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明媚春日的阳光

海伦脑中长着一颗缓慢发展的恶性肿瘤，我们很难断定它何时会停止。患者和家属都逐渐变得理想化，他们认为可以一直治疗下去，永远没有尽头，死亡也可以被无限期地推迟。他们求生的欲望非常强烈。

不放弃任何希望，是对是错？

虽然没有几例手术，但办公室里仍有许多文案工作需要我来处理，这些都是盖尔整理好的几大堆系列文件，令人望而生畏。我的心中有些成功复仇的欢喜，因为处于连续不断的“交战状态”，我们都想把文案工作推到对方的办公室。许多院方管理层的电子邮件我都不会打开，一眼也不看就全部删除，不过有一封纸质的信是林肯郡一家医院的医生写来的，咨询我对一位患者的治疗建议。这位患者是一个年轻姑娘，名叫海伦，在过去10年中我给她做过两次手术，她的脑袋里长了室管膜瘤，术后多次复发，每次复发都比上一次更加严重，恶性的倾向也更加明显。现有的放疗、化疗她都做了，当地医院把她作为大病晚期患者收治入院。肿瘤的复发导致她出现了严重的头疼。那位医生让我查看了最新的脑扫描图，问我是否有更好的治疗措施，毕竟家属很难接受女儿的生命已走到尽头的事实。

经过多年的接触，我已经很了解海伦，并且开始喜欢上她，可能这是一个错误。她总是魅力四射，出色地与疾病抗争。有时我也在想，她是否还对自己的生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拒绝接受现实也并不总是坏事。海伦的家人都很爱她，无论什么时候见到我都心怀感激，热切的希望和期盼的眼神像射钉枪一样把我钉在墙上。

“另外一家医院有个神经外科医生告诉家属，”林肯郡的这名医生在信中继续说，“如果再次进行肿瘤切除手术，可以运用光动效应疗法，并且希望你来操作手术，以便他们进行后续治疗。”海伦最新的脑扫描被拷贝在一张光盘里，和这封信一起寄给了我。经过例行会议和宣誓之后，我在办公室电脑上看了一下。扫描显示海伦的大脑右颞叶肿瘤大面积复发，理论上讲这一部位可以再次进行手术，但即使手术成功，也只能帮助她延长几周、最多几个月的生命。

很明显，肯定有人使她的家人燃起了不切实际的希望，几年前光动效应的疗法已被证明没有任何效果。我很气愤，竟有人提出了这种建议。然而，海伦的家人看起来无法接受没有任何治疗措施的现实，我清楚他们希望采用任何方法，哪怕只是让她增加几周的存活时间。我虽然没有过多的热情，但也很快给注册医生打了电话，请他安排将患者转到我们的医院来。

从早到晚，我接到了许多电话和短信，都是关于海伦的。看来从一家医院转到另一家医院也会遇到许多难以避免的麻烦。据说海伦已经昏迷，转院时需要上呼吸机，抵达后要进入ITU病房。医院已经没有ITU病床了，我建议当地医生尝试一下附近医院的神经外科，我知道那里的同事对这种没有什么希望的病例，肯定不会过分关注。后来有人告诉我，海伦的状况好转一些，不需要ITU病床。我打电话给注册医生通知这件事，他说病房已经有床位了，我们可以收治海伦。晚上10点钟，林肯郡的医院又打来电话告诉我，我们医院的病床主管通知已经没有病床了。

我怒火中烧，亲自开车去找负责床位和接收患者的主管护士。我在护士站见到了她。她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我们一起共事了许多年。

“为什么不能接收林肯郡的那个患者？”我问。

“对不起，马什先生，我们正在等伦敦的救护车来接走另外一个患者，直到有新的床位空下来我们才能收治新患者。”她回答道。

“但是海伦要从100英里之外的地方赶来！”我几乎是喊着说出来的，“她到这里已经是半夜了，你还坚持要让救护车送来另一个患者！”

那个护士为难地看着我，我担心她会急得哭起来。

“你看，就让他们把她先送来吧，”说话时我努力使语气和缓下来，“如果有问题就说都是我的错，是我坚持……”

她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显然，对于我请求打破收治患者管理制度的请求令她有些不快。我不可能要求她告诉我接下来要怎样做，也不想再为难她。我只能转身回家。如果在过去，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院方总会找到另外一张病床，对于我的吩咐没有人会质疑。

海伦最终在半夜到达医院，我早晨上班时没有人知道她被安排在哪间病房。因为要去参加早晨的例会，我就没有先去见她。会上，我告诉值班的注册医生把患者的脑扫描图打开，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海伦的病情。

“你们会奇怪，我为什么要给一名绝症患者做手术。”我对这些初级医生说。没有人主动回答，所以我继续介绍海伦的家属情况，手术是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不采取任何措施的做法。

由于海伦脑中是缓慢发展的恶性肿瘤，我们很难断定它何时会停止。患者和家属都逐渐变得理想化，他们认为可以一直治疗下去，永远没有尽头，死亡也可以被无限期地推迟。他们求生的欲望非常强烈。我告诉与会人员几年前遇到的一个类似案例：一个3岁的幼儿，医院唯一的试管婴儿患者。我为他做了切除恶性室管膜瘤的手术，效果很好，后来他接受了放疗。室管膜瘤易于复发，两年后他的病复发时，我又做了手术，但很快再次复发，并且那次复发部位位于大脑内部深处。继续治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拒绝再次手术。然而，与患者父母的交流结果很糟糕，他们根本不愿听我的意见。他们在别处找了另外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手术了3次，最后孩子还是夭折。随后，孩子的父母要以工作过失为名控告我，这也就是我放弃儿科医生的原因之一。我提醒我的实习生，爱有时是非常自私的。

“那么这就是你这次要手术的原因吗？你担心会被人起诉吗？”有人问。

实际上，我并不担心被人起诉，但却担心自己变成一个懦夫，或者变得更加懒散。也许我之所以同意去做手术就是因为无法面对家属，告诉他们海伦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此外，癌症专家认为如果昂贵的抗癌新药能让患者的生命延长几个月，那也极其成功。

“什么是光动效应疗法？”有人问道。

“用激光照射肿瘤，”我的同事弗朗西斯解释，“但是只能穿透一毫米，这种疗法已经被证实毫无用处，现在有些人建议用这种疗法很值得商榷。我认为你很傻。”他看着我，继续补充道，“这是第四次手术了，她做过放疗，肿瘤几周后就会复原。她的骨瓣感染风险很大，你还得把它移除并且在她头皮下留下一个大洞，一颗真菌就会让她非常痛苦地慢慢死去。”

我不否认有这种可能，然后转身面向坐在房间后面的那排注册医生，问他们有谁见过“脑菌样膨出”。

看起来没有一个人见过，我希望他们以后也不要见到。我倒是见过一次，是在乌克兰。恶性肿瘤手术后如果患者的骨瓣已经感染，无法再放回原处，则必须把骨瓣取出，那么随着肿瘤的复原，患者会慢慢地死去，因为肿瘤会向外膨胀，穿过头皮下颅骨的缺损，患者看起来就像《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外星人，有部分大脑露在体外。如果患者的颅骨完整的话，其颅内的压力会逐渐增加，但不会很快死去。

“在患者脑内放回一个金属板，这样可以吗？”一个初级医生问道。

“那样反而更容易造成感染。”我回答。

“如果骨瓣感染，为什么就不能任其自由发展？”他问。

“患者头上会出脓吗？如果患者在家的话，也许会，但在医院病房里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感染，”弗朗西斯说，“我希望你能侥幸不会因此受到处罚，但我还是认为你有点傻，一口回绝就可以了。”

如何寻找乐观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

那天上午我做了手术。切开大脑后，我发现了肿瘤，行将死亡的大脑和血管都可怕地缠连在一起，我无能为力。看到协助我的注册医生缝合海伦脆弱的头皮时，我的内心非常痛苦，感到深深的懊悔，答应做这例手术只是因为自己心太软。不料，这些思绪都被麻醉师打断。

“刚才来了一个主管，”他说，“她对于你在没有病床的时候接收患者这件事非常生气，她还说你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做这例手术。”

“这和她有什么关系？”我咆哮道，“我是经过冷静的分析后决定的，而她没有。也许她打算去见患者的家属，跟他们说海伦应该死了，我们也没有病床了……”

我的双手气得发抖，只想努力平静下来继续手术。

头皮缝好后，我和注册医生都后退几步端详这个姑娘的头部。

“伤口不会很快愈合，是吗？”他评论道，这个年轻人仍然徜徉在医学的悲剧大戏中。

“你肯定没见过脑菌样膨出。”我回应道。

后来，我和海伦的家人一起坐在病房旁一间专门用来通报噩耗的小屋里。我尽最大努力劝说他们放弃海伦治愈的希望，这与起初接受手术的任何理由都自相矛盾，因此我对自己也非常不满。我告诉他们，我没有想到手术会毫无作用，海伦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我知道你对再次手术也不是很乐观，”我话音刚落，她哥哥就对我说，“但我们要让你知道我们真的很感激你。其他医生并不会尊重我们的意见。她也知道自己要死了，但只是想多活几天，仅此而已。”

他说话时，我才发现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医院外面单调的院落都充满了希望。

“如果幸运的话，她会多活几个月。”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希望尽量弱化死亡这一结局对他们的打击，现在我开始后悔几分钟前那样对待他们。在希望与现实之间我找不到平衡点。

我把他们留在了小屋中，他们4个人坐在小沙发上，膝盖挤在一起。走在黑暗的医院走廊里，我再次感到惊异，人类竟如此紧握生命不放，否则人间就没有这么多的痛苦。没有希望的生活绝对是艰难的，但最终希望却轻易地把我们大家都愚弄了。

第二天海伦的情况更糟，早晨例会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往常那样讲一些冷嘲热讽的笑话。第一个病例介绍的是一名男子，他的死亡是延误治疗造成的，本来这是可以完全避免的事；另外一个是脑出血后脑死亡的年轻女子。我们都一脸愁容地看着她的扫描图。

“这是脑死亡，”我的一个同事给初级医生解释道，“她的大脑看起来像毛玻璃一样。”

最后一个病例是一个8岁的孩子，他企图自缢自杀，因大脑严重缺氧造成了脑损伤。

“难道我们就没有不这么压抑的病例吗？”有人问。

确实没有，随后会议就结束了。

我离开时，一个神经内科医生沿着走廊过来找我，他特意穿着三件套的西服，现在的顾问医生很少有这身装扮。不过他看上去没有了平时的爽快和乐观，反而有些顾忌。

“我能请你去查看一位患者吗？”他问。

“当然可以。”我兴高采烈地回答。我一直热衷于寻找更多可以接受手术的患者，并且希望都是良性的肿瘤，但看到他的表情，我又有些担心。

“扫描图在PACS系统（影像归档通信系统）中。”他告诉我。随后我们回到观片室，他的注册医生在一台电脑上调出数字X光系统，即PASC系统中的一张脑扫描图。

“很可惜，她才32岁。”这位神经内科医生解释道。

“哦，天哪！”扫描显示患者大脑前部有一颗很大的肿瘤，确定无疑是恶性的。

“这一周看来都很倒霉。”

我们来到了日间病房，那位患者躺在床帘后面的床上。20分钟前她做了脑扫描，神经内科医生已经向她大致讲述了病情。她很年轻，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头疼的困扰已经几个星期了。她的丈夫坐在床边，很明显两个人刚刚哭过。

我坐在她的床边，努力向她解释需要进行哪些治疗方案。我想给她一些希望，但又不能欺骗她，声称她的病能够治愈。这样难堪的谈话，特别是要这样突然地道出实情，每一位医生都知道患者只会听进去极少部分的谈话内容。我让她服用类固醇后就请她回家了，这种药会很快缓解她的头疼症状。我安排下周一为她手术，并向她和她心烦意乱的丈夫承诺，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入院时我会再把所有的情况都解释一遍。实际上，告诉患者患了无法治愈的脑瘤，然后请他们回家，这并不合适，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可做的事。

第二天早晨例会时，我把那位患者的扫描图介绍给初级医生，它以黑白照片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墙上。

我把实情跟他们讲了一遍，然后让年轻的实习生大卫假设他看过这个扫描图后去见患者，就跟我前一天一样，接着问他应该对患者讲些什么。

通常自信又积极的大卫这次没有回答。

“说吧，”我告诉他，“你必须得对她说些什么。以前你一定也做过这种事。”

“啊，嗯……”他搜肠刮肚地想着合适的词语，“我会告诉她扫描图有些异常，呃……有点占位效应……”

“那他妈的谁能听懂是什么意思吗？”我问道。

“我会告诉她，她需要做手术，这样我们就能知道……”

“那你是在撒谎。我们知道怎么回事，不是吗？那是一颗恶性肿瘤，手术预后也很糟糕！你不敢告诉她！但是从你看她的眼神中她就能猜出情况不妙。如果肿瘤是良性的，你脸上会一直带着微笑，不是吗？那么你怎么跟她说呢？”

大卫没吭声，漆黑的X光观片室中陷入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

“是的，这确实很难办，”我缓和了一下语气，“所以我才问你们。”当不得不通报一些坏消息时，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正确。患者不会在事后给我打电话说：“马什先生，我很欣赏你做事的方式，你告诉我，我快要死了。”他们也不会说：“马什先生，你这个混蛋。”医生只是不希望把事情搞得太糟糕而已。

外科医生必须对患者道出真相，但也极少去浇灭患者的全部希望。在乐观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的确很难。恶性肿瘤也有不同的分级，医生当然不知道面前的这个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总会有几个活得长久的幸存者，他们并非医学奇迹，而是统计中的离群值。因此，我告诉我的患者，如果幸运的话，他们可能会活许多年，如果倒霉的话，存活的时间就会短许多。肿瘤复发可以再次治疗，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当然也可以寄希望于找到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另外，大部分患者和家属会在网上搜索疾病的相关信息，以往医生那些家长式的善意谎言再也没有人会相信。然而，大多数患者迟早都会像海伦那样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医患双方通常很难承认患者已经到了不归路。早晨例会上，当我解释这一切的时候，初级医生一言不发，在黑暗的室内恭敬地听着，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都听懂了。

会后，我回到病房去看海伦。

病房护士长玛丽向我走过来。

“这家人也太不现实了，”她指着海伦躺着的侧室房门说，“很明显，她就要不行了，但他们就是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你有什么打算？”我问。

“这家人不想让我们把她当作晚期患者，拒绝给她服用体面的止痛药，所以我们希望社区服务部门和全科医生来处理，然后让她回家。”

“那她的伤口呢？”我很担心玛丽的回答。

“看上去随时都可能恶化。”

我深吸一口气，进入了侧室病房。令我宽慰的是，海伦的家人都不在。她侧身躺着，面朝窗户，我就绕过床头，蹲在她身边。她看着我，乌黑的眸子很大，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她的头部右侧肿起，贴着创口敷料。我想，把它揭下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就没有理会它，免得自己看到每一个外科医生都不喜欢的那一幕：原本干净的刀口坏掉，变成了丑陋、裂开的创面。这一切都是医生一手造成的。

“你好，马什先生。”她开口说道。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你好吗？”我问了句。

“好多了，就是有点头疼。”她语速很慢，由于左侧瘫痪，她说话含糊不清，“谢谢你再次给我手术。”

“我们会尽快送你回家，”我说，“还有什么问题吗？”就在问这个问题时，有一种力量牵引我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但我抵抗住了这种想法。面对一段糟糕的谈话时，每个医生都要坚决抵抗无意识的欺骗。海伦什么也没有说，于是我离开了病房向手术室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