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我所写的第二本书。在这本书里，我试图以我的亲身经历和现在终于可以查阅的大量历史资料为依据，记述一个伟大的欧洲国家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其高潮的那一段岁月里的遭遇。我在我的第一本书[1]中记录了纳粹德国的兴亡，同时描述了一个文明而且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中叶堕入野蛮状态的：他们甘愿舍弃自由，置人类生活的一般行为准则于不顾，用极其粗暴残忍的手段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而且令人不可思议地对此一点也不在乎。那本书的完成，受益于一批难得的原始资料：盟军在战争结束时所缴获的第三帝国机密档案。我觉得，我个人对于纳粹德国的了解对此同样有所帮助，在纳粹德国存在的十二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我是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

我相信，通过对于事件的身临其境，通过接触领袖人物而获得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对有关国家、社会、体制尤其是平民百姓在危机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和精神状态的感受，足以弥补无法通观整个时代给所有现代史研究者造成的缺陷。在我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并没有因为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他曾“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而有所逊色。对于这场战争，他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令人难忘的描绘。人们感谢他没有把这一工作留给后人。

从一九二五年起，我曾在法国生活工作过多年。当时的法国不仅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至少在我看来，也是最文明、最进步的国家。在随后的年代里，我越来越忧虑地注视着第三共和国江河日下。由于争吵和分裂，由于在外交、内政和军事政策上莫名其妙的盲目性，由于其领导者的无能、新闻界的腐败以及民众当中滋长着的一种困惑、无奈和玩世不恭（Je m'en foutisme[2]）的情绪，它的国力日渐衰微。虽然我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转赴别处任职，但我经常回到巴黎，因而仍然可以体会到——或者说至少可以感觉到——随处可见的衰退没落。

从一开始我就喜欢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常常抱着同情的态度专注于讨论研究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新闻出版业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我还像杰斐逊以及其他许多在那里生活工作过的美国人一样渐渐开始感觉到，巴黎是我的第二故乡，这种情感始终没有从我心里消失过。尽管我并不打算掩饰我的同情与偏爱，但我毕竟是个外国人，这使我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客观的立场，置身于党派斗争之外，并且对来自右派、左派或是中间派的许多主张持怀疑态度。三十年代，出于各自相反的理由，极右派和极左派全都希望第三共和国灭亡，因此，我倾向于左派中的社会党人、中间派中的激进社会党人和中间稍微偏右的温和保守派。这些党派代表了法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共和国的捍卫者，人们希望他们知道如何排除千难万险保卫共和国。

显然，对于法国人来说，一九四〇年夏天法国的沦陷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是痛苦的一页，他们宁愿尽快把它忘掉。迄今为止，没有多少法国历史学家触及这一题材。一九五七年，政治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勒内·雷蒙曾经哀叹，关于第三共和国最后十年的著作实在是太少了。他说，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就连新闻工作者也避而不谈这一话题，学术刊物甚至唯恐提到它。从那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雅克·沙特内和爱德华·博纳富已经完成了各自的多卷本第三共和国史，他们的著作记述了第三共和国最后的岁月与结局。再早一些，E.博·德·洛梅尼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共和国的“覆亡”；同时，另一些历史学家涉及了其他的方方面面，他们当中有：皮埃尔·勒努万、莫里斯·博蒙、弗朗索瓦·戈盖尔、勒内·雷蒙、J.—B.迪罗塞勒和皮埃尔·德尔。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包括我自己的祖国在内——让我像在法国那样得到历史学家、编辑人员、图书管理员以及一些身为当事人的政界要人如此积极的协助。其中的前三类人士除了向我提出新颖的见解之外，还引导我查阅无法从其他途径得到的资料，这些资料通常来自他们自己的个人收藏。为了回答我的问题，在共和国命运转折的最后几个月担任总理的保罗·雷诺给我寄来了信件和长篇备忘录。作为补充，我们还在他那位于旧国民议会大厦后面的寓所里多次长谈。曾经担任总理或国防部长或身兼两职直至共和国气数将尽时才被雷诺取而代之的爱德华·达拉第，也曾与我进行过长达数小时的交谈。他们是第三共和国最后那几年的两位关键政要。

当然存在一些困难。主要的困难来自一项法令。这项法令禁止学者或是任何其他人查阅国家机密文件，除非这些文件已经尘封五十年之久。即使是在五十年过后，法国政府仍然阻止人们查阅。例如，陆军部技术顾问M.德拉富尼埃曾经书面通知我，一九〇〇年以后任何时期的陆军军史处档案“令人遗憾地”一概不对研究者开放——他甚至补充说，“即使对于法军的将领也不例外”。法国外交部友善地给我寄来一项行政命令的副本，说明为学者查阅开放了“一八一五年以前”的某一些、“一八四九年以前”的另一些、“一八九六年以前”的又一些档案。看来他们似乎是在回避二十世纪。无论如何，外交部最近已经开始公布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机密文件，尽管大量原始文件的损失对此举产生了不利影响。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当德国坦克和军队正在逼近首都的消息传来因而引起一阵恐慌时，心惊胆战的官员们在凯道赛[3]的院子里烧毁了这些原始文件。温斯顿·丘吉尔是从二楼的一个窗口目睹了焚烧过程的著名人士之一。

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安德烈·尚松写道，对于未能让我如愿查阅里永法庭[4]文件一事他“深表遗憾”。“但是，”他接着写道，“对于‘五十年保密法令’，尤其是在涉及上次大战和占领时期的那些文件的内容时，我们必须非常坚决地严格遵守。”尚松的遗憾是真诚的。他是一位著名作家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了解作家的难处。不幸的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是法律。就连战后全面负责整理公布国家机密文件的巴黎大学文理学院著名教授皮埃尔·勒努万也在一九五八年抱怨，“法国的档案……迄今未能供人查阅，即使对于一些特许的研究者”。雷诺和达拉第则向我抱怨说，由于这项法令，他们甚至不能查阅他们在任职期间所取得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府文件。不过，雷诺肯定拿到了他的大部分文件，因为在他所发表的回忆录中，此类材料随处可见。

法国的历史学家对这一著名的——或如他们所言是“臭名昭著的”——“五十年保密法令”怨恨不已。然而，与他们一样，我最终发现，大部分机密材料都可以在不违反禁令的情况下搞到。就拿那些政要和将军来说，尤其是后者，他们或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或是在战后审判法奸——特别是对贝当和赖伐尔的审判——的法庭上宣誓做证时，或是在接受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期间应付让人筋疲力尽的讯问时，全都使用了这一类材料。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被国民议会授权调查“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它听取证词、搜集证据达五年之久。司空见惯的场面是，在这些场合露面的前内阁部长、外交官和陆海军将领从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掏出一扎扎他们保存的机密文件，然后用这些文件为他们自己的案子做证。调查委员会发表了数百份关键文件，其中许多是被讯问者留下的，另外一些则是设法从不情愿的政府那里搜挖来的。在该委员会公布的九卷证据材料中，包括了第三共和国最后几年几乎所有头面人物提供的证据。这些经过反复深入调查而取得的证据，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事实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在巴黎完成我的研究之前，案头的材料已堆积如山。从文件和证据的密林深处开辟一条通往明净之地的道路，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

一九四一年德国外交部公布了所谓“威廉大街[5]文件”，这些文件涉及从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之间与法国有关的种种事件，具有相当宝贵的价值。它们是从法国外交部的一千八百箱机密文件（显然是未被烧毁的全部文件）和三十箱机密军事文件中挑选出来的，后者包括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间担任法军总司令的甘末林将军的许多文件。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国军队在一列因空袭而受阻于卢瓦尔河畔某个村庄附近的法国火车上发现了这批文件。[6]为了证明这批名为《法军总司令部秘密文件》的资料真实可靠，德国外交部公布的内容包括文件原件的影印件。

如果手头没有法军总司令部和前线指挥官的秘密命令和报告，就不可能记述法兰西战役。（我们已经有了德国人缴获的那些文件。）尽管受到那项限制性法令的约束，如今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半官方的军事历史学家皮埃尔·利耶上校的著述——他那部关于法兰西战役的专著以及发表在他本人担任编辑的《军史评论》上的一些文章——查阅这些文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部分来自和蔼而且博学的科塞—布里萨克将军所主管的陆军军史处的另一些官员在《军史评论》和珍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评论》上面披露的更多的命令、公文急电和决议文本。如其继任者魏刚将军在回忆录中所做的那样，甘末林将军在他的三卷本回忆录中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法兰西战役中实际指挥作战的乔治将军的参谋长罗东将军在他发表的日记中提供的资料甚至更多。尽管这些资料远远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作为战胜国所公布的军事文件——包括两卷命令和公文急电——那么完整，但已足以准确地描述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上次大战结束以来，政府、国民议会、军界和外交界名流的回忆录、会议记录以及个人日记形成了事实上的传播，我认为，这一传播的价值远远大于某些原始文件的一般性流传。尽管这些著作因作者的需要通常全都有所保留（甘末林、魏刚、保罗·博杜安和乔治·博内等人的保留有时令人瞠目结舌），它们仍然提供了关于其人所言所行——以及不时的所谋划——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包括许多通常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机密文件的完整原文。这些著作不仅可以与作者的各位法国竞争对手的著作参照对比，而且可以与英、德、美等国涉及法国的机密文件和备忘录参照对比，而这些文件和备忘录目前大部分都能查阅。

总而言之，我得出结论，尽管存在着“五十年保密法令”，但是，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途径，我们现在几乎已经掌握了与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及其在一九四〇年七月的土崩瓦解有关的所有必要的文献资料。

与撰写关于第三帝国的那本书一样，我觉得有必要对历史进行一下简单的回顾。在我看来，这对描述第三共和国的毁灭至关重要。我并不企图书写它的历史，那将是卷帙浩繁的。但是，进行某种程度的探讨却大有必要。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它在战败时失去了什么，而且有助于理解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最终沦陷的。一个伟大的国家，即使遭遇最悲惨的命运，也不应骤然土崩瓦解。祸根早已埋下，终成大难的蛛丝马迹可以回首追寻，第三共和国是一个典型的实例。看得见的祸根十九世纪即已埋下，蛛丝马迹并非难以追寻。

法国的沦陷确实是一九四〇年春夏之交那场打了六个星期的战役的结果。但是，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倘若一场特定战争这样一个偶然因素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的话，那就应该存在着一个必然因素，导致这个国家不得不打一场致命的战争。”然而，就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第三共和国还相当强大，它的政府、军队、人民以及国家制度坚强有力，在经历了一系列灾难性的血战之后浴血重生。随后的二十五年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共和国筋疲力尽、元气大伤，以致一旦灾难临头，就只能落得个垂死挣扎、国破家亡的下场。这正是本书大部分篇幅所讨论的主题。

我刻意避免从这一段历史当中为那些生活在或是治理着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的人们总结教训。不过，我猜想，读者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必须让历史自己说话。一名历史学家如果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点启发，他就心满意足了。诗人兼外交家保罗·克洛岱尔曾经说过：“仅仅知道过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了解过去。”从过去汲取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