周折后，市府采取非常手段，租了一台出租车送我们来威海。
青岛距威海近200公里，下午3时半出发。司机有时把车速开到每小时160公里的指针上。能行如此车速的公路，只有山东吧？同潍坊到青岛的路一样，公路宽阔笔直。司机说，此路改造于两三年前，山东不少干道公路大都如此，属一级公路。
相比之下，广东路况远不如此，可民间经济活跃。过分倚重市场经济的广东，远远暴露其短期行为的弊端。看来，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应该说，层次越低的经济形态，市场化发挥的天地越大，而要高档次、上水平，无为而治的经济形态和完全市场化并非上策，适当的计划性十分必要。
市场不是万能的，计划不是无能的。搞现代经济也得讲两只手：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法则；一只看得见的手——政府调控。此番山东之行，同广东比较，一个最大收获就是对市场、计划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
车进牟平县，见沿途大企业不少，什么化纤工厂、铸造厂、纺织厂，且厂房新颖，规模亦中等。据闻，牟平为山东首富县，县乡镇企业发展令人瞩目，其中两个镇还是全国百家明星镇。看来其支撑点仍是乡镇企业。
到威海市已是晚上9时。市委接待同志安排我们住市委内部宾馆。宾馆坐落于一个半岛上，面临湛蓝的大海，出得门即可下海游泳。威海是一座历史名城，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海湾中央，名扬遐迩的刘公岛依稀可见。清末北洋海军成立，海军公所就设于岛上，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不宣而战的日本海军偷袭威海港，就是在这里将清王朝新创的海军扼杀掉的。
威海市还是中国对韩国开放的桥头堡。这里隔渤海湾与朝鲜半岛遥遥相望，每天有海轮来往韩国仁川等地。伴随中韩建交，威海的经济一定会有一个飞跃。也许不少人都看出这一点，故从中央到地方，不少企业和部门以种种方式来威海圈地，搞房地产开发。
1992年7月29日晴
气温高达36度，酷热难当。山东人亦称“几十年少见”。报载，烟台昨日7万人涌向大海。当地人称“洗海澡”，这个澡想来也解决不了大问题。
昨夜从威海赶到烟台。路程两小时，中途大半地界属牟平县，放眼望去，草垛谷场，红墙瓦舍，农家日子过得不错。只是住房出奇地稠密。
市新闻办安排住市“新闻中心”，房中无空调，也没有电风扇，一夜燥热，浑身冒汗，整宿没有睡好。
从杭州过来后，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接待呈递减效应，始感滋味难熬。好在今日即过海去大连，可望马上结束旅程，不然，真受不了。
上午市府孙副秘书长来谈烟台外经贸。有材料、有见解，对了解胶东，特别是烟台颇有好处。
晚上市委宣传部领导来设宴饯行。本来只是例行公事，酒过三巡，该部长突然发现我就是近日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放的大型电视片《大潮涌珠江》的主持和撰稿后，宴会气氛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部长惊奇之余大喜过望，又是敬酒，又是添菜，酒喝得耳红之后，部长郑重提出：“王记者，你能拍《大潮涌珠江》，为何不能来一部《大潮涌渤海》？我们烟台可搞的东西有的是，只要你愿意来做这个工程，需要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提供、配合。我们山东人说到做到。”
见我态度暧昧，部长在频频劝酒之际，向我不厌其烦地展开了攻关战和攻心战。急迫之下，甚至端出了新华社领导：“我们同总社穆青等领导同志十分稔熟，穆青同志马上就要来烟台休假。只要你点头，借人的事我们去找穆青……”
我何尝不想出来再弄一部电视大制作，胶东确实亦是一个颇有刺激性的选题。但我深知，我经年忙碌，时间已大大超支，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乘着酒兴答应人家，尽管能取皆大欢喜之效，但根本上是骗人亦骗己，于是哼哼哈哈，把议题搪塞过去。夜11时，乘海轮渡渤海湾去大连。
1992年7月31日晴
到了大连如同到了天堂。
天气凉爽极了。新华社大连支社的兄弟们更是热情备至，陪吃、陪玩、陪聊，几天来的疲劳为之一扫，由此对大连的印象也好了不少。
30日凌晨抵大连。立船首环视海湾，确为少见良港。四周群山环抱，港池内舰船如云。更令人感叹的是，码头建设发达，不仅有如林的吊机，还有与之相配套的专用铁路线。远处还有油码头。
大连港是日本人当初为掠夺东北资源修的，故而连设计也打上了掠夺的印记。据支社记者李小林介绍，日本占领时期，这里是70%的物资出海，30%的物资内进。为适应之，日本人建铁路时把大连港那段搞成下坡，以便于掠夺物质运出。而今，比例倒了过来，铁路则成卡脖子之态。
下午李小林开车陪逛市容。总体感觉是：城市不新颖，但却颇气派，有大城市格调，且较洋气。大连最迷人的还是海。大连地处辽东半岛顶端，二面环海，海水深且蓝，广东少见。到海边游览，只见一车车人拥到海边，带了不少啤酒饮料和烧烤，既游亦吃。这些都是各单位组织来的职工和家属。大连人把暑天去海滩游泳叫做“上海”、“洗海澡”，各单位均将之作为例行假日，届时还发吃喝。难怪人们都说社会主义好！
晚餐李小林做东，张民华、李肖平等作陪，杨道立也赶来了。杨现已不在《东北之窗》，专事筹办一年一度的“大连国际服装节”，据闻在大连为超级女强人。四年不见，杨见面即言，我主持的电视片《大潮涌珠江》她每集必看，且叫家里人看，评价不错。
今天一早，李小林陪我们开车去旅顺口游玩。旅顺口地处辽东半岛尖部，距大连几十公里，因有优良港湾，当年日、俄帝国主义为抢夺而在此爆发过战争。现为人民海军军港。
在旅顺，我们参观了当年俄军为防日本人而构筑的要塞，还有日本人为表军功而建的“万忠塔”。
旅顺港是世界著名军港。正由于它在战略上的特殊意义，使旅顺这块土地上数遭兵灾，成为帝国主义虎狼殊死厮杀的血腥战场。
史载：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日军进占又让出旅顺，到1955年最后一批苏军撤出旅顺，60年间，日本和俄国两进两出旅顺。其间，为了争夺这块土地殊死厮杀了70个昼夜。
强盗打架，居民遭殃。就在狼去虎来的几次交锋中，旅顺的主人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仅在1905年日军进占辽东半岛的那一次，在旅顺屠城3天3夜，疯狂杀戮当地民众两万余人，全城幸存仅36人，还是日人为留收尸者才免于一死的。
旅顺军港现已基本对外开放，昔日军港的神秘气氛已荡然无存。伫立岸边，可见码头边停有七八艘鱼雷艇之类的旧式舰艇，据闻仅是供海军学员操演用。
伴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调，大连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东北之窗”，军事化色彩已十分淡薄了。
1992年8月1日晴
关东人的急公好义、豪爽坦荡，此番在此算是有了切身了解。
昨日去旅顺口，车行半路，忽听后面有车又是按喇叭，又是叫喊。扭头后顾，一辆紧跟在我们后面车上的人们似乎在向我们提示着什么，未留意，加大马力，继续前行。谁知其后之车紧追不舍，呐喊之声紧紧相随。正感纳闷，尾车加大油门终于越到我们前头：“小心，后车门开了！”抛下一句话，“追兵”飘然而去。停下车来才发现原来是面包车的后车门开了。大门洞开，安全不保，若不小心，车上物件丢失亦不会知晓。幸遇好心人提醒，由此对关东人生出一丝好感。
上午去火车站购明日赴沈阳的车票。购买者二三十人本来不太多，可售票窗一打开，如同在国内其他火车站常遇到的情景那样，患了“短缺恐慌症”的同胞们一拥而上，一窝蜂将个窗口挤得严严实实。你撞我挤，都想在第一时间买到票，结果如咬在一起的螃蟹，越想快越快不了。
没有警察。经验告诉我，在这种无序状态下，通行的只能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之法则了。
正值无奈，突见旁边冒出一个汉子大喊着：“排队、排队！”一边扑上咬成一团的人群：又是喊、又是拉、又是吼、又是骂……嘿，“乱世用重典”，汉子这略嫌粗鲁的维持秩序法竟是立竿见影，刚才还纷乱不已的人群，按他的调度乖乖地排成了队。
秩序井然。汉子就挪到窗口边去防加塞者，继续扮演起警察角色来。经验告诉我，凭近水楼台之利，汉子该优先购票了。话又说回来，自古“打江山者坐江山”，汉子优先购张票，相信众购票者亦不会觉过分的。
我的推断又错了。这位关东大汉守在售票口，硬是让排队的人一一买到票，他最后一个购票离去。
先人后己，急公好义。这同我长期生活的南方泛滥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社会风气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
见我面呈惊讶之色，陪同的“东北通”李小林解答说，这类现象在东北并不稀奇。至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关东人急公好义、讲公道这一质朴民风，他的解释有二：一是东北人多山东移民组成，移民闯关东，对付险恶环境得讲互助共济，这成一个传统延续了下来；二是东北是中国重工业基地，亦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密集地，国有经济在运转上纵使有诸多弊端，但在培养人的团队意识、公道意识方面的作用还是不可小看。
言之成理！
1992年8月4日晴
昨日晨抵沈阳。
如同山东半岛的济南和青岛存在的差别那样，辽东半岛的沈阳和大连存在的差异亦是显而易见的。这边土，那边洋；这边暮沉沉，那边喧嚷嚷。省城比不上下面的计划单列城市，我看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个居内陆，一个靠大海吧。何以如此？恐得专家学者们去深入探究才弄得清！
经济不振的“东北现象”还在困扰着辽宁省。
作为昔日工业大省即辽宁省省会的沈阳，予人一种十分压抑的感觉。这不仅是其缺乏特色的城市氛围带来的，更是当地人的情绪给传染的。来沈阳前，辽宁分社记者何大新、刘欣欣刚分别发表了两组十分有分量的揭短文章，何大新“金牌不是名牌”的评述性新闻通过揭示辽宁这个金牌大省工业产品中金牌不少、名牌却不多的矛盾现实，抨击了这里的企业务虚不务实的弊病。
刘欣欣关于“辽宁十家亏损大户”的调查，更是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深刻揭示了导致“东北现象”的内在原因。作者调查的10家亏损千万元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多是辽宁省的先进企业，可就是这些有名的企业，“企业有理之混乱，损失浪费之大，令人十分震惊”。“先进”况且如此，其他可以想象。
两组文章在辽宁引起了极大震动，省长岳歧峰作了肯定性批示，促使辽宁人对“东北现象”的反省终于从埋怨外部条件不均转到冷静审视自身不足上了。
从忧天悯人转到无情地自我批判，上海人1990年就开始了这痛苦的转换。辽宁人今天有此省悟，看来“东北现象”有治了。
中午吃饭时，分社副社长李新彦同志匆匆来告，经多方联系，省委书记全树仁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约在下午两点半。“全书记为此推迟出差时间两小时，两点半他原计划去抚顺的。”李新彦说。
新彦同志为人十分真诚，单是为我们联系全树仁书记就跑了两三趟。令人感激！
全树仁是一位十分和善的老人。搞工业出身，任省委书记前，干过若干年的企业领导。“我20年前任抚顺钢厂厂长时，产前产后不用管，只管生产出产品装车皮就成。哪像现在这么复杂，要应付市场……”全树仁耳朵有些背，但思维敏捷。围绕“东北现象”问题，就辽宁经济的现状和出路，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全树仁说：“一年多前，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各省经济开始陷于十分困难的状态。国内外称之为‘东北现象’。东北现象反映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的失败。”
现在怎么看待“东北现象”呢？全树仁的观点是：“东北现象”可以改变，而且正在改变。接下来，他充分而又系统地阐述了各种论据。
看得出，“东北现象”给这位年过花甲的省委书记造成的压力——政治压力、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在阐述“东北现象”正在改变的见解时，论据中免不了有牵强之辞。但是，也不乏诸多发人深思的见解。诸如“敢不敢用资本主义成功经验改造社会主义老工业基地”的观点，“搞开放促改革、促改造”的观点，“市场化与腾笼换鸟战略”等，对我们的调研选题均有启发意义。
两小时采访结束告别全树仁。回程路上，陪同采访的李新彦感慨地对我们说：很少见老头子谈话这么放开过。显然，思想放得开同邓公南方讲话营造的气氛是分不开的；而思想放得开，水平就显了出来。对全树仁今天这番见解，李新彦的评价是：“超水平发挥。”
长达两月的大跨度艰苦采访到沈阳算结束了。回顾两袖风尘，分外感激的是遍布全国的新华社同仁们。正是有他们的全力协助，我们才能“上天入地”，几乎是无所不能。这是新华社的优势，也是新华社传统团队精神的发扬光大。我在想，若我们的调查能有所成就，功劳将更多地记在无私帮助过我们的这些同仁身上。
明天回北京，接下来是消化提炼、整理写作，到最后冲刺阶段了！
（原载于《南风窗》杂志一九九二年六~八月号）
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
“大梦谁先觉”，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是先觉者，是改革的先驱者。他们在改革中走了第一步，做了三件事，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
在市场发展比较完善的地方，投资作为企业行为，既有很大的扩张能力，也有相对清醒的自我约束能力。而在另一些地方，对许多官员来说，高速度就是改革开放，低速度就是保守。投资行为变成政治行为，到处铺摊子，先把摊子铺开再说。
“何为开发区？田野推平让它种不上庄稼，旁边插上块招商的广告，就是开发区。”
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大步
王志纲：王老，我接受了新华总社下达的一个任务，要我和另一位记者对全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及趋向做一次调查研究。但我对我们国家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十多年来改革的历程缺乏总体的概括的了解，您曾在中央部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负责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的研究工作，近年又专门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研究，对我国建国后的经济体制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都了如指掌，所以特来向您请教，同时想听听您对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看法。
王琢（著名经济学家，原广东省体改委主任）：可以。那么我就先谈谈我们经济改革的过程吧！我认为，我国14年的经济改革，已经跨了两步，现在到了第三步。
第一步，是农民在农村跨出的。我前几年访问过一位县委书记，回来后曾准备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大梦谁先觉》。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是先觉者，是改革的先驱者，他们在改革中走了第一步，做了三件事，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
第一件事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第二件事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从“以粮为纲”走上大农业之路；第三件事，发展乡镇企业。
与此同时，国家也给农民办了三件事：一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1979年一次就提高了40%以上；二是放开统购、派购，广东放得最早，1980年把84种统、派购农副产品的价格放开了，大大缩小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第三件，在信贷、税收、流通等方面，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农民走的这三步和国家走的这三步，解决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的城乡、工农关系问题，走上城乡经济互相促进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发展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特别是对苏联工业化模式及其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可是在实践上没有取得成功。
在城乡关系上，全国一解放，我党就提出了城乡互助的发展方针，稍后，我们对苏联的重工轻农、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也持尖锐的批评态度。重工轻农，就是重城市轻农村；重重轻轻，就是重视生产资料生产，轻视生活资料生产。结果导致消费供应不足，票证满天飞，有人称之为“短缺经济”，实际上是结构失调。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还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我认为这些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是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重大突破。在实践上没取得成功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在四个问题上没有突破，而这四个问题农民在改革中把它突破了，经过农民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个路子是正确的。
第一个问题是农业生产关系。
核心是从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什么公有化形式。公有化程度多高，才能解放农业生产力，而不致束缚、甚至破坏农业生产力？我们农业集体化中初级社就搞得不错，高级社刚开始，还没稳定下来，突然又来个人民公社化，这是农业生产关系问题上“左”到登峰造极的后果，结果公有化程度远远超过苏联的集体农庄。后来看不行，来了个“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保留人民公社外壳，实践证明还是不行。
所以，农民第一个突破，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把农村过高的公有化程度一下子改过来了，挖掉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根基。接着是双层经营，既发挥集体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户个体的优越性。双层经营与家庭承包相结合，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公有化体制。这是农民的一大贡献。中国改革遇到一个难题，就是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怎样从集体公有制的土壤里产生出独立商品生产者，而独立商品生产者又不否定集体公有制？也是中国农民创造家庭联产承包制回答了这个难题。而后“包”字进城，又在国有制中产生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国有企业。这也是农民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建立的功绩。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工业化模式。
苏联的工业化是只有国家工业化，即只有城市工业化而限制农村工业化；指望城市工业化搞成了，再用工业技术去实现农业机械化，再把农业发展起来。按这条思路走，在中国遇到了两个矛盾：一是贫穷落后的农业承受不起大周期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这样的工业化从起步到实现要长达数十年之久，其间要求农民不断地贡献低价的粮食、低价的农副产品。国家只好采取强制收购的形式，就是统购派购，以扩大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来解决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问题。这必然使农民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使农民难以承受。二是用这种抑制农业发展的办法支持工业化，结果只能使农业发展不起来，又拖了工业化的后腿。所以说，这种工业化道路是城乡、工农互相掣肘的工业化道路。
又是农民在改革中突破了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解决了工业化中的难题，这就是农民办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然后由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两股力量带动农业现代化。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条新路，我认为中国农民确实非常伟大。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我们过去总以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机械化。现在看，农业要发展，不能不要机械化，又不能单纯依靠机械化，关键的一条是把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化农业，包括培育和引进世界优秀良种、使用现代的栽培种养技术、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大力推进农业商品化。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农村是产品经济还是商品经济？
十多年前，有人说我国农村经济应是自然经济，也有人说是自给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最近，我到农村转了一圈，有一个新的看法：农业有一部分产品供农民自给，这是农业经济的特点决定的，什么时候都有这一块；农业发展，只能引起自给率与商品率的变化，比如自给率下降了，商品率提高了，但不能取消农民的自给部分；农村是产品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要以他们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采取何种方式为标准。
我国改革前的30年中，农民的剩余产品是按统购、派购办法和国家规定的过低价格交售给国家，农民既没有生产自主权，又没销售产品的自主权，也没农产品市场，所以，农民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是依附于国家、受计划摆布的产品生产者。可以说，农村是产品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这种产品经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改革，从缩小到取消统购、派购办法；放开市场，放开价格，农民的剩余产品进入市场，按等价交换的商品交换原则进行交换，农民生产什么、经营什么，也有了自主权，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村经济从产品经济变为商品经济，因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振兴了农村经济。
我认为，改革前的中国农村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在所有制上公有化程度过高；在交换上是过低价格的统购、派购制度和排斥市场的产品经济。前者是大搞平均主义，后者是无偿地拿走了农民的一部分产品，这两条把农民整苦了，整死了农业经济的生机活力。农村改革，把这两条冲破了，又把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冲破了，从而找到了振兴农业的根本出路。
我认为，农村改革对全国改革具有导向作用，应当在中国改革的里程碑上大书特书。过去只就农民讲农民，就农业讲农业，我认为讲得很不够，实际上农村改革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涉及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中国改革的第一个伟大的突破就是农村改革。
王志纲：改革的第一大步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第二大步呢？
王琢：中国改革的第二大步，也就是第二个伟大的突破是内外开放。
对内开放主要是两件大事。一个是把企业放开了，尽管还没完全放开，比过去应当说是基本上放开了。从广东来看，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已所剩无几了，因为广东改革前就没有多少指令性计划。再一个是价格放开了，指令性计划放开了，价格放开了，流通体制改革了，这样就放出一个市场来。这两个放开，使微观经济的运转有了活力。企业有活力，又进入市场，于是形成了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虽然没有实行企业破产办法，但是经营得好的企业与经营得不好的企业已经分得很清楚，两种企业职工的收入和生活福利相差很大。
对外开放，实行从点到线再到面的稳步推进办法。点是四个特区，四个对外的窗口；线是开放沿海一线、沿边一线、沿江一线而且全方位地全面开放了。现在已进入到面的开放，全国都动起来了。
王志纲：下一步怎么办呢？
王琢：中国改革当前要进行的第三大步，就是要实现两大转变：一是实现政府部门的机构和职能的转变；二是实现宏观调节机制转变，要把适应于产品经济及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宏观调节机制改变为适应商品经济及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节机制。
在产品计划体制下，整个经济运行是纵向的，宏观调节也是纵向的，其调节机制有两方面：一个是指令经济，是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管微观的，企业按指令性计划进行再生产；一个是笼子经济，是管宏观总量与结构的，用死笼子框住宏观经济活动。苏联的产品计划经济理论就是用国民经济平衡表来制衡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各单位都编制年度计划，包括一年生产多少双鞋，打多少次电话，写多少封信，看多少场戏等等都列入计划；然后进行实物平衡，购买力与消费品供应的平衡，投资与生产资料平衡。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平衡。指令、笼子都是命令，都是法律。20世纪50年代，我把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本本，几十大本翻看了一遍，就是上边说的这套东西。中国没有完全按那个做。1983年我在中南海参加计划体制改革工作小组时，就问计委的行家，你们的那个国民经济平衡表是怎么编出来的？他们说：“我们就没有严格按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办。”我问那怎么办？他们说，我们一般用“水平化”，就是按今年完成的实绩，略加调整，然后定个增长水平，比如百分之五或六，然后就找部门和地方来争吵一番，最后首长拍板。吵到财政部了，要求财政收入增加多少，往往出现支出大于收入、财政收支平衡不了的情况，就让各省、市、区财政局长背回去，靠积极性弥补差额。意思是财政收入不足的一块，回去调动积极性，挖掘潜力补上它。这种既缺乏激励机制、又缺乏约束机制的产品计划经济模式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传统的产品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成了束缚生产力的东西了。
王志纲：那怎么办呢？
王琢：中央领导看到指令性计划有问题，又一时难于取消，于是出了个主意，先搞“双轨制”，先把指令性计划突破一块，使企业有一定的自主权和生机活力，也解决乡镇企业的原材料供应问题了。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但是指令经济并没有被完全冲掉，而且笼子经济更没有动。广东曾经作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省实行财政包干、信贷差额包干、外汇上缴包干，把行政制衡的笼子经济改为经济制衡的跑道经济，有活力又有制衡，效果不错。可是执行了几年又先后将大部分收回去了，如今只剩下财政递增包干体制了。
王志纲：什么叫笼子经济呢？该怎么改呢？
王琢：所谓“笼子经济”，就是有许多笼子，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总量笼子，一种是结构笼子。管总量的笼子中又有投资规模笼子、贷款规模笼子、外汇笼子、财政笼子等（财政包干就冲掉了财政笼子）。这些都是产品计划经济体制的宏观调节机制，现在用于商品经济，必然会产生许多矛盾，不是笼子把鸟困死，就是鸟把笼子撞破，所以非改不可。
根据广东的经验，改革的办法就是以分层次的自我制衡、浮动平衡来代替固定的总量笼子，或者说是用活笼子代替死笼子。比如以信贷为例，1981年以前，广东年年贷款资金不足，年年向中央争贷款规模，就是想把信贷笼子做大一些。1981~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广东实行存贷挂钩、多存多贷的信贷包干，总行每年给广东调进4亿元贷款，由广东存贷挂钩、自负信贷资金平衡，即你当年城乡储蓄存款多，你就多贷，存款少就少贷，中央不用总量笼子卡你，你自己负责信贷资金平衡。广东执行3年的结果是，中央给调进的12亿元只用了7亿元，为国家节约信贷资金近5亿元，而且信贷资金用得很活，用贷款安排了许多技术改造项目，还有不少中小型设备贷款。可见，一旦把银行的老体制打破了，效益就显现出来了，总量平衡也有了保证。
人民银行总行一位副行长曾说广东的做法创造了一个奇迹。1984年又恢复实行统存统贷体制，广东当年增加了贷款余额60亿元，结果向中央要了60亿元，当年在广东发票子30亿元。所以中央过分集中的笼子经济体制反而难以实现平衡。如果卡得太紧，又会把经济卡死。所以我得出结论，解决总量平衡问题，最好是用经济制衡机制的跑道经济代替行政制衡机制的笼子经济，也就是利用实行分层次的自负平衡的宏观承包制，以形成分层次的自我约束的浮动平衡机制。这个办法，也可以说还保留着笼子，不过不是中央集中定的死笼子，而是各地根据本身条件形成的活笼子。比如投资规模，中央不给你定死，你自己能等到钱，又能做到物资、能源、交通等条件平衡，你就多投资；如果你没钱或没这些平衡的条件，你就少投资，这就是活的投资笼子。
至于产业结构的笼子，也非改革不可。过去产业结构笼子就是讲项目审批，立项要层层审批，批了才可以立项上马。我们批了几十年立项，结果批出了什么呢？批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是重复建设，一个是结构失调。
战略性产业结构，如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通讯、长江三峡工程等，必须由政府自觉调节、综合平衡，不能由小市场自由竞争。所以，对于战略性产业，政府要有经过科学论证的产业结构规划。比如广东现在应建多少机场，这是战略性产业，要由政府实行宏观控制。全国性的、战略性产业由中央审批，省市战略性产业由省市审批。至于竞争性产业，比如家电行业，要放手，让市场调节资源配置，政府只提供信息，不卡你生，也不保你死。利用优胜劣汰的市场调节资源配置，这样搞上三五年，没哪个英雄好汉敢随便上新项目。项目选得不对，市场机制会惩罚他、教育他，就会培养出成批合格的投资者、企业家。这也是解决重复建设、产业结构失调的好办法。
王志纲：听说外贸体制方面人们意见不少，您怎么看？
王琢：进出口的许可证管理体制也非改不可。过去是批条子（批件），弊病很多，助长了行贿受贿，又不能做到公平竞争。许可证、配额，都应当实行拍卖制度。1 000头猪的出口配额，谁出价高卖给谁。他出高价说明它有效益，这样就把死笼子变成了活笼子。现在的情况是，企业、市场已经向商品经济跨进几步了，政府的机构职能和政府的宏观调节机制还是产品经济的那一套，它们和商品经济运行发生了矛盾，这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不突破就难于前进了。
中国改革这第三步，正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还要强调一点：商品经济要有较高的自由度，但不能搞自由化。现在许多人只讲价值规律，不讲再生产规律。其实要经济协调发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规律都要讲。再生产规律就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两个规律的关系是：要实现再生产规律，就要实行两个调节机制，一个叫做“自发调节机制”，就是靠价值规律调节，即市场调节；一个叫做“自觉调节机制”，就是政府自觉地运用经济手段、政策、法规等进行宏观调节。只要我们把这两样东西配合起来，就既能使经济发展有活力，有较高的自由度，又能协调稳定持续发展，实现良性循环。只要社会主义经济能搞到这个程度，我相信社会主义必然无敌于天下。
一九九二年六月
四海归来话时势
“东西南北中，一齐往前冲。”
目前国内经济形势的积极意义要估计够，但隐含的危机也不能掉以轻心。
王琢：约你约了三四次，今天总算把你请来了。你们记者最大的优势是见多识广。你这次去全国跑了两三个月，我最关心的是，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你怎么看。今天你来讲，我来听。
王志纲：也好。上次是我向你请教，听你的；这次是我向你谈谈我采访的见闻与感想，也算通报一点信息。总体来看，是上下思想大解放，中国经济终于摆脱徘徊局面，各省市是“东西南北中，一齐往前冲”，十分热闹，十分激昂。从徘徊中走出来，积极意义要估计够。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困扰我们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失衡的阴影，即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又放的怪圈，又再度显现。尽管在量上与质上同传统的，包括1988年底的治理整顿所面临的条件和基础有相当的变化，但是从根本上看这种结构上的矛盾所带来的威胁照样存在。
其中由于经济放活和宏观缺乏有效制衡，使这个矛盾尤为尖锐。我为什么很欣赏你的制衡经济构想呢？因为你是抓住当前主要矛盾来讲问题的。这下矛盾又出来了，微观、中观放开搞活和宏观没有有效的调控手段这个矛盾开始出现了，宏观失控导致宏观效益极为低下，微观搞活、宏观失衡的矛盾引出经济活动中一系列的无效行为。
这就是说，在全国沿海地区以外的市场机制不发达的广大地区，经济发展高速度是作为一种政治伴生物而表现出来的。对许多官员来说，高速度就是改革开放，低速度就是保守。投资行为变成政治行为，经济表现为一种赶超型经济、赶超型的投资，到处铺摊子，至于效果如何没人管，先把摊子铺开再说，由此而使得基本建设战线越来越长。我在沿江、沿边、沿海三条线采访时发现，不独闽、粤、沪这类发达地区，西到云南边境的西双版纳，中到湖北、湖南的沿江城镇，东到山东半岛的城市乡村，到处都在搞开发区，到处都在筑巢引凤。巢多凤少，以至于民间这样描述开发区：“何为开发区？田野推平让它种不上庄稼，旁边插上块招商的广告，就是开发区。”重复建设越来越多，以后“胡子工程”也将愈来愈多。建设不是以市场为导向，投资者这个主体还没有转换过来，投资主体还是政府，是一种政府行为，一种政治行为，是不考虑经济效益和未来的发展，不考虑投入产出的。市场经济所应有的一切，它是不考虑的。
凡此种种，就出现了我们在国家统计年表中看到的矛盾报告：一边称形势很好，一边又不得不承认经济效益还是不理想，其实根本没有经济效益可言。
各地争相往前冲的实践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上是“五快”、“二紧”。“五快”是：（1）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快，原定今年增长速度为6%，而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2%；（2）工业增长速度更快，上半年为19%，其中6月份超过20%；（3）信贷规模增长快，1～5月贷款额为860亿元，超过原620亿元的指标，预计全年会突破4000亿元的信贷规模；（4）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加快，上半年增长32.4%；（5）出口增长快，1～7月全国出口增长19.2%，进口增长33.8%；“二紧”是：交通运输紧，能源、原材料资源紧。今年上半年能源、原材料大幅度涨价：交通运输成了国民经济的“瓶颈”，不少地区以运定产。以广东为例，现在铁路吃紧，只能运进30%的货物，运出为50%。
王琢：都是老毛病了，反复出现。
王志纲：现在表现得更突出了。如果说，以前一放一收的周期有五六年的话，现在两三年就到了走不动的时候了。
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因素已有一些良性质变。在市场机制发育比较完善的沿海，投资主体、投资行为已有了积极转换。
这里面也要看到一些局部的积极质变。沿海特别是广东、福建、江苏，这些市场发育相对比较完善的地方，在投资行为、投资主体、经济运转方式上都同中部、西部大多数仍处于政治赶超型的区域有很大差别。
沿海地区出现几大转换：
第一，投资主体本身的转换，由政府转为企业。投资作为企业行为既有很大的扩张能力，同时也相对有清醒的自我约束能力。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投资方式的把握上，开始脱离了原来的政治决定一切、政府操纵一切的投资方式，初步按照市场经济的投资方式来进行选择。这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典型，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现在已掀起新一轮升级换代热。最近我下去走了一趟，看到昔日热衷家用电器的企业家们，有的搞起了汽车，有的搞起了摩托车，一投资就是五六个亿，旁边的人都为他们的决策捏一把汗，可他们却相当自信。为什么？这些在江海里游出来的弄潮儿，浪里白条，时下经济大为过热的状态，固然成全了他们，但是他们的投资行为、投资项目的选择方向基本是以市场取向来进行的，所以，对此我觉得危险不是太大。
这些珠江三角洲的老板都熟知中国经济的周期率，低谷后面是高潮，常常是三四年来一次，所以，从1989年经济疲软时他们就着手准备，1990年大量投入，1991年开始产出，进入1992年，一下抓住“革命高潮”，就上了一个台阶。有钱支撑了，就可以抗危机。而内地不少省市，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统一号令下，经济疲软时企业偃旗息鼓，开禁后又蜂拥而上。往往是大量的投入还未形成生产力，经济就进入了紧缩时期，结果常常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潭不能自拔。而沿海地区懂得先行避实就虚，对危机有相当的抵御能力，抗上两年，等你们治“死”了，他们在旧的基础上又重新站立起来，然后在一次次螺旋型运动中自我提高、发展壮大。这种打法在广东这边表现得很突出。
浙江一带也有这个特点，市场意识极为发达，在市场导向、投资行为、自我约束等方面他们都与政治行为、产品经济还占主导地位的北方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第一个转换。
第二，沿海在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方面，也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来受封闭的国家条条块块的笼子控制，你在海边，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炒外汇，也没有办法把原材料弄进来。而现在给它经济扩张提供了比较大的天地。记得我6月从北京出发的时候，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是1 ∶6，8月回到北京已经是1 ∶7.3，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大批规模扩张的企业需要原材料，而国内找不到，因此要用外汇进口原材料，把外汇市场炒得越来越热。美元在国际上疲软、贬值，而在中国却表现得相当坚挺。
这里讲一个小插曲。上海市市长黄菊对我说，浦东项目里有一个重要的工程，7月份突然原材料断档，既无水泥又无钢材，国内钢材、水泥市场有价无市，原来签订的许多合同都撕毁了。你想想，一年前签订的合同，原来钢材比方说1 500元一吨，现在涨到3 000元一吨，厂家当然不干。
在笼子经济状况下，工程只好停工待料。现在市长现场办公，当场拍板，从国外进口，价格不论，只要把材料买到手，保证工期。这一细节很说明问题，别看他是市长，要在三五年前根本不敢讲这句话。今天在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调度两种资金上比原来有很大进步。
另外，原来只要经济高速启动，上海就走不动了。原因在中央笼子，国家银根一紧缩，上海就没有办法了。黄菊说，上海今年好了，资金绰绰有余。原因是上海的金融改革在全国领先一步，在资金的融通上有很大自主权，其中包括外国银行大批进入。环境宽松，经济发展上处于主动地位，使上海人对经济过热形势的判断前后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弯。1988年经济过热，上海是最支持中央搞治理整顿的。今年我到上海，他们却拼命反对收缩，对今日态势持积极态度。同是过热，两种态度，关键是机制变了。
温州经验一句话：无为而治是治穷致富的上佳之法，但并非求发展、上档次的唯一法宝。
这次去温州，感触很深。什么叫做温州经验、模式？它就形象地体现在温州的街市上。破烂的街道和如过江之鲫的温州人，你骑自行车，他开摩托车、菲亚特小轿车，都在狭窄破烂的街道抢道。坐在出租车里，面前险象环生，而司机却是镇静自若，穿梭而行拼命地往前赶。温州的经验，就体现在这条街道上，叫做“猫有猫道，蛇有蛇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是一种自然生态平衡，各人在拥挤的街道里找到自己的道，这是典型的放任经济的结果。在自由商品经济的初始阶段，其最大优势是把每一个细胞搞活了。有一个小机会，马上有人抓住，整个社会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表现了商品经济自由放任的威力。但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纯市场经济要上台阶、上档次是无法实现的。正如时下温州，空前膨胀、活跃的经济细胞如满河滩横行的螃蟹，全绞在一起了，谁也走不动，更不用说走快。而要解开牵扯，还得靠政府。温州特别像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个别市县那样，政府行为滞后，政府无所作为，民间富得流油，社会却破破烂烂。温州新上任的市长开始明白了，实行批租土地，用这笔钱来改造老城，尽管是晚了一点，但毕竟是在做了。
自由放任经济早期可以这样做，但是一任它走下去，后果难以想象。温州现在档次最高的工业是打火机行业，我称之为“个体经济的极限之作”，因为，作为作坊工业，这种生产方式再不可能生产更高档次的工业品。从家庭作坊生产出来的这种工业品凝聚了温州人的聪明，日本、德国新样式打火机一出来，温州人就能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价格极低。日本商人看到后，感慨地说，日本以后不要搞打火机行业了。日本人都服气了。
但是温州要上台阶，非得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上突破不可。聪明的温州人也意识到这一点，时下温州人开始搞股份合作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积累和集中到一定层次，就要求生产关系出现相应变化，就像一个不断成长的孩子得不断换裤子一样，裤子跟不上身体的成长是要崩破的，生产关系就是裤子。
王琢：温州经验用一句话说就是：无为而治，是治穷、治落后的上佳之法，但并非求发展、上档次的唯一法宝。
上海这条巨龙终于醒过来了。上海人通过对广东经验的认同，通过对昨日上海的扬弃，思想大解放，进入腾飞新时期。
王志纲：这次到上海，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今天的上海通过对广东经验认可的本身，把广东的经验学到手了，灵活变通，搞市场经济。也不是没有障碍，他们感到苦恼的是上海的老干部搞计划经济的水平太高了，太精明了，受产品经济的“毒害”太厉害了。有一位领导说，我一想变通，他们马上就去上告。
广东这边是新、老志同道合，上下沟通，坚持市场经济已成共识，该听、该干什么，大家心照不宣。可上海做不到。尽管这样，上海总体上毕竟醒悟过来了。这次我到上海，从高层到中层、低层，一个个扬眉吐气、眉飞色舞，对现状感到满意，对前景充满信心。上海人的心境为之大变。
在这个背景下，上海有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按上海官员们的说法是：围绕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取向，换了脑子，找到了位子，看准了路子。体现在“三二一”发展战略上，即首先发展第三产业，重振作为远东明珠的经济地位。具体说是把上海建成生产力要素的集散中心，简称“五个流中心”：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科技流、物资流。发挥上海的历史传统、文化科技和地理的优势，这样一来，解决了同邻近长江流域各省的同构性矛盾。
当上海提出这个转换之后，长江流域的众兄弟省全都支持，推拥其当大哥，上海从第三产业来扶持、服务长江流域，上海的“五个流”越发达，长江流域的工业也就越发展，相辅相成。上海市负责人明确告诉我，对于上海曾引以为自豪的第二产业，今后能股份化则股份化，能拍卖的拍卖，能出租的则出租，能换血的换血，能嫁接的就嫁接，能淘汰的就淘汰。上海只管少数支柱的企业：麦道飞机、桑塔纳轿车、宝钢、金山石化等。
王琢：战略性产业政府管，其他产业市场管。就如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那样：你开业，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破产，我同情；你犯法，我抓人；你死，我不保。竞争是很残酷的，但没有竞争不成。
一九九二年十月
编后语
编：有关“中国走势”的文章主要有两篇，分别写于1988年和1992年。从这两个走势中得出个印象：1988年是改革开放很热乎的时候，也是治理整顿的前夜；1992年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刚结束，万花齐放、春意盎然之时，整个社会乐观的声音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两篇文章都发出了警世之言。l988年的“走势”中提出了诸侯割据的问题；1992年的“走势”中提出了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等诸多问题。是否与当时的主调不吻合？是事先带着的上层意图呢？还是在调查中一种主观的发现呢？
王：当你是个小人物时，常常人微言轻，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因为你是小人物，人家不注意，你可以说一些真言，冒出一些好东西。1988年那次就产生了这种结果，吓人一跳，像冒出的一支伏兵。但也有坏处：你是小人物，如果你的东西不是由于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常常会明珠暗投，不被别人理睬。倒过来，当你名声很大时也是有好处有坏处。好处是，上面器重你，对你寄予很大希望；坏处是，你不能任意挥洒。1992年我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那时我的名声到了顶峰，当时总社内参部给我的权力和自由度非常大，我可以任意纵横驰骋，他们等着“十四大”时能抱个金娃娃给中南海。但带来另一个坏处，由于他们对你寄予的希望过大和高度关注，你就不可能“作奸犯科”，不能按自己的思想发挥，这时的你已经不是你了。所以，我认为1992年这篇只能算是个半成品。当时我和搭档李晓岗辛辛苦苦地把稿子拿到总社，他们说，麻烦了，本来希望你们对市场经济的新框架、新思路，拿出一个对策性、蓝图性的东西，符合中央的精神，没想到你们却提出个预警录，非常担心“笼子已破，群鸟乱飞”（原来的题目），下一步中国要出大问题。这怎么得了，是同主旋律相矛盾的。
我在整个中国从四月份跑到七月份，北京的精神是一天一个样，我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从北京出发时，中央刚正式传达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精神。但当我回去时，大家已唯恐赶不上，拼命地推波助澜。这时我感到中国经济要出大问题，才做了这么一个题目，没想到通不过。最后改成个不伦不类、哭笑不得的东西——《笼子已破，群鸟竞飞》（修改后的题目）。即使这样，也捅了天，《瞭望》登了上篇，下篇就不敢登了。
“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其结果表现在我1993年的一次预言上。1992年底，我曾应《南方周末》之约，搞了一个大预言，题目都想好了，叫做《中国1993年房地产大跳楼》，最后由于种种压力没有发出，只发了一小篇言论。我认为道理很简单，房地产不跳楼，国家就得跳楼；要想国家不跳楼，房地产必须跳楼。1992年已到了疯狂的程度，1993年肯定过不去。
所以，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调查没有跟风，对实际工作、对人民负责，讲了老实话。
编：是的，从这组稿子中可以看出这种矛盾，凡是说好话就引用别人的话，而一谈问题，就流露出自己的真实观点。
王：你从这个角度看就很有意思了，反映出夹缝中的挣扎。读这种文章，可读出许多弦外之音，很有意思。
编：从《中国走势》提出三个大中心的观点，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广东、山东、上海从比细胞的活跃到比文化板块、文化的实力、文化的根基。你觉得三个板块各自的特色是什么？
王：广东这个板块，它的特点是每个经济细胞都充分活跃，通过搞活经济细胞，先强健肢体后完善躯干；而山东模式是孔孟之道加市场经济，山东人具有宏观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它是强干伸肢，躯干很有力，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延伸肢体，再到细胞。另一个比喻是广东相当于日本小轿车，一点火就着，启动冲刺快；而山东相当于黄河牌大卡车，很难启动，但启动之后马力大，后劲足。曾经有人说山东人“错误路线是模范，正确路线也是模范”，说明山东靠政策推动，而广东的起动带有民间的自发性。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广东，富和贵是一致的；而在山东，富和贵是分家的。广东官和商是水蒸蛋，分不出彼此；而山东，官和商是荷包蛋，蛋黄和蛋清是分开的。所以才能解释山东很多个体户带着千万家财投奔共产党，成了村党支部书记，照样有财产的分配权，而且成了一方诸侯，说一不二。不然挣了几千万，是个个体户，没有社会地位，别人照样看不起。
广东和山东各有特点，但殊途同归。但上海则不同，它不单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国家的工商业中心，类似于大脑神经。所以，不可能让它从原始积累做起，从细胞孕育开端。注定了，它要等整个中国这个巨人的机制从根本上转换以后，再逐步地调整、适应。中国这个巨人的肢体调整过来了，这时，再来调遣大脑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上海一旦回复到新体制的大脑中枢这个位置上，其以细密、精致为特色的文化优势将会得到充分发挥，作用不可小看。第三篇神州评说第三篇神州评说行成于思王志纲中国走势思考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