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关系的最早起源

在无线电报成为一门科学和商业技术之前，西欧国家主要依靠人力情报或者截获邮件获取情报。1909年，英国设立了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MI6，即英国秘密情报局），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曼斯菲尔德·卡明（Mansfield Cumming）成为首任掌门人。同年，英国还设立了负责国内反间谍和国内安全的“军情五处”（MI5，即英国国家安全局）。

英国人是通信情报领域的鼻祖。1887年，英国政府设立了海军情报局（Nav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作为海军部的情报部门，1912年进行重大改组后，改称海军情报部（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在“一战”爆发之前，该机构就意识到高频通信技术的发展预示着必须通过地面电话线或海底电缆进行跨国拦截。“一战”之后，英国建立了所谓的政府代码及加密学校。“二战”期间，为了免遭德军轰炸，该校便从伦敦迁至布莱切利庄园，成为“二战”时期的密码破译中心。这个校名一直沿用到1946年。那年6月，该校变成了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办公地点迁至苏格兰切尔滕纳姆市郊区。这些组织都是一脉相承的，负责拦截通信与信号。它们源源不断的驱动力就是赶上甚至在理想情况下领先于各类前沿通信技术。

英美情报合作以及“五眼联盟”的历史与英国政府代码及加密学校、布莱切利庄园、后来的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发展有直接关系。美国情报能力最早主要是以海军情报工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二战”期间，布莱切利庄园同美国海军情报局及其在夏威夷设立的情报站“HYPO”建立了至关重要的联系，这标志着英美特殊关系和“五眼联盟”的真正开端。此外，英国特别行动处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即“中情局”前身）交换人力情报和开展联合行动对“二战”局势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也标志着“五眼联盟”在人力情报和其他秘密行动相关方面进行合作的开端。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卓越的战争研究专家对英国“二战”情报史开展了深入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哈里·欣斯利爵士。他后来进入了学术界，在英国政府的全面支持下，能够接触到第一手的历史文件，也能阅览布莱切利庄园在“二战”期间的所有文件。如今，在他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望历史，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和美国海军情报局之间的合作情况不仅变得更加清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二战”历史的解读。

“二战”结束后不久，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及其1949年修正案对国防和情报体系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成立了国防部长和副国防部长办公室，海军部长在指挥系统上隶属于国防部长。根据《国家安全法》，美国还创建了空军，将其与陆军分开。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在该法案实施之前担任海军部长（他曾反对做出这些变革）。自1947年以来，国防部长办公室扩大了许多倍，任命了大量工作人员。

1986年美国《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巩固了1947年和1949年这两部法案所建立的法定框架，建立了联合作战体系。对于具有远大抱负的将官来说，联合作战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必然选择。然而，海军部长办公室、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办公室仍然完好无损，它们的工作人员依旧没有变动。与海军部长不同，国防部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1949年之前，海军部长一直是总统内阁的成员，改革之后，海军部长成为国防部长继任人选排序中的第三位，凸显了海军部长的历史地位。

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还设立了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情局局长同时担任美国情报界的总负责人以及总统的首席情报顾问，直到2005年4月21日，随着国家情报总监职位的设立，中情局局长才失去这两个角色。国家情报总监还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中情局局长继续管理中情局各方面的工作，并通过中情局下属的国家秘密行动处指挥中情局在全球范围内的秘密行动。当英美这种特殊关系进一步拓展并催生“五眼联盟”之后，美国同其他三个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合作逐渐纳入了新的情报工作架构。

17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组建海军的法案，在那之后，美国海军一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实体。“二战”结束后，随着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带来的重大变革，海军失去了曾经享有的主导地位，然而，海军情报工作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英国同时也在发生变革。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国防部于1964年合并，旨在加强英国三支武装部队——皇家海军、英国陆军和皇家空军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地位一直比较高。皇家海军陆战队是皇家海军的一部分，皇家海军陆战队司令享有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同等的地位和威望。然而，皇家海军陆战队的规模一直只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小部分，没有像美国海军陆战队那样得到应有的国家认可。“一战”结束后，一些英国人意识到三个军种之间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协作，便提出组建联合参谋部，但这一提议在1921年被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否决了。尽管如此，出于军种间协作的考虑，英国还是在1923年组建了参谋长委员会。

1936年，英国设立了一个内阁级的国防协调大臣职位，以便在纳粹侵略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负责监督英国军备重整。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成为首相后，设立了国防部长办公室，以便更好地协调国防事务，并直接控制参谋长委员会。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是，丘吉尔先后两次担任英国海军大臣职位，第一次是在1911—1915年，第二次是在1939—1940年。该职位是英国海军部委员会负责人，可以由非军人担任，性质上相当于美国的海军部长。1939年9月，英国对德国宣战，丘吉尔再度担任该职务的时期被称作“丘吉尔回归”。在“二战”期间，丘吉尔同时担任首相兼国防大臣。工党赢得1945年大选后，克莱门特·艾德礼担任首相，于1946年在下议院通过了《国防部法案》。在该法案通过之前，海军大臣是内阁成员。新的国防部则以拥有内阁席位的国防部长为首，三个军种的负责大臣继续保留下来，以督导各自军种的工作，但不再拥有内阁席位。1947—1964年，国防部的工作分属于五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分别是海军部、战争部、空军部、航空供应部和早期的国防部。这些部门在1964年合并组建了国防部，废除了历史上大权在握的海军大臣一职。因此，1964年的变革颇具历史意义。虽然发生了这么多次机构调整，但英国情报系统依然在“五眼联盟”的轨道上正常运转（现在运转机制更加完备）。

最后一件事发生在1971年，当时航空供应部的国防职能成为国防部的一部分，但这对“五眼联盟”的情报业务没有任何影响。首任国防部长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任职时间很短（1964年4月—10月），当时是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Sir Alec Douglas-Home）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后来，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出任国防部长（1964年10月—1970年6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紧随其后的是彼得·卡林顿勋爵（1970年6月—1974年1月），当时是爱德华·希思领导的保守党政府。1964—1974年的十年间，英国国防政策在国防部长和非常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领导下充分得到了巩固，但“五眼联盟”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事实上，随着冷战的加剧，情报共享和人员交流反而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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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许多英国男孩一样，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充分了解了光辉的探险航行（詹姆斯·库克船长是我崇拜的英雄）、纳尔逊精神以及技术革命（从帆船时代到蒸汽动力时代，再到核能时代）。这些变革发生的原因、方式等细节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内心一直有着强大的动力，这不仅因为我是一名职业海军军官，还因为我对整个海洋历史颇感兴趣，并且热衷于探究英国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如何在“二战”期间凝聚成为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布莱恩·兰夫特（Bryan Ranft）教授是海军史与国际事务领域的专家。1968年，他说想带我去见一位愿意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帮助和指导的人。他很了解这个人，并告诉我这个人读过我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关于德国公众舆论的研究报告，读完非常喜欢。在布莱恩·兰夫特看来，这个人是在情报理论和实践方面最博学的人之一，特别是在海军情报方面。

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要见的这个人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教授哈里·欣斯利爵士。兰夫特教授事先在剑桥大学安排了一次会面，并且向我的正式导师劳伦斯·马丁教授解释了这件事。自那次会面之后，我开始跟着欣斯利教授开展学术研究，同时，作为皇家海军中尉，我还在伦敦灌木公园里面一处名为“上舍”（Upper Lodge）的建筑物内履行我的职责。皇家海军全力支持和资助我的研究。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一小群经验丰富的“二战”情报专家将成为我的导师，并给我的工作提供大力支持。

1969—1972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和欣斯利教授待在圣约翰学院。他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论文、书籍、原始文件和学生写的文章。在那个房间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二战”的知识。有一天，他说想为我介绍一些鲜为人知的、非常特殊的资料，并让我前往英国国会广场附近一幢靠近英国外交部的大楼见他，除此之外，就没有多说什么了。到那之后，他带着我进入一个戒备森严的地下室，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访问权限。后来，我得知当时外交部几乎所有工作人员和英国情报人员都不知道这个地下资料库的存在，更不用说知道这些资料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