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回忆五毛钱

车到堡子村，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

我下意识地从车里出来，登上公路旁的人行道台阶，举目四顾。路旁灯光皎亮，路上车灯辉映，寒风扑面而来，细碎的雪粒打在脸上，冷飕飕的。没过几分钟，封存在记忆中的那个遥远的夜晚，突然在眼前浮现出来。

那是1961年的一个星期六，离春节还有半个月左右。当时我在西安东郊五十五中读高中，家在30里外的白鹿原西车村。平常在校住学生集体宿舍，周末才能回家。因为是农村户口，不能在学校食堂搭伙，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背一周的干粮返回学校。

那时候国家穷，老百姓不富裕。我们村交完公粮，分到各家各户的细粮粗粮，满打满算也只够吃大半年，剩下三四个月，主要靠把平时省下的小麦面、苞谷面和晾干的苜蓿、萝卜缨、榆树叶拌在一起吃。我每周回家背的干粮，也是用糠菜面揉在一起蒸的糟馍，从家里背到学校全冻成了实疙瘩。每顿一个疙瘩馍，吃前得用滚开水烫三四遍才能泡软，再加点咸菜一拌，就算一顿饭。好在学校不限制开水，这样的生活倒也不让人觉得异常。我们宿舍的八个同学都是农村孩子，从家里背的馍成色差不多，谁也不笑话谁。为了毕业后能吃上商品粮，大家把心思全用在学习上。

按照往常的习惯，我星期六下午5点钟左右离开学校，空着肚子爬完十里长坡，7点钟左右回到家里。这天临回家前，校团委书记吴印明老师通知我晚走一会儿，说校团委要开会，研究发展一批新团员。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又是班级团支部书记，这个会议不能请假。没想到因为事前通气协商不够，会上大家对发展名额分配有争议，会议开到9点多才结束。

走出学校大门，西北风裹着大雪，把我团团围住，行走十分困难。偏偏在这时候，我的肚子又饿得咕咕咕直响。这样的响声6点多有过一次，因为正在开会，被我用大口大口的唾沫压下去了。这会儿肚子一咕噜，嘴巴发干，居然连唾沫也分泌不出来。学校周围是空旷农田，茫茫的大雪中看不到一星灯光。饥饿逼得我心发慌腿发软，为了防止昏倒在地，我赶紧靠电线杆蹲下，顺手抓了一把雪塞进嘴里，心慌才缓解下来。

我处在进退两难之中。回学校吧，拿宿舍门钥匙的同学早回家了；回家吧，饿得寸步难行，哪还有力气爬上十里长坡？正在不知所措之际，突然想起来贴身衣兜里那五毛钱还在呀！这一想，精神一下子振作起来，我又抓了两把雪塞进嘴里，把棉袄裹紧，大步向堡子村走去。

堡子村在半坡博物馆和纺织城中间，是东郊的公共汽车大站。雪这么大，天这么晚，我估计只有在那里才能买上吃的东西。学校离堡子村三里多路，我确认五毛钱还在衣兜里，心里热乎乎的，风雪从背后灌进脖子都不觉得寒冷，肠胃也好受多了。

要放在今天，这五毛钱你给乞丐他都会翻白眼，但在56年前可不一样啊！这还是开学那天母亲给我的零花钱，快5个月了我没舍得动。因为一直装在衬衣兜里，五毛钱可能早已被汗水浸湿过。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农闲时父亲编竹器，母亲织土布，挣五毛钱不是个容易事，没有绝对必要我是不花一分的。哪想到这五毛钱今晚会派上大用场。

快10点钟了。堡子村车站一片宁静，纷飞的大雪中没有人，没有车，没有一个小摊贩，朦胧的路灯下只有厚厚的一地白雪。我前后左右转了两圈毫无所获，只得空手返回纺织城，准备抄近路爬坡，上白鹿原回家。

大概走出一里路开外，一股烤红苕的香味忽然从纺织城方向随风飘来，香味直扑口鼻，惹得我的肚子又咕咕咕地响起来了，而且一阵紧过一阵。我加快脚步，冒着鹅毛大雪直扑透出香味的地方。走到跟前细看，一个40岁上下的汉子披着光板羊皮妖，守着一辆架子车，车上放着一把马刀，车旁蹲着一个废弃的汽油桶，烤红苕的诱人香味就是从汽油桶里冒出来的。这一下十里长坡挡不住我了！我庆幸自己终于能够摆脱饥寒交的。

我没有马上掏钱，先把头伸到烤炉上看了一会儿，狠狠地吸了几口香味。摊主问我：“买不买？”我问：“一个多少钱？”“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我禁不住一愣，心想这家伙肯定是个投机倒把分子，刚要张口同他讲理，一看那把横在车上的马刀，什么也没说，立即掉头走人。我走出不到五步，摊主在后面说：“来吧！来吧！小的给你便宜一毛，大的给你便宜两毛！”

我转身站定：“我只有五毛，吃完还要上白鹿原回家！”

摊主没再说话，僵持了一会儿，他拿起铁铗子在烤炉里翻了几下，之后夹起一个红苕，说：“这是两块钱一个的，你拿吧！”

我两步跨过去，把揉得皱巴巴的五毛钱双手递给摊主，连着说了四五声“谢谢”。

“小心烫着！”摊主看我接过红苕，又叮咛了一句。

刚出炉的烤红苕烫得满手生疼，我边走边把红苕在两只手上倒来倒去，想等到凉一点再吃。走了十来分钟后，手中的红苕不是很烫了，我正要张口吞下，面前突然闪出一个带着孩子的老阿姨。老人双手打揖求我：“大哥哥，小孙女一天没吃饭了，发发善心，给她吃一口吧！”

我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弄得不知所措，稍稍犹豫了一下，把红苕掰了一半递给老人，叮嘱了一句“别把孩子烫着了！”转身疾步离开，连手中的红苕也顾不上吃。但没走几步，后面又传来一个男孩子的哭闹声：“俺也要吃红苕！俺也要吃红苕！”男孩子河南口音很重，声音又尖又细，像一根钢丝穿透耳膜，扎进我的心头。我停住步子，拿着开始发凉的半个红苕，转身缓步向婆孙三人走去。男孩子比女孩子还小，看到我拿着红苕走过来，赶紧躲在奶奶身后，没再喊叫一声。

我把红苕递给老人，转身大步穿过纺织城，头也不回地爬向十里长坡。一路上分不清是雪水、汗水还是泪水，几乎一直在脸上倘着。

我战胜了饥饿，战胜了寒冷，在午夜12点多赶到家门口。父亲开门看我机在地上，赶紧唤我弟弟江绳出来，两个人把我扶到炕上。母亲什么也没说，泪流满面地喂我喝了一碗小米白菜汤，我终于明白自己回家了。

第二天，父母询问我晚回的原因，我如实讲了经过。母亲听完抽抽搭搭地哭了好久，责怪自己没有再给我零花钱。父亲却慢悠悠地说：“这五毛钱花得比五块钱都值！”

56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母亲的关爱和父亲的勉励，心头依然泛起滚烫的热流。

2017年1月23日