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新贵 vs 能源大亨

对经济而言，富豪榜上不断出现新面孔或许是个好兆头，但前提是他们都属于“好富翁”，而非发迹于经济学家所说的“寻租行业”（rentseeking industries）。这些行业通常包括建筑、房地产、博彩、采矿、钢铁、铝、其他金属制造业、石油、天然气，还有其他主要依赖从地下开采自然资源的大宗商品行业。

这些行业竞争的核心，往往在于如何在这些自然资源所代表的国家存量财富中分一杯羹，而非如何以创新方式创造新的财富。因此，为了获取有限的资源，并最大限度地从这些资源中赚取利润，竞争者必须想方设法讨好监管者、争取政客的支持。为了对这种资源性财富做个粗略的定性判断，我将腐败高发领域富豪拥有的财富与整个国家富豪的财富总量做比较，由此便可得到“坏富翁”所占的财富比例。

毫无疑问，这个“坏富翁”的概念会让许多依靠诚信经营的房地产和石油业大亨蒙冤，但即便在某个国家这些行业确实清白，他们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有限。

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因为这些行业本身缺乏生产性，也是因为大宗商品的固有价格波动伤及经济的稳定性。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自然可以假设其他行业亿万富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但是按照我对“好富翁”的定义，担得起这个称号的富翁，要么是通过生产活动为经济增长做贡献，要么是生产出更好的商品来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比如智能手机或汽车。

这些良性行业包括高科技、制造业、医药业、电信、零售和电子商务等，因为它们最不可能引发民众对财富创造的怨愤(2)。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认为这些结果像信贷或投资增长以及贸易账户等数据那样属于硬数据。以系统方式解读亿万富翁排行榜，只是一种补充。它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到底是公众喜闻乐见的“清洁”产业，还是极有可能引发民众愤怒的“肮脏”产业。根据2019年的数据，意大利和法国“坏富翁”所占的财富是如今所有大型发达经济体中比例最小的，分别仅有7%和8%，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是个好兆头。

“好富翁”与“坏富翁”之间的力量对比瞬息万变。在过去的15年，这种均衡已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3个轮次的转变。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鼎盛时期，科技领域诞生的亿万富翁人数远远超过能源大亨人数，比例约为3：1。但10年之后，随着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能源大亨的人数一举翻身，达到科技富豪人数的3倍。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再次扭转实力对比，科技富豪人数再次反超能源大亨。在全球亿万富翁中，有126人来自科技领域，有78人来自能源产业，双方比例约为1.5 : 1。

自此以后，人们对“好富翁”概念的关注开始持续增多，甚至已影响到某些缺乏科技创新力、腐败现象严重的经济体。2010年，印度还陷在政商勾结与腐败富商的旋涡里，但在随后5年，这种状况发生变化。2010—2015年，印度成为全世界因“好富翁”而受益最大的国家之一，整个国家的财富增长22个百分点，百万富翁的财富同期增长53%。在印度2015年的富豪榜上，新面孔比比皆是，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发迹于生产性行业，如制药、教育和消费品。迪利普·桑哈维（Dilip Shanghvi）是印度太阳制药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我见过的最务实、最谦逊、最低调的亿万富翁。如今，他在印度富豪榜上的排名已从2010年的第13名升至第2名。

这些趋势或许会让此前10年积累的反公司和反增长声音有所减弱。一家名为安比特（Ambit）的印度证券公司甚至设计出“关联公司指数”，用于跟踪那些裙带资本家的发展态势。该指数跟踪的75家公司均属于“寻租行业”，据称他们借助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而受益巨大。随着民众对政商勾结的愤怒持续发酵，对腐败交易的关注不断增多，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纷纷暴跌。2010年中期到2015年中期，印度股票市场大盘上涨50%，而这些关联公司的股价却下跌过半。这一迹象表明，印度的裙带资本家正在没落，与此同时，依赖大宗商品赚钱的诱惑力也在持续萎缩。就在几年前，这些印度资源富豪的子孙还聚集在他们的家族企业里，而现在我听说，他们中的某些人声称自己更热衷于创办最新潮的高科技公司。

在巴西，随着全球大宗商品出口价格持续走低，依赖自然资源的大亨们似乎也在不断没落。那些善于在消费品和媒体等良性行业塑造富有竞争力的企业的大亨，一向是巴西企业家中最值得称道的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随时应对喜欢到处乱插手的政府。但是这些“好富翁”打造的市场毕竟有限，他们在巴西亿万富翁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仅为36%，这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也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他们所占据的市场相对孤立，不禁让人们想到巴西经济学家艾德马·巴查（Edmar Bacha）杜撰的一个词：Belindia。他用这个词来比喻巴西，其繁荣富裕的地区很小，只有比利时国土那么大，而其他更多地区如印度一般贫困落后。

多年以来，中国的富豪群体一直在高速增长膨胀。但是到2013年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资产总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富豪。后来100亿美元的天花板最终在2014年被突破。宗庆后成为中国首富，随着他旗下“娃哈哈”瓶装水和茶饮品业务的市值暴涨75%，他的资产总值一度接近120亿美元。不久之后，全球科技市场的繁荣与上海股市的暴涨不期而遇。到2014年底，这轮行情催生出6位资产总额超过100亿美元的中国富豪，其中3位身价甚至已突破150亿美元大关。这3位新晋的超级富豪均为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或掌门人，他们均为民营企业家，而且全部来自最具竞争性的行业，而不是电信、银行或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他们中的几个人年仅四十几岁。与年长者相比，他们更关心全球市场，因为这些公司大多已经在纽约上市。根据“胡润排行榜”的数据，到2015年底，中国的新富豪正在以每周5人的速度增长，到当年10月，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亿万富翁最多的国家。双方亿万富翁的人数分别为596人和537人。

但“好富翁”的回归并非普遍现象。在那些由僵化守旧的领导人统治的国家，政治家已开始放弃改革，政商勾结的社会文化持续发酵，新晋富翁中的“好富翁”也寥寥无几。在土耳其，富豪阶层对国家经济的控制持续加深，占GDP的份额不断提高，而他们的财富也大多来自“寻租行业”。在土耳其，每10个亿万富翁中，就有8个人居住在伊斯坦布尔。长期以来，伊斯坦布尔一直是土耳其的商业中心。即使是那些声称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富豪，为了接近权力中心，也都逐渐搬迁到伊斯坦布尔。

民众的仇富心理在墨西哥也非常严重，因为那里的富豪大多发迹于垄断行业。“坏富翁”的财富占比近70%，他们几乎彻底控制着墨西哥的主要产业，从电信到混凝土制造，从电视到玉米饼生产。他们在赚取垄断利润的同时，不断推高商品价格。由此带来的民愤足以解释，墨西哥的有钱人为什么这么惧怕遭到绑架并被勒索赎金。这些超级富豪们喜欢待在高墙林立、戒备森严的深宅大院。再看看那些经常被视为国家象征的亚洲富豪，他们的高调炫富与墨西哥富豪真是天壤之别。

我曾在2014年11月去过墨西哥城，一天早晨醒来，我刚走出酒店房间，就被所见惊呆：眼前尽是身着黑色西服、佩戴无线耳机的人，他们一声不响地站在走廊两侧。在我和墨西哥记者吃早餐的露天庭院里，也站满类似装扮的人。我询问这位记者发生了什么。原来，这些身穿西服的男士全是一名墨西哥超级富豪的保镖。这位矿业巨头平时深居简出，远离媒体的视线，直到在最近一次他与墨西哥总统恩里克·涅托的会晤中，媒体才第一次捕捉到他的影像。当富豪们不得不这样行踪诡秘时，或许就说明这个国家的财富创造体系已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