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光景出好政策，好光景出坏政策

变革的时机和方向，取决于一国在政治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危机、改革、繁荣还是衰败。和其他生命形态一样，全球经济也遵循着从衰落到复兴的周期性规律，在它生机全无、四分五裂、貌似垂死之际，实际上是在为重获新生而积蓄能量。现代经济的政治生命要经历周期性循环，危机的爆发只是为改革创造机会，在貌似垂死之前，焕发力量，实现复兴。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周期，我们才能认识到，为什么只有少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能维持快速增长，并最终踏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同样，周期性规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实现长足发展的经济体被称为“奇迹”经济体的原因：它们摒弃了扼杀长期繁荣的自满和衰退。

从危机爆发，到具有推行转型性经济改革潜力的新任领导者降临，这中间或许要经历多年时间，而且即便这样的领导者如期而至，改革也只能提高强势增长的可能性，二者之间不具有必然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新的领导者能否实施预期中的改革，改革能否带来预期中的高速增长，还要依赖其他诸多要素。令人意想不到的缺口可能会不期而至，尤其在全球形势极其不利于经济起飞的大背景下，不确定性陡然增加。

即便全球处于停滞和动荡的大环境，也无法泯灭政治周期规律的存在，它注定要潜移默化地将危机的灰烬转化为改革的种子，尽管这个过程可能非常缓慢，但终会发生。

2011年，一系列反抗运动在突尼斯爆发：一名突尼斯失业青年在街头贩卖货物，但因未获得许可证而遭到当地警察粗暴对待，最终为表示抗议而自焚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后续一系列运动的导火索。对阿拉伯国家长期经济不景气的失望情绪，促使民众将不满发泄到执政者身上，并迅速席卷突尼斯和埃及，波及叙利亚。但人们很快意识到，光明远未降临，因为被推翻的集权者马上便被新的集权者所取代。人们最初期待危机会带来自由市场改革和经济繁荣的梦想彻底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失望以及地区未知的命运。唯一的例外就是突尼斯。2014年底，突尼斯成为运动后第一个平稳完成权力交接的国家，新任总统承诺，经济改革将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

这一系列运动是这种规律的极端形态——在深重的危机中，往往会诞生更有魄力的新改革者，尽管并非每个改革者都会将改革坚持到底。一旦势力衰落，国家往往会出现权力真空。戈德斯通认为，由此招致的混乱会阻碍稳定的新政权的形成。过渡期的乱局至少会延续5年，如果因此而爆发内战，混乱将旷日持久。按照这样的逻辑，突尼斯在此段时间里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政府，实属不易，而其他国家则验证了这条规律。实际上，哪怕只是修复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也需要不止5年时间。

政治周期所经历的阶段不难理解。危机和反抗会迫使原本缺乏改革意愿的社会精英推行改革，这一事实至少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已存在。他认为，随着统治者维护上层阶级社会的手段愈发暴力，资本主义社会必将灭亡。

然而，面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衰退，政治领导人证明了他们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能力，在平息社会反抗的同时，他们也创造了福利国家。这场转变始于德国和英国。繁荣期和政治自满之间的关联性同样有据可循，譬如当代的日本及部分欧洲国家。依据常理可以认为，这些国家过于舒适和富有，以至于无法推行艰难彻底的改革。但大多数人没意识到，即便处于再正常不过的时期，政治周期规律也会起作用，在无声中改变和重塑一个国家，让它们变得更好或更差。

印度尼西亚前财政部长穆罕默德·查蒂布·巴斯里（Muhamad Chatib Basri）以浅显易懂的方式阐述了他对政治周期的理解：“坏光景出好政策，好光景出坏政策。”

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他曾对我说，这种周期已反复呈现，包括他任职印度尼西亚财长的时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是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苏西洛的主政时间从2004年延续至2014年。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苏西洛恢复了苏哈托执政结束后的国内政治稳定，但是在进入第二个任期后，巴斯里曾屡次想说服苏西洛总统，通过削减能源补贴来减少政府开支，但总统的回应只是象征性地小幅削减。当时是2013年夏季，正值印度尼西亚货币危机持续发酵。随后，到2013年年底，随着危机消退，苏西洛总统干脆取消改革。巴斯里提到，面对社会要求他履行削减补贴承诺的压力，总统的回答直截了当：“为什么？这个国家现在一切顺风顺水！”

周期的转换往往难以捉摸，无法预测，即便在定期开展大选的民主制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不得不含着自满的苦果，多年难以下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失去的10年”始终与非洲各国如影随形，很多拉美国家甚至沉沦了不止10年。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些意志坚定的领导人或国家在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坚持几十年而不放弃，但这也仅限于难得一见的“奇迹”国家，如韩国和日本。不过，对日本而言，这仅适用于始于1990年的“失去的10年”之前的那段时期。

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确实深重，其为改革者赢得了广泛支持，而在此后的大选中，确实涌现出许多强有力的候选人。许多人在全球经济衰退从发达国家蔓延至新兴市场经济体后走马上任，这也从一个层面反映出危机的巨大影响力。

2012年12月，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当选墨西哥总统，他的改革目标直指长期以来阻碍墨西哥经济发展的垄断势力。同月，安倍晋三当选日本首相，他的执政纲领让国人为之一振——终结整整纠缠一代人的经济停滞问题。2013年，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在伊斯兰堡就任巴基斯坦总理，并开启改革模式，他承诺将巴基斯坦打造成全球最火爆的股票市场。2014年2月，马泰奥·伦齐当选意大利总理。次月，印度迎来了纳伦德拉·莫迪，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的莫迪，给印度人以无比的遐想，希望凭借近2位数的增长率，他能将印度转变为下一个中国。

不过，在新一代的领导人当中，要判断哪些人会成为撒切尔或金大中显然还为时尚早。某个领导者能否成为成功的改革家，不仅需要好政策，还需要好运气。即便新的改革者远见卓识，深谙最前沿的政策，要实现经济的强势增长，仍需要其他诸多因素的配合。但是到2015年为止，所有新任领导人的运气似乎都不够好，在战后历史中最疲软的全球经济复苏大潮中，他们振兴本国经济的任务还遥遥无期。

如上所述，政治是经济增长的前提，当新的领导者在危机大潮中横空出世，就是国家向好之时；反之，当僵化固执的领导者固守其位，则是国家遭殃之时。

(1)　成立于1960年9月14日，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的中文音译，其宗旨是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的石油政策，维护共同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