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帝国:王清福的故事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第五章
轻狂的和有点疯癫的人
(1873—1874年)

全美各地多家报刊都转载了《旧金山纪事报》的推介文章《了不起的中国佬》,这让王清福成了全美范围内的名人。1文章很大程度上既全面又扼要地介绍了王清福截止到当时的人生阅历,某种程度上还美化了他。文章内容包括“马基高”号邮轮上发生的事、他在中国的革命活动,以及他逃离中国一事。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日报》于1873年10月7日转载了该文,容闳一定是从这份报纸上读到了该文。2容闳正是那位比王清福早了20年来到美国,并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广东人。

尽管容闳早在1852年即已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大学毕业后,他却返回了中国。最初,他在香港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短暂实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辗转去了上海,在当地海关总税务司当了几个月的翻译。3大约六年后,同一家机构也雇用了王清福。后来容闳投身商界,与太平天国运动搅和在了一起。再后来,1863年,他遇到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当时后者也是领兵的将军,正是他最终剿灭了太平军。曾国藩有强烈的兴趣学习军事上强大的西方的技术知识。4他利用容闳的经验和英语技能,派他到海外采购了一些机器设备回国,让中国具备了自主制造某些军火的能力。5

顺利完成上述任务的容闳名正言顺地跻身精英阶层,还成了曾国藩私人顾问团的一员。容闳利用自身影响,大力进行游说,以图实现酝酿已久的目标。这一切都源于他的亲身阅历,他的目标是:利用公费大量派遣中国孩子赴海外求学,学生们用15年时间主攻技术专业,学成后回国,利用所学知识为公众服务。曾国藩清楚,中国在军事上非常落后,因而他对此持支持态度。但是,在保守的清廷中,持反对态度的人不在少数。1871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就派遣留学生一事联名上奏朝廷,并获得批准。当时李鸿章的身份为朝廷重臣、省级大员,他最终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

在为留学项目选择地点时,美国胜出,欧洲遭到淘汰。部分原因在于容闳更熟悉美国,另一个原因是中美两国于1868年签署了《蒲安臣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在外派学生就学和住宿方面,双方的公立学校都向对方开放。于是,中国将于四年内派遣四批学生前往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每批30人,学习科目包括军事科学、数学、航海、造船和武器制造。项目由陈兰彬负责,他是个老派的儒士,不会说英语,官职也不高,精通英语的容闳是他的副手。

容闳只身前往马萨诸塞州为孩子们安排住宿,1872年夏天,30个孩子和陈兰彬以及另一位官员随后赶到。陈兰彬和容闳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建立了一家常设驻美机构,起名为“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一道前来的同僚则去了马萨诸塞州。实际上,哈特福德的机构成了中国有史以来开设的第一个常设驻外机构。在那之前,闭关自守的清朝从未意识到在外国领土上设立外交机构的好处,直到1878年,中国才开创性地在美国设立了第一个正式机构。6作为中国第一个海外机构,它已经具备了事实上的使馆功能。尽管该机构未获官方授权行使使馆功能,对于发生在美国的、涉及中国利益的活动,派驻人员会定期向北京报告,同时代为照看地球那半边的古巴和秘鲁,因为中国劳工在这两个国家遭到了恶劣对待。7

在哈特福德,容闳将各项事务安排妥帖后,《哈特福德日报》刊发了第一篇关于王清福的文章。几个月后,该报刊登了第二篇关于王清福的文章,不过,文章某种程度上将“了不起的”中国人塑造成了“招摇撞骗的”中国佬!简单介绍过王清福的身世后,该文宣称,他在美国四处演讲期间欺骗了各地的酒店老板和其他人等,还诈骗了包括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内的好几个人。文章还说,王清福自我介绍时自称是“受中国政府派遣执行特殊使命的官员”。8文章最后补充说,王清福对中国文学近乎一无所知。一个月后,由于出了艾琳·马丁的绯闻,该报借题发挥,第三次拿王清福做了一篇小文章。该文称,他“在罗切斯特市进一步展现了邪恶的癖好,让媒体都觉得无颜报道”。该文最后补充说:所有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都“断然拒绝与他交往”。99月8日,该报的“私人绯闻”专栏第四次刊登了一篇关于王清福的短文,称他被“驻这个国家的中国官员们认定为骗子”。10

自此往后,指责王清福住酒店不付费的文章在其他地方的报刊上也偶有出现。不过,这类指责全都发生在《哈特福德日报》刊发的文章由颂扬变为贬损,以及随后再次刊发一篇贬损文章之后。该报没有提供相关细节,也没有提供能够证实这些所谓不端行为的消息来源。其实,关于王清福从未学过中国文学的说法,来源必定是他的中国同乡,只有中国人才会认为这是特别丢人现眼的事。所谓来自“驻这个国家的中国官员们”的指责,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容闳。那时,生活在美国东岸的中国人屈指可数,官员仅有三人,距《哈特福德日报》最近的仅有两人,而其中会说英语的当然唯有容闳。

容闳受清政府委派,执行特殊使命,他是“真正的”政府官员,当然会认为王清福是个僭越者。这样的麻烦制造者遭到中伤,与清政府所在的准外交使团的利益完全一致。所谓王清福自称是中国政府特使。这件事纯属捏造。可以肯定的是,那一阶段,王清福自我标榜为“孔子学说传教士”,或许这成了捏造事实的借口。不过,王清福几乎不可能标榜自己是清朝官员。事实早已很清楚,王清福对清廷没有一点好感。尽管有人说他愚笨,无论如何,他曾经发起过一次推翻清朝政权的暴动。无论是以前在中国,还是返回美国后,王清福在各种发言场合一直对清政府持批评态度。实际上,《哈特福德日报》第二次刊登有关王清福的文章时,同月出版的《纽约商业广告报》刊文称,王清福于6月22日在布法罗的演讲现场“强烈谴责如今的中国王朝政府,以及游牧民族的朝廷,他曾经与他人共谋推翻这一政府”。11先不说王清福主观上是否乐意,既然他公开谴责清朝政府,那么他毫无可能信誓旦旦地自称是该政府的官员。

两个月后,王清福决心借助报刊,将他对朝廷的不满发泄出来。虽然他目前阶段依靠四处开讲座谋生(他全心全意投入写作是十年后的事),1874年8月,他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劳工在古巴遭受的残酷对待。文章说的是一名广东“苦力”逃离古巴糖厂的经历,他在波士顿接受了王清福的采访。这位年轻人在中国上当受骗,遭人绑架,在古巴砍了五年甘蔗,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如同奴隶。王清福的文章再现了他那令人恐惧的经历,包括他如何忍受剥削、体罚以及营养不良。

王清福将此种强制劳动的责任直接指向了清朝官员们的腐败行为。他说,此前25年间,这些官员允许多达10万名中国人遭到如前所述的绑架,在海外饱受奴役。对于他此前何以不愿意说出此事,他解释说:“因为我不愿意当着其他国家的面贬低自己的国家。”不过,清朝政府对自己的子民遭受虐待无动于衷、自甘堕落,促使他必须说出真相。12

由于哈特福德的机构有责任监管南北美洲其他地方的事务,王清福的文章和随之而来的对清朝政府的指责有可能引起了容闳的注意。无论容闳是否注意过这篇文章,《哈特福德日报》刊发的报道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攻击力。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容闳和他的顶头上司陈兰彬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王清福的报告,其中大量引用了《哈特福德日报》刊发的内容,然后将报告寄回了国内。报告最终呈送到了总理衙门,即清政府的外事部门,该部门认为,有足够的理由注意王清福的动向。

标注日期为1874年9月28日的一份翻译文件清楚地显示,清朝政府对《哈特福德日报》的文章了如指掌。该文件为恭亲王奕(在位皇帝的叔父,正是他于1861年设立了总理衙门,且一直主管该衙门的日常事务)写给卫三畏的一封信,后者是当年美国驻中国使馆的公使。实际上,恭亲王或多或少直接引用了该文的内容。衙门刚刚完成对王清福的调查,即他以王彦平的名义居住在上海和镇江期间所从事的活动。恭亲王关注的并非王清福早年在中国从事的革命活动,而是各种报道所说他以皇家特使身份在美国招摇撞骗,还打算前往加拿大和英国继续行骗。如果外国人认为他在代表清朝政府讲话,这其中必然隐含着在海外挑拨中外关系的可能性。王清福引起关注的原因正在于此,他尤其会引起官员们的关注,因为对于国际交往方式,他们仅仅具备最低限度的经验。恭亲王的信中写道:“如果他在海外如此厚颜无耻,到处信口开河,必须盯紧他,加以逮捕。如若不然,令人极为忧虑的是,他有可能引发最严重的外交难题。”13

恭亲王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引渡要求。“尤为重要的是,需立即抓捕王彦平,将其送返中国归案,使其无法继续在他国乱放厥词。我在此恭请你方按我方要求将其捉拿归案。”14这里引用的是该信的结束语。

卫三畏坚信,恭亲王反应过度了。受邀就国际关系问题开讲座时,他客气地向亲王指出了这一点。“在此我必须申明,任何国家的臣民遇到此等指控,必然会逃往另一个国家,他国没有义务对其实施逮捕和审查,此为西方国家的惯例,”这些文字摘自卫三畏的演讲稿,“除非他违反所在国法律。”他进一步向恭亲王指出,美国政府部门很快会意识到,“既然王清福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任命,他不过是在冒充特使”。“此类轻狂的和有点疯癫的人完全不可能在那边制造任何事端。想方设法惩处他,并派人逮捕他,在我看来,这种念头没必要公之于众。”在演讲稿结尾处,他补充说,亲王应当“忘掉所有忧虑和担心”,这种事在西方不值一提。15

私底下,卫三畏对王清福少有指摘。在写给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的信里,他是这么说的:“就我对他的了解而言,他不过是个充满激情的、狂热的人,无论什么事,但凡能带来回报和名誉,他都会全身心投入。外交特使身份这一虚假传言,可能仅仅是虚张声势,是报社记者们极度夸张的产物。”16

就引渡问题,恭亲王的反应是,引用《蒲安臣条约》中的第16条具体条款。不过,亲王没有一味坚持推进此事,因而此事似乎就这么烟消云散了。对于这些事,王清福是否知情,如今我们无从判断。不过,他肯定坚持认为,如果他返回中国,则必死无疑,因而他的所有行动都以此为准。随后25年间,他从未做过回国的打算,也从未和家人联系过。与此同时,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在全美各地为中国人塑造形象方面,并为此吃尽了苦头。17

注释

1“A Remarkable Chinaman: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Wong Ching Foo—A Republican Celestial and His Enemie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24, 1873.

2“A Remarkable Chinaman,” Hartford Courant, October 7, 1873.

3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58–66.

4Thomas E. LaFargu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 Government Experiment in Western Educatio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 no. 1 (November 1941): 59–70.

5Yung, My Life, 137–59.

6关于中国幼童留美计划,可参见: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Edward J. M. Rhoads, “In the Shadow of Yung Wing: Zeng Laishun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4, no. 1 (February 2005): 34; LaFargu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62.

7Charles Desnoyers, “‘The Thin Edge of the Wedge’: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Americas, 1872–1875,”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1, no. 2 (May 1992): 241–63.

8“A Swindling Chinaman,” Hartford Courant, June 15, 1874.

9“Brief Mention,” Hartford Courant, July 22, 1874.

10“Personal Gossip,” Hartford Courant, September 8, 1874.

11“Gossip of the Day,” New York Commercial Advertiser, June 29, 1874.

12“The Chinese in Cuba,” New York Times, August 17, 1874.

13Prince Gong to Samuel Wells Williams, September 28, 1874,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74, Vol.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5), 203.

14Ibid.

15Samuel Wells Williams to Prince Gong, September 30, 1874,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74, Vol.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5), 203–4.

16Samuel Wells Williams to Hamilton Fish, October 2, 1874,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74, Vol.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5), 202.

17Prince Gong to Samuel Wells Williams, October 5, 1874,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74, Vol.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5), 2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