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观点

幽灵、恶魔和来自“神明”的惩罚

人类天生就好奇，当人们观察到天花患者康复后不会再得天花，便尝试着对这种现象进行思考与解释。在古代文明中（如古印度、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疾病被认为是神明对人类所犯罪行的惩罚。在古印度，人们一受天花的折磨，就会向神的化身“湿陀罗”祈祷，这一习俗在如今的印度依旧盛行，当有家人罹患水痘或麻疹时，人们还是会向湿陀罗祈祷，这可能是因为水痘、麻疹与天花一样，都可以导致皮疹和脓疱，且在皮肤上凸起的疱疹里充满了液体。

不出所料，古代的人毫无根据地武断猜测：重病后能够康复的人比那些病逝的人罪孽轻。一个人之所以能在得病后康复，是因为他受到了足够多的惩罚；若是在康复后又被其他疾病折磨，一定是因为这个人又接着犯了其他的罪行。

幽灵、恶魔还有天体，也被认为是导致疾病的原因。“流感”（influenza）一词就是取自意大利语（influence，意思是“影响”），因为当时的人认为流感是因星体的影响而产生的。相似的还有梅毒，在欧洲，梅毒被认为是由邪恶的行星结合而引起的。幽灵和恶魔会导致疾病这个理论，从另一方面而言，“暗示”着人们可以通过适当的仪式来保护自己免受疾病的苦痛。本书的作者之一（阿勒普·查克拉博蒂）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1968年，在阿勒普的小妹妹死于肺炎后，他的母亲——尽管受过良好教育——却因忧心如焚而去拜访了一位牧师。这位牧师给了阿勒普一个护身符，来保护阿勒普远离幽灵所致的病害。阿勒普不记得他从读大学几年级时不再佩戴它了，也不记得他的妈妈是否因为他不戴护身符而训斥过他。不过，自他取下护身符后，阿勒普还没有患过任何重病。

事实上，幽灵、恶魔、天体还有神灵的惩罚并不是传染病发生的原因。关于疾病起源和后天免疫的这些最早期观念，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就是因为它们听起来简单明了，人们按照这种观念去预防疾病可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这也是与此类似的一些观念直到今时今日还在某些人群中根深蒂固的原因所在。

驱逐论与耗竭论

医生们也开始思考，为什么痊愈后的人通常不会再次感染天花。一种解释是驱逐论，这一理论的重要支持者名叫阿布·贝克尔·穆罕默德·伊本·扎卡里亚·阿尔·拉兹（Abu Bekr Muhammad ibn Zakariya al-Razi）。他生活在公元9——10世纪，是名伟大的波斯医生兼科学家。他的名字叫阿尔·拉兹，这个名字意味着他来自德黑兰附近的一个城市——雷伊。作为一名医生，他提出了用循证的方法检验疾病以及对各种疗法进行评估，并因此声名大噪。他是第一个区分天花和麻疹皮肤表现的人，并对医药的进步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同时他还精于文法的研究，也在其他不少领域有所创见，其在医学上的成就影响了整个伊斯兰地区乃至全世界。

在阿尔·拉兹的观点中，年轻人罹患天花是因为他们体内湿气过多引起了血液发酵，而发酵导致了脓疱的产生，脓疱破裂时排出的液体就是体内过剩的水分。有了这样的解释，天花不再复发的原因也就很清楚了——人在康复后体内不再有多余的湿气。

后来，人们提出了类似驱逐论的解释。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8——1553）提出，在人、土壤或水中自发产生的“种子”（seeds或seminaria）才是导致天花等传染病的原因，且疾病在人与人之间通过“种子”来传播。为了解释人类对天花的获得性免疫，他假设所有人在出生时都被月经血“污染”了，当“种子”在人体内出现后，就会使这种“污物”腐烂、腐化。而痊愈后的人不再患天花，是因为天花脓疱已经排出了腐烂的经血。一种类似的理论提出，污染物并非来自月经血，而是来自婴儿出生过程中的其他液体，腐烂的污染物在感染天花后被排出体外。有趣的是，早年间一些医生的世界观中，分娩过程显得格外重要。

吉罗拉莫·莫科里亚尔（Girolamo Mercuriale，1530——1606），被称为当时的弗拉卡斯托罗，他指出了驱逐论存在的几个问题：如果人体排出经血污染物的需求是罹患天花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只有人类而无其他哺乳动物感染天花呢？为什么天花在欧洲人把它带到美洲之前并不存在于原住居民中呢？既然经血污染物已经通过天花脓疱排出，为什么在天花痊愈后，人不能幸免于其他疾病呢？莫科里亚尔在逻辑上推敲这个驱逐论是否合理、是否适用于其他所有的疾病，得出的结论是：这一理论站不住脚。

征服全球性大流行病

顺便指出，这一点也正是科学逐步向前推进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有了某种观测，就提出一个模型予以解释。之后发现这个模型不能满意解释一些新的观测结果，则修正模型以匹配这些新数据，然后根据修正后的模型再做出新一轮的预测。比如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我们见证了随着新数据的不断获得和隔离措施开始生效，流行病学模型不断修正对新冠肺炎病死率的预测。

在17世纪和18世纪，人们提出了新的模型来解释驱逐论没有解释的客观事实，这些模型仍建立在“种子”引起疾病的观念上，但又为“种子”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功能，这类模型被称为耗竭理论。英国医生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1654——1734）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人生来就在体内含有各种“卵”（同“种子”），每一种都对应于一种特定的疾病。适当的种子发芽时，它会引起一种特定的疾病。从疾病中恢复后，这类种子就被耗尽了，因此不会再遭受相同疾病的折磨。但其他疾病的种子仍然存在。这个模型建立在种子思想的基础上，很容易地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从某种疾病康复后便得到了保护，不易再得该病。

随着新的观察结果的出现，耗竭理论也变得站不住脚。当一个科学模型不能进一步修正以解释新的信息时，就走到了尽头——此时旧的模型必须完全放弃。随后，正如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指出的，是时候提出一个新的模式了。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阐述当代人对传染病和免疫力认知上的转变。现在，让我们先谈谈历史上天花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天花是如何被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公共卫生政策的进步所击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