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出东北记

我在离开东北的那一天，被雷劈过。

这不是玩笑，当时送我到火车站的同学们可以为证。如果长春火车站的站务簿足够详细，也能找到相关记录。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具体是哪一天了。是2006年的6月底没错，是6月28日，29日，还是30日？我只记得那天的天气，有一种重工业的阴郁，沉沉的滚雷，墨染的天空，天边枯梅般的闪电。从住了七年的吉林大学前卫南区出发，经人民大街到长春火车站，一路无话。事到临头，反而心乱如麻。出租车司机放的音乐是《酒干倘卖无》，“陪我多少年风和雨”，讲的是负义之人幡然醒悟。是不是太巧，但是，这也是真的。

雷劈下来的那一刻，在我进站之后。过安检登电梯，找到候车室，在黑压压的队伍后面喘一口气，想着和身边的两位同学就此挥别。那一刻大厅里嗡嗡转动的电风扇忽然定住了，所有的灯骤然熄灭，像同时被子弹击中。在极短的沉寂中，一声响雷像在地面上炸开。后来知道，那道闪电如投枪一般，精准地落在火车站的屋顶。

这个意外于是成了同学们口中的笑话。我本来以为临走的这一刻，是站台上烟尘滚动，扬帆般的手臂，在汽笛响起的那一刻骤然翻起。真正的离开原来是狼狈的，是闷热的候车室和视线模糊的镜片。我隐隐期待着一场清风，在这场暴风雨之前到来，像温和地撕开一张宣纸一样，让我和这个场景裂开——我反复地预习着毕业的离愁，但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其实我在期待。

生于1980年代的东北，注定在1990年代目睹父母一代的下岗，注定在新世纪选择离开。迄今为止，这是一场几百万人的出东北记。闪电劈中了火车站，闪电也劈开了红海。

但是在1980年代，谁会预见到雷霆呢？当你住在工厂分的房子里，在院门口每天看着厂长推着自行车从门前经过。我小时候住的房子和别墅一样有院子，和别墅的后院一样，我们也养着动物——养了一只鹅。我一直不理解，现在的网络上，鹅被网友们说成是战斗力最为强悍的动物。大城市的孩子们遇到的最强悍的动物就是鹅么？如果你和一只东北大鹅一起长大，你会发现鹅一点都不可怕。你蹲下，招手，它就会拍着翅膀跑到你怀里，把脖子搭在你的肩上。很多年后，我在法国小镇依瓦尔的湖边，见到了一只有一人多高的黑天鹅。周围的游客不敢靠近，四散着拍照。只有我站在这只黑天鹅面前，近得它可以将脖子搭在我的肩上。风从湖面上吹过来，我们彼此沉默。

我不知道这只黑天鹅的叫声是否嘹亮，是否能够划过日内瓦湖的水面。我只知道我们家的大鹅，它的声音可以很轻松地传到工厂。这不是因为它是一只特立独行的鹅，只是因为两个地方不远；更是因为它饿了，它那饥饿的叫声带着工人阶级的气质，有着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工厂的上空，我爸妈工作的仪器仪表厂的上空，经常这样鸡鸣狗吠，却让人心里踏实。我已经快想不起那个工厂了，我的印象里只是一堆记忆碎片：茶色镜片，军大衣，墙面上刷到半人高的绿色油漆，塞到手里的健力宝与荔枝饮料，这是我爸的办公室；还有我妈的车间，车床轰隆的震动，机油和金属线圈的味道，广播里传来田连元的《杨家将》——据说我是这个厂子里最小的“讲故事的人”。在我的女儿一遍遍地读Wonders教材的年龄，我可以绘声绘色地讲出《血战金沙滩》。

我曾经以为时间像童年一样缓慢，就像我们曾经以为平原是安稳的，那广袤无垠、阳光明灭的黑土地，混杂着田园与社会主义工业的气息。多少个夏天的傍晚，我坐在邮局门口的冰糕摊，冰淇淋球泡在雪碧里（当地的流行吃法），在身后的报亭买一份《球报》。夏天的阳光多么漫长，似乎谁也难以预见：在未来的某一刻，漫天的鹅毛大雪，会缓缓地落在平原上，像舞台落下沉重的帷幕。

我不会接下来讲下岗的故事，双雪涛、班宇、郑执这些作家，他们已经讲出这个故事了。我只记得新世纪之交的某个元旦，空气寒冽的清晨，我自告奋勇去菜市场买菜。在没有导航的二十年前，踏碎雪、穿近路，我走进了铁西一座废弃的大厂。那锈迹斑斑的厂门，从大门蔓延到路上的齐腰高的野草，空洞地像坟墓的车间，安静地仿佛可以听见多年前的扳手猝然落地。这条路，从头到尾，我没有遇到一个人，他们埋在荒草里。我后来读到双雪涛的《跷跷板》，双雪涛当年可能也走过这条路。

没有被埋住的人，只能离开。闪电击中火车站，但没有击中铁轨。火车发动的那一刻，时间变得好快。下一站，北京；再下一站，上海。突然间成为评论家了，但我越来越不清楚“艺术”和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关系；突然间成为大学教授了，但认真读的书却越来越少了。还有，我的语言都在改变。比如“二楼”，我会比较注意地说成“两楼”；能用“再会”我就避免说“再见”。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不知道。

感谢过往的旅程。就像到北京后的第一个秋天，站在人民大学图书馆的门前，站在门前那棵槐树的阴影里，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有多少个机构来找我讲课，像北京吉利大学每天开出课酬八百块。我第一次知道有钱真好，我有了很多张会员卡，可以像看电影一样去人艺；我打车去健身房跑步，跑完步去吃牛排；我在日本大使馆听大江健三郎的演讲，我不知道这种演讲还会配发同声传译的耳机，也就这么面带微笑地听完；我在北大的大讲堂看《三峡好人》的首映，挤在最前面和贾樟柯握手，“向您致敬”——这浮华的一切。感谢人民大学，也要感谢从人大西门到北京吉利大学的这五十公里。后来听说吉利大学的校区划给北大了，我一时恍惚，不知道自己算吉大校友，还是北大校友。我可能算北大的编外校友，我经常去北大蹭课。我还在戴锦华老师的课堂上，遇到了后来的妻子，她同样在北大蹭课。再说一次吧，谢谢北京。

上海，从来不教你个人奋斗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这座城市里不用教。我在上海，就像在半空中生活；这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因为可以在半空中生活。这里的一切都很周到，就像是童叟无欺的服务。在工作和定居的意义上，这是极为理想的城市。生活也变得理性，像一张张表格依次展开。这是提前到来的中年吧，我手机里被算法推送的广告，或者是关于植发，或者是关于上海周边“不限购、不限贷”。

这本书里讨论的作品，对我首先是一次契机，将自己的昨天和今天接在一起的契机，原来崇明岛也可以长出东北大米。我在这里不需要对这些作品说什么了，我已经说了很多，变成了今天的这本书。对了，有文学圈的朋友说我是含着眼泪听完《野狼disco》的，不是的，我是笑到流泪地听完的。

但是我不容易确信，那个烟雾缭绕的晚上，是他们小说里的情节，还是我生活里的一部分。那是一个混合着劣质二手烟和军大衣气味的寒夜，我似懂非懂地看着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群人，在溃败中慷慨激昂，像一群残兵最后的冲锋。他们对于时代最辽远的想象，是在异地重建自己的工厂。他们还在被终结的历史的轨道里，带着茶渍的杯子和铁渍的灵魂，以及对于现实一塌糊涂的错认，对于未来陈旧虚妄的梦想。

一败涂地，最后留在原地的，只有文学。

和摆在大家面前这本书直接相关的，是即将远行的父亲，带我去图书馆，办了一张借阅证。我走进书库，在浮动着灰尘的阳光中，借了一摞《呐喊》。我之前读过的最过瘾的小说是《天龙八部》，我以为名气更大的《呐喊》，势必是篇幅更为恢宏的巨制。在我熟悉的世界开始崩塌的时刻，我开始阅读，直到通过虚构重建一个真实的世界。

我父亲和工友们，过完那一年的元宵节后去了远方。我的家乡有一个奇异的风俗，在元宵节这一天，所有房间的窗台上要点上一支红蜡烛。尽管是数九寒天，但那一晚的院门也是要打开的，走出院门，外面的小路两边，家家户户都在院门两侧燃起了蜡烛。白雪琉璃世界，一条条路上，一家家的窗台上，红色的烛影摇曳。我记得，我把蜡液一点点滴在窗台上，然后小心地把蜡烛粘在上面。蜡烛像灯塔一样，映在黑夜里结着霜花的玻璃上，也映出了我的脸。

202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