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一代妖后北魏灵太后的作妖人生
北魏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太后，一位是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一位是孝明帝（孝文帝的孙子）的母亲灵太后。这两位太后一正一邪，在北魏历史上堪称双峰并峙，盖过了许多皇帝的风采。尤其是这位灵太后，其一生做事风格云谲波诡，令人叹异不已。
一、命硬的胡贵嫔：不怕子贵母死
灵太后的“灵”字是谥号，她本姓胡，名仙真，系北魏司徒胡国珍之女，被北魏宣武帝征为妃子。
在北魏当皇帝的妃子是个高危职业。为何如此说？皆因北魏子贵母死的奇葩制度。
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定下了这个制度：凡是欲立皇子为太子，便要杀了其母，以防后宫、外戚干政。
关于这个制度的由来，大概是因为鲜卑拓跋部处于部族时代时，其首领的妻子大多娶自强大的部落，这些部落极易对拓跋部的继承人造成强大干扰。
北魏始祖神元力微，起初荫托于没鹿回部，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将其爱女嫁与力微。本来这是件好事，但这个窦氏女儿很有政治野心，企图联合娘家两个兄弟干掉力微，把拓跋部兼并过来。力微果断杀了妻子窦氏，连同没鹿回部的两个小舅子一同杀死。
这大概是北魏历史上最早的杀妻事件。
北魏道武帝立儿子拓跋嗣为太子时，对儿子说：“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
自此之后，连续七位太子的生母被杀：明元帝拓跋嗣的母亲刘皇后、太武帝拓跋焘的母亲杜皇后、恭帝拓跋晃的母亲贺皇后、文成帝拓跋濬的母亲杜皇后、献文帝拓跋弘的母亲李皇后、孝文帝拓跋宏的母亲李皇后和妻子林皇后。
所以到了宣武帝时代，很多后妃都不想生儿子，生了之后多有养不活的，其实都是怕自己被残忍地杀死。胡仙真入宫时却许愿说，愿意为皇帝生一个儿子，最好还是长子。
宣武帝本来就对子贵母死不怎么接受，因为这一制度已经严重威胁到继承人的问题。所以当胡仙真生下儿子时，他大喜过望，立即立此子为太子，并且不杀胡氏。
宣武帝去世后，唯一的儿子元诩即位，母以子贵，胡氏被正式尊为皇太妃，逃脱了子贵母死的宿命。
二、后宫斗争中脱颖而出
胡仙真初当皇太妃时，并没有什么地位，因为宣武帝有一个正妻高皇后。高皇后娘家势力非常大。
高皇后的姑母文昭皇后是宣武帝的母亲，堂兄弟高猛因为文昭皇后的缘故袭封为渤海郡公。高皇后的伯父高肇封平原郡公，担任尚书令，另一位伯父高显封澄城郡公。
特别是这个高肇，还娶了宣武帝的姑姑高平公主。高后因此非常高调强势，在宫中独揽大权。胡仙真虽然贵为当朝皇帝之母，却不能对政权有所干预。
正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高氏家族在朝中权势过盛，连元氏诸王都敌不过他们，以至于严重侵犯了元氏贵族和其他权臣的利益。
判断一个人厉害不厉害，关键在于他能不能看清形势和利用形势。在这一方面，胡仙真无疑是高手中的高手。
元诩即位之初，高皇后本欲沿用“子贵母死”的制度处死胡仙真，胡仙真毫无还手之力，但是她在诸股政治势力的对峙中敏锐地看到了一线生机。
当时高肇率军出征，攻略梁朝的蜀地，朝中政务暂时由高阳王元雍代理，京师的军事也暂时由领军将军于忠负责。于忠奉高皇后之命拘押胡仙真，准备处死她，但于忠和高皇后不是一条心，他只命人把胡氏看管起来，却没有杀死她。
胡氏趁机与于忠等人结成政治同盟，于忠又和高阳王元雍密谋：先尊高皇后为皇太后，以麻痹她；而后利用高肇从蜀地撤兵，回洛阳奔丧之际，埋伏力士刺杀高肇。
高肇很久不知朝中情况，带兵回洛阳后便迅速进宫会丧。他得知高皇后已经正位为皇太后，感觉大势已在掌握之中，就没有多加防备。
进宫后眼见朝野百官聚于一堂，他更加坦然地认为不会有什么阴谋，于是愚蠢地任人安排。他进入皇宫的舍人省，不知早已有人等候多时。皇宫卫士邢豹、伊甕生等十余人一拥而上，当场把茫然不知所措的高肇活活掐死。
高太后位居深宫，对此毫不知情。元雍马上矫诏发布命令，宣称高肇犯下大罪，已经自尽身亡，高氏余党全部既往不咎。
随后于忠带兵进宫，逼迫高太后出居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的小城），胡仙真随即以太妃的名义临朝听政。
胡氏做出一副倚重元雍、于忠的样子，先掌握了主导权，又随便找了个借口杀了高太后，彻底消除了后宫中的隐患。
三、专权、淫乱与佞佛
元雍和于忠都小看了胡仙真，他们以为拥立一个年轻识浅的寡妇做傀儡，便可随心所欲地掌握大权，没想到失算了。
特别是于忠，作为皇宫政变的主导者，掌权后不断排除异己，连高阳王元雍都被列入打击范围，这引起了朝中宗室诸王和亲贵的集体反对。
于忠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把看似无害的胡太妃抬出来，正位为皇太后。胡仙真早已对朝中局势洞若观火，为了除掉于忠这个最大的权力障碍，她巧妙地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其一，升于忠为尚书令。妙在哪儿呢？于忠本身是武将出身，控制禁军和搞武力斗争挺在行，但被抬出来当尚书令、直接处理政务却是外行。
这相当于给狗塞过来一只大象，看起来挺大，但啃不动，吃不下，还把原本的领军将军的权力分散了。
其二，封元氏诸王为三公，清河王元怿为太傅，领太尉之职；广平王元怀为太保，领司徒之职；任城王元澄为司空。这一招强化了诸王势力，分化了于忠的权威。
果然，于忠虽然明面上权力加大，但由于自身能力的短板，无法有效行使权力，很多政事还需委托诸王大臣来办，他对胡太后和皇帝的控制力度相应地减弱了。
胡太后遂抓住机会，以尚书令应专任一职的名义，解除了于忠领军将军的职务，实际上剥夺了他控制京师武力的权力。
于忠眼睁睁地看着权力被消解，却无力应对，除了乖乖被架空外，一点儿还手之力都没有。至此，胡太后从形式到实质上完成了权力的一元化，从宫中到朝中，再也没有人能挑战她的权威了。
她把自己下的命令由“令”改为“诏”，不再以“殿下”自称，而是自称“朕”。就连祭祀，她也越俎代庖，把儿子元诩撇在一边，自己当主祭者。这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也是少有的。
胡太后整治群臣很有一套，治国理政很有主见，故而她临朝以后的权力和地位越来越稳固，没有什么人能对她形成挑战。
但这并不意味着北魏帝国政局的好转。
自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北魏国内已经开始出现种种乱象。
首先是汉化派与胡化派的分裂。当年孝文帝大力推动改革，实际上在拓跋氏皇族内部是有很大反对声音的，包括其他鲜卑贵族，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过急、过速的改革。孝文帝完全靠个人的权威压服了反对派。
其继任者宣武帝元恪如其所谥，在军事上颇有作为，但政治上毫无建树。对汉化如何深化和推行，他并没有拿出什么对策，因此无法弥合汉化带来的族群分裂。这为后来六镇武人受冷落，淤积对中央的怨恨埋下了伏笔。
其次是政治腐败。汉化的元氏贵族在洛阳迅速沾染上了富贵习气，事实上这也是所有王朝末世都有的通病。宣武帝有所察觉，但并没有下决心去整治，原因在于，宣武帝一朝的政治再次陷入了寡头政治模式，动辄诸王辅政，动辄宗王、外戚秉政，既有的制度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而北魏王公贵族有汉化之绚丽，却没有继承汉人的政治监督文化，故而一旦出现政治寡头，必然带来贪污腐败和政治腐败。
这才是胡太后真正面临的矛盾，而非哪几个朝臣作梗这种疥癣之疾。
可在这些大方向、大问题上她并没有什么明见，反而一味纵容个人欲望。
佞佛是她的一大败笔。她自幼便接触佛教，临朝称制后把对佛教的崇信发挥到了极致。她大兴土木兴建寺院，其中洛阳永宁寺是代表。这座佛寺连同寺中的寺塔，穷极奢华侈丽，远近叹为观止。表面上这是佛教界一大盛事，但背后是大量财富的消耗与民力的投入。
在她的提倡下，诸州开始大量兴建佛寺、浮屠，亲王诸贵也在洛阳大肆兴建寺庙，以寺大塔高竞夸。胡太后对僧人赏赐无度，动辄数以万计，将国库折腾得空乏枯竭。
胡太后最令人不齿的是淫乱。
她年轻守寡，登上尊位后肆无忌惮地纵于淫欲。起初她贪恋名将杨大眼的儿子杨白花，逼迫他通奸，杨惧祸南逃。胡太后追思不已，作《杨白花歌》，让宫女们咏唱。
之后，她又逼迫小叔子清河王元怿与自己私通。最终，朝野群臣不忍闻其丑行，领军将军元叉遂与宦官刘腾趁机发动政变，在宫中杀了元怿，又把胡太后与孝明帝分隔软禁，元叉矫诏总领政务。
四、葬身黄河
“剧情”发展到这里，如果换作稍有政治头脑或者野心的人，估计会迅速把帝后解决掉，另择宗王登位，将政治局面焕然一新。
历史把机会给了元叉，他却不能把握。
元叉本身毫无政治能力，只是凭借胡太后的宠信与提拔才当了领军将军，他也没有一个成熟的政治班底。他意外地执掌大权，却不能很好地掌控局面，胡太后虽然被软禁，在政治上却仍然具有极大能量。
后来胡太后借元叉在外宴饮之机，偷偷与朝中大臣会面，集体商议解除了元叉的领军职务，于反手之间消除了他的权势。
重新掌权的胡太后非但没有吸取教训，仍然肆意宣淫，弄得朝中秽乱不堪。
此时六镇起义已经爆发，胡太后根本无力处置。后来朝中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加之孝明帝已经长大成人，许多正直有担当的宗室和大臣开始向孝明帝靠拢，反对胡太后的倒行逆施。
胡太后先是杀了几个与孝明帝亲近的臣子，企图压服反对派的声音。无奈越杀越多，反对浪潮如春园之草，日见其增。孝明帝也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无法容忍，胡太后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竟然将孝明帝毒死，找了一个姓潘的嫔妃生的女儿，假装是儿子，立其为太子，扶这个孩子登位当了皇帝。过了几天，待形势稍稳之后，她才宣布这位新皇帝是个女婴，于是另择宗室子弟元钊为帝。天下哗然。
鲜卑族的风气纵然开放，纵然能容忍女性抛头露面，但胡太后的所作所为终究突破了底线，深为胡、汉所厌弃。
这些丑闻很快传遍天下。此时契胡族首领尔朱荣已在镇压六镇起义的战争中逐渐崛起，他借口到中原镇压义军，率兵进入洛阳。
腐败至极的胡太后根本无法应对北地新生的武人集团，她自欺欺人地率领孝明帝后宫嫔妃落发为尼，以示断绝尘缘，将政权拱手让出。
尔朱荣可不是昏愦无能的元叉，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胡太后与新立的少帝沉入黄河淹死。
可叹一代妖后，最终以这种耻辱的方式走完了放荡邪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