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为乌克兰带来先进医学
医生身旁有一个破旧的小托盘，里面的工具似乎是从废品收购站捡来的。他拿了几根大针头刺进患者的脊柱，然后向脊柱内注射冰冷的盐水。显然这有助于刺激脊髓恢复功能。
在众人围观下手术
锯开颅骨，切开硬脑膜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女人的大脑颜色灰暗，上面覆盖着一层暗红的血液。这里不应该出现血液，很可能手术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头上破旧的手术灯发出的光线十分昏暗，我几乎看不清自己在如何操作。对我和同事来说，患者可能出现的术后并发症无法想象，而我必须全力控制越发惊慌的情绪。
接受手术的这名女患者，症状表现为面部剧烈疼痛，学名三叉神经痛。之前为她会诊的医生认为，这种病根本无法接受手术。此时，电视台的录制组在为手术录像，准备在国际新闻中播出；许多医生和护士隔着手术台上方穹拱屋顶的玻璃，像诸神一样俯视着，观察我怎样进行手术。
穹顶的很多块玻璃出现了裂纹和破损，透过手术室上方的宽敞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雪花飘落在灰蒙蒙的废墟中，到处都是残损的机器和废弃的建筑。我实施手术的时候，经常有人观摩，对此我非常反感，而手术进展得不顺利时尤为反感，但这次情况似乎更糟。此刻，我必须镇定自若，展现出一名外科医生的自信，但却不知从何处寻找这种感觉。
那是1995年，我身在乌克兰，离家两千英里（1英里约合1.609千米），在并未得到官方允许的情况下为一名妇女进行脑部手术，这一做法很可能是违法的。在乌克兰，从未有人实施过类似危险系数极高的手术。手术设备是几天前我从伦敦亲自开车运来的二手货。至于我的助手，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初级医生。在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电台的一次采访中，这家医院的一名神经外科的资深教授竟声称与我合作的这位助手患有精神分裂症。我接受这份工作没有一分钱报酬，相反，我自己还花了不少钱，这倒是千真万确。
我一边极力防止双手颤抖，一边不快地自言自语：“我到底在干什么？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这里的一切都很落后！”
4年前，机缘巧合，我第一次来基辅，那是1992年的冬天。当时我做顾问医生已有5年的时间，实践经验非常丰富。苏联解体之后几个月，一个英国生意人希望在乌克兰销售医疗设备，他给我们的医院打电话，询问是否有神经外科医生有兴趣与他一起到基辅游览一番。基辅也有一家著名的神经外科医院，他想带几位英国医生做一些关于现代神经外科手术的报告，当然这些医疗设备也必不可少。医院的电话接线员听得一头雾水，直接把电话转给了我的秘书盖尔。盖尔能够摆平许多棘手的事情，在医院小有名气。当时我还在办公室，她探头进来。
“下周四你想去乌克兰吗？”
“不想。我忙得焦头烂额，下周四我有门诊。”
“去吧，你总说对俄罗斯很感兴趣，你还没去过那个国家呢。”
如果我取消门诊，那么盖尔通常是第一个因此而抱怨的人，因为患者出于情绪失落甚至愤怒打来的电话都由她去答复，并且她还要重新安排预约。因此，盖尔的建议我总会认真考虑。
就这样，我与两位同事来到了刚刚独立的乌克兰。苏联解体之前，从来不存在独立的乌克兰，因此谁都不清楚“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有一点大家都明白，那就是这个国家一片混乱，经济近乎崩溃，工厂倒闭，民众几乎都处于失业状态。我造访的这家医院简直可以用噩梦来形容其境况。
我们从莫斯科出发，坐了一夜的火车，第二天清晨抵达基辅。流经基辅的第聂伯河上建有许多大桥，火车从其中一座桥上经过，当接近陡峭的西面河堤时，我们看到，拉瓦拉修道院的金顶沐浴在一片朝阳之中。这一景象与我们夜间经过的晦暗的火车站和大片城市郊区昏暗的街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躺在车厢中的床上，盖着一条薄毯，迷迷糊糊地听着火车压过枕木和铁轨发出熟悉而有节奏的声音。列车一路向南穿过了俄罗斯，停靠在灯光昏暗的车站，白雪覆盖的空旷月台上回响着我们听不懂的俄语站台播报。
一切都是那样新奇，又是那样熟悉，俄罗斯文学把我的思绪带回了过去。我们在莫斯科只停留了几个小时，不过这已足够。在夜色中，我们冒着大雪，驻足红场，苏联共产主义已经消失，但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基塔的塔楼上一面巨大的红旗仍在无精打采地飘着。我们在预定的宾馆里美餐一顿。这所宾馆外面有三排武装警卫在站岗，走进去便会看到，长长的走廊年久失修，地面上铺着陈旧的薄地毯，门外许多风姿绰约的女郎在招揽生意。随着卢布的崩溃，手中有几百美元的我们与贫困不堪的俄罗斯人相比，简直就是百万富豪的级别。
一到基辅，我们就被带到了神经外科研究所。那是一幢奇丑无比的庞大建筑，里面也有长长的走廊，这是所有大医院的标准配置。走廊漆黑、灯光昏暗，墙上挂满了苏联神经外科所取得的勋章。黑白照片中的领军人物都戴着高高的白色厨师帽，苏联的外科医生都是这种打扮；照片上方点缀着镰刀、斧头和红色的五角星。鼓舞人心的标语以及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俄国人称“二战”为卫国战争）的照片随处可见。在建筑物、墙上的照片、污浊的空气中弥漫着廉价的烟草味以及怪异且令人作呕的消毒剂的味道，一切都显得如此古旧、过时。我们被带到拉马丹诺夫院士的办公室，他是一个举止威严、名声显赫的老头，兼任该研究所的所长。拉马丹诺夫院士身材高大、肥头大耳，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身着高领白大褂，领口的扣子紧系着。与走廊一样，他的外表也一样老朽、过时。几个月后，他果真去世了。通过翻译，我们一阵寒暄，然后都围着办公室的长桌坐下。
“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他一脸怒气地问道，“来旅游？是来看我们的笑话吧？现在可是我们的困难时期。”
回答时我们很注意外交策略，先谈友谊，然后才开始谈专业协作和国际合作的问题。他的表情没有丝毫改变，当然，他这样做无可指摘。
之后，在一个助手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这座著名的研究所。
“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神经外科医院。”他告诉我们。
“有8个病区，5层楼，400张病床。”
我很吃惊，因为我所在的医院是英国最大的神经外科医疗机构之一，也不过只有50张病床。我们疲惫地爬着楼梯，沿着走廊依次参观了每一个病区，它们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首先从一楼开始。
“这是后颅窝肿瘤病区。”他向我们介绍。
刚进门，里面的员工就迎出来，与我们握手、合影。他们向我们介绍本病区可以完成的各种手术，但每当问及具体的问题时，他们总是闪烁其词、回答含糊。另外其他7个病区，我们按照同样的程序参观了一番。当我们要求参观手术室时，医院人员称手术室正在装修，已经封闭。在医院里我们没有见到一名患者。
我们做过报告之后，几乎无人提问，这说明报告的内容没有几个人能听懂。我们回到了宾馆，与莫斯科的宾馆一样，这里也到处能看到年轻漂亮的女郎。有人告诉我，她们并非职业妓女，只是这些良家女子为了赚钱无所顾忌。那时，陪西方客商仅一晚就相当于当地居民一个月的收入。我们很好奇，也很尴尬，灰溜溜从她们身边经过后，躲到自己的房间，喝些免税的威士忌。在医院参观时，亲眼所见之景象与他人描述之间巨大的反差使我们备感困惑与震惊。
第二天，我们又被带到了城市东部的急救医院。我要求观摩外伤的处理过程，起初向导有些不情愿，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我们在傍晚时分抵达医院，那时天色昏暗。医院大楼共有10层，很明显能容纳800张病床，10年前才投入使用，但看上去已经荒废许久。我们穿过一堆废墟走进这所医院。那些高大的苏联建筑物外部总有一些令人费解、无法猜测其用途的管子。天色灰蒙蒙的，空中开始飘洒洁白的雪花。医院的一侧是一个占地面积较大、七零八落的露天市场，在破旧的铁皮屋顶下，几个小店里寒酸地摆着一些廉价的化妆品和伏特加。老掉牙的“拉达”、“莫斯科人”和“伏尔加”等品牌的轿车乱七八糟地停在店门前。一切都是灰蒙蒙的，毫无生气，或许只有苏联的城市才会这样。后来听说，这个市场中商贩缴纳租金的流程是违法的，收缴工作由医院院长负责，而租金也是一些城市卫生管理部门官员的重要收入来源。
电力供应无法保障，医院里漆黑一片，处处散发着氨水的味道，据说医用消毒剂已经告罄，只能用氨水来代替。似乎整栋大楼都无人走动，我被带到了一间黑洞洞的手术室，四周的墙面上布满孔洞，但房间很宽敞，高大的窗户外面有一个弹坑。透过窗子，借着昏暗的灯光可见阵阵雪花飘落。手术室中，一名外科医生正在给一个瘫痪的男子做“手术”，几年前的一起事故致使这名患者颈部以下完全瘫痪。医生身旁有一个破旧的小托盘，里面的工具似乎是从废品收购站捡来的。患者侧身躺着，身上盖着一块旧窗帘，上面的一些花卉图案早已褪色。医生拿了几根大针头刺进患者的脊柱，然后向脊柱内注射冰的生理盐水。显然这有助于刺激脊髓恢复功能。注射引发了患者腿部的反射运动，立即引来了一阵兴奋的叫声，这表明该治疗方式确实有效。
我走在阴森黑暗的走廊里，一个年轻人像热情高涨的马屁精一样急匆匆地赶上来。原来是刚才给瘫痪患者“手术”的那个外科医生。
“这是神经外科，”他用蹩脚的英语介绍，“神经外科有3个急诊病区，我叫伊戈尔·库里列，脊柱急诊病区的主任。”我本以为之后又是一番长篇大论的介绍。我早已熟悉了各个病区的老生常谈，他们的病床、他们的成绩，无论谁来乌克兰参观医院，都会认为乌克兰的脊柱神经外科堪称世界一流。
“这里的一切都很落后！”他说。
我立刻对伊戈尔刮目相看。除了拉马丹诺夫院士，他是我来到乌克兰之后见过的唯一一位敢于公开抨击乌克兰医疗状况的医生。的确，乌克兰的神经外科在各方面都惨不忍睹。苏联生产枪炮火箭很在行，但在提供体面的医疗保健方面则无法恭维。尽管苏联也有许多声名显赫的科研机构以及数不胜数的专家教授，但是医疗队伍素质较差、医疗设备陈旧却是不争的事实，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医疗条件相比也不尽如人意。苏联过去被戏称为“拥有火箭的上沃尔特”（上沃尔特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旧称）。我认识的大部分苏联医生，出于自惭心理、爱国情节、嫉妒和局促不安等因素，都极力否认这一点，他们蔑视伊戈尔这种人，不过只有伊戈尔才敢指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事实。苏联的文化向来压制批判，千方百计将民众与整个世界隔离开来。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独立，其领导人与之前一样，但这个国家及其民众突然之间暴露于外部世界，直面东西欧国家医学领域业已形成的巨大鸿沟。
首次访问即将结束，离开基辅前我又参加了乌克兰卫生部的一次会议。一位表情严肃、面色红润的官员（据说是某部门某处的书记）绕过桌角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列着几个头衔。我发现级别越高，头衔和职位就越多，一张名片的空间无法罗列所有称谓。这个官员只有一张名片，显然级别不够高。很快我就失去了继续参会的兴趣。另外，翻译的速度非常慢，这令无聊的时间又延长了一倍。与苏联政府的大部分办公室一样，这间会议室的装修也用了廉价胶合板，高大的窗户外面就是美丽的公园。外面又开始下雪了，身着灰色制服的防暴警察全副武装，带着德国警犬从警车上蜂拥而下，无论警员或警犬从警车后面跳下来时，都精神焕发。我们在前往卫生部的路上看到乌克兰民族党正在议会大楼外面组织游行示威，也许这些警察和警犬正盼望着大显身手。把我们带到乌克兰的英国客商就坐在我的身边，小声告诉我，那些防暴警察都是我们在宾馆门口见过的那些妙龄女郎的皮条客。
会议仍然充斥着无关紧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讲话，诸如进一步加强国际医疗合作云云。最后，我表示愿意邀请一名乌克兰籍神经外科医生到伦敦跟随我学习，但我补充了一句，只需要一个人，那就是急救医院脊柱创伤科名不见经传的主任伊戈尔·库里列博士。后来伊戈尔告诉我，那是他被降级之后的职位。苏联医学界对于跛足和瘫痪毫无兴趣，我非常清楚，像伊戈尔这种级别如此之低的人不可能获得出国机会，但仍然值得一试。如果邀请了一个老眼昏花、言行虚伪的教授，我一定会被唾沫星淹死的。那个官员不知所措，显得非常狼狈，当天下午我就经由莫斯科回到了伦敦。
最后一条熏鳗鱼
一年后，我几乎忘记离开基辅时心中的期盼，而且万万没想到，我竟然收到了伊戈尔寄来的圣诞贺卡，他还附上了一封拉马丹诺夫院士的信。拉马丹诺夫院士请求我把伊戈尔带到伦敦，让他学习现代神经外科手术。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次临时出行，但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伊戈尔遭到了乌克兰医疗机构的排挤。在伦敦与我学习3个月之后，伊戈尔回到了乌克兰，那时，他的资助人拉马丹诺夫院士已经去世。他并未寻求新资助人的支持（乌克兰社会很重要的一项要求，被戏称为“头上的保护伞”），反而在公开场合继续宣称乌克兰的神经外科手术极其原始、落后，急需变革。当时，恰逢有一个笃信东正教的人正想方设法继任拉马丹诺夫的职位，这令本就糟糕的情况变本加厉。院士的职位会带来诸多便利，例如会住进大公寓、配备专车司机等。伊戈尔的顶头上司一直觊觎该职位，但是他的愿望由于伊戈尔的不服管教而大打折扣。
接下来的几年对于伊戈尔来说的确很艰难，他努力重组科室并进行现代化改造，希望与西方国家同步发展。伊戈尔还忍受着一连串的官方检举、调查和恐吓电话。有段时间，伊戈尔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换一个地方。我简直无法想象，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我知道，帮助他的想法过于天真，并未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多麻烦。然而，此时我还不能置伊戈尔于不顾，每当他口中声声念叨的“诋毁者”想要把他“干掉”、撤掉他的科室或者遣散他手下的员工时，我都会竭尽全力帮他。我也必须承认，这种帮助都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暗中进行的。每次我出差到基辅，无论与高级官员的见面多么令人不快，我知道自己都会平安返回。在伊戈尔的帮助下，我向乌克兰的报纸投稿、举行新闻发布会，开车把二手医疗设备运到基辅，再把他手下的年轻医生带回伦敦跟随我学习。我曾实施过一些神经外科手术，这些手术以前在乌克兰从未有人做过。回想起来，考虑到糟糕的手术条件以及与医疗机构无法调和的敌对关系，那些年我的所作所为看起来绝对疯狂愚蠢。这无疑需要高度的自信与独立，但后来这些品质我都失去了。
尽管手术伊始出现了不祥的征兆以及令人蒙羞的恐慌，这位女患者的三叉神经痛手术仍然大获成功。第二天，她出现在国家电视台的新闻中，在电视里她声称终于彻底摆脱了这么多年来的病痛。我飞回波兰取回放在朋友家里的车，再驱车把手术用的显微镜运到波兰西部的朋友家中，然后伊戈尔从乌克兰弄来了一辆旧面包车来接我和手术设备。
去机场的路上，我们绕道去了基辅市中心的比萨拉比亚市场。在基辅，这座市场就相当于法国巴黎的中央市场和英国的考文特花园市场。比萨拉比亚市场是一座19世纪建成的环形建筑，有螺纹铸铁的玻璃屋顶，屋顶下就是市场，水果蔬菜和各种腌菜都被摆放成锥塔形，体格强壮但态度和蔼的妇女戴着颜色亮丽的头巾，站在高高堆起的货物后面。市场设有鲜花专售区，在任何社交场合乌克兰人都会彼此赠送鲜花。在肉类区，随处可见整个猪头和成堆的鲜肉，猪的后鞧像裤子一样挂在钩子上。这里能够深刻反映乌克兰的特色，你能体会到一种简洁明快、天然原始和粗犷豪放的美感，但是随着大型超市的出现，这种地方正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伊戈尔告诉我这座市场仍在运作，并且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他指着一个鱼摊，突然间兴奋起来。
“很少见！”他指着玻璃柜中3条长长的熏鳗鱼说。他买了一条送给我作为礼物。礼物的味道很难闻。
“非常少见！”他自豪地说，“它们被列入红皮书了。”
“什么是红皮书？”我问道。
“记录即将灭绝动物的册子。熏鳗鱼已经绝迹了，你很幸运，能够拥有一条。”他兴奋地说。
“伊戈尔，这可能是乌克兰最后的鳗鱼了！”我看着这条原本美丽修长的生灵，它曾经通体闪亮，畅游于乌克兰偏远的江河中，但现在却被制成了熏鱼，装在“乔治·阿玛尼”的塑料袋中。我从伊戈尔手里毕恭毕敬地接过来，放在行李箱中。
回到伦敦后，没过几天我就把熏鳗鱼扔到了后花园，我不忍心把它吃掉，但想到了一只经常光顾的狐狸可能会喜欢，每天清晨都会看见它从这里悄悄地经过。第二天，我发现鳗鱼不见了，但随后在几码（1码约合0.914米）外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它，我更加难过。连狐狸都不喜欢这条熏鳗鱼，于是我挖了一个坑把它埋了。这条乌克兰最后的鳗鱼就安葬在花园一端茂密的花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