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途径
一、继续教育途径
我国从业者的继续教育途径中,培训班是最主要的途径,然后依次是自学、进修、案例督导、会议和网络培训。东北区从业者选择会议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西北区;中南区和华东区从业者选择培训班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西南区;华东区选择案例督导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东北区和西北区。按城市分层比较时,发达城市从业者选择会议、培训班和案例督导的人数比例均显著高于欠发达城市,选择案例督导的比例显著高于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城市,而网络培训的比例则显著低于中等发达城市。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选择会议的人数比例高于欠发达城市。医疗系统从业者选择会议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教育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其他社会从业系统选择案例督导和网络培训的人数比例则显著高于教育和医疗系统。大于30岁的从业者选择会议、培训班和网络培训的人数比例高于30岁及以下者;大于40岁的从业者选择进修和案例督导的人数比例也高于30岁以下的从业者。从业7年以上者选择会议、培训班和案例督导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从业3年以下者。
培训班和自学是我国从业者最主要的继续教育途径,网络培训使用最少。国内目前的培训班主要包括了各种心理治疗流派或技术的短期和连续培训、国家心理咨询师执业资格培训、研究生课程班和全国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等形式。然而培训内容方面常常存在一些缺点,首先,培训项目通常缺乏基础理论和技术的培训,导致学员在缺少基础的情况下学习高级的咨询和治疗理论及技术;其次,培训通常不考虑学员的人格特征、个人成长特点等可能对培训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也会影响培训的质量。目前,我国的一些大学提供心理学培训,但培训课程主要集中在发展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方面,有少量也提供临床心理学的课程,然而,关于咨询的课程大多只是一般介绍性的咨询课程,在学科范围上大体是普通心理学的知识,所以,咨询技巧方面的训练、针对特殊群体(儿童、大学生等)的咨询训练也许是高校心理咨询从业者最需要的培训。同时,阻碍心理咨询与治疗发展的障碍大多与培训缺乏和资源匮乏相关,各个系统的从业者也普遍感受到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不足。对于这些培训的不足之处,很多从业者均表达,缺乏基础技术的培训和找不到合适自己特点的培训班是他们的重要困扰。一些从业者坦言,这种缺乏基础技术的情形让他们的临床实践有种“空中楼阁”的感觉。同时,部分培训班由从业者自己开办、自己授课,通常都是短期培训,有时也没有与培训内容相关的专家或权威人士参与,部分心理机构则将举办培训班作为增加经济收入的方法之一,所以,培训班的举办尚待规范,质量也需要提高。由此可见,提高培训班的培训质量是提高我国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从业者从业能力的核心途径之一。
自学是另一个重要的继续教育途径,在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服务从业者的调查中,近60%的从业者依靠自学和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来获得心理健康专业知识,仅约30%通过培训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然而,依靠自学来掌握治疗方法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自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学习的理论可能与该理论实际的含义相差很远;其次,无论一本教材将操作的流程写得多么详细,都很难让学习者有立体和生动的体会,同时,学习者也难免根据主观来理解每一步的含义,这也可能导致学习者的理解与这些步骤的真实意图不符;再者,培训等学习途径比自学省时间,且重点突出,而自学者可能没有充足的时间将某本教材学完,所以学习不全面。因此,虽然自学是必不可少的继续教育途径,但如果自学是主要的继续教育途径,就反映了从业者获得培训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会对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的发展产生不良后果。
网络学习和培训具有快速性、交互性和超越时空性等使用便捷的优势,为每一个学习者创建了宽广、开放的学习平台,在网络环境下,师生可以更好地发挥、发展自身的主体性,满足学习者不同的需要,是很具优势的学习和培训途径,但目前是使用最少的途径。
除了网络培训和自学,欠发达城市所有的培训途径被选择的比例均明显低于中等发达城市和发达城市,这在反映出欠发达城市培训途径的选择有限的同时,也反映出在培训机会不足时,网络是可行的培训方法之一。即使在美国,欠发达地区的从业者,例如乡村治疗师,也面临继续教育选择机会少的难题。对于乡村地区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所面对的继续教育的困难,澳大利亚的一些研究中描述得很详细:地理位置孤立,培训可获得性差;找图书馆或者杂志困难;去外地参加培训需要花费更多的费用和时间;外出参加培训时找合适的人接替自己的工作也不容易;只能参加短时培训班导致得不到有深度的信息;缺乏获得临床督导的机会;缺乏专业组织所提供的专业发展和督导的机会等。显然,所有这些澳大利亚乡村治疗师所面临的问题也都是我国欠发达地区从业者所面临的问题。
除从业地点外,结合从业者的年龄和从业时间分析,可见新手治疗师在继续教育途径的选择上比年长的和资深的治疗师要少。与之相似,低学历从业者在培训途径的选择上也很受限制,仅网络培训是例外,再次反映出在培训机会不足时,网络是可行的培训方法之一。
二、继续教育学时
我国从业者的继续教育学时差距很大,为0~1 200个学时/年,平均不足70学时/年,1/3从业者每年继续教育学时在25学时及以下。不同行政区从业者继续教育的平均学时显著不同,西北区平均学时最长,约80学时/年,而东北区则最短,不足60学时/年,同时,东北区超过40%的从业者少于25学时/年。发达城市从业者的平均学时最长,近78学时;其次是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近60学时;欠发达城市从业者的平均学时最短,约50学时。三个从业系统从业者继续教育的平均学时也显著不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的平均学时最长,平均约95学时;其次是教育系统,约60学时;医疗系统的平均学时则最短,平均约50学时。
将学时分组后可见,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都有近40%的从业者每年少于25学时,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则相反,近45%的从业者每年继续教育超过65学时。男性从业者继续教育时间显著少于女性,比如,每年少于25学时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而每年超过65学时的比例则显著低于女性。从业4~6年的从业者每年超过65学时的比例最高,医学背景者继续教育的时间少于其他非医学背景者。结合继续教育途径,选择以案例督导和网络培训为继续教育途径者,继续教育≥65学时的人数比例高于选择会议、进修、培训班和自学者。
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有时是重叠的,部分从业者一边从业一边接受培训也是我国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行业的特点之一,因此,继续教育对于部分从业者尤为重要;然而,从最短继续教育学时为0学时可见,部分从业者可能存在从业但是不参加继续教育的问题,所以,提高继续教育的可获得性是需要得到重视的问题。另外,继续教育的地区差异很大,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的平均学时差异接近25学时,欠发达城市的平均学时也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了近20学时。所以,如果在调查中没有考虑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影响,会掩盖欠发达城市的真实状态。
三、接受督导
我国从业者中有督导者约占2/3。华东区从业者有督导的比例高于西北区从业者,其他区之间则没有显著差异;70%的发达城市从业者有督导,而半数的欠发达城市从业者无督导,差异非常显著;70%的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从业者有督导,该比例显著高于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女性从业者比男性更有可能有督导。有/无督导者的平均年龄没有差异,但30岁及以下和40岁及以上的从业者有督导的比例均接近70%,高于31~39岁的从业者。约70%有硕士学历者有督导,比例高于其他学历者(均为约60%)。有/无督导者的平均从业时间没有不同。约40%医学背景者无督导,无督导比例高于心理学背景者。继续教育途径方面,有督导者选择进修、培训班、案例督导、自学和网络培训的人数比例均显著高于无督导者。无督导者继续教育的平均学时不足50学时,有督导者则超过80学时,差异非常显著;同时,近半数无督导者继续教育时间少于25学时/年,而2/5有督导者继续教育的时间则长于65学时/年,差异也很显著。有/无督导者之间专/兼职人数比例无显著差异,所以专兼职没有影响有无督导。80%有职业证书者有督导,比例显著高于无职业证书者。
既往的调查中,我国从业者有督导的比例均没有超过30%,此次调查有督导的比例超过60%,差异可能来自于此次调查包括了过去和目前有无督导,而既往调查仅包括目前工作中有无督导,所以比例明显低于此次的调查结果。既往的调查结果也支持这种解释,当过去和目前有督导的从业者达到58%时,目前有督导者也仅占29.5%。同时,这种差距可能表明部分从业者很久没有接受过督导了。另外,在没有为“督导”做严格的定义时,可能使得调查结果包含了简单的“指导”,从而可能增加了有督导者的比例。然而,对于部分从业者,“有指导”就等于“有督导”是他们真实现状,这本身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西北区无督导者的比例最高,在欠发达城市,无督导者超过一半,这个比例几乎是发达城市的一倍,这与国外欠发达地区心理从业者有较明显的差距,例如,82%美国乡村地区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有督导。这些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面临着众多学习及培训的困难。
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女性和低年龄组从业者有督导的比例高,这也许与这些从业者群体对督导评估培训需求高相关,因为社会从业系统中“其他”专业背景者明显更多,专业基础可能相对薄弱,且他们就业压力比较高,而女性更容易表达求助意图,所以更需要督导一类的培训。
在澳大利亚,对于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通常都把在公共部门,例如医院、学校等工作当做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公共部门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督导。而我国的情况则不同,两个公共部门,即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的督导比例都显著低于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例如,只有约20%的高校心理咨询工作者有固定的督导师,这本身就反映了督导缺乏的现状。既往的调查提示,我国只有1.7%的心理专业机构为专业人员聘请督导,超过45%的机构从来没有聘请过督导,且有1/3~2/5接受督导者对督导的效果不满意,这种督导的现状,对于心理行业发展,是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四、专/兼职
我国的从业者中,约47%为专职从业者。在全国6个行政区中,专/兼职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半数发达城市从业者为专职,高于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40%),显著高于欠发达城市从业者(35%)。比较三个从业系统的从业者,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专职者的人数比例接近55%,高于教育系统从业者,显著高于医疗系统从业者(约40%)。专/兼职从业者在性别、年龄和学历方面均没有差异。专职者的平均从业时间约6.5年,长于兼职者(约5年);同时,近40%专职者从业时间≥7年,比例显著高于兼职者。心理学背景者近60%为专职,人数比例高于医学和教育学背景者。专职者90%选择培训班、约50%选择案例督导为继续教育途径,人数比例高于兼职者。专职者继续教育的平均学时约为75学时,兼职者的平均学时不足65学时,同时,有1/3专职者每年继续教育时间长于65学时,比例显著高于兼职者。
兼职在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是普遍现象,但我国从业者兼职比例明显高于国外。例如,美国兼职工作者约24.7%,澳大利亚有近30%的从业者有两个工作地点,约10%甚至有三个工作地点。我国目前从业者专职从业者占47.2%,较之前专职者占40.1%,甚至不足20%的调查结果有明显提高。
国外很多从业者在社会私营机构兼职是为了将所学习的技术应用于实践,因为在他们的专职工作中,有些技术不是必须使用的。目前在我国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从业者中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比如,在社会心理机构从业人员的专职工作是教师,但医疗系统则比较少,也许是因为医务人员工作非常繁忙,很难有时间在其他机构兼职。
专职意味着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且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的兼职与国外的兼职有部分不同,例如,澳大利亚从业者的兼职通常是基于工作地点,而不是职业种类,所以,他们是在不同的心理机构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而我国的兼职,部分指的是同时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譬如同时担任老师和心理咨询师,所以,专职者的比例增加,对于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的发展是可喜的现象。
五、有/无职业证书
我国从业者中有77%拥有职业证书。东北区有职业证书者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华北区、西北区和西南区,中南区和华东区有证书者的人数比例也显著高于西南区。各层城市中从业者有/无职业证书的人数比例没有显著差异。医疗系统无证书者的人数比例约是教育系统的2.5倍,是其他社会从业系统的5倍;同时,教育系统无证书者的比例约是其他从业系统的2倍。女性从业者有职业证书者显著高于男性从业者。有/无职业证书者的平均年龄没有差异,各年龄段有/无职业证书者的比例也没有显著差异。结合学历分析,有职业证书者中,本科学历的人数比例高于无证书者,博士学历的比例则显著低于无证书者。有/无职业证书者的平均从业时间没有差异,但有职业证书者从业4~6年的人数比例高于无证书者,而从业时间≥7年的人数比例则低于无证书者。医学背景者无职业证书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三种专业背景者,同时,心理学背景无职业证书的比例又高于教育学和“其他”专业背景者。无职业证书者倾向于选择会议为继续教育途径,而以进修、培训班、案例督导、自学和网络培训为途径者则显著减少。无职业证书者继续教育的平均学时为不足50学时,有职业证书者的平均学时则超过75学时,显著短于有职业证书者;同时,近半数无职业证书者继续教育不足25学时/年,比例显著高于有证书者,而继续教育大于65学时/年的比例则显著低于有证书者。4/5的专职者有职业证书,显著高于兼职者。
美国2008年的调查中,94.6%的从业者有职业证书,没有职业证书的5.4%是因为工作岗位不需要职业证书,而我国有职业证书者的比例为76.8%,这是因为目前在我国,职业证书尚不是从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必要条件,所以部分从业者没有职业证书,同时,有职业证书者并不一定在心理部门从业,例如,澳大利亚有20%注册的心理治疗师不在心理部门工作,而在我国,有职业证书者仅有约1/3从业。我国职业证书和从业者的情况与俄罗斯类似,即:取得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职业证书不仅仅是为了从业,而是有多种“用处”,例如:学习心理学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因为找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不容易,而且找心理医生会有羞耻感;获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证书是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途径之一;获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证书是改善目前就业状况的工具之一。
目前我国心理咨询师职业证书考试的培训包括基础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心理学入门知识,对于“其他”专业背景者,考取职业证书的过程是对心理学基础知识的入门学习过程,并且,如果没有职业证书,他们很难称自己为“心理工作者”,所以,“其他”专业背景从业者有证书者的比例最高,但也有10%的“其他”专业背景者没有职业证书。其他社会从业系统有证书者的比例最高,部分原因是由于该系统以心理学和“其他”专业背景为主,这两种背景者有证书的比例均高。医学专业背景者主要在医疗系统从业,精神科医生似乎自然地就被认为是心理工作者,并且,医生是以持有医师执照为主的,所以医学背景者有职业证书的比例低。西北区和西南区是心理学教育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而心理学教育水平的高低与心理咨询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数量成正比,同时,心理咨询与治疗师资格考试的培训也可能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使得参加考试的人数下降。同时,这两个区,尤其是西北区,从业者医疗背景者高,这也使得有职业证书者的比例偏低。
(刘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