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明清小说之文士群像与社会风习
所谓文士，泛指读书人，通称知识分子，包括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各级官员在内。明清小说中的文士，从主流意义上说，无论是从纵向来看整个通代小说史，还是横向来看某朝某代不同类型的小说作品，都存在着恶习与良善风习并存的现象，且这两种绝然不同的风习皆通过这两类绝然不同的人物群像及其行为表征反映出来。其实，除了这两类绝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之外，如果细分，当然还存在着第三类第四类或者更多的类型，但即使是粗略地划分的话，至少还可分出无所谓善恶或叫“不善不恶”的第三种类型。为论述方便起见，笔者分别从善恶两类文学形象的表征入手，分析形成善恶的社会风习及其并存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而“不善不恶”的第三种类型的文学形象过于普遍，故此未列入本书论述的范围。
第一节 明清小说中文士形象及其恶习之表征
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极高，为“四民”之首，被称为“士”。国家从这头等公民的“士”中选拔优秀者出来做官，则被称为“仕”，因而有“学而优则仕”之说。可见，“士”与“仕”的概念明显不同，但又关系密切。读书人即知识分子在古代社会受人钦敬，而由读书做官者则令人艳羡。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读书而为士（知识分子），再由士而为仕（官员）者，其情形明显不同。明清小说中的文士绝大部分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另类，即使不走八股科举“正途”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名士”，实际上也就是明清小说中极力批判的那些假名士，亦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另类而同样受到作者和时人的冷嘲热讽和深刻批判。这在《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以及晚清谴责小说里都有大量的描写，其中以《儒林外史》最为典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另类，文人恶习才在明清两朝极为风行。
《儒林外史》这书名已经告诉读者，书中大部分“读书人”不当居于儒林正史之列，故称“外史”。换言之，书中的儒林中人大多已经远离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特点，自然不应归于“儒林正史”之中，只能被戏谑于“外史”之间。因为传统的知识分子，讲求的是忠孝仁勇、礼义廉耻，注重文行兼备，出处清明，追求的是修齐治平的社会担当；而明清八股士子和八股科举制度影响下的假名士恰恰相反，他们追逐的是功名利禄，其行为表现则是凶狠残忍、横征暴敛、无文无行、欺世盗名。因而明清小说之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集中体现在其对社会人心的烛照和对社会行为的检视，正如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2]这里虽然说的是《儒林外史》，但其实概括了所有明清小说的形象意义及社会功能。
一、从《鸳鸯针》到《儒林外史》：明清文人之恶习种种
明清小说中描写儒林中人的代表作是《儒林外史》，这一点在上个世纪或当今读书人中可谓众所皆知。记得五十年前，笔者还是个小孩子，那时就知道严监生、严贡生兄弟的趣闻，这都是从斗大字不识一个的祖母那里听来的。由此可以想见《儒林外史》在它问世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里，一直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著。只是到了当下，虽然《儒林外史》这部经典名著在学界仍然受到高度重视且研究不断深入，其成果也极为丰硕，但毫无讳言，其影响的范围反而远不及上个世纪和它诞生的年代。因为如今的普通百姓恐怕多半不知道吴敬梓是谁，《儒林外史》为何物，更不要说《鸳鸯针》了。其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在其问世之后所产生的那么大的影响，除了与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洞察社会生活的能力，以及著述的才华经验、在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妙的讽刺艺术成就有关之外，也与他汲取前人同类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密不可分。这就不能不提到明末清初华阳散人的《鸳鸯针》了。
笔者所选用的《鸳鸯针》，是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由李昭恂校点的本子，书内有“独醒道人”的《鸳鸯针·序》。书中除《鸳鸯针》一卷四回外，另含《一枕奇》第二卷四回以及《双剑雪》第一卷、第二卷，各四回，共四卷十六回。有人认为：编者华阳散人，当为明末清初吴拱宸的别号。笔者之所以采用李昭恂校点的四卷本《鸳鸯针》，是因为正如孙楷第先生所认定的一样，《鸳鸯针》后三卷在内容和情节上确实与第一卷一脉相承。
《鸳鸯针》是明末清初一部重要的话本小说集，也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第一部集中描写儒林生活的白话小说集。它早于《儒林外史》一百多年面世，成功运用讽刺艺术集中描写儒林中人的生活，其实际的文学地位和在小说史中的地位皆不可轻忽。但可惜的是，它面世之后传播不广，客观上降低了它在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理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儒林外史》实际上有没有学习借鉴其成功的艺术手法、经验，因未做考证笔者不敢轻下断议，但《鸳鸯针》毕竟在前，吴敬梓又是个饱读诗书的文士，或多或少受到些影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从《鸳鸯针》到《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形象都是很复杂的，既有正面的儒林中人，也有不少反面形象，而反面形象占绝大多数。即使同写科场中人，因这两本书写作及面世的时间毕竟相隔一个世纪之久，那些不择手段、汲汲于功名富贵的八股士子形象的具体描写，在两书中也不尽相同。我们先来看看两书中的科场中人是怎样的形象。
《鸳鸯针》第一回中的丁全（字协公），他的欺世盗名可谓自幼始。一是他仗着他父亲之势（其父宦途平顺、广积官资、官至工部侍郎），常到他年家门生各处打抽丰；二是他凭着不劳而获弄来的丰厚家资吃喝嫖赌、纸醉金迷；三是他觉得有钱有势还不够，还要弄个科名来装点门面以为长久生财之计，所以每逢科考之年，他总是要钻头觅缝到处摸索，也常破费些资财买通关节。如某年他父亲年侄莫推官到本府就职，他就备了厚礼、酒宴去请莫推官，之后便弄了一个科名。丁协公与莫推官为打通关节弄一个科名着实做了回交易，请看下文：
（丁协公——引者加）酒中附耳谈及场屋要借重的意思，那推官怎有不乐从的。丁协公就取了大街上一所房契，价银三千两，送与莫推官，权为质押。候榜发有名，即将银赎契。莫推官道：“既系年家，分当效力，焉敢受谢。”丁协公道：“虽然年家弟兄，这回又是师生了，况仕途上又可相资藉，些小微意，何足计较。”莫推官欣然领命。……到临场时，莫推官果然首取入帘，即将字眼关节写了，弥封紧密，差的当人送与丁协公。丁协公暗喜不迭。这莫推官又想道，老丁外面也罢了，不知他腹内文采何如，万一进场交了白卷，或是完卷，文理不通，不好呈上大主考，叫我也难处置，却不是丢掉那三千现物了。随即又写了一封密字，差人送来。……内云：阃外之事，将军主之。焉服君空读父书，虎贲仍归内府也。[3]
交易谈成之后，丁全又向中介人白日鬼夸口道：“莫公祖是敝年家，你是晓得的。他近日取入帘，临行时说，他慕我才名家世，送了一个字眼与我，叫我场中如此如此。我又不好却他美意，你说该做不该做？”[4]当白日鬼恭维他定是解元无疑、当然该做时，他马上趁机改口道：“我也晓得该做，但我平日做文章的毛病，你也晓得的。一时题目不顺手，就有些生涩。弟心下除非文字里边也着些水磨工夫，不负老莫刮目更妙。兄有甚妙法，请教一二。”[5]话锋转到请白日鬼替他找人入场做手脚。场上的情况如何呢？下面一段对话则说得清清楚楚：
周白日道：“这有何难，我有个表兄，姓陈字又新，他是府学老秀才，他每科顶了誊录生名字进场。因他积年老靠，场内该誊的文字，都从他手里分散。他一科也望这里头赚整千的银子。你有事，待我替他商量，再没有个不着手的。”
……
陈又新道：“……莫公祖念年谊，白地做情，小弟辈是贫士，老盟兄须大大开手，也还是便宜的。”丁协公道：“这是自然的。”因拉了周白日出席来商议，两下传递，从一千两讲起，煞到四百两。陈又新方才允了。约到陈又新临点名进场时，才传授那心法，各自散了。白日鬼两边都得了个肥头，自在的等候不题。[6]
可是徐鹏子哪里知道自己曾经“摩精刻髓”得花团锦簇般的七篇文章，竟被陈又新重新誊抄后换成了丁全的名字，以致丁全高中而自己却名落孙山。后来徐鹏子偶然看到同社朋友送来的五魁朱卷，发现丁全所作文章与自己的七篇文章竟然一字不差，便决计要去查自己的落卷。但他寻来寻去，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落卷，便当着白日鬼的面发誓要到监场面前告状，一来清清弊窦，二来出出自己的屈气。
徐鹏子就因一时忿气，说了这两句话，其实也未必告得成。而白日鬼竟把此话当作一件机密大事，速速报告给了丁全。丁全得知徐鹏子要告他的消息，心里着慌，于是想起一条毒计，买通莫太爷和白日鬼，制造一宗假人命案来陷害徐鹏子，将徐鹏子监禁起来。
从上面的情节、对话可知，那时科场是何等腐败！读书人学识品行又是何等肤浅荒疏、卑劣龌龊！稍有一点知识的人，就拿它作为捞钱的资本，甚至成为一种职业，像陈又新之流，就是靠誊抄试卷的职业机会去干那偷梁换柱、从中捞钱营生的典型，所以该著卷一的楔子里才有“不知俗语说得好，‘买举须当中举年’”[7]的俗语流传下来。事实上，这些描写都是当时文人以及社会时代风习的真实情况。
在第二回《新贵惹秋风一场没趣 寒儒辞乡馆百事难成》里，虽说丁全自中举之后，不仅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而且还打点进京会试，又思量在进京途中定要顺路到淮扬一带几个做官的年家那里打几个秋风，却哪里知道这个偷梁换柱混来的“真举人”，就因打秋风而被姓金的假举人弄了一场没趣。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丁全为打秋风竟打着举人的旗号，日日在南京城内大呼小叫，没有谁不晓得丁公子丁举人的。与此同时，一个姓金的假举人，冒充南京一个江西道御史的座师金老爷的公子来御史这里打抽丰，前后也刮过千余金，但还不想走。御史正无可奈何，忽然接到金老爷的一封书信，从信的最后所附的一行小字中获知那金公子是假的，御史即时吩咐差人立刻去拿那假举人回报。恰好那“金举人”和“丁举人”都住在承恩寺里，那些差人进寺来，便问浙江金举人在哪个房头住。这人听错了，手指着丁举人所在的房间，而差人便如狼似虎，飞奔进去。差人喝道：“‘好光棍装假举人，在这里骗人哩。’丁协公抬头一看，见是六七个人，都像衙门行径。听得说假举人三字……口中纵要打强，说句硬挣话，心下已自虚跳跳的。面色先青了，牙齿上下打起颤语来。”[8]差人看见这般光景，越发狠了，先将丁全锁着押到御史衙门。这丁全“一心只疑着徐鹏子身上去”，亦无暇辨事情的原委，后来是他一个叫“来得”的老管家打探到御史衙门原本是要拿姓金的假举人，而不是姓丁的假举人，是姓金的冒充座师金老爷的公子在此打秋风，激怒了御史衙门，使得“簇新举人，受这场屈气”。[9]可见，如此这般的假举人都打着“举人”的旗号，以会试为借口，四处招摇撞骗、打抽丰敛财的现象极为普遍。
其实，丁全中举是靠偷换徐鹏子的试卷而实现的，而中进士又是靠偷换户部萧掌科的试卷而实现的。但到后来，也是一报还一报，丁全最终被萧掌科告到刑部主事徐鹏子那里。
作者在该书的楔子里一开篇所说的“不知俗语说得好，‘买举须当中举年’”[10]的话，充分证明了通关节、卖人情、偷梁换柱弄个科名，然后做官敛财，已经成为公开合法的民风习俗了，而作者对此情此俗也是认可的。作者担心读者不理解他的意思，还特意在楔子里讲了两个故事作为比方。
一个是女鬼把“秀才们”买场屋字眼成交的题目关节告诉了那个为人忠厚、立心清正、力行向善、肯行阴骘，却因家贫不能上进的真正秀才，那秀才依法而行，果然高中，后又联捷中了进士，做了高官。另一个是个举人，自恃才高，学问精熟，自以为联捷中个会元、状元是不成问题的。结果进场后他所做文章，皆被一个无学之力士强夺了去，后者魁然中了。
作者在讲完这两个故事后评价道：“你看，这个是鬼告关节，那个是力夺文字。似乎这两件，也是场屋中极奇怪的事了，却不是暗中害人益己，所以，也没甚伤心切骨的仇恨。”[11]
这个评论看似轻松，实则沉重。他对场屋中这两种奇怪现象的释然，并不是心底里真的认可，而是对于害人益己这一社会普遍现象的一种无奈的托词。因为他对偷换徐鹏子试卷又加害徐鹏子的丁全极为痛恨，所以他随后进一步强调道：“大要总不可害人之功名，以成自己之功名，这尤是第一件要着。”[12]其实小说所提到的参与丁全换卷的人员，如莫推官、陈又新、周白日等，无一不在“功名”二字上暗中干着损人利己的勾当。小说是通过对这些人物种种秽行的叙写，来表达作者对此类人物的反感，对当时科场弊端的深恶痛绝和无情鞭挞，其社会恶习形成与流播之原因也由此渐见渐明。
而作者对于丁全事件的痛恨和鞭挞，是借助于萧掌科的痛诉来表现的。书中写靠偷换人家试卷中举中进士的丁全，竟然那样恬不知耻，还大摇大摆地说“今日是年家请酒，明日是盟兄回席，又把北京踹得个稀烂”[13]；后来又靠巴结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蕃捞了个户部主事的官。在户部主事任上，他又大肆贪赃枉法，贿赂权奸。用萧掌科的话说，即为“以大君之禄位，作假父之恩知，罪在不赦”[14]。其“本来面目，多属因缘，场屋关节，手眼神通”[15]，证据确凿，无可抵赖，终被萧掌科参了一本。萧掌科的母亲病故、妻子丧亡，皆因萧掌科会试不中，不中又因丁全，以致其痛心切骨，欲手刃报其母妻之仇。
偷梁换柱、欺世盗名、四处招摇撞骗的还有书中的卜亨（字文倩），他自称名士，实则是个不知“廉耻”二字为何物的无耻之徒。《鸳鸯针》第三卷即《双剑雪》第一卷所述，皆为假名士的酸腐气息和种种恶习，而故事皆发生在崇祯帝在位之时。书中所述在朝的正人君子都要“改头换面”“沥胆披肝”去“为盛世干一番事业”[16]，原本无可非议，甚至值得提倡，但当它发展到“毋论已进未进，也要拈一社，结一会，三六九日课文课诗”，“风会渐广，依彷的渐多了。是以处处文会，俱要立一个社名”[17]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以致像卜亨那样的无耻之徒便有了招摇撞骗的机会，继而上演一幕又一幕的“名士”丑剧。
生来就与文章无缘的卜亨，之所以能进学做起秀才来，一来是因“他家道丰厚”，早用钱财与县府道打通了关节，所以就顺顺溜溜成了秀才；二来是因幸逢连连的内外丁监，未曾遇着岁考，所以马脚一时没有外露；三来是因他生来手指灵活，写得一笔好字，又有一张如洪河喷流的嘴，谈古论今，令人燥脾，且其记性更是奇特：“一两首好诗，到他眼睛读一遍，就象他做的一般，遇着就写出来”[18]，为其日后在社会上骗吃骗喝、骗钱骗物、骗名骗利骗功名提供了便利条件。卜亨曾骗得宋连玉的信任，不仅借助后者成为翼社的名士，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让后者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力。
然而，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卜亨一次次地玩滑头放刁做“名士”，就一次次地露馅丢丑。我们来看看他那几个笑料。
第一个笑料是通过心理描写来让读者获悉卜亨无知的窘态。翼社出了个“四书”题（“故至诚无息”全章和“孟子曰尽其心者”全章）和一个诗题（“赋得云破月来花弄影”，七言近体），让社友们做。
卜亨虽不解得是甚书上的，却口里唔唔念去，故意道：“好题目，诗题更妙。”……只见卜亨也将笔墨铺在桌子上，又将草稿纸也铺开，将那墨磨了又磨。心下想道：花绿绿，绿花花，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四书也曾读过一遍，这两句不知出在那一本上。那诗题又古怪，甚么贼得云破。难道看这样一个贼，连云都弄破了。[19]
卜亨本应会在这次名士活动中露丑，但他的一个叫书鹿的伴童却编谎帮他圆了场。请看卜亨与书鹿的一段对话：
只见那书鹿，忙忙走来，道：“相公有请，刚才南京年家孙老爷钦召进京，因与相公十年未会，特地差人送封书来。差人立等回话，今日还要赶上孙老爷。再者，本县李爷又差人下请帖，帖上写即刻候教。因此，小的特来请相公回去。”卜亨道：“你何不回他，相公在此会文。”书鹿道：“我也是这样回他。差人说：‘十余年未见面，送封书来，如何不讨回书，且会文不是甚大事。’叫我如何回复孙老爷。”[20]
这时，卜亨还故意不动身，等到宋连玉催促他不可失礼、快请回去时，便乘机顺势作别道：“小弟就为这些俗累摆脱不开，可耻可恨，小弟只得暂别。”[21]作者于此特地揭露道：
你道当真有什么孙爷送书，李爷请酒么？这都是卜亨与这两个帮手做就圈套。一锣一鼓，哄瞒众人的。那草稿上写的，也不知是伯喈西厢，嫖经赌经，故意弄得花花绿绿。答应这些书呆子，探头探脑的。你看他，出了门，欢欢喜喜，不知往那一处吃酒掷骰子去了。[22]
第二个笑料是通过宋连玉的心里独白呈现出来的。翼社里要做“咏绿牡丹”的诗，卜亨他根本就不懂作诗，哪知道“咏绿牡丹”的诗题难做，就不知深浅地说道：“若是咏牡丹的诗，小弟前日扇头上请教的就够了，何必再出。”“也罢，出这样些小题目，却是又容易了。”[23]宋连玉听到卜亨的这些外行话后，心里想道：
卜文倩看他写字作人极是来得的，今日出题，先前我只当作戏谈，后来讲绿牡丹诗题，一发倒置。我在众弟兄面前夸奖太甚，倘若露出破绽，未免有失人失言之诮了。且看他明日做出来，就见分晓。[24]
然而到了那一日，卜亨又耍起花招来，说是一来因受过封诰的伯母七十五寿辰，许多年家都去送礼，而自己不能不去；二来因沈年兄请会亲酒，专候自己。结果，他在众人“既有正务，听兄尊便”的客套中再次逃脱。作者于此夹叙夹议道：
卜亨又生出这金蝉脱壳计，不知在那里躲过了一日，直待日头将落，醉醺醺从外面一路叫进来，道：“有偏有偏，该死该死。”[25]
当然，作者并不想让他如此得意逍遥下去，便借用同社道友的恭维话对他进行冷嘲热讽：
有一个道：“卜兄图史之富，足甲海内。前日闻兄高才，只谓天资，如今看来，还是学力。”一个道：“卜兄不但文史之富，你看这些书史，一本本都像新的不曾开折，若我辈有一部书到手，不上两三日，东一半西一半，折头卷脑，就像初上学的孩子一般。卜兄的如此精致，足见用心况细，有才有养了。”[26]
这两个社友的对话，看似抬举，实则嘲讽。虽然卜亨家藏书丰富，但“一本本都像新的一样”，“不曾开折”。可见，他就根本没有碰过那些书史，只是从家里时文架上翻来翻去，翻到两部灰尘厚厚的书稿，检出两篇题目文字抄誊出来交差。而绿牡丹诗并没有刻的，就又耍花招骗宋连玉替他操刀以哄骗社友。作者于此议论道：
你看他赴一遭社，当一遭社，费了多少精神，转了多少周折，留着这些功夫，收敛来读书，未尝不好。即不然，即守拙藏讷，亦免致后日败露之耻。他却不肯安分，这岂不是作伪，心劳日拙了。[27]
如果说上述丑事还算将就敷衍过去了，那么文宗案临便让他不知所措，马脚就露大了，丑也丢尽了。一个倒数过去顺数过来都只有十四个字、一行也不曾到底的考卷，却被卜亨吹成如长江大河的篇幅，“每篇都千有余字之外”；而事实上被督学批为“何物白丁，滥叨黉序”的文字，到卜亨的口里，却说成是立意奇特、文意笔势如“滔滔水涌，收煞不来”的古怪出格文字。[28]要是一个很安分、知趣识相的人，曾出过一次丑就趁早收手藏拙，或者在人前略微收敛、不那么自我吹嘘，也就不会激起众人的兴趣或公愤而导致后来的败露之耻。
然而卜亨何曾收手，又何曾知耻？他出丑太多，在当地待不住了，就利用南京的浙江道顾御史（先祖的门生）和国子监徐祭酒（老年家）的老关系，在南京纳了个监。他就依着这两个靠背，用小恩小惠打动宋连玉为之代笔代考，于是在南京再度做起“名士”来。数月之后，他叫刻字匠将南京国子监的时文刻了，取名《南雍试草》，与另两种一起逢人便送。到了八月科举之期，卜亨恰又捞了个一等一名的科举进场。虽然这次不比文宗案临时那样紧张，但毕竟也处于两难境地，因为名字公榜了而不去考试，有被人羞辱之可能；若自己去考，又没有真才实学。于是他就装起病来，再次骗得宋连玉为之顶替代考。当宋连玉答应为之代考之时，话音刚落，卜亨却“一骨碌爬起来，就替连玉磕了几个头道：蒙兄慷慨慈悲，卜亨自当报答”。[29]临考之期，宋连玉穿戴了卜亨的行头，装扮齐整，替他应名进场赴考。作者于此揭露道：
卜亨见连玉进场去了，那里有甚么病。爬将起来，大盘大碗吃个不休。将那两日装病不曾吃的东西，一齐补纳上仓，自在快活享用。及至三场完毕，卜亨将前事只当忘记过了一般。[30]
发榜之期，宋连玉冒名的“卜亨”魁然中了，拟在第五名上。本来大座师将他定为魁元，但看到卜亨之名时，清楚卜亨底细的同乡大座师忽然叫道：“住了，这个人我晓得他来历，决不可中的。”[31]但因卜亨平日弄虚作假、肆意招摇撞骗屡屡成功得手，许多不知内情的人竟被他蒙骗了，以致大座师要撤销其功名之时，竟遭到众人的误解，以为是大座师的偏见或是公报私仇。结果在监场老先生的调解下，给了他个副榜第一。卜亨得此消息，也高兴不过，随即叫刻字匠来，将宋连玉为之代考的试卷刻将起来，题名《乡试朱卷》。然后他带着刻好的朱卷跑去拜了房师和顾御史，而不知实情的房师和顾御史也着实替他扼腕。“卜亨竟以此享了大名，公然居之不疑了。”[32]卜亨从此做起了大名士，银子便跟着名声一齐流来，真可谓倘来之物。小说如此写他那得意的情形：
卜亨自从那些官府拜望之后，也有送程仪的，也有送供给的，也有请他去送人情的，也有送上了百数银子，讨他一封回书的。他却个个周旋，人人钩括，没有空了一个不去领教的。一两月间，不知赚了多少银子，连那书鹿这班仆从，大包小包，也收积的有好些了。那时，三吴地方的名士，无不闻风相思，见面恐后，有来到南京的，那个不先来拜了卜文倩。若是问得卜文倩未曾会面，这人不是市井之人，就也是寒陋的书生了。那江楚远来地方，求诗求文的，堆架满案，应酬不暇。都是先送了资仪，后来讨文字的。却是难为那宋连玉，早起晚睡，替他搜肚皮摩屁股，一个个如愿而去。[33]
可是卜亨竟恬不知耻地拿着别人替他代考的朱卷去夸口，说自己的诗文是“高迈李杜”“前掩班杨”。略有指责者，他竟逢人便骂：
“他莫不瞎了眼，睁着一双驴眼，也去翻阅我的文集。一翻阅我那朱卷，人都把解元墨卷打靠后，还要先读我的哩。”有人求他结个社，当面请教做些文字，他又骂道：“怎耐烦对你们做诗文，只好醉后，脚指头夹了笔，也还挣得。”你道真个盛名之下，谁敢说来面试。他饶了一个代巡，略说了半句不应景的话儿，弄得谢罪不遑。连那合属官员，都来替他赔礼，方才罢了。自此以后，这个叫老社长，那个叫老先生，这个呼老盟台，那个尊老师。他放下面皮，每会坐了首席，弹今驳古。就是放个屁儿，人只道还是香的。稍不如意，就大呼小叫的骂。这卜亨，当初是个名士，如今到似个真霸王了。[34]
于是秀才里面就有一些不服气之人，非揭露个底细才解气，便假无名子做了一篇四书文字，在夜间贴在他寓所的门上。其文曰：
恶乎成名亦足以忘其驱而已矣。夫人不言他人之贤者，人皆知之，凡六等是亦不可以已乎？[35]
可笑的是，卜亨看了这些笑骂之词竟然不懂，只从“六等”一词里猜到是讥诮他的话。于是思前想后起来，自觉有些站脚不牢，就恶人先告状，即时跑到顾御史那儿告道：“外边有一伙人，专一造谣生谤。老先生职司风纪，也还该惩治他一番。”[36]当顾御史询其缘故时，他竟将“六等”的话隐下了。
俗话说，贼久自然犯。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名利，无论他何等成功得意，但终归是要败露的。你看卜亨虽跟随顾御史来到北京，顾御史又帮他讨了一个科举进场的机会，但宋连玉却没有如影随形地跟着他来到北京。这个机会反倒增加了他的心理负担，并使他速速败露。请看他侥幸得机而又犯难的情形：
到了北京，送在莲子胡同一个吕家居住，随考了北监。……又到八月科场，却是顾公替他讨了一名科举。此时，难道又有个宋连玉，替他充军不成。又恐怕弄拙贴在墙上，思量无策。一日，对主人吕老道：“你这里，有替人进场考的么？”吕老道：“相公是天下名士，问这样人怎么，莫说这犯法的事，没有人肯做。就是有，这样人相公也用不着他。”卜亨道：“不是这等说，人都要望中，我是不望中的。我看，这乱世，四面皆流贼地方，倘不幸中了，做了个府县官，就是个送命王菩萨。可笑我这枝笔，专一逞科使能，到场中偏要作怪起来，收伏他不得。恐一时作了好文字，中了却不是犯我的所恶。所以，要得个半通不济的人，进去代一代笔，这就是救命王菩萨，我情愿厚谢他。”……卜亨得了法儿，故意道：“虽是这样说，难道当真怕中不成。”[37]
卜亨虽然一时犯难，但终归没有被这事难住，他毕竟是个惯使冒名顶替、偷梁换柱手法的老手，而今又从吕老不经意的话中得一新法，以致又一次顺风顺水、如愿以偿地过了科场大考这一关。这段对话，虽说是聚焦于卜亨的恶行，但所反映的科场的混乱、弊端不只出现在卜亨的家乡山东，连京城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恶习蔓延到全国各地。有了这样恶劣的科场环境和不良风气，卜亨之流便可大摇大摆、毫无顾忌、一而再再而三地干着欺世盗名的勾当，进而成为仕宦阶层认可的“名士”而受到青睐和关注。然而好景不长，他在风光得意之时，却忘了曾经考六等还装名士终被揭露的窘态，忘了自己多次因自抬自夸带来的尴尬场面（尽管他都能圆场过去），忘记了自己肚里空空，还继续在傅御史面前吹嘘征剿流贼的策略而受到傅御史的特别青睐，终因写不出文章又怕倒了名士的招牌，连夜从狗洞中爬出的一幕名士钻狗洞被巡视番捕当贼抓的丑剧。
相比于《鸳鸯针》聚焦于少数几个欺世盗名的科场文士和假名士以及与此相对的几个正面形象，《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文人世界及人物形象就显得更加全面、多样。书中既有像杜少卿、王冕、庄绍光、虞育德等一批正面形象，也有像王惠等一大批贪婪、自私、冷酷的反面形象，还有像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一大批无所谓善恶的中间层形象，以及像匡超人等由善变恶的人物形象。下节将专门论及，故此不赘。
二、《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与清代文人恶习及其表征
《儒林外史》是以读书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杰作，当之无愧。它通过儒林群像的细致刻画，充分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习，其中暴露恶习是该著的侧重点。
《儒林外史》中的王惠，是由八股科举入仕而成为南昌太守的，但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地方上有什么出产，词讼里有什么通融。他与南昌前任蘧太守公子的一段对话就非常露骨：
王太守慢慢问道：“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蘧公子道：“南昌人情，鄙野有余，巧诈不足。若说地方出产及词讼之事，家君在此，准的词讼甚少，若非纲常伦纪大事，其余户婚田土，都批到县里去，务在安辑，与民休息。至于处处利薮，也绝不耐烦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知。但只问着晚生，便是‘问道于盲’了。”王太守笑道：“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话，而今也不甚确了。”[38]
王惠不仅自己贪赃枉法，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年轻人，荀玫就是他一手引向邪路的。像王惠那样贪赃枉法的官吏还有卢龙县令赵某，小说里写他凶狠、贪暴，人民共苦之。有一范生被他杖毙，同学为其鸣冤，约张鸿渐主笔行状，结果是“赵以巨金纳大僚，诸生坐结党被收，又追捉刀人”[39]，以致张鸿渐恐惧逃亡在外，历尽艰辛。再如长山县令杨某，也是一个“性奇贪”的贪官：
康熙乙亥间，西塞用兵，市民间骡马运粮。杨假此搜括，地方头畜一空。周村为商贾所集，趁墟者车马辐辏。杨率健丁悉篡夺之，不下数百余头。四方估客，无处控告。[40]
考选过程中的徇私舞弊、荐拔私人，也形成一种风气。小说如此写道：
会试已毕，范进果然中了进士。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命下之日，范学道即来叩见周司业。周司业道：“山东虽是我故乡，我却也没有甚事相烦，只心里记得训蒙的时候，乡下有个学生叫做荀玫，那时才得七岁，这又过了十多年，想也长成人了。他是个务农的人家，不知可读得成书，若是还在应考，贤契留意看看，果有一线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愿。”范进听了，专记在心，去往山东到任。考事行了大半年，才按临兖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这件事忘断了。直到第二日要发童生案，头一晚才想起来，说道：“你看我办的是甚么事！老师托我汶上县荀玫，我怎么并不照应？大意极了！”慌忙先在生员等第卷子内一查，全然没有。随即在各幕客房里，把童生落卷取来，对着名字、坐号，一个一个的细查，查遍了六百多卷子，并不见有个荀玫的卷子。学道心里烦闷，道：“难道他不曾考？”又虑着：“若是有在里面，我查不到，将来怎样见老师？还要细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罢。”一会，同幕客们吃酒，心里只将这件事委决不下。[41]
可见，荐拔私人已成为科场常态。范进为了老师周进要求特别关照的一个童生，竟查遍了六百多份试卷，几乎所有生员、童生的卷子皆查个遍。这种恶习所造成的社会恶果是“试卷还未判，结果已先知”。难怪像吴敬梓、蒲松龄、李渔等一大批才情横溢的读书人总是累试不第。
另外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的恶习在明清亦成为一种时尚，《考弊司》《公孙夏》虽然写的是阴间，实则影射阳世。请看《公孙夏》的一段描写：
保定有国学生某，将入都纳资，谋得县尹。方趣装而病，月余不起。忽有僮入曰：“客至。”某亦忘其疾，趋出逆客。客华服类贵者。三揖入舍，叩所自来。客曰：“仆，公孙夏，十一皇子坐客也。闻治装将图县尹，既有是志，太守不更佳耶？”某逊谢，但言：“资薄，不敢有奢愿。”客请效力，俾出半资，约于任所取盈。某喜求策。客曰：“督、抚皆某最契之交，暂得五千缗，其事济矣。目前真定缺员，便可急图。”某讶其本省。客笑曰：“君迂矣！但有孔方在，何问吴越桑梓耶。”……帝君视之，怒曰：“字讹误不成形象！此市侩耳，何足以任民社！”[42]
在这样的社会风习影响下的读书人，其种种丑态毕露，蒲松龄对此进行了很好的归纳。如说：
市井人作文语。富贵态状。秀才装名士。旁观谄态。信口谎言不倦。揖坐苦让上下。歪诗文强人观听。财奴哭穷。醉人歪缠。作满洲调。体气若逼人语。市井恶谑。任憨儿登筵抓肴果。假人余威装模样。歪科甲谈诗文。语次频称贵戚。[43]
追求功名利禄让读书人变态，可谓屡见不鲜。如《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见到贡院痛哭，范进中举发疯，而《聊斋志异》卷九王子安的醉后妄言，与周进、范进无异。请看王子安醉后的一个情节：
王子安，东昌名士，困于场屋。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痛饮大醉，归卧内室。忽有人白：“报马来。”王踉跄起曰：“赏钱十千！”家人因其醉，诳而安之曰：“但请睡，已赏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进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场毕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赏钱十千！”家人又诳之如前。又移时，一人急入曰：“汝殿试翰林，长班在此。”果见二人拜床下，衣冠修洁。王呼赐酒食，家人又绐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大呼长班，凡数十呼，无应者。家人笑曰：“暂卧候，寻他去。”又久之，长班果复来。王捶床顿足，大骂：“钝奴焉往！”长班怒曰：“措大无赖！向与尔戏耳，而真骂耶？”王怒，骤起扑之，落其帽。王亦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长班可恶，我故惩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何处长班，伺汝穷骨？”子女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梦醒，始知前此之妄。[44]
八股科举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即从朱注“四书”“五经”中出题，要求考生模仿圣人声口，代圣人立言。而儒家讲求的文行出处，在出仕的王惠、周进、范进的行事中已经不见踪影；而那些在野的文士又如何呢？这仍可从《儒林外史》中获取答案。如严贡生，在地方作恶多端，还满口仁义道德。作者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在这位贡生正得意地吹嘘自己如何如何之时，让他的家人来说刚刚关的人家那头猪，其主人来讨了。又因立嗣兴讼，府、县都告输了，司里又不理，他便来到京师冒认周学台的亲戚，到部里告状，竟大着胆写一个“眷姻晚生”的帖门去投。梅玖，儒学生员，为人极为势利，在对待周进遇与不遇的前后不同态度中，显露出典型的小人嘴脸。如薛家集请周进坐馆教授蒙童，众人凑份子备酒饭管待周进，同时请了新进学的梅玖作陪。既然周进为主客，梅玖为陪客，那上座理所当然该周进坐，然而周进再三不肯。当众人说“周先生不要客气，论年龄也是周先生长”时，梅玖却抢着解释道：
“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只是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就如女儿嫁人的：嫁时称为“新娘”，后来称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与人家做妾，就到头发白了，还要唤做“新娘”。[45]
梅玖也才刚刚进学，便瞧不起童生周进。这番话显然是在贬低周进以抬高自己。其话语极为尖酸刻薄，全无传统读书人的谦逊。然而，周进发科荣显后，梅玖在范进主持的生童考试中考了第四等，按例要受责打时，竟然冒充周进的学生求范进格外开恩。范进听信他是周进的学生就饶了他。当荀玫问他何时从过周进读书时，梅玖寡廉鲜耻地回复道：
你后生家那里知道？想着我从先生时，你还不曾出世。先生那时在城里教书，教的都是县门口房科家的馆。后来下乡来，你们上学，我已是进过了，所以你不晓得。先生最喜欢我的，说是我的文章有才气，就是有些不合规矩，方才学台批我的卷子上也是这话，可见会看文章的都是这个讲究，一丝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学台何难把俺考在三等中间，只是不得发落，不能见面了，特地把我考在这名次，以便当堂发落，说出周先生的话，明卖个情。所以把你进个案首，也是为此。俺们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细心，不可忽略过了。[46]
术数在古代无论是官场人物还是民间百姓都非常崇尚、信奉，而真正的术数大师为人决疑是有规矩和原则的，即有“三不占”之说（不疑不占、不诚不占、不义不占）。而小说中的安丘某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其所为完全背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规范，竟将所学知识当作为非作歹、获取不义之财的手段，当然他最终也遭到了恶报。小说如此写道：
安丘某生，通卜筮之术。其为人邪荡不检，每有钻穴逾隙之行，则卜之。一日，忽病，药之，不愈。曰：“吾实有所见。冥中恕我狎亵天数，将重谴矣，药何能为！”亡何，目暴瞽，两手无故自折。[47]
文人的宴乐吟诗联句也常常显出酸腐气息，并成为一种恶习而令人厌恶。如《苗生》写靳生等三四个应试的读书人，在科考完后，邀登华山，藉地作筵，宴笑联句，语涉鄙俚，后又互诵闱中之作，迭相赞赏，引起武士苗生的厌恶。
在这样的大染缸里，原本清淳贤孝子弟，也被浸染坏了，像匡超人就是其中的典型。小说写他年少未接触到污染环境之时，是一个勤劳贤孝的农家子弟。他有着过人的精力和智力，白天杀猪、卖豆腐，晚上磨豆腐、侍奉父母。在其父亲病重时，他守在床头，一方面给父亲端茶倒水、倒痰，一方面刻苦读书，常常直至四更天。他的善良、孝亲、淳朴可爱，人人钦敬。他智力过人，小说写他看到那些假名士的诗歌，“诗云子曰”也在其中，暗自好笑。当结识一帮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命清高，却企图投机取巧侥幸名利双收的假名士之后，他那朴实敦厚的人品开始蜕变，逐渐变成一个投机钻营、薄情寡义、撒谎欺骗的无耻之徒。比如他无法从科场获取功名富贵，便转身投入西湖斗方名士们所吹捧的“终南捷径”之中。他趋炎附势、停妻再娶，如他本已娶妻郑氏，却在李“恩师”问及可曾婚娶时，只回得“还不曾”三个字，竟顺理成章地娶了李“恩师”美貌如花的外甥女，得了数百金的妆奁，享了几个月的艳福。他伪造朱签，当枪手替人代考以获取钱财。其实，他未必真的弄懂了朱注“五经”“四书”的道理，未必真正弄懂了相关的文化常识，他在牛布衣和冯琢庵面前自我吹嘘时，竟说“我的文名也够了……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这倒被牛布衣一语点破：“所谓‘先儒’者，乃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48]匡超人对此还强词夺理，为自己辩护以捞回面子。
匡超人性格的质变，虽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社会风习的影响更为明显。从人性的角度看，追逐“功名富贵”本也无可非议，但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而匡超人之流，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他的变质堕落，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而且也是那个社会和时代的悲哀。
一个人由好变坏，在《儒林外史》中除了匡超人，还有一个典型就是荀玫。荀玫是被读者视为书中“最耀眼而又陨落的非常可惜”的一个人物。他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小说的第七回、第二十二回、二十九回中。荀玫自七岁进学得秀才第一后又录科第一，可谓童子风光；此后直至二十多岁，更可谓顺风顺水，春风得意，如乡试一举中第，会试考了进士第三名，殿试二甲，随授工部主事之职，真乃平步青云。不久后，他因得到恩师周进、范进的关照又升任工部员外郎，继而升任御史、两淮盐运使等，可见其仕途一帆风顺。然好景不长，他很快就因贪赃被抓。如果说荀玫的贪赃枉法只是人性经不起诱惑的缺陷所致，这是不对的，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对他所产生的直接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其恶劣环境和社会恶习表现为：一是身担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的肥差，不仅诱惑太大，而且让他不受贿都很难；二是同年进士王惠直接唆使和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三是恩师的酌量保举；四是王惠慷慨解囊，把荀玫母亲的丧葬事办得非常风光隆重，也进一步激起了荀玫的贪欲。
《儒林外史》还写了一大批假名士，他们大多是热衷于科场却又挤不进官场，调过头来自命清高的“名士”。他们既无学问，又无品行，夸夸其谈，或相互吹捧，或自我吹嘘，矫揉造作，弄虚作假，像娄三、娄四、赵雪斋、杜慎卿、杨执中之流即是如此。
官宦的后裔未能中鼎甲入翰林却做起“名士”的，有蘧公孙、娄三等。有“少年名士”之称的蘧公孙，在应付鲁小姐和鲁编修的那些举业上的文字时说，那“都是些诗词上的话，又有两句像《离骚》，又有两句‘子书’，不是正经文字”，其腹中如何于此可知。娄家公子没有借曾为宰相之父的光去弄个科名，倒也可敬可叹；但他们也未必免俗，而是常常为科名失利而发些牢骚，依然借着祖荫，做起了“名士”。小说写他“好客，结多少硕彦明儒；相府开筵，常聚些布衣韦带”。他俨然是个真正的名士，字里行间透露着求贤若渴的激情，但所赏识之人是否真“贤”倒不甄别，而实际上结交的尽是些虚有其名的老阿呆。比如杨执中，小说写他“虽是生意出身，一切账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闲游，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所以一店里的人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先年东家因他为人正气，所以托他总管；后来听见这些呆事，东家自己下店，把账一算，却亏空了七百多银子。问着又没处开销，还在东家面前咬文嚼字，指手画脚的不服；东家恼了，一张状子，送在德清县里。县主老爷见是盐务的事，点到奉行；把这杨先生拿到监里，坐着追究，而今在监里将有一年半了”。而娄家公子对这一切毫不理会，只听说他“为人忠直不过；又是个好看书的，经常在袖口内藏了一卷，随处坐着，拿出来看”，就“心里觉得杨执中想是高绝的学问”，想方设法把他救了出来，甚至对杨执中未来道谢更为钦佩，认为“杨执中至今并不来谢，此人品行不同”。元代吕思诚《戏作》中的故事，在当时广为人知。而杨执中截取《戏作》诗的后四句，而娄三竟全然不知，还称赞他“胸怀淡泊，其实可敬！”，还把这诗拿给鲁编修看，可见娄三也不知此诗的出处。他秀才出身，想做名士而读书不多，知识贫乏于此可见。鲁编修对娄三说：“这样的人，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我老实说，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只做这两句诗，当得什么？”[49]鲁编修把“八股文”当成学问，固然庸俗得很，但他说杨执中没有学问，倒也说准了。
“名士”一词，原出于《吕氏春秋·尊师》，与“显人”一词同提，当指“知名之士”。“知名之士”在古代，一指名望高而不做官的人，一指以诗文著称的人。东汉末年，地主阶级中一些知识分子喜欢议论朝政，抨击宦官，形成所谓名士集团。曹操出身官宦家庭，自言“本非岩穴知名之士”[50]，但也愿意向名士集团靠拢。晋代崇尚清谈的文人，如“竹林七贤”之类，都被称为名士。东晋时的名士常常聚会作诗，名书法家王羲之就曾与一些名士歌咏于山阴县的兰亭，“一觞一咏”，凑成诗卷，而后王羲之作一序文，即《兰亭集序》。从此以后，名士凡有聚会，必须作诗。有时也推一个人作一篇序文，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也是为此而作，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交相辉映，可称“情文并茂”之作，为名士添了不少光彩。到了明清时代，虽然也有些真名士，如“西泠十子”、李渔等，但假名士却占了主流。
《儒林外史》很少引述“名士”的诗，偶然提到一句两句，就可以看出他们既没有学问，又缺乏才情。当时学“八股文”的童生、秀才、举人、进士，以诗赋为业余游戏，这些人作诗，普遍是“八股”腔，出题、分韵早已脱离了诗歌要抒写性情的范式。他们考试不及格，借作诗来沽名钓誉。
再如“高踞诗坛”的赵雪斋。“呆名士”丁言志称赞他的诗说：“当年胡三公子约了赵雪斋、景兰江、杨执中先生，匡超人、马纯上一班大名士，大会莺脰湖，分韵作诗。我还切记得赵雪斋分的‘八齐’。你看这几句：‘湖如莺脰夕阳低。’只消一句，便将题目点出，以下就句句贴切，移不到别处宴会的题目上去了。”[51]如果此诗的题目真是莺脰湖，那么“湖如莺脰夕阳低”七个字，也是“八股文”破承题的做法，赵雪斋的水平、丁言志的理解，都没有跳出“八股化”的章法。
名士总是要举行一些活动，聚会作诗，互相唱和。“莺脰湖之会”可谓“名士”的一次盛会，可是与会的“名士”中，除了蘧夫刻过《诗话》、牛布衣会作诗外，杨执中是个呆子，权勿用是个“文骗子”，张铁臂是个“武骗子”，陈和甫是江湖术士，也算是骗子，甚至连八股迷鲁编修也请了，虽然他没有来。而回目用了“名士大宴莺脰湖”七个字，原来“名士”也只是如此一些杂流！
由于整个社会文化受了“八股取士”政策的支配，“名士”和“八股家”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匡超人本来受过马二先生的熏陶，成了“八股选家”；后在景兰江等一批“名士”的影响下，便又加入了“名士”集团。《儒林外史》第十八回写他参加“名士”的诗会活动说：“赵先生拈的是‘四支’，卫先生拈的是‘八齐’，浦先生拈的是‘一东’，胡先生拈的是‘二冬’，景先生拈的是‘十四寒’，随先生拈的是‘五微’，匡先生拈的是‘十五删’，支先生拈的是‘三江’……匡超人也做了。及看那卫先生、随先生的诗，‘且夫’、‘尝谓’都写在内，其余也就是（八股）文章批语上采下来的几个字眼。拿自己的诗比比，也不见得不如他。”可见，这些“名士”和“八股先生”本质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汉晋时代，名士常常是先实后名，故有“名下无虚士”的说法。明清时代的所谓“名士”，是自己作两句诗，凑几个钱刻出来送人，以便传播虚名。所以赵雪斋做了医生后，还要作诗，冒充名士；景兰江开帽子铺成了生意人后，也还要作诗，以便传名。还有相当数量的“名士”是在“科场失意”后，胡诌点七言八句来招摇撞骗的人物。
让我们看看匡超人和景兰江在杭州上岸时遇见赵雪斋的描写。景兰江要下船，“只见一乘轿子歇在岸边，轿里走出一个人来，头戴方巾，身穿宝蓝直裰，手里摇着一把白纸扇，扇柄上拴着一个方象牙图书（图章），后面跟着一个人，背了一个药箱”[52]。景兰江见是赵雪斋，立即喊住，三人同进茶室，匡超人和赵雪斋通了姓名之后，景赵两人开始谈话。从中可以得知这个赵雪斋，原来是个“学书不成，弃而学剑；学剑又不成，弃而学医”的“儒医”，做不好“八股文”，只好学几句诗，冒充名士，结交官场的人物。他和景兰江一见面，就说自己和“中翰”（内阁中书）顾老先生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诗”；又到范通政大人船上，“拈题分韵，着实扰了他一天”；还有御史荀老先生“日日邀我到下处作诗”。其目的，只不过是炫耀自己能够和京城来杭的大官往来。
当然，还有许多假名士，都是在富贵人家做清客以骗钱的。牛玉圃就是个例子，后来终因吹牛犯讳，露了马脚，被万家赶走，不许他上门。这也是冒充名士的“好”下场。
“名士”一般都要作几句诗以便结交官场之人。牛浦郎在芜湖甘露寺读书，得知会作诗的牛布衣死在甘露寺，而牛布衣颇有声名，临死前把遗稿托给老和尚，牛浦郎偷来，将自己的名字合着牛布衣的号，刻起两方图章印在上面据为己有，冒充起名士来。他听说有位候选知县路过芜湖，曾前来拜访过牛布衣，这位知县后来去了安东，他便前往安东投靠，公然在安东打出“牛布衣代做诗文”广告，以致牛布衣的遗孀千里寻夫，说他害死了牛布衣，闹了一场笑话。
还有一类人冒充“名士”玩弄异性。像季苇萧在安庆娶了妻，到扬州又娶一个，有人问他“怎么又做这件事？”，他指着“清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的对联说：“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53]至于官宦家公子仗恃手中钱财玩弄异性的，杜慎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杜慎卿既是假名士，又是伪君子，用金钱玩弄了女人，还要把女人说得一文不值。
由于这类“名士”太多，南京的“妓女们相与的老爷多了，却也要几个名士来往，觉得破破俗”[54]。来嫔楼的聘娘，结识了一个“名士”叫陈木楠的，他向国公府徐九公子借钱，又向药店赊取人参、黄连等贵重药品来送给聘娘，最终欠了一屁股债务，逃之夭夭。还有一个自称“名士”的测字先生，听说聘娘会看诗，居然上演了一场“呆名士妓馆献诗”的丑剧。
三、谴责小说与晚清文人恶习及其表征
上述文人的无文无行无耻，那还是在明末至清中叶的情形；可是到了清末，就更为糟糕了。从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伯述的一段评论就可以知道。他说：
此刻天下的大势，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了。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我也曾经做过官来，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但是仔细想去，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又没有个官种象世袭似的，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倘使是这样，就可以说那句话了。做官原是要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55]
可见，读书人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他们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场的好坏，因为官场人物绝大部分是来源于读书人，这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科举仕途”；而伯述所谓“读书人的路子不正”指的是什么？只从“八股取士”那里找原因是不够全面的，肯定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其中代代相传下来的文人恶习延续到明清时代尤其是晚清，已经积重难返，当是不可回避的因素。那些假名士除了受到八股取士制度影响之外，还有很大程度受到了文人恶习的影响。我们来看看书中几个人物形象。
一是王伯述口中的山西省的抚台，其虽是个少年科第出身，却是个平庸无能之辈，任上无一事成，只会夸夸其谈。小说写伯述曾在茶馆当面议论那个抚台，可谓一针见血：
有一回，为了公事晋省；公事毕后，未免又在省城微行起来。在那些茶坊酒肆之中，遇了一个人，大家谈起地方上的事，那个人便问他：“现在这位抚台的德政如何？”伯述便道：“他少年科第出身，在京里不过上了几个条陈，就闹红了，放了这个缺；其实是一个白面书生，干得了什么事！你看他一到任时，便铺张扬厉的，要办这个，办那个，几时见有一件事成了功呢！第一件说的是禁烟。这鸦片烟我也知道是要禁的，然而你看他拜折子也说禁烟，出告示也说禁烟，下札子也说禁烟，却始终不曾说出禁烟的办法来。总而言之：这种人坐言则有余，至于起行，他非但不足，简直的是不行！”[56]
可见，这位通过正途出身的官员，虽然“雄心勃勃”，想干这个，又想干那个，却因没有能力和经验，终究一事无成。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竟要试探下属对他的看法，结果“试出了这一大段好议论，心中好生着恼！”[57]。这是八股取士科举制度造就出来的“只会坐而论道”的无能之辈。正途出身的读书人尚且如此，那其他非正途的“读书人”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来看看书中的那帮假名士：
继之道：“……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么？那一班斗方名士，结识了两个报馆主笔，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个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也有些人，常常在报上看见了他的诗，自然记得他的名字；后来偶然遇见，通起姓名来，人自然说句久仰的话，越发惯起他的狂焰逼人，自以为名震天下了。最可笑的，还有一班市侩，不过略识之无，因为艳羡那些斗方名士，要跟着他学，出了钱叫人代作了来，也送去登报。于是乎就有那些穷名士，定了价钱，一角洋钱一首绝诗，两角洋钱一首律诗的。那市侩知道什么好歹，便常常去请教。……”“还有好笑的呢，你看那报上不是有许多题画诗么？这作题画诗的人，后幅告白上面，总有他的书画仿单，其实他并不会画。有人请教他时，他便请人家代笔画了，自己题上两句诗，写上一个款，便算是他画的了。”[58]
想出名，就胡诌几句诗到报上去登登，就可以了；一出了名，就有人来求诗求画，也不管好歹。假名士一心图名，穷名士以此赚钱，市侩也要依傍名士，宁愿出几个钱请人代作，好去登报出名。总之自己不会的，都可以请人代笔，落上自己的款，都成为自己的了。有个厚颜无耻的假名士，竟在别人一把湘妃竹柄子的美人团扇上抄上一首不相干的诗，将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压脚图章印在上面，图章上刻着“画宗吴道子，诗学李青莲”十个篆字，就说这诗画都是自己做的。这样的无耻行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严重的学术不端或叫文人的腐败。至于题画诗，那帮假名士愈发无知了，居然闹出许多笑话来，在一幅梅花的画上抄上题桃花的诗；而在一幅美人画上却抄上题钟馗的诗。
基于此，伯述便向书中的“我”推荐由日本人著述、中国人翻译的汉文著作《富国策》。伯述说：“我送给你这个看看。看了这种书，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上半天说的那种狂士，不要说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甚么‘书毒头’，就是此边说的‘书呆子’的意思。你想，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了‘呆子’，这将来还能办事么？”[59]
四、小结
综上所述，所有得官与不得官的读书人，即热衷于功名富贵的文士（仕与未仕者）和表面上无意功名富贵，实际上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还自命清高而到处招摇撞骗的假名士，或贪婪狠毒、贪赃枉法，或横行无忌、欺压良善，或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或虚张声势、好大喜功，或夸夸其谈、自抬身价，或相互吹捧、随意恭维，等等。如此种种，出现在单个的文士身上，系其个体行为品性的习惯性表征，属个人恶习范畴；而出现在群体身上，则属于社会行为道德的习惯性表征，属社会恶习范畴。然而，当个体之恶习进一步蔓延到群体，而群体恶习又由一个时代延续到另一个时代乃至若干个时代，便成为一种极坏的习惯，而这种习惯就像瘟疫一样，区区相染，代代相传，只是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程度不同而已，这就是社会风习恶变之循环链，我们把它称为社会恶习。这种社会恶习无限地恶性循环，便严重影响着整个官场生态、道德水准以及社会环境，乃至于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声誉。
小说作者及其作品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就在于他（它）们不仅深刻地暴露了文士的种种丑态以及所产生的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促使当时乃至后世各个阶层的人们，尤其是知识界，对于社会恶习及其根源进行深刻反思。这种认识和反思，将会对当今乃至后世人们道德意识的强化、法治意识的提升、政治生态的改良以及社会环境的净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二节 正统儒士形象与有识之士的社会担当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惯称儒士，一向注重修齐治平的社会担当。明清小说的题材广泛，有现实题材的书写，亦有历史题材的演绎，还有超越现实与历史之外的神话空间的想象，都不同程度地写到传统知识分子生活情状，其中历史题材的小说则更加突出正统儒士身上的正能量。即使像前述《儒林外史》那样充分反映现实、揭批八股士子和自命清高的假名士恶习的小说，亦有几个闪光的传统儒士的身影。
首先我们来看看儒学宗师孔子的故事。明刻本《孔圣宗师出身全传》，记述了孔子一生经历，涉及孔子生活的多方面内容，诸如处世态度、政治见解、道德修养、论学训徒、言志居官，阐述《诗》《书》等是其重要内容。虽然小说的“文字不高明”[60]（胡适跋语），但儒学宗师孔子的形象已深深刻入世人心中，并影响后人于万世，后代修齐治平的有识之士无不以之为立身行事之典范。近人林语堂说“孔子的威望与影响如此之大，……若没有一套使人信而不疑的大道理，纵有格言警语也会久而陈腐令人生厌的。《论语》这部书，是空学上的圣经，是一套道德的教训，使西方人对孔子有所知，主要就是靠这部书。”“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启迪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从古至今，中国人无论在立身处世还是在政治社会方面，皆深受孔子的影响。”[61]这些评语虽主要缘于《论语》以及其他典籍对孔子思想的认同，同时与小说《孔圣宗师出身全传》对孔子的形象化传播也不无关系。孔子不仅是一位圣人，但同时也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凡人，小说客观形象地再现了孔子集圣人与凡人于一身的艺术典型。后世小说中的儒士基本上是将孔圣先贤的思想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而形成不胜枚举的艺术群像，而孔子的思想也就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孔子的思想经过孟子的正传，再经过荀子的异化，后又经过汉代董仲舒和宋代二程、朱熹的进一步发挥，虽说已不是孔孟正宗，但儒家的影响却客观上得到了充分的扩大，明清沿用宋儒思想并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极致。但到了清末，一批思想家们再度对儒家思想进行客观的反思和辨析，形成晚清学术的热潮，也提出了诸多经世致用的思想理论。但无论如何，儒家所重视的修齐治平、清廉仁爱、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与重然诺、敢担当的正气，以及浓厚的民族感情和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自始至终受到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拥有此类品德的人物已成为历代小说家大量描写和热情歌颂的对象。这些人物形象就是笔者所述及的正统儒士的文学形象。下面将从明清小说中具体写到的历代儒士形象的典型人物分别论述之。
一、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与勋著天壤、忠塞宇宙的于谦
于谦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为明代名臣和民族英雄，官至兵部尚书，是个典型的集儒士、武士、清官于一身的人物。他忠君爱国，孝义清廉，刚直耿介，心地善良，诗也写得很好，其咏物言志诗《石灰吟》感人至深，激励无数后人励志奋进。其为政为人以及志向正如诗中所言：“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史》称赞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62]。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是根据正史演绎而成的人物传记。小说写他永乐十八年八月，与同馆高得旸同中高科。两家宾客盈门，亲疏拥护。于谦甘守廉洁，一应贺礼，坚却不受。他为监察御史时，奉旨往广东犒察官军功过，军称廉明；巡按江西，彻查冤狱，全省皆称神明。他不畏强暴，敢黜宗王宁府强横不法者，于是奸吏巨族强梁者皆缩手，不敢妄肆于民。数十年间，他昼谋夜划，兴利除弊，百姓受其恩者无数。景泰帝时，讹言万端，奸盗四起，民心浮动，京师虚空。于谦令人巡视，多方晓谕。后敌兵突至，他亲督将士，挫敌于德胜门；又择京军精锐进行操练，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不惧权贵，终遭忌恨而被冤杀。他在政治、军事、文学、思想等方面皆有着卓越的成就。
于谦能有如此志向和品德，除自身优良的素质外，也与他所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他的家族环境就很有利于他的成才、成器。于谦“先世皆为显。公之祖名文大，官工部主事。常念宋朝丞相文天祥死极忠烈，侍奉其遗像甚虔。公之父名彦昭，字英复，乃笃厚君子也。累德积行，好善喜施”。他的出生颇具神奇色彩。他的父亲年近四旬而无子，常以之为忧。
忽一夜，梦一神人红袍金襆，立于彦昭前曰：“吾感汝祖父侍奉之诚，顷当为汝之嗣。汝宜勿泄。”彦昭辞谢不敢当。神用手一指，觉来，忙对妻刘氏说知。刘答曰：“吾适才亦得此梦。”自后刘氏有孕。[63]
首先，其祖上的好德已感动神仙，当然是于谦出生的好环境。其次，他生活的家庭环境也非常有利于他自身的成长，如他父亲为笃厚君子，累德积行，好善喜施的美德受到时人以及后人的钦敬。其岳父董镛，为人耿介不阿、不畏权贵，因劾当道被黜为山东教官，将及半年，朝廷命下，升为永丰县知县，未及到任，不期患病身故。小说第四回如此写道：
董镛原中进士，选为翰林庶吉士。居位不数月，因劾当道，反被当道唆言官劾其越职论事，遂降为济南府府学教授；在学三年，升为永丰县知县，未及到任病殂。董镛为教官时，甚得诸生之心，虽上司亦皆敬仰。……公即辞诸友众官，搬丧而回。拜见父母，安葬岳丈已毕。诸亲友皆来吊奠。[64]
其夫人董氏，孝敬公姑，亲主中馈，宗族称其贤，乡里羡其德，可谓贤妇。再次，于谦所结交的朋友如高得旸、石亨、石彪、段民辈，也是影响他的又一人物环境。如高得旸，博学洽闻，诗文清丽，曾以文学荐，三为教官。永乐初（1403年）擢宗人府经历，充《永乐大典》副总裁。《高节庵得旸画像赞》曰：“貌不逾中人，而度量廓如也；言不夸诩，而文与理俱也。行不诡异，而骎骎乎前贤步趋也。动则行其志，静则涵泳乎圣谟也。呜呼先生，斯其为学问之功，资之深，德之符也。”[65]其郎舅董兴为广东总兵，正统中为右参将，后进都督同知，又进右都督，后分督京营，封海宁伯，终官至宣府总兵。
由此可见，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何等重要，好在环境是良善风习形成并得以传承的重要条件。而于谦先天、后天的环境条件是他年少有为、壮年英武，并进而成为国家的栋梁和柱石的重要前提。他的志向自幼就能见出，有则轶事能充分证明：于谦八岁时，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便戏弄他说：“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答道：“赤帝子，斩白蛇当道。”其志向与才情于此可见。永乐十九年，二十三岁的于谦考取辛丑科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为国家建功立业。他为政清廉，不受贿，也不行贿。因为他思想深处特讲究的是“重名节，轻名利；重成仁，轻杀身；重社稷，轻君王。”他的能力和秉性，都与他自幼刻苦勤学、立志高远，以及极好的先天和后天的成长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宪宗朱见深曾如此称赞他：“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我先朝，茂着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权奸之所害。在昔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66]明孝宗朱祐樘对于谦亦有公允的评价：“气禀刚明，才优经济，兼资文武，茂着声猷。当皇祖北狩之时，正国步难危之日，乃能殚竭心膂，保障家邦。选将练兵，摧锋破敌，中外赖以宁谧，人心为之晏然。回銮有期，论功应赏。不幸为权奸所构，乃陨其身，舆议咸冤。”[67]其子于冕概括道：公“历事三朝，位极人臣……孤忠峻节夷险弗踰，可谓难矣。平居好学，手不释卷，为文有奇气，诗词清丽，……挥笔如流，一切皆中事机，人服公明决，卒推为天下奇才焉。”[68]
于谦年少英武、闻名乡里的情形，在小说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何家老妪因见于公留名镇压邪怪，救好其女，心中暗想：此人有此奇异，必定非常，即到堂前对何老曰：“前日所见于秀才之容貌，决非凡品。且又蒙他救女儿之命，足见他英气所感，邪怪亦且畏他，日后必然显达。奈吾女已许王家，难以再议。我思得董家外孙女，端庄有福，何不说与他为妻。况我女婿董镛又是进士出身，家资颇厚，止生此女。若去说亲，无不谐矣！”[69]
这是何家老妪眼里心中的于谦形象。而在风鉴大师古兰如的眼中，于谦不仅是一个未来的将相，还是一名力挽狂澜、拯救乱世的英雄豪杰。小说如是写道：
（于谦与石彪石亨三人——引者加）坐间谈论些文章武略之事。忽见一僧进店而来，坐在下首桌上，口中急唤酒家快将酒饭来吃。口内说着，一边又看着于、石三人，乃大声曰：“好奇哉，好奇哉！为何店中有此三位将相，在此相叙？”于、石闻言，一齐问曰：“老师莫非能风鉴乎？”老僧曰：“是也。记相公总角时相戏，所许日后乃台辅之器，斯言可记得否？”于公曰：“不敢，恐老师过奖之言。”二石闻言忙下礼曰：“闻名久矣！今幸有缘，敢烦老师别鉴，指示前程。”兰如笑而答曰：“适间睹三位尊容，使山僧甚是惊异，所以言为何有三位将相叙于此店。二君日后公侯之相。此位相公，日后宰辅之相也。”古春仍叹曰：“当今非乱世，何乃出此将相？日后俱成救乱之人。”[70]
后来三者皆如古兰如所言，石亨、石彪皆在傅总兵麾下，因收妖贼有功，石亨升为镇抚之职，石彪授把总之职。
于谦不仅自己忠孝两全，而且还设法成全萧韶兄妹，使之忠孝两全。如萧韶父母客死他乡，无力还乡安葬，于谦知道后，即唤于康取银五两付与萧韶，以便他暂时安顿其父母灵柩于寺院或坟茔空地；又修书一封与许知县，并附一奇计于内，令萧韶同妹子前去。许知县见了，依计而行，与傅总兵行阳施阴夺之谋，用里应外合之策。他们果然成功，杀了唐赛儿，除此一方大害。萧韶兄妹自然也就如愿以偿。
至于功名富贵，当分开来看，功名是功名，富贵是富贵，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常人看来，求得了功名，富贵自然随后就有，所以在浑浊的乱世，不少读书人为获得富贵而去努力争取功名，而功名就成了升官发财的前提条件，前述《鸳鸯针》《儒林外史》等书中就有为数不少的博取功名富贵之徒，他们受到当时文士乃至当今学界的批判。其实，科举功名在古代是国家为知识分子建功立业搭建的一个平台，任何有志之士都可通过博取功名一展雄图，为修齐治平贡献力量。可惜到了一些特定的时代，这“科举功名”之路被一些读书人走偏了，变成了个人捞取好处、求得富贵的手段。而《于少保萃忠全传》中就写了两个对于科举功名持不同态度，但本质上都受到作者乃至读者充分肯定的正面人物，即于谦与他的挚友高得旸。于谦与高得旸两人一个仕，一个隐，虽有明显区别，但其本质基本相同。于谦热心功名、积极出仕，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不是为了捞取功名富贵，而是要通过科举功名这个平台一展平生之略，表现出他忠君爱国之情怀和清廉为政的社会责任。而高得旸的“隐”亦表现出他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因为他自己“频年多疾”，不能胜任国家重任，故此坚辞会试。说他们两人的相通，倒表现在高得旸坚辞会试与于谦拒收唐赛儿之功。可见，他们两人都有功成身退、不计名利的优良品德。
二、“公案小说”中的清官形象与文士们的社会担当
明清小说有大量的公案题材，所涉及的历代各级官吏为数不少，往往是昏官糊涂断案，造成天下冤案频发；而清官要为枉者白冤，用尽智慧，费尽精神，劳动筋骨，最终让案情还原本来面目，为冤者平反昭雪。如《警世通言》中的《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况太守断死孩儿》，《醒世恒言》中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文钱小隙造奇冤》《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喻世名言》中的《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初刻拍案惊奇》中的《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二刻拍案惊奇》中之《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明代安遇时短篇小说集《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清代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晚清《施公案》以及贪梦道人的《彭公案》，等等。这些公案类小说突出了一批清官形象，其中包公形象最为典型，且“包青天”之名几乎家喻户晓、有口皆碑。
清官形象在蒲松龄的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里也有不少，如《于中丞》中的于成龙、《新郑公》中的石宗玉、《太原狱》中的孙柳等，他们皆为社会推崇、百姓拥戴的好官吏。在盗贼横行、冤案频发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细致的观察分析，明断案情，白冤执贼，屡立奇功。像于成龙成功捕盗，看似有奇招，实则是善察、心细的结果而已。不过，其善察心细是缘于他强烈的责任心和爱民如子的情怀。下面就几部“公案小说”专书中的清官形象略作分析。
（一）包拯与小说中的包青天形象
包拯，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官至御史中丞，死后仁宗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包拯之名几乎成了清廉、正直的代名词；包拯的政绩、美名可谓名扬天下。这不仅与他为人正直清廉的客观实际有关，同时也与小说家、戏曲家的传播有关。司马光如此记载包拯的生平：“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为长吏，僚佐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理，亦幡然从之。刚而不愎，此人所难也。”[71]“向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72]这是从孝亲和个性上进行评价。刘敞说他“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73]，这是从识见秉性上予以评价。朱熹说他“复为京尹，令行禁止”“立朝刚严”[74]，这是从为政的执行力上予以肯定。曾巩说他“为人不苟合。未尝伪辞色以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亦皆绝之，人多惮其方严……仕至通显，奉己俭约如布衣时”[75]，这是从性格、品行、秉公执政的角度来评述的。张居正的评价似乎更为全面，其云：“若包拯者，真可谓执法之臣，故虽至今儿童妇女犹知称之，况当时乎！然其敦厚忠恕，又其立身行己之本，故虽执法而民不以为残也。人主得斯人而用之，则可以振纪纲，正风俗，其于治道非小补矣。”[76]
包拯在小说、戏曲乃至民间百姓中都被称为“青天大老爷”，后世类似包拯的官员都被文学家和百姓们沿袭“青天”之名予以歌颂，故又有“海青天”“施青天”“彭青天”之谓。有关包拯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少，上列公案类小说就以包拯形象居多。其中《龙图公案》一百则、《百家公案》一百回、《三侠五义》一百二十回等公案专书中，所有案件皆为包公明断。
其实，文学作品中的包公形象，虽说是有包拯的原型，但毕竟不是原型的全部，而是根据宋元以来的民间传说、野史笔记、杂剧话本虚构的，“青天大老爷”的魅力和影响，正反映了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和传播效应。而这种功能与效应，正如胡适所说：“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77]这正好说明了良善的社会风习在正统文人身上的延续和发扬光大，而文学作品通过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将其展现给读者。
《五鼠闹东京》第七回写到包拯上天庭求玉帝、赴雷音寺求世尊相助，以惩处祸国殃民的五鼠妖，但当世尊借给他的是个“金睛狮子”的时候，作者为成全包拯的救世之心和完美的人格魅力，通过值殿司曹之口，对包拯予以充分肯定，并让值殿司曹为之向玉帝求助。包拯在作者和值殿司曹的眼里，是个“上以救君，为国扶政；下以拯民，剪除灾祸”的“忠臣良将”和有担当的“文曲星”。而作为文曲星的包拯正代表着正统文士的救世爱国情怀，与代表社会力量的值殿司曹、天使等崇善抑恶的正气，以及代表上层建筑最高层的玉帝、世尊等为世泰民安任用贤良、除恶务尽的态度和决心形成一种良善社会风习，并且在后世传承和发扬光大。我们再来看一则有关包公断案的故事——《龙图公案》第二十五则《忠节隐匿》，官官相护、买官卖官是历朝皆有的现象，所以有“朝里无人莫做官”“家里无银莫做官”之说。“你若朝里无人，家里无银，凭你做得上好的官，也没有人与你辨得皂白。”[78]而《忠节隐匿》里讲的就是一个朝中无人、家里无银的好官——河南某县县丞潘宾，他“居官时一文不要，复又御边有功”，而他的上司“原应该奏过朝廷，加升他的官职才是，竟索他银千两才许他保奏”。[79]结果这样一个清正的官员，就因朝里无人、家中无银而被气死。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他遇到包拯这样善于断案的清官，包拯在潘宾死后为之白了冤。
儒家文化是正统的中国文化，讲究的“忠孝节义”乃人伦之常，并成为读书人尤其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高级知识分子必须遵守的政治法则和社会道德标准，而其中的“节”到了宋儒那里，其含义则更加注重妇女的“守节”。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一个守节的女子，不仅会受到全社会的称扬，而且还会受到朝廷乃至皇帝的旌表，因此民间有不少“节义坊”“贞节牌坊”等，这些都是对“节女”“节妇”“贞烈女子”的肯定和纪念。包公断案故事中，除了还潘宾的“忠”名以外，也还方氏“节妇”之美名。所谓“立忠立节，乃人生大行；表忠表节，尤朝廷大典”，说的就是“忠”和“节”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及影响，是程朱理学在社会、法律方面的体现。作为宋朝的清官和民间“青天大老爷”形象的包拯，在这则故事中不仅明断了“匿忠匿节”案件，而且给了这两位忠节之名并予以旌赏，还严惩了“匿忠匿节”的贪官污吏，使之受到刑法的制裁。
（二）海瑞与小说中的“海青天”形象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他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他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禁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海公案”是《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后简称《居官公案传》）、《海公大红袍全传》（后简称《大红袍》）以及《海公小红袍全传》（后简称《小红袍》）的合称。《居官公案传》共四卷，七十一回，除第十八回《许巡检女鸣冤》、第十九回《风掀轿顶》以及第五十六回《乌鸦鸣冤》三回目所写故事有鬼魂、阴风参与断案外，其他六十八回断案故事皆类似案牍实录；而《大红袍》共六十回，不分卷，除第一、第二回系话本小说外，从第三回至第六十回为连贯性的章回小说，回目皆为奇句标题；《小红袍》共四十二回，亦不分卷，系一完整系统的章回小说，但回目已从《大红袍》里的奇句变为偶句标题。我们来看看《居官公案传》中的几个特例。如《许巡检女鸣冤》等虽其文学性强于其他六十八回，但依然带有案牍实录的特质。而第十九回的《风掀轿顶》和第五十六回《乌鸦鸣冤》中的三个故事，算是文学性比较强的，开头叙述案情，类似上引包公断案情形，借用鬼神参与叙事，虽带有明显的虚拟性，给案情增添了许多神奇色彩，但同时也更加突出了海瑞断案的能力，暗中透露了他逻辑分析的合情合理性，所以“一县称其善于谳狱”。海瑞的明察秋毫、善于断案的故事不仅在民间流传，而且也得到《大红袍》编者李春芳的称扬和传播。原作者除了通过文学作品宣传之外，还在全书结局之际，为海瑞受到时人的某些不公允的评价或误会进行辩白，如说“海公秉丹心于方寸，而帝虽知公之贤之忠，而言不曾确听，计不曾确从，此亦公之时与命也！”[80]。李春芳在《居官公案传》的序言中写道：
海刚峰先生，直谏人也。……先生历事三朝，其直声，在朝廷；其实惠，在黎庶；其清风，在宇内；其公论，在人心。先生盖钟扶舆之淑气，而为熙朝之名臣矣乎！[81]
（三）施世纶与小说中的施青天形象
施世纶，字文贤，号浔江，汉军镶黄旗人，清朝大将施琅次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以荫生授江南泰州知州。他廉惠勤民，秉公执法，不畏权贵，素有“施青天”之美誉，被康熙皇帝称为“江南第一清官”。清代佚名编撰的公案小说《施公案》，就是流传很广的关于施世纶精于断案的故事。
《施公案》共五百二十八回，虽然各个案件有其独立性，但作为长篇章回小说，其中一个案件会牵出另一个乃至另几个案件，不读完若干回目，是难以了解到某一个案件的前因后果。作为长篇公案小说，它已经打破了此前公案小说的写法，完全摆脱了案牍的形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长篇章回体公案小说。
该书虽然脱离了案牍性质，更加鲜明地体现出其文学的虚构性特点，但小说中的主人公施世纶（贤臣）的艺术形象却更接近真实的人物。例如小说写他的聪明智慧，写他的忠于职守，写他的勤政为民，不同于以往写包拯、海瑞的神性和完人形象，而是把他放到一个具体的真实的颇具缺陷美的情节里去突出他。小说中有许多无头案件，要找到蛛丝马迹并如期破获，确实很难，而每遇到此类情况，施世纶总是叫苦不迭，总是“怎么办”“如何是好”地叫。当飞贼夜入书房行刺他时，他第一反应就是“心中胆怯”。当他用假印糊弄飞贼以脱险情时，“施公呆了半晌”，“吓了一身冷汗”。而在他扮作客商微服私访，要捉拿关升、阎三片等恶徒时，反被恶徒擒获吊打。小说写他被恶棍关升手下那老者请去见关升时，先是“心里惊疑”。“惊”，当然是害怕，作为知县的施世纶也害怕了，这是人情之常，因为他是人而不是神；而“疑”什么？接下来腹中的话就进行了说明，施世纶担心身份被暴露，“若前去，吉凶不保；不去，又可惜施某劳苦”，陷于两难境地。但毕竟施世纶是一县之主，不同于普通民众，所以他终归想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下决心跟随那老者去见关升一探究竟。
然而施世纶勤政为民的品德和过人的胆识是通过恶人之口间接描写出来的，如关升叫道：“施县主，我且问你，你此来必为你黎民。”“知道你未曾上任，扮云游老道，捉五虎，把此方的光棍，被你杀尽。又听为九黄、七珠，假扮乞丐说话，念经拿捉，也叫你拿到。这次难为你，好高想：扮作客人前来哄我。话要实说，只怕还有商量。我已经把你机谋看破，你不实说，也难放你回去了！”[82]可见，他上任前后的这三个举动，不仅为民除害，深得民心，而且也震慑了多处地方恶势力，并将他们逐一捉拿归案。即使像关升、阎三片这样貌似天下无敌的恶棍，也被他及其同道擒获，并依法处置。
可见，施世纶的一切所为，都是要“好与那些仇未报冤未伸的了案”，并非关升、三片之徒狭隘的想象。但恶徒所云“施公如此厉害”，却是说对了。施世纶的厉害不仅表现在他的智慧和胆识，而且还表现在他的全忠全义。关于施世纶的忠孝节义思想及行为表现，在小说第三十回《飞贼书房行刺 施公言明大义》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今不避冗长，引录于兹：
（那飞贼——引者加）一声大叫：“施不全有话快说！你好闭目受死！”贤臣一见，虽然心中胆怯，忠字在心中，全无显出惧色，满面含笑，叫声：“壮士，既容言明肺腑，施某将言语奉剖，细详大理。忠孝节义，人生世间，都须有点，不枉奔走风尘。我施某官居县宰，清廉自守，难趁百人之心。俗说为臣要忠，作子必孝，大丈夫不忠不孝，枉生世界。为官要与地方除害尽忠，岂能顾众？因此多人恨我。”贤臣又云：“人有善念，天必从之；心怀恶意，众祸相侵。不思己过，还怨恨别人。壮士明义，人不犯法，而律虽严，无罪之人，心也不惊。既要作孽，天地难容，施某若是留情，我即不忠。他们果系英雄好汉，你今害我，岂有偷生怕死，虽死何惧哉？壮士想想，那些猫鼠同眠，无能之辈，可惜好汉前来，与彼报仇。施某死后，今古标名，可惜壮士反落恶名。”施公言罢，故意哈哈大笑道：“壮士要杀，任从于你，我不全皱眉，算个什么人。”[83]
可见，“忠”不仅能壮胆，而且还能进一步做到视死如归，以至于施世纶在歹徒的杀戮面前原本“心里胆怯”，就因心中横着一个“忠”字，于是立即惧色全无，并在歹徒面前明确表示：要杀要剐任从于贼，决不皱眉。而施世纶的一番呈词，可谓肺腑之言，不仅表现出他的浩然正气，同时也震慑了歹徒，使之进退两难之下似乎有所感悟。当那飞贼紧逼他交印时，他先是一阵冷笑，然后斩钉截铁地回道：“壮士不用留情，一刀把我杀死，倒也爽快。想施某为官失印，也是一死，请壮士想想。”后他急中生智，用假印哄脱飞贼，得以远祸全身，并保全了忠义之志。这就是作者以及广大读者、民众心目中钦佩景仰的清官、“青天”形象。
（四）彭鹏与小说中的彭青天形象
彭鹏，字奋斯，又字古愚，号九峰，莆田小横塘（今黄石镇七境钱塘村）人，顺治十七年（1660年）中举。他官至广东巡抚，历宦海风波，几度沉浮，不畏权贵、惩治豪强；敢言直谏，曾疏劾顺天府乡试舞弊，直至主考官革职，受到康熙帝三百两银子的奖赏。他多次弹劾贪官，积弊为之一清，终因积劳成疾，于1704年卒于任所。
彭鹏自幼勤学，早现才华；是非分明，铁骨铮铮。青年时期他曾以锥刺破牙龈佯装吐血来拒绝叛贼的起用，表现出忠君爱国之情怀。他出仕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到之处，整饬吏治、改革陋规；轻徭薄赋，省刑减税；设置义学，振兴地方教育，表现出利世济民之心。他秉公执法，平反冤狱，在广东巡抚任上，曾开释无辜受诬者三百余人，备受当地民众的拥戴。由于为官清廉而史称“彭青天”，而《彭公案》就是以彭鹏为原型塑造的小说作品，书中辑录了他断案的一些故事。该书基本上是以其为官清廉、为人耿直、不畏权贵、敢言直谏的秉性和品格以及所断大大小小的历史案牍为蓝本，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青天大老爷”，深受人们的爱戴。如他出知三河县、升任绍兴知府、擢为河南巡抚、授兵部尚书查办不同案情，在李七侯、黄三太、杨香武、欧阳德等一班侠客的协助下，惩恶锄奸、除暴安良。虽曾因得罪权贵，被排斥出京，外放江南河工，但彭鹏并未颓丧不振，其直声仍广为传颂。康熙帝为了表彰他，升他为顺天府府尹。上任不久，彭鹏就发现顺天府乡试的时候，主考官和副考官串通豪强作弊，他立即上书奏报。主考官和副主考官因各有靠山，反以“诬告”罪加其身。彭鹏则以头颅悬之国门为誓，再次上书，幸运的是遇上了圣明的康熙皇帝，后者力排众议，下旨罢免了主考、副主考以及相关人员，彭鹏由此得以顺行其政，“青天大老爷”的声名更加传颂久远。民国初艺人尤少台据清代贪梦道人的同名小说《彭公案》改编剧本进行演出，进一步扩大了小说与其中清官形象的影响。
三、文武兼备者与“说唐”“说岳”中的人物形象
中国历史上的“士”，不光指文士，还应包括武士在内。武举考试始于唐代武则天朝，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但对考生相貌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虽重文轻武，文治为国家方略，但亦有武举，因此宋代在武举策问考试中外加孙吴兵法。到了明朝则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的武考规则，如果笔试不及格，则不能参考武试。清代武举一仍明代之旧，因此在明清小说中有不少具有文韬武略的“死士”形象。如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呼家将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的四大英雄家族，他们在中国民间文学领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明清小说都突出他们建功立业的志向和忠君爱国的情怀。他们个个身怀绝技，武艺高强，皆为忠孝两全的英雄。现以薛家将的故事为例，如有关薛仁贵的故事就有明人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林瀚根据罗贯中原著改编的《隋唐两朝志传》，清代无名氏的《说唐后传》《说唐三传》《混唐后传》以及如莲居士的《武则天改唐演义》等。这些作品大多把薛仁贵封帅荣耀门庭之前历经磨难、屡立战功、终遭奸人陷害的悲苦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这反映出在八股取士的重压下，文人雅士在进入官场途中屡次受挫、怀才不遇的现实。而作为文士的薛仁贵，新旧《唐书》皆著录他的“《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可见，薛仁贵是文武兼备的英雄人物。
以岳飞为主要人物形象的小说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武穆精忠传》《岳家将》《说岳全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钱彩、金丰的《说岳全传》。作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岳飞是宋代一名政治家、军事家，抗金名将，同时他的诗词也写得好。他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是一首充满英雄豪气、脍炙人口的名篇。《说岳全传》是根据正史以及前代小说扩写而成。小说中的岳飞自幼在母亲的严教下长大，少年时就显露出文武兼善的才艺，后来作为抗金将领，在朱仙镇大破金兵“连环马”“铁浮陀”，最后大破金龙绞尾阵，金兵溃不成军。岳飞正准备直捣黄龙府之时，却被十二道金牌立即召回，后竟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屈杀于风波亭。小说通过这一系列情节的描写，使得岳飞英勇善战、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凸显在读者面前，感人至深。
此外，诸如《警世通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喻世名言》中的《羊角哀舍命全交》中的左伯桃、羊角哀，《吴保安弃家赎友》中的吴保安和郭仲翔，《醒世恒言》之《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的知县石璧、高原，《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之许武、许晏、许普三兄弟，皆为守“信”讲“义”的楷模，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中诚信友善、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和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而《老门生三世报恩》（《警世通言》）中的鲜于同，他三番知遇，却三世报恩，这在明代社会风气恶变的环境下实属难得。
四、《鸳鸯针》《儒林外史》中的正统儒士形象
真正集中写文士生活情状的作品首推《儒林外史》，然书中的大量笔墨是在刻画描摹八股士子的种种丑态，只有少数几个正面人物是作为作者的社会理想出现在小说中，其中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萧云仙等人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士和儒官。作品通过这些真儒的言行、思想，表明了吴敬梓所崇尚的传统儒家的道德规范和文化精神。书中第一位真儒是虞育徳，他襟怀淡泊，宽厚待人，注重儒家的礼义廉耻，且育人有方，曾以合适的方式感化了一个有舞弊动机的考生，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迟衡山作为儒士，以教书为生，并把儒家的礼、乐、兵、农作为社会理想而付诸实践。小说不避冗赘，大段铺叙他牵头修建祭祀泰伯祠，其目的是“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而作者想“以礼化俗”“以德化人”的思想，在祭泰伯祠的具体细节描写中得到充分体现。庄绍光“闭户著书，不妄交一人”，不肯屈节俯就于权臣门下讨生活、伺机会，体现了传统儒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为士为人原则。
能称得上真儒的还有萧云仙，他一介儒官，对儒家“出处”两字践行得极好。他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且有忠肝义胆、大勇大孝以及救困扶危的侠义心肠。在郭孝子一番话的激励和父亲的鞭策督导下，他毅然出来为朝廷做事，且立下巨大功绩，充分展示了他的济世之才和报国的热情。如松潘卫边告急，他别亲从戎，一举收复清枫城；又修筑城墙，戍守边关，招纳流民，开垦荒地，亲自指点百姓开沟渠，修水利，种柳树，将兵灾之后的青枫城治理得像江南一样好。成功之日，他又到各处犒劳百姓，还修筑先农坛，率领百姓祭拜。边地既已安定富足，萧云仙又欲使民知书识礼，广开学堂，把百姓家的孩子养在学堂里，亲自请沈先生教人读书识字，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也。萧云仙在青枫边城建立了莫大功劳，用见证者沈琼枝的父亲的话来说“便是当今的班定远！”。
由此可见，《儒林外史》里这有限的几位真儒，确实达到了儒家理想的境界，即达到“性情的真、行为的善和道德的美三者的统一”[84]。另外如杜少卿、沈琼枝，他们虽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儒者，但却是作者理想的正面典型，是八股科举制度的叛逆者，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如吴敬梓曾经也向慕官场，也参加过几次科考，是屡试屡败后才放弃考试的。然而吴敬梓对科考的放弃，不是一般性的灰心失望后的放弃，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并深刻认识到八股科举考试的弊端和败坏人才的罪恶后的放弃。他也不是简单地放弃，而是转向极端的厌恶和反感。他这种反感的理由借小说中的王冕之口说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85]
杜少卿是作者花费笔墨较多且精心刻画的正面典型。他出生于声势煊赫的科举世家，祖父曾中状元，做了几十年大官，门生故旧遍天下；父亲是个进士，做过江西赣州知府。但他却鄙弃举业，视功名富贵如粪土。当藏蓼斋在他面前大谈举业时，他大骂：“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当安徽巡抚举荐他去京城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时，他竟装病拒绝，从此“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因乐善好施而耗尽家产，被迫客居南京，被高老先生骂为“杜家第一败类”，并以此告诫子孙“不可学天长杜仪”。[86]
而作者吴敬梓也是个官宦世家子弟，有“家声科第从来美”“一时名公巨卿皆出其门”的显赫。他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至赣榆任所，其父为官清廉、正直，鞠躬尽瘁，为赣榆做出很多贡献，但因不善于巴结上司，终遭到罢官回乡的不公待遇，目睹这一切后，吴敬梓对官场的腐败有了切身的体会，因而厌恶官场，反感八股科举，当穷到“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时，仍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其父曾留下了两万多两银钱的巨额遗产，可是他因“素不习治生”“生性豁达，急朋友之急”，被族人视为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为倡捐修复泰伯祠，甚至卖掉了最后的一点财产——全椒老屋。可见杜少卿的形象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来塑造的。
与前述《鸳鸯针》里的假名士相反，徐鹏子倒是个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虽然莫推官压制他，不许他开口，革了他的前程，把他发在重监里，勒他偿春樱的命，却革不退他腹中本领。徐鹏子终归得到卢翰林及其公子对他的赏识，因而东山再起，功名成就，官至刑部主事。徐鹏子不仅学问精深，而且为人品行端庄，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儒士。他既有济世之才，又有柳下惠之风，为人端方四正，颇受人恭敬。
进士出身、曾为名士文社翼社的发起人宋连玉，在小说中是个正面形象，小说写道：“山东东昌府平原县秀才宋珏，字连玉，系世家华胄，只知闭门读书，从不到官场去觅缝钻营，且为人谦和，毫不夸张。”[87]他参加科考，曾考第一，联捷进士后，见天下将乱，竟不想做官，挂冠回乡，是个真正的名士。
但必须指出的是，就书中的正面形象而言，他们也有许多让人不可思议之处，比如宋连玉不做调查不加思辨就将卜亨收入名士翼社；收取庸才卜亨二十两银子的安家费后，虽说是出于感恩但也没有底线，竟代卜亨作文应考，以致卜亨获得国子监一等一名的“殊荣”；自己的文章被卜亨集刻成署名卜亨的《南雍试草》并被到处派送，以致社会名流误以为卜亨是真正的名士，宋连玉知道后也就听之任之。这一切看似忠义实则不义的行为，也助长了科场的歪风。
再如徐鹏子对于科场弊窦的认识也是肤浅的，他议论丁全的那些话充分说明这一点。如鹏子道：“谋为举人，急些也罢，若进士就迟一科也得，何必恁急急倾一家补一家的。萧掌科被他弄得家散人亡，我却比他还便宜，两个人功名场中生出如此缺陷来，也是一场笑话。”[88]作为刑部主事的他，对待罪犯无原则的宽恕，几乎违背法纪法规和广大民众的意愿，让人不可思议。如丁全所犯罪行，原本不可宽恕，即使自己不记旧恨，但对于萧掌科所告丁全罪状以及李麻子所犯侵盗漕粮之罪他就不应宽恕。然而他竟将李麻子重罪轻责，当获悉李麻子家无偿还漕粮之款项的能力时，还替他做说客，要他随行运官、旗甲以还钱赎罪。丁全的案子他竟故意拖到朝廷大赦之机，将其罪责全免。这不仅让当时的人们难以接受，就是如今的读者也难以理解。但若细读全文、慢慢品味，也不难发现作者的用意，即以佛家“普度众生”的思想来改变如此不良的风习。
这具体表现为：丁全是自己的仇家，其犯罪竟落到自己手里处置是一种报应；而李麻子是妻子王夫人的仇家，当然也就是自己的仇家，其犯罪亦落到自己手里处置，亦为一种因果报应。佛海慈航普度众生（当然包括自己的仇家敌国）的佛家情怀使徐鹏子有意宽恕这两名罪犯，这就是徐鹏子所强调的“天眼浅，人眼到要深些”“冤冤相报几时休”[89]的道理。这其实是作者的思想，只不过他借助小说中人物之口说出来而已。作者为了进一步说明佛家因果报应、好人好报、众生可度、以德报怨的道理，便安排了徐鹏子宽恕这两名罪犯，而这两名罪犯确被感化以及徐鹏子自己也得到了福报的情节。
有关徐鹏子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为何这样处理小说的最终结局，读书至此，让读者油然产生“原来如此”的感觉。而徐鹏子“一味以德报怨，全不记怀冤仇二字”，“却还是本来面目上，原带了菩提种子”，已然证实徐鹏子亦即作者的佛家情怀。[90]然而，作者还深恐读者不在意他对于佛家思想的说教，最后还用小说主人公徐鹏子的福报做最后交代，以强调佛家行善积德、宽大为怀定有好报的定论。
而《儒林外史》中的真名士杜少卿和正宗儒士虞育德，与前述众多正统文士相比，也缺乏为民请命的担当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情怀。如杜少卿淡泊功名利禄，追求思想行为的自由，重视人的个性发挥，但却没有对社会产生更多的正能量，相反让普通大众觉得他是个“呆子”。再如虞育德，他在监考时发现考生有舞弊动机，就提早暗示该考生以避免出乖露丑的情况，当那个考生前来向他道谢时，他却矢口否认有那回事，他讲究的是读书人当固守儒家倡导的廉耻之心，然而这也未能改变当时广大的读书人尤其是官场文士的无耻糜烂风气；他追求的是个人的心性修养，甚至认为“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团栾着，强如做个穷翰林”[91]，这似乎与儒家的责任、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等抱负、理想无涉。但若从作者以及书中的正统儒者、正面文人形象所生活的具体时代和社会环境来看，读书人没有机会也无兼善天下的平台，就只有独善其身，这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其所为正体现了孟子所说的“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92]的儒家思想，我们就不要去苛求古人了。
由此可见，从《鸳鸯针》到《儒林外史》，书中的正面形象虽然并不十分完美，但他们都有深厚的人文思想和文化内涵在支撑着，而这种人文思想和文化内涵就是佛家对人类乃至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儒家对于知识分子在穷、达不同环境中的态度和行为规范。
五、小结
综上所述，明清小说中所描写到的正面文人形象，包括正统的科场文士以及淡泊功名举业的名实相副的名士，所涉及的朝代并不限于明清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像俞伯牙、钟子期、左伯桃、羊角哀等系春秋战国时人，而吴保安、郭仲翔、薛仁贵等系唐朝人，而包青天、岳飞等系宋朝人，而海青天、于谦、高得旸等系明代人，而施青天、彭青天系清代人，还有《鸳鸯针》的作者系明末清初人，其作品中的人物自然是明代人，而《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虽然是清代人，但其作品中的故事发生于明代，而事实上也暗示了清代的背景。尽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系历史题材中的人物，但反映的思想格调、胸襟情怀显然烙上该小说的作者及其所生活的社会时代的特点，以及社会风尚习俗的印记。
上文所提及的不同朝代的文人学士、清官廉吏以及具有文韬武略的军事将领等，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些共同特点：从秉性上说，他们都不畏权势，敢言直谏；节义并举，忠孝两全。从品德、才能、实绩上说，他们都有文韬武略，德才兼备；执法严明，政绩突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处事态度风格上说，他们都为人宽厚，为事勤谨，为政清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特点虽然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人物身上各有侧重，但自先秦直达晚清的所有正面人物身上，这些特点皆不同程度地沿袭下来，并已形成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就像接替赛中的接替棒，但这种接替棒的传递不是有目的的传递，而是一种习惯性的自然传递，我们把它称为社会风习，是一种正能量的良善的社会风习。因此，即使像《儒林外史》以及晚清谴责小说里所写到的那样腐败堕落、污浊不堪的社会环境里，也总有几个闪光的人物在，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工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一种习惯传承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继而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习。
由此可见，习惯这东西，无论是人的还是社会的，都显示出其鲜明的惯性特点和极为重要的社会特征。单个人的习惯，显示出来的是个人的品性和行为特征，我们常称之为习惯；而社会的习惯，显示出来的就是社会风气和风尚习俗，我们则称之为社会风习。由于习惯或风习是有好坏之分的，因此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小说作家就理所当然地要将其善恶优劣通过文学形象展现出来，让广大读者能明辨是非并择善而从。这就是小说家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小说作品所起到的社会作用。本书在上文列举的一些明清小说中的正面文学形象所传递下来并发扬光大的正能量，不仅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习感染着读者，同时也通过其形象意义的体现而提升了小说自身的文学价值。
第三节 形成绝然不同的社会风习及其并存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
上述两种绝然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及其行为表征形成两种绝然不同社会风习的现象，散见于各历史时期，但以明清两朝为盛。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其根本原因不外乎民族精神的延续性和时代精神的凸显性并存，且不同程度地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即使是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也同样存在着良性与劣性并存互动的现象，以及良性与劣性此消彼长的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才会有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才会出现类型化、脸谱化特征并存的现象。这就是两类绝然不同的社会风习及其并存现象的逻辑所在。其实，小说中的具体情节、细节比本书概括的要复杂得多，需要我们进一步做深入细致的探讨。
一、民族精神的延续性与时代精神的凸显性并存、互动及消长
明清小说无论是何种题材、类型，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交织互动、彼此消长现象，而这种交织、互动与消长无一不是依托人物形象体现出来的，而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点，我们常常称为民族特征。民族特征是指一个民族历数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一种依附于人物形象的心理行为习惯、习气、风格、风尚、风貌综合与凝炼的产物，诸如小说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的儒家传统，侠肝义胆、古道柔肠、超然洒脱、物我两忘的道家情怀，以及包容宽厚、大爱无边的佛家境界。而时代精神是指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道德风尚影响下，人们思想行为趣尚与传统道德相抗衡的突出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始终并存，但其并存不是平衡、和谐地共存，而是存在着相互较量和彼此消长的情形。这具体表现为时而民族精神占上风，时而时代精神占上风，但最终结果，总是正面大于负面，正义战胜邪恶，体现出中华民族喜乐厌悲的欣赏习惯。
现以明清话本小说为例。如《喻世名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把商人生活作为小说的重要内容进行描写，这是明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地位明显提高的结果，当然也是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就小说主人公蒋兴哥对于其出轨之妻王三巧前后不同的态度来看，传统的贞节观与此期反传统的贞节观又交织着，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抗衡与妥协，最终是时代精神占上风，蒋兴哥与失贞的王三巧重归于好、再度团圆。类似此处贞节观的矛盾还有《醉醒石》中的《假淑女忆夫失节 兽同袍冒姓诓妻》，故事中的钱岩是一穷书生，有幸娶了富裕人家的女儿冯淑娘为妻，新婚才几天，其妻竟被朋友诓骗诱拐至他处。淑娘虽然通过官府回来，而书生钱岩已不能再接受失贞失节的妻子了，宁愿送还给她所钟情的人。这一方面体现了钱岩的通达，重视男女之间的真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钱岩骨子里存在着对妻子失节的极度反感和厌恶，这是传统贞节观占上风的影响所致。就冯淑娘来说，她对一个未曾下聘且未曾一面的“未婚夫”汤小春竟如此钟情，在新婚时竟敢背夫失节与假冒的汤小春私奔，体现了她坚守宋明理学倡导的“从一而终”的腐朽思想，以及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影响下的反传统思想与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及抗衡、较量。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喻世名言》卷二）“入话”写金孝在其母亲训导下拾金不昧、终获好报的故事，所体现和弘扬的是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而诬赖金孝藏匿了一半钱的那个丢失钱包的客人，以及“正话”中的流氓无赖梁尚斌，最终落得损财失妻、丢人现眼、遭人耻笑的下场。这里正反两方面的人物形象，同样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抗衡及消长，最终都是传统战胜现代，正义战胜邪恶，弘扬的是优良的传统道德和民族精神。但无论如何，不管是民族精神占上风还是时代精神占上风，最终总是优胜劣汰、正义战胜邪恶，这成为不易之定律。即使像以暴露、批判为主的《儒林外史》，书中的正面人物为数不多，在与邪恶势力较量、抗衡的过程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作为黑暗夜幕中的一束亮光，那不多的几个正面人物形象依然体现了这个不易之定律。
二、民族精神之良性与劣性并存、互动及消长
所谓精神，是指天地万物之精气；而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精气。因此，就自然界来说，没有精气就不能支撑天地和养育万物；就民族来讲，没有精气，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民族。事实上，精气、精神更多地体现为民族性格的凝聚体。正因为民族精神是由民族性格凝聚而成，而性格中就有扬弃的部分，所以民族精神中自然也就有扬弃的部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民族精神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支柱，而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又对民族精神起到了传播和弘扬的作用。
然而人们常常所说到的民族精神，似乎都是优点而没有涉及其缺点或不足的方面。但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也都是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性格表现出来。作品中人物性格的优点有乐善好施，知恩图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从善如流；谦恭礼让，虚怀若谷；勤劳俭朴，诚实守信；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而缺点有贪残凶暴，恩将仇报；背信弃义，损人利己；骄奢淫逸，寡廉鲜耻；嫉贤妒能，不择手段；等等。其中最致命的劣根性特点是嫉妒。因为现实生活中人性的“诸恶”皆源于“妒”，往往是由妒而生恨，再由恨而结仇，再由仇恨而生报复之心，再由报复之心而生杀生之念。而文学作品则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这些优缺点。
明清小说中，民族精神的良性与劣性的互动及消长，更多的是通过忠奸的抗衡与较量，清官与贪官的抗衡和较量，正义与邪恶的抗衡和较量体现出来。诸如前述的“说唐”“说岳”“说呼”“说薛”“说杨”和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以及“三言”、“二拍”、《醉醒石》和李渔系列白话短篇小说中大量公案题材的小说，均或多或少地描写了忠臣与奸臣、清官与贪官、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情况以及最终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趋势。
就历史上真实人物而言，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担任教喻，为官清廉、正直，为赣榆县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如到任之初，他见到教舍凋零倒塌之状，先捐出自己一年的俸钱四十两，随后又变卖祖田三千亩及祖传当铺、布庄、银楼等，筹银近万两，修建文庙、尊经阁，新建敬一亭。而吴敬梓幼年随父在任上，目睹了父亲的功绩，并深受其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他《儒林外史》的人物塑造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儒林外史》中的萧云仙及其父亲的形象就有吴敬梓及其父亲的影子。萧云仙开罪同僚后，在被追赔银七千五百多两的情况下回乡见父，他长跪不起：“儿子不能挣得一丝半粟孝敬父亲，倒要破费了父亲的产业，实在不可自比于人，心里愧恨之极！”而卧病在床的萧老先生一番话可为天下父亲表率：“这是朝廷功令，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何必气恼？我的产业，攒凑拢来，大约还有七千金，你一总呈出归公便了。”[93]
还有一种突出现象即“贤母教子”，亦可为天下母亲之表率，并由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发展为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继而凝炼成一种民族精神被历代传扬。如在儿子背上刺“精忠报国”的岳母、三迁住址的孟母、责子退还多领俸禄及车脚钱的李畬母以及《喻世名言》中教儿拾金不昧、送还失主钱袋的金孝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即使八股士子中人，也未必完全彻底丧失传统道德，其中偶尔闪现出的正义感，亦为民族精神战胜现实生活中恶习的充分体现。请看《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中的一个情节：
这周学道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心里想道：“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过来，填了第二十名。[94]
三、时代精神之良性与劣性并存、互动及消长
明清时期的社会是复杂的，时代特征也是鲜明的，而时代精神又是通过时代特征体现出来的。明清时期的社会时代特征，概而言之不外乎这么几个方面：一是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日益严酷；二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影响下，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反传统的异端思想；三是科举制度由唐宋时期的考诗赋变为此期的考“八股文”。这些社会时代特征亦如前述的民族特征一样，也存在着良性与劣性并存、互动及消长的情况，再通过文学作品的渲染、传播及凝炼，而逐渐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譬如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对人性、人欲的约束超过极限时，就必然走向反动，也就必然引起人们的异常反感和无情揭批；当人性、人欲的满足程度超过极限，家庭及社会道德问题也就自然会随之产生。这些在特定社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矛盾便一直以抗衡、较量并转化的规律运动着，其趋势也基本上表现为由落后到进步、劣性转良性，再由新的落后到新的进步、新的劣性转向新的良性发展，充分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运动的规律。对于这些社会问题，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文学家都在进行理性思考，只不过文学家是通过文学形象来反映他们的理性思考。
明清小说中比较集中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极为丰富，长篇章回体小说自不必说，仅就话本小说而言，其典型的就有“三言”“二拍”与《醉醒石》《无声戏》《十二楼》等。小说中的各类文学形象皆充满了上述诸多矛盾，作者在对那些矛盾进行客观描述的同时又千方百计进行调和，以达到他们折中的社会理想。
就明清话本小说中所产生的各类家庭问题或社会道德问题来看，其根源可以概括为一个字——“贪”，所有问题的产生都与“贪”字有关。从人性角度讲，人的贪欲主要表现为贪财、贪色、贪权。而实际上“弄权”只不过是利欲、色欲达成的条件或手段。《醉醒石》第十一回《惟内惟货两存私 削禄削年双结证》的“入话”对贪利的情形进行了极精辟的概括：“人最打不破是贪利。一贪利，便只顾自己手底肥，囊中饱。便不顾体面，不顾亲知，不顾羞耻，因而不顾王法，不顾天理。在仕宦为尤甚。”[95]当时的事实诚如所言。为什么说“贪利”在仕宦是尤甚呢？因为“到了仕宦，打骂得人，驱使得人，势做得开，露了一点贪心，便有一干来承迎勾诱，不可底止。借名巧剥，加耗增征”，可以明里鞭敲，暗中染指，“节礼，生辰礼，犀杯金爵、彩轴锦屏、古画古瓶、名帖名玩，他岂甘心馈遗，毕竟名送暗取”。[96]在中国古代，自唐以至明清，要想仕宦，必须通过科举考试。但明清的风气变了，考不取功名也没有关系，只要有钱，举人、进士也可以买到，即如《醉醒石》第七回《失燕翼作法于贪 堕箕裘不肖惟后》，作者借吕主事之口揭露时弊道：“读甚么书，读甚么书！只要有银子，凭着我的银子，三百两就买个秀才，四百是个监生，三千是个举人，一万是个进士。”[97]一旦获得举人、进士的名分，就会有许多人来奉承：“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98]由此可见，有钱可以买功名，有功名就可以得官，有了官衔就自然来钱，当然也可以直接买官，这在明清时期似乎是个公开的交易，怪不得明清科举中人多半不仅无行，而且也无文，像《儒林外史》中的举人进士竟空疏到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
至于贪色，明清话本小说中也有大量描写。那些有权有势之徒恃财傲物，仗势欺人，强逼民女，以致戕害了多少人命，当然也由此产生了众多“节烈”妇人。《醉醒石》第九回《逞小忿毒谋双命 思淫占祸起一时》和第四回《秉松筠烈女流芳 图丽质痴儿受祸》“正话”，系此类的典型篇章。如第四回“正话”，一方面讲述富户徐翁仗着家里有钱，仗着与官府衙门的厚交，欲娶浙中程家女儿程菊英做儿媳，说媒不成，便设处栽赃陷害告官，以致弄出人命。另一方面讲述程家父子不畏强暴，程菊英以身殉节，恶人徐翁及其痴儿也受到应有的惩治。对此现象，《醉醒石》第六回《高才生傲世失原形 义气友念孤分半俸》“入话”亦作了精辟概括：“大凡人不可恃。有所恃，必败于所恃。善泅者溺，善骑者堕，理所必然。是以恃势者死于势，恃力者死于力，恃谋者死于谋，恃诈者死于诈，恃才者死于才，恃智者死于智。”[99]而徐翁及其痴儿就是栽在恃富恃势上。
然而，对于烈女、守节的现象，东鲁古狂生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作者在“正话”里极力宣扬程菊英守有夫之节的同时，在“入话”里又揭露一个女子夫死不肯改嫁的真相：“一女子夫死不嫁，常图亡夫之像，置之枕旁，日夕观玩。便有人看破，道此非恋夫，恋其容貌，有容貌出他上的，毕竟移得他的心。”[100]而这个真相在前述钱秀才的妻子冯淑娘那里亦能得到印证。
由此可见，明清话本小说中的带有时代特征的家庭矛盾以及社会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情况，实际上皆源于人性与政治思想、文化传统、社会道德、世态人心之间的多重矛盾及其调和。
综上所述，明清小说中的文士群像，反映了两种绝然不同的社会风习，而那绝然不同的社会风习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群像的传播，进一步凝炼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无论是民族精神还是时代精神，均有好坏优劣之别。正面人物形象体现更多的是优良的文化传统，传播的是正能量的社会内容；而相反，反面人物形象体现更多的是劣根性的文化特征，传播的是负能量的社会内容。由于社会的复杂、文化的多元，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因而也是丰富多彩的，体现出文学形象的个性化特征；但文学反映生活，毕竟要受到官方和时代主流意识的影响，人物形象性格正反两个方面的共性特征成组或批量地再现出来，体现出文学形象的类型化特征。明清小说，无论是长篇章回体还是短篇话本体，也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多元文化和主流文化，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正面与负面，优与劣的并存、互动的客观实际，而最终呈现出的总是正面大于负面、正义战胜邪恶的社会规律，给人以振奋和鼓舞。
（作者：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